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应用大脑的力量（有意识和下意识），我们能够影响自身健康。如果你觉得替代疗法有效，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放弃它们，尤其是当传统医疗无法提供全部可与之相媲美的功效时。但是对于替代专业治疗师可能提供的建议，不要囫囵吞枣，而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给大脑和身体一些认可。药剂、针具或挥手并不一定使你感觉更好。考虑这种可能性，即这些只是切中你要害的一种巧妙的方式，以便使你能够以一种可以缓解症状且免受疾病困扰的方式影响自己的生理功能。
当涉及医学时，并非不加区分地批量引入替代疗法，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科学家和医生正尝试一种不同的途径。他们希望理解这些治疗的真正有效成分（如移情、社会支持、希望），以及如何将它们纳入更优异的护理之中。
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我们才刚开始理解大脑与身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例如，其中一个有趣的研究领域，是否男性和女性对应激的反应毫不相同。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男性更易受成就型挑战（如数学心算任务或公共演讲）的影响，而女性最易受人际关系问题（如社会排斥恐惧）的困扰。“我们是非常不同的动物。”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应激研究员埃利萨·埃佩尔总结道。她热衷于了解这是否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男性和女性患有不同模式的应激相关疾病——男性更易患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女性患焦虑症和抑郁症风险更高。
而我们需要更多临床试验来找出现实世界中真正能帮助患者的有效治愈方法。即使备受研究且研究最成功的技术之一——正念，研究人员仍需对其进行测试，例如，是否其在某些群体比其他群体中的疗效更好？它如何在治疗各种疾病方面远超所有现有的最好药物？以及它是否已超出心理获益范畴，达到还可减少应激对机体生物学影响，并降低长期疾病风险？
然而，我们已看到许多研究人员的案例，他们使用本书中阐释的一些原理改变患者的护理模式，成绩斐然。包括微琪·杰克逊与身患绝症晚期的患者谈论美好生活的深远意义；特德·卡普丘克的安慰剂；埃尔维拉·朗改变化疗师医生与患者交谈时的语言；亨特·霍夫曼设计出融化病痛的虚拟现实世界。所有这些研究人员都将整体医疗与严格的循证医学途径紧密结合起来。他们都在设法减少对药物和其他躯体介入的依赖，同时改善患者的预后。
当然还有无数其他的案例，不再赘述。美国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梅奥中心的健康科学研究员杰夫·斯隆（Je ff Sloan），希望帮助医生将患者感受纳入考量，而非仅依靠躯体测试。这在一次短暂的问诊中其实很难做到。“现代医学中，临床问诊医生通常只有1～3分钟的时间询问患者，”他宣称，“剩下的时间则忙于身体检查，或解读实验室测试和讨论结果。”
因此，梅奥中心的每位肿瘤患者在登记入院时均被问3个简单的问题：对疼痛、疲劳和生活质量按1～10分的分值进行评分。杰夫·斯隆宣称，即便这种简单的干预也有助于医生对他们可能错过的问题采取行动。例如，生活质量，可能听起来像是一种模糊的心理测量，但事实证明它对躯体生存至关重要。“我们确信，假如你对某个问题的评分超不过5分，你死于癌症的风险将会翻倍。”杰夫·斯隆宣称。
在英国，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的英国玛姬癌症中心（Maggie's Centres）一系列建筑物提供了一种非常不同的途径，但仍然遵循了“患者体验至上”的宗旨。其最初定位为癌症患者可前来寻求实践支持、情感支持和社会支持的场所，它们的最高目标是“拯救灵魂”。所有中心均是由顶级建筑师设计，包括弗兰克·盖里和扎哈·哈迪德，他们力求给人以愉悦、温馨、亲密和完美的感受，颠覆了许多传统医院的固有形象。访客可在此与其他患者聊天，咨询肿瘤科护士或心理学家，获得营养或治疗费用方面的建议，或只是坐在花园里喝茶。
我不确知存在任何曾经比较过问诊英国玛姬癌症中心的患者相较于其他患者的进展情况的随机对照试验。但正如一位倡导者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坚决主张的，“如果这些建筑中的任何一幢让任何一位患者体验到令人愉悦的细心周到或深思熟虑的时刻，与朋友或亲戚共同守候的时刻，或是充满希望与宁静的时刻，那么它们已创造了堪称奇迹的成就”。
医学革命时代的来临我想感谢像这样的一些研究和项目，我们见证了医学界的一场革命，将很快全面了解大脑对健康的治愈作用，并进一步看到护理人性的一面，不是作为一种锦上添花的奢侈享受，而是作为致力于改善患者预后的一种核心指导原则。遗憾的是，实现这一梦想的路途障碍重重。
其中一个障碍是这些研究的资助方式：美国有超过3/4的临床试验均由医药公司资助，毫无意外，他们没有兴趣为医疗护理的益处提供任何证明，因为这种医疗方式可能会导致其产品需求量的降低。药物和医疗设备显然是比催眠术或生物反馈治疗更具吸引力的商业课题。然而，对躯体干预的狂热远超市场的力量：几乎所有的公共资金也都被用于常规药物研究。例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年度预算约300亿美元，其中不到0.2%被用于测试大脑治愈躯体的疗效。
我坚决主张，更大的问题是一种更广泛、更根深蒂固的偏见，这种偏见反对大脑可能有治愈的力量或使我们保持健康的观点。本书的导言中所阐释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优先考虑躯体测试结果和干预，把主观体验视为无稽之谈——在科学上仍占据统治地位。杰夫·斯隆回忆说，当他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一些接受姑息治疗的癌症晚期患者评价其生活质量实际上与健康人群一样高时，审稿人的第一反应是“该患者一定搞错了”。当你试图消除科学实验的偏倚，忽略主观体验效果会很显著，但与身心健康密不可分时，对患者的治愈并没有帮助。
西医无疑是以基础科学和临床试验证据为依据，而且许多政策制定者和资助者就是“感觉”躯体干预比心身疗法更科学。生物电子学研究员凯文·特雷西现在坐拥数百万美元的私人和公共资金，以推进他的电子刺激神经系统构想，在我撰写他的这个想法时，他最大规模的已发表研究仅纳入8位受试者。相比之下，肠胃病专家彼得·霍维尔尽管几十年间已在数百名肠胃病患者中执行了预后良好的试验，仍无法说服当地资助机构为他的肠易激综合征患者支付其接受专注肠胃病的催眠术疗法的费用。
“我认为存在双重标准，”循证医学中心的杰瑞米·霍维克表示，“用来鞭挞非传统试验的一个共同的大棒就是它们品质更低。这不是事实。”正念已是经受过数百次缜密规划试验的检验，他宣称。2005年，一个纳入110项顺势疗法试验的荟萃分析发现，它们比常规药物的同类试验质量更高。
这种对心身疗法的根深蒂固的抵制是我在为本书调研时一而再、再而三了解到的事实。即使科学家们拥有所需的资金，他们也往往不得不在医院和大学里与周围环境中的文化定式作斗争，而目的就是为了实施一项试验。
埃尔维拉·朗告诉我，哈佛大学当地伦理委员会是如何回复她提出的对接受微创手术患者执行研究的计划。“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两项试验等候该委员会批复，一项试验是关于为患者诵念口诀以使其在手术过程中放松自己；另一项是早期的颈动脉支架植入术，该试验的设计方式使你极有可能会折磨一些人使其痛苦不堪。颈动脉试验立即获得批准！而催眠试验却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与此同时，当围产期护理专家艾伦·霍德奈特试图要测试女性在“氛围音乐(8)”的背景下分娩是否较少出现并发症时，遇到阻力。幽暗的灯光，梦幻般的自然景观投影和一个低矮的软床垫——对照于传统的医院病房，仅是医疗技术设备和一个病床。她接洽的大多数医院直截了当地拒绝做出所需的变更，尽管所需的医疗器械仍将就近放置。“任何接手这一试验的负责人，在仅考虑该试验能通过的信念和态度方面，都要克服极大的阻力。”
在基于循证医学的医疗体系中，我们最终所服用的药物取决于所执行的试验。因此也许并不奇怪，在西方医学中几乎没人尝试培养和利用患者的心理资源。尽管他们的初衷很好，但医疗专业人士的工作往往局限于优先考虑推广医疗技术并不断缩窄护理工作人性尊严的体系之中。
在美国，“医生已成为医疗护理工作流水线上的一份子。”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埃默里大学医学院的副院长比尔·埃利（Bill Eley）宣称。“竞争的压力迫使我们花更少的时间问诊更多的患者。”他担忧的这一大趋势已导致医疗专业人士对患者缺乏应有的同情心，反过来又导致惊人的抑郁和倦怠的发病率。尽管美国每年在医疗保健上花费近3万亿美元，这已经超过其GDP的17%，并且高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但问诊时间仍遭到无情的压缩，以削减成本。同时，处方药物的使用率惊人的高。几乎半数美国人都在服药，最常见的是心血管疾病和高胆固醇血症（二者均受到应激的影响），其中近60%的65岁以及成年人每次服用不少于5片不同的药物，18%服用至少10片。
当然，从药物到心脏外科手术，躯体干预均至关重要。当我年幼的儿子得肺部感染时，他被给予的注射抗生素极有可能挽救他的生命，当然不容忽视的还有医生在他病床前的做法。特别是治愈和预防童年期感染的能力，是身处发达国家的人们现在有幸与生俱来享有的赐予。
但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挑战不是急性感染（很容易通过药物获得治愈），而是慢性病、应激相关疾病，药物对其几乎没有疗效。我们已经在许多案例中看到这一情况，其中止痛药和抗抑郁药的疗效可能不比安慰剂好多少。美国总收入位居前十的药物仅帮助了1/25～1/4服药的人，他汀类药物可能只让少得可怜的1/50的人获益。
同时，医疗干预造成的损害已使替代疗法所造成的任何损害相形见绌。2015年，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的纳入多项抗精神病药物试验的荟萃分析得出结论，这些药物每年造成西方世界超过50万人死亡，只为最小的获益。仅就美国而言，医院的医疗差错每年估计造成超过40万人死亡，使其成为继心脏病和癌症之后的第三大致死原因。此外还有400万～600万严重损害的案例。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数据，美国每年另有200万严重不良药物反应的案例，其中有10万人死亡。
这些统计数字不包括预期的药物和介入治疗的副作用和并发症（其中很多患者可能并不需要接受不同护理模式），例如，滥用处方药引起的严重问题，或是抗生素耐药性的增加。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即使高达数万亿美元的医疗消费也不能达到像哥斯达黎加这样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预期寿命。
我并非主张单纯依靠大脑来治疗，但否认其在医学上的作用肯定也不是解决之道。所以我希望这本书可以有助于我们克服对于心身疗法的一些成见，并使大家认识到，相较于以往更多依赖躯体干预和药物，将大脑对健康的治愈作用纳入考量实际上是更加科学和循证的途径。
也许有一天，这一蓝图可能帮助引领我们达到一个综合的、双赢的医疗体系：一方面可以使用挽救生命所必需的药物和技术，另一方面，当患病时，还可以支持我们减少疾病风险和管理自己的症状；当无可救药时，悉心照顾让我们体面地归天。我希望这样的一个医疗体系将尊重患者在医患双方中的平等主体地位，他们的信仰、体验和喜好可以决定症状；他们会认识到，我们面临的绝大多数健康问题并非单纯的躯体或心理问题，而是两者兼有。
现代医学问题广泛且根深蒂固，很显然，它们不能完全依靠心身疗法全部予以解决。但试图通过把患者当作全面复杂的人而非只是单纯的身体，来改善医疗预后，在我看来，会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我们还远未了解自己倡导大脑对健康治愈作用的深远意义已远超医学范畴。对我来说，本书推介的研究中最令人惊讶和震惊的揭示之一，是贫困和不平等的压力已致使很大一部分人口早在其还在襁褓之中就已被判无期——终身慢性疾病。我非常赞同研究者们呼吁制定旨在减少不平等，并且特别支持弱势育龄妇女的社会公共政策。与此同时，在生命周期的另一端，如美国睿智集团（Experience Corps）的助贫计划则致力于激励和返聘退休人员，使其成为美国社区学生可资利用的资源，而非社会负担。
还有一个深刻的领悟来自对大脑与身体之间相关关系的理解。我到最后才说，是因为它不仅是关于健康、医学或社会的研究，而是比它们更大、更广阔的概念。它告诉我们关于人性尊严的深远影响。
最终，科学将证明，我们不是像大多数人认为的被动地体验周遭世界，很大程度上我们在建设和控制那种体验。“我们的身体不仅是信息的接收器，”安慰剂研究员特德·卡普丘克宣称，“我们创造这些信息。”这是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早已在其他领域发现的现象，如记忆和视觉。回忆并非是一个虔诚的摄像机，相反，它是一个动态的制造加工过程，每次访问它们，我们会改写和重新设计，而我们对颜色和形体状态的看法则高度依赖以往的体验和我们所向往的远大志向。
现在很明确，这一原理也同样适用于健康：思想、信仰、应激水平和世界观都影响我们对疾病或健康的感觉。正如疲劳研究员蒂莫西·诺克斯给予我们的忠告：“你不必相信大脑的言语！”
然而，当谈到健康时，真正的新观念是，大脑所决定的远超我们对周遭客观物质世界的主观体验。例如，通过改变基因表达，并且应用大脑网络，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有助于重塑身体。我们创制的不仅是体验，还有客观现实。而且躯体健康反过来也可以影响大脑状态。炎症导致疲劳和抑郁；较低的血糖水平易使我们脾气暴躁；而舒缓身体，例如，缓慢深呼吸，则可改善我们的心情。
在笛卡儿的“灵肉分离”的二元论思想问世近400年后，我们仍然倾向于认为自己是逻辑、理性的存在，具有高度发达的大脑使我们能够超越内在的生物和动物本性。而证据表明，其中存在一些截然不同的发现：身体和大脑都在完美的和谐中进化，有着完美的结合，两者不可能单独讨论。像“心身”和“整体”之类的名词术语经常被嘲笑为古怪和不科学，但实际上，认为两者截然不同的观点才是真正毫无科学道理的。
这种结合意味着，我们并不总是像自身可能更愿意认为的那样客观和理性。随着大脑和身体被进化塑造，我们被造就着树立有助于健康和生存的信仰，而它并不一定必须真实。强大的进化力量驱使我们信仰上帝或同情心治愈疗法，或相信前景比它们实际上更积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这些信仰可能错误，但它们有时确实会发挥作用：它们使我们活得更好。
通过理解大脑如何影响和反映生理状况，或许我们最终可解开那个悖论：基于循证而非以虚妄的方式与身体和谐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