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世界的中心
1913年，《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编辑弗朗西斯·里格利·赫斯特（Francis Wrigley Hirst）发表了一篇题为“海外旅行”（Foreign Travel）的随笔。他在这篇文章中描述了那个年代的全球化，这一过程似乎随着过去的一个又一个十年而越发加速。
赫斯特写道：“铁路和轮船已经使伦敦到芝加哥的旅程比两个世纪前伦敦到爱丁堡还要快，还要舒适”——
英国的舒适用品、美国的奢侈品、法国的大餐、德国的侍者，只要有钱便轻易可得。只要一个地方的娱乐活动丰富，空气清新适合养病，或者做买卖的市场条件良好，就会有很不错的旅馆。资本的眼睛是雪亮的，不停地搜寻着最高的利润和充分的安全感，不带任何民族偏见。它一直在寻找机会，对旅行的爱好也随着设施的完善而增强。瑞士是欧洲的第一个游乐场。现在的世界已经遍布游乐场，精力旺盛的游民和疲惫的赚钱人士乖乖地蜂拥而至，加入时髦社交、消遣娱乐或医疗调养等形形色色的活动中。非洲沙漠、克什米尔、加利福尼亚州、日本、加纳利群岛、百慕大、希腊群岛、乌干达、不列颠哥伦比亚（British Columbia），对于当代的环球旅行者来说都不算太远。商业旅行者无处不在，“本社记者”对战争和战争谣言的追寻就像猎人追踪猎物一样敏锐。
旅行在赫斯特的生平年代（1913年他39岁）变得便宜多了，这里所谓的旅行不仅包括富裕的旅行者追求新鲜体验，还包括移民追求光明未来。他写道：“于是，为了乐趣或利益的旅行者数量稳步增长也就不足为奇了。”
环球旅行一向险象环生，现在却可以以海上航游的形式出售给好奇的旅行者，在奢侈的条件下实现。汉堡—美洲公司（Hamburg-American Line）定期推出乘“克利夫兰”号（Cleveland）汽船环游世界的旅程，从纽约到欧洲，之后经苏伊士运河到达印度、缅甸、菲律宾、香港、日本、夏威夷和旧金山，一共只需650美元。“（环游世界）这样一项重大事业往往洋溢着浪漫的气氛和冒险精神。”这段旅程的宣传资料如是说。然而，当代旅行者享受到的舒适条件是先前的人们无法想象的。在“克利夫兰”号汽船上，甲板之间通电梯，客舱之间还可以互通电话。船上配备着一间供业余摄影师使用的暗室，一间存有英文、法文和德文书籍的藏书室，还有一间健身房，内有电动器械，其中一些是马鞍的形状。这段旅程的最后一段是从旧金山返回纽约，在1913年还只能走横贯大陆铁路。巴拿马运河于1914年通航，这让后来的旅行者得以走海路完成整个旅程。
本书是一种另类的环球旅行。从欧洲的首都城市——伦敦、巴黎、柏林、罗马、维也纳和圣彼得堡出发，行至美国城市——华盛顿、纽约、底特律、洛杉矶和墨西哥城，之后是更广阔的世界各地——温尼伯、墨尔本、布宜诺斯艾利斯、阿尔及尔、孟买、德班、德黑兰和耶路撒冷，最后来到1913年欧洲以外各大帝国主要城市的核心——君士坦丁堡、北京、上海和东京。
这样做的用意并不是要记录单单这12个月内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发生了些什么，更不是要谨慎小心地寻找出次年夏天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是历史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这场战争的责任归属便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不同时期的不同历史学家将指责的矛头对准过普鲁士社会的军国主义、德国统治世界的野心、德国内部的政治危机、奥匈帝国的冒险主义、奥匈帝国内部的政治危机、俄国的帝国主义、俄国内部的政治危机、欧洲的联盟体系、对欧洲文化衰落的恐惧、火车时间表残酷无情的逻辑，或者是上述几项或全部的结合。个别外交官的作为和疏忽必然会影响欧洲各个大使馆所做出的决定。对于国力和意图以及二者在不远的将来会有何走向的相关评估，这一切都在改变着不同的政治家、君主和将军在脑海中对战争的推演。当今的历史学家一般认为，1914年6月奥匈帝国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并没有昭示战争的必然性。事实上，战争从何时开始走向必然——如果有这样一个时间点的话，是不是在很久以前或者很久以后——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历史学家大多承认，1914年英国的参战并非命中注定，事实上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就算战争真的开始了，战争的过程和任何历史事件一样，取决于一系列偶然因素，以及诸如经济实力、行政效率、人口等更为恒定的因素。在《虚拟的历史》（Virtual History）中，一个个偶然因素发生了改变，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历史中的偶然性、可能性和路径依赖性。
世界大战为何在1914年爆发，战争又为何持续了四年，为了探索这些问题而做出的努力，从历史和政治角度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只有努力尝试去理解过去，才有望从中学到东西，不论理解得多么有限。然而正如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所言，一心一意地探索战争的起因，在揭露过去的同时反而要冒着曲解过去的风险：
……从欧洲战前数十年间所发生的大小事件中查找到的起因，像天平的砝码一样累积，终于让结论从可能走向了必然。偶然、选择和行为都从我们的视野中抽离了出来。
我们知道最终发生了什么——一场把世界闹得天翻地覆的战争。正因如此，当我们回首世界在战争之前的样子时，视野会变得狭隘。因为战争是在欧洲爆发的，我们自然倾向于将目光聚集在战前时代欧洲汹涌澎湃的希望与野心上，却忘了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我们听信那些在1913年便预言了战争的人，就会对另外很多没有预言到战争的人视而不见，其实这些人在战争最终到来时甚至感到震惊。1910年，作家、和平宣传者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发表了著名的宣言，认为在20世纪早期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世界上，一场有利可图的战争是“大幻觉”（不过，他还没有全然否定其可能性）。即便是认为战争有可能甚至很可能发生的人，在展望未来时也是相当镇定的，因为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任何一场战争都只是对于体制的一次短暂冲击，而不是长达四年的流血牺牲。对于过去，只需问一个问题——战争为什么发生——便有很大可能让此外的一切都成为证据，根据它们在答案中所发挥的作用来决定是用还是弃。这或许是必然的。人们很可能只是把1913年的世界视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接待厅，却不能就其本身来看待——用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名言说，就是“还原其本来面目”。
事后之明当然是在所难免的。我们不能只用后来发生的事情来折射出1913年的世界——当然，这一年中的某些利害关系确实是我们从后往前看才看到的。但我们至少可以尝试用当代的眼光、以未来的开阔性来观察1913年的世界，看清它错综复杂的全貌。通过阅读个人对那个时代的记录和报纸的报道，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阅读派驻东京或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外交人员搜集整理的、向上级通报特定时间内特定国家情况的密报。我们还可以将目光投向这个世界上那些西方历史学家关注较少的地区，也就是西方以外的世界，因为那些地区与欧洲战争导火索的牵涉没那么明显和直接。
因此，相比很多关于这段时间的书，本书所设定的目标一方面更朴素，另一方面也更宏伟。朴素是因为本书不求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做出解释——应当将本书当作对战争起源的历史记录的补充，而不是这些记录的替代品。朴素还因为本书只关注这一年，而没有像另外一些历史学家那样精彩地描绘出漫长的19世纪的全貌。它更多是按照地理顺序而非年代顺序进行的。但书中又有独特不凡的抱负，就是要真实地描绘出1913年的世界全景图。这些描述通常是从当时的旅行者和作家的角度出发，那些人大多是西方人，但也会有当年的亲历者的视角，不论高低贵贱，有名无名，是不是西方人。本书试图再现他们的世界。书中贯穿的理念是，将1913年以及之前的那些年作为一段全球化程度空前、交流联系频繁、思想丰富多样的时期来探讨。1913年是可能之年，而非命定之年。
关于1913年的世界，我们在写作时往往会回溯至更久以前。写作中有时还会明显地体现出我们对于这段时间的看法是歪曲的，因为对它比较熟悉，或者因为时间上比较接近——对于我们本身所处的时代，我们倾向于在心理上将它压缩，而对于祖辈们所处的时代，我们则倾向于将它延展开来。然而对于生活在1913年的人们来说，他们与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的距离并不比我们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距离更远：东欧剧变、个人计算机的出现、比尔·克林顿的总统任期都处在这一时期内。1901年，外国军队进占北京紫禁城，镇压以打击西方利益为目标的义和团运动，这个事件与1913年之间的距离，恰似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事件与我们今天之间的距离。仅仅100年前的1913年，成千上万名参加过美国内战的老兵，在那场战争中最重要的一场战役的地点、宾夕法尼亚州的葛底斯堡集会。在20世纪初，19世纪的阴霾依然阴魂不散。
与之相类似的是，1913年的世界与我们之间虽然隔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但并非与我们自身的时代全然无关。这层关系不仅仅是指我们许多人都了解过曾经生活在一百年前的祖父母或曾祖父母。（我的祖父母都曾生活在1913年；我的祖父当时还是个小伙子，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乡村，乘坐蒸汽机车上学。）另外还有一点，一百年前的世界从很多方面来讲，绝对是现代化的。
1913年，我们的世界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对于“全球化”这个词，现在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认为它指的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一种现象，然而它早在1913年就已经在进行了——事实上，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当年的全球一体化程度比现在还要高。在“一战”之前的那一年，关于全球性社会或者国际法规则下的世界这些理念，已经是稀松平常，尽管当时的制度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正如英国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G. P.古奇（G. P. Gooch）在1912年所言：“文明成了国际性的。”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的前身于1913年开张。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是从美国单极时代转变为更具潜在竞争性的多极时代，这与一百年前英国相对衰落、亚洲重新苏醒、新兴强国试图在别的国家设立的世界体系中分一杯羹的状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样的相似也让人心神难安。此外，在文化和科技方面，很多被我们视为现代典型的事物，例如立体主义和表现主义现代艺术、飞机、电话、汽车，甚至空投炸弹，在1913年就已经出现了。
本书给出了一份精选和一种诠释。就此意义来看，它像是一幅肖像画。但它同时也是一个世纪前的世界之旅——原来那个年代根本没有那么遥远。
1913年根特（Ghent）世界博览会（Exposition Universelle et Internationale）。世界博览会意在赞颂人类进步，宣告欧洲文明的统治地位。18个月后，这座城市被德国军队占领。
欧洲人在观察1913年的世界时，就像是白雪皑皑的奥林匹斯山上的希腊众神：自身位于高处，脚下是广袤的大地。
就此来看，作为一名欧洲人，就意味着占据了人类发展的巅峰。过往的种种文明或许建造了伟大的城市，发明了代数和火药，但无一可以与在欧洲兴起、通过这块大陆空前的财富和势力而展现出来的物质和科技文化相媲美。帝国是这种文化的终极产物，这个词语既有不可抗拒的优越性，也是世界进步的架构原则。就连丹麦、葡萄牙、比利时、荷兰等一些欧洲小国的国旗，都曾飘扬在更为广阔的世界的角落，不论是加勒比海的众多岛屿、东南亚群岛，还是非洲中部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欧洲大国中只有奥匈帝国依然没有成为殖民帝国。作为一名欧洲人，特别是欧洲男人，会把自己看作世界中心，所有的距离测量都以此为起点，所有的时钟校准都以此为标准。
科技创新打破了距离的屏障，把世界变小，商品、财富和人员的流动让世界变得更加融合。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欧洲作为这些发展进步的引擎室，必然要有最为稠密的铁路网和交错纵横的电话线。无情的等级逻辑指引着不断壮大的工业企业，经济似乎让个体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欧洲代表着相互依赖的极致：每个国家都依赖着邻国的资源、市场或去往世界其他地方的通道。在欧洲人看来，应当敢于去殖民，控制世界，这是事物的自然规律，相应地，这个世界也必然要在欧洲得到展现。
1913年，最能体现出欧洲一体化的国家，大概就是工业化、和平、双语、将中立写入了宪法的比利时。在这一年里，佛兰德斯的中世纪城市根特和几年前的布鲁塞尔一样，举办了世界博览会，通称世博会。每个参加国都委托建造了自己的展馆，庆祝本国在人类共同的工业文明高地上迈出的每一步，从教育到艺术，从电力到体育运动。你可以倾听着静谧的喷泉声，漫步在万国大道（Avenue des Nations）上，从邻国荷兰来到遥远的波斯。你可以参观1900年那场标志性的世博会举办地巴黎的别致展馆，或者新古典主义的加拿大馆，或者更加现代化的德国馆。
因为是帝国时代，因为这里是比利时，你或许会在刚果馆驻足，翻开一本纪念比利时人在殖民过程中的英勇事迹的书。书的作者问道：“英勇的殖民者们在非洲的灌木丛中风餐露宿，远离祖国母亲，开创文明事业，她（比利时）能够延续这份事业，难道不应归功于国家自身和国家荣誉吗？”比利时人贪婪地搜刮非洲的橡胶，由此积累了大量财富，其间有数以千计的刚果人牺牲。1908年还有一段不光彩的小插曲，比利时前任国王个人所有的刚果由于管理不善，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最终刚果由比利时政府正式接管。对于以上两点，这本书只字未提。但这些都不重要——世博会是用来赞颂世界各国的发展的。它并不会去调查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这样的发展。
18个月后，根特这座城市被外国军队占领，在德国的铁丝网后面黯然失色。但是在1913年，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还在欢迎德国家具和英国手工艺品的宣传展览大举入侵。鼓励参展的一本小册子上写道：“就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而言，对于人类才智所取得的不断进步，根特世博会将会是一次颇具分量的肯定。”金色和白色的博览会建筑物坐落在众多布局合理的花园中。到了夜里，整个场地亮起新时代明亮的标志——电灯。前来的游人会以为自己正处在欧洲世界的中心、发展与命运的十字路口，这也就不难理解了。
比利时社会民主人士亨利·拉方丹（Henri la Fontaine）因其在国际和平局（International Peace Bureau）的工作获得了191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他还是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国际协会联盟（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的创始人］。8月，和平宫（Peace Palace）在荷兰城市海牙开张，这里是致力于借助谈判的力量而不是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本部所在地，而海牙与根特之间的距离只有一百英里。美国钢铁大亨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慷慨承担了和平宫的建造费用，建筑材料来自世界各地：荷兰的砖、法国的砂岩、瑞典和挪威的花岗岩、奥地利的木质地板。在建筑内部，英国的彩色玻璃俯瞰着美国的青铜雕像，还有巴西的红木和椴木、中国和日本的丝绸卡通画和瓶饰、土耳其的地毯。装饰在建筑物顶部的钟塔来自瑞士。和平宫的熟铁门来自德国。
对于某个特定阶级的人们来说，“欧洲”不仅仅是对于一块大陆的地理描述，或者是天真的国际主义者的梦想，它是活生生的现实。例如英德混血的贵族哈里·凯斯勒（Harry Kessler），他酷爱写作，理查德·施特劳斯大获成功的喜歌剧《玫瑰骑士》（Der Rosenkavalier）的剧本就是由他所作。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欧洲就像是一本翻开的书，可以从任何一页读起，他从欧洲人的角度理解起来都是同样容易的。从1913年开始，他的日记记录了他与拥有德国血统的英国玛丽王后（Queen Mary）一起用餐（他还贬低了她的谈话技巧），与爱尔兰剧作家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共进晚餐（萧伯纳是法德英三国结盟的拥护者），与俄国芭蕾舞团经理尼金斯基（Nijinsky）共进午餐，拜访法国小说家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他曾向凯斯勒吐露：“我们不会打仗的，因为不出30天就会被打得落花流水……我们法国的政客心里都明白”）。
凯斯勒的社交和政治人脉无疑是十分广泛的，但他也毫不例外地将欧洲视为一个单独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确因国家之间的斗争而四分五裂，然而文化和阶级、贸易和旅游形成的纽带让这层关系更加错综复杂。贵族一向有能力游遍欧洲，现在则轮到中产阶级了。这年夏天，俄国青年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ergey Prokofiev）陪同母亲到柏林、巴黎、伦敦和瑞士旅行。这年的早些时候，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完成了一本主要著作的初稿之后，登上一列从伦敦开往米兰的火车（之后又乘船去了开罗）犒劳自己；12月时，他正在法国里维埃拉（Riviera）的罗克布伦（Roquebrune）。这一年5月，英国首相阿斯奎斯（Asquith）去威尼斯旅行，前一年夏天他曾与妻子、女儿和温斯顿·丘吉尔一起乘坐海军部的“女巫”号（Enchantress）游艇游览了亚得里亚海这段海岸线，此番是故地重游。这一次，他在威尼斯，把《贝德克尔旅行指南》（Baedeker）紧紧地攥在胸前，他变得和每一个一丝不苟、志同道合的欧洲游客一样，会向一起乘坐贡多拉的乘客们提出“是谁画了哪位圣人、在哪座教堂”之类的问题。
对于欧洲的有闲阶级，以及越来越多的职业中产阶级，或者至少是那些有钱也有时间用来花钱的人来说，可以通过从温泉小镇到海滨胜地的一段段火车旅行来感受这个大洲，充其量偶尔会被各种装扮的海关官员拦下，接受他们客客气气的询问。这些欧洲人所居住的大洲遍布着豪华大酒店，例如圣莫里茨（St. Moritz）新开张的卡尔顿（Carlton）酒店（据酒店所有者称，这间酒店原本是作为俄国沙皇的行宫），还有尼斯用绚丽的黄金和大理石打造的内格雷斯科（Negresco）酒店。想要疗养的人会去亚希莫夫（Jáchymov）的镭疗养所，玛丽·居里就是在那里取得了用于放射性研究的沥青铀矿。想要晒太阳和寻找灵感的人经常会去威尼斯利多（Lido）岛上的德班大酒店（Grand Hôtel des Bains），之前有一部很受欢迎的德国小说的背景就设在那里。如果到了蒙特卡洛，发现一位英国绅士和一位奥地利外科医生用法语交谈，同时还在打量着一位打牌连着输的俄国将军，这样的场面一点儿也不稀奇。
爱国主义虽然是实实在在的，却并没有否定活跃在这样一个欧洲社会中的世界主义。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并不妨碍一个人认可外国的社交同人，欣赏别国的优点。第二年夏天，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这一事件打开了欧洲战争的最后一道闸门。事发当时，政治家、将军和作家们全都发现自己正在敌人的国家度假，他们早已习惯不假思索地跨越国境线了。俄国的阿列克谢·勃鲁西洛夫（Alexei Brusilov）将军在德国。塞尔维亚陆军司令拉多米尔·普特尼克（Radomir Putnik）将军在奥匈帝国。温斯顿·丘吉尔正在德国北部的基尔（Kiel）参加一场英德海军活动。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祖国波兰的扎科帕内（Zakopane）。
这些年化为了一段无比惨烈的历史，后来当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提笔写下当年的经历时，他回忆道，一个讲法语的比利时诗人在听到德国齐柏林飞艇的坠毁声时放声大哭，因为这是欧洲前进道路上的一场悲剧。茨威格记得自己作为奥地利人，却为法国飞行员的功勋而欢呼：
……由于我们为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感到自豪，欧洲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氛围以及欧洲的全民意识正在形成。我们心想，任何一架飞机都能轻松飞越的国界是多么的徒劳，海关工作和边防巡守是多么的迂腐、虚伪，与明显追求团结一致、世界大同的时代精神是多么的格格不入！
欧洲有闲阶级共同的社交经历可以塑造出他们的共性意识。与之相类似的是，欧洲的前卫女性在为争取选举权的事业并肩战斗，世界语的使用者对一种新的语言充满了共同的期待。欧洲工人阶级的团结意识也在社会主义学说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得到了深化。欧洲的贵族阶级与他们的外国远房表亲一起赛艇、赌博、应酬；欧洲的中产阶级揣着旅行指南，逛着博物馆；欧洲的工人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第二国际（Second International），常设办事处位于布鲁塞尔。这时的欧洲属于法国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奥地利社会主义者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立者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这个强大的政党当时是德国国会的第一大党。就连英国的左派领袖凯尔·哈迪（Keir Hardie）和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也曾赴斯图加特和巴塞尔参加大会。出国旅行对于欧洲工人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但他们的代表可以做到，采用的是与运煤出矿和运钢出厂相同的交通运输方式。
围绕着一些原则性问题，譬如一个资产阶级社会中可以实现何等程度的改革、农业社会中的革命潜在性、社会主义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等，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产生了争论，进而导致分化。然而尽管如此，国际工人阶级团结一心，扫清了这一切。1912年11月，来自23个国家的553名代表齐聚瑞士，投身于统一与和平的大业。事实上，1913年的根特世博会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并不是战争，而是比利时的一次大罢工。在工人的团结面前，难道还有可能发生战争吗？人们被国家的概念所唤起的对国家的忠心，甚至比不上一两代人以前对一个地区或城市的忠心。这样下去，国家的概念岂不是要最终成为一件怪异的纪念品？国家岂不会像邦国一样消亡？
关于民族性格的传闻，赤裸裸的民族主义，甚至还有更让人担心的、对战争的赞颂，这一切都在影响着欧洲的文化精英和高级知识分子。法国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Maurice Ravel）表示，奥地利作曲家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的音乐与“我对法国音乐的感受”之间隔着一道“深渊”。意大利的未来主义流派既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同时又对本国大肆抨击，表示战争是“世界上唯一的清洁之法”。被滥用成风的达尔文科学与尼采哲学似乎认为人类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尼采也发表过这样一种不怎么有名的言论，认为与此同时“欧洲本身也想要合而为一”）。法国的“文化”（culture）经常被人拿来同德国的“文化”（Kultur）相比较（德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更阳刚，更侧重思考，而法国文化更阴柔，更侧重对话）。艺术家和作曲家都很在意自身的文化腹地，不论相对于国家层面如何。上至诸如斯拉夫人之类的超国家集团，下至诸如布列塔尼（Brittany）和加泰罗尼亚（Catalonia）之类的地方性区域，民间文化都在世纪之初迅速普及开来。然而，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更“原始”（并不一定是欧洲）的文化形式的兴趣也变得更加广泛，认为其中蕴含着新奇的灵感。
然而在某些方面，欧洲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圈，与工人阶级和有闲阶级一样，正在朝欧洲的一系列共同运动发展，而对这一系列共同运动的定义，更多地取决于它们与过去所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与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流派之间的关系。欧洲建筑师的建筑风格都非常相似，他们经常接受外国的委托，不论是在柏林、伦敦还是维也纳，所要面对的现代城市问题都是一样的。欧洲的大艺术家和大作家们频繁出国举办展览，甚至出国居住：1913年，法国画家罗伯特·德劳内（Robert Delaunay）在柏林“风暴画廊”（Der Sturm）举办了一场个展，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居住在讲意大利语的奥匈帝国城市的里雅斯特（Trieste），俄国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居住在慕尼黑，俄国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居住在意大利卡普里（Capri）岛，意大利人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和德·基里科（de Chirico）居住在巴黎，同样居住在巴黎的还有西班牙人毕加索以及犹太裔俄国人夏加尔（Chagall）。在潜意识领域，弗洛伊德（Freud）的《梦的解析》（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于1913年首次发行英文版。
决定欧洲人的艺术和音乐品位的，除了国家的民众，还有购买时不只看国家的活跃的收藏家阶层，以及从维也纳到巴黎的咖啡馆中都能找到的泛欧洲文化评论杂志。在舞蹈方面，1913年探戈风靡全欧洲，甚至到了某些教会和政治领袖试图下令禁止的程度。更高层次的还有欧洲音乐家和舞蹈家的巡演，其中佳吉列夫（Diaghilev）的俄罗斯芭蕾舞团（Ballets Russes）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样的巡演也促进了欧洲丰富多变的时代文化的形成。
特别是在音乐领域，尽管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涌现出了一批特色鲜明的民族作曲家——包括德国的瓦格纳、奥匈帝国的布鲁克纳、英格兰的埃尔加，更有挪威的格里格、俄国的柴可夫斯基、奥匈帝国捷克语区的斯美塔那——然而民族的隔阂并非难以逾越。在大多数城市都可以听到来自欧洲各国的音乐。在各个地方都可以学习音乐：维拉·布里顿（Vera Brittain）回忆起战前她的弟弟很想去莱比锡或德累斯顿学习作曲。画家和音乐家的国籍并不能保证其在本国受欢迎，抑或在他国受排挤。1913年，即便是在巴黎——“沙文主义”一词的来源地法国的首都——贝多芬也是音乐厅中上演作品最多的作曲家，他的作品出现在至少716场音乐会中。（最受欢迎的法国作曲家圣桑只有279场，排在他前面的还有1913年恰逢百年诞辰的瓦格纳、舒曼和操着一口流利法语的波兰人肖邦。）
《贝多芬传》的作者、法国人罗曼·罗兰在1904—1912年发表了十卷本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Jean Christophe）。他立志写出一部真正的欧洲长篇小说，作品描写了德国作曲家约翰·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Johann Christopher Krafft）及其法国友人奥里维·耶南（Olivier Jeannin）的一生，正是共同的欧洲音乐经典让两人结谊。这样的故事是一种超越性文化的愿景，在德法两国都能被读者接受。当然，这并非世间常态：据驻巴黎的比利时大使记载，在巴黎的剧院内，观众们会对戏剧中表现出来的反德情绪鼓掌叫好，反德戏剧《阿尔萨斯》（L’Alsace）也在那里大获成功（就连罗兰自己也有底线，他认为阿尔萨斯和洛林无疑是法国而不是德国的）。尽管存在着类似的争论，狭隘民族主义也深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更博大的欧洲文化构想却并未消失，反而在诸多方面得以复苏。
1913年夏，欧洲的贵族知识分子聚集在海勒劳（Hellerau）的文化节上，这座德国田园城市本身就是受到一个英国样板的启发而建的。在这里，他们成了真正的欧洲先锋派艺术家。中世纪的欧洲统一是由天主教和拉丁文的文化专制所定义的，那种当然也算是统一，毕竟每个礼拜日都有数百万人用同一种语言做礼拜，然而这一次却并非如此。这是一个躁动鲜活的艺术景观。但它的欧洲性甚于民族性，追求共性而非个性。
站在社会顶端的是那些最显赫的欧洲人，也就是欧洲的君主，他们之间形成的王朝关系网深深地烙印着共同的欧洲血统。特别要提到三位君主，他们每个人身上著名的优缺点也在描述着各自所统领的国家，他们是：英王乔治五世（George V），可靠又迟钝；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乖僻又自负；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在一些人面前忠诚保守，在另外一些人面前却缺乏主见和定力。他们三个人都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后代，彼此是表兄弟关系，其中乔治和尼古拉长得非常像，很难分清谁是谁。欧洲各国所组成的大家庭也在这三个人身上得到了体现。
欧洲秩序持久性的象征。1913年，柏林，沙皇尼古拉二世和英王乔治五世在表兄德皇威廉二世女儿的婚礼上。一家报纸的大标题是“统治着世界1/3的宾客们”。
1913年5月中旬，表兄弟三人相聚在柏林，参加维多利亚·路易丝公主（Princess Victoria Luise）与坎伯兰的恩斯特·奥古斯特王子（Prince Ernst August of Cumberland）的婚礼。这位公主通常被叫作“小公主”（Prinzesschen），是德皇唯一的女儿。出席婚礼的有“一大群王子”。这场婚礼标志着以德皇威廉二世为首的霍亨索伦（Hohenzollern）王室与恩斯特·奥古斯特王子所属的汉诺威（Hanover）王室最终和解，解决了王室之间私底下的争端。它同时也发挥着公共作用，成了这个“空前繁荣和快乐”的社交季节的关注点。这对皇家眷侣在真爱的作用下，克服了王室之间的分歧，传为一段佳话，仿佛廉价通俗小说永恒的主题放大在了皇室成员身上。回想起这对新婚夫妇，有人用“让所有真正的柏林人备感亲切的、难以抑制的感伤”来描述。维多利亚·路易丝远比她的父亲更擅长驾驭现代媒体，她只喜欢摆出无比华丽的造型上相，开心地“微笑、摆造型、换姿势，让每一个摄影师都有机会”。
这场婚礼占据欧洲报纸的社会版长达一个星期。对于读到这一消息的人，或者在伦敦、巴黎、圣彼得堡的电影院看到了从柏林发回来的新闻影片的人，英王和俄国沙皇的出席必然让婚礼显得更加意味深长。这三位统治者的出席，也许证实了君主制尽管日渐式微，却是欧洲政局中一股重要的调和之力。人们不会指望君主之间有什么外交往来，事实上这方面的工作大多是由君主的外交代表来完成的，以此来保证君主们不会肆意妄为，做出脑力所不能及（或者不符合宪法）的事情。然而尽管如此，这次会面至少深化了信任。《每日图片报》（Daily Graphic）认为：“当身为近亲的大国君主们可以在公开场合会面，将亲情完完全全地表露出来时，我们总是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当下的政治前景是清晰的。”柏林的商店出售英国国王和王后的肖像，还有拿来向他们挥舞的米字旗。国王乔治五世借机对英国民众发表讲话，告诉大家要“保持促进与这个收养你们的国家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和相互理解，这样有利于确保世界和平”。（这年夏天晚些时候，国王把自己的儿子、威尔士亲王爱德华送去德国，爱德华乘坐汽车沿着莱茵河旅行，顺便探望了他的表亲，还到柏林拜访了德皇。）
在过去的数年间，由于巴尔干半岛的战争、法德两国在北非的僵持等等，乔治五世一直神经紧张，因此他的这番话相当于对共同利益做出了重要提示，同时也化解了性急之人的感情迸发。1913年，已经退休的德国将军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Friedrich von Bernhardi）所作的《德国与下一场战争》（Germany and the Next War）依然大受欢迎，书中给德国出主意，说走上强国之路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开战。仅仅几个星期前，威廉皇储（Crown Prince Wilhelm）发行了一本爱国书籍，序言中把当代社会诋毁成“太喜欢拿世界大同来自夸了”，还宣称“永远和平的可能性纯属白日做梦”。他指出，战争是由于一个新兴大国遭到了不合情理的限制，自然也要把自己的动能释放出来，正如闪电是由于不同电荷的云层和地面之间的电压必然要释放出来。
上述观点蛊惑了一些人。泛日耳曼主义者的设想是，在德国和英国之间，或者进一步歪曲到种族的层面上，在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间，能够来一场大清算。因此这类人自然会支持。但这些观点也并不算特别新鲜。欧洲对德国口头上逞军国主义之能已经习以为常，人们在传统观念中通常是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毕竟英国也有侵略主义者，俄国也有泛斯拉夫主义者，法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或许还是最强硬的。更重要的一点是，威廉皇储毕竟不是德皇，只是德皇一个叛逆的儿子。伯恩哈迪也只是一个退休的将军，并不在任。德皇本人是借皇室婚礼的契机回归到他擅长的角色上来，作为一个世故之人、和事佬，他宽宏大量地释放了两名英国国民——特伦奇（Trench）上尉和伯特兰·斯图尔特（Bertrand Stewart）。这两个人因假扮游客从事针对德国海上防御的间谍活动而被关押在克沃兹科（Glatz，波兰语Kłodzko）要塞。英国国王和俄国沙皇出现在德国皇帝家里，岂不证明了只要欧洲各个王朝之间依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不会有灾难降临在这个世界上？柏林大街小巷中欢呼的人群岂不证明了两国之间亲切友好的感情基调？
筹划安排强化了皇室间的和睦关系，任何政治上的分歧都显得黯然失色。乔治五世到达柏林勒尔特（Lehrter）火车站后，和德皇一起骑马来到皇宫，英王穿的是普鲁士龙骑卫队（Dragoon Guards）的制服，佩戴的绶带还表示他是普鲁士黑鹰骑士团（Order of the Black Eagle）的成员，而德皇穿着英国的制服，佩戴着英国嘉德勋章（Order of the Garter）宽大的蓝色缎带，戴着一顶铜头盔。车队进入皇宫时，鸣礼炮101响致意。第二天，沙皇也到了，仪式没有那么隆重，但加强了安保，有200名魁梧的俄国警探推搡着人群。根据记载，沙皇尼古拉二世此行并没有带上他的德国妻子，民众迎接他时的态度也比较冷淡。但德国皇室方面采取了补救措施，把俄国和德国的国旗铺在歌剧院屋顶。一家英国报纸对于这一系列事件的报道有着这样一个大标题——“统治着世界1/3的宾客们”。这个标题并不算太夸张。
这些头脑清醒、知识丰富、具有国际思维的欧洲人并不是犬儒主义者，但也没那么容易上当。他们仍旧可以相当冷静地从奥林匹斯山上打量1913年的世界。他们拥有无与伦比的文化、无可匹敌的优越地位，仅仅是家里的一小撮煽动分子、革命分子和军人作风的人在扰乱和平，而大步前进和发展保障了他们的未来。当然，到了某一时刻，事物的发展会由盛转衰。但不会是今天，也不会是明天。一切尘埃落定之时，会再次恢复到均衡状态，重新平静下来。奥林匹斯山依旧神圣不可侵犯，它面临的威胁并非微不足道，但也不是拿它没有办法。
太阳一如从前，每天清晨从乌拉尔山脉后方升起，照耀着欧洲，每天傍晚落入广阔的大西洋下。我们头顶的星辰依然钉在苍穹之上。我们的宇宙依然在平稳、沉默地继续着它的进程。
伦敦 世界城市有一个小小的岛群与欧洲大陆西北沿岸隔海相望，在1913年，它的首都伦敦已经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人口最多的城市、空前庞大的帝国之都、全球秩序的支点、世界金融的核心。在这一年的几个月里，根特或许充当了展示世界的窗口，但用当时人的话说，伦敦是一场“永恒的世博会”。古典派思想的前任印度总督寇松（Curzon）勋爵说伦敦“正在成为基督教确立之后的前三个世纪中的罗马，以及很久以后的拜占庭”。伦敦既然位于作为天地中心的欧洲，那么称它为世界中心也是很合理的。
伦敦的人口有700多万，是纽约和巴黎的1.5倍，将近柏林的2倍。几十年前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对伦敦的描述依然符合现状，“人类最大的聚集地——世界最全面的概览”。由于伦敦规模庞大，甚至连其中一些小型的民族社区都要比其他地方的整座城市还大，包括这些民族的祖国的城市。一本旅行指南上写道：“伦敦的爱尔兰人比都柏林还多，苏格兰人比阿伯丁还多，犹太人比巴勒斯坦还多，天主教徒比罗马还多。”
但伦敦之所以在世界上取得如此的地位，居民数量只是一小部分原因。遥远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和新西兰都有英国的国民，对于他们来说，伦敦代表着盎格鲁—撒克逊帝国的秩序——对其中一些人来说，伦敦代表的是“家乡”。在白厅的走廊上和威斯敏斯特宫的议会厅里，在自由党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的主持下，制定了一个个政治决策，这些决策影响着亚洲、非洲以及离英国本土更近的爱尔兰无数人民的未来。英国外交部来来往往的欧洲大使都被典型的英国人爱德华·格雷爵士看在眼里，由此我们也能够认识到伦敦在维护世界和平上处于外交核心地位，它正在试图施加强硬手段解决巴尔干问题。白金汉宫的外部刚刚装修一新，居于其中的是国王兼皇帝，无论是新加坡的商人还是牛津街（Oxford Street）的店主，都对攥在手里的、他那深入人心的形象同样熟悉。在世界上最大的码头——伦敦码头，每天都有货物运过来，映衬着每一个伦敦人的财富与品位。锡兰肉桂、加拿大皮草、牙买加朗姆酒、印度茶叶……这些货物又会被运往世界各地，为他们赚钱。在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流言蜚语漫天飞舞，世界货币暗流涌动，关于远在南非或阿根廷的商业利益的传言，由于有某种特定的好处或者特定的保证，便会让全球市场物价上涨或者下跌，发财或破财只在几个小时之间。世界上那些较小的城市，比如莫斯科和里约热内卢，以及这些城市所在的国家，都要依靠伦敦来筹集财政资金。《经济学人》得意地称：“伦敦开出来的票据是一种国际货币形式。”
泰晤士河在这一切之中穿流而过，从亨利（Henley）面朝河畔、整整齐齐的船坞，流至伦敦市中心时，河水已经严重污染、臭气熏天，最后在河口处汇入大海。“人们的梦想、联邦的种子、帝国的萌芽”顺流而下，大英帝国的记录者约瑟夫·康拉德产生了这样的思考。沿河往上，帝国的征服者得胜而归，国家的财富滚滚而来，世界各族人民蜂拥而至。
上述这些之中最重要的是乔治五世帝国的臣民。从也门、索马里和印度次大陆而来的印度水手是最具异国情调的，然而在伦敦东区也是屡见不鲜，英国商船上每七个水手中就有一个是印度水手。如今这些印度水手已在伦敦定居，形成了伦敦最早的一批穆斯林社区。在伦敦的中心区域，更常见的是勤奋好学的、年轻的帝国臣民，他们从加纳、尼日利亚和印度来到伦敦学习法律，正如大约25年前的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一样。其中的一些人或许会留在伦敦当律师，一些人会回老家，还有一些人会到以英国的法律实务和原则为主导的帝国其他角落，发挥自己的才能。所有这些人中最为我们所熟悉，以至于很难注意到的，莫过于伦敦人在自治殖民地那边的英国血统的亲戚，他们的上一代或者上上一代可能来自肯特的某个农场，或者苏格兰低地的某个村庄。帝国的归国人员中包括国王陛下忠实的反对派领袖、保守党人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他出生在加拿大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此外还有分成两派的爱尔兰人，南部的大多数人在过去的50年里一直谋求在都柏林成立一个议会，在岛内实行地方自治，而阿尔斯特（Ulster）的新教徒认为地方自治是天主教的阴谋，不惜以命相阻。
在1913年，对于普通的伦敦人来说，帝国思维已成习惯。一个从殖民地过来的首相，或者印度土帮主，都没什么稀奇的。两年前乔治五世举行加冕礼，帝国的众多名人前来参加，当时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伦敦公交线路的宣传语也以帝国自比。一条线路上这样写道：“公共巴士联结着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恰似国旗联结着帝国的商业贸易。”《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刊登过这样一则苏丹度假广告：“这里有着理想的冬季气候，永远干燥、晴朗、凉爽；我们提供快速汽船和豪华列车卧铺车厢。”根据这个描述来看，苏丹当地还有大型猎物供人尽情打猎。
帝国各个殖民地和自治领的代理机构散布在整座城市：加拿大、西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新西兰和南非在维多利亚街（Victoria Street），魁北克在国王道（Kingsway），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在坎农街（Cannon Street），新斯科舍（Nova Scotia）在蓓尔美尔（Pall Mall），昆士兰（Queensland）在河岸街（the Strand），维多利亚在墨尔本广场（Melbourne Place）。前任加拿大总督格雷伯爵（Earl Grey）觉得这还不够。他认为应当单独建造一座“自治领大楼”，“作为一个巨大的地标，它应当俯瞰其所在的整个区域，同时也应彰显出自身的特点，宣传远方辽阔的自治领是多么的壮丽，多么的重要”。1913年7月，乔治五世为待建的澳大利亚大楼（Australia House）奠基，这座大楼把澳大利亚的各个代理机构集中到了一座单独的建筑中。对于这件事，伦敦的澳大利亚人用他们当地的原住民语言喊着“coo-ee”。据《每日快报》报道：“这是一种拉长声的口号，听上去很悲伤，一声又一声地喊着，在伦敦人听来格外新鲜，差点儿被吓到。”
每个人都能在伦敦找到容身之处。不论我们如何想象，在高层政治领域，德国和英国之间互相看不起，但一个来自波罗的海海滨城市柯尼斯堡（Königsberg）或者西里西亚城市布雷斯劳（Breslau）的学生到了伦敦，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他可以加入圣潘克拉斯（St. Pancras）火车站附近的德国健身馆，参观牛津街附近的德国文化协会办公室，去达尔斯顿（Dalston）的德国医院求医，只是不能加入每周三上午在摄政街（Regent Street）甘布赖纳斯（Gambrinus）餐厅聚会的德国军官俱乐部，以及办公处设在布莱恩斯顿广场（Bryanston Square）的旅英德国家庭女教师协会。大约有10万名德国人生活在英国。虽然从德国港口登船前往英国的德国年轻人会被要求证明自己不是为了逃避兵役，但不论是乘船从不来梅或汉堡出发（对于柏林人和北德人），还是从荷兰的弗利辛恩（Vlissingen）或者比利时的奥斯坦德（Ostend）出发（对于南德人更方便），入境英国都是不需要护照的。1913年6月，水晶宫（Crystal Palace）举办了一场英德合展（效仿1908年的英法合展）。此次展览的英国主办方之一说：“一定不能让表亲之间渐渐疏远。”这种感情早在几年前发行的一本名为“我们的德国表亲”（Our German Cousins）的书中就曾有所体现，而这本书的发行方、诺思克利夫（Northcliffe）勋爵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据说还是极端反德的。
《贝德克尔旅行指南》向它的德国读者建议道，夏季5—7月是游览伦敦的最佳时节。这段时间正是所谓的“伦敦社交季”，英国的富贵阶层让伦敦成了他们社交日程的中心。与之相反，在一年中的其他时间里，英国贵族会回到通风良好的乡间别墅和苏格兰荒原。而1913年的伦敦社交界是前所未有的国际化。就在妇女参政论者埃米莉·戴维森（Emily Davison）为了争取妇女选举权的事业，在艾普森德比（Epsom Derby）赛马大赛上冲到国王的赛马前蹄下之后第二天，即6月5日晚间，血统混杂的欧洲贵族云集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Royal Albert Hall）的一场慈善活动上，活动的主题是17世纪的凡尔赛宫廷舞会。俄国的费利克斯·尤苏波夫亲王（Prince Felix Yusupov）原本想亲自扮演路易十四，但到了最后时刻却把自己的角色（和装束）转交给了德国的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大公（Grand Duke of Mecklenburg-Strelitz），自己宁愿扮成法国水手。俄国芭蕾舞女演员安娜·巴甫洛娃（Anna Pavlova）在舞会上献舞。“当‘光之城’（City of Light）还是世界社交中心时，假面舞会（bal masqué）风靡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每日邮报》写道，“而如今伦敦这些盛大的化装舞会一场赛一场的华丽，引领着愈演愈烈的时尚潮流，这岂不是证明伦敦的社交生活已经从各个首都城市之中脱颖而出了？”
《贝德克尔旅行指南》提议道，富裕的德国游客来到伦敦，如果不想麻烦亲友，还可以住在伦敦的大酒店，“现代安乐设施一应俱全”，在固定的进餐时间还有小型管弦乐队演奏小夜曲。“要求没那么高”的旅行者，也就是穷游者，可以去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不卖酒的旅馆或者德国移民经营的客栈寻找住宿。这里的食物以法国菜为主，大多数酒店都提供某种烤杂排，而素食主义者也可以选择到弗尼瓦尔街（Furnival Street）的“食物改良”（Food Reform）或者托特纳姆宫路（Tottenham Court Road）气派的“希恩水果午宴厅”（Shearn’s Fruit Luncheon Saloon）进餐。想要寻找家的感觉，可以去Löwenbräu餐厅和Zum lahmen Pferd餐厅，或者维也纳咖啡馆（Café Vienna）。
22岁的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第一次到俄罗斯帝国以外旅行时，只会用英语说“赛马俱乐部”和“厕所”，这让他寸步难行。尽管如此，伦敦似乎依然是一个开放的、充满无数可能的世界。走在摄政街和皮卡迪利大街（Piccadilly）上时，他说：
我的目光一直被不计其数的航运事务吸引着，那些远洋邮轮模型个子很大，做得很艺术，有的还切开了一些部分，展示出了内部的结构和布局，这些模型为事务所的平板玻璃窗增色不少。还有色彩明亮的印度和美国彩图，一大堆相应的旅行指南和宣传手册。放眼望去，像这般引人入胜的陈列，在圣彼得堡，甚至是巴黎都无处可寻，这让伦敦看上去似乎与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以至于在俄国人看来完全是痴心妄想的印度或南美之旅，在这里却是相当正常甚至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
事实证明，他到温莎（Windsor）附近时遇到了更多的麻烦，不过反复用不标准的发音重复了几次“温莎”之后，他还是拿到了所需的门票。普罗科菲耶夫在伦敦只停留了几天，却在海德公园（Hyde Park）见到了国王乔治五世以及来访的法国总统普恩加莱（Poincaré）。他在伦敦的一间音乐厅享受了一个晚上（他一个字都听不懂，却还是放声大笑），还认识到“伦敦比巴黎更容易遇见美人”，并下决心“学好英语，这对于我将来的旅行是必需的”。
青年律师N.罗摩奴阇斯瓦米（N. Ramunajaswami）先生来自世界上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落，他从印度出发，经过了四个星期的旅程。当英国第一次映入眼帘时，他把兴奋的心情写进了日记中：
当时是三点多钟，我看见了这个国家的白垩岩海岸，这个在一场场为自由和良知而战的、难忘的历史性战役中赢得了胜利，因而走向辉煌的、伟大而自由的国家。我一直发自内心地渴望和向往的英国海岸，如今亲眼看见，不禁感到一阵激动的快乐。虽然周围的空气很冷，但眼前的多佛尔（Dover）让我心花怒放，感觉浑身暖洋洋的。
真正到了伦敦时，罗摩奴阇斯瓦米首先是从伦敦公交车的上层观察这座城市。他把行李存放在贝斯沃特（Bayswater），之后前往大理石拱门（Marble Arch）和牛津街，再到金融城。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罗摩奴阇斯瓦米参加了埃伦·特里（Ellen Terry）夫人关于莎士比亚作品中女性角色的一场讲座，还去了几次剧院。他参观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圣保罗大教堂，在艾普森看了几场赛马，游览了剑桥（据说有百余名印度学生）和牛津，还参观了罗德板球场（Lord’s Cricket Ground）、上议院、伦敦动物园（他很喜欢里面的北极熊）、杜莎夫人蜡像馆（在1913年展出了巴尔干各个交战国君主的蜡像）、英国国家博物馆、泰特美术馆、国家美术馆和国家肖像馆。他在白厅的皇家联合军种博物馆（Royal United Services Museum）看到了滑铁卢战场的模型、查理一世（Charles I）的斩首令，以及据说是土耳其苏丹送给海军上将纳尔逊勋爵的钻石饰物，因纳尔逊在1798年的尼罗河口海战（the Battle of the Nile）中打败了法国人。
不列颠及其帝国的政治热忱从未衰减。在海德公园的演讲者之角（Speakers’ Corner），罗摩奴阇斯瓦米听到一位妇女参政论者正在向路人大声疾呼。他用印地语tamash形容这种场合，意思是“奇观”。他还去了潘克赫斯特（Pankhurst）夫人亲自主持的更大型的集会。当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位于伯蒙齐（Bermondsey）的总部揭匾时，他也在场，现在该党的成员已经获得了国会席位。他去了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英国分支的一场集会，支持这次集会的是该党的英国创始人之一威廉·韦德伯恩（William Wedderburn）爵士，参加集会的还有后来的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他参观了致力于改善大英帝国内部各民族之间关系的世界种族大会（Universal Races Congress）办公室。扎根在帝国首都的是一个更大的在英印度人社区，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遇见他们的代表。
罗摩奴阇斯瓦米对伦敦最深刻的印象自然是城市的巨大，但除此之外还有井然的秩序和警察的礼貌。他很欣赏英国保守与自由的结合，这里的人们不喜欢华而不实的空想，而是愿意不断改变自己，去适应新的事物。对于这一点，他认为英国要优于印度。英国人对帽子的执念令他感到诧异。一天，他大胆深入伦敦东区贫困的工人阶级中，并评论道：“如果伦敦只有东边的一部分，甚至不比马德拉斯（Madras）的某些贫民区好到哪里去。”但总的来说，他还是认为伦敦象征着大英帝国的伟大，以及大英帝国对印度的保护权。
罗摩奴阇斯瓦米买了两件东西带回印度——一辆自行车和一台留声机。他从多佛尔乘船到加莱（Calais），结束了这次一生之旅。返程途中，罗摩奴阇斯瓦米盛赞伦敦留给他的印象：
伟大的伦敦啊！我是多么爱你！……我永远忘不了这里的公园和花园，荒野和草甸，塔楼和石碑，隧道和桥梁，地铁、巴士和汽车，剧院和画廊，商店和旅馆，礼堂和教堂，大楼和宫殿，还有最重要的警察和人民。
罗摩奴阇斯瓦米是以帝国的印度子民的身份来到英国的。他离开时也是怀着身为印度的帝国主义者的态度，信仰着帝国的道德情操，同时寻求提升印度在帝国中的地位。伦敦，作为世界城市、一国之都、帝国都市，也发挥了自身的作用：它的规模和多样性震慑着所有接近它的人。他们不得不承认，伦敦是理所当然的全球势力中心，是帝国的顶峰和自证。
然而，这样的伦敦也并非十全十美。当罗摩奴阇斯瓦米告别伦敦之时，他用一连串的排比抒发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伦敦真的只是其众多区域的总和——人与建筑、广场和花园的集合吗？这是一座富有帝国色彩的城市，甚至可以说是傲慢，但它并没有一个极点，可以把各个不同的方面汇聚在一起。它结构松散，也就是缺乏主题。美国作家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游历欧洲时写道：“这座城市乍一看，好像大到所有的区域都不重要了。”
这或许要归咎于历史。柏林在40年的时间里，从普鲁士的穷乡僻壤迅速发展成为帝国首都，现已被一个神经兮兮的暴发户下令修建的宏伟大道塞满了；巴黎则是由于一位皇帝担心发生内乱，把整座城市大肆改造了一番。伦敦和它们不一样，多年以来一直在缓慢发展，沿着泰晤士河扩张，渐渐将冷冷清清的村庄转变为边远的自治市，道路也顺着8个世纪前《末日审判书》（Domesday）中所确定的参差不齐的边界线延伸。城市只进不出。特别是在东边，伦敦金融城的内部和周围，街道弯弯曲曲，房屋狭小，没有公共空间，建筑风格乱七八糟，根本不把关于规模和协调的现代法令放在眼里。虽然伦敦容纳了英格兰和威尔士总人口的1/5，却并没有经过总体规划。这座城市是英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的产物，是对于宏伟蓝图固有的疑心。
前任印度总督寇松勋爵认为，伦敦乱无秩序的发展与大英帝国的扩张相类似，后者按照约翰·西利（John Seeley）的著名说法，是“心不在焉地”取得的。在伦敦市长官邸（Mansion House）的一场公开演讲中，寇松表示，虽然“大家都认定我们的伦敦是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最了不起的城市”，但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不经过深谋远虑就发展起来，或者没有踏踏实实地按照计划来发展的大城市”。
对于伦敦及其所属的帝国，寇松认为：
……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发展起来的。它们之所以取得了如此重要的地位，一是由于地理位置优越，二是受到了上天的眷顾，三是偶然因素，至于最后一点，我们更愿意认为是人民的聪明才智。大英帝国及其首都如今都已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这时的我们必须总结和反思自己所在的位置，为未来做打算，因为不论对于这个国家还是这座城市，结果必是以下两种情况之一：大英帝国及其首都会因为过度膨胀，在强烈的离心趋向作用下垮掉；或者与之相反，如果吸收多方意见，经过深思熟虑，具有先见之明，那么大英帝国及其首都就有可能建立起新的和谐统一体，获得更大的影响力，确保未来不会逊色于美好的过去。
从更狭隘的角度来看，寇松认为伦敦在英格兰（在他看来，英格兰和英国是一回事）的作用，与巴黎在法国的作用并不相同。每个法国小镇都拿自己的乡土气息跟首都比，都渴望成为小巴黎。对于在巴黎度过的时光，法国公民会叹息、回味、庆祝。反观伦敦，它所代表的是义务、排场、权力和产业。人们对它引以为傲、忠心耿耿，却没有向往和眷恋。巴黎是一个理念，在每次复述中焕然一新；伦敦是一个事实，在实际经验中逐渐成形。法国人可能会希望自己是巴黎人，但英国人很少会希望自己是伦敦人。反倒是英国的乡村，郡城周围铺满落叶的小路，这样的景象才能够激起英国人更深刻的情感。寇松对来到伦敦市长官邸的听众们说：“一个英国人到了大英帝国的海外领土，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一个赛马场。”第二件事是建一个高尔夫球场；第三件事是“把大礼帽和长礼服收起来，在所有的场合都戴草帽，以此斩断与伦敦的一切联系”。
这座城市本身是零零碎碎的，拥有无数个市中心，无数条高街，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历史。“伦敦”包括了贝尔格莱维亚（Belgravia）、梅费尔（Mayfair）、肯辛顿（Kensington）既有的居民区以及牧羊人的丛林（Shepherd’s Bush）和女王公园（Queen’s Park）的新兴地区；它既可以是汉普斯特德（Hampstead）的大楼，也可以是东区混杂在一起的工厂和贫民窟。城市的边界向外推进，变得愈发模糊。当地的铁路线把埃塞克斯（Essex）和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乡下的“通勤村”纳入了伦敦的范围内，而电气化的大都会线也连接起了西边的米德赛克斯（Middlesex）和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东边的沃尔瑟姆斯托（Walthamstow）和莱顿（Leyton）的村庄，也同早先南边的斯特里汉姆（Streatham）和巴勒姆（Balham）一样，并入了这座正在扩张的城市。北边，新建的半都市化“田园城市”莱奇沃思（Letchworth）意在于城镇和乡村之间创造出一个幸福的环境，减轻伦敦在扩张过程中的压力，并且不仅为英国，还为全世界未来的新城镇建设提供一个样板。1913年，莱奇沃思的缔造者之一尤尔特·屈尔潘（Ewart Culpin）进行了世界巡回演讲，演讲的主题是这些新城镇如何推动社会改革。
即便在这座肆意扩张的都市的中心区范围内，也可以看到城市的多面性：商业的伦敦、政治的伦敦、娱乐的伦敦、博物馆的伦敦、纪念碑的伦敦，最后还有寇松所说的“数百万底层人民的伦敦，那个神秘陌生、高深莫测、让人费解的伦敦”。伦敦可以是世界的中心、帝国的首要城市、联合王国的首都，但它自己的中心又在哪里呢？
在一些人看来，伦敦的中心位于西区某处。澳大利亚风景画家、曾参与决定澳大利亚大楼建筑师人选的阿瑟·斯特里顿（Arthur Streeton）选择了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他的画作《帝国中心》（The Centre of Empire）完成于1902年，画中的特拉法加广场包裹在薄雾之中，却闪烁着微光，鸽子围绕着纪念英国最伟大的海军英雄的纳尔逊纪念柱（Nelson’s Column）飞翔。背景中有伦敦政治和皇室生活区的烟囱，英国军队总部所在地、皇家骑兵卫队大楼的圆顶清晰可见。在这幅画中，观察者可以俯视白厅——帝国政府所在地、政府各部的大本营。斯特里顿表示，帝国的中心位于这个政权、军权和王权的连接点，因此这里也是伦敦的中心。
但更多人认为另一个贸易与财富的连接点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中心。生于丹麦的画家尼尔斯·莫勒·伦德（Niels Moeller Lund）在1904年的画作《帝国之心》（The Heart of Empire）中，把银行交叉口（Bank junction）作为伦敦的地理和道德核心。从表面上看，银行交叉口只是一个拥挤的交叉路口，车水马龙，三面分别是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和伦敦市长官邸，也就是寇松1913年发表演讲的地方。但伦德选取了一个较高的视点来描绘这个地方，俯视着街上的喧嚣。圣保罗大教堂高耸于街景之上，这意味着在英国国教中，上帝准许这个帝国在世间追财逐利。和斯特里顿不同，伦德在《帝国之心》中所呈现出来的并不是伦敦西区宏伟的广场和宽阔的街道。这幅画是受金融城商人们的委托而画的，因此也是以他们的视角，展现出伦敦金融城的大街小巷。
伦敦中心，一个世界性帝国的政治核心一景。澳大利亚画家阿瑟·斯特里顿画于1902年的特拉法加广场，白厅的政府办公室在画的一侧。
在伦敦多达700万的人口中，只有2万人真正居住在金融城的1平方英里内。然而有将近40万人每天在这里上班，这些人戴着同样的圆顶硬礼帽，每天早上来到工作单位，囚禁在银行的账本或者保险公司的办公桌后面。埃利斯·鲍威尔（Ellis Powell）在《城市机制》（The Mechanism of the City）中写道：“从早上6点一直到将近午夜，成千上万个个体聚集在一起形成的人流，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一小块区域，也就是我们称之为金融城的这‘1平方英里’。”（据《经济学人》推算，当时的公共交通年客运量已经接近20亿人次。）下午4点，人潮反向流动，金融城的职员逐渐离去：
一年到头，每天都可以见到这样的现象。在庞大的人群异常拥挤的某些地点……场面真的很惊人，不论是人群的规模，还是组成人群的个人行色匆匆、煞有介事、心事重重的面貌。一个富有思想的观察者，无论是来自这个世界，还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必然会问自己：“这些人是谁？他们每天忧心忡忡地往返于郊区的住宿地和这个丰富多彩的日间活动大舞台，目的是什么呢？”
金融城的职员介于贫穷的工人阶级和体面的中产阶级二者之间。对他们来说，金融城的1平方英里涵盖了所有的职业抱负、晋升希望，以及对于沦落到更贫穷的伦敦底层社会的恐惧。E. M.福斯特（E. M. Forster）的小说《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中，悲剧的职员伦纳德·巴斯特（Leonard Bast）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说，所有拥有雨伞的人”。当金融城中的人说到“大厦”时，他们指的是伦敦证券交易所，不是议会大厦（Houses of Parliament），更不是他们自己的家。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伦敦。生于丹麦的画家尼尔斯·莫勒·伦德画在《帝国之心》（1904）中的伦敦金融城。
1913年1月，金融城对未来还是相当乐观的。《经济学人》发表社论称：“如果爱德华·格雷爵士（时任英国外交大臣）能够保证在这一年里欧洲天下太平，与德国友好体谅，那么我们便可以充满信心地预言，今年会是更加繁荣的一年。”年初，对和平的展望看上去一片光明，欧洲的大国正空前团结地维系着和平。对于诺曼·安吉尔的论点——在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情况下，战争不可能发生——金融城中的人虽然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却非常买他的账。安吉尔在前一年面向银行家学院（Institute of Bankers）发表了一场好评如潮的演讲。他在演讲中不吝溢美之词，说银行家们仅仅是不断地在国际运作，就能用金环把世界紧紧地绑在一起，就是在为和平的事业做贡献。
金融城作为世界财富聚集地的地位似乎并未被撼动。这里确实像是由经济法则代管的。推崇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人》大声呼吁：“自由贸易和自由黄金市场是我们相对于所有竞争者的两大重要优势，也是伦敦维持世界银行家和金融家地位的主要手段。”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依托，黄金的稳定性不言自明。所有的货币都要通过作为媒介的黄金来确立彼此之间的汇率关系。出现贸易不平衡时，就会通过从一国到另一国的金条流动来解决。这些国家之间必然存在着利率差，从长远来看，势必会让这些国家重新结盟。时任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主席温斯顿·丘吉尔对他的曼彻斯特选民说：“这是国际贸易中已知的定理，每一个人都知道，每一个商人都知道，它在巧妙、自动、普遍、即时地发挥着作用。”他还总结道：“到公元2000年时也是一样的。”
尽管如此，在更有思想的观察者看来，对于树大招风的金融城的担忧是有原因的——担心金融的国际性利益可能会与整个英国或者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帝国的地方性利益发生冲突。随着金融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本身也变得越来越全球化（而不是帝国化），这种冲突必然会愈演愈烈，也许很快就会变得严重起来。
英国的繁荣当然并不完全依赖伦敦的金融家们。到了1913年，这个国家依然是制成品和原材料的出口大国。全国有100万煤矿工人。虽然英国矿工的人均产出不及美国同业者的一半，但英国依然是世界第二大生产国，从地底下挖出来的煤远远超过国内的锅炉和炉排所消耗的。德国的3/4、瑞典的4/5、法国和西班牙的2/5煤炭进口都来自英国。联合王国依然承担着全世界14%的制造生产，这个数字比19世纪60年代时的1/3大幅下降，是美国的一半，只是稍稍落后于德国，是法国和俄国的两倍还多。1913年1月，《经济学人》报道称：“从煤矿工人大罢工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以后，几乎所有的英国工业分支都得到了蓬勃发展，大不列颠领先世界的造船业和航运业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英国在所有这些领域中的地位渐渐下降，发展的速度也落后于另外一些国家，却依旧保留着之前工业优势时代的习惯和观念。唯独在全球化金融管理和国家资本输出这两个领域，英国还保持着绝对优势，事实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优势。全世界将近一半的外商直接投资来自英国，这个比例与美国在1960年达到顶峰时的表现相当。一部分投资每年以盈利和红利的形式流回国内，大多数的投资都留在国外。另外一些收益来自英国在外国证券市场上价值40亿英镑的间接投资，比如俄国的铁路债券和马来亚（Malaya）的橡胶公司。金融城对于英国的经济布局日益重要，但这并不是所有人都乐意看到的。整个国家是不是仅仅依靠前人的劳动所积累下来的财富维系着？金融城把自己摆在全球金融的十字路口，降低伦敦的货币成本，做廉价买卖，这样能让英国和大英帝国变得强大吗？金融城固然重要，但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如此脆弱，是不是一个潜在的软肋呢？金融城为英国投资者创造机会，把他们的钱送到国外去，这难道不是在妨碍国内的工业投资吗？
20世纪伊始，英国一些实业家和政治家坚信，自由贸易，也就是开放资本市场的孪生姐妹，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有利于他们了。前任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成了他们得力的鼓吹者，号召加大力度保护国内工业和帝国贸易。英国对帝国的出口占出口总量的1/3，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但这样的贸易现如今真的应该在帝国的某个共同贸易区得到巩固，却在周围建起一道高墙阻挡其他国家吗？对贸易保护措施的需求违背了根深蒂固的自由贸易原则，而这些原则恰恰是英国经济领域的知识分子从小就受到的教导。这样的举措还会让金融城面临利益被截断的风险，而这些利益的存在正是由于保持了开放自由的资金和货物流动。有一种观点就是要从根本上否认这种冲突的存在，他们所依据的论点是有利于金融就有利于工业。“如果国家繁荣，那么伦敦金融城也会繁荣”，反之亦然，这是1906年金融城的一位显要人物的主张，类似的观点早在100年前就曾经出现过。另外还有很多人担心金融城的影响力现在大到过分了，正在破坏所有富有远见的帝国经济战略，把金融暴发户（nouveaux riches）的财富和爱好都嵌入国家结构中。英国果真如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所言，只是在成为一个追求私利的“足球运动员、股票交易员、酒馆和音乐厅常客”的民族吗？
对于这个问题，1913年的一桩丑闻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这桩丑闻的中心是马可尼（Marconi）公司，它是由首次传送跨越大西洋无线电信号的意大利电气工程师马可尼所建立的。三年前，英国政府和马可尼公司进行了公开讨论，打算委托其在世界各地建造一系列无线电台，让帝国最偏远的地方也能进行无线通信。这将会成为帝国的神经系统，让整个机体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能够有效运作。虽然谈判内容理论上是保密的，但由于预期定会成交，马可尼公司的股票价格从1911年到1912年翻了10倍。据说众位政府部长也购买了股份。这暗示着他们滥用了职权，来掌握继而利用市场洞察力。
特别要提到的是以下两位政府要员：司法部长鲁弗斯·艾萨克斯（Rufus Isaacs），他有一个兄弟在马可尼公司工作，以及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正是他担心英国正在走向衰落，成为一个股票交易员的国度。据披露，两人确实都购买了公司的股份，不过两人都否认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国会为此召开了一次议会询问。温斯顿·丘吉尔冲上前去为他的自由党同僚部长们辩护，抨击这次询问听信“谣言”，任由这些指控侵犯人格尊严（包括他自己的尊严）。他辩称，整个事件都散发着政党政治的气息，任何一份议会报告发布之前，可信性就已经被大大削弱。这次询问的报告最终发出的时候，参与人士也果真按照党派分成了两派——自由党拼命洗白他们的同僚，保守党则是抹黑他们。英国政界在党派的深渊中越陷越深。
艾萨克斯和劳合·乔治逃过了一劫。艾萨克斯已经是英国首位犹太裔内阁大臣，后来他还担任过印度总督和外交大臣。劳合·乔治后来出任英国战时首相。矮胖的丘吉尔曾经为自由党同僚辩护，结果却叛投了保守党，在后来的竞选中胜出，担任首相一职。但马可尼丑闻给伦敦之心和帝国之心留下了一抹苦涩，暗示其腐败堕落。
每天在金融城流动的财富并没有让伦敦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很多伦敦人受雇在金融城担任职员、律师和股票经纪人，然而在伦敦的其他地区，还有更多人在血汗工厂、码头和制造厂做苦工。这些工人的收入很低，日薪很难得到保证，在工作过程中往往冒着生命和伤残的危险。雇主们把这些劳动力看成是可以随意利用的一大批人力，而不是一群独立的雇员，这些工人有时就要任凭他们摆布，毫无办法。自从维多利亚时代以来，人民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预计未来还会有进一步的改善，1910年的《城镇规划法案》力争实现“健康的家庭、美观的住房、舒适的城镇、高贵的城市、宜人的郊区”。然而内城的情况依然很糟糕。很多建筑物被烟熏黑，又被雨漂白。当罗摩奴阇斯瓦米乘坐巴士来到东汉姆（East Ham）时，他评论说这里还不如印度城市马德拉斯。他乘坐往任何方向行驶的巴士都会看到类似的贫民区——大概除了西行的。
左翼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女性团体的一员莫德·彭伯·里夫斯（Maud Pember Reeves）关注了南伦敦的兰贝思（Lambeth）路、汪兹沃思（Wandsworth）路和莱斯顿（Lansdowne）路之间的一块街区，对于该地居民的社会环境，她把调查结果写成了一本书——《用一英镑度过一星期》（Round About a Pound a Week）。她描写道，兰贝思的很多妇女文化程度较低，她们的孩子死亡率较高，除了食物和房租，还要交丧葬保险费，她们只吃得起“管饱的、油腻的”食物，还有就业不足的问题（虽然完全失业者很少）。楼房里住着的人们彼此之间全都十分了解，一直吵吵嚷嚷也在所难免，然而这些居民却有着强烈的地方社区意识。
据里夫斯计算，伦敦的富裕阶层仅仅拿出收入的一小部分，就可以在南肯辛顿住上豪宅，然而伦敦的贫民拿出1/3的收入，也只能住几间阴暗潮湿的屋子。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把这种地方叫作家，邻里之间彼此都认识。中产阶级和贫民的生活和态度有天壤之别。到了夏天，当一位善良的费边社调查员谈论起温暖宜人的天气时，兰贝思的一名居民抱怨道：“小姐，这天气对您来说是很宜人，但什么吓人的虫子都出来了。”
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里夫斯描绘的城市贫困一直阴魂不散。她对限制家系大小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嗤之以鼻，呼吁更大程度的国家干预。这些人生活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却看不到理应目睹的繁荣，她为他们表达了义愤。这些街坊的男男女女拖家带口移居到大英帝国的各个角落，却总会回首“他们的”城市中“他们的”街坊。
伦敦的另一位记录者托马斯·霍姆斯（Thomas Holmes）放眼于更广阔的背景，而不只是局限在兰贝思的一小块地方。他的主题是伦敦底层社会中“关于人性的零零碎碎”：60岁的盲人在一盏难闻的灯所发出的光亮中做假花，年轻的寡妇在孩子们都睡着的时候做纸箱子。霍姆斯估计至少有5万名妇女处于类似的境地：“当她们有工作时，就要工作，没日没夜地工作，没什么工作可做时就只能挨饿。”离议会大厦不远的泰晤士河堤岸（Thames Embankment）上有夜间施舍处。他写道，在这个世界里，“一个孩子的葬礼只是其他孩子的一场庆典”。
霍姆斯提出了一些很残酷的解决办法：对“无可争议的弱智者”实行终身监禁，把流浪者送到拘留营去。霍姆斯主张，无计划的移民，作为英国传统的安全阀，并不是长久之计。这样反倒是“助长邪恶，因为势必会让我们国家完全无法履行公民责任的人越来越多”。想要背井离乡的都是有雄心壮志、积极主动的人，而不是废物。而对于三级刑事犯罪者实行强制移民也可能会起到作用。
然而霍姆斯提出的办法大多需要国家作为福利的守护者参与进来，而不是冷酷无情地惩罚和拘留犯人。英国很多进步的社会运动，以及独立工党的40名国会议员，都支持建设这样一个积极的国家。这也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提出的梦想，1913年年初，他们都在如饥似渴地翻阅着致力于社会改革事业的《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创刊号。德国的政治制度或许饱受诟病，但在福利政策上，它被看作可供效仿的榜样。渐渐地，改革不再是左派的一句口号，而成了一种期望。
1913年夏天，拉格泰姆席卷了伦敦。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抱怨说，他洗土耳其浴时的按摩都是拉格泰姆的节奏。还有人说他敢肯定他的打字员们现在连打字都是这种节奏。但这座城市仍然可以通过一场盛典中的繁文缛节，呈现出更庄重的面貌。国王乔治五世前脚刚访问了柏林，伦敦又做好了准备，迎接英国最古老的宿敌、如今已经是最亲密的友邦的领导人：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
英法两国更多的是贬损而不是赞扬对方的成就，更习惯于彼此杀戮而不是拥抱。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这次访问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转折点。数百年间，英国国王一直在争夺法国的王位。17世纪，两国的陆军在欧陆战场上交战，两国的舰船在公海上交战。18世纪，王朝之间的冲突演变成了帝国之间的敌对，英国和法国打了第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在美洲、亚洲和非洲兵戎相见，子弹横飞。法国为了报复，支持了美国的独立战争。到了法国大革命时，从巴黎传出了危险的异端邪说“自由、平等、博爱”（Liberté, Egalité, Fraternité）。拿破仑战争让这两个国家恶战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仇恨。对英国人来说，法语理所当然被认为是脏话的代名词。
随着时间的流逝，再加上19世纪50年代两国在克里米亚联手抗击俄国人的一场短暂的战争，拿破仑时代的敌对情绪或许有所缓和。但即便法国的存在对英国的威胁减小了，敌对关系转向仅仅是竞争对手的关系，两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却依然很大。法国虽然被永久性地赶出了北美和印度，却在远东和非洲建立了一个帝国，抵消了在英国面前的连番落败。然而这两个大国甚至在远东和非洲也发生过冲突。1898年的法绍达事件（Fashoda Incident）中，一小股法国军队在行军途中穿越了非洲中部，宣布对苏丹南部的法绍达的所有权。但英国方面的压力迫使法国做出了外交让步，两国约定了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就在世纪之初，法国在爱尔兰还有情报人员，他们在考虑如何帮助民族主义者，以及法国军事力量的介入会导致怎样的局面。大约40年前，法国末代皇帝拿破仑三世被推翻，之后他到英国乡间避难。后来，他的遗孀也还在那里生活。
然而到了1913年6月，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受到了真诚热烈的欢迎。他的游艇抵达第一站朴次茅斯（Portsmouth）时，英国皇家海军鸣响礼炮，演奏《马赛曲》相迎。当天下午，乔治五世在伦敦的一座维多利亚车站等候雷蒙·普恩加莱。这座车站装饰着三色旗，从车站到白金汉宫的道路上方高挂着一面旗帜，上面画着盾牌，盾牌上用法语写着“法兰西共和国。‘我们是同伴’”（ R. F., République française. ‘Nous sommes camarades’）。国王乔治五世和普恩加莱总统共同检阅了爱尔兰卫队（Irish Guards）的一个支队后，乘坐一辆敞篷四轮马车，在皇家骑兵卫队（Household Cavalry）的护送下游览了伦敦市中心。“人群中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每日图片报》的一名记者写道。海德公园就是普罗科菲耶夫见到国王和总统的地方，据报道，这里的欢呼喝彩尤为热烈。当晚的国宴上，英国国王用法语向共和国总统致辞。
这次访问主要是礼仪性质的，对于另外那些幕后人员的工作来说，就像是为了营造气氛而播放的音乐。普恩加莱来到温莎，在爱德华七世国王和维多利亚女王的墓前献花。他访问了伦敦的法国侨民，将荣誉军团勋章（Légion d’honneur）授予了《费加罗报》（Le Figaro）驻伦敦记者。他对金融城赞不绝口，观看了一场马展，还参观了大理石拱门（Marble Arch）的一场汽车展。尽管如此，这次访问并不仅仅是一系列毫无深意的会面。事实上，普恩加莱总统在对英国人民的致辞中明确表示了这层意思：
不仅在欧洲，更是在全世界，海洋中永不止息的滔滔巨浪把我们两个伟大的殖民大国团结在一起，连接起我们的海岸，让我们的思想和利益不断地交换。为了文明的进步以及维护世界和平，大不列颠和法兰西两国人民应当团结一心，这也正符合事物的本质。最近的一系列事件，或许能让我们空前强烈地感受到团结的必要性和益处。
普恩加莱所说的最近的一系列事件，关系欧洲列强在北非的地位。德国在1905年和1911年强硬抗议法国在摩洛哥的殖民扩张，称其违背了法国不扰乱地区现状的外交承诺。1905年，德皇威廉二世骑着一匹白马造访了丹吉尔（Tangiers），提出了这一点；1911年夏天，德国以保护德国公民这样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派出“豹”号（Panther）炮舰到阿加迪尔（Agadir），引发了欧洲对战争的恐慌。柏林希望英国能够三思，保持中立，放任德国威胁恐吓。在这次事件中，英国支持了法国，表示两国几年前签订的《英法协约》 （Entente Cordiale）不会改变。普恩加莱的伦敦之行正是为了巩固英法两国的团结，共同面对来自世界各地新崛起的大国的挑战。
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看到英国和法国走得太近。如果法国把英国的支持当成在欧洲挑战德国的邀请呢？这一年2月，一位英国客人在德国大使馆的私人宴会上说：“如果他们以为他们（法国人）可以像夏洛克一样，凭着他们的契约，榨取英国人大量的血肉，那么我们显然离全面战争更近了一步。”温斯顿·丘吉尔的母亲，出生在美国的伦道夫·丘吉尔夫人（Lady Randolph Churchill）补充道：“如果他们是在等待那个的话，可要等上很久。”（事实上，英国和法国的军官已经讨论过英国在欧洲战事中提供军事支持的可能性，不过这还只是对于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的一个计划，并不是一张空白支票。）
《经济学人》赞同普恩加莱的说法，法国和英国成为朋友是事物的本质——事实上这是“在表达这样一种趋势，慢慢地，世界上文明的共同体之间必然不会再有战争”。但该杂志继续道：“一个人可以同时结交两个好朋友，而且他的这两个好朋友完全有可能意见不合，那么他们可以很幸运地向这个共同的朋友吐露心声。”《经济学人》认为，说到底，由于和德国的商业关系，英国正渐渐把德国从潜在敌人的名单上划掉，因为“跟头号客户过不去是最愚蠢的行为”。所以为了在和平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好稍微保持一点儿距离。
对于英国和法国新建立起来的友谊，不应把它看成是让这两个国家（加上俄国）共同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相反，经过了一个世纪与日俱增的全球一体化，自由理性用悦耳的声音吟咏道：“我们和法国的共同利益维护了欧洲和平——这也是我们和德国共同的目标。”
正如伦敦金融城的财富既流向全世界，也来自全世界，因而控制了全球金融。在这个和平来之不易的世界上，有伦敦作为世界一大集成之地，英国也可以与所有国家为友，与世无争。
巴黎 永恒的，世界的早在1913年，在英吉利海峡建设一条隧道、用钢筋把英法两国联结在一起的方案就已提交讨论。然而在这样一条隧道建成之前，从伦敦到巴黎的旅行者，即便是总统，也面临着在巨浪滔滔的大海上航行的风险，不论是从纽黑文（Newhaven）到迪耶普（Dieppe），从伦敦到布洛涅（Boulogne），还是从多佛到加莱。走最后这条路线，只需六七个小时就能从世界之都伦敦到达巴黎，一个渴望变得更宏伟也更朦胧的城市：20世纪之都，正如其在19世纪的地位一般。
纵观法国北部，从伦敦出发的火车深入皮卡第（Picardy）腹地，在亚眠（Amiens）穿过索姆河（Somme）。游客到了这里，如果时间不太紧的话，可以停下来瞻仰这座城市13世纪的大教堂，它是哥特风格在欧洲最完美的典范之一。教堂的彩色玻璃颇负盛名，是欧洲古老的基督教遗产的象征。美国作家西奥多·德莱塞前往巴黎途中曾经在此驻足。他付给导游两法郎，登上了教堂屋顶，他俯视着圣人雕像上的点点烛光，看到的是一种“对人类至高无上地位的华丽肯定、人类理想的力量、人类想象力的丰富广阔”。
1913年夏初7月，法国大奖赛（French Grand Prix）即将在这座城市周围举办，人们对驾驶着法国制造的标致EX3的法国车手乔治·布瓦洛（Georges Boillot）寄予厚望，游人在这里也可以感受到比赛带来的些许刺激。如果天色已晚，不妨在亚眠的法英大酒店（Hôtel de France et de l’Angleterre）度过一个安静的夜晚。这家酒店让人回想起英法两国作为世仇的遥远时代，其间的1431年，圣女贞德在鲁昂（Rouen）被处以火刑，她的一座雕像屹立在亚眠大教堂。天主教徒贞德拯救法国国王、抵御外敌入侵的故事，依然回荡在1913年的法国人心中。不论是保皇派天主教徒，还是法兰西共和派，都会把她当成反抗外敌的标志性人物，团结在她的周围。前一年，普恩加莱和其他共和派民族主义者，这些不希望回到天主教徒国王时代的人，提议设立一个纪念她的全国性节日。但从贞德的时代往后，法国民族主义反抗的对象发生了变化。说到底，在人们记忆中的1870年，攻占亚眠的并不是背信弃义的英格兰军队，简而言之，是德国人。
普恩加莱总结道，对于很多法国人来说，在1913年，想要忘记这些事实并不容易。40多年前，普恩加莱在法国东部洛林的家园就曾遭受普鲁士军队的践踏。一开始他的家人就逃离了德国人，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南部一家又一家旅馆辗转了好几个星期，而加莱到法国首都的火车如今正穿行在这片田野和果园间。后来他的家人回到巴勒迪克（Bar-le-Duc），发现自己家被德国人侵占了。年少的普恩加莱后来写道：“讨厌的士兵待在房子里，有一个人在我们的餐具柜上画了个骷髅图，还有个人像哥萨克人一样，往我们的炖肉上吐口水。”到了1871年，崭新的德意志帝国在古老的法国王宫凡尔赛宫宣布成立，法国的阿尔萨斯省和洛林省并入德意志帝国，这一切让法国备感屈辱。
法国失去了土地和人口，民怨沸腾。普恩加莱本身就是洛林留在法国那一部分的参议员。在巴黎的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代表现已属于德意志帝国的城市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一座雕像，经常被蒙上黑布。在法国报纸上，这两个“失去的省份”被描写成一个幼小的孤女，作为德国军国主义恶棍魔爪下的法国贞洁烈女的典范。 ［在德国，这两个省自然被刻画成日耳曼母亲（Mutter Germania）的女儿。］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丧失，时时刻刻都在羞辱着国家的荣誉，深深地烙印在法国民族主义者的意识中。更极端的煽动性民族主义者主张“复仇”（la revanche）。但对包括普恩加莱在内的大多数人来说，那样做太过火了：复仇的确大快人心，失去的省份当然也应该回归法国，但为了这样的目的而战，既无可能，也不合意。据称法国作家雷米·德·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曾有言道，这两个省份既不值他需要用来写作的右手小指，也不值他需要用来弹雪茄烟灰的左手小指。更重要的是，尽管法国民族主义报刊经常怀念阿尔萨斯和洛林，但尚不清楚当地的人民究竟愿不愿意为法国的复仇而战：1913年年初，法国阿尔萨斯人领袖亨利·凯斯勒（Henri Kessler）写信给一家法国报纸，说他那里的人民比起加剧法德之间的紧张关系，更愿意作为德国的一部分寻求自治。 ［几个月后，德国军队在扎本（Zabern，又名萨维尔纳，Saverne）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或许又会让他产生别样的感受。］
法国民族主义作家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1905年受到普恩加莱亲自推荐，成为颇负盛名的法兰西学术院院士，他把祖国法国阴暗的右翼信仰总结为“土地与死亡”（la terre et les morts）。在法国北部，这些话语经过亚眠传向巴黎，也许会让普恩加莱回想起过去的一次次败北——或许还让他预见到了未来。几个月前，德国扩军，因此法国政府也出台了一项法律，把兵役年限从两年延长至三年，此举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或许还有大部分法国民众，都反对这些措施，认为这样做对于法国的领土防卫目标无益，是受到了更好战的俄国人利益过多的影响，而俄国人只是希望法国军队将来能够与德国交战，他们还花钱请一些法国民族主义报刊登载他们的论证。5月，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带领15万名法国抗议者聚集在培圣吉外（Pré-Saint-Gervais），发表演讲称政府并没有追求更积极的和平政策，而在此之前已有75万人联名请愿。在伯尔尼举行的一场和会上，有190名法国代表和参议员出席，共同出席的还有34名德意志帝国议会（Reichstag）议员。但是对于普恩加莱这样的人来说，这一切只是顺带一提：法国只有保持警觉，准备充分，才能避免历史重演。他的政策就是和平政策，只不过是通过力量来实行的和平政策。那年夏天晚些时候，普恩加莱最终还是成功地经由议会推出了三年兵役的法律。
法国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摆出标志性的姿势，反对兵役从两年延长至三年。
从很多方面来说，爱国的法国人在思索1913年法国的处境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满足。首先，这个国家也许比近代历史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1870年，法国屈服于普鲁士的淫威之下，最终法律与秩序的军队与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部队在巴黎的街巷展开了一场内战，而现在的法国比那时候还要团结。现在的法国也同样比世纪伊始之际更加团结。彼时，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引发了群情激奋，亲朋好友反目成仇。1895年，军事法庭宣判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Captain Alfred Dreyfus）为德国犯下间谍罪。对于军方是否有所隐瞒，害他蒙冤入狱，以及他究竟是不是法兰西共和国心脏的犹太人叛徒的证据，法国在这些问题上内讧不断。
在一些人看来，德雷福斯的宗教背景早已注定了他的罪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一问题更多的是国家性问题。如果军方说德雷福斯有罪，那么他一定有罪：要是反对，就是在怀疑军队的荣誉。然而在德雷福斯的支持者们看来，整个案件就是一桩骇人听闻的冤案，打着爱国的旗号，本质却是反犹的偏见。因此这是为公正原则而战，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精神而战。德雷福斯的支持者们在这次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军事法庭初审之后过了11年，德雷福斯最终得以平反。但到了1913年，德雷福斯早已退伍，以他为名的这次事件也已经是陈年旧闻。反犹主义依然凶残，却淹没在了更具普遍性的法国民族主义运动中。
法国作为一个国家来说，有很多上溯至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旧伤，纵使没有痊愈，也进行了消毒处理。虽然经过了1905年的政教分离，但天主教徒此时普遍把法兰西共和国作为民族的表达方式。1909年，圣女贞德接受赐福时，共和派和天主教徒都把她当作永恒的法兰西的象征，团结在她的周围。在罗马，教皇庇护十世（Pius X）在赐福礼上还特意亲吻了法国的三色旗。在巴黎，法国民族主义领袖保罗·德鲁莱德（Paul Déroulède）用几十年前还难以想象的话语向圣女贞德致敬：“我一直是基督教爱国者，也将永远是天主教共和派。”好一个天主教共和派！在19世纪70年代，不论是奥尔良派还是正统派的保皇党所支持的王朝复辟，都是很有可能实现的。到了1913年，还有一些人浪漫地怀恋着保皇主义，但他们已经处在政治力量的边缘地带。法国锻造出了一个新的共同点，核心在于对法兰西祖国的热爱，如今的法兰西共和国作为其政治形态也得到了认可。普恩加莱本人所推行的正是这种全国性的集结。越来越多的人在方方面面接受了法国政府的形态。当前的政治也是围绕着更世俗的问题，例如选举改革和税收。
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法国仍旧是大国，是一等强国。法国海军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法国的陆军盖世无敌，尽管保持与德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难。法国积聚起了世界第二大帝国，从印度支那到圭亚那，触及地球上的每一个大洲，甚至包括大洋洲。这个帝国仍然在扩张，尤其是在北非。与拥有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英国不同，法国本身并没有一块大陆或者次大陆，但它有阿尔及利亚，虽然人口还不算多，但离祖国很近。这个帝国是很多人骄傲的缘由，也是一部分人财富的源泉。它也渐渐成了重要的兵源之所在。1913年7月的巴士底日（Bastille Day），在隆尚（Longchamp）赛马场举行的阅兵式上，普恩加莱将国旗授予了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塞内加尔、印度支那、马达加斯加、乍得和加蓬的25个殖民地军团。法国在全世界的投资仅次于英国，位居第二。特别是在俄国，法国投资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伦敦是无可争议的全球金本位结算所，然而法国也对拉丁货币同盟（Latin Monetary Union）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该组织以巴黎为主导，让欧洲多个国家的货币可以互相流通。
法国工业的规模或许远远比不上德国和英国，但技术先进，是电影业［卢米埃尔兄弟（the Lumière brothers）和百代电影公司（Pathé）］和欧洲汽车工业（米其林、雷诺、标致）的领头羊。德国或许能造出笨重的齐柏林飞艇（Zeppelin），被法国杂志描述为既难看又危险，但法国人是制造飞机的专家，他们的飞机造型更美观，操纵更灵活，速度也更快。早在1909年，法国人已经首次飞越英吉利海峡，1911年又首次飞行至罗马，经过梵蒂冈上空时，连教皇也惊奇不已。1913年，又是法国人首次飞越地中海，法国人首次将飞机降落在圣地（Holy Land），法国飞行员飞出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的高度，法国人首次表演了飞机翻筋斗（在根特世博会上又为热心观众们表演了一次）。和法国飞行员一样，巴黎综合理工学院（École Polytéchnique）和巴黎中央理工学院（École Centrale）培养出来的法国工程师也富有冒险精神，天赋异禀，这些都是他们的德国同行梦寐以求的品质。只有巴黎中央理工学院毕业生古斯塔夫·埃菲尔（Gustave Eiffel）这样的法国人，才能设计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座巴黎铁塔。（1913年，与时俱进的埃菲尔正在潜心研究空气动力学。）
抛开国力和影响力这些实际的考量，更值得一提的是，法国依旧是一个文明大国。商业领域或许不算，但社交和外交领域的通用语是法语，不是英语。法式烹调被视作优雅的标准，法国厨师是烹饪艺术最有资格的代言人。法国的时尚潮流引领世界。法国的大学或许不如牛津和剑桥那样知名，在国内的地位也不如德国的大学，却吸纳了很多伟大的哲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他倡导直觉主义，主张生命冲动（l’élan vital）。法国还培养出了很多伟大的数学家，其中包括雷蒙·普恩加莱的堂兄亨利。在过去的12年里，法国科学家、作家和人道主义者获得了至少15个诺贝尔奖，和德国的17个相差不大，远大于英国的6个，美国的3个就更不必说了。
最重要的是，法国依然拥有巴黎。虽说伦敦统治着地平面，但巴黎不也在高空中占据着绝对优势吗？至少巴黎更美。罗摩奴阇斯瓦米在返回巴哈拉姆普尔（Berhampore）的途中也曾在巴黎短暂停留，连他这样的大英帝国忠诚子民也不得不承认巴黎的美，不过他还担心这样想算不算背叛了伦敦。罗摩奴阇斯瓦米写道，“请原谅我这样想，不过我斗胆认为（比起英国首都），巴黎最好的区段更富有艺术之美，布局也更为整齐，”不过“除了关于艺术美的这些方面，我还是果断偏爱伦敦”。
但巴黎不仅如此。对于生活在那里的巴黎人——包括城郊的250万人——也对于每天纷至沓来捕捉城市气息的数千名游客来说，巴黎依然是那座光之城：人类的灯塔。人类生存的永恒真理表露无遗、生命的普遍原则得以确立之地，依然是巴黎。巴黎是一座充满了传说的城市，同时也是一座砖石垒砌的城市，是居民、游客和梦想到此一游的人们集体想象的产物。只要还有人相信这些传说，巴黎的魅力就会一直留存。只要巴黎魅力不减，法国就依旧伟大。
对于来到法国首都的游客来说，从地球上最高的人造建筑物埃菲尔铁塔顶端的观景台放眼望去，便能够将艳丽迷人的巴黎尽收眼底。
埃菲尔铁塔下方西边是巴黎的游乐园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曾经是国王和皇帝的狩猎场，如今每天下午都是人山人海，戴着硬草帽的男人和情妇一起散步。西北方向有星形广场（Place de l’Étoile），还有雄伟壮观的凯旋门（Arc de Triomphe），纪念过去的拿破仑时代法国的胜利。比伦敦的任何一条大街都要壮观的香榭丽舍（Champs-Elysées）大街，在1871年曾被德国军队踩在脚下。我们的视线顺着香榭丽舍大街来到协和广场，这一带有克里雍大饭店（Hôtel Crillon），还有法国汽车俱乐部（Automobile Club de France），在这里，巴黎上流社会对速度与危险顶礼膜拜。视线越过正前方镀金的巴黎歌剧院，可以看到屹立在蒙马特高地（Montmartre）最高处的天主教圣心堂（Sacré-Cœur）。这座建筑规模巨大的教堂，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民众捐款建造起来的，它使人清晰地回想起法国的天主教传统，也象征着对过去无信仰状态的忏悔，而如今圣心堂四周围绕着毫无宗教信仰可言的咖啡馆、夜总会和舞厅，迎合着各种预算和口味的人们。
站在埃菲尔铁塔上，正下方就是巴黎第7区（arrondissement），此区内有法国议会、军事学院、外交部以及在这里工作的部长和官员，是法兰西帝国的中心。东边的塞纳河两岸是巴黎的老城区，巴黎圣母院（Nôtre Dame）就坐落在塞纳河中央的西岱岛（Île de la Cité）上。河的“左岸”（虽然从埃菲尔铁塔往下看是在右边）是索邦大学（Sorbonne）所在的拉丁区（Latin quarter），保存着法兰西民族和共和国英雄骨灰的先贤祠（Panthéon）就坐落于此。无比优雅的卢浮宫，这座世界上最壮观的美术馆，绵延在河的“右岸”（虽然从埃菲尔铁塔往下看是在左边）。1911年，卢浮宫的《蒙娜丽莎》被盗，尚未找回。更远处几乎要看不到的地方是玛莱（Marais）区，曾经是巴黎工人阶级的中心，如今是犹太移民的集中地。再往后，围绕着巴黎北面和东面边缘的一块弧形区域内，是巴黎的平民区（quartiers populaires），巴黎市井生活的一面，美丽城（Belleville）和梅尼蒙当（Ménilmontant），40年前巴黎公社就是在这里进行了最后的浴血奋战。
1910年的《贝德克尔旅行指南》特别提到：“现代巴黎单调的整体外观为人诟病。”事实上，19世纪60年代，巴黎的大部分都在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的密切监督下经过了重建，拓宽的林荫大道使得路障的建设变得更加困难，还方便了军队的行动。这次重建要求公寓楼的风格和高度必须统一，建设成一个更有整体美的城市，新兴资产阶级可以宣称这座城市属于他们，而不属于贫穷的手艺人、懒惰的流浪汉和富有的贵族。
然而奥斯曼的工作并没有折损巴黎的魅力，而是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加壮观。《贝德克尔旅行指南》感慨道，巴黎的一些地区和意大利没什么两样，另外一些则是中世纪风格。站在埃菲尔铁塔上观察这座城市，便能够看出这种多样性：
塞纳河上的一队队商船和驳船给人一种海港的错觉，特别是天黑之后。夜里的林荫大道灯火通明，表明这是一座游乐之城，永远都在过节。引人入胜的周边环境，再加上布洛涅、万塞讷（Vincennes）、默东（Meudon）和蒙莫朗西（Montmorency）的森林，为这座诱人的首都城市增添了另一抹丰富多变的魅力，没有谁能够不留遗憾地弃城而去。
埃菲尔铁塔已经屹立了25年，成了法国现代性的雄伟象征，来到巴黎的游客以及世界各地的更多人都能够一眼认出它来。埃菲尔铁塔在20世纪初曾被计划拆除，但后来它被巧妙地改作无线电塔，由此激发了把铁塔作为现代象征的新一轮艺术鉴赏潮流。在法国画家罗伯特·德劳内和俄国画家马克·夏加尔的画作中，在出生在瑞士的诗人布莱兹·桑德拉尔（Blaise Cendrars）和出生在意大利的作家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曾因涉嫌盗窃《蒙娜丽莎》而被短暂拘留）的颂词中，都有它的身影。从1913年7月起，埃菲尔铁塔成了全球的钟塔，“世界的钟表”，这架势自然也让每一个巴黎人感受到了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埃菲尔铁塔向世界各地发送强力的无线电信号，临近中午的时候一次，午夜时分一次。世界会记得巴黎依旧在，全世界的时钟都要根据这个信号来校准。罗伯特·德劳内一幅油画的落款是：“铁塔致全世界”（La tour à l’univers s’addresse）。
巴黎普世影响力的神话就这样继续着。事实要更加复杂一些，它本身就暗喻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法国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单一国家，法兰西共和国的号召力将各个地区和各种身份的人民凝聚在一起。不久之前，世界上还没有公认的时区，甚至在法国国内也没有单一的时区。在过去，这倒是无关紧要。在“所有人类活动都在当地钟塔的指引下进行”的世界里，地点决定了时间。但是在现在的世界里，电报和铁路要依照标准时间而不是当地时间，在之前那样一个世界通行的东西，放到现在就显得太落后了。1913年，路易·乌勒维格（Louis Houllevigue）在《巴黎杂志》（Revue de Paris）中指出：“如果按照地方时间来算的话，乘火车从巴黎到布雷斯特（Brest）要比从布雷斯特到巴黎少花54分钟；正午时分从尼斯（Nice）发出的一则新闻到达巴黎的时间是11点40分。”（为了让赶时间的乘客更有余裕，法国火车站的时钟还要慢5分钟，这更是让外国人摸不着头脑。）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法国于1891年在巴黎设定了本土和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国家时间。如今加莱和比亚里茨（Biarritz）的时钟显示的是同样的时间。但国际上的时间标准化早已领先一步，从设定国家时间，发展到了校准和设定各个国家时间的固定间隔。这就需要确立一个起始点，其他的时区都要参照这个时区。人们将伦敦郊区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格林尼治标准时间（Greenwich Mean Time）作为标准，这个标准时间比巴黎慢几分钟。在这个密切联系的世界上，设立一个世界性的基准是出于实际考量，由于同样的原因，国家时间也必然要取代地方时间。但这同样也是出于安全考量：通过无线电向海上轮船报时，轮船便可以更加准确地定位。1911年，法国也顺应时代的要求，把国家时间调整成比巴黎标准时间慢9分21秒，采用了和格林尼治处于同一经度的诺曼底村庄阿尔让唐（Argentan）的标准时间。巴黎没能让世界采用基于自身地理位置的时间系统，如今却成了世界的定时器。1912年，一场以时间为主题的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准备让埃菲尔铁塔发挥新的作用，巴黎也成了新成立的国际时间局（Bureau International de l’Heure）所在地。
罗伯特·德劳内1910年的作品《埃菲尔铁塔》。法国“生命冲动”的象征、深受当时艺术家喜爱的埃菲尔铁塔，在20世纪初曾被计划拆除。到了1913年，铁塔已经被改作无线电塔，向全世界广播巴黎时间。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巴黎的普世地位和政治有关：永远走在时代的前沿。1789年，国王被送上断头台，巴士底狱被攻占。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在1830年迎来了法兰西第一帝国，之后君主制度复辟，巴黎第二次废黜了一位正统派波旁王朝国王，让一位更开明的奥尔良派君主取而代之，把自己塑造成了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捍卫者。正是在这段时间，德国作家卡尔·路德维希·伯尔内（Karl Ludwig Börne）移居巴黎，称其为19世纪的首都。1848年，发生在法国的另一次革命引发了席卷欧洲的起义风暴，也促使年轻的卡尔·马克思从巴黎回到了再次成为欧洲革命中心的布鲁塞尔。1871年，巴黎又一次成为政治暴力的中心，激进的巴黎公社同时与德国人和从普法战争（the Franco-Prussian War）的灾难中诞生的新一届保守派法国政府两面作战。在巴黎，国家秩序的重建让一万人牺牲在街垒。另有一万人被就地处死，此外还有数千人被流放到太平洋的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
巴黎是一座政治激进主义的城市，偶有暴力，但除了这样的形象以外，巴黎给人的印象是游乐之都——包括违禁的游乐。在漫长的19世纪里，终究是这种印象占了上风：巴黎是典雅与奢华的世俗之城，却也是艺术家和诗人、贫困及其悲剧的浪漫之城。
热情狂放、华丽张扬、标新立异的巴黎波希米亚主义，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经在文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直到40年后才在意大利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的音乐中成为不朽。到了19世纪60年代，伴随着奥斯曼男爵如火如荼的城市重建，巴黎放浪不羁和穷奢极欲的名声也传开了，被描述为新巴比伦，或者“欧洲娱乐家”。它是马奈（Manet）的《奥林匹亚》（Olympia）所在的城市，画中描绘了一个裸体的交际花，自信的目光突破画布，注视着巴黎沙龙一众男士中的某一个，仿佛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替身顾客。它也是左拉（Zola）的《娜娜》（Nana）中所描述的城市，这部作品记叙了一个轻歌剧少女明星的一生，她勾引男人，最终毁掉了他们，也毁掉了自己。1867年的巴黎世博会为这座城市的普世性写下了新的一笔，来自遥远的日本和缅甸的展览品使之成了世界的橱窗。
巴黎公社暂时性地恢复了这座城市的政治激进主义之名。在1789年、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中，后继政权都曾在巴黎成功建立，但这一次不同，巴黎公社更需要的是遗忘而不是纪念。对于除社会主义者以外的大多数共和主义者来说，巴黎公社没有任何荣耀可言，只能使人回想起那场灾难。然而巴黎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人们过得无忧无虑，还增加了酒色娱乐消费。民粹主义从政治转向休闲娱乐。从1870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巴黎的咖啡馆从2.2万家增加到4.2万家。巴黎成了修拉（Seurat）的城市，他画出了《喧嚣舞》（Le Chahut）中在舞厅里故意掀起裙子给管弦乐队和观众看的女郎，还有大碗岛（La Grande Jatte）悠然自得的巴黎小资产阶级，一个戴着大礼帽的花花公子和情妇一起散步。巴黎也是图卢兹—罗特列克（Toulouse-Lautrec）和德加（Degas）的城市，后者是雕刻温柔的芭蕾舞女的雕塑家，也是画马戏团、妓院和舞厅的画家。
世纪之初也是巴黎的巅峰时代，这时的巴黎似乎诞生了所有的流行时尚，也接受了所有艺术家的敬意。唯有在巴黎，才能下午参观卢浮宫，晚上听一场轻歌剧，之后如果想要来一场冒险的话，就去还没怎么现代化的蒙马特区，在死老鼠（Rat Mort）舞厅听吉卜赛音乐直到天明，或者加入煎饼磨坊（Moulin de la Galette）露天咖啡馆的平民中。围绕着“林荫大道”（Grands Boulevards）一带，巴黎成了欧洲有钱人和浪荡子的游乐场，他们每到日落时分就要抉择何去何从，是去女神游乐场（Folies Bergère）还是去里彻（Richer）路，去红磨坊（Moulin Rouge）还是去星形广场，这些地方的观众每晚都要换一批，他们把烦恼抛之脑后，也把钱送到同一批歌手和舞者手里。在巴黎也能吃好喝好，例如丽兹（Ritz）酒店的午餐，杜兰德（Durand）餐厅和帕亚尔（Paillard）餐厅的晚餐，事实上现代餐厅就是在这座城市诞生的。当然巴黎也依旧是性都，不论是直接到城里的众多妓院之一买春，还是通过包养情妇这种更迂回、更微妙的办法。
如果说伦敦是全世界过来投钱的地方，那么巴黎就是把自己打造成了全世界过来花钱的地方。人们在伦敦做生意，在巴黎召开国际会议：从1900年到1913年，在法国首都召开了426次国际会议。相比之下，布鲁塞尔有168次，伦敦有141次，柏林有96次（纽约在这方面比较冷清，只有14次，还比不上挪威首都奥斯陆）。19世纪90年代，德皇贬称巴黎为“世界淫窝”，不过他心里明白，他自己的首都无论经过了怎样的发展，在魅力和国际影响力上还是无法与巴黎相提并论。1900年，巴黎第四次举办世界博览会，这四次一次比一次成功。1900年的世博会吸引了约5 000万名游客，这个数字比法国或英国的总人口还要多。巴黎因此主张对20世纪的所有权。
长期以来，美国人尤其喜爱巴黎，作为美国清教主义及其狭隘商业精神的一剂解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乘快速船来到勒阿弗尔（Le Havre），想要为这份爱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结果反倒让自己再次陷入爱河。在亨利·詹姆斯发表于1903年的小说《使节》 （The Ambassadors）中，55岁的刘易斯·兰伯特·斯特瑞塞（Lewis Lambert Strether）被派到欧洲，他的任务是将未婚妻的儿子查德（Chad）从巴黎的道德危险中解救出来——查德交往了一位优雅（且年长）的巴黎女朋友。斯特瑞塞反而发现自己被这座城市吸引了，由此在巴黎的城市之光中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在《使节》发表的那一年，一个富裕、年轻的美国人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和兄长利奥（Leo）一起移居巴黎。她在他们位于巴黎花街27号（27 rue de Fleurus）的公寓成立了一家知识分子沙龙，墙上挂满了描绘巴黎的当代艺术作品。
来到巴黎的游客就这样为这座城市的神话添砖加瓦，他们自己也成了其中一部分。1913年，一名来自美国中西部的游客评论道：“巴黎是一块磁铁，吸引着全世界形形色色的人，也是全世界黄金的堆积场。”这座城市让她屏息凝神，而伦敦或许除了雾以外并不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
一旦你在这里（巴黎）生活过，醉倒在它的美妙之中，感受到它的神秘气息，迷上它高深莫测的品格和无拘无束的生趣，那么你就永远属于它了。这座城市充满了高贵之美和诱人之魅。你无法定义这种魅力，却能够感受得到——它占据着你的身心。你长吸一口气，它就是那沁人心脾的甘美。你的生活精彩而又紧张，这正是你所期待的，这就是巴黎。
这座革命之城也就到此为止了。现在的巴黎是典型的充满诱惑、刺激和奇观的城市，人们毫无节制地消费它，去感受而不是去理解它：游乐之城，偶有危险。这是一个神话，巴黎人可以自己为之添砖加瓦，和这座城市所做的一样，美化他们自身的世俗气息。
到了1913年，巴黎已经成为全球旅游业的头号招牌：它对世界的吸引力有增无减。巴黎是一件商品，被复制在明信片和海报上，被制作成瓶装香水出售。世界各地开了上千家巴黎咖啡馆，它们渴望重塑真正的法国首都的街头氛围，包括那里的花花公子、穿着体面的闲人、各式各样的流氓犯罪团伙，哪怕只有区区一瞬间。那些到过真正的巴黎的游客，要是不买些强塞进手里的俗气纪念品，就别想脱身。所谓“巴黎的物品”（Article de Paris），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纪念品——而“纪念品”（souvenir）这个词在法语中是“回忆”的意思——它可以是任何东西，比如假花或者皮包。
事实上，这些东西更有可能是在巴黎东区批量生产的，而不是在巴黎圣母院附近的作坊手工制造的。但这并不重要。正如1 000年以前的圣地遗物，东西的价值一部分在于它的出处，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它被主人所赋予的意义，以及被骄傲地摆在壁炉架上或者门口上方时受到的崇拜。纪念品当然是暂时的，但这种暂时经过了永恒的点触。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给他在圣彼得堡的朋友寄回了29张埃菲尔铁塔的明信片。他还订购了一套黑色西装，裤子是黑白格子花纹的，他品尝了威士忌和苏打水，首次体验了双人床。他在日记中写道：“巴黎整座城市都是异乎寻常的美丽、热闹、欢乐、迷人。我感觉这里就是世界之巅，到处都是新鲜有趣的事物。”
但1913年的巴黎比起1900年时那座宏伟的城市，未免显得有些俗气吧？每天早上都有一火车一火车的游客从加莱来到巴黎，准备进行一天忙碌的观光。而产业化的旅游业，以及从中渔利的廉价小贩和骗子，岂能无损于这座城市的浪漫？普罗科菲耶夫刚从海尔德街（rue Helder）上的酒店出来，就被一个法国人缠上了，那人卖给他一张地图和一打明信片，还“偷偷地向我兜售一捆淫秽图片”。德莱塞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他问那个小贩有没有母亲或姐妹，她们看到这些东西又将做何感想，就这样把小贩赶走了。《贝德克尔旅行指南》说这些卖卡片的小贩在郊区的火车上危害极大，还告诫女性读者不要经常出入“大道”北边的那些咖啡馆，在那种地方非常容易被人误会，还有可能被人骚扰。这本书还建议，无论是男性游客还是女性游客，天黑以后都不要去巴黎那些少有人去的地方，要时刻提防“扒手大军和另外一些小流氓，那些人一眼就能认出外地人，特别擅长占外地人不了解情况的便宜”。普罗科菲耶夫的母亲或许不像年轻的儿子那样容易受到外界影响，面对巴黎，她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哦，到巴黎了，’我们从巴黎北站（Gare du Nord）的出口出来时，妈妈说，‘不过也没什么特别的。’”
一些巴黎人担心巴黎是不是正在失去某些魅力和个性。1913年1月的《巴黎人》（Parisia）杂志痛斥了香榭丽舍大街的商业化。“那边已经有了一个发光牌，这边还要再立一个标杆，远处还新增了一面大广告牌；业主们胆子大了起来，给自己找到了商机，招贴和广告越来越明目张胆，越来越挑逗。”一名记者这样批评在楼前放广告的风气，这股风气破坏了道路的视觉协调性，完全是为了卑劣的目的而出卖了这条大街。“看阳台上挂着的那些大金字，再看那些花里胡哨的牌子，向你抛过来的‘媚眼’就像扒手对你的口袋送出的‘秋波’，”激烈的批评继续道，“俗气的电广告牌能把盲人的瞳孔烧坏，看你能不能承受得了这样的强光吧。”
或许破坏更严重的地方是蒙马特区，这里曾经是巴黎艺术气息与浪漫情怀的熔炉。就在伦敦招待雷蒙·普恩加莱的那一天，伦敦的报纸报道了蒙马特区逐渐的变化。有人写道：“老蒙马特正在被一点一点地抽离，很快就会变得只剩下回忆”——
整个四艺（Quat’z’Arts）领域那些穿着肥大的裤子、系着松垮的领带、留着长发、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发现，在这个被遗忘的村子里，最后的避难所也已经处于绝境了，他们不知道眼下要躲到哪里才能求得一份安宁。巴黎正在进犯这座神圣的孤山，而赋予这座孤山个性与魅力的一切都正在消逝。
如今，艺术家们转移了阵地。马蒂斯（Matisse）住进了巴黎西南郊伊西莱穆利诺（Issy-les-Moulineaux）的一间小资别墅。西班牙画家巴勃罗·毕加索长期居住在巴黎，他的画室位于巴黎南部蒙帕纳斯公墓（Montparnasse cemetery）对面的舍尔歇街（rue Schoelcher）上。现在的蒙马特区只是一个吸引游客的圈套，对于过去荣耀的拙劣仿制品。
1913年的巴黎仍旧是欧洲的文化之都，不过比起1900年，这顶桂冠稍微有点儿松动了。维也纳和慕尼黑，甚至伦敦和柏林，都在撼动法国首都曾经毋庸置疑的主宰地位。然而评论家兼艺术家雅克—埃米尔·布兰奇（Jacques-Emile Blanche）写道：“基调仍旧要由法国来定。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巴黎，就是为了看看我们都制作了些什么，为他们四海一家的理论寻求我们的认可。”巴黎依旧是艺术创新的中心，毕加索和布拉克（Braque）的立体主义从这里诞生。巴黎也依旧是画家举办画展、出售作品的地方。巴黎还是开拓事业或者发起运动的地方。1909年，意大利人菲利波·马里内蒂（Filippo Marinetti）在巴黎《费加罗报》的头版用法语发表了未来主义宣言，宣告了追求速度、新奇和暴力的一场自发的煽动性艺术运动的诞生。仅仅过了两个星期，这份宣言就登上了一家意大利报纸，只不过声势减弱了不少：
8.我们经过了这么多世纪，已经到了天涯海角！……既然我们一定要撞开“不可能”的神秘之门，又有什么好回眸？时间和空间已经死在了昨天。我们已经生活在绝对之中，因为我们已经创造出了生生不息、无处不在的速度。
9.我们要赞美战争——世界上唯一的清洁之法——军国主义、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行为、会杀人的美好构想、对女性的蔑视。
10.我们要摧毁博物馆和图书馆，与道德主义、女权主义以及一切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懦弱作战。
现代艺术不断变化的先锋，即“前卫”这一概念，也是在巴黎形成的。
然而尽管巴黎依旧是文化现代性的裁定者，进行艺术尝试的平台，但它现在的角色一方面是欧洲文化的陈列柜，也就是商店橱窗，另一方面是法国文化的宣传广告。曾经的印象主义是由巴黎人的品位和巴黎的艺术家决定的，而这些新的视觉艺术活动则不然，根本看不出是法国的。表现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扎根在德国。未来主义倒是在一家巴黎报纸上出现的，但它的领袖是意大利人，以及形式上多少有些不同的俄国人。另一方面，巴黎的戏剧近些年来占领了维也纳、意大利甚至比利时的戏剧季。1913年的一次艺术活动由于性质大胆，在观众中引起了骚动，也由此声名远扬，而它本身几乎都是外国元素：那就是《春之祭》（The Rite of Spring）的演出，俄国芭蕾舞演员随着俄国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创作的音乐翩翩起舞，演出所在的剧院也因其日耳曼风格的线条而被批评为“蒙田大街（Avenue Montaigne）上的齐柏林飞艇”。
“现在法国人在自家地盘都要待不下去了。”雅克—埃米尔·布兰奇写道。之所以还让巴黎来宣布对世界艺术的最高裁决，完全是出于习惯。因此与其说巴黎征服了世界，不如说是世界征服了巴黎，殖民于巴黎，使之走上国际化的道路。布兰奇总结道，巴黎正在迅速成为“欧洲的中央车站”，现在它的原创性和推动力都是外来的。
1913年，尽管法兰西儿女为祖国争得了无数荣誉和至高地位，但法国人得意扬扬、装腔作势的背后，却隐藏着挥之不去的恐惧。
在世界博览会的灿烂阳光下，现在对未来的威胁恐怕比10年前更大。1913年，电影《方托马斯》（Fantômas）占领了首都的大银幕。在现代世界日常生活的背景下，电影中的同名反英雄犯下了一件又一件精心设计的罪案。电影海报上的方托马斯戴着大礼帽和面具，犹如幽灵一般占据着血红的天空，睥睨着脚下的巴黎，埃菲尔铁塔只到他的膝盖处。方托马斯暗示着近乎玄秘的现代性力量，日常生活中黑暗神秘的另一面，恶灵不但没有被驱逐，反而以一种更加危险的新形态回归了世界。
由于人们对速度、飞机和汽车顶礼膜拜，对于现代性诸如此类的恐惧得到了些许缓释，但这种恐惧或许涉及一系列更广泛的问题，围绕着法国与周围不断变化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法国是不是已经过了鼎盛时期？法国的伟大是事实吗？抑或是一种感官记忆，好似马塞尔·普鲁斯特于1913年出版了第一卷的伤感小说《追忆似水年华》（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中所描写的，小玛德莱娜蛋糕融化在上颚的滋味？说到底，法国是不是正在悄然无声地落后于它的那些竞争对手，尤其是德国？
1913年，虚构的犯罪大师方托马斯的幽灵，玄秘的现代性力量的象征，占领了法国的大银幕。
一些人觉得即便只是提出这种问题，就算没到失败主义的程度，也是过于宿命主义了。普恩加莱自己有时也会宣称，谈论法国的衰落就是不爱国的表现。至于衰落的原因，莱昂·都德（Léon Daudet）等极右派作家把目标指向了德国和犹太人的阴谋，让·饶勒斯的国际社会主义也成了另一个靶子。每有10本表明衰落原因的书，其中只有两本是在赞扬法国在爱国联盟和为国献身的精神理念下的光荣复兴。法国的民族主义很激进，是因为它先天虚弱，人们打算利用它来推动复兴，仿佛一个国家的伟大只要有自信便可，而无须决定性的事实。
在一些人看来，关于法国的历史衰落人们需要知道的一切，以及对于法国的未来人们需要担心的一切，都能在法国的人口统计资料中找到答案。雅克·贝蒂荣（Jacques Bertillon）在意外畅销的一篇专题论文中明确指出：“所有的法国人都应当思考这样一个难解的问题：要怎样才能不让法国消失，让法兰西民族继续存在于世？” 贝蒂荣问道，法国拥有全欧洲最优良的农业用地，可为何每平方英里的土地所养活的人口数却不及英国的一半？在过去的30年间，英国的人口增加了1 000万，德国增加了1 800万，而法国为何只增加了200万？现在，就连意大利的人口都快要赶上法国了。
法国人口相对减少，原因是多方面的：法国的上层阶级出生率低，继承法倾向于打压大家族（因为大家族容易造成产业集团扩大化），还有法国夫妻的性习惯，特别是“俄南之罪”（Crime of Onan，体外射精或手淫）。此外，贝蒂荣还引证了巴黎的音乐厅——“轻音乐和拙劣、邪恶的副歌”的巢穴——大受欢迎的事实，那些暗示着小家庭更好的戏剧、避孕药的应用，以及他认为与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关系的反生育运动。邻国比利时的一名警察局局长曾以涉及淫秽出版物为名，叫停了一场避孕措施教育展，贝蒂荣对此表示称赞。他和1913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生理学家夏尔·里歇（Charles Richet）一道，成立了全国人口增长联盟（Alliance nationale pour l’accroissement de la population），不知疲倦地游说法国议会采取行动，试图扭转人口减少的趋势（不过成效不大）。
事实正如贝蒂荣所看到的那样，法国人口相对减少，引发了一连串的威胁。为了和德国的兵员数保持一致，法国已经要求更大比例的男性人口服兵役。这实际上也是1913年普恩加莱四处游说，主张把兵役期限从两年延长至三年以应对德国扩张的原因之一。
往后，这一问题还将变得更加严峻。法国只得越来越多地依赖身体不那么强健的新兵，以及来自殖民地的新兵。这一切都被德国的军事策划者或者他们的助手看在眼里。10年前的一个德国人这样写道：“男人不愿从军，女人拒绝生育，这样一个民族会变得麻木，失去活力，注定要受控于一个年富力强的民族。”贝蒂荣问道，军事实力减弱的法国会不会最终变得像波兰一样，被欧洲的其他大国瓜分？
但事情还不止如此。在历史上，英国的大规模移民巩固了祖国不列颠与广阔的海外领土，特别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新西兰这些殖民地之间的联系。然而从法国到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移民向来不多，总体人口增长速度慢也是原因之一。贝蒂荣认为这种情况容易削弱殖民扩张的势头，淡化帝国的内部联系。即便是在法兰西帝国的宝石阿尔及利亚，非阿拉伯人口中很多都没有法国血统。与此同时，在欧洲内部，讲法语的人数相比于讲德语的人数大幅下降（现已不到后者的一半），这意味着伏尔泰的语言将不再普及，法国也将随之丧失文化上的影响力。
阅读贝蒂荣的分析，人们仿佛看到法国在梦游的状态下走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毁灭。如果没有了愿意为国而战的人民，法国的成就又有何价值？普恩加莱等人认为法国可能会与德国一决高下，甚至是非常有可能，而果真如此的话，法国要拿什么去扳倒德国？或许是信仰？举国团结一心？还是年轻人的爱国精神？
1913年，两名天主教知识分子亨利·马西斯（Henri Massis）和阿尔弗雷德·德·塔尔德（Alfred de Tarde）用笔名阿加顿（Agathon）发表了《昨日的青年》（Les jeunes gens d’aujourd’hui）。他们激烈地反驳了将人口统计学视为天命的观念。他们描写了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后20年，即189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也就是他们这一代。他们称这一代人与悲观主义、半吊子的父辈们截然不同。相比之下，这年轻一代所受的启发来自行动和牺牲的理想、体育文化和旅行探险，这是天主教信仰的再发现，它取代了上一代人盛行于世纪之初的放荡主义。年轻一代在知识分子界的核心人物是莫里斯·巴雷斯和提出“生命冲动”的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年轻一代的倡导者是保罗·克罗岱尔（Paul Claudel）和天主教徒、德雷福斯支持者、民族主义者夏尔·佩吉（Charles Péguy）。“世界主义”的索邦大学曾经有很多饶勒斯的追随者，而现在民族主义者的人数更多。
马西斯和德·塔尔德解释说，这一代人宁愿到殖民地从军也不愿留在国内享福。他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的应届毕业生克利普费尔（Klipfell），他报名参军，在摩洛哥服役；另一个是伟大的法国民族主义理论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的外孙欧内斯特·普西卡里（Ernest Pischari），他想要到非洲灌木丛中服役。马西斯和德·塔尔德写道：“在爱国信仰和尚武精神的熏陶下，这些年轻人一旦得到机会，定能成就英雄事业。”他们认为这一代人将会成为法国的救星。
柏林 强力之都西奥多·德莱塞在他的欧洲之旅接近尾声的时候写道：“巴黎曾经风光过，也无疑会继续风光下去。”继而又说：“伦敦满足于走极端保守的路线。”但柏林最辉煌的时期就在眼前。“那里有血性，有希望，还有喜怒无常、贪欲无度的瓦格纳气质。”德莱塞的这番评价恰逢瓦格纳的百年诞辰，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1913年有100多万游客来到柏林，他们所看到的是一座生气勃勃、活力四射的城市。这座城市包裹在德意志帝国的外表之下，内在却依旧是普鲁士的首都。它被认为是欧洲最现代化的城市，工业强市，科学之都，一座炫耀性的城市。游客们的感受丰富多样。一些人眼中的柏林是一座大都市，比其他任何一座城市都更具未来和都市气息，更加现代化，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德意志帝国所拥有的全球经济力量。而另外一些人看到的是一个暴发户的形象，大肆张扬着新兴的繁荣，却没有一点儿高雅品位，整个就是一座丑陋、野蛮的城市。在很多人心中，这两种想法是交织在一起的。
柏林的游客中超过1/3是俄国人，他们在这里大概比在祖国呼吸得更自由一些，或许是在柏林身上看到了一个迅速工业化的半民主国家所能取得的成就。第二大游客群体是奥地利人，他们把柏林视为德语区范围内的竞争对手城市，紧张不安地打量着它。第三大游客群体是美国人，他们往往觉得柏林这座城市至少还是现代化的，让他们回想起自己的祖国。但他们不会久留于此。阿德龙大酒店（Hotel Adlon）的老板忧伤地表示：“他们只在这里住三天，之后就纷纷奔向各个温泉镇……他们在巴黎花的钱是最多的。”
西奥多·德莱塞初到柏林时，正乘着马车，从玻璃和钢铁铸就的、华丽壮观的腓特烈大街（Friedrichstrasse）火车站，一路颠簸至绿树成荫的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这也是柏林对香榭丽舍大街做出的浮夸回应，前面就是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
这里的一切，毫不夸张地说，真的是一切，都和美国一样新，甚至更新，也就是德国式的新！这里的出租车司机是我见过的最高大魁梧、虎背熊腰、膀大腰圆、最有德国味（Deutschiest）的家伙。
法国画家夏尔·于阿尔（Charles Huard）也把同样的风景画成了一捆素描，后来又把这些素描编入一本讲柏林的书中。这本书尖酸刻薄，反映出了法国人对德国人普遍的刻板印象：骄傲自大、盛气凌人、缺乏魅力。一个来自柏林的熟人曾经向他保证，菩提树下大街比罗马的克尔索（Corso）大街更漂亮，比巴黎的那些大街和伦敦的皮卡迪利大街更贵气。而在他眼里，那“的确是一条很宽的林荫大道，但种的都是些普通的树，不受待见的栗树和干枯的菩提树；瘦骨嶙峋的马拉着难看的马车……我彻底幻灭了”。在克兰茨勒（Kranzler）糕点铺门前的露台上，于阿尔看到“一个胖子贪婪地舔着勺子”，而人行道上“身材结实、健壮的人们来来往往，神色傲慢，拒人于千里之外”。
来自东方的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惊讶于柏林的火车站数量，不确定自己该在哪一站下车：“柏林的某某站到了，我们应该在这站下车，不对，还要再走一段，于是又到了柏林的某某某站，不对，还没到；最后到了柏林的腓特烈大街站，我们得赶紧挤出去，因为火车只停两分钟，之后又要开往柏林的某个站了。”普罗科菲耶夫与母亲在凯宾斯基酒店用午餐，吃龙虾，喝香槟，重振精神。他觉得这座城市具有“令人难忘的日耳曼气质”，一条条宽阔、笔直的大街贯穿蒂尔加藤（Tiergarten）公园，这座城市中央公园曾经是霍亨索伦王朝历代国王的狩猎场。他还评论说柏林没有美女，至少都不如让他魂牵梦萦的圣彼得堡姑娘乌姆内卡亚（Umnenkaya）那样迷人。
对于第一次乘坐巴黎、圣彼得堡或维也纳发出的火车来到柏林的游客，1912年的一本旅行指南《专业旅行者的柏林》（Berlin für Kenner）建议他们下了火车以后直奔人群。这本旅行指南的建议是，从腓特烈大街火车站——也就是德莱塞、普罗科菲耶夫与母亲下车的那一站——出发很方便，先向南步行至莱比锡大街（Leipziger Strasse），在这条街上有柏林最壮观的景点之一：韦特海姆（Wertheim）百货，它和A.扬道尔夫公司（A. Jandorf & Co.）、蒂茨（Tietz）以及柏林西边最新建立的Kaufhaus des Westens（简称卡迪威，KaDeWe）是柏林最大的百货商场。旅行指南对此的解释是：“人们会自发地走进去，然后便立刻陷入柏林生活的疯狂迷乱之中，无法自拔。”韦特海姆的确是一座城中之城，这里不仅可以购物，还有图书馆、美术馆、屋顶花园、照相馆、售票代理处和几家餐厅。一些观察者指出，这一类的百货商场是柏林人身份的熔炉，因为贵族和中产阶级在这些地方混杂在一起，柏林人共同发扬着一种新的炫耀性消费文化。对于百货商场能和柏林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相提并论，成为这座城市的亮点，一些更拘谨的德国人表示愤慨，认为百货商场证实了柏林愈演愈烈的铺张浪费之风，破坏了中产阶级勤俭节约、通过教育提升自我的传统美德，或许还弱化了因正直而闻名的普鲁士风骨。
从韦特海姆出来，沿着莱比锡大街来到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Platz），特拉法加广场和星形广场仿佛在柏林合二为一。在这里，最明显的感受就是这座城市的活力：“映入眼帘的景象令人难以置信，人潮涌动，灯火辉煌，车水马龙——那就是柏林！”以上是描绘柏林的画家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和路德维希·迈德纳（Ludwig Meidner）眼中的波茨坦广场，是现代大都市的表现。次年，迈德纳在他的现代城市绘画指导书中这样写道：“一条街道并不是由各种色调构成的，而是风吹过一排排窗户时的呼啸，各种各样的车辆之间奔腾的光束，上千个跃动的球面，零零落落的人和广告，以及嗡鸣的、无形的色彩集合在一起的轰击。”
这就是柏林：色彩缤纷，巨大开阔，以一种卖弄的姿态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现代化。柏林这座城市遍布着自动售货机和报刊亭、电话和有轨电车。1895年时，柏林的人均电话拥有数量是伦敦的8倍；到了1911年，虽然世界范围内的电话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柏林的人均电话拥有数量依旧是大英帝国首都的两倍。柏林有轨电车网的总长度相当于从德意志帝国东北的柏林到西南的美茵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之间的距离。1913年，柏林最新的一座地铁站——亚历山大广场（Alexanderplatz）站投入运营。这年年底，世界最著名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正准备赴任威廉皇帝科学促进协会（Kaiser-Wilhelm-Gesellschaft zur Förderung der Wissenschaften）的新职位。柏林终究还是一座科学之城——而且并不排斥犹太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World Zionist Organisation）的总部就设在柏林。
然而在柏林走马观花的游客不太容易看到柏林的另一面，也就是德国电气公司（Allgemeine Elektricitäts-Gesellschaft，简称AEG）的创始人之子、德国犹太人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称之为“工厂城市”（Fabrikstadt）的一面。这些工厂沿着城西的一条条运河和环形铁路而建，围绕着市中心构成了一条从西北到西南的大弧线，从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的西门子公司生产车间，经过了AEG公司的各个工厂。这是由于德国的电气工程行业——闻名世界的涡轮机和发电机、电报机和电话机的制造者——选择柏林作为大本营，毗邻欧洲最好的几所理工大学以及该行业的众多大客户：德国军队、铁路和邮政。巴黎或许保住了“光之城”的桂冠，而此时的柏林也以“电之都”（Elektropolis）的称号为傲。
美国人沃尔特·库恩（Walt Kuhn）来到柏林，为纽约军械库艺术展寻找欧洲艺术品，他自然感受到了这座城市活力四射的一面，虽说或许不那么亲切。“这座城市和市民都让人感觉不‘自在’。”他给妻子写信说。他还将柏林的交通与纽约类比：“警察确实是在吓唬人，但你要么跳起来，要么就只能跌跌撞撞地行进。”
柏林是从一个驻防小镇发展起来的，普鲁士也是军事化社会，这两点依旧体现在这座城市条条框框的拘束感上，试图驯服柏林不安分的一面，把它束缚在普鲁士秩序的枷锁中。据比利时大使回忆，在布洛涅森林和伦敦的公园，人们都可以躺在草坪上，然而到了蒂尔加藤公园，只见精心照料的草坪上立着“禁止”的告示牌。德莱塞这样描述高级官僚的日常状态：
德国的警察戴着锃亮的铜头盔，系着铜腰带；柏林的哨兵穿着灰色长款军大衣，肩上扛着步枪，眼睛藏在高帽投下的阴影里，身后是黑白条纹的岗亭，每一个真正重要的角落，每一座机关大楼前，都明晃晃地部署着这样的哨兵；德国军方和皇家的汽车在专用车道上高速行驶，前方所有的交通都要清除，官僚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小旗子在汽车底杠上耀武扬威地招展着，在你的身边飞掠而过。
戴着钉盔的军官形象是让人一眼就能认出的普鲁士象征，因此有一本英文的柏林旅行指南就选择用它作为封面，在伦敦一家拥挤的书店里，只需远远地一瞥便能心领神会。
在柏林，普鲁士军事起家和军事传统的影响力从未淡去，无论是往日军事胜利的纪念碑，没完没了的阅兵式，柏林公园里的铜管军乐队，还是柏林壮观的中央大街上和高档咖啡馆中穿着奇异制服的军人，包括皇帝本人在内。1906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让服从军令的普鲁士传统变成了一场闹剧。一个身份卑微的鞋匠威廉·福格特（Wilhelm Voigt）穿着一个军官的二手制服，在街上拦下了几名真正的德国士兵，命令他们跟随自己到科佩尼克（Köpenick）市政厅去。到了市政厅，他仅仅凭借着自信，再加上手下的几名士兵做担保，就又从市长手里要来了4 000马克，后来他换上平民的衣服，带着钱跑掉了。他对这身军装会产生怎样的效果非常自信，甚至还在半路上征用了一列火车。福格特被抓到了，最终在1908年被皇帝赦免。威廉皇帝觉得，福格特的这场恶作剧到头来不是恰恰证明柏林已经笼罩在等级观念和遵从权威的意识中了吗？到了1913年，“科佩尼克上尉”已经成了柏林的民间传说。
社会上潜在的军事化也显露出了更加隐晦的迹象。柏林占地面积很大的公寓楼群被称为Mietskasernen，字面意思是“出租的兵营”，源于公寓的面积以及毫无个性、千篇一律、准军事化的特点。在柏林西边的格鲁内瓦尔德（Grunewald）林区，大清早总能碰见参加“漂鸟运动”（Wandervogel）的一群群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所在的童子军社团受到军国主义者威廉皇储的支持，也就是1913年发表战争中的男子气概赞歌的那位。就连万湖（Wannsee）湖畔的公开体操表演都喜欢展示军人般的精准和矫健身姿。1913年6月，新体育馆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典礼，它将成为1916年柏林奥运会的举办地，因此，肩负着提高德国奥运会成绩重任的德意志帝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也不出所料地是一名军人——维克多·冯·波德别尔斯基（Victor von Podbielski）将军。
普鲁士邦的条理性在柏林的街道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总会有一大批清洁车把街道打扫得一尘不染（然而对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却更加危险了）。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柏林的公共卫生大为改善。到了1913年，一本英文旅行指南可以这样评价：“柏林的饮用水好极了，特别干净、清爽，而工人阶级竟然更喜欢喝啤酒，这实在是太奇怪了，不过他们偏偏就是更喜欢喝啤酒。”虽然汉堡在不久前的1892年爆发了一场霍乱，但柏林当局定期使用消毒剂消毒，保障了城市的安全。
无论官僚对于让柏林有效发挥其城市职能起着怎样的作用，无论军队里如何暗流涌动，私人的娱乐消遣总是少不了的。不可能按照某些保守派喜欢的那样，完全让上层来管理社会。瀚蓝斯湖（Halensee）有月亮公园（Luna Park），柏林的任何一家大酒店都有下午五时茶会，洋溢着打情骂俏的氛围。和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1913年的探戈热潮也席卷了柏林，尽管皇帝禁止穿军服的军官跳探戈。柏林的素食餐厅（在1902年共有152家）和裸体主义社团甚至好像还带有一丝反主流文化的意味，更不必说柏林的夜生活了。
因为只有到了夜里，这座城市才会卸下伪装，把白天的条条框框换成夜晚的纵情恣肆。《专业旅行者的柏林》以一种好似推销的夸张语气评论道：“柏林的夜生活和其他任何一座城市，甚至是巴黎都不一样，这表明柏林是一座世界城市（Weltstadt）。”这本旅行指南还十分肯定地告诉游客们，市中心的腓特烈大街一带以及从菩提树下大街至莫伦大街（Mohrenstrasse）一带，有许许多多的夜总会（Nachtlokalen），打扮入时的柏林人经常光顾这些很晚才打烊的酒吧。“何不跟着他们一起进去呢？”旅行指南建议道，“不用非得在红磨坊或者豪华舞厅（Palais de Danse）喝香槟，摩泽尔（Mosel）葡萄酒或者波尔多（Bordeaux）葡萄酒同样能够让人心满意足。”（德莱塞有着不一样的经历：他发现在豪华舞厅只能花20马克买一瓶香槟，这个价格差不多是一套新西装的1/3。）这些地方离柏林新建的大酒店，比如富丽堂皇的阿德龙大酒店（位于菩提树下大街1号）或者稍微差那么一点点的漫步大道（Esplanade）酒店都不远，相对比较安全些。旅行指南提到了很有用的一点，“可以安心地带着妻子一起去”。夜深以后，还可以到Lindencasino赌场或者至少要营业到凌晨4点的Toni Grünefeld酒吧继续享受夜生活。
此外还有另一种形式的探险，旅行指南称之为“闲逛之旅”（Bummeltour），把（男性）游客带到更工业化、更脏乱的柏林北部。正因如此，“最好让妻子留在酒店”。这里的夜生活可以一直持续到天亮。到了早上6点钟，人们可能还在星星酒馆（Café Stern）或者埃尔泽塞尔大街（Elsässer Strasse）的Erlanger Krug、歌德或者瓦尔哈拉（Walhalla）这些刚刚开门营业的酒馆，为辉煌灿烂的柏林、至高无上的柏林、酩酊大醉的柏林干杯。柏林估计有两万名妓女，此外还有大概两千名男妓，这个时间也是他们最后的工作时间。（虽然在德国，同性恋是违法的，但柏林却是欧洲的——因此也是世界的——同性恋之都。）在一些清晨营业的酒馆里，把身份证件藏起来才是明智之举，以防警察突袭。不过正如旅行指南得意扬扬的声明所言：“那也是柏林生活！”（Auch das ist Berliner leben!）仿佛在一场柏林之旅中，如果没有跟法律与秩序的捍卫者过过招，就是不完整的。在对权威无条件服从的风气下，做到这样已经是极限了。
早晨回到酒店的外国游客，一路上或许会捕捉到柏林的另一面，都市工人阶级的柏林，也就是拉特瑙所谓的“工厂城市”里的工人们。1913年，巴黎只有不到四成的工人从事工业劳动，而柏林则有六成。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于1906年写道：“我们最多只是发现，在清晨五六点钟，我们经过一夜的歌舞或者斗牌，疲惫不堪地回到家时，或者去火车站赶早班车时，他们（工人阶级）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然后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便突然闪现在眼前，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不知道他们在那里，成百上千的人，三两成群，组成一条条长队，迈着轻快的步伐“去上班”。他们大多不发一言，手里拿着劳动工具或者咖啡罐。他们……现在正奔向巨大的摩洛神的怀抱，那就是在6点钟响起汽笛声的工厂。汽笛声宣告了工厂的囚徒们个人生活的结束，重新开始要等到十一二个小时之后，而6点钟的我们已经再一次舒舒服服地爬上了床。
这就是柏林的底层社会，用《专业旅行者的柏林》中的话说，是“光鲜奖牌的背面”。在柏林，工会的势力很大，1905年共有22.4万名成员。 1910年，柏林有15万工人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普鲁士修改选举法，1911年还有20万工人来到特雷普托公园（Treptower Park），谴责帝国在摩洛哥的外交政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分析和社会民主在这座城市盛行。柏林的保守派势力也许想要忘记柏林的这个样子，但罢工或者疾病的爆发却让他们不得不去面对。波兰犹太人、社会民主党，后又成为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记述了三个穷人约瑟夫·盖厄（Joseph Geihe）、卡尔·梅尔希奥（Karl Melchior）和卢西恩·什奇普捷罗夫斯基（Lucian Szczyptierowski）的事例。由于身染怪病，他们从柏林街头卑微的小人物一下子变成了中产阶级浓厚兴趣与积极关注的对象。“（这三个人）一辈子都未曾让人如此感兴趣”，卢森堡一针见血地指出，而“现在这是多大的荣幸啊！……对于他们胃里的东西，世人一度是全然漠视的，可现在却勤奋地研究了起来，在所有的报纸上高谈阔论”。
所有人都觉得，柏林或许还不像伦敦那样重要，而且过于工业化和粗鲁，远不如巴黎那样迷人，但它前途无量，和今日的上海一样，是一座不容忽略的城市。
19世纪初期的柏林基本上只是一座灰扑扑的驻防小镇，位于普鲁士平原中央，人口刚够20万，是普鲁士历代国王的王都，一个德意志北部邦国的人造首都，排场大过实际地位。“普鲁士的首都和普鲁士本身一个样，”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于1814年写道，“这里的建筑和机构与这里的人同样年纪，仅此而已，因为它们都是同一个人的作品。”这个人就是腓特烈大帝，不过他更喜欢说法语，大多数时间都不在柏林，而是在柏林附近波茨坦（Potsdam）的无忧宫（Sanssouci）度过。
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为AEG公司设计的现代主义风格的透平机制造车间。柏林不只是德意志帝国的首都，它本身也是一座工业强市，既是“工厂城市”，也是志存高远的“世界城市”。
然而在1871年，普鲁士首都摇身一变，得到了一个新身份，成了刚刚在凡尔赛宫宣布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的首都。自那以后，柏林飞速发展，成了欧洲主要的工业城市之一，也渐渐获得了世界城市的称号，正如德国也向往成为世界强国。人们能够充分地感觉到，柏林将会反映出德国本身的活力和国际影响力。现在这个国家的钢产量超过了英、法、俄三国的总和，是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国，生产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化学品（用英国轮船运送到消费者手中），更何况它的电气工程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德国的银行家和商人在全世界考察，发现有待占领的市场和有待满足的消费者。他们于1913年在基尔创立了一家研究机构来研究这一问题。
1913年，柏林的人口已经接近400万，而且还在继续增长。突破500万只是时间问题，再这样下去，超过伦敦的600万也不在话下。19世纪的柏林——用老一辈人的话说，叫“老柏林”（Alt Berlin）——与在原地发展起来的这座大都市并没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这座大都市从柏林相对贫穷的中心地区，发展到工业化的北部和东部，再到西部的新区和格鲁内瓦尔德的中产阶级别墅区。拉特瑙在格鲁内瓦尔德的国王大道（Königsallee）拥有一座极其华丽的别墅，这座别墅与每天为他赚钱的那些工业建筑大相径庭。
为了强调普鲁士在历史上的丰功伟业，赋予其庄严的意味，威廉二世皇帝在纪念物和纪念碑上斥下巨资。（德莱塞把由此产生的那些雕像称为“反人类的罪恶”。）柏林当然已经有了胜利纪念柱（Siegessäule）——一座富丽堂皇的凯旋柱，顶端是金雕像。在此基础上，皇帝又在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的一端建起了一座教堂，纪念他同样也叫威廉皇帝的祖父。这是一座大教堂，他希望有朝一日这座教堂在新教徒中能够具有圣彼得大教堂在天主教徒中那样的地位。威廉皇帝还是考古爱好者，经常去爱奥尼亚海的科孚岛（Corfu）度假，并且有所“发现”。他个人对于德国在古代世界考古宝藏中的收获非常感兴趣，还怂恿著名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把自己贮藏的宝物留给柏林这座城市。1902年，他亲自主持了帕加马祭坛（Pergamon Altar）新的收藏地落成仪式，后来的帕加马博物馆于1912年动工。他还主持了胜利大道（Victory Avenue）的落成仪式，这是一个雕像公园，雕刻着普鲁士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上溯至12世纪的阿尔布雷希特一世（Albrecht der Bär），不过其中的一些雕像看上去却疑似当代宫廷中的马屁精。
20世纪之初，柏林的各个行政区都遵循皇帝的指示，建造的市政厅塔楼一个比一个高，外观一个比一个华丽，对历史的参考让整座城市有了大杂烩的特征。在新克尔恩（Neukölln）的里克斯多夫（Rixdorf），德国北部的诸多建筑风格融入一座模仿13世纪的锡耶纳市政厅（Palazzo Pubblico of Siena）而建的塔楼中，而科佩尼克市政厅（Rathaus）就尝试了这种趋近德国北部的哥特式风格。
数十年过去了，在柏林建起了很多使人想起哥特遗产的市政厅，以及历史英雄纪念碑，但即便如此，柏林这个欧洲首都中的后起之秀，却从未抛弃标新立异的作风。柏林城主要的传记作者之一、艺术评论家卡尔·谢弗勒（Karl Scheffler）有一句绝妙的形容，这座城市被下了“永远在变化，绝不会消停下来”（immerfort zu werden und niemals zu sein）这样一道判决。1899年，身为柏林人的瓦尔特·拉特瑙也承认柏林是暴发户。的确，“柏林是城市中的暴发户，也是暴发户的城市”。不过，这并没有什么丢脸的。他评论道：“德语中的暴发户指的是白手起家的人。”
在某种意义上，柏林的发展速度决定了它只可能成为暴发户，为了跟上城市人口增长，飞快地建房盖楼。（事实上，1911年约有6万名柏林人住在地下室。）很多游客认为柏林更像是美国而不是欧洲的城市。“相比之下，连芝加哥都显得古色古香，”马克·吐温在19世纪90年代写道，“柏林的大部分看上去像是上个星期才建好的，其余的部分也只能稍微看出一抹更加黯淡的色调，像是有6—8个月的样子。”柏林身上的美国气息挥之不去。1910年，卡尔·谢弗勒进一步指出，柏林不只是像美国，而且还正在美国化，德国其他地区亦受其影响，对此他的态度至少是矛盾的。
土生土长的汉堡人谢弗勒写道，事实上大多数德国人对于柏林完全没有家的感觉。柏林不是他们的城市，这种感觉与巴伐利亚人对于慕尼黑，或者莱茵兰（Rhineland）人对于科隆的感觉不同。慕尼黑和科隆都曾经是地方的政治活动中心，本身就是重要的城市，而当时的柏林还只是一个名声好一点儿的村庄。有1/5的英格兰人生活在伦敦，1/8的法国人生活在巴黎，而只有1/20的德国人生活在柏林，这些人大多来自德国东部，也就是普鲁士，而不是西部。因此对于国家整体来说，柏林并不算是自然形成的首都，而是由一批批外来者组成的殖民首都。它处在偏远的易北河东部，居住在那里的是一群“冷漠无情的拓荒者”。
最糟糕的是柏林文化生活的矫揉造作，这一点也遭到了谢弗勒的批判：“也只有柏林人可以对歌德不甚了解，却对上一个季度流行的诗人了如指掌。”由于缺乏艺术底蕴，又没有足够的创造力来打造属于自己的风格，柏林只好用其他的风格东拼西凑，却只是囫囵吞枣，良莠不分。谢弗勒很欣赏现代主义高雅大方的简洁性，以及哥特风格的中世纪优雅。他建议《贝德克尔旅行指南》把彼得·贝伦斯最近为AEG公司设计的透平机制造车间收录进去。但他认为柏林的新建筑大多不怎么样。这些建筑透露出的品位很成问题，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建筑理念都很混乱，是借过来的而不是造出来的。因此柏林的建筑师们在德国的其他地方投下了一片粗陋的阴影——“世界城市的阴影”。
但这片阴影却有一个极其特别的形式——它和皇帝本人的形象基本一致。谢弗勒写道：“皇帝和现代的柏林人一样，都怀有一种紧张不安的需求，想要做出一番事业，富有进取精神，奉行乐观主义和物质主义，拥有同样的本能、同样的表现欲、同样变化无常的爱好。”更重要的是“他在建筑艺术最衰败的时候产生了大兴土木的欲望”。正如同皇帝有意干涉国家美术馆的购置策略，他还打算运用自己身为皇帝的特权来否决不合心意的柏林建筑方案，为他认可的工程助推。“但凡是成功的画家、建筑师、工程师和造船师，几乎无不蒙受皇帝提出的很多专业意见之恩。”一名英国的宫廷观察者委婉地评论道。柏林就这样带着其统治者的缺点建设了起来。
威廉二世总觉得自己是一个饱经世故的人。他喜欢旅行。他积极跟上最新的科技发展步伐，并就此发表自己的见解。虽然他试图表现得自信满满，却很容易陷入一阵阵消沉沮丧和自我怀疑的情绪中，这也是他那个时代典型德国人的特征。在宫廷生活中，他既可以墨守成规让人敢怒不敢言，又可以是万民拥戴的一缕清风，和诸如犹太船王阿尔贝特·巴林（Albert Ballin）这样的人交好，而皇帝的上一代对于这类人是不屑一顾的。但他还有另一个爱好：制定规矩。
1913年注定属于皇帝。他29岁时继承父亲腓特烈三世的帝位，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如今25年过去了。而现在距离普鲁士军队在莱比锡打败拿破仑军队，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威廉皇帝无论走到哪里，都想要成为关注的焦点，在他看来，这样的巧合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机会。这两个周年纪念合并成了一场长达一年之久的庆典：为他本人，为德国，也为以他为首的霍亨索伦王朝。这一切都反映出了皇帝对于国家政治应该如何运行所持有的极端保守的观念：德意志民族要听从皇帝的领导。
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不言而喻的：涉及宪法和德国历史。首先，德意志民族具体指的是哪些人？从民族和语言的角度来看，德意志帝国的人民绝大多数是日耳曼人，但并不完全是，东部的一些省份以波兰人为主。即便在日耳曼人内部，也有很多分支。由于历史原因，天主教徒对于德意志民族并没有什么归属感，至少普鲁士人是这样看待的。双方都在互相猜忌。帝国也并没有把所有讲德语的人囊括进来：还有很多人在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安居乐业。
从宪法的角度讲，虽然皇帝是德国唯一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是奥地利皇帝，不是德国皇帝——但他并不是德国唯一的君主：巴伐利亚还保留着国王，之前其他的王国也都保留着当地的统治者或者他们的继任者。这些邦国还保留着相当程度的政治自治权，独立于柏林，因此也就是独立于皇帝。正如谢弗勒所言，这些地方的人民并不需要接受来自施普雷河（Spree）畔的那座城市的政治或其他任何方面的指示。在德国内部，普鲁士邦的人口和经济影响力都远胜于其他各邦，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德国宪法和文化上的联邦制相抵触的。普鲁士邦的选举采取的是极不公平的三级投票制，严重偏向富人，因此从根本上保证了保守人士成为多数派。
在帝国的层面上，皇帝的海军与陆军首脑身份给了他一定的军事特权，让他能够沉浸在他喜欢的秩序井然的军事环境中。他负责任命帝国宰相兼普鲁士首相，这给了他双重的授权，增强了他对德国政治制度整体上的影响力。不过皇帝的宰相在帝国事务上也还远远达不到一手遮天的程度。他的所作所为还要受到德意志帝国议会的约束。尽管普鲁士议会的选举制度保证了保守派人士成为多数派，然而帝国议会的选举权放得更开，赋予所有25岁以上的男性公民，因此议员群体相对不那么听话，极大地推进了民主法制建设。对于帝国的法律，需要在帝国议会上进行投票表决，因此帝国议会理论上可以驳回国家预算，这为议会提供了一个不那么锋利却具有潜在威力的办法来对政府施加影响。虽然威廉皇帝执意要求新的帝国议会大厦入口处刻上“为了德意志统一”（Der deutschen Einheit）的铭文，而不是原本计划的更加自由主义的“为了德意志人民”（Dem deutschen Volke），但皇帝的大臣们并不能像对待军队那样，对德国的政治统一发号施令；他们不能诱骗或威胁选民只投票给官员或者保守派，而一旦选举产生了帝国议会，他们就必须接受这样的结果。在1912年的大选中，有超过1/3的德国人民把票投给了社会民主党，选出了110人进入议会。在身为帝国首都但同时也是德国社会主义之都的柏林，社会民主党赢得了3/4的选票。
1913年，德国军队在法国失地阿尔萨斯—洛林的扎本小镇独断专行，导致帝国议会要求宰相辞职。
1913年年底的扎本（萨维尔纳）事件，实实在在地挑战了仅凭皇帝便可决定宰相人选的原则，而这是皇帝权力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次挑战的导火索是一件小事：驻防小镇扎本的一名军官用带有侮辱性的词语“Wackes”称呼当地居民，似乎是在煽动手下的士兵，一旦和当地人发生冲突就杀掉他们，因而激起了民愤。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只需对当事军官金特·冯·福斯特纳（Günter von Forstner）少尉做出惩罚，当地人的情绪便会冷静下来。事实上，面对随之而来的民愤，军方独断专行，采用低劣手段控制群情，还使用武力进行威慑。军队的表现很荒唐，当地人以此作为笑柄，立刻遭到了逮捕。柏林的议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阿尔萨斯—洛林——实际上还有德国——究竟是谁在统治？是军队还是民政机关？帝国议会要求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 Hollweg）辞职。虽然他们没能成功——宰相本人拒绝辞职，而只有社会民主党和一个波兰的小党派愿意就此事进行投票表决——但挑战已经开始了。议会已经明显有了更加独立的趋势，事实上是反对的趋势。帝国议会显然也愿意对军队的作用提出质疑，因而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德国莫非正在朝着英国那种更纯粹的议会制度发展？
因此当1913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帝国臣民内部的观点已经产生了严重分歧，而这些都是深受爱戴的皇帝一手造成的。民族主义者认为皇帝太胆怯，他们建立了诸如泛德意志同盟（Pan-German League）和德意志陆军联盟（German Army League）之类的议会外组织，这些组织不受皇帝控制，然而却在煽动着外交政策方面的公众舆论。甚至连生来就赞同君主制理念的保守派，也觉得皇帝有点儿不够圆滑——他总是盲目自信地发表漫无边际的陈词滥调，在采访中经常会错意，演说技巧也不高明。即使是在这个霍亨索伦王朝之年，《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的一位社论作者还是这样写道：“我们不能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要写皇帝和‘他的’人民，或者德国人民和‘他们的’皇帝。”
长期以来，威廉皇帝在位期间一直以热衷各类庆祝活动而闻名。一家“左倾”的报纸指出：“德意志帝国必须要忍受仿佛永无止境的官方庆典。这些庆典像电影院里的胶卷一样接二连三地出现。”但是在1913年，对于总觉得自己很受欢迎的皇帝来说，国家、王朝和个人三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反倒给他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再次尝试提升个人威望，更加坚定自己作为国家统一凝聚力的身份。当他为原本阴郁的皇宫带来一股朝气与时尚，对神气的牛角胡如痴如狂，自己也蓄起这种充满活力的胡子时，他是不是找回了自己1888年即位之初的一丝兴奋之情呢？德国政治制度的复杂构成、薄弱环节和古代遗风，在一名温和的皇国民族主义者的热情中，真的不会被遗忘吗？如果说德国还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至少能让威廉皇帝拥有他的一席之地吧？
和往年一样，1月27日皇帝生日是举国同庆的一天。在皇帝的个人授意下，柏林歌剧院上演了一场喜剧，标志着庆祝活动的开始。（威廉皇帝自诩为音乐评论家以及广义上的油画和雕塑鉴赏家，兴致上来时经常要插一脚进去，要不然就是公开阐述自己对艺术本身的见解。）三天后，皇宫发布了如下公告：
我今年的生日引出了一系列庆典活动，再次将100年前普鲁士王国崛起过程中的各项重大事件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但愿对过去的纪念能够一直有助于提醒当下的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对祖国的亏欠，激励我们像100年前的祖先们所做的那样，把同样的忠诚、奉献和团结精神投注在上帝赐予我们这一代的那些事业上。
在这一年里，皇帝为了参加各项庆典活动走遍了整个德国：他来到了巴伐利亚的凯尔海姆（Kelheim），庆祝巴伐利亚支持德国的度量衡标准（尽管在历史上再次被征服，而且是从巴伐利亚王室的角度来看待的，并不是从更广义的民族觉醒意识角度）。10月，皇帝驾临莱比锡，为民族大会战（Battle of the Nations）纪念碑揭幕（却缺席了同期在市里举行的工业博览会，让当地的工业界要人大失所望）。在柏林，皇帝不仅要应对5月的皇室婚礼，还在6月出席了格鲁内瓦尔德奥林匹克体育场的落成典礼（为此，皇帝身边的随从尝试策划了一场更加平易近人的庆祝活动，而没有采取约定俗成的军队游行）。6月晚些时候，皇帝还检阅了行业协会游行（Festzug der Innungen），柏林的各个中世纪行业协会向君主致敬。这完全是一场反现代的游行，因此也被社会主义新闻界批评为“中世纪的假面舞会”。一些人无疑是喜欢这种表演的，不过有大批军队拦着他们不让靠近。很多人觉得这种庆典华而不实，和他们生活的现代德国非常不搭调。所以说1913年的这些庆典不仅没有遏制住皇帝影响力下降的颓势，反而可能是适得其反。
据比利时大使回忆，发行的纪念币是一枚塔勒，价值3马克。硬币的正面是国王骑在马背上，士兵们挥舞着剑和枪，下方有“与上帝同在，为了国王和祖国”（Mit Gott für König und Vaterland）的字样，上方是“国王一声令下，全员一往无前”（Der König rief und Alle, Alle kamen）。硬币的背面是一只鹰战胜了一条蛇，以及“上帝与我们同在！”（Gott mit Uns!）这些文字指的是发生在1813年的事情，据一个世纪后的神话传言讲，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号召人民保家卫国，他们对一个人做出了这番回应（历史记录是截然不同的，不过这些都是小分歧）。这些硬币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德国统一的种子不仅来源于俾斯麦的政治谋略，与王室的积极主动也有很大关系。
100年后，武士国王的概念，一统天下、大显国威的国君，这一切自然吸引着威廉皇帝尚武的一面。威廉皇帝表示自己与军队是为彼此而存在的。他欣赏军队的盛大排场和等级制度——当然站在最高处的是他本人。他对崭新的德意志帝国海军寄予厚望，感到无比自豪，想要让他的英国表亲另眼相看（尽管这在伦敦明显引发了恐惧）。他对德国国际政策的言论也让人欢欣鼓舞，在他看来这是德国贸易范围的必然结果。对于外交部提出的建设柏林至巴格达的铁路，与奥斯曼帝国结盟，以此在中东地区扩大德国势力的方案，他表示强烈支持。他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炫耀自己的军事知识和意向的机会：据英国的威尔士亲王回忆，1913年他去威廉皇帝的办公室拜访，发现办公桌旁的皇帝并没有坐在椅子上，而是坐在军用鞍上，称这样更有助于“清晰、简明的思考”，之后他穿着一件深绿色军服，佩着一把镀金的猎刀，戴着一顶羽毛装饰的帽子，招呼年轻的亲王乘坐一辆疾驰的轿车去歌剧院。更重要的是，皇帝支持1913年德国进一步扩军，这次扩军也导致法国把兵役年限从两年延长至三年。他偶尔也会表达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未来必有一战的悲观预想。
但威廉皇帝除了战士的形象——虽然是个绣花枕头般的战士——还兼有和事佬的形象。在公众心目中，这两种形象互不相让，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这有什么不对呢？毕竟在1913年时，皇帝见证的不仅是25年的德国经济增长，还有持续了25年的和平。除了一些零散的小规模冲突，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战争，德国也每每止步于战争边缘（这也让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非常丧气，认为皇帝懦弱没用，不能胜任真正的普鲁士领袖）。德国人成了国际和平主义的代名词。1913年，皇帝对维也纳采取了强硬干涉，劝阻奥匈帝国不要在巴尔干的混战中越陷越深，虽然维也纳的一些人想要借正在进行的巴尔干战争之机收拾塞尔维亚，防止它把自己国家的斯拉夫人口吸引过去，或者在南面雄霸一方。皇帝自认为是欧洲外交能手，试图左右逢源，不过他的外交官们私下里对他的评价也许并没有这么高。
1911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日耳曼学家本杰明·艾德·惠勒（Benjamin Ide Wheeler）提名威廉二世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1913年，德国内外突然涌现出一大批文章，称其为“和平皇帝”（Friedenskaiser）。这一年6月，德国和平运动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弗里德（Alfred Fried）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发表了一篇长文，他写道：
作为和平人士，他的荣耀堪称伟大，而且还将变得更加伟大，他作为和平英雄青史留名的愿望也必将实现。未来历史学家所处的位置，会让他们对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伟大、不安的时代一览无余……这些历史学家会把他称为这个变化过程中令人肃然起敬的力量，会赋予他“伟大的斡旋者”之名。
罗马 教皇的飞机说到1913年欧洲蒸蒸日上的大国，欧洲人大多会把目光投向柏林。意大利则更像是一个休闲娱乐的国度，富人和艺术家的游乐园。他们和意大利的没落贵族混在一起，租一座破烂的宫殿，租金还抵不上格鲁内瓦尔德的一栋小房子，或者置身于欧洲的体面人士之中，在威尼斯愉快地度过一个月。人们对意大利的印象是美丽而又贫穷，这两点具有同等的吸引力，而且也是南欧对北欧富裕与活力的反衬。
在傲慢的北欧人的想象里，意大利是一个富有艺术美的国家，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对于这样的旅行者来说，佛罗伦萨是一定要去的目的地，至少和罗马是同一个级别的。佛罗伦萨毕竟是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的诞生地，美第奇小圣堂（Medici chapel）的所在地，是文艺复兴之城。意大利是自然与人类之美的陈列柜，在这片土地上，歌剧仅仅是对生活的一种自然表达——当代最著名、最受欢迎的歌剧作曲家都是意大利人。“我完全相信意大利会让来访者得到真正的净化和升华，”在E. M. 福斯特的小说《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中，菲利普·赫里顿（Philip Herriton）说，“意大利是世界的学校和游乐园。”这种笼统的表述在痴迷于意大利的北欧人身上表现得很典型，正如100多年前的歌德一样。菲利波·马里内蒂等意大利未来主义者有意识地反对这些看法。马里内蒂于1909年写道：“我们在意大利发表这份兼具破坏性与煽动性的暴力宣言，是因为我们想要把意大利从腐败的教授、考古学家、导游和古董商人手中解救出来。”
外国人把意大利的艺术和建筑描述得无比美妙，却很容易忽略这个国家在当代的影响力。在列强林立的欧洲大陆上，意大利王国当然要排在德国、法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之后，然而它却还是在那些国家之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位置。诚然，意大利直到1861年才由萨伏依王朝（House of Savoy）统一，而整个意大利民族也尚未完全融合。一些那不勒斯人和西西里人或许更忠诚于他们的地方和教派，而不是意大利王国，后者在他们眼里基本上相当于北方的皮埃蒙特王国（Kingdom of Piedmont）的扩充，而米兰人也看不起他们的南方同胞，认为他们和自己曾经渴望统治的北非人民一样原始古老、尚未开化。“北方与南方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一位社会主义评论家写道，“而处境悲惨的那个民族漂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或者季节性地移民美国或阿根廷。意大利的工业，譬如都灵的菲亚特汽车公司（Fabbrica Italiana Automobili di Torino）和倍耐力（Pirelli），事实上也的确集中在北方。这个国家北方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依然是农民的耕地，很多农民都不识字。福斯特笔下的一个人物写道：“这种地方似乎不可能走出中世纪。”
然而，意大利也正在转变为一个现代的欧洲民族帝国。对于1913年的选举，最近提出的选举法将选民范围扩大至800多万意大利人，这个数字比之前翻了一番还多（和法国一样，很久以后才赋予妇女选举权）。很多北欧人把意大利看作一个无足轻重、落后混乱的国家组织。对于这些北欧同胞，英国作家理查德·巴戈特（Richard Bagot）写道：
我总是怀疑，在那个国家旅行了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同胞们，能否理解他们所见所闻的真正意义，哪怕是最表层？对于意大利在过去50年中的成就，他们心里究竟有没有一丁点儿概念？根据我经常听到的、来自他们的评价和非难，我猜他们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他们忘记了，如果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么英格兰也不是；我们所生活的国家用了近千年的时间才发展至此，以适合这样一个民族的标准，去衡量另外一个建国只有50年的民族，完全是不公平的，而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他暗示这些人或许觉得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永远陈旧腐朽、积贫积弱才好，正如他们“为现代罗马人每天的破坏行径而发出愤愤不平的哀号”，或者一旦“有哪座古老的建筑为了满足像罗马这样迅速膨胀的大城市愈发紧迫的需要而被拆除”，就会给伦敦的《泰晤士报》写信。
1913年1月，刚刚在殖民地打了一场仗的意大利万人部队回到罗马，举行了一次列队游行，他们所属的意大利陆军的规模已经接近于英国。意大利已经有了自己的第一艘“但丁·阿利吉耶里”号无畏舰，其所属的海军可以以各种方式在地中海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意大利在非洲拥有殖民地：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的厄立特里亚（Eritrea），在上一年一场与奥斯曼帝国的小规模战争中，意大利表面上看是胜利了，因此又从对方手中得到了利比亚。在这场战争中首次使用了飞机，主要用于侦查，但朱利奥·加沃蒂（Giulio Gavotti）中尉出动飞机向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投下了炸弹。在亚历山大港长大、襁褓中由苏丹奶妈哺育的菲利波·马里内蒂歌颂战争中的暴力，认为它将意大利与“野蛮”非洲的活力重新结合，同时也肯定了意大利的现代冲力。著名的意大利诗人乔瓦尼·帕斯科利（Giovanni Pascoli）认为，正如普法战争促使德国凝聚成一个单一的政治单元，在利比亚的战争也是意大利和意大利人重生之路上的一次严峻考验：
任何人如果想知道（意大利）现在的情况，就去看看它的陆军和海军吧……海陆空，山地和平原，半岛和岛屿完美地融为一体。肤色白皙、不苟言笑的阿尔卑斯山区战士与肤色黝黑、身材修长的西西里战士并肩作战，高大的伦巴第掷弹兵与瘦小的撒丁燧发枪手勾肩搭背……看看那些光荣牺牲者和以身负重伤为荣的伤者名单吧：你会觉得自己是在记忆和修正一个地区的地理学问，那里不久之前还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啊，你们这些为国捐躯的神佑者！……50年前，意大利建国。在这神圣的50周年纪念日上……你们证明了意大利民族也已经铸就。
这类作家都对Italietta嗤之以鼻，这是一个安宁的小意大利的概念，以生活充裕舒适的中产阶级为主，但实质上别有一番情趣。这正是意大利首相乔瓦尼·乔利蒂（Giovanni Giolitti）理想中的国家形态。而这类作家却为意大利描绘出了一片灿烂的未来，作为一个受欧洲兄弟国家尊敬的国家，依然历历在目的昔日罗马帝国合适的继承者。
对于意大利国家命运的这种宏伟构想，激发了意大利在非洲进一步殖民的渴望，特别是埃塞俄比亚——在1896年的阿杜瓦战役（the Battle of Adowa）中，意大利被打得落荒而逃，狼狈不堪。这些构想煽动了意大利对巴尔干半岛的兴趣，那里的一些意大利人梦想让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重新成为意大利的势力范围。正如法国的一些民族主义者对阿尔萨斯和洛林怀着复仇主义雄心，意大利的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也要求政府采取行动，让曾经属于意大利但现属法国的城市尼斯回归祖国，还要求意大利名义上的同盟国奥匈帝国归还讲意大利语的的里雅斯特和蒂罗尔（Tyrol）。困难之处在于尼斯人民实际上在50年前的一次公投中就已表示归属法国，这一点却被人忽略了。事实就是法国和奥匈帝国都不太可能未动干戈就把土地割让出去，而这一点也被敷衍过去了。或许这并不重要吧。毕竟一些意大利人想要的恰恰是一场战争。马里内蒂把的里雅斯特形容为“我们美丽的火药桶”（notre belle poudrière）。
所以说虽然意大利并不是1913年欧洲外交的主线，但是在巴尔干外交中却不容忽视，在对于欧洲势力更广义的思虑中也不容小觑。罗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城市地位，如今大国纷纷设立大使馆，这正是在外交领域重拾地位的标志。罗马再也不是只要有游客就好了，虽然他们带来的麻烦无非就是偶尔会向领事打听一个不安分的丈夫的行踪，或者一个被偷的包的下落。得把意大利当回事儿才行。
如果说有哪座城市比巴黎更配得上永恒，那么一定是罗马。这里有着罗马帝国的兴衰，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关于罗马帝国的一切，大多来自城市里的大量遗迹，位于市中心的考古大道（Passeggiata Archeologica）。罗马帝国灭亡后，这座城市也衰落下来，之后又得到了新的角色，作为罗马教会所在地、教皇国（Papal States）首都、罗马天主教所在地。罗马成了神父与修女、教堂与修道院之城，人口照罗马帝国期间的峰值骤减，工业发展停滞，犹太人被关进隔离区。然而如今的罗马已经是年轻的意大利王国的首都，洋溢着自由和反教权的气氛，这个新生国家的官僚们也住了进来。1861年，罗马的人口还不到20万，到1913年至少有50万：虽然少于米兰和那不勒斯，更远不及伦敦、巴黎和柏林，却仍算得上是相当惊人的增幅。巴黎始终名声在外，柏林迫切地展示自己的成就，罗马和它们不同，这座城市的地位正在恢复。
尽管意大利王国于1861年宣告成立——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为意大利复兴运动高呼“罗马或死亡”的口号，复兴运动通过战争实现了意大利的统一——但罗马直到10年后才并入意大利王国。那是1870年，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为了保卫法国本土，被迫召回用来保护教皇世俗权力的驻军，意大利军队借此良机占领了罗马。之后的数十年间，人们以“首都罗马”（Roma Capitale）之名构思了一些规划方案，目的是让意大利王国的首都从教皇的飞地转变成一座可以与欧洲其他首都相媲美的城市。古罗马精神（Romanità）重获新生，意大利也超越了考古学书籍和《贝德克尔旅行指南》，登上了20世纪的世界历史舞台，闪现着过去与未来的荣耀。
1911年6月举行的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Vittorio Emanuele）纪念碑官方揭幕仪式，标志着意大利宣告统一50周年纪念活动达到了最高潮。这座巨大的纪念碑由大理石和炫白的石灰石筑成，用来纪念这位率军征服了罗马的国王。意大利建筑师朱塞佩·萨科尼（Giuseppe Sacconi）设计的这座纪念碑耸立在罗马的天空中，罗马女神上方屹立着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的骑马雕像，更上方是古典装束的16个人物，分别代表意大利的16个地区。这座纪念碑既是在回溯历史，也是在暗示意大利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光辉灿烂的未来——却跟教会全然无关，它的象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它的选址位于曾经归罗马帝国管辖的卡比托利欧山（Capitoline Hill），以表雄心壮志。它要俯瞰全城。为了得到更壮观的远景，放大视觉上的宏大观感，附近的建筑都被清除掉了。它被称作“祖国的圣坛”，硬是挪用了这样一个富有宗教意义的称谓。事实上，这座纪念碑完全挡住了一座教堂，除了台伯河对面圣伯多禄大教堂（St. Peter’s Basilica）的穹顶，这面又多了一个焦点。仿佛是要证明新生的意大利的自由主义性质一样，围绕这次揭幕仪式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一场选美比赛，有300名佳丽竞争“罗马女王”的桂冠。
旧与新。1911年，飞机首次飞掠罗马梵蒂冈上空。
事实上，意大利更加名正言顺的二把手——教皇庇护十世（Pius X）——沿袭了之前历任教皇的传统，拒绝承认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的完全合法性，不过比起以前，可能是更加流于形式。庇护十世之前的倒数第二任教皇庇护九世（Pius IX）在19世纪70年代自称为梵蒂冈的囚徒，无法踏出一步。虽然庇护九世和过去400年里的所有教皇一样是意大利人，但他并不为意大利建国而庆祝，反而认为意大利王国侵占了曾经的教皇领地。自那时起，教会和国家在罗马冲突不断，一方是顽固的反教权人士，另一方是倔强的罗马教廷，由教皇无误论的精神信仰支撑着，两方还都有一些狂热的支持者。1899年，在罗马的宗教裁判所原址立起了被其处以火刑的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的雕像，这个蓄意挑衅的举动在鲜花广场（Campo dei Fiori）导致了一场罗马教廷感召下的骚乱。在1913年以前，罗马教会不允许意大利天主教徒在意大利的选举中投票，因为投票会被看作将合法性授予一个非法政权。直到1913年，通过所谓的《真蒂洛尼条约》（Gentiloni Pact），教皇才将这条禁令部分取缔，而目的也仅仅是为了防止社会主义候选人赢得选举。罗马人生活在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王国的世俗环境中，而这个国家已经走过了数十年的岁月，并非像天主教会宣称的那样偏离正道，那么罗马人对这类法令到底有多在乎呢？这个问题尚无定论。几乎所有的罗马人都自认为是天主教徒，然而符合投票资格的人大多投了票。外国的天主教徒或许还能在梵蒂冈感受到半神圣的氛围——就连西奥多·德莱塞这样的美国冷淡教友也很珍惜接近教皇的机会——罗马的上流社会中也依然存在着一些所谓的“黑”沙龙，只接纳对教会有政治倾向的人。但比起这些超级保守的狂热信徒，大多数罗马人在思想和精神上都没有这么严重的倾向。他们即便出于习惯定期去教堂做礼拜，欢庆一个个圣人的节日，可对于梵蒂冈的阴谋诡计却是冷嘲热讽，对它的神圣性充满怀疑。“他（罗马人）的座位离舞台太近了，对于场面调度（mise en scène）的工作方式再熟悉不过了。”巴戈特写道。
贾科莫·巴拉（Giacomo Balla）1913年的作品《抽象速度：车已驶过》[Abstract Speed （The Car has Passed ）]。悠闲国度意大利同样也是未来主义之乡。马里内蒂有言道：“我们想要把意大利从腐败的教授、考古学家、导游和古董商人手中解救出来。”
一些意大利人瞧不起罗马，说它过于老派，沉湎于历史中，腐败堕落，热衷于议会制而不是实际行动。一家民族主义报刊发文指出：“鱼从鱼头开始发臭，意大利从罗马开始腐朽。”马里内蒂作于1912年的诗歌《教皇的飞机》（The Pope’s Aeroplane）具有非凡的未来主义想象，他想象着一架飞机飞越古老与超现代兼具的意大利。在这首诗中，他将罗马视为一座“巨大的鼹鼠丘”，散发着钩心斗角的政治味道，直冲天际。类似的叠句还有不少。虽然意大利政府定都罗马，但罗马的天命并未完成。对于民族主义者和他们的帮手，比如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两面讨好的贝尼托·墨索里尼来说，罗马只是经过了重建，却尚未复苏。
然而到了1913年，大多数意大利人和一些游客都已看清了这一点：意大利再也不会充当欧洲历史的牺牲品——四分五裂、战乱不断、任人宰割。意大利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国了。那么它会不会变得更加强大呢？或许达不到英法的水平，但可以向奥匈帝国看齐，后者是意大利在亚得里亚海的竞争对手，也是欧洲（除瑞士以外）唯一一个拥有相当规模的土生土长的意大利少数民族的国家。《教皇的飞机》是一首速度与危险的赞歌，在这首诗中，飞机的俯冲和拉升让人头晕眼花，火车在下方的铁轨上蜿蜒蛇行。全诗在马里内蒂对意奥战争的想象中结束，但只是在表达某些更深沉的内容，也就是将意大利从过去中解放出来的一场战争：
我自由又强大！……
突然之间，我这个意大利人
摆脱了基督教的压迫，
也冲破了天主教的囚禁！……
向维也纳前进！……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