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依然记得手术室明亮的无影灯，汤姆·琼斯（Tom Jones）的歌声，还有一个高大的蓝色电子显示屏悬在胸口上方，还看到丈夫的脸，我告诉他此刻我脑海中显现的第一个东西是冰激凌，希望借此转移注意力。忽然，从腹部传来奇怪的感觉，接着一个小小的女婴，被高高地举过屏幕显示器……
那是2009年的8月，我怀孕了，拖着笨重的身体。虽然是第一次怀孕，但我从不担心即将面临的分娩过程。我在整个孕期都很健康，并且积极参加孕妇培训。我就诊的医院有助产士指导中心，里面有分娩球和分娩池。我非常兴奋地认为在感受到第一次宫缩后，通过一些简单的放松措施和深呼吸，我就可以顺利地分娩。
但事与愿违。早些时日，我并未感觉到宫缩，仅能感觉到阴道里有一种灼热的痛感，这种感觉让我寝食难安。来到医院后，我觉得越来越难受。护士帮我测量血压后发现我的血压偏高，因此我不能入住分娩中心，而是到了产科病房，这让我觉得异常害怕。
接着，助产士帮我人工破膜，并连上胎心监护仪，用缩宫素促进子宫收缩。此刻，我再次感受到之前的那种灼热感，我极度不适。宫口逐渐开到十指时，我的阴道口也已经开全，但问题出现了。害怕、疼痛吞噬了我，我开始感到无比恐惧。
助产士看起来似乎也有点失望。她认为我现在还处于分娩的早期阶段，本应该没有问题。可我已经达到忍耐的极限，想抗议。要知道，我曾爬高山，同鲨鱼共游；我拥有柔道黑带，对疼痛并不是没有忍耐力，但当意志力被白噪音一点一点消解殆尽时，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似乎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正常，我不断地宫缩阵痛，而助产士仍正常交接。听到她们的言语声让我感到更加孤独，或许她们不能够理解我正在经历着什么，抑或我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我的宝宝处于很难分娩的胎位——面部朝前而不是枕部（后脑勺）朝前。这意味着宝宝不能够顺利进入产道，她的头被卡住了。有时，过一段时间胎儿就会改变胎位。但当助产士对我进行人工破膜，并用了缩宫素后，羊水的流出加快了产程，而且不断的宫缩迫使胎儿向下推动，带来的后果是胎儿的头卡在了产道的出口位置。
这时，我要求无痛分娩，我以为疼痛可以就此奇迹般地消失。然而，随着注射麻醉剂后，我的宫缩程度减缓了。在接下来的一天一夜，我被电线、输液管、监测仪包围着。第一个接待我的助产士走了，接着是不断的轮流接班。她们核对图表，调整液体滴速，进行各项检查来密切观察我的产程进度，并且抽取宝宝头皮血液来监测宝宝的各项生理指标是否正常。最终，一位医生通知我，我的宝宝确实被卡住了，我需要尽快进行剖宫产。
术后，我感到剧烈的恶心，并一直在颤抖。我想第一时间抱起宝宝，但是没有人同意我那样做。不一会儿我的宝宝开始挣扎着想吮吸母乳，她感到饥饿，于是开始她人生中的第一次哭泣。同时，我被一拨一拨的助产士和健康随访员轮番做教育疏导。
在床头微弱灯光的照耀下，其中一名健康随访员让我花费整整几个小时，只为吸出几滴珍贵的初乳，她小心翼翼地将初乳吸进微型注射器中。接下来的一位健康随访员抱起我的宝宝，训斥我居然将小宝宝一个人留在婴儿床上。另外一位健康随访员不断尝试将我的乳头放进宝宝的嘴里，就像她是一只嗷嗷待哺的小鸡一样。由于长时间不睡觉，我近乎崩溃，我想知道一个人能坚持多长时间不睡觉。
4天后，医生允许我回家，但我却依然感到恐慌。我非常感激自己生了一个健康的孩子，但是我想问：“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经历整个分娩过程？”
最好是“一对一”护理这是一个典型的分娩过程。得益于现代医学的治疗护理，分娩过程极为安全。在英国，大约仅有0.7%的婴儿会不幸死产或夭折，孕妇死于生产过程的比例更小。同时，在分娩过程中，医生准备好治疗方案能够随时缓解痛苦。尽管如此，孕妇体力不支仍是最重要的问题。一项研究显示，近半数的女性在分娩后两天接受采访时会反映，分娩时的痛苦是最糟糕、最难以想象的经历，其中有91%的女性会选择使用镇痛药物来缓解疼痛。
许多女性在生完孩子后会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的情感。大约1/3的女性分娩后会产生心理创伤，尤其是在顺产风险较大不得不选择器械助娩或剖宫产时。其中2%～6%的女性会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在英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超过半数的分娩是“协助生产”，即分娩过程会使用器械或转为剖宫产。带来的后果是，它为孩子和产妇埋下了健康隐患。尤其是在危急情况下，不得已而选择的剖宫产手术，其潜在的并发症包括膀胱损伤或感染，以及危及生命的出血和血栓形成。
经历剖宫产的女性若再次怀孕，依然要承受并发症，包括剖宫产后切口瘢痕的撕裂以及胎盘问题。她们不太能够去哺乳，而母乳喂养可保护孩子免于感染；另外，她们患抑郁症或者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更大，而这些问题会再次影响她们照顾自己的宝宝。尽管我们有现代化的先进的医疗技术，但诸如上述问题，我们真的已经尽力解决了吗？
艾伦·霍德奈特（Ellen Hodnett）是一位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从事围产期护理研究的教授，她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解决上述问题。在分娩过程中，我们可以采用一些手段来缓解疼痛、压力，以及降低并发症的风险。这些措施并不是指药物、检查或手术，亦不是分娩体位或选择具有最先进技术的医院来保驾护航，而是在整个分娩过程中，从始至终为孕妇安排同一个护理人员，这或许能够解决某些问题。
2012年，霍德奈特研究了22项随机对照试验，试验对象包括来自16个国家的1.5万名女性。研究发现，在整个分娩过程中，相较于其他非护理模式试验，采用一对一的持续护理模式会减少剖宫产和器械分娩的发生率，也会减少镇痛药物的使用率。她们的分娩过程时间会更短，她们的宝宝出生后会处于更好的状态。她说，作为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干预手段，一对一的持续护理会有效降低剖宫产的发生率。
只要方法得当，剖宫产通常很安全，而且可以挽救生命。但它毕竟是一种手术，选择它需要充分的理由。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尽管剖宫产发生危险是低概率事件，但依旧有相当高比例的剖宫产是非必须的。来自多个国家的研究显示，较为合适的剖宫产比例是5%～10%，低于1%或高于15%，不管对于妈妈还是宝宝都是不利的。在英国，剖宫产的概率是26%，而在美国，剖宫产的概率达到33%。
为什么需要同一位护理人员，而不是来自不同助产士的断断续续的护理呢？不同的护理模式真的会影响一名女性最终是否会采取手术？霍德奈特认为，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产妇可以从同一个人持续的护理中获得更多的支持。如果情感上的支持来自同一个值得信赖的人，那么可以降低女性的恐惧、压力，并能帮助她们控制自身的情绪。同时，还可以降低她们在分娩过程中所承受的痛苦。这就意味着她们所需的镇痛药物可以减量，因此也就可以降低分娩过程中的并发症，最终减少分娩过程中可能需要的干预措施。缓解焦虑也可直接加快分娩进程。当我们感到紧张和害怕时，身体内的激素会进入血液，尤其会影响分娩的早期进程，主要是减缓宫缩的强度和频率。
在发展中国家，持续护理所产生的益处表现得更为明显，尤其是分娩教育程度较低的地区，她们经常在医疗设备落后的医院分娩，有时还缺少配偶或家庭成员的支持。但在美国和加拿大，另外一项包括7 000名女性参加的研究显示，持续的护理模式并不能够降低分娩过程中所需的额外干预措施。或许这里的医疗水平已经足够先进，故而她们不需要额外的支持和帮助。
然而，霍德奈特认为事情并非如此。她指出，这些国家采取的先进干预措施并不能取代持续护理所带来的影响。她认为每一件事情都按照时间进行严格控制，孩子出生的每一步都被设定好了时间，或许这本身存在问题，虽然并没有明确的证据。如果事情并未按照预定方案严格执行，例如分娩未按时间启动，分娩进程过慢，或由于产程过长以至于孕妇没有足够的力气将孩子产出，那么接下来就需要药物、手术剪刀、镊子或手术来干预了。
我们处于这样一种大环境中：2/3的女性在分娩过程中需要给予缩宫素，胎心监护仪持续监测着她们，因此她们被限制在床上。她们被给予有效的药物，至少有2/3的女性在分娩过程中要求应用硬膜外麻醉。霍德奈特认为，在这种环境中，大多数女性不可避免地会存在高比例的药物和手术使用，她们是否需要一位护理人员持续给予她们各方面的支持，现在仍不清楚。
如果孕妇分娩时并不是在拥有高级医疗设备支持的环境中，例如在家里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在英国，有3%的女性选择在家里分娩，在美国这个比例仅为1%。当孕妇选择在家里分娩时，同一名助产士通常会持续陪护在孕妇身旁，因此大多数的药物和医疗措施并不会被用到。
在家或者在医院随机对照试验设计很难完成，因其不具备可操作性，或者说强迫孕妇限定在某个地点分娩并不道德。但是在2011年，一项包含有大样本的试验，随访了6.5万名评估疾病风险较低的女性。这项研究的试验组是选择在医院分娩生产的女性，对照组是选择在家里生产的女性（不管她们是否在家里生的宝宝或者最终由于各种原因需要转移至医院来缓解疼痛或采取医疗措施）。结果显示，选择在家里生产的女性在用药加快产程或缓解疼痛的需求方面明显减少，切口或撕裂的发生率亦能减少，剖宫产或者器械使用也有减少倾向。并且，她们的宝宝出生后的状态更好，她们更易亲喂哺乳。
同样的情况还有来自有关英国助产士的试验研究。这些助产士有一个特点，他们的工作均独立于国家医疗服务系统制度外。除非有充分理由，否则他们力求避免使用医疗器械干预，并且他们的接生地点均选择在家里。同一名助产士会跟踪护理一位女性的整个孕期、分娩及产后过程。2009年，一项包含9 000名女性的研究显示，这些独立工作的助产士帮助接生的女性需要器械协助的概率是78%，明显高于传统的护理模式的概率（54%）。他们接生的宝宝大约一半出生时可能体重过低，可能需要特别护理，并且母乳喂养的概率更高。
也许其中一部分优势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在传统情况下，医院在分娩出现问题时，为了挽救婴儿的生命，采取的额外干预措施真的有必要吗？事实证明，在很多情况下，答案是否定的。以往，生育风险低的孕妇选择在家里分娩通常也是安全的，其新生儿伤亡率与选择在医院中相当。2012年，一位研究员完成了一项循证研究（也是他的黄金标准分析），他分析对比了在家和在医院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并发症，发现由于缺乏耐心和需要严格按照医学规范步骤操作，在医院发生并发症的概率明显高于在家里分娩。2014年，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公布了新的指南，鼓励妇女选择在助产士引导中心或者在家分娩，而不是去产科病房。
上述结果显示，当我们更多地关注女性的情绪状态，而不过度依赖于医学技术时，她和宝宝的心理和生理状态才能更趋于良好。
10月最后一个晚上，我即将开始第二次分娩，爱人和我呼叫了助产士，但我们没有去医院，而是回到家里的分娩池里。
雅基·汤姆金斯第一个到达，她很专业，很快让我镇静了下来。阵痛来得比我预期更快，每次宫缩都让我非常烦闷，一波一波地增强。回想第一次分娩时我如何自信地认为我会很容易分娩，这一次我知道事情有多难，并且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我对雅基说：“我觉得我做不到。”
“你当然可以做到。”得到的是一个非常确定的回答。就像一位母亲会在她的孩子上学第一天始终陪伴，我相信雅基会一直陪着我。对比之下，我第一次分娩时，周围是不断轮班上岗的助产士，但是却令我很孤独无助。而这次，雅基的话令我感到很温暖和坚定。虽然同样是疼痛，但我并不像以前那样觉得恐惧和极度烦躁了。最后我适应了这种节奏：感受、放松、闭上双眼、深呼吸。我更多地觉得自己在静止的水中感受波浪轻拍身体，而不是像以前一样觉得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挣扎。
大概过了6小时，我听到一个声音，像从喉部发出的低沉声音，后来我发觉似乎是从我的身体里发出。“怎么回事？”我问雅基。雅基笑了，说“你很快就会把孩子生出来了。”这时候，我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疼痛，就像身体被撕扯一样。但是已经来不及再思考了。幸亏最后一个分娩步骤通常时间很短；分娩过程本该几分钟就可以结束。这时，我的第二位助产士艾克·埃凯尔来了，她为下一个重要时刻准备着。那天她穿着一件亮色的裙子，她是一位看起来很温暖的德国女人，就像暖暖的格雷伯爵茶。她也听见了那个声音，轻松地安慰我说：“时间不会太长的。”然后，她惬意地坐在了沙发上。
她的到来同样也让我感到舒服，如同雅基一样。但有点不幸的是，我的宝宝被发现处于一个有点棘手的位置，他的肘部卡住了他的头部，他在产道内刮擦着前进，所以进展非常缓慢。两小时以后，阳光透过百叶窗射进来，忙着上班的人踩着秋天的落叶穿行在伦敦的街道上。宝宝还是没有顺利分娩出来。我已经身心俱疲，并且再次感到疼痛。
我再次努力，比通常指导建议的时间更长。但这时候助产士呼叫救护车送我去医院，准备通过剖宫产取出孩子，会用到冰冷的手术刀、手术剪，就像第一次一样，再一次剖宫产。虽然能保证及时进行剖宫产，但是紧急手术仍存在风险，包括新生儿哺乳困难。住院时间长，尤其需要较长时间来恢复，我要离开我的大女儿很长时间，可是她刚刚3岁，这时候正是她成长的敏感期。
雅基和艾克继续监测宝宝的各项指标是否正常，这个过程我都能看到，并不需要打断她们。她们说：“你做得非常好，宝宝会自己选择他来到你身边的时间。”这时，一些事情变了，紧急的剖宫产转为一次零并发症的生产过程。它开始于我家卧室的地板上，就像成千上万名女性证明的那样，我的经历再次证实：分娩时，拥有一位可以信任的人陪伴身边是一个多么重要的需求。
几分钟后，我的宝宝滑进水里。雅基从水里抱出他，在淡淡的灯光下放进我的臂弯。我看看他，虽眼睛暗暗的、肿肿的，但是在我看来近乎完美。我坐到沙发上抱着他，他正贪婪而满足地吮吸着奶水，而我面前的马克杯里盛着一杯茶。这时候我的女儿睡醒了，走下楼梯，对我说：“妈妈，早上好。”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在家或在医院，情感支持不可或缺当然，家庭式分娩并不适合所有的女性，也有很多女性并不希望在家中分娩。或许首次分娩的孕妇选择在家里分娩安全性不够。与在家里分娩相比，选择在医院分娩通常发生死产或严重伤害的风险要小很多。与同样需要面临高风险的孕妇一样，例如臀先露或者是双胞胎，选择在医院可能更安全。目前，还没有研究结果证实上述推断，因为如上所述的高风险孕妇不会选择在家中临产。
然而，两次不同的分娩经验让我觉得，选择在哪里分娩对孕妇情感上的支持非常重要。一个我们熟识且信赖的人传递的情感支持，明显不同于陌生人的情感反应，这两种不同的反应不仅表现在心理层面，在生理层面亦有明显不同。但目前的医疗体制通常只给女性两种分娩模式选择：医院或家里。她们可以在家里享受全套护理，但却不能享受能够挽救生命的医学应急预案；在医院得到的是易被打扰、没有人情味的护理。
霍德奈特认为，我们应当吸取两种模式的优势来护理孕妇：在医院时，孕妇需要缓解疼痛或者医学技术支持时，及时为她们提供，同时助产士为女性在整个分娩过程中提供精神支持。虽然这是英国助产士引导分娩中心所提倡的观点，但她们也不能保证持续的护理，并且，她们涉及的范围只能涵盖低风险孕妇，大约占生育女性的45%。那么其他的女性呢？所有的女性，包括现在正在产科住院的待产孕妇，她们不也希望从有更多的人情味，少一些有创的护理模式中获益吗？
“在北美，通常我们很难为分娩提供持续稳定的一对一的针对性支持。”霍德奈特说。她认为，其原因并不在于需要更高的改革成本。一项覆盖北美13所医院，包含7 000名女性的研究显示，为孕妇提供持续的护理仅需改变护士或者助产士的雇用模式，而不需要增加雇用人员。而且降低干预措施的应用频率最终会降低成本，而不是提高成本。在美国，医院里剖宫产的生育护理（包括怀孕、分娩和新生儿护理）平均花费大约是5万美元，相比之下，自然顺产的花费要少很多，大约是3万美元。
有研究显示，孕妇应在分娩过程中应用新型昂贵的药物。霍德奈特说：“每个人都可能需要，但可能在明天，而不是今天。”现有的医疗护理模式推荐应用新药很容易实现。孕妇分娩护理本不应该像现在这样花费昂贵，目前的情况需要改进，但是更大范围的改变非常复杂，这涉及多家医院的多个部门。霍德奈特认为，没有人有兴趣来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医生、护士、助产士和医院的管理人员，从态度和行为上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遗憾的是，这一转变并不容易。”
因此，选择在医院分娩的女性将继续获得每一项医疗干预措施，有些是她们需要的，更多的是她们不需要的。
丹尼尔 男 儿童 脑瘤
“蜘蛛侠！”8岁的丹尼尔兴奋地喊道，随后展示给我一个氧气面罩，他在上面粘上贴画。小蜘蛛侠在他的嘴唇边缘舞动。他穿着医院的病号服，上面装饰着星星和心形图案，躺在床边，摆动他的腿。
丹尼尔是一个可爱的西班牙男孩，有一头乌黑的短发。不幸的是，他得了脑瘤。医生密切随访他的脑瘤是否会继续生长。他现在正在位于曼哈顿波士顿医学中心接受磁共振检查的常规扫描。“蜘蛛侠！”他又大喊道，随后皱起鼻子，咧开嘴笑了。
就像港景医疗中心一样，波士顿医疗中心提供人口普查数据。这里的患者多为贫穷和并不富裕的人。他们中很多人没有医疗保险，并且不会讲英语。一个阴冷的早晨，我8点到达这家医院，它看起来很现代、令人印象深刻，但让我的心情有点失落。楼的外面，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孩戴着洋基队的帽子，在索要小费之前，他宣称“我会送你回家的”。
在一个看似巨穴的入口大厅，一位年轻人穿着黑色的毛衣，兜里装着智能手机。穿过门靠左边是放射科检查候诊室。在这里，一些看起来比较疲倦的候诊患者正在看电视，电视上正在讨论金·卡戴珊的婚纱。继续往前走，我的心情有所好转。我走进了一处很小但看起来令人愉悦的区域，它由孩子的画和动物图片装饰起来。墙面上有很多动物剪纸，旁边柜子里放满了玩具。一位名叫帕米拉·库奇的护士，穿着粉粉的花色鞋子，正微笑着协助患者。
库奇的工作是协助年轻患者顺利完成磁共振检查，包括帮助患者躺在狭窄的扫描通道内，保持1小时不动，这个过程对于成年人来说甚至有些令人生畏。“我们的工作不能依赖镇静药物。”库奇介绍道。年龄小的孩子，尤其是焦虑的孩子，她会把他们安置得高一点。但让他们走进房间和完成扫描非常困难，非常有挑战性。
例如，像丹尼尔这样的孩子。他发育迟缓，他的妈妈不会说英语，并且在医院她变得焦虑，一直抓着她的儿子。他之前的磁共振检查过程简直是一场灾难，输液穿刺的针穿破他的血管导致液体外渗。而且，当丹尼尔一看到库奇，他就开始大哭。
但是现在情况有点不同。丹尼尔到的时候，看起来安安静静，眼睛睁得很大。库奇递给丹尼尔玩具汽车，这是他最喜欢的玩具，接着又给他戴上氧气罩。“这是你的警察面罩，”她兴奋地对他说，“尊敬的丹尼尔先生，你喜欢泡泡枪还是草莓？”丹尼尔终于笑了，说：“我要泡泡枪！”库奇将丹尼尔的面罩调到合适的流量，这时泡泡枪的气味充满了整个空间。丹尼尔拿着他全新的闻起来香香的面罩，轻轻地吸吸鼻子。直到再次粘上贴纸画，他才开始兴奋地跳起来。
接下来需要进入扫描检查室了。入口处本不应该吓人，但是门上、墙上、地板上贴满了警示标语。“停止！”这是一个红色的警示牌。“危险！”一个黄黑相间的警示牌。“小心，有磁场！”通过入口，进入一个非常大的房间，里面有很多仪器、显示器、电线、按钮和闪烁的灯光，还有聚光灯、剪刀、气体罐、输液泵和手套盒。房子的中间是一台像甜甜圈形状的管道，“嗡嗡”叫着，那就是扫描仪。
磁共振检查设备会产生强于地球磁场上万倍的磁力，这就意味着任何金属物件被禁止带进房间，例如笔、手表、夹子和耳环，否则将会以非常快的速度被吸到扫描仪上。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个窄窄的可以滑动的平板推送患者。
库奇已经送丹尼尔进入房间，现在她必须推送他进入扫描仪里面了。
库奇带着丹尼尔穿过有危险警示牌的门口，走进有扫描仪器的房间。她带着丹尼尔走到米黄色的扫描通道旁边，说道“这是最大的房间，里面有最大的照相机”。
库奇鼓励丹尼尔拍拍通道的一边，然后指着台面说：“过来，坐在上面。”丹尼尔踮起脚尖，库奇继续说：“这是你的飞行面具。所有的太空船都需要飞行面具，在你的肚子上粘一些贴纸怎么样？1、2、3、4。”丹尼尔安静地坐着，库奇顺利地在丹尼尔的胸部贴了电极片，来监测他的心脏情况，胳膊绑上袖带来监测他的血压。
麻醉师拿出一些玻璃管子，与丹尼尔的面罩相连。“飞行员在天空飞时需要氧气哦，”他说，“你在太空工作时需要氧气。”丹尼尔举起面罩，吸气。然后他哭了起来，库奇紧紧地抱着他。“想想蜘蛛侠探险。”她轻声说，两秒钟后，丹尼尔睡着了，他做得非常好。
库奇说，下次他可以尝试不用镇静剂来完成扫描。简单的改变，例如避免说令人恐惧的话、让他选择一种气味、用贴画装饰面具或鼓励他想象自己正在进行一场太空飞船旅行，这些改变可以让一个尖叫、反抗、不配合，必须予以镇静药物才能完成检查的孩子，转变成一个期待检查的孩子，他会积极配合，不再需要任何药物。
库奇让丹尼尔躺下，为他盖上毯子，然后推送他进入扫描仪内。周围发出“嘟嘟”的声音，丹尼尔的心电图波形显示在监护显示屏上。走过下一道门，来到控制室，头部磁共振检查扫描出来的图像显示在电脑上，白色图像凸显在黑色的底色中。
“会说话”是医务人员的基本技能你现在可能不会成为一名烧伤或受外伤的患者，或者生孩子，但可能需要面对这些令人压抑和痛苦的医学检查。每年数百万患者不仅需要承受无创扫描检查，还需要在清醒状态下面对侵入性有创检查，例如病理活检、微创手术。不像开放手术需要在皮肤上划开一个大的切口，微创手术是通过一个小小的视野，在微型摄像机指引下完成。
微创手术的患者伤口愈合速度明显快于开放性手术的患者，并且当天可以出院回家。接受微创手术的患者一般不需要全身麻醉，只需要局部麻醉。尽管有这么多益处，但是在清醒状态下接受手术也令人恐惧。另一个不利影响是，麻醉师虽然将麻醉药控制在安全范围内，但是患者经常反映剂量不能完全控制他们的焦虑和痛感。
埃尔维拉·朗是一位给患者做影像介入检查的医生。她说：“我给清醒的患者做手术，需要面临的问题是让患者安静地躺在操作台上，并且指挥他摆体位以方便操作，在这个过程中不能伤害患者的尊严。”不像简单地分装药物，她不确定自己能否调动患者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她逐渐养成一种交流技巧，包括积极建议和可视的影像交流，她希望能够帮助患者放松，缓解他们的疼痛。她称之为“舒适交谈”。
所以，当朗有机会在哈佛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时，她开始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来验证她的理论方法。这项试验包含700多名患者，他们正在接受某项侵入性检查，例如乳腺病理检查或者肾肿瘤切除。在这项试验中，试验组的患者在接受干预的同时有标准的护理治疗，对照组的患者只接受单纯的标准治疗。
朗的研究结果显示，接受舒适交谈的患者在疼痛感知程度和焦虑方面远低于标准组。241名接受肾脏和血管临床操作检查的患者，其疼痛评分超过了2.5分（10分满分），空白对照组是7.5分，他们的焦虑感不是平缓上升，而是直接降为0。
上述发现并不是所有结果。朗发现，与分娩相关的研究试验显示，预先考虑到患者的心理状态与其生理获益具有相关性。接受舒适谈话的患者所需的镇静剂量水平更低，并发症发生率也更低。例如，在一项肾脏和血管的手术研究中，接受干预的患者需求的药物剂量仅仅是对照组的一半。试验组患者完成操作时间平均比对照组快17分钟，每名患者可节约338美元。
但是20年的研究工作之后，这类试验研究遭到医药公司抵制，朗的观点在其他医院也得不到支持。所以她决定自己来宣传这套理论，申请成立自己的公司，使用自己的理论方法培训医学团队。她仍在继续临床研究工作，只是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成本上，因为这才是医院管理者的关注点。
她想转变的模式就是MRI扫描，例如像丹尼尔这样的患者。有时候患者因为过于紧张坚持不了一小时不动，或者无法坚持到检查完成，检查不得不终止，其原因可能众所周知——幽闭恐惧症。
凯利·伯杰龙是波士顿医学中心的磁共振设备管理专家，她认为，降低幽闭恐惧症的发生率需要长期努力。在波士顿医学中心，有些患者在磁共振检查中更易产生恐惧心理，他们多数教育程度较低，对医学不甚理解。“他们不能够真正理解在他们身上发生着什么，所以他们做这项检查会觉得恐惧。”
伯杰龙认为，如果患者第一次不能顺利完成扫描，下一次需扫描时则需镇静剂的帮助。但是有些患者甚至会产生另一种焦虑，即这些镇静药会不会对他们不起作用。“他们抵触医学。他们想着自己可能撞到墙上并反弹回来，这些想法不断困扰着他们。”所以他们不得不进行第三次检查，也许这次需要全身麻醉了，伴随而来的就是健康风险、恢复时间和成本了。
朗评估，在美国，浪费的扫描成本每年在4.25亿～14亿美元之间。如果舒适谈话能够帮助患者顺利完成病理检查和微创手术，它是不是也可以帮助患者完成磁共振检查呢？
“一会儿要扎针了……一分钟以后会再扎针……你会有一点烧灼感。”
传统医疗护理中会警告患者他们即将可能感觉到疼痛或者不适感。但实际上，在医学操作过程中，例如扫描或者手术，我们尤其可能倾向于传递负面情绪，告诉患者检查或手术可能会增加疼痛程度。
朗认为：“只要你一触碰到检查设备或者牙科手术台，你就会被镇静催眠，会变得易被指引操作。”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朗与哈佛大学安慰剂研究员特德·卡普丘克一起研究了159名患者做手术时的影像资料，每隔15分钟做疼痛和焦虑评分。在这份影像中，医务人员经常给出一份手术疼痛不断升级的警示语，通常用图表列出。当患者在得到可能产生疼痛的操作提示时，例如静脉注射或皮肤穿刺，甚至仅使用消极点的形容词，例如“不多”“一点点”，患者的疼痛和焦虑评分就会直线上升。
朗的舒适谈话理论中一个关键部分就是，减少消极或者令人害怕的用语。朗认为，不用一直告诉患者他们即将进行的操作有多痛，取而代之的是，在操作前或者术前谈话中，预先告诉患者可能产生的疼痛。“毕竟操作结束时，你不必再说操作会引起疼痛或烧灼感了。”
朗最近采用舒适谈话训练伯杰龙的团队。尽管伯杰龙认为她的团队在与患者的沟通中已经非常谨慎，但她希望朗再次帮助她们重新规范在扫描过程中与患者的沟通方式。在培训之前，她的团队成员按常规告诉患者在检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适感，例如，当他们注射对比剂时（使某些需检查的特定组织在扫描中更清楚）。“现在，谈话过程中不再提到针或者说可能引起疼痛，”伯杰龙说，“我们把这些用语都去除了，而是说‘我要给你用对比剂了’。”现在不再将患者固定在扫描器内，同时也有特设的疼痛按钮，工作人员会让患者更舒服。
朗的另外一个理论组成包括鼓励患者去看积极意义的可视图像。磁共振检查另外一个令人生畏的地方在于，在检查过程中，头部要固定在“头部螺线圈”内，一个玻璃面罩固定在你脸的上面。伯杰龙和她的同事们会告诉孩子们，他们即将要登上火箭飞船，或者告诉他们头部螺线圈是一个足球面罩。对于成年人，他们可能会暗示，即将会躺在按摩椅上，甚至会提供一杯橘汁或者薰衣草香薰来增加这次温泉之旅的气氛。
如果患者非常紧张的话，工作人员会为他们诵读《圣经》。下面展现的是一个放松练习，与催眠术类似，患者被指引着向上翻动眼睛、深呼吸或者集中注意力想象坐在一艘游船上，在患者面前放映着令人愉悦的视频。伯杰龙说，在第一次实行时会有些令人沮丧，但是很快就看到效果了。她说：“你可以为患者阅读文章，并且会起作用，如果他们正在认真倾听，将会使他们平静下来。这听起来很疯狂，但是的确很实用。”
在一项包括1.4万名磁共振检查工作人员的研究中，朗证实，训练磁共振检查工作人员使用舒适谈话将会降低幽闭恐惧症的发生率，程度可达40%，而每减少一次扫描，可为医院节约成本750～5 000美元。她的此项研究结果与另外一项包括9万名工作人员的研究结果相似，这项结果由波士顿医学中心参与，但尚未公开发表。
尽管朗提供了积极的研究结果，但伯杰龙预测，若要使临床制度能够接受舒适谈话，等待我们的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为西方健康体系带入一种工具或者心态非常困难，因为西方健康体系常常被检测或结果驱使。”朗说，不管怎样，自从她的团队开始使用这一理论，患者更愿意接受他们的检查了。少了干预措施，扫描进行得更快，很少有患者再需要镇静药物了。
“我没有再见到尖叫着拒绝检查的孩子，而我无法想象如果孩子这样的话，检查将会持续多久，”伯杰龙说，“这是最大的收获。”
在曼彻斯特综合医院里，薇琪·杰克逊治疗的多是疾病终末期的患者。作为一个姑息治疗专业人员，薇琪的工作不是为患者开处方或者制订治疗方案，而是谈话。她要面临多种问题，患者即将面临死亡时通常不会问，诸如，需要花费多少钱才能诊断他们的病；如何降低并发症，延长他们的生存期；他们希望在哪里或者以怎样的方式去世。薇琪的主要目标是，在患者住院期间不断看到其他患者去世时，怎样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她发现，2010年一项已经公开发布的试验显示，这些研究成果远远可以超越她的目标。
这项研究是由肿瘤学家珍妮弗·泰梅尔（Jennifer Temel）主持，她随访了150名已经确诊为终末期肺癌的患者。一旦确诊，这些患者通常生存期不超过一年。泰梅尔的研究中，有一半的患者接受了标准的抗肿瘤治疗。如大家所知道的，医生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制订治疗方案、监测患者肿瘤的进展情况和预防管理并发症上。另外一半的患者除接受了相同的治疗方案之外，还接受每月一次的姑息护理治疗。
在这几期的治疗中，薇琪和她的同事们关心患者的个人生活，包括患者和他们的家人如何面对肿瘤和抗肿瘤治疗后带来的副作用，而不是关注患者抗肿瘤治疗本身。例如，薇琪告诉我们，一位名叫皮特的胰腺癌患者的情况。她第一次见皮特是在我们采访之前，那时他刚做完最新的一次检查扫描，结果很糟糕。
“他的医生花了40分钟查看他的扫描结果，然后我花了1小时来告知他目前的病情。”她说。肿瘤科医生说，皮特的病情发展已经不适合进一步化疗了。薇琪所要做的是与皮特一起讨论，对于皮特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他想要怎样度过他的余生。“他的儿子6个月后要结婚，我觉得他可能赶不上他儿子的婚礼，”她说，“他不知道怎样告诉他的孩子这个消息，孩子们都不在他身边，他们生活在全国各地。”
薇琪说，患者是一个完整的个体，如果医生不知道患者的兴趣、价值观以及其家庭情况，她就无法完成她的工作。她认为，成功的、好的姑息治疗不仅要帮助患者能够死得有尊严、不痛苦，更重要的是帮助患者继续生活。知道如何去做，需要了解生活对于每个人意味着什么，是打高尔夫球、看肥皂剧，或者去参加一次婚礼。“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泰梅尔和薇琪的研究显示，肺癌患者平均接受4期姑息性治疗。结果显示，差异很显著。与对照组相比，这些患者的生活质量更高（评判标准包括身体各种症状是否改善），抑郁症的发生率更低。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们接受较少的积极治疗，更少的化疗，住院时间更短。但是研究者惊奇地发现，接受姑息治疗的患者平均获得11.6个月的生存期，而对照组只有8.9个月。
为什么一位姑息治疗专家仅靠简单谈话就可以得到如此戏剧性的改变呢？未来需要更多、更大规模的研究验证上述结果。抑郁症的低发生率可能是原因之一，因为通常来说，肿瘤患者因为知道生命很快结束，往往很沮丧绝望。另外一个可能原因是，患者生命的最后阶段身体常常非常虚弱，这时予以积极治疗可能加重病情，而不是延续生命。
当患者不用与人讨论他们的肿瘤，而是关心他们想从剩余的生命中获得什么时，他们拥有了不同的选择。他们在初期依然会选择积极治疗，但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们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如何将他们的生命质量最大化。他们接受的最终治疗越少，伴随而来的益处是，似乎他们获得了更长的生存期。
对比之后，薇琪认为，传统标准的治疗模式是目前能够提供的唯一治疗手段。终末期患者接受一轮又一轮的化疗，因为现在并没有其他可替代的治疗方案，不作为即意味着放弃治疗。
“干预治疗是希望的代名词，”薇琪说，“可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我们所有注意力几乎都在接受医学治疗，精神状态其次。作为一名患者，我们每进行一步治疗都须签署知情同意书，治疗时可以要求予以止痛药。我第一次分娩时，选择最先进的医学治疗，但是像很多孕妇感觉到的那样，我觉得自己像传送带上的一件物品，消极被动地接受一系列医学干预措施，从人工破膜开始到紧急手术。我们时常关注缓解疼痛的重要性，但我发现，分娩过后，精神上的痛苦比身体上的疼痛更难控制，常常没有有效药物。
这一章涉及的三个群体：助产士，为孕妇在分娩阶段提供帮助；影像工作人员，在与患者沟通中改变说话方式；医生，与患有终末期疾病的患者讨论现有难题。他们做的看起来都是常识性的干预，但是如若形成可操作的规范，对于医疗系统就是一次改革，可以服务于一部分人，从而获益。作为一名有能力、有作为的医生，患者对我们来说并不仅是被动接受医学诊疗者，我们彼此之间是平等的。
这个原则是很多其他案例的治疗核心，例如皮特·沃韦尔的心理门诊治疗的肠易激综合征患者，曼弗雷德·舍德洛夫斯基负责的肾移植者，以及烧伤患者沉浸在亨特·霍夫曼创造的冰雪世界视觉游戏中。一些医学专家在解决临床患者难以控制的症状时，并未增加药物剂量或其他干预措施，而是通过细心管理患者的心理状态改善治疗效果。上述指导原则是他们治疗并管理患者的重点，无论是对成人还是孩子，无论是慢性病并发症患者还是危急重症者，从出生到死亡，一直如此。
这些理论方法为患者提供了更好的帮助，并且花费更少。同时，它可以改善最终的客观生理指标。患者遭受的并发症越来越少，恢复得越来越快，生存期也越来越长。这个试验结果反映的问题，就像丹尼尔的不幸遭遇和我自身遇到的情况，在更大层面上，成千上万名患者有类似问题。毕竟，我们是人，而不是机器。当身体接受医学治疗时，我们的精神状态不可避免会被影响。如果一个人感到孤独、害怕，他会觉得生活不幸，反之，一个人如果受到支持、生活安稳，他会感到很幸福。
剩下的时间呢？我们余生大部分的时间并不是患者，而是生活中的一个人，有很多事情需要经历，比如处理并不真诚的人际关系、压力满满的工作、糟糕的交通事故、协商最终工作日程，或承担令人失望的结果和债务。本书后面的章节，将会论述展望医学治疗方案对发现和研究思想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思想、信仰和情感是如何影响身体健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