这是几篇陈文旧章，不知能否凑够现在这个小集子所需的字数。作为作者，只有在这个时候才真正体会到了懒惰的坏处：“经典都是小书”这句话在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自嘲。
现在想想，这几篇文字都是过去隔三岔五、有事无事的时候写的，当时并未意识到写它们“要干什么”。现在回头看看，心里生出了那么一点小欢喜：这几篇小章短文联结着这些年读书思考的一个圆心：中国人的中国性。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外国人曾经写过的一段话：
（中国人）怀着被礼貌隐藏起来的不屑和厌恶，他聆听着一些（外国的）外交官员认真而不合时宜的劝诫关于在中国修建铁路的好处，他看到了潜藏于评论之下的自私，于是立即兴高采烈地认真谈论起演讲者大衣纽扣的价格，或者就是对外国人为什么没有发现西瓜子作为一种食品货物的价值表示好奇。
这是19世纪晚期来华传教、后又成为外交官的美国人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于1900年在《真实的中国问题》一书中的话。我不掩饰受这本小书的影响，也从不人为地抑制读这本书的兴奋之情，虽然香烟的烟雾总是刺激着眼睛。这段话是作者对同时期在华传教士——包括他的同乡、比他出名得多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对“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这个西方命题的“佐证”和回应。白种人的优越感不在于他们的傲慢，而在于把中国人特有的“礼貌性拒绝”都当作思维方式的弱点。［1］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大智大慧的鲁迅也免不了被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附体，无法脱身。［2］譬如，有关“面子”这个中国概念，好像“面子”就是中国人“黄脸”的皮外特征。［3］
话已至此，就把这个小集子权当对何天爵这段话的一种应答：什么是中国性？［4］中国人有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和吸纳别人的东西，但倾听和吸纳的方式又是自己的；他们可以接受西方，但强加的不行。中国接受外物的方式与西方相比，总是差那么薄薄的一层：既捅不破，也丢不了。一个怀揣人类理想的民族要想真心帮助这个民族的一个前提，就是首先要对它尊重，［5］哪怕在助人者看来有些东西如此的不可思议。［6］“本土化”这个词在别的地方意味着要倍加努力，而在中国却是稀松平常。这块土地既不是“大染缸”，也不是漂白剂，事实的真相只有一个：它有13亿人，要想一个东西能让这么多乌拉拉的人都接受完全不可能；即便接受，也要经过他们的七嘴八舌、唧唧歪歪，最后他们会骄傲地说，“那东西原本就是我们自己的”。
我不是个做学问的人，但也从不谦虚地声称自己是个阅读者和思考者，因为对我而言，看和想比写容易。作为外行，我不喜欢这样一种做学问的方式：手里拿个罗盘，像个风水大师，口中振振有词，或是默念或是高喊，然后指指点点，最后把烧的一张纸向空中一抛，便有了结论。
注释
［1］西方在华传教士对中国的表述有一个共同特点：在叙述的显眼处都会廉价地恭维这个民族几句，然后才说出自己的真实看法。等看完了全篇就会发现，原来的那些恭维话只是为了一种反讽的修辞需要。
［2］当然，鲁迅对西洋文明的接受不是单一的，也不是碎片化的，而是一种整体的姿态，一种全景式的观望，而这种观望又是通过尼采、易卜生、拜伦等而完成的。他最终接纳的不是西洋文明，而是由这种文明的本源所呈现出的那种意象。
［3］若有时间和心情，以后专做一篇有关中国人“面子”的文章。
［4］16世纪，欧洲还能以谦卑的态度观看基督教以外的人类世界，如印度、中国和印加文明，这也注定了一种无可救赎的人类多元性存在，无论这以后的欧洲多么傲慢、多么大男子主义。
［5］比如，明恩溥在把中国与英、美比较的时候，总是避免用“英国”“美国”这种带有地域色彩的词汇，喜欢且常用的是用以区分种属的词——盎格鲁－撒克逊民族。
［6］西方传教士特别爱抱怨中国人迷信，但他们没有能力区分：“迷信”是中国百姓的日常信仰还是喜欢那些多少带有些想入非非的故事？实际上，中国人既对狐狸成精的故事津津乐道，也对有狐狸皮毛的衣服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