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次借助外资走出民国危机的背景及其逻辑演变：二战后地缘战略的重构及演变

一、第一次借助外资走出民国危机的背景及其逻辑演变：二战后地缘战略的重构及演变

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起点本身，就是一场从民国延续下来的长期经济危机。

1949年农业总产量只有2100亿斤，为战前年平均水平的75%，粮食减产150亿斤以上，灾民达4000万人；现代化运输货物周转量只有229.6吨公里，仅及民国币制改革后1936年的52.7%；全国失业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约为150万人（除此之外，尚有相当数量的半失业人口）。何况1949年10月国内战争仍在进行，政府不得不动用国库，并多印发两倍以上的钞票来支付450万军队及150万国家机关和企业职工的费用。是年，财政赤字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高达46.4%。

由于国民党政府撤往台湾时带走了国库全部黄金储备，处于大陆的“解放区”政权大量发行纸币的结果是，新中国建国伊始物价即出现灾难性暴涨，涨幅高达5—6倍。尽管政府为稳定物价而向市场投放了大批粮食，但预计1950年的粮食价格至少还得上涨一倍。

诚然这些与财政、金融相关的高物价、高失业等严重的经济危机都发生在城市，而那时候的中国农村却要稳定得多。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推进土改的过程中较好地表达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来“耕者有其田”的基本诉求。政府以“土地革命战争”的名义给4亿农民以自然村为产权边界来政治性地均分土地，客观上既使中国的“三农”（农民、农村和农业）实现了对高风险城市经济的“去依附”，也形成了农村基本制度的路径依赖——此后任何政治性分配土地，其产权边界都在自然村。

由此，一方面，使占全国人口88%的农民群众高度依赖和长期忠诚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同历史上任何朝代实现均田免赋都会造成农民忠于国家一样，这意味着新中国政府凭借土地革命有效地完成了构建“政治国家”所必须的最广泛的国民动员（同时也与世界上任何没有通过土地革命完成国民动员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基本制度上构成区别）。另一方面，也客观上构成了城乡之间本质上对立的矛盾：在城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势必由于从高度分散且兼业化的小农经济提取农业剩余而产生极高的“交易费用”。在高通胀导致的市场风险打击下的小农经济更加趋于“风险厌恶”而采取“去货币化”行为——农民一般情况下都会既存粮惜售，又减少购买城市工业品！

专栏3 城市生产的支农工业品难以下乡

1949年，中国有个“铁犁”下不了乡的故事，可以说明城乡二元结构客观上存在对立性的矛盾：城市刚恢复的民族工业，参照苏联通过马拉步犁提高农业装备系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先进耕作方式，生产出了“双轮双铧犁”——相对于当时农民普遍使用的木犁，它被老百姓俗称为“铁犁”。其成本仅29元而销价为39元。
这在城市，应该是自主性的民族工业开始有了支农产品的大事！很多报纸大力宣传，很多进城干部激动地给自己那年出世的孩子无论男女都起名叫“铁犁”。但在农村，却是无论政府怎样动员，也很少有农民购买。
因为，土改之后全面恢复的传统小农经济，仍然是一种资本潜化的经济类型：一是村里的木匠打个架子，铁匠打个犁铧，套个牲口就可以耕田了，并不需要再去购买一个“铁犁”。二是长期以来，村社内部包括工商业在内的多种经营并不走现金交易，因而村民没有购买的习惯。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调研资料整理。

凡此种种。只要进入工业化、无论信奉何种主义都会遭遇到的交易费用难题，是为直接“制度成本”；在不能向农村转嫁的条件下，则势必向工商业资本集中的城市社会转嫁，直接表现就是营商环境劣化——中国在1949—1953年的民族资本原始积累（亦称国民经济恢复）期间，几乎大部分城市都大量发生了假冒伪劣、投机倒把、贪污贿赂和徇私舞弊的情况。遂有在城市立足未稳的各地政府挟“革命余威”而有针对性地开展“三反五反”等群众运动。那时中国还没有条件形成具有经典理论意义的、由具备无产阶级自觉性的工人阶级主导的“阶级政治”。于是，借助这些运动全面兴起的，大部分还是小资产阶级占多数的城市普通市民和企业职工，他们通过运动得以宣泄不满，但也难免将群体内部累积的恩恩怨怨演化为过激行为。

不过，这些多被后人诉病的群众运动之最大遗憾，却从未被那些诉病者所论及——当时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们都不可能先验地预见到的问题在于，单纯依靠国内的城市群众运动，根本就不可能消化掉发生在城市经济中的民族资本原始积累所带来的制度成本——这才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虽然屡经动乱，却都未能在城市中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的病根所在！

本来，中国政府在1949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取得胜利之后，试图通过发展私有制工商业和促进城乡市场交换，带领在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小有产者农民和在城市中保存下来的私人工商业经济，来逐步完成民族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进入以城市工商业为主的工业化阶段。

这不仅能从1947年到1950年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资本主义”的阐述中和1950—1953年各地国民经济自主发展的实绩中，而且从后来一直延续至今的人们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正面推论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但如果换个角度，从战后中国所处的国际地缘战略环境来看，却有一般后发国家在资本极度稀缺条件下都很尴尬的那种受制于外部的不可预见的制约性矛盾。1949年建国之初，尽管新成立的中国政府提出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却在国内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向苏联多次请求援助未果。随之中国与其他后发国家之最大的不同，在于1950年6月发生朝鲜半岛战争，客观地导致二战之后形成的帝国主义地缘战略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在3年战争期间面对17个国家（包括美国、韩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新西兰、澳大利亚、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卢森堡、希腊、南非，即为17国。另有五个派医疗队的国家，即丹麦、印度、意大利、挪威、瑞典）的111万军队（其中美军54万），中国出动了134万余人，付出了牺牲14万人、受伤被俘和失踪约25万人的巨大代价——新中国才在远比这场局部战争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与苏联建立了战略同盟关系，才有苏联在1950—1959期间，合计达54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和技术投资（含朝鲜战争期间军事开支）的援助。

在伴随朝鲜战争而来的强大外来投资的拉动作用下，中国在1950年迅速走出了建国之初的经济萧条，开始了工业化的高速原始积累阶段（专栏4）。

专栏4 1950—1953年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援助

“中国的经济恢复和朝鲜战争几乎是同步的。在整个战争期间，中苏不仅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配合默契，协调一致，而且经济关系方面的相互合作和援助也迅速发展起来。”
1950年2月中苏领导人会谈，苏联政府答应援建中国经济急需的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的50个重点项目。这是人们常提到的156项引进工程中的第一批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因情况变化撤销了1个项目，合并了2个项目，实际建设项目为47个）。按国家统计局1953年3月11日的统计报告，1950—1953年中苏共签订技术成套设备进口合同68394万卢布，3年累计实际进口46974万卢布，完成合同的68.7%。
援建工程主要集中在能源工业和基础工业的改扩建方面，这在1950—1952年恢复时期的中国现代工业基本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

项目总数 按建设性质分 按建设地区分 改建扩建 新建 东北 内地

一、能源工业 1.煤炭工业 2.电力工业	10 11	5 5	5 6	8 6	2 5
二、原材料工业 1.钢铁工业 2.有色金属工业 3.化学工业	3 3 5	2 1	1 2 5	3 3 4	1
三、民用机械加工	7	2	5	7
四、国防军工	7	7		4	3
五、造纸工业	1		1	1
合计	47	22	25	36	11

苏联援建项目在新中国建国之初的工业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1950—1952年中国固定资产实现新增金额合计为59亿元，全国能源和原材料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实现新增：电力22.2万千瓦，煤炭开采1563.7万吨／年，生铁76.4万吨／年，钢锭55.8万吨／年，钢材33.6万吨／年。而下表所列的苏联援建重点项目完全建成后，将实现新增固定资产合计达41.39亿元，实现生产能力新增：电力87.55万千瓦，煤炭开采780万吨／年，生铁250万吨／年，钢锭320万吨／年，钢材250万吨／年。

建设项目名称 开始建
设时间 建成投
产时间 累计投资
（万元） 新增生
产能力 产品名称 单位 数量

一、煤炭工业 辽源中央立井	1950	1955	5770	采煤	万吨	90
阜新平安立井	1952	1957	8334	采煤	万吨	150
阜新海州露天矿	1950	1957	19472	采煤	万吨	300
鹤岗东山1号立井	1950	1955	6512	采煤	万吨	90
鹤岗兴安台10号立井	1950	1956	7178	采煤	万吨	150
一、电力工业 阜新热电厂	1951	1958	7450	机组容量	万千瓦	15
抚顺电站	1952	1957	8734	机组容量	万千瓦	15
丰满水电站	1951	1959	9634	机组容量	万千瓦	42.25
富拉尔基热电站	1952	1955	6870	机组容量	万千瓦	5
郑州第二热电站	1952	1953	1971	机组容量	万千瓦	1.2
重庆电站	1952	1953	3561	机组容量	万千瓦	2.4
西安热电站	1952	1957	6449	机组容量	万千瓦	4.8
乌鲁木齐热电站	1952	1959	3275	机组容量	万千瓦	1.9
三、钢铁工业 鞍山钢铁公司	1952	1960	268500	生铁 钢 钢材	万吨 万吨 万吨	250 320 250
四、有色金属工业 抚顺铝厂（一、二期）	1952	1957	15619	铝锭 镁	万吨 万吨	3.9 0.12
哈尔滨铝加工厂（一、二期）	1952	1958	32681	铝材	万吨	3
五、机械工业 沈阳风动工具厂	1952	1954	1893	风动工具	万台/吨	2/554

156项工程的第二批项目是伴随中国经济发展“一五”计划的执行而开展的。
1952年8—9月，周恩来总理率政府代表团与苏联政府商谈。双方最终确定在1953—1959年内由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91个企业。根据时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的报告，包括在建的50个项目在内的这141个企业的建成，到1959年将使中国的工业能力大大增长。在黑色冶金、有色金属、煤炭、电力、石油、机器制造、动力机械制造和化工方面都将超过现有生产能力一倍以上。中国不仅将有自己的汽车工业和拖拉机工业，在钢铁、煤炭、电力和石油等主要工业产品方面也将达到苏联一五计划时的水平，接近或超过日本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年）的水平。
同“一五计划”直接有关的对苏成套设备的进口，则更多地要采取贸易形式。比如，中国要在1959年以前供应苏联16万吨钨精矿、11万吨锡、3万吨锑、3.5万吨钼精矿、9万吨橡胶以及相当数量的农副产品。而1950—1952年恢复时期引进的重点项目主要是通过贷款方式。对于必需的科学技术资料，苏联主要是通过图书资料交换，以及项目或设备进口合同两种低价甚至无偿的途径提供。这是两国维持战略合作关系时期中国得到的特殊优惠。但对于来华专家的待遇和报酬，双方则进行了多次协商。
因为，在两次确定援建重点项目之后，中国这种基本上依靠引进外来设备短期推进国家工业化的方式，势必遭遇到所谓“人力资本”困境。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华北地区的干部受过正规教育的很少；70%以上是文盲、半文盲，其他也主要是参加革命之后仅仅经过扫盲教育。不仅工业化建设必需的科学技术人员和政府部门管理人才极度短缺，确实来不及通过发展高等教育来培养人才；而且，连工业化急需的技术工人也严重不足，需要大规模从苏联引进。由此，涌现了两次数以万计的苏联专家伴随中国全面引进苏式工业化而来华的高潮。
但双方在对苏专家的待遇问题上几经波折。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曾表示，派往中国的专家其待遇只需与中国的优秀专家相同即可，不足部分则由苏联政府补贴。根据这一原则，刘少奇曾指示陈云和薄一波：“苏联专家临时薪资，暂订最高标准为月薪2500斤小米。”另须在食堂饭食价格和开设特别商店方面，对专家给予照顾。但在1949年冬天毛泽东和后到的周恩来访苏时，特别是毛泽东代表中方提出关于中长铁路等涉及维护国家主权的新条款后，情况就有了很大变化。
苏方提出相当于“双工资”的方案。即，在支付苏联专家工资之外，中国政府还应每月支付给每个专家2000—4000卢布的补偿费用，用作对专家以前工作的企业和单位的补偿，这笔钱要交给苏联政府。周恩来与苏方在协商专家费用时提出，这笔补偿费用如果以美元结算，那么对中国政府来说，相当于每月10000至18000斤小米，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们每月只有3400斤小米，部长们只有2800斤小米；中国政府希望用提供各种食品和商品的方式作为补偿金，这比支付美元要轻松得多。但由于苏方坚持以外汇（按照美元汇率计价的卢布）结算，最后形成的决议内容是：中国应向苏联专家支付相当于中国专家工资水平的工资，另外再支付专家出差的补偿金，按每人每月1500—3000卢布计。此外，关于在华苏联军士的工资和补偿金问题，双方也经过多次协商。

资料来源：沈志华，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情况——来自中国和俄国的档案材料（上、下），《俄罗斯研究》，2001（1—2）。

因此，完全客观地看历史，受制于战后两个超级大国地缘战略调整的、被战略性的外资投入客观地主导着的中国工业化，并不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确立后的1952年起步的。

值得后人关注的是与之伴生的客观结果：来华苏联专家除了在工厂和企业成为实际上的主管之外，还在政府部门和高校、科研机构等领域协助中国完成整个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全面建设。惟其如此，政府各个部门才能适应以投资城市为主的苏式工业化经济在管理上的需求。

于是，这在客观上使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中国在城市中实行的主要是“全盘苏化”体制。

但是，历经长期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中国领导人，对于中国在上层建筑领域（包括军队）的全盘苏化是有警觉的。早在1955年苏共二十大之前，中国就全盘苏化问题已经开始了内部讨论。这也为此后发生的中国共产党牵头的反对苏联以老子党自居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反修斗争”埋下了伏笔。

曾经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说过，中国领导人于1955年底在内部提出苏联体制不能全盘照搬。薄一波指出：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国际共运内部，实际上也存在着两个“凡是”：凡是斯大林讲的，就不容怀疑；凡是苏联经验，就得全盘照搬。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一切都听，全盘照搬。后来还明确向苏共领导人说明：“我们不同意你们的一些事情，不赞成你们的一些做法。”对于苏联体制模式和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弊病，在我们党内，毛主席是察觉得最早的。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陆续暴露出来，这使毛主席敏锐地察觉到：苏联经验并非十全十美，因此，在1955年底，即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他就在中央领导集体的小范围内，提出了“以苏为鉴”的思想。就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前后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听取了34个部委的汇报，着手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集全党智慧之大成，提出了“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但在中国政府中，五十年代初期“全盘苏化”照搬的苏式上层建筑及其形成的问题更为复杂尴尬——这种苏式科层等级制度中伴生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很快地嫁接了从井冈山“红色割据”时期一路延续下来的、在战争年代客观加强了的“山头主义”，再叠加了各地农民革命与生俱来的“土围子”习性，遂带来了在后来的政治体制中越改越重的“条块分割，尾大不掉”之沉疴——连如此大规模地全面发动群众冲击各级政府的“文化大革命”都没有打破“土围子”们的这一习性，更逞论后来者“温良恭俭让”地推进的政府体制改革！

与那些邯郸学步的学问家们讨论的中国体制问题相比，“条块分割，尾大不掉”恐怕是当代利益集团左右政治的弊病中已经深入膏盲的痼疾，未必能被更换的外来程序化解掉。总之，“城市中国”的国家资本主导的工业化经济，恰与“乡土中国”均分制土改之后全面恢复的传统小农经济互相对立，客观上构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而随之形成的对后续制度演变的“路径依赖”，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都有充分表现。

综上所述，是朝鲜半岛战争导致了新中国第一次对外引资——对苏东的设备引进和对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全面借鉴——短期就相对有效地形成了国家全面掌控的军重工业基础，在加快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也确实支付了很高的成本和代价。不过，这种在城市开展的工业建设的巨大代价，中国却不可能用城市工业产品支付，而是主要用稀缺的农产品和矿产品还债。

随着对苏联的全方位开放，大量引进重工业、军事装备工业，中国迅速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占据主导地位的、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并且，随即就按国家资本对于体制建设的要求，很快在1956年完成了对所有私人工商业和小农户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财政部历史资料，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到当月底，全国大城市及50多个中等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利用革命战争形成的单一政党的集中体制，演变为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基本生产力三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的“政府所有制”：

土地——1954年2月，中央对地方“以土地换取建设资金”的做法批复：“凡国营企业、机关、部队、学校等，占用市郊土地，不必采取征收土地使用费或租金的办法。”这意味着城市和工业占用的、能够产生高收益的土地的所有权，变性收归政府（农村土地所有权1956年以后归村集体），政府得以直接占有土地资本化增值收益。与土地资源无偿取用相关的一个例子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一轮“圈地热”。一篇文章载：＂据1956年对武汉、长沙、北京、杭州、成都和河北等地的不完全统计，几年间这些地区共征用了10.1万亩土地，浪费用地达4.1万多亩，占总数的40%以上。其中长沙市征用了2万多亩地，就有1.6万多亩浪费。武汉市33个建设单位征用9000多亩土地，长期闲置不用的就有2600多亩。这与1978年改革以来出现的三次圈地高潮何其相似！

劳动力——政府几乎封闭了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借此集中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劳动力资源用于国家基本建设，以占有全部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

资金——政府绝对垄断货币发行权和控制所有金融部门，以占有铸币税和经济货币化的增值收益。

就这样，生产力基本要素的私有制在新中国只存在了不到7年的时间，就被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客观需求改造为以政府所有制为财产基础，因而资本必然内化于政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公司主义（government corporatism）”的经济体制——这种在资本极度稀缺条件下的“政府公司主义”，被事实证明是一种既有利于缩短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时间，又有利于城市产业资本高速度扩张的有效的制度类型。当然，也是一种直接地大规模对农民转嫁制度成本和危机代价的制度类型。

综上所述，中国只在1953年之前实行过发展私营经济的新民主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化，此后则由于国家得到外部大工业投资，而很快完成了民族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制度演变——这种被西方意识形态称为中央集权的“集中体制”最初确立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1953年，形成于“社会主义改造”的1956年，延续到债务／赤字危机全面爆发的1960年。它主要以国家负债的方式从苏联引进设备和技术，同时由中央政府通过以乡镇为单位的大规模集体化从“三农”提取剩余，以此完成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和对外还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