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催眠疗法能缓解肠易激综合征

05
催眠疗法能缓解肠易激综合征

艾玛　女　21岁　肠易激综合征

我站在英格兰北部的一间小诊室中，一位年轻的母亲躺在病床上，她双手紧抱腹部，剧烈地喘息、呻吟着，惊恐万状。

21岁的艾玛金发披肩，戴着银色的项链，育有一子。她的母亲坐在床旁的椅子上，一边轻抚女儿的手臂，一边凝视着医生，蓝色的双瞳中透出几分绝望，神情憔悴，仿佛数周没有合眼。

艾玛则抱着一只紫色热水袋，手臂的皮肤被烫得红肿，但依旧不愿松开，只是在呻吟中不停地改变姿势来减轻疼痛。她努力地尝试坐在床沿，旋即向前俯身，伴随着粗重的呼吸声，双手掩面。

“哎哟，”她在呻吟中无奈地道歉，“噢，对不起，它越来越严重，现在真的难以忍受了。”遭受着疼痛、焦虑和腹部收缩感，艾玛就像一位正在分娩的女性。然而，她肚子里并没有胎儿，这种煎熬却日复一日，从未改变。

弗拉泽　男　约50岁　肠易激综合征

我们正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威森肖医院，对彼得·霍维尔医生的诊所而言，这只是又一个寻常的清晨。在艾玛之后，他接诊了弗拉泽，这名患者年近50岁，早些年被诊断为扩张性心肌病。正是这种心脏疾患使他父亲40多岁就不幸去世，而现在，弗拉泽的心脏也在迅速衰竭。

但这并非他就诊的原因。他表示自己完全能应对心功能不良带来的种种，即使最坏的情况发生，植入式除颤器也可以挽救他的生命。实际上，令他感到沮丧和绝望的罪魁祸首是持久而无法控制的腹泻。弗拉泽拿出一张照片，上面显示的是一条脏兮兮的牛仔裤，他向霍维尔讲到，自己当时正参加一个派对，可该死的腹泻让裤子变成这样。他不得不始终贴墙站着，直到所有人都离开。

吉娜　女　38岁　肠易激综合征

接下来是38岁的吉娜，她第一次来到这家诊所。“请描述一下你的病情。”霍维尔说，随后吉娜讲述了大约半小时。从18岁生下女儿那天起，她就始终遭受着腹痛的折磨。最初，没有人清楚这究竟是胃肠道问题还是妇科疾病。她在27岁时接受了子宫切除手术，随后又接受了多次肠道手术，而症状却一次次恶化。现在她患上了严重的便秘，每日服用十余种不同的药物，包括泻药和强效止痛剂，可依旧无法解决问题。除非使用利多卡因凝胶配合一套灌肠设备，否则她数周都无法排便。

她还患有后背和肩膀的烧灼痛、偏头痛和胃疼。疼痛使她无法入眠，筋疲力尽。她整日工作，以求全部精力都被占据，不再关注其他的事。她决心自食其力，而不是依靠政府福利生活。“我想告诉我的女儿，应当做些什么。”她平静地请求霍维尔切掉她的结肠，“如果结肠切除术可以根治我的腹痛，我愿意接受手术。”

艾玛、弗拉泽、吉娜罹患的都是肠易激综合征，就像我在前面讲到的琳达·博南诺一样。肠易激综合征因被认为与心理相关而常被忽视，也被认为是一种生活妨碍，而非生存威胁。但从霍维尔诊所的这个早晨就足以看出，这种状况完全可以摧毁人的一切。

全球大约有10%～15%的人群经受肠易激综合征带来的疼痛、腹胀、腹泻和便秘。传统治疗往往只能提供有限的帮助，诸如医生给予生活方式建议（饮食和运动方面的建议）或者开泻药、肌松药或抗抑郁药等，但对许多患者无效。

类似于慢性疲劳综合征，肠易激综合征也是一种“功能性”紊乱，这意味医生在肠道诊断检查中，不会发现任何器质性改变。与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一样，肠易激综合征的患者时常认为自己没有被认真对待。

“我宁愿自己的问题是‘腿部骨折’，它在6个月内将会痊愈，到那时我就彻底摆脱了它，”吉娜说，“人们可以看到我腿上绑有夹板，明白这就是我的健康问题。而对肠易激综合征，旁人总是无法理解。”

霍维尔是一位肠易激综合征领域的世界级专家，他认为这些诸多无法解释的疾病，可能反映了医学的不足，在未来，这些症状可能将被确认有生物学基础。但是现在，他说，患者们总是会面对这样的医生——用术语“功能性”解释一切，却恰似一种隐晦的侮辱，同时暗示患者只需要自己振作起来就能康复。“他们的医生往往表示所有疼痛都是患者自己想象出来的。”霍维尔解释道。

霍维尔身着长裤和衬衫，体形修长，打扮潇洒，深褐色的头发中夹杂着几缕灰发。他的口音十分优美，但有时夹杂几句文雅的粗话，他也曾因某位患者对此抱怨而受到责难。当然，大多数时候，患者似乎愿意接受他直来直去的性格和幽默感。

当霍维尔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名消化科医生时，他因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困境而难过，深感医疗界没能履行对这些患者的责任。大多数医生仅仅做出了诊断，之后即对他们不闻不问。与他们不同，霍维尔决定寻找帮助他们的方式。他曾读到过催眠是一种放松肌肉的绝佳方法，于是想探求它是否也可以帮助放松肠道，随后他参加了催眠培训课程。完成培训后，他尝试着催眠自己的秘书。“她几乎从椅子上掉了下去，”他说，“看起来还挺有效的。”

催眠所带来的意识恍惚状态几乎和人类的存在时间一样长，并且仍流传在世界各种传统文化中。为了治愈肚子里沸腾般的疼痛感，卡拉哈里人一直保留着舞蹈治疗的仪式；西藏的小伙子们会和着鼓点跳舞，同时在面颊、舌头和后背插上针和钢丝——他们显然没有感觉到疼痛和伤口出血。催眠的现代历史，通常被认为开始于18世纪，源于一位名叫弗朗兹·梅斯梅尔的奥地利医生，催眠后来成为唯物主义和科学的敌人。

梅斯梅尔编造出一种神秘的液体——“动物磁”，它流经并连接所有活着的事物。他声称，当这种液体受阻时人们就会生病，而通过让它适当流动，他可以治好所有种类的疾病。起初，他使用磁铁来操纵这种液体，最后他只是挥动手掌来引导它“穿过”患者的身体——这也是当今许多舞台催眠师使用的夸张手部动作的起源。他的患者受困于瘫痪、失明等各式疾病。典型的过程则表现为，随着治疗的进行，患者变得越来越焦虑，直至出现惊厥或昏倒；而当他们苏醒过来时，便声称自己被治愈了。

在巴黎工作期间，他吸引了数量巨大且忠实的顾客，催眠术也成为最前沿的时尚。成组的患者（多为女性）坐在巨大的木管上，当中填充水和铁屑。医生在周围走动，通过双手在他们身上摩擦，触发歇斯底里的痉挛。

巴黎传统的医生厌恶梅斯梅尔，据称是因为此方法的伦理问题，而不是因为抢走了他们的生意，同时，他们迫切想败坏梅斯梅尔的名声。178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召集了一组顶尖的科学家评价梅斯梅尔的技术。其成员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当时是驻法国宫廷的美国大使；还有安托万·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他发现了氧气，通常被尊称为“现代化学之父”。

这个小组使用了静电计和指南针，却没有发现梅斯梅尔所宣称的磁场的任何踪迹。治疗师们也无法“磁化”他们自己或者科学学会的成员。于是，拉瓦锡设计了一连串精妙的实验，来证明梅斯梅尔所谓的疗效是捏造的。在一项测试中，梅斯梅尔的一位同事磁化了花园中某一棵杏树。随后一名志愿者被蒙住双眼，让他依次拥抱一排树，但是没有告诉他究竟哪棵是被磁化的。看上去每棵树都对他产生了影响，他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拥抱第4棵树时，他崩溃了，然而催眠师只磁化了第5棵树。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某种液体存在，”富兰克林在关于梅斯梅尔的报告中写道，“这种磁化手法只是一种提升人们想象的把戏。”

委员会的巧妙调查提供了一种临床试验模型，它构成了现代医学的基础。正如我们在本书前面看到的，科学家检验一种治疗是否有效，是通过与一种“虚假”的治疗或安慰剂进行比较，此时受试者对所接受的治疗方法是“盲”的，就如同刚提到的男青年在杏树园中那样，没有人告诉他哪棵树被“磁化”了。这项工作被尊称为循证医学领域首创的成功。

但是，正如对照试验往往会导致医生忽视安慰剂的疗效，也许国王的委员会也犯了相似的错误。他们的确拆穿了梅斯梅尔的磁性液体骗局。可就因为这一治疗仅依靠暗示治病就将其视为垃圾而完全抛弃，他们是否错过了一些真正有治愈力的东西呢？

妮科尔　女　48岁　肠易激综合征

“让自己随性和放松。”

我开始注意到某些卡片。它们无处不在，粗略估计有五六十张，上面绘制的图案有蝴蝶、花、沿海的场景、礼帽中的狗。它们或是被盖在桌子上，或是被排列在书柜上，或是被别在墙上。里面有长长的、手写的信息：“感谢万物……我只想让你知道我是多么感激……这于我的人生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让这些轻松的感觉遍及你的全身。”

墙上有许多海报，展示着肠道的结构，还有一扇厚重的刷着医院的绿色的门，上面有一条标语：不要打扰，正在进行催眠疗法。这里寂静无声，只有发出“滴答”的钟表声。阳光从外边的停车场斜穿过百叶窗。

“那种感觉从你的双脚，传到膝盖，再到大腿，最后到肠胃。”

这间办公室里的大部分空间被两把皮质的扶手椅占据，它们相对而放。帕梅拉·克鲁克尚克斯坐在较小的那把椅子上。她是一位催眠治疗师，在威森肖医院与霍维尔共事20年。

“不要束缚这种感觉，让它在你的身体里自由流淌。”

克鲁克尚克斯正向前倾斜上身，双臂交叉，在膝盖上做着记录。她双眼闭合，一头细密乌黑的长发，戴着一条绿色方解石珠项链和半框眼镜，她看起来像一名图书管理员或爱心阿姨。她用抚慰的北方口音温柔地说着每一个字——那种语音会使我想到甜甜的焦糖。

“想象那种美好的感觉传到你的双肩。从你的手臂向下传到手掌和指尖，同时又穿过了脖颈，流动到面部肌肉。”

几米之外是妮科尔，她的双脚搭在一把巨大的倾斜椅子上。她也双眼微闭，呼吸又深又缓。这个48岁的女人很苗条，有着栗色头发，银色的柱状耳环和光亮的唇膏相得益彰。

“所有事物都变得更加舒适和轻松。你很享受这种美好的流动。”

14年前，妮科尔正在享受自己的空姐生活，期待着即将到来的第一个孩子。可是她的儿子出生即患了唇腭裂，同时听力和语言功能也有问题。之后，丈夫带着夫妇俩全部的财产离开了。由于无法支付租金，她变得无家可归。

“想象你在进食前真的很放松，享受食物，缓慢地品尝，仔细地咀嚼，当它进入你的胃，你对那种充实感到很舒服。”

在短短的几周内，妮科尔忽然变成了一个单身母亲，没工作，没钱，没人陪伴，无家可归，还带着一个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她和儿子住在一间廉租房，一面通过学习成为一名牙科护士，一面看着儿子经历数次手术。她会在每天早晨5点起床，在带儿子去托儿所和上班之前及趁儿子熟睡时，她会读书、学习。

“你的胃发出轻柔的波涛，就像在一个美丽而静谧的海滩上涨落的海浪。想象你的肠道正如海浪般摆动。”

但压力再次缠上了她。一段时间里，她感到不舒服和持续的疼痛，就像有刀刃在体内拖动。她也变得严重水肿，原本苗条的身材看起来像有9个月的身孕。

“想象小肠中有细小的波浪，正在把食物向前推动，将它缓缓地吸入身体。”

妮科尔花了12年时间才被诊断为肠易激综合征。医生开了越来越多的药，以致她完全无法明白每种药的作用究竟是什么。但任何手段都无助于改善她的疼痛、呕吐和持续腹泻。最糟的时刻就是，每当被收入医院，她挣扎着呼吸，血压急剧升高，她极度扩张的胃使医护人员相信她怀孕了。

“所有的事都静谧而舒适。你看，水在阳光下是如此闪耀。”

妮科尔被转移到彼得·霍维尔这里接受照料，当霍维尔建议催眠疗法也许会有效时，她至少存有疑虑。可她绝望到了极点，愿意尝试任何事。当天是她与克鲁克尚克斯的第6次会话。痛苦从她脸上消失，她看起来十分平静。

“不是你的肠胃在控制着你，而是你决定着自己的肠胃如何运行。我正在唤起潜意识来帮助你，你要相信肠道在以正确的方式运行。”

当克鲁克尚克斯的谈话结束时，妮科尔深深呼吸着。她向上伸展双臂，睁开眼睛。

在克鲁克尚克斯布满卡片的办公室里，我问妮科尔，当被催眠时会有怎样的感觉，她回答说就像在空中飘浮。“当帕梅拉讲述时，我眼前显现出温暖的、蓝绿色的水。很舒缓，仿佛徜徉于怡人的假期之中。我觉得自己仿佛在其中微笑。”

而催眠治疗帮到了她吗？起初，她很想看到效果，却事与愿违。直到从上周开始……她停了下来，明亮的双眼望着我，就像一个探险家，藏着令人兴奋的秘密急于分享。

“奇迹发生了！”她说，“之前，那种浮动和膨胀感上升到我的胸部，疼痛仍然在持续。而现在，这些感觉一并消失，疼痛也荡然无存。我终于不需要寻找治疗方法了！”她转向帕梅拉，眼含热泪说：“我想要吻你！我被折磨如此之久，而现在，我已经能在一周之内没有疼痛，简直太美妙了！”

妮科尔离开前，克鲁克尚克斯询问她过去一段时间的状况。“我还得了癌症。”她平静地回答。她的背上有一个肿瘤，她之前曾治疗过，但眼下再次复发。“真对不起，”我万分难过，但妮科尔摇着头，“它很早就有了，我对它并不在意，”接着她指着自己的胃说，“这里才是最糟糕、最疼痛、足以毁灭精神的事。”

起身告别时，她给了克鲁克尚克斯一个深深的拥抱。很快，墙上将又会多一张幸福满满的感谢卡。

在被法国国王的委员会质疑后，催眠术并没有消失。相反，它被重新改造，并有了新名字。

尽管有富兰克林的报告质疑，催眠师在19世纪仍遍及欧洲和美国。不同于让患者经历歇斯底里的惊厥，他们试图让人们进入类似睡眠的恍惚状态。这曾被在引人注目的舞台表演中进行展示。在其中，实践者常常宣称会从那种恍惚状态中诱导出超常的力量，诸如心灵感应或透视力。不过，医疗机构始终认为整件事都是骗局。

1841年，一位叫詹姆斯·布雷德的医生观看了其中的一场演出，意图拆穿它，但是在检查完被催眠的受试者后，他确信在这些演出之中有着值得研究的内容。他推断，并不需要晃动手掌，仅通过让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件物体上，如一个瓶子的顶端或蜡烛火焰，就可以将他们诱导入一种恍惚状态。没有什么是超自然的，以上只是一种经过科学研究即可合理解释的身体现象。他将其称为“神经催眠”（neurohypnosis），其中词尾来源于希腊的睡眠之神许普诺斯（Hypnos）。

随后，催眠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等精神治疗医生所接受，他在很早便在自己的行医过程使用它来发现并解决精神病问题。此外，米尔顿·艾瑞克森（Milton Erickson）脱离了早期催眠师教条的方式，转而建立起依托暗示的间接方法，以求克服患者对被动催眠的抵抗，并且在诱导过程中不断重复真实的短语，比如“你现在正舒服地坐在椅子上”，来获得患者信任。以上两点均证实了潜意识在身体健康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

然而催眠涵盖的主要部分，还是没有得到医疗行业的认可。它总使人联想到某些古怪的用途，类似前世回归等。治疗师也在无意中给人们埋下了滥用催眠的错误记忆。而持续的舞台表演风潮，还给催眠贴上了下流和伪科学的标签。

另一个问题是，科学家们始终难以理解催眠对大脑究竟做了什么。很显然，对被催眠者进行描述是非常容易的，但解释起来却无比困难。“那就像你正在进入想象的世界，”大卫·施皮格尔（David Spiegel）表示，他是斯坦福大学的精神病学家，也是世界上催眠疗法的研究引领者之一，“没有评判，没有对照和比较，你只是在一种自身体验的流动中，所经历的事物看起来非常生动和真实。你并不抵触这样做，也没有在煎熬中一分一秒地计数。它像一段精神的过山车旅程，过程中你只是紧抓扶手，看着眼前不断发生的一幕幕场景。”

心理学家通常会提出一个平淡无奇的定义，如“一个注意力高度集中，伴随外部意识暂停的状态”。当被催眠时，人们看起来比日常更易受影响，对扭曲的事实也变得更加敏感，类似于错误的记忆、失忆症和幻觉。他们也会觉得仿佛失去了对自身行为的主观控制。比如，倘若催眠师说“手臂将会抬起”，在被催眠者看起来，似乎是手臂在自主运动。

对这些神奇效应的一个普遍的解释是：催眠中，意识的不同部分彼此之间被分隔开。这意味着大脑的潜意识会遵从指令，而自身意识却不知道。催眠师让我们抬起手臂，我们也这样做了，但主观感受却像是其他人把手臂举了起来。在这种所谓的失忆过程里，其实潜意识会记录发生的事件，只是这些感觉不会被传递到我们的意识层面。

我们可能随时随地都在进入或脱离催眠状态。你是否有过这种经历，当开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却发现到达时想不起旅行中的任何事；或被有趣的故事所吸引，醉心于书或电影，而无法察觉到有人在喊你的名字。

这可能意味着完全没有特别的事发生。的确，一些研究者认为催眠纯属子虚乌有，被催眠时人表现出的种种，有其他的解释，比如“凝视压力和演戏”或“出现了生动的想象”等。也可能它只是一种推动我们实现期望的方式，让我们愿意相信某件特别的事正在发生，其原理类似强效安慰剂。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催眠会有如此之多的形式，从歇斯底里的痉挛到昏睡，再到非洲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土著人的舞蹈。催眠仅像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人们可以通过它体验期望变成现实的感觉。

最近，大脑扫描研究提示，当我们被催眠时，脑中确实发生了一些有意义的事。其中一个例子是施皮格尔的名叫“相信就会看到”的实验。他向志愿者展示一系列的格子，一组志愿者看到的是彩色的，另外一组则是黑白的，同时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检测。随后，当志愿者们在看着这些格子时，施皮格尔会描述某些黑白和彩色的格子彼此转化，随着格子的颜色依照描述发生改变，记录仪会得出志愿者的大脑产生的反应。

处理颜色视觉的脑区随着黑白格子变成彩色，会出现更高的活跃程度。通常这种改变只发生在真实视觉的指引下，但在被催眠的人中，当他们接受到施皮格尔“黑白网格染上彩色”的指令后，上述变化随之出现。相反，如果指令内容是彩色变成黑白，该脑区的活跃度将下降，而在以上过程中，格子的颜色其实并没有改变。这是一个重要的结果，显示出受试者并非是在假装或想象，他们真的看到了颜色变化。这种效应并非只发生在易被催眠的人群或有造假嫌疑的志愿者中。

在经过催眠后，人的行为也会变得不同。在被催眠的受试者面前摆上一把椅子，一旦被告知“你没有看到”，他们就会坚持认为椅子不存在。然而如果受试者被要求步行穿过这间屋子，有趣的是，他们仍会绕开椅子再往前走，这与“他们潜意识仍然知道椅子在那里的观点”相一致。相反，没有被催眠的受试者被要求假装这种体验，通常会直接撞到椅子上。

多亏了这样的研究，医生们得以广泛了解到，催眠可以穿过我们表层的意识认知，到达深层的思维模式和信仰。催眠被英国和美国医学会视为合法的医学工具，至少可以作为心理问题的治疗方式之一，例如解决成瘾、恐惧症和饮食障碍等。但我所感兴趣的是催眠能否直接影响人体的生理层面，特别是成为一种有医疗价值的手段。

还记得儿科医师卡伦·奥利斯用鱼肝油和玫瑰香水治疗马雷特的红斑狼疮吗？她现在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催眠研究者，同时任职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补充和代替医疗委员会。她认为，催眠可以帮助我们到达与条件反射相同的大脑潜意识区域，接入自主神经网络，从而影响平时不被主观控制的人体系统。

她以儿童为对象的研究显示，他们可自主调节血液流动来改变指尖的温度。在通常情况下，指尖的温度在人们放松时会升高，但“这些孩子还能通过其他方式做到这一点”，她补充道：“他们会创造出不同的想象。其中一个孩子曾说他想象自己正触摸太阳。”相信那些精神想象（当我们被催眠时，脑海中也是这样栩栩如生）对于影响机体十分重要。基于思维形式的差异，也许相较于抽象和理性想法，这种具体比拟会激活不同的脑区。但她也承认：“我们距离掌握其中的细节还有一段遥远的路途。”

催眠指令可以影响体温和血液流动，这一发现已被其他研究者成功重复，包括爱德华多·卡西利亚（Edoardo Casiglia），他是一名来自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的心脏病学家。在一项测试中，他告诉被催眠的志愿者：“我会从你们手臂上取半品脱血液。”随即，他们的身体就有了相应变化，表现为血压降低和血管收缩。与第二小组中的受试者表现相同，作为对照，那些受试者曾真的被抽血。在另一项测试中，他告诉被催眠的志愿者：“你们正坐在一间温暖的浴室中。”他们全身的血管开始扩张，仿佛坐在一间真实的浴室中。而当志愿者被告知前臂在温暖的水中，他们只有前臂的血管会出现扩张。

在第三项研究中，卡西利亚让志愿者们把他们的右手放在一个盛有冰水的桶中。这是一项极端的疼痛体验研究，通常会引起强烈的应激反应，包括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和心跳加快。这是人体的一种本能，传统的医学观点认为，我们主观上无法抑制它。但是被催眠的受试者说，在完成这项任务过程中，他们的右臂没有丝毫疼痛感，也没有任何上述的生理反应。

卡西利亚坚信，如果这种情形能被更好地理解，将会出现一个潜在而巨大的医学应用领域。我们或许可以用催眠推动血液流向大脑，来对抗随着年龄增长出现的认知损害；或推动血液流向四肢远端，帮助改善手脚的血液循环障碍；甚至可以引导某种药物抵达身体的特定部位。卡西利亚也承认，目前来看，这些更像是科幻小说中的场景，但并非彻头彻尾的胡思乱想。最近，他有一项新发现：被催眠的志愿者经过合理指示，可以提高对自身肠道的血流供应。

其他团队的研究报道，在催眠时给予放松的建议将影响多种与压力有关的免疫反应（比如学生在考试前的不适），进而减轻炎症。与此同时，一些小的研究提示，催眠治疗也许还会改善自身免疫的紊乱，如湿疹和银屑病；还可以缓解持续的上呼吸道感染，甚至能清除掉疣。然而，各式结果总是混杂在一起。不同的研究倾向于测量免疫系统的不同方面，同时没有统一的框架被构建出来。在这样的现状下，想完成催眠研究的荟萃分析是很难实现的，因为没有足够多的高质量研究支撑任何关于“催眠益处”的有力结论，或者关于哪种技术应用最佳。对于一个像我一样的外行，在这些数据中进行搜索会令人沮丧；尽管可以感知到令人兴奋的潜力，但这仍是一个充满不确定的领域，因为多数时候总伴随着空泛和模糊不清。

之后，肠易激综合征的催眠疗法出现了。

与很多催眠治疗师深入人们的童年回忆或心理障碍不同，霍维尔对患者的私人问题不感兴趣。他的目标是解决给他们带来痛苦的根源：肠道。

“大脑和肠道基于复杂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他对我说。二者之间有着恒定的双向“交流”，既通过自主神经系统的实体连接，相互间也有血流循环的激素作用。肠道中的信号如何传导到大脑，随即大脑会对信息做出何种反应；又是如何调节肠道的功能的，这些过程通常难以为我们所察觉。

例如，来自胃的信号告诉大脑：如果饥饿，就需要进食；如果饱餐，就需要分泌胃酸或者增加血流来帮助消化；如果吞下毒物，则需要呕吐出来。在这一作用的其他终端，来自结肠和直肠的信号告诉我们需要去排便。随后，我们可以选择即刻执行，或者抑制这种冲动，等到更加方便的时间再执行。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曾体会过，精神状态究竟会给肠道功能带来怎样的影响。比如某处卫生间使用起来不方便，情绪稳定时，我们也许只是几天都不去；然而，当我们陷入焦虑，则会感到恶心或者试图清空自己的肠道。“这是进化形成的选择结果，打个比方，倘若你正在大草原上游荡，很可能被某种东西吃掉，最好的选择是尽快清空你的肠道，从而减少肠道血流，”霍维尔细致地解释道，“这样你就可以把血流集中到肌肉中，以产生足够的力量供你逃跑。”

然而，在肠易激综合征患者中，大脑与肠道间的交流变得如同一团乱麻。例如，长期的压力会导致顽固的腹泻、呕吐或疼痛至极的肠道痉挛。这会在人们担心自己症状的基础上，产生一个恶性循环，使问题更加糟糕。“疼痛出现的同时，焦虑也一并袭来，”艾玛说，就是那名和母亲一起拜访霍维尔诊所的21岁女性，“我知道它是怎样形成的，但就是无法打断这个循环。”

在完成催眠培训后，霍维尔相信这项技术有可能减轻压力和焦虑，帮助患者避免对来自肠道的信号产生过度反应。当然，他也希望催眠能直接影响肠道的功能。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辅导患者们对肠道的工作方式加以了解。之后在催眠过程中，他让患者们运用所掌握的内容，设想出一个更平静的、没有任何烦恼的消化过程。一个相对普遍的方法是，把肠道想象为一条河流。一些便秘患者可能会在其中创造出一个涌动的瀑布，另外一些腹泻患者更愿意将其想象为一艘小船漂浮在缓缓流淌的运河上。

为了在进行催眠治疗的尝试中仍然保持一定的学术含量，霍维尔明白，他必须用有力的科学试验来证明自己的结果。1984年，他发表了第一项研究——一次含有30人的随机试验。受试者接受了12周关于肠道的催眠治疗或心理治疗（后者主要探讨了可能导致他们症状的压力和情绪等问题）。这些都是绝望的患者，已经被严重的肠易激综合征折磨多年，他们从传统治疗中无法获得任何缓解。霍维尔让他们用一把刻度尺记录自己的肠道功能，分数越高代表症状越严重。心理治疗组以均值13开始，3个月后没有任何改善。而催眠治疗组从17开始试验，最终以1结束。

这一瞬间，假设试验似乎化作了生命的召唤。为使更多的人对催眠的态度从大声抱怨变成理性接纳，霍维尔在威森肖医院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催眠治疗中心，现在那里有6名催眠治疗师，并且已获得一些证实其技术的证据。

以肠道为关注点的催眠疗法并不能帮到每一个人。例如，艾玛就经历了这一过程，但仍然感到很糟糕。经过多重的试验和审核，霍维尔总结出，在其他治疗均宣告失败的群体中，催眠疗法可以帮助约70%～80%的患者。

至少对于肠易激综合征，这种获益看来能持续较长的时间。在催眠治疗有效的肠易激综合征患者中，霍维尔随访了其中的200余名，到第5年时，仍有81%的人处于良好状态。事实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正在经历持续改善的过程。这种具有延续性的效果，以及在试验中催眠治疗的患者相较于对照组有显著提高的事实，均表明催眠不仅仅是安慰剂效应。

尽管肠易激综合征患者有时会出现戏剧性的安慰剂效应，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讲到的，但那些通常也只是暂时性的。霍维尔曾经记录，当他的患者完成外科手术后，常常在最初感到效果良好，但随后便再次发作。相反，他相信催眠治疗有助于改变他们关于肠道问题的思考模式，以求更好地减轻症状。他发给患者们录有治疗过程的CD，有了它以后，他们就可根据自身需要在家中坚持练习。

霍维尔的研究同时也显示，除了减少压力之外，催眠治疗还有更多的益处。在肠易激综合征患者中，肠道的内层会对疼痛愈发敏感，这可通过如下方式测量：将一个球囊从肛门置入肠道，向其中充气直到被测者示意有痛感。健康人在压力为40mmHg左右感到疼痛，但肠易激综合征患者通常无法忍受其一半的水平。催眠治疗似乎可以纠正这种过强的敏感性。霍维尔在一个疗程后进行测试，结果显示，他们的痛觉敏感度回落到正常水平。

此外，至关重要的是，催眠过程能够影响胃将其内容物排入小肠的速度，这可以通过实时的超声进行测定，结肠也有一定比例的改善。与欧尼斯和卡西利亚在血流方面的试验一样，我们谁都没有料到，这些事竟会如此容易实现。

“你不应该只是坐在那里对患者说，‘你已经放松了自己的肌肉’，这显然很难实现，”霍维尔解释道，“催眠的要义是在这个易受影响的状态中，更便于治疗者对他们的身体做一些事，尤其是那些在意识状态下必定无法完成的任务。”

当我结束对催眠治疗中心的访问，回到霍维尔的办公室时，他强调压力和焦虑并不是肠易激综合征的全部诱因。其他影响因素包括遗传、饮食、肠道微生物、大脑处理疼痛的方式，当然还有肠道本身。

他指出，每个患者表现为这些因素影响的不同组合。在一些情况下，像艾玛的疼痛或妮科尔的腹胀，心理因素似乎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而其他情况，如吉娜的便秘，可能没有某个因素完全占主导。

霍维尔认为，对于吉娜的问题，如果再次通过手术处理，可以在术中做得更多，包括损毁控制肠道功能的一些神经。和预防性子宫切除一样，可能还要去掉她的胆囊。“她盆腔底接受了过多的手术，”他说，“难怪没能起到正确的疗效。”

这也是他坚持催眠治疗应当伴随传统手段来使用的原因。尽管催眠可能会帮助吉娜应对与症状相关的压力，霍维尔还是推荐了强有力的肌肉弛缓药和泻药，如果这些没有效果，再选择结肠造口术。

我对这么多的人在向霍维尔求助前曾接受腹部手术感到震惊，那天我遇到的患者中占了7/10。他相信这也是肠易激综合征的一大原因。如果肠道在手术中被移动或扰乱，它会变得更敏感，还会向大脑发送增强的疼痛信号，它们通常会成为首先触发肠易激综合征的因素。其他一些案例中，胃肠科医生希望通过做手术缓解患者症状，最终却发现状况更糟。

“外科医生按照既定思路进行手术，”霍维尔表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可以带来奇迹般的彻底治愈。如果你身患阑尾炎、胆囊炎或肠穿孔，他们将拯救你的生命。”但是当某人出现腹痛，他们的默认反应是切掉一些东西。不幸的是，这往往导致问题加重。“这样做，也许有全世界最好的理由支持，”霍维尔坦率地讲，“可你一旦在结构上改变了肠道，瘢痕和粘连相继出现，你永远无法通过催眠将它除去。”

这让我想起了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所面临的困境，受迫于这种疾病，他们要么接受“它是一种生物性的无法治愈的疾病”的事实，要么被当作“一场心理虚构”。我询问霍维尔，肠易激综合征患者是否也会这样，陷于身体或精神的两种极端。因为现在，有些人的治疗方案似乎意味着肠易激综合征是一种纯粹的身体疾病，仅通过手术切除一段又一段的肠道就能好转；而其他人则被告知其核心问题在自己的大脑中。我很好奇，什么时候能有一种方法，使患者们同时得到精神和心理的治疗？

霍维尔注视我片刻，说道：“这正是关键点。”

你大概会认为，伴随着所有的成就，霍维尔可能会对他的职业选择感到相当快乐。他已经开发出一种十分可靠的疗法，并且帮到了其他医生已经放弃的成千上万的患者。全世界的研究团队在“以肠道为焦点的催眠疗法”上完成了众多随机对照研究，都取得了阳性结果，但愿这并非总是巧合。此外，最近一篇系统综述总结道，这种治疗是有效且持久的。

基于这些证据，负责管理英国国家健康体系的英国国家卫生医疗质量标准署，现在批准了催眠疗法可用于对传统方法治疗无效的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这是英国国家卫生医疗质量标准署唯一支持的补充治疗，也是催眠在器质性疾病中的唯一适应证。

但霍维尔似乎并不开心，事实上他好像相当失望。因为尽管有诸多试验和英国国家卫生医疗质量标准署的推荐，但许多负责为治疗提供资金的办事机构仍然拒绝支持这项新疗法，同时，英国国家健康体系网站还宣传说肠易激综合征的催眠治疗研究“没有为它的效果提供任何有力证据”。

在霍维尔看来，问题出于催眠治疗无法完成那些严格的临床设计试验，通常这些试验专门被用于测试药物疗效。在推荐一种特定的治疗方法前，循证医学提倡完成一项双盲对照研究，即患者和医生都不知道他们接受的是真实的治疗还是虚假的对照处理。这在测试药物疗效过程中是很有意义的，它能够防止药物和安慰剂的效果被主观影响。

但是你无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催眠他人或被他人催眠。所以，评论者或投资人可能疑惑地望着催眠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的数据，在发现没有双盲试验后得出结论：这种治疗证据不足。“这显然是荒谬的。”霍维尔说。在一项药物试验中，有意去蒙蔽患者，目的是为了将药物的化学作用与任何心理效应分离，当测试像催眠这样的治疗时，反而没有抓住要领：患者的信念和期望在此类干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

霍维尔力争评论者应当有意愿接受一些更开放的试验设计，它们对于测试一种身心疗法会是适当的，同时仍尽可能地靠向金标准(5)。例如，研究者可以实现一项单盲试验，催眠治疗与适当的对照组进行对比测试，患者每个时段的症状则由专门的研究者独立评估，而他们不会知道患者接受了哪种治疗，即对患者的治疗方式是“盲”的。

杰瑞米·豪维克是牛津循证医学中心的流行病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他也认同执行双盲试验对于身心治疗很困难，甚至不可能，还指出这对某些传统治疗同样是问题，例如手术或物理疗法。他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或许可以完全放弃安慰剂组，转而替代为一种已知的有效处理。“如果你有了健康问题，你期望了解的是所有选择中的最优项，”他说，“那就是患者所关心的事。”

问题是，在大多数科学人员眼中和医疗圈，催眠治疗尚不流行，他们始终认为这是一些庸医的暗示骗术。支持者则抱怨说，用以催眠研究的资金几乎无法获得，比起其他的身心治疗（如冥想）还要少，并且资金提供方对于研究它帮助患者的内在机制也毫无兴趣。“健康关怀领域的大多数人没有觉得这很必要，也不重要。”催眠研究者卡伦·奥利斯这样说道。

多年以来，霍维尔一直尝试将他的催眠治疗模式推广到胃肠道紊乱之外。他说他曾接触过很多领域的专家，因为这项技术可能会帮助患者处理与多种疾病相关的疼痛和焦虑，包括湿疹、癌症。但所有人都拒绝了他，有人甚至曾对他说：“我认为你所做的这些帮不到任何一位患者。”

“大众对催眠现在还有着巨大的偏见，”霍维尔总结道，“药物疗法已经成为近乎恐怖的技术。我们投身于药物、辅助检查等所有高技术事物。而像催眠这类简单而平凡的方法，却被认为没有任何用处。”他说，在推进催眠治疗的征途上，要重新思考的不只是试验设计，更重要的是如何做医疗。“治疗的标准医学模式是：采集病史，给予药物，让患者离开。如果药物不起作用，则换用另一药物。催眠治疗则是一种不同的模式，它需要医生抛开处方笺，抛开所有的事，因为医生是能否使患者变好的关键。”

霍维尔刚刚公布了另一项接受肠道催眠治疗的1 000名患者的统计结果。他抽出了其中的部分结果：76%的人临床症状显著改善；59%的人再也没有服用任何药物，41%的人药量减少；79%的人减少了咨询医生的次数或者完全不去。由于他很快要退休，所以没有计划更多的试验。

“我想我们可能已经开启了新的时代，”他说，“我们已经创造了许多好的、无可争议的研究。但我们必须经常与投资者争论，他们总说没有足够的证据。他们究竟想要多少证据呢？”

也许他是正确的，只是接受这种治疗还有很多障碍，因它多变的历史过于强大。但在大西洋的另一头，催眠正在被重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