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辭
對於「搬去開羅」這個計劃來說，連最一開始的一小步，我都得益於許多人的幫助。二○一一年，埃及「阿拉伯之春」開始後，萊絲莉與我意識到如果沒有認真上過阿語初階課程就前往當地，可是相當魯莽。我們有幸得到凱薩琳．戴維斯和平獎助金（Kathryn Davis Fellowships for Peace），從而就讀米德爾堡學院的夏季阿語密集學程。阿語學程的主管馬哈茂德．阿布達拉博士（Dr. Mahmoud Abdalla）非常好心也很有彈性，確保我們住的宿舍適合有一歲雙胞胎的家庭。學程的教師與職員以非凡的方式，幫助我們準備好切換成開羅生活。
我待在埃及這五年間，得到麥克阿瑟基金會（MacArthur Foundation）的支持，基金會的慷慨讓我在進行長時間研究計劃時，仍能繼續學習埃及阿語。
萊絲莉和我真是萬幸，在卡利瑪語言與文化中心（Kalimat Language and Cultural Centre）與傑出的老師們相遇：謝里夫．哈比比（Sherif El-Habibi）、薩米．法拉吉（Sami Farag）、拉阿法特．阿敏（Raafat Amin），當然還有里法阿特．阿敏（Rifaat Amin）。關於這種語言，四位老師教導我們甚多，而且是以埃及人獨有的幽默與生活來教會我們。
我很幸運能跟不少機敏的研究人員與翻譯共事。我在埃及的第一個春天，馬加迪．撒馬安（Magdy Samaan）安排讓我與各個穆斯林兄弟會官員和國會議員進行訪問。示巴．哈比布（Heba Habib）陪我前往兄弟會在蘇伊士、伊斯梅利亞與開羅的造勢場合。從二○一二年底到二○一五年，我和哈桑．艾納格爾（Hassan ElNaggar）合作，他的同步翻譯功夫實在到家。他驅車於開羅道路的技術簡直讓人難以忘懷，也是他協助我做好在城裡開車的準備。哈桑與我在一段壓力沉重，情勢不時激烈的期間一同工作，我很慶幸有他的勇氣。
我在埃及的時間即將結束前，曾經與梅爾娜．托馬斯（Merna Thomas）合作，她對塞西解密（Sisileaks）以及新政權諸多方面的挖掘彌足珍貴。
許多埃及學家慷慨付出他們的時間與專業，我非常感謝。紐約大學藝術研究所阿拜多斯現場主管馬修．亞當斯是第一個歡迎我前往該遺址的人，他對於考古發掘工作及其歷史的講解易懂，惠我良多。之後，約瑟夫．溫格讓我在辛沃斯瑞特三世陵墓內與周邊，觀察賓州大學考古發掘工作。連續三年走訪溫格的計劃尤其有幫助，讓我多少感受到一流發掘工作所需的耐心、細心與長期規劃。每次前往阿拜多斯，我都很樂於和基夫特的領導易卜拉欣．穆罕默德．阿里見面，他的威嚴和堅忍不拔讓我了解到，這種考古遺址何以能在埃及全國政局反覆的擺盪中保存下來。
關於布朗大學團隊在解放廣場示威爆發前的發掘工作，羅瑞兒．貝斯多克提供了詳盡的背景資料。感謝阿拜多斯發掘屋經理艾哈邁德．拉札布，他直爽描述了那段極其艱困的期間裡發生的事件。艾哈邁德盡可能保護阿拜多斯的文化遺產，像他這樣的人，正是埃及「阿拉伯之春」的英雄。
在開羅與阿瑪納時，貝瑞．肯普與安娜．史蒂芬斯大方介紹阿瑪納計劃（Amarna Project）進行中的工作。計劃的生物考古學家團隊先後由阿肯色─費耶特維爾大學（University of Arkansas-Fayetteville）的傑瑞．羅斯（Jerry Rose）與南伊利諾大學（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的葛雷茜．達布斯（Gretchen Dabbs）帶領，我也從他們身上學到不少知識。
整個上埃及我最喜歡的幾個地點之一就是芝加哥公館（Chicago House），一部分是因為環境與裝飾藝術建築之美，但主要還是因為雷蒙．約翰遜與傑伊．海德（Jay Heidel）的好客。雷蒙對於阿瑪納時期藝術與思想的熱情，以及他拼湊復原破碎文物的投入，都令人感佩。我也非常感謝他應允審定本書手稿中的相關部分。
埃及古文物部的官員在政治上與財政上同時承受極大壓力，但他們對於我的採訪和進入遺址的請求皆認真以對。當我走訪盧克索時，曼杜．愛爾達瑪迪協助尤其不可或缺。
書中的敘述有幾個線頭來自為《紐約客》所寫的報導，總編大衛．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與我的責編威靈．戴維森（Willing Davidson）的指點讓我獲益良多。他們對於非傳統報導的興趣，我銘感五內。我很感謝《紐約客》團隊，幫助我查核阿語與中文資料：娜娜．阿斯福（Nana Asfour）、薩米恩．高哈（Sameen Gauhar）、雅思敏．薩雅德（Yasmine Al-Sayyad）與樊嘉揚（Jiayang Fan）。
我對於考古學的調查泰半得到《國家地理雜誌》的幫助，與我對口的責編是奧利佛．潘恩（Oliver Payne）與格倫．于蘭（Glenn Oeland）。在國王谷各陵墓中調查的漫漫長夜裡，我有幸與泰瑞．加西亞（Terry Garcia）與弗雷德里克．希伯特（Fredrik Hiebert）共事。
二十年來，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都代表我，我非常謝謝他努力為這本書找到最好的歸屬。企鵝出版社（Penguin Press）的史考特．莫耶斯（Scott Moyers）從一開始就對本書的計劃懷抱信心，讀完初稿之後，他也提供最是關鍵的鼓勵與批評。在漫長的編輯與事實查核過程中，有賴米雅．康索（Mia Council）幫助我們組織一切。
我相當感謝阿爾伯特．畢瓦斯，他一從文章中我的描述認出蜘蛛網大樓之後，馬上就聯絡我。在那間公寓住了幾年之後，終於能對最早的住戶有點認識，這讓我非常興奮。我也要深深感謝阿爾伯特的姊妹們：維琪．畢瓦斯─德沃斯（Vicky Bivas-Devos）、貝蒂．凱恩、丹妮兒．柯恩．葛羅斯曼（Danièle Cohen Grossman）以及蜜雪兒．埃爾金斯（Michèle Elkins）。畢瓦斯家的手足們耐心不倦，不僅回答我關於建築物和他們家族歷史的問題，還用心尋找老照片和佚失的回憶。謝謝他們允許我一窺他們失落的開羅世界，並記錄下來。
要是少了伊莉莎白．甘迺迪（Elisabeth Kennedy）與達瑞爾．甘迺迪（Darryl Kennedy）夫婦的鼓勵，萊絲莉和我說不定就不會搬去開羅了。住在開羅那幾年，他們的友誼與支持（以及他們在紅海的招待）令我們十分感激。我想謝謝達瑞爾多次與我討論埃及文化與宗教信仰，以及審視本書的草稿。兩位人在中國的友人張彥（Ian Johnson）與梅英東（Michael Meyer）向來是我五本書的忠實讀者，他們的建議也讓初稿大大改進。
我的姐姐安傑拉．海斯勒（Angela Hessler），想法絕妙，將蜘蛛網設計融入她製作的歷史年表中。她畫的地圖既詳盡又美麗──謝謝妳捕捉到埃及令人驚嘆的地形，掌握了尼羅河的贈禮。
對任何非虛構作家來說，有許多事情得等待機運。你有可能在十年蓬勃發展的期間都留在中國，也有可能碰巧在五年的政治動盪中前往埃及。無論如何，一個國家歷史上的短暫篇章都會成為你的世界。時機就是一切，偶然的相遇也是。不過，人與人的關係卻會隨著時間而醇厚，個人的故事也會從發生的當下無盡延伸，這些關係與故事比時機與偶遇更能依靠。
若是少了薩伊德，我們家在扎馬萊克的生活就絕對不是這樣。幾年來，他的到訪讓我們家更有生氣，他的爽朗、幽默與深刻見解總讓我感到十分快意。每當我前去利瓦區，瓦希芭和她母親都會慷慨招待我，我特別感謝她們歡迎我的父母。薩伊德與瓦希芭一同反映出埃及人最好的若干特質：機敏、樂觀與純粹的人格力量。
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常常希望能有機會拿某個阿語字彙，或是埃及社會某些方面的問題，向里法阿特．阿敏請教。過去這三年，萊絲莉和我對他的逝去感受很深，我也從他教過的其他學生那裡聽到一樣的感受。感謝拉法阿特、瓦蒂雅和塔里克與我分享他們的回憶，我希望他們知道有多少人為他們這位兄弟的熱情、付出與智慧而感動。
馬努屬於那些不期而遇的人之一──我們初次合作時，我並沒有向他深入介紹自己。在埃及的第一年，我們一同經歷幾次危險，他的冷靜與勇氣令我印象深刻。日子一久，我才更了解這些勇氣從何而來。希望有一天，像馬努這樣的埃及人能在家鄉自由自在地生活。
人家都說小孩長大就像飛一樣。但是，如果你在革命的第一年帶著兩個小小孩搬到開羅的話，事情就不是這樣了。在我的記憶中，那幾年過得奇慢，因為一邊是跟進報導政治事件的挑戰，一邊是家裡面小小革命分子的挑戰。學跑跳，學講話，學思考。我很感激有萊絲莉與我一同分享這個經驗，以及阿語課的每一刻。里阿法特說過：「
」。
二十多年前我完成《江城》（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的草稿時，第一個讀的人是密蘇里大學的道格．亨特。從此之後，無論陰晴圓缺，他都是我最誠懇也最可靠的讀者。這本書獻給他。
科羅拉多州里奇威（Ridgway）
二○一九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