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以来第三次经济危机（国家工业化60年的第六次危机）发生的内在机制和特点

（一）改革以来第三次经济危机（国家工业化60年的第六次危机）发生的内在机制和特点

与前两次需求高涨引起的经济危机不同，改革以来的第三次（国家工业化60年的第六次）经济危机，即1993—1994年的危机，三大赤字同步爆发及大规模货币增发，直接造成1994年出现高达24.1%的CPI上涨幅度，这不仅与上一次宏观调控造成经济下滑之后的进一步改革有密切关系，也是改革以来的第一次投机性需求过热引致的经济危机。

中国1990—1991年处于萧条阶段的时候，社会上有些因对经济危机周期规律缺乏常识性了解而归罪于改革的说法，又有似乎具有某种针对性的以支持南方谈话为代表的加强改革的说法。这种做法和说法与以往拘泥于左右派系论争的路线斗争多少有些相似，使得人们也许无条件或来不及去认真总结“价格闯关”的经验教训，转而于1991—1992年经济出现复苏的时候，就相继加快了对投机性较强的刚刚开放的股票、期货和房地产市场的投资。于是，这三个超过一般产品和要素市场吸纳资金能力的高风险的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极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GDP的增长。中国经济几乎来不及经过复苏，就直接进入了高涨阶段。

这时，恰逢1992年中共的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新体制作为改革目标。于是，由20世纪80年代政府部门为解决本单位大龄子女就业问题而推行的“打开大门办三产”改革中衍生出的、利用价格双轨制捞得第一桶金的“官倒公司”和各种利益集团，纷纷借具有“高度政治正确”的改革目标之名，行投资谋私、积累资本之实。一时之间，全国性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张过猛与金融领域持续的混乱，直接推动以GDP为标志的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

人们若敢于跳出改革和保守这种二元对立的框架，拨开那时候的意识形态的云雾，从本质上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可以轻易地发现有两个体制特点与改革前类似：一是经济调控的体制弊病仍然是1958年就实行过的层层分散的旧的放权让利模式，仍然是“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治乱循环（可参阅中央地方财税比重变化图）；二是粗放型数量增长的冲动仍然是产业资本扩张期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导机制。

在这种体制和机制下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投资狂潮中，有两个内在的时代背景必须提及：

一是1992年确立建设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文件明确要求有步骤地把企业推向市场。中央颁布的“政企分开”政策进一步掀起了政府机关大办企业的狂潮，1992年即创办了20多万家公司。这批与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的资本利益集团一旦问世，就迅即强化了以设租、寻租为基本手段的资本原始积累，其内在地以权谋私所生成的制度成本，则因其特殊地位而得以顺畅地向全社会转嫁，强力地助推着1993—1994年的经济危机。这种改制如同林毅夫所说，推行政企分开的结果只是把政府部门变成了翻牌公司，除了将原来的处长、局长改称为经理、总经理和让这些人的工资上涨不再受行政约束外，行政垄断和靠政府的政策优惠和保护来生存的情形基本没有改变。

二是自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后，各地纷纷以“发展才是硬道理”为名扩大投资规模。遍及全国的房地产热、开发区热、上项目热，都直接推动了投资热、集资热。放权的结果使得投资主体多元化，项目决策多层次，资金来源多渠道，而相应的规范和制约机制又未建立起来，致使急剧膨胀的投资欲望更加难以抑制。扩大投资规模都急需要钱，于是竞相提高利率的群众集资活动和金融大战此起彼伏，各类债券、代币券、自制股票水涨船高，各种债券和集资利息一般都高达20%—40%，而储蓄增长幅度却减慢，不少地方甚至出现负增长。

在地方以“硬道理”为名“各自为政”之乱像逼迫下的中央政府，为维持金融体系的待续运作，只有增印钞票，向市场投放过量的货币。新增货币供应量1993年为1528.7亿元，1994年为1423.9亿元，1995年为596.8亿元。

当年，即使在中央大量扩大发行货币后，许多地区仍然发生支付困难，有10多个省电告中央或国务院说“资金欠缺”。内陆地区银行欠缺现金最为严重，因而代替现金支付的“红条子”、“白条子”、“绿条子”、“黄条子”大行其道。

此时，全国金融机构普遍出现以严重“贷差”为现象的“金融赤字”既反推了货币增发，又加剧了通胀预期。

资金极度稀缺本来就会导致价格畸高，何况是深度负利率（官方与市场之间的利率之差），其导致的金融寻租行为更是愈演愈烈！遂使金融机构内部秩序混乱，银行搞了许多经营性公司，例如证券公司、房地产公司、名目繁多的信托投资公司等，并将大量资金转移到派生的公司，且大多数银行参与了房地产和项目投资，从事股票买卖，占用或沉淀了可周转资金。此外，又有一些由机关蜕变的翻牌公司在中间兴风作浪，炒股票、债券，拿国家的钱去投资和谋取私利。

专栏13 中国恢复证券市场

以1990年和1991年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先后开业为标志，中国股票市场正式恢复并逐渐成为中国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评价说这是中国在上个世纪最后10年中金融领域的一场“最伟大的革命”。证券市场的建立给了中国金融资本一个更大的舞台。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股市的趋势十分明显。这由此开启了中国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的新时代——金融市场的膨胀，肇始于货币的信用化和资本化。 1999年底，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秦晓先生在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作的题为《金融业的“异化”和金融市场中的“虚拟经济”》的讲演中谈到了货币信用化和资本化过程。随着股票和债券的出现，货币成为一种金融投资工具，即所谓的货币资本化。这就是货币信用化过程。货币的信用化和资本化，是虚拟经济的初始形态，它不再与实体经济存在对应关系，而是信用扩张的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科研团队搜集资料整理。

然而，在这个金融资本逐步异化于实体经济的时期，伴随发生的是各种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进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并反作用于政府有关部门，导致了经济管理混乱。

自从20世纪80年代调整中央与地方财税分配关系的改革开始之后，各地普遍出现了“三乱”现象，即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摊派。第一次干部下海经商热潮发生于1983—1984年，第二次是1986—1987年，第三次始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唯第三次因房地产、股市和期货这三大投机市场的应运而生，“三乱”——乱集资、乱拆借、乱办经济实体——随之以新的形式出现。

当时人们形象地将这段经济过热总结为“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四高”（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四紧”（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和“一乱”（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1992年以后发生的“四热”、“四高”、“四紧”、“—乱”的地方经济乱象，类似于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决定调动两个积极性、向地方政府放权之后出现的“大跃进”。1958年乱象造成的制度成本演变为1960年的危机，并由全社会承担。同理，1992年地方经济乱象带来的制度成本也演化成为1994年的CPI高达24%、国企职工大规模下岗、农民土地大规模被征占、社会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增加等现象。

由上述部门资本利益集团进行原始积累而导致的“四热”、“四高”、“四紧”、“一乱”的频仍乱像之中，其巨大制度成本势所必然对全社会转嫁——短期内连续出现财政赤字和货币供应超常增长，随即形成了新中国改革史上最高达24.1%的CPI，通货膨胀全面爆发。

此外，因投资过热，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亦面临重大挑战——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算起，直至公元2010年的170年间，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后一次严重逆差出现在“三大赤字”同步爆发的1993年，其时累积的外汇赤字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外汇储备和支付体系的正常运转。193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约为211.99亿美元，减去当时的短期债务余额135.46亿美元后，还剩下76.53亿美元，连支付当年的贸易逆差（122.2亿美元）都不够，何况还有20世纪80年代遗留下来的贸易累积逆差（到1993年底贸易累积逆差为384.6亿美元），以及700.27亿美元的长期债务！1993年底外债合计占当年GDP的比重为13.9%，而当年国家财政占GDP的比重为12.56%！

由此，人们应该“去意识形态化”地归纳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基本经验过程——邓小平路径依赖地继承了毛泽东、周恩来七十年代引进外资经验。八十年代以来，大规模放权让利的由地方自主却不承担风险责任的第三次引进外资，毫无悬念地使只能由中央政府承担偿还责任的外债在1993年达到了建国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

所谓“三大赤字”，除外汇赤字外，还包括1993年中央政府直接承担责任的“财政赤字”和金融严重贷差压力下，国有金融部门全部资本金为负值的“银行赤字”。（图3—10）

财、汇、金三大赤字同步增加，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于1993年夏季再次决定宏观调控。

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下发。要求切实贯彻“在经济工作中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同时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的重要指导思想，把加快发展的注意力集中到深化改革、转换机制、优化结构、提高效益上来，并提出了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等十六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

这些载入正史的文件语言温和得体，但在当时的“政策圈”里却被称为“铁血16条”，因其一系列加快市场化改革的宏观调控措施可谓“刀刀见血”。

诚然，1994年是个众所周知的“改革年”。这年，政府以改革的名义出台了应对三大赤字危机的三个重大宏观经济措施。

一是外汇改革——使汇率调整“一步并轨”、本币名义汇率一次性贬值57%，人民币兑美元比率由1：5.64骤然下降到1：8.27，以此促进出口，缓解国际收支恶化的困局。

二是信用扩张——由于连续多年财政赤字向国家金融透支，吃空了银行全部资本金，并且吃进了一部分银行存款，加上这个阶段国内巨大的需求压力，在高涨的投资需求下，只能是国债和货币同步大规模增发。

三是分税制改革——为了缓解中央政府财政困境，1984年确立的中央与各级地方财政分级承包制进一步演变为分税制。后者极大地改变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比重，从以往地方财政占比超过70%，调整为中央与地方各占约一半。这又使得地方政府为了弥补财政收入不足的状况而几近疯狂地“以地生财”。（图3—11，图3—12，图3—14）

除了上述三大宏观改革之外，决策者还启动了促使中国社会结构矛盾愈益清晰的，趋同于经典理论意义的国有企业改革。鉴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全部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下降到历史最低的11%—13%（图3—13），各地政府在强行推进以卖为主的国企改革中，迫使数千万国企职工“买断工龄，裸体下岗”（大部分没有来得及建立社保、医保），1995—2000年仅国有部门和城镇集体单位在岗人员就减少了4800万人。

尽管1993年中央就因经济过热而提出宏观调控，但1994年正式实行的分税制改革（虽然主观意图很好），客观上却使得宏观调控难以真正实施。

一方面，在分税制改革形成的新的财税体制内，地方的可控收入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土地变现时的增值收益；二是通过招商引资和城市扩张来增加包括所得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营业税等由地方享有的税收。在财政收支刚性的压力下，土地成为地方最短期内可变现的也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以地生财”也就成为分税制后满足地方政府刚性需求的普遍做法。

另一方面，分税制改革方案以1993年各地的财政收入作为中央对地方的返还基数，1993年后4个月各地突击征税，“宣布以1993年为基数的当年后几个月确实出现了一些异常情况，把死账欠款都收起来的，大量向银行贷款交税的，甚至连倒闭的企业都把以前的税补齐了，凡此种种，造成了1993年后4个月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据1993年地方财政收入月报，这一年地方财政收入全年增长966.63亿元，增长率为40.2%，其中9—12月地方财政收入增长756.95亿元，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了51.8%、62.5%、86.1%、121.3%。”

在这种情况下，1994年各地财政能否保持这一增长势头，成为决定分税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此时，若严格落实宏观调控措施必然会对此产生不利影响。

正如分税制改革事实上是以地方政府尚有操纵余地的1993年作为税收返还基期年，换取地方政府对中央这一财税体制改革的支持，因此这就如同双方之间达成一种交易一样，遂使1994年宏观调控措施雷声大、雨点小，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这种交易的延续。

对此，前财政部长项怀诚在回忆分税制改革时认为：“在推进重大财税改革时，必须要取得地方政府的强有力支持。这是必要的妥协，这个代价必须付出，这一让步争取了民心，统一了思想，保证了分税制改革的顺利推行。”

就这样，在中央与地方的反复博弈中到了1997年，中央政府宣布成功实现了“软着陆”。

这年1月23日国家统计局发表《宏观调控成效显著，优化结构势在必行——1996年经济形势及1997年展望》的文章，指出：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当前国民经济运行良好，“软着陆”基本成功。经济增长率由1992年峰顶时的14.2%，逐步平稳地回落到1996年的9.7%左右，每年平均回落约1个百分点；物价（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由1994年的21.7%，回落到1996年的6%左右，共回落了15.7个百分点。

这些调控措施也极大促进了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提高，在1994年人民币汇率一次性贬值超过50%的情况下，中国当年就取得了1210.1亿美元出口额的历史最高值，比上年增长31.9%。如果按出口商品／服务对应的国内价值量计算，则1994年比1993年增长了97.3%（（1210.1×8.6187）/（917.4×5.762）-1=97.30%）！

诚然，这些措施客观上造成了国内消费不足、内需迅速下降。一方面成为各个地方政府加快招商引资，促进内部结构调整的推动力，客观上也应和着跨国集团向金融资本作结构性升级、收购发展中国家战略产业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促使中国政策界主流积极认同经济全球化，加快了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步伐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期的对外经济贸易部文件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1994年，中国石油产业第一次走出去——中石化集团在伊朗、沙特、加蓬、哈萨克斯坦、也门及厄瓜多尔六个国家参与当地的石油及天然气项目，并签订了项目协议；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及沙特王国石油部签署了鲁卜哈利盆地B区块天然气风险勘探开发协议。

具体从出口统计上看，1991、1992和1993年外贸出口依存度（外贸出口占GDP比重）分别为17.57%、17.37%和14.96%，1994年外汇并轨之后陡然上升到21.62%。1995、1996、1997年外贸出口依存度分别为20.48%、17.67%和19.20%。即使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外贸出口额大大下降，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但出口依存度仍然居高不下（图3—15）。

外贸依存度的快速提高一方面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加国际化，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此后的中国经济危机，愈益遭到输入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