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危机本源变化——为什么是一场输入型危机

1997—1998年中国遭遇输入型危机。其后出现了1999—2001年以通货紧缩为标志的经济萧条。究其原因，是1994年下半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延至于1997年的“软着陆”，以及偶遇同年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这双重作用的结果。而且，前者客观上成为后者的序曲：中央政府1994—1997年连续3年的宏观调控，促成内需下降和对外依存度上升的结构性重大变化，这使刚刚形成的“必须加快对接全球化”的中央决策，被东亚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需大幅度下降所压抑，在汲取全球化教训后进退两难。

从20世纪90年代的宏观调控历程看，虽然1993年夏季中央政府就提出了宏观调控的政策思想，但直到1996年采取经济与政治双管齐下的措施，特别是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被双规、中央主要领导人亲自下令不许新批土地征用之后，才勉为其难地遏制了自1993年以来的，以期货、股票和房地产三大资本市场来拉动投资而形成的宏观经济持续“过热”的状况。随之，中央媒体于1997年初宣布成功实现“软着陆”。

从月度统计数据来看，1996年初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首次低于10%，全年增速降到20%以下；1997年上半年投资增速控制在15%内，意味着宏观经济大体上告别了整体过热阶段。从年度统计数据看，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增长率在1993年最高峰时为61.8%，1997年首次回落到10%以下（8.9%）；1993年投资对GDP的拉动率为11个百分点，贡献率为78.6%，1997年分别下降到2.1个百分点和18.6%。

始料未及的是，就在中国1997年主流学问家们紧跟着风行于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所谓“世界银行共识”的制度变迁路径，热议着“经济市场化和政治自由化必然趋向于全球一体化”的时候，1997年下半年东亚突然爆发了金融危机。它对中国经济危机的诱发，恰发生在中国处于“告别短缺、进入过剩”的历史阶段性变化的紧要关头！

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早就分析过的一般意义的“生产过剩”那时候的中国经济学家们不仅并未集体失语，而且还指出其与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之间的相关性。中国政府决策咨询部门资深专家曾于1998年作出重大判断：中国开始从短缺经济进入本质上更符合其他工业化国家一般特征的产能过剩阶段。“从经济增长环境方面看，外部有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又发生了严重的洪水灾害；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方面看，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短缺特点趋于消逝，买方市场特点逐步突出，由此引起的供求总量关系变化，以及结构性矛盾的暴露，使市场竞争加剧，企业经营困难突出；从经济运行方面看，1993年开始的抑制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使需求总量增长速率逐渐降低，加剧了总量方面的矛盾，经济增长因此开始进入比较明显的自发收缩状态。以上因素集中在一起共同作用使1998年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

就在东亚爆发金融危机的1997年，全年出口对中国国民经济的拉动率为4.2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44.4%；当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为34.3%——在1994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和汇率改革的双重刺激下，出口已经取代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换言之，在国内还没有提出针对“三大差别”（贫富、城乡、沿海与内地）的战略调整之前，如果没有过剩产业资本向国际市场的大规模转战，中国国内的供求规模早就严重不平衡了。（图4—1，图4—2）

图4-1 1992-2001年中国月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图4-2 1986-2008年中国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正如在政策领域中发挥了较大作用的经济学家马洪所说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的变化实际从九十年代中期就发生了，之所以没有很快在供求总量关系方面表现出来，主要是因为对外净出口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供求总量关系的变化。我国1995、1996、1997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分别达到998.5亿元、1459.3亿元和2745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分别增长57.5%、46.1%和88.1%，占当年GDP的比重分别为1.68%、2.1%和3.6%。外需的扩大，使国内供大于求的矛盾得到一定的缓解，经济模式变化在总量关系方面的表现由此被淡化了。1997年7月份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增长造成了严重影响，1998年出口增长率陡降到0.5%，外需迅速收缩，必然使国内经济模式变化引起的供求总量关系变化凸显出来。”

对此，1999年末，另一位在中国政策领域较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在经济理论界一次内部会议上明确提出针对产能过剩必须启动国家新农村建设投资战略的建议。他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已经陷入“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虽然，“新农村建设”的战略调整建议在当时没有被采纳，但他坚持一再提出，终于这一建议在2001年圣诞节那天被纳入中央领导人政策考虑的视野范围内，并在2005年成为国家“十一五规划”确立的八项战略之首。

实际上，早在1978年，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已经达到45.2%；到1997年出口总额为1826.97亿美元，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总额为1587.67亿美元，工业制成品在出口总额的占比已经达到86.9%；全部出口总产品中，机电产品出口额达到593.2亿美元，占当年出口总额的比重达32.5%，连续3年超过纺织品，成为我国最大的出口商品类别。

可见，新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用30年的时间就改变了单纯出口初级产品的格局；改革开放后又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完成了产业资本在国内的扩张及其对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

然而这种极为重要的经济结构阶段性变化，也必然带来相应的经济危机的结构性改变。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经济愈益直接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影响。特别是西方在进入金融资本阶段以来，在加快推进依托强权的金融全球化同时，辅以更多促进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措施，这对中国的影响就更大了。

因为，从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演变的视角看：自从1971年尼克松颁布政令废除美元黄金挂钩，1973年采取“浮动汇率”的货币金融政策以后，欧美国家在布鲁塞尔货币会议上通过了以提高净资本流动率来维持实际消费的办法，产业外移和外部资本收益的大量回流，根本性地改变了西方在产业资本阶段的危机性状。结果，欧美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程度，远远超过20世纪50—60年代的水平。

还因为，在对外完全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进入工业化进程但又遭遇资本严重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就会遭遇外部资本加快流入、以短期占有资源为目的的资本化；而这些投资一旦形成资本收益，加上追求资本市场流动性、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货币资本又是最不受国界限制的，这必然导致货币资本获利后的抽逃。

在九十年代，刚刚解体的苏联、东欧和正在扩张产业资本的中国，还有此前的东北亚和东南亚，相继纳入了因严重泡沫化而病入膏肓的西方货币体系，之后则循着这种规律，发生了外部资本的流入和流出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

总之，1997年东亚爆发金融危机，中国对国际市场的出口大幅下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由上年的4.2个百分点降到1998年1.3个百分点。

从危机对中国出口经济结构的影响上来看，1997年危机爆发前出口增长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这其中也包含有1994、1995年在人民币贬值的影响下出口迅猛增长和1996年向国际市场的扩张速度放慢的因素。1994、1995年全国出口总值同比增长分别为31.9%和22.9%，而1996年出口总值同比增长仅为1.5%，1997年出口总值的增长速度又恢复到20.9%。在这背后，贸易方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1995年1月，一般贸易出口总值同比增长为98.1%，比同期出口总值增速高出将近10个百分点。但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一般贸易出口增速落后于出口总值的增速，一般贸易在全部贸易中所占比重下降。1995年全年一般贸易出口同比增长15.9%，比全部出口总值的增速低7个百分点。1996年一般贸易出口下降了11.9%，其与出口总值的增速之差扩大到13.4个百分点。1997年一般贸易出口增速高于总体出口增速3.2个百分点。1998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增速全面下降，全年出口总值仅增长0.5%，而一般贸易方式的出口所受影响更大，全年出口总值同比下降了4.8%。按所有制来看，国有企业的一般贸易出口同比增长的速度较低，不仅落后于整体增长速度，而且在整体增长下滑时其波谷更深。集体企业的一般贸易出口增长速度一直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自1996年以来，外资企业的一般贸易出口显著上扬。

总之，在国内因宏观调控至投资转向温和增长的态势下，外需下降直接导致了国内发生了以萧条和通货紧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图4—3）

图4-3 1995—2002年中国出口贸易月度增长速度（累计）

如果1994年令国人闻之色变的关键词是“通货膨胀”物价指数高达24.1%，那么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下的1998—2002年的5年期间，描述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关键词，则静悄悄地变成了普通百姓再也听不懂的“通货紧缩”。（图4—4）

从1997年10月份算起到1998年12月份，物价指数已经连续15个月绝对下降，这可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没有过的现象。物价水平变化是商品和服务的供求关系变化的重要反映，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供大于求的总量关系格局的发展程度。

图4-4 1978一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波动及主要拉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