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举办。早在2001年，中国在申奥成功时承诺:“奥运永恒不息的奥运火焰将穿越喜马拉雅山脉，到达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为此，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从全国各地七所大学的高校登山队中招募了18名学生，参与到此次珠峰火炬传递中。执行火炬接力任务的队员由西藏登山学校的藏族队员，以及选拔出来的大学生队员共同组成。经过了2007年的奥运火炬珠峰测试和为期两年的艰苦训练，18名学生被淘汰掉了一半。9名大学生人选为火炬传递的正式队员。
2008年3月底，9名学生队员与57名西藏登山学校学员，在8辆汽车、10辆大卡车的护送下，连同40吨的后勤物资，被护送到了海拔5100米的珠峰大本营。他们在珠峰北坡的严寒与风雪中，上上下下地拉练，运输物资，修建营地。一个月后，他们共搭建了70顶帐篷，使用了200个气罐、280瓶氧气，修建了累计长达9公里的攀登路绳。
学生队员严冬冬与周鹏，已经在海拔6500米的营地里驻守好几天了。4月的一天晚上，两个人正窝在小帐篷里聊着天。他们俩都有些悲观，看起来自己没有什么冲顶珠峰的机会了。在这次珠峰火炬传递活动中，学生队员们每天反复拉练，被严格规定攀登路线，严格遵从向导和教练的要求，这和他们想象中的攀登不太一样。严冬冬还和周鹏聊到自己最近正在翻译的《极限登山》(Bxtreme Alpinism)这本书。他们从攀登技术聊到
攀登理念，最后一直聊到各自的攀登理想。他们俩越聊越热血澎湃。
严冬冬对周鹏说，我们自己搞几座山，试一下阿式那种攀登方式，不用向导。
他们盘点了当时国内七座有些技术性又没那么极限的热门山峰，口头拟定了“七峰连登”的计划。这两名热血沸腾的年轻人计划在火炬队解散之后，用一个月的时间，一路开车旅行，攀登那七座山峰。
严冬冬说，我们的登山组合就叫“自由之魂”吧。
周鹏心想，自由之魂是什么玩意，登山组合还弄个“魂字在里面。严冬冬便用他那惯常的表达方式，阐述着他所理解的攀登与自由的关系。周鹏觉得，自由之魂就自由之魂吧，无所谓，听起来也还可以。
从这一刻开始，自由之魂的命运通过一根绳子紧紧绑定在了一起。这两名年轻人结为了生死搭档，并在几年后冲击着中国登山界的最高成就。
中国登山的历史跨越了半个世纪，而中国民间登山的历史却很短暂。在自由之魂组合成立的十年前，一提及登山，人们马上联想到的是那种大型的、官方的、喜马拉雅式的政治体育活动。五年前，马一桦创立了中国第一家民间登山公司刃脊探险，当时中国登山者还没听说过阿尔卑斯式攀登(阿式登)这个新名词。四年前，中国最著名的技术型山峰幺妹峰(海拔6250米)被马一桦等人攻克，中国登山者意识到这种险峻而陡峭的山峰，其技术难度远超于珠峰，也比登顶珠峰收获到更多的尊重与自由。一年前，刃脊探险公司解散，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了。这两名穷学生即将成为民间登山界的领军人物，引领着下一个时代 --但不是通过攀登珠峰这种方式。
在珠峰上海拔6500米的这顶小帐篷里，严冬冬和周鹏还没有意识到也不敢想象，中国自由攀登的历史即将被他们改写他们只是想自由地攀登，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想爬哪座山就爬哪座山。对于中国民间登山者而言，“自由地攀登”是个高远而缥缈的目标。对于严冬冬和周鹏来说更是如此。他们还不具备自由攀登山峰的技术与经验，也没有维持攀登生活的固定收入来源，就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成问题。在中国登山界，没人听说过他们的名字。他们没有签约的赞助商，没有经验丰富的攀登导师，也没有华丽的攀登履历。他们什么都没有。就连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清华大学学历，也被严冬冬放弃了。
2001年，就在中国申奥成功的那个夏天，严冬冬以678分的高考成绩，被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录取。鞍山一中的同学和老师并不觉得惊讶。在他们眼中，这名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就读实验班、尖子班的男孩，向来都是想考哪所学校就考哪所学校。他是父母的骄傲，同学心目中的神。严冬冬小时候的玩伴们还记得，爸爸妈妈以前时常念叨着，老严头家那孩子真是块材料。但老严头家的孩子也是个怪小孩:他是一个冬天穿着单薄的衣服，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奔跑的孤独少年，一个遇到陌生人羞涩一笑，却又能随时用一句“那又怎样呢”的无所谓语气，把人噎个半死的乖僻男孩，一个爱用英语写日记，在放学路上高声诵读，用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占了学校英文报一整版的英文学霸。对严冬冬来说，英语简单得都不该算高考的-门考试科目。鞍山一中的老师们还记得，他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只填写了清华大学生物系，其他都空着。在高考第一天他提前交卷，在烈日下迈着正步走出考场的大门，赚足了考场铁门外众位焦急等待的家长们的目光。严冬冬成了那一年辽宁省鞍山市的理科状元。
严冬冬顺利考入清华生物系，被分在了“生14班”。生14班是指2001年入学、生物系第4个班的意思。班里有个口号，爱你一生一世。这是“生一四”的谐音。人学半年后，严冬冬听说清华大学有个科学考察协会，平时玩玩特技训练，爬山爬楼听起来很酷。这对他来说就像是另一个世界。就在他犹豫着要不要去试试的时候，已经错过了社团招新的时间。
到了大一下学期，严冬冬恰好碰见科考协会在清华第三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开会。他走了进去。在会上，队员们播放了一段雪山攀登的视频。视频的配乐是清华大学学生科学考察协会的队歌，伍佰的《白鸽》。视频快结束的时候，屏幕上出现了一句话:“每个年轻人心里，都有一座雪山。”在那样的年纪，少有人能抵挡住如此浪漫的诱惑。临散会时，严冬冬领到了一张卡，加入了这个社团。
严冬冬开始跟着社团集训。集训内容包括长跑、技术训练户外拉练、负重爬楼。负重的重量从50斤逐渐增加到80斤。楼是20层高的清华1号楼。他要一口气爬6趟。第一次参加训练时,这名戴着眼镜、留着寸头、长着国字脸的微胖男孩差点就晕倒,训练后，他跑到校园里的食堂狂喝可乐。在前几次社团拉练时，严冬冬觉得自己“几乎死掉”。
严冬冬一开始对户外运动还算不上热爱，对山野也没有太多概念。真正让他融入协会，并让“山野”成为他那段时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是从黄花城至慕田峪的四日穿越活动。这是他的第一次户外经历。他没有沉迷在京郊的荒野与自然中，而是被户外环境中队友彼此之间的亲切感打动了。仅仅大半年前，这名18岁的大男孩还生活在东北二线工业城市压抑封闭的高考氛围里，有一点孤独，还有一些自卑。只有碰到熟悉的朋友，严冬冬才会变得健谈起来，并用他独有的语气-几乎没有东北口音的普通话--挑出对方话语中的逻辑漏洞，在这次穿越活动中，队友们调侃严冬冬的说话风格:总是爱引用各种理论和数据抬杠，对方言辞中稍有不准确之处，就立马纠正挑刺。严冬冬还因此得了个“学者”的外号。
那次活动回来后，严冬冬开始泡在清华大学BBS论坛，水木社区。科考协会在水木社区有个单独的版块，“Braveheart(勇敢的心)。社团里的队员们都称它为“B版”。B版里不仅有基础的登山知识，中国登山的历史，往届登山队员们的逸事，还有学生们的吹水帖。严冬冬用高中时玩的一款电脑游戏里的角色“Victor Star”，在水木社区注册了个账户ID，“Vstarloss”“Loss”是提醒自己不要输的意思。他每周参加三次训练，但几乎每天都要泡在论坛里。队员之间的感情就在训练的汗水和网络的吹水中不断滋养起来。他从未有过这般归属感，兴奋地写道:“人生有此经历，老当无憾哉--当然，若能选去爬雪山，就更好了。”
加入社团一个月后，在严冬冬忐忑地递交了登山申请表时他甚至都念不齐人生中即将攀登的第一座雪山的名字，宁金抗沙。这座海拔7206米、远在西藏的雪山，离他还很遥远。在递交申请的那一天晚上，严冬冬还参加了老队员的攀登报告会。听到社团前辈讲述用冰镐滑坠制动的场景，他又做了一晚上的噩梦。梦里飞雪连天，他发生了滑坠，在用冰镐制动时，镐尖一不小心插进了自己的胸口，顿时鲜血喷涌……在这个梦里,雪山又离他近了些。
6月的一天，严冬冬来到了清华大学37号楼楼顶的社团活动教室。在这间屋子里，所有登山预备队员围成了一圈。这一届登山队的队长朱振欢，依次念出投票选拔的15名正式队员名单。严冬冬成为2002年宁金抗沙登山队的一员。他将要作为第二批前站队员，月底出发去西藏打前站。
清华大学登山队规定，队员在去攀登前，要先征得父母同意，在入队申请书上签字，才能获准参与登山活动。许多往届队员都卡在这一环节。严冬冬跑回家让父母签字。他是家里的独子。母亲是小学老师，不太了解什么是登山。她只是在儿子的言谈间得知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就同意了。父亲是鞍钢的技术领导，大概听说过爬山会有高原反应。严冬冬用了一句“清华登山队以前那么多届都过来了”，也拿到了父亲的签字严冬冬开心极了。看到有队友卡在了这一环节，他还炫耀着:“我幸福多了呀!”
这一年夏天，清华大学登山队进驻宁金抗沙大本营。攀登开始了。登山队在山里上上下下，反复操练，其间还经历过一次物资被雪崩掩埋。在队友眼中，严冬冬总是冲在前面，永远对登顶充满了渴望，但他的第一次高海拔攀登并不顺利。两周后，队长朱振欢判断冲顶路线有潜在雪崩风险，噙着泪水决定下撤。登顶失败了，但几周的朝夕相处与几个月来的训练，令每名队员都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和虔诚心。这些刚上大学的年轻人挣脱了高考的束缚，身体里的荷尔蒙高涨。他们急于寻找到一个出口，渴望献身给某个看似更高贵的东西，或是爱情和自由，或是一个集体。也许学生社团内部的凝聚力，不仅恰到好处地稳固了严冬冬高中毕业后内心的失重感，还改变了这名孤僻少年对人与人之间、人与集体之间关系的看法。
“它(社团的凝聚力)很虔诚，就是很多人为了梦想去无私付出的气氛，然后就让你在感动中去做这件事。这种感觉或许难以持久，但在那几年里会非常非常喜欢它。”严冬冬后来说。
在大二开学第一周的招新大会上，严冬冬从新生蜕变成了登过雪山的老队员。他和朱振欢在社团招新的摊位前拉拢往来的清华学子，还亲自撰写了招新的文案:特别适合那些“喜欢浪漫的同学，喜欢晚上躺在帐篷里数星星的同学”。还真有不少人被这句文案吸引过来，成为科考协会的新成员。
严冬冬几乎把大学四年期间的全部精力都投入社团协会中甚至扔下了专业课，好像大山才是他真正的大学。儿时的好友有一次问他，为什么在清华不学习而去登山。严冬冬说，我在清华最好考过全系第四，我考不到第一了，但是我登山可以是第一。严冬冬到底考没考过全系第四不得而知，但据同班同学回忆，他的专业成绩并不算很好，甚至可以说非常一般。在“生14”的同班同学们看来，这名同学成绩普普通通，穿着却很另类。严冬冬总是穿着社团的西红柿色T恤，配上红蓝相间的紧身裤，暴露出肌肉紧绷的大腿。到了大学后期，他还总穿着一双军胶鞋。即便他每天都刮胡子，给人的感觉却也还是邋里遢的。
严冬冬的大学室友对此深有感触。在大学宿舍里，学生们都睡在床铺上，铺位上有床垫，床垫上有床褥、床单和被子严冬冬的床板上只有一条睡袋，还是一条从来都不洗、散发着味道的睡袋。他的脏衣服就堆在地上。他的臭袜子更是在清华都出了名。他的铺位恰好就在宿舍进门右手边第一个。每当有其他寝室的同学进来串门，都能闻到一股浓烈而刺鼻的鸡屎味。
可一旦访客适应了这味道，仔细打量这宿舍，就会发现宿舍阳台上堆满了厚厚的英文书籍，其中以小说居多。在高中的时候，有一天，老师看到严冬冬英语这么好，问他，平时都做什么英文题，不如把他的习题册带到班上让同学们都学习学习，第二天，严冬冬拎着个大麻袋来了。老师和同学们惊讶地看到:麻袋里竞装满了各种英文小说与文学作品。到了清华，严冬冬也仍然热爱英语。他的英文水平在清华也算是佼佼者。在大一新生人学英语测试中，他考进了专门为英语特长生开设的英文辅修班。在班上，他的口语流利得令其他的清华英语天才都心生绝望，就连老师偶尔遇到难题也要请他来解答。在宿舍里，几乎每天晚上，严冬冬都戴上头灯，钻进睡袋，沉浸在《魔戒》《冰与火之歌》《龙与地下城》等英文奇幻小说的世界中。他从天黑一直看到天亮，一夜就能看完一本书。大学室友都以为，这哥们以后一定会吃英语这碗饭。
严冬冬也真的靠英语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收入。他先是接了翻译电脑系统说明书的小活儿，熬了一个礼拜，赚了8000块钱。靠翻译赚钱这件事，原来比自己想象的容易得多。他后来又接了《滑雪板》(Extreme Sports:Snowboard!)的校译。他认为译者翻译得太烂，从头到尾重新翻译了一遍，变成了第二译者。再后来是独立翻译《城市嬉普士实地观察指南》(AFieldGuide to Urban Hipster)，可惜这本书没有出版，他也没拿到稿费。在大学四年里，英语一直是严冬冬的挚爱。
挚爱的英语若是严冬冬的第二语言，那么登山就是他的第三语言。四年大学时光里，社团真正能上高海拔攀登的机会相对有限，一年只有一次。队员们要是能在日常训练中接触到攀登器材或绳索操作，就算是比较宝贵的训练机会了。大二上学期，严冬冬参加了中国登山协会主办的技术培训课程。这次培训是由孙斌主讲。孙斌把刚从阿尔卑斯山带回来的最新技术和前沿理念，引人到了培训实践中。当天晚上，严冬冬就和队友研究起了绳结和救援系统。
上过几次培训课后，严冬冬大开眼界，兴奋地发现，原来登山是一件激情澎湃的事情,“不是一大堆人像虫子一样地爬,而是可以两三个人搭档去搞一些看起来很不靠谱的东西”。到了大学后期，严冬冬越来越排斥大学里的专业课，对攀登技术愈加痴迷。登山就像是一张网，捕获住他，一生都无法挣脱。
2004年11月的一天清晨，北京的初冬有些寒冷。队员们在清华东门外集合，计划从狼儿峪徒步穿越到阳台山。严冬冬是此次活动的队长。大一新生何浪第一次参加社团活动。何浪此前只看过活跃的“Vstarloss”发在B版上的帖子。他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严冬冬，
在昏黄的路灯下，这位社团前辈身材微微胖，谈不上精干更不像是常年混迹山野的户外发烧友。严冬冬正穿着他那套标志性的红色冲锋衣。红色一直是严冬冬最爱的颜色。他说过红色是热烈的颜色。他喜欢这种生命在燃烧、跃动的热烈感，在之后几年中，身边的朋友们陆续见到严冬冬穿着红色的T恤:红色的冲锋衣裤，戴着红色的头盔、红色边框的雪镜，裹着红色的羽绒服，背着红色的背包，头戴红色的头巾。在清华大学出版的攀登报告《一步之遥》一书中，严冬冬还被队友们形容为“眉似初春柳叶，脸如三月桃花”。队友们调侃严冬冬很“妩媚”。有时这妩媚是他的羞涩神情，有时这妩媚不过是他常常微低着头、眼神从镜框上方瞥过、一脸坏笑的样子。然而妩媚的严冬冬一张口，却不太招人喜欢。
“第一感觉就是他那种说话风格，有点剑走偏锋，又有点无厘头。”何浪说。这似乎是所有人对严冬冬的共同印象，“他的意见还特别多，特别特别喜欢评论别人。他觉得不爽的，就大加讽刺挖苦。他一直都这样”。
从大二开始，他养成了不吃猪肉的习惯。在山里，他还会精挑细选没有猪肉成分的火腿肠。这并非宗教的原因，也无关家庭。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坚定地不吃猪肉。他在不同的时间点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最经典的一则回答是:“因为猪是一种懒惰的动物。吃猪肉，人也会变懒。”他有时还会振振有词地给出论据:《本草纲目》有云，其形象至丑陋，一切动物莫劣于此，人若食之恐染其性。其实真正的原因要追溯到2003年。那一年，清华大学学生科考协会更名为“山野协会”。他作为山野协会的科考队员，前往西藏的桑丹康桑峰参与为期三周的科考，后来他在科考日记中记录道:回民餐馆吃过几次之后，就开始不习惯吃猪肉了。
加入社团的三年来，严冬冬已经有过2002年西藏宁金抗沙峰攀登、2003年西藏桑丹康桑峰科考、2004年青海各拉丹冬峰攀登等几次高海拔经验。没人知道他到底逃过多少节课。与在山野中的自由相比，他认为在教室上课“没有任何意义，宁可泡在岩壁下，也不愿意学习”。每个周末，严冬冬都会出现在京郊的山里，参加社团大大小小的活动。他成了山野协会的骨干与核心。
然而户外运动之于严冬冬，只能算是一件喜欢但并不擅长的事情。他的体能平平，身体条件一般。刚加入社团的时候在5-8公里的长跑训练中，严冬冬只能跟在队伍后面。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他终于跑进了前几名。这给后来的协会新人与同班同学们营造出一种体能强悍的假象。他的肌肉力量也很弱，引体向上只能做几个，后来才有点进步。或许耐力、速度和力量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训练来提高，但严冬冬的先天身体条件，比如协调性与平衡感，却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在下山的路上遇到陡坡，他只能半蹲下来，一点点往下蹭。他的攀岩水平非常普通，苦练数年，迟迟未见进步。沉迷户外的严冬冬体会到身体在山野中的不自由，这与他的热情强烈不对等。也许他一度感到过痛苦，就好像造物主与他开了个玩笑。但这完全不妨碍他对山野的痴狂。
在毕业前夕，清华登山队即将攀登西藏念青唐古拉中央峰(海拔7117米)。这是严冬冬在大学期间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登山活动了。尽管他对登山愈加狂热，但在每次攀登过程中，总是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最终冲顶失败。还有队友开玩笑说，冬冬与登山八字不合。一个月后，严冬冬即将大学毕业，他十分渴望在离开清华之前，能登顶一次雪山。
如今，他必须要在登山和学业之间做个选择。由于此前严冬冬学业落下太多，校方早在一年前就多次找过他，并下达了最后的警告:如果要拿到清华本科的毕业证，他在大四期间必须努力学习，至少要保证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做毕业设计，按时参加毕业答辩。但这些严冬冬都没有参加。为此，班长和辅导员帮他跟系里反复争取宽大处理，但这名沉迷登山的学生却表示，随便你们，清华大学的毕业证对我不重要。
严冬冬并非完全笃定要走登山这条路，他也感到过迷茫。一方面，他越来越痴迷于登山这件事。他多次说过，在过去二十年里，登山所带来的存在感是他从未感受过的。进入实验班、名列前茅无法让他感到生命的热烈。高考状元、清华学子的身份也无法让他感受到存在的价值。唯有登山能让他感受到自己活着。而另一方面，他“不愿放弃对安稳生活的追求或者至少是幻想”。大学四年期间，他陆陆续续在水木社区里接了一些翻译的小活儿。他暂时不想把翻译认作职业，只是告诉自己翻译不过是暂且糊口而已。他看不到前方的路。“在那个时候，国内没有任何人过着几乎有一点点像我当时想要过的那种生活。”严冬冬后来回忆道。
在父亲严树平看来，儿子的清华同班同学，要么是出国读名校，要么是去名企找工作，而他竟然在考虑去登山，简直是不务正业。父亲想要儿子过上按部就班的生活。严冬冬却想过上自由的生活，而且在这份自由里，登山必须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室友的印象中，到了大学后期，严冬冬与父亲就毕业出路的问题争吵得越来越严重。等到了毕业前夕，父子的争吵几近白热化。有一次，严冬冬对着电话里的父亲怒吼，再逼我，我就断绝父子关系!
毕业前的最后一次登山机会来了。严冬冬任队长，何浪是队员。这是严冬冬大学期间的最后一次攀登，也是最接近顶峰的一次。距念青唐古拉中央峰顶峰还有300米的地方，何浪在一处雪坡上高反严重到呕吐出来，必须要紧急下撤到下方的营地。登山队的队友们说，大家要么一起上，要么一起下。大家等待着队长的最终决定。严冬冬犹豫了一下，对着对讲机说，我们放弃，这个决定完全由我负责。
“如果只是我自己，我一个人，我会冲的，一定会的,”严冬冬后来在登山日记中写道，“我也知道，协会的登山不是一个人的登山，我们的队伍不能够承受这样的风险。”
何浪后来回忆道，这是严冬冬经历的第四座雪山，所有人都明白四次都没到顶是什么滋味，也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敬重严冬冬
从念青唐古拉山下来后，清华大学的毕业季也结束了。严冬冬拿到了清华大学的毕业证，却失去了本科学位证。按照清华大学的毕业程序，由于严冬冬没有参加毕业答辩，他的清华大学本科学位证，自动转成了专科。严冬冬觉得无所谓。他不准备从事跟生物专业相关的任何工作。这或许也刺激了严冬冬把登山作为人生志业的想法。他人生的最高理想很简单:自由地攀登--想去登山的时候，就可以自由地去登山。
在中国，对于大多数心怀理想的青年来说，自由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实践自由意志的同时，他们还必须要摆脱外力的束缚:不用为了生计，或是基本的生存而忧愁烦恼;不被传统的家庭观念绑架;不被困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之中。此外，就攀登而言，登山者还必须要努力习得更高的攀登技艺，解除技术、地形带来的受限感，从而实现身体与心灵上的双重自由。
为了实现这看似简单、实则困难的自由，严冬冬必须专注在攀登事业上，努力成为一名半职业运动员。从念青唐古拉山回来后，他立下了为期五年的“独身主义计划”:在未来五年内都不会谈恋爱。在高中时期，严冬冬也曾情窦初开过，还给女生写过情书。在大学期间，严冬冬也曾对山野协会里的女孩暗生情愫。现在，严冬冬认为这种情愫会严重影响他对登山的专注。他要活得像个僧侣一般，在登山的修行之路上忠诚不渝。
即便是僧侣也要吃饭的。严冬冬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地找了一份工作，在山东泰安的一家户外店做店长。这份工作只坚持了一个半月。之后，他又回到北京，在一家英语报社实习，每周上三天班。这是严冬冬这辈子唯一一次坐班经历。在这12天里，他每天度日如年。“每周三天已经很受不了了，倒不是说它的精神内涵如何，是这种形式太可怕了，我不能接受这种形式。”严冬冬说。
严冬冬辞去了工作，没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他搬到了清华大学14号楼的东楼楼顶，准备长住在这间山野协会的活动室，这是一栋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老旧学生公寓。从一层到六层，层层都有学生寝室、盥洗室和公共活动室。只有山野协会的队员才会顺着回字形走廊爬到神秘的第七层楼。顶楼只有一间屋子，里面摆放着各种装备。山野协会在这里定期开会。这是队员们的专属天地。严冬冬并没有独占这间活动室太久，很快就被赶出去了。
严冬冬又和队友在清华西门外，合租了一间小平房。许多毕业后无处可去的清华学生，会在这片农民自盖的平房里暂住下来。平房内没有暖气，他们只能自己在屋里烧煤取暖。在北京的寒冬，偶尔房间缝隙里吹来一丝漏风，都能入骨三分。好在严冬冬的食堂饭卡还能用。在食堂的经济窗口，打一个菜4毛，米饭5毛，这样一顿饭可以控制在1块钱以内。他把伙食不可思议地降低到了每个月30元的极限--这个数字在何浪看来，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幸运的话，他在犄角旯里抠出遗落的硬币，就仿佛中了头奖似的，可以去买个煎饼吃了，这样还能再挺个好几天。那是严冬冬最饥寒的一段时期。唯有在买装备的时候，他从来不手软，甚至豪气到购买几千元的冰爪和冰镐时，连价签都不看。
即便是在这样的饥寒条件下，毕业后的严冬冬还是会定期参加山野协会的训练。这名不定期出现的落魄学长，逐渐成为协会新生口中的传说。在他毕业后的这个冬天，严冬冬一整个月都泡在京郊的冰壁上训练攀冰。大学登山社团的技术训练大多比较基础。接触攀登四年来，这还是他头一次多段结组爬冰瀑，尝试更高级的攀冰技术操作。严冬冬和队友完攀了京郊的大冰壁天仙瀑。他初尝到了掌控攀登节奏的乐趣。那天下来以后，在吃饭的时候，严冬冬兴奋地对何浪等人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攀登，以往的都不算。
严冬冬毕业离校后，何浪成为山野协会的骨干和领袖。来年夏天，新一届的清华大学登山队即将攀登四川的雀儿山(海拔6168米)，何浪被任命为登山队长。严冬冬以技术指导的身份归队，参与到这次雀儿山的攀登中。清华大学登山队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样的例子。
作为登山队的前站队员，严冬冬提前一个月去了四川。儿山前两年刚被刃脊探险公司开发成一座热门的商业山峰。每到夏秋季节，全国各地的商业登山公司会带领上百名登山爱好者攀登这座雪山。严冬冬却想尝试独自攀登雀儿山。等到了海拔5100米的冰川地带，他望着沟壑纵横的冰裂缝，幽深得透着一股寒气，如血盆大口般恣意张扬。他怂了。
严冬冬从雀儿山回到成都。为了省钱，他找了一家最便宜的旅馆住下。在成都的这段时间，他拜会了当时声名显赫的刃脊探险公司。严冬冬把自己私藏的一张雀儿山1:5万比例尺地图，赠给了刃脊探险的创始人马一桦。马一桦十分珍惜这张图。几年后，在严冬冬最需要的时候，马一桦也还了他这个人情。
一个月后，何浪率领清华登山队与严冬冬在成都会合。大家看到这名学长寄居的小旅馆，破旧得连窗户都没有，都很心疼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严冬冬和大部队重返雀儿山。在雀儿山最美好的攀登季节，山路明显好走了很多。有了登山队的支持，这次严冬冬信心十足。他们在营地里唱着队歌《白鸽》，再蹚冰河，穿裂缝，过雪桥，爬冰壁。严冬冬依然冲在队伍的最前面。
在冲顶那一天，他望到前方雀儿山的顶峰拨云而出，万分激动。这种激动一直持续到他站在顶峰的那一刻。这是他第五次攀登，却是他第一次登顶。严冬冬曾经以为，只要真心热爱攀登这件事，登不登顶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但当他站在雾蒙蒙的山顶的这一刻，一切都改变了。
严冬冬依旧穿着一整套红色的冲锋衣裤，说话时总时不时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他动情地说:“原先曾经有人这么说，登顶之后不过是一坨石头，一堆雪而已，觉得没什么。但我觉得有什么。”
经历过更完整的登山体验的洗礼，严冬冬的攀登欲望更强了。从雀儿山回来后，严冬冬继续蜗居在清华西门外的小平房里，过着穷困潦倒的日子。他时而跟着山野协会训练，时而接一些翻译的活儿。有些书没有出版，便没有稿费和收入。有些书即便出版了，出版社也不按期支付稿酬。严冬冬随着出版社打钱的周期，饥一阵饱一阵。
2006年下半年的一天，严冬冬得知，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正计划招募一批大学生参与奥运珠峰火炬接力的活动。负责招募的罗申教练从多所高校中选拔预备队员。据说只要是拿到推荐信，并且有过高海拔攀登经验，人选火炬队的可能性就很大。
严冬冬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想方设法从清华校方争取推荐信。究其缘由，与其说他多渴望攀登珠峰，不如说在吃喝住不愁的集训队伍里，他暂时不用再担心自己的生计问题了。此外，他还有个小心思，如果有机会登顶珠峰，或许还能“指望靠这个活动的社会影响，为自己赚点资本”。严冬冬最终鬼使神差地弄到了清华校团委的推荐信，顺利人选火炬集训队。
2006年11月12日，从七所大学选拔出的18名大学生预备队员 --未来的珠峰火炬手--来到北京怀柔国家登山训练基地报到。这18名学生中，有17名汉族队员，1名土家族队员。那名土家族队员将是严冬冬未来的黄金搭档，周鹏。
2004年秋天，周鹏刚走进中国农业大学的校园时，发现学校里竟然有个登山社团。社团平时组织学生去香山徒步，假期去爬雪山。周鹏心里纳闷，他们都已经千辛万苦考到农大了为什么还要上山遭罪?
在周鹏的记忆中，登雪山的大学社团只有北大山鹰社。两年前，北大山鹰社在世界第14高峰希夏邦马峰的西峰遭遇雪崩五名学生遇难。山难的新闻轰动全国，一度成为新闻联播等各大主流媒体的黑色头条。当时周鹏还在读高中。自那以后，只要对这则山难略有耳闻的人，都下意识地认为:登山，特别是登雪山，是一项会出人命的活动。
如果只是平时爬爬山，应该还挺有意思。周鹏从小在湖北恩施的小山村里长大，皮肤黝黑，肌肉饱满而有力，浑身散发着朴实与真诚。他的父亲是小学老师，母亲是农民。自高中住校以后，周鹏的生活一直比较独立。就连高考填志愿，父母也没怎么过问。当面临报名登山社团的艰难选择时，他难得地打电话咨询父亲，这个登山社团能不能加人。父亲说，你觉得想参加就参加。
周鹏加入了登山社团，同时还加人了农大的学生会。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登山社团里的两名学生登顶了新疆的慕士塔格峰。校园的食堂边上拉着一个大条幅:热烈庆祝中国农业大学学生苏子霞、阿叁登顶7500米高峰。此时，农大的登山社团刚成立不到一年，还在初创期。周鹏在对登山一点都没概念的情况下，讲着浓重的湖北乡音，意外竞选上了外联部部长，
周鹏刚加人社团没多久，就参加了一场振奋人心的分享会2004年11月，刃脊探险公司的马一桦、曾山(Jon Otto)与民间登山高手陈骏池、康华等人，登顶了四川四姑娘山主峰幺妹峰。这是国人第一次登顶这座高难度的技术型山峰，成为当年中国登山界的重磅事件。12月8日，北京极度体验户外俱乐部举办了一场幺妹峰分享会。马一桦、曾山、康华等人在现场讲述他们围攻幺妹峰的惊险故事，感染着每一位听众。“那个时候觉得讲得很精彩，这个线路很难、很牛逼,”周鹏回忆道,“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只是以为自己听得懂，其实完全无法领会他们到底在讲什么。”
周鹏的第一次高海拔攀登很快到来，农大登山社团筹备起五一期间攀登四姑娘山二峰的活动。临行前，周鹏的体检结果显示，他的白细胞超出正常水平，被团委的指导老师踢出了队伍。两个月后，周鹏才登顶了人生中的第一座雪山，西藏的启孜峰(海拔6206米)。几次活动之后，周鹏逐渐成为社团里的活跃分子。他扔下了地理信息系的专业课，也退出了校学生会。
这一年，周鹏作为社团的外联部部长，应邀参加清华大学山野协会的念青唐古拉中央峰报告会。周鹏听说这届清华大学登山队队长叫严冬冬。但严冬冬真正给周鹏留下深刻印象的反而是不久后农大启孜峰的报告会。这次轮到严冬冬代表清华山野协会参加农大的登山报告会。外联部部长周鹏派出一名队员去接待各校代表，带他们去吃麦当劳。这名队员回来后大为震撼，对周鹏说，来了个叫严冬冬的哥们，吃东西真可怕，也不看旁边的人，拿着汉堡咣咣咣就吃了。
那是严冬冬最饥寒的一段时期，虽然周鹏后来认为这跟严冬冬当时饿不饿没有关系。“他就是这个(狼吞虎咽的)风格他根本不会管旁边的人是谁，坐了20人还是30人,”周鹏说,他喜欢吃的东西，他喜欢做的事情，他就会第一时间去弄，不会在意别人是什么样，也不会考虑别人还需不需要吃。
到了大二下学期的暑假，周鹏随农大登山社团尝试攀登世界第6高峰卓奥友峰(海拔8201米)。在2006年的这次攀登中，他只到达海拔7200米的高度。周鹏发现，自己的体能极限高度是海拔7000米。在7000米海拔以下，他的体能还不错，但到了7000米以上，他就像变了个人。尽管他没有登顶，但对于当时国内的在校大学生来说，能有机会攀登雪山，并且还是8000米级别的雪山，这种经历也极为罕见了。周鹏刚从卓奥友峰下山不到一个月，身体还未恢复，就参加了珠峰火炬接力的预备队员选拔。
对于周鹏来说，加入火炬队是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这意味着在大三、大四期间，他都无法正常在校学习。这也意味着，他未来几年的身份可能不再是一名高等院校的优秀毕业生，而是较为专业的登山运动员。他慎重地做出了决定。经过了10公里长跑(女生8公里)、跳绳、岩、绳降等考核，再考量对社团的贡献与数次高海拔攀登经验，最终周鹏、黄春贵等四名农大学生入选18人火炬队的预备队伍。
18名大学生在北京怀柔登山基地报到后，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单调训练。在怀柔，队员们每天训练五个小时:半小时的早操，两小时的上午训练，两个半小时的下午训练。冬天，队员们被拉到吉林的北大湖，在雪地练习负重行军。之后，他们又被拉到北京密云的桃源仙谷练习攀冰。就连除夕之夜，大家也在一起吃年夜饭。
随着训练量的骤然增加，队员们的饭量也猛增。训练了一周后，教练让队员们监测体重，队员们吃了一惊。来自清华大学的严冬冬，竟然在一周的时间里，体重暴增了11斤。坚持不吃猪肉、说话风格还有点奇怪的严冬冬，在队伍里更显得另类这名清华学生总是怼教练，说话时还喜欢跟人抬杠。周鹏说严冬冬最狠的就是，无论对方说什么，他总用一句话把你死'他并不是跟你过意不去。他就是觉得这个事办得不对，你这个话有问题。他怼的是这个事实。所以你也不会觉得他针对你，周鹏说,“但你有时就觉得他妈的挺讨厌的啊。”
话虽如此，唯有周鹏才能发现严冬冬其实为人淳良，而且还很勤奋。严冬冬明知自己身体条件远不如人，平时训练更加刻苦。周鹏渐渐观察到，在严冬冬“怼人”的坚硬外壳中，内心还藏着些许软弱。严冬冬与人针锋相对的时候，大都是基于一些知识性的问题。可一旦受人欺负，他甚至都不太还击。严冬冬的性格与其说是内向，更像是一种自卑:出版社拖欠稿费严冬冬不敢催款;初逢生人，也不好意思跟人交流，但一旦混熟了之后，他的话又多得不得了。
在火炬队刚组建的头半年里，大学生火炬队的全体队员西藏登山学校的藏族队员，以及奥运火炬珠峰项目组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在筹备着一个重大的项目:2007年5月的火炬接力珠峰传递测试。这次测试活动有三层目的:测试在珠峰顶峰的极限环境中，奥运火炬能否点燃，测试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能否同步完成;进一步选拔2008年登顶珠峰的正式队员。
2007年3月，18名大学生队员与西藏登山学校的队员在拉萨集合，混编到一起，开始磨合适应。几周后，近百人的大队伍浩浩荡荡地从拉萨出发，开往珠峰北坡大本营。两天后，全体队伍抵达海拔5100米的珠峰大本营。队员们开始适应海拔，修建营地，运输物资。不上山的时候，队员们要学习操作奥运火炬与火种灯。火箭科学家参与设计了火种灯，要保证奥运火炬在极寒、缺氧、大风中也能点燃，并且在恶劣天气中奥运火炬的火焰还能被人们看到。
众人在大本营忙忙碌碌的时候，珠峰的山体静静地矗立在队员们的视线里。站在5000多米海拔的地方，眺望8844米的世界最高峰，顶峰看起来近在咫尺。近3800米的垂直高度，竟给人一种屏住一口气就能爬上去的错觉。只有真正向珠峰脚下的绒布冰川跋涉时，他们才会意识到在地球上最雄伟的山体面前，这种错觉有多荒谬。
在珠峰大本营的时候，严冬冬再次遇到了大学期间给他们做培训的孙斌教练。一年前，孙斌刚从中登协培训部调到北京奥组委珠峰传递组，负责策划与执行奥运火炬接力项目。孙斌把一本在登协时经常翻看的英文登山书籍也带到了珠峰大本营，又把这本书介绍给严冬冬。
严冬冬彻夜看完这本Extreme Alpinism后，异常兴奋。他被书中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激情，甚至有些极端的态度深深吸引着。书中所提倡的大部分登山理论，在国内登山界几乎闻所未闻。于是，孙斌和严冬冬一拍即合，决定把这本书引进到国内。严冬冬先翻译完全书，孙斌再来做校译。他们把这本书命名为《极限登山》。
无论是作为中登协的教练、奥组委珠峰传递组的负责人，还是作为一名雄心勃勃的登山者，孙斌都渴望登顶珠峰。他已经随珠峰传递测试的队伍，适应到了8300米的海拔，离世界最高峰的顶峰只有500多米了。2007年5月9日，火炬接力珠峰传递测试任务成功。早上8点14分，由突击组和高山摄像组组成的17名队员，站在了世界最高峰的顶峰。
17名登顶队员中没有孙斌。他没有获得冲顶珠峰的批准。珠峰传递测试活动结束后，第二天，大部队开始陆陆续续撤出营地。孙斌的工作结束了，但他没有随队离开。与珠峰传递测试同期，另有一支商业登山队伍驻守在珠峰大本营。这支“中国珠峰业余登山队”是西藏圣山探险公司负责的商业登山活动。这支队伍还配备了七名圣山探险公司的高山向导，以及八名尼泊尔的夏尔巴协作，只为了保证七名中国登山客户成功登顶。
为了再伺机攀登珠峰，孙斌索性赖在了这支队伍里，“在那儿找了个帐篷住，每天蹭吃蹭喝”。这个策略并不管用。圣山探险的教练对孙斌蹭吃蹭喝的行为有些不满。西藏登山协会不敢擅自批准他随队攀登珠峰，他们还需要奥组委的上级批文。
从2006年开始，孙斌就投身于珠峰奥运火炬的项目。作为奥组委火炬监理中心珠峰传递组的组长，他不仅要负责策划珠峰顶峰的火炬传递方案，做中间的协调，对接赞助商，还要负责新闻中心的媒体发布计划。孙斌本以为，既然他忙前忙后付出了一年多的时间，待工作结束后，趁此机会利用几天的时间间隙攀登一下珠峰，领导应该会批准。他跟领导解释说，他只需要七天的假期时间，就七天。孙斌还是被拒绝了。
“当时我的工作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一个自己的愿望,”孙斌说，“我当时极其愤怒。”
这名29岁的年轻人，动用了自己的全部社会资源。他从奥组委火炬监理中心，一路找到奥组委副主席，再到奥组委主席的好友，他一次次被拒。眼看圣山探险的队伍就要出发去5800米的过渡营地了，孙斌心急如焚。在吃晚饭的时候，国家登山队队长王勇峰对孙斌说，明天有个车会拉你下山，你走吧。孙斌绝望了
在孙斌看来，珠峰不仅是海拔8844米的世界最高峰，更代表着中国社会的普遍认可。回望2003年，那些第一批登顶过珠峰的民间登山者，如陈骏池和王石，有了登顶珠峰的光环之后都成了家喻户晓的“登山家”，还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了国家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在一个公众社会的评价体系中，你爬过什么呀，我跟人说我爬过好多次慕士塔格峰，九次玉珠峰:都没用，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孙斌说，“我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在2000年代的中国，攀登珠峰是极少数专业运动员与精英阶层的身份象征。登顶珠峰必然会带来社会意义上的资本与尊严。这资本既可以帮助孙斌实现阶层跃迁，也可以实现他多年以前的愿望。
孙斌小时候的愿望是成为化学家。他从小在浙江临安的小山村长大，父母都是农民。小时候，孙斌挑着重担，做农活放羊、种地。种地的化肥是氮磷钾肥料。于是，孙斌就想拥有更多的氮、更多的化肥。他对化学产生了兴趣。他在化学方面下过苦功，拿到了省化学竟赛的第一名。在高中的实验班里，他的学习成绩也排在前面，最终考上了北京大学化学系。
1996年，孙斌从浙江的小山村来到北京，朝着他梦想中“充满智慧、充满理性的化学家”的目标而努力。然而，他不再是中学时期的天之骄子了。在班级里，他每天发奋学习只能冲到班上20名左右，而天天睡懒觉的同学比他考得更好。在宿舍里，五名室友都是奥林匹克化学竞赛的国家队队员，其中还有两名拿到了俄罗斯化学竞赛金牌。巨大的落差和挫败感冲击着刚上大一的孙斌。他在一年内就对化学彻底失去了兴趣。他开始沉湎于游戏，同时也思考着更深刻的人生命题。
有一天，孙斌偶然路过北大校园里的三角地，看到北大山鹰社正在招新。他被一张照片吸引住了。孙斌后来回忆起那神圣的一刻:“照片中裂缝密布，而在裂缝与裂缝之间站着一个登山者，与背后巨大而布满裂缝的冰川相比，人类渺小到如同沧海一粟，这样的对比似乎隐隐地诉说着一些由来已久的东西，潜意识中一个声音告诉我--这里，也许有我苦苦追寻的东西。”
孙斌加入山鹰社后，接触到了攀岩运动。攀岩和化学不同他不用太多努力，就可以成为北大最好的攀岩者。他把所有的青春时光都用在了攀岩上。他每天早上8点在岩壁下与队员集合，一直爬到天黑，连续爬五天。周末，他还要参加山鹰社的户外拉练。一年后，他拿下了全国岩锦标赛的速度赛亚军之后又拿到了全国攀冰比赛的亚军。他成了山鹰社的攀岩队队长，还跟随山鹰社一起攀登雪山。山鹰社成了他大学生活的全部。然而等到了毕业的时候，他发现曾经热爱过的化学专业课挂了三科，还挂了两科政治课。尽管一阵恶补后他拿到了毕业证，却失去了北大的学位。
此后，这名险些肆业的北大毕业生牢牢把握住了人生中的每一次机会。在1999年中日大学生联合攀登的活动中，孙斌遇到了后来的恩师马欣祥。马欣祥是中登协的培训部部长。人们都叫他马博士(中国地质大学古生物学博士)，与他熟悉的后辈们都叫他马哥。自20世纪80年代起，马博士就先后参与过多次国家级喜马拉雅式攀登活动。这名和蔼的中年大叔真正为人称道的并非攀登经验，而是其渊博的登山知识、理论与历史。因此，当人们称他为马博士的时候，多半是尊敬他在登山知识上的博学。恰逢中国登山协会正在吸纳新鲜的年轻力量，孙斌应邀加入了登协的培训部，住进了北京怀柔登山基地。他与刚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的次落，成了马欣祥的得力干将。
孙斌在登协的主要工作是协助马欣祥编写登山培训教材这是一项等同于填补空白的工作。2000年初，中国民间登山刚刚起步。大学登山社团与户外俱乐部的攀登技术非常有限，且结构失衡、理论粗糙。而国家官方体系的登山理论知识，也因历史原因大多承袭自苏联，陈旧而死板。孙斌回忆，当时一期攀冰培训课程，因为缺乏足够的内容填充，只能培训两天，到了后来，才逐渐扩充到12天。
加人登协两年后，孙斌获得了一个宝贵的机会:代表中国登山协会，前往现代登山运动的起源地阿尔卑斯山，接受了一整个月的培训。在这一个月里，孙斌头一次感受到了阿式攀登的风格与乐趣。与大规模作战、步步为营的喜马拉雅式攀登不同，阿式攀登的特点在于轻装快速。往往是两到三人组成的小团队，自主攀登一条颇有技术难度的登山路线。每个人在团队中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对自己负责。它更接近登山的原始形态，也更加自由。孙斌在阿尔卑斯山接受了阿式攀登的洗礼。他形容就像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后来看到马欣祥从美国带回来的ExtremeAlpinism，孙斌一口气读完，竟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他在霞穆尼培训时感受到的阿尔卑斯精神，在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之前向往和追求的很多东西，都在书中用更直接、更明确、更极端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孙斌总结那是他进步最快的阶段。
这一年，孙斌还前往美国参加了科罗拉多救援大会。在大会的开幕式上，主持人在回顾全美户外救援的历史时，提及一位美国救援事业上的重要开拓者。在场的200多人纷纷起立、鼓掌，一位白发老人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所有人依次来到他的身前，献上一枝玫瑰。从那天起，孙斌就渴望像这名白发老人一样，做一家登山学校，受人尊重，一直到老。
回到怀柔登山基地之后，孙斌又回到了那种单调乏味的工作状态中。平时，他要么在编教材，要么就在做培训。他偶尔也进城给清华、北大的大学生社团做技术培训，把自己学到的登山技术与理念，系统地教授给他们。每年春节，孙斌都在距市中心70公里的怀柔度过。大年三十上午完成一次培训后，马欣祥往往会带着培训部的教练们，在怀柔找一家饭馆吃年夜饭,再回到基地看春晚，打打麻将，喝点小酒。初一休息。到了初二，又要开始准备新一年的培训了。如此周而复始，他在怀柔度过了五年。
到了2004年，孙斌必须面临一个选择:要么是继续跟随马欣祥博士，留在怀柔的培训部，要么是跟随王勇峰队长，加人高山探险部，回到北京市区办公。孙斌纠结了很久，他想留在老师身边，但又不想驻守在郊区，逐渐与这个社会脱节。马欣祥与孙斌、次落也深谈了一次。他说，从中国登山培训事业的发展角度讲，我希望你们留在怀柔，但从个人发展角度讲，我希望你们跟着王队长回北京市区。
孙斌和次落跟随了王队长。他们的办公室搬到了天坛东门附近的中国登山协会。在高山探险部，同事次落步步高升，而孙斌却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登山事故。在西藏启孜峰带队攀登期间，孙斌的一名队员因突发严重的高反，在下撤途中意外猝死。当时孙斌脑子里一片空白。“怀着无法面对的自责和痛苦，开始处理善后的事情，要去面对家人，最后还要面对自己内心的质询，于是，接下来的一年于我是黑色的。”孙斌写道。他形容自己就像被打入冷宫一样。他坐在办公室里，开始给《山野》杂志撰稿，发表了大量的登山科普文章。
一年后，孙斌终于获得了一次他梦寐以求的做登山培训机构的机会:协助筹备组建中国登山高级人才培训班(CMDI:China Mountaineering Development Institute)。这是中登协和户外品牌奥索卡(OZARK GEAR)共同发起的合作项目，旨在培养中国的青年登山人才。孙斌已经做好了所有的案头工作，也与奥索卡开了几次会。直到有一天，孙斌突然被李致新主席叫到了办公室。孙斌被告知，他被借调到了奥组委。孙斌先是一脸茫然，然后开始抗拒这个委任。他更想回去做培训。李致新说，你先回去再想想吧。孙斌回去以后，冷静地想了想。朋友开导他，这是个更加宏大的事件，很多人一辈子能碰到这样的机会不多。孙斌听从了朋友的建议，参与了这个改变他一生的大型活动。
这名29岁的年轻人来到了奥组委，成为火炬接力项目的负责人之一。他还在工作组里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在珠峰大本营:他碰见了培训过的大学生严冬冬。之后，孙斌回到了奥组委当中，而严冬冬则回到了大学生的队伍中。
珠峰火炬测试对于孙斌是工作，但对于大学生登山队来说，则是淘汰测试。那些到达营地速度过慢，或是未到达的队员都-一被记录下来。珠峰火炬测试之后，18名大学生登山队员淘汰至11人，队员们都开始感受到了紧张的气氛。
就在珠峰火炬测试的同一时期，西藏圣山探险公司的一部分队员协助这场国家级的政治活动，另一部分队员则作为向导参与“业余珠峰登山队”的商业登山队伍。在2000年代，有资本参加珠峰北坡商业登山活动的登山客户，大多是国内的企业家与商界精英。王秋杨就是这支商业登山队伍中的一名登山客作为今典集团的执行总裁、苹果公益基金会的创始人，她同时也是一名登顶过欧、非最高峰，徒步过南北极点的狂热户外爱好者。几年前，王秋杨的今典集团号称投资近亿元，与中国登山协会共同创立了极度体验户外探险运动有限公司。
当绝望中的孙斌，找到了中国登山协会最密切的合作伙伴也终于看见了登珠峰的曙光。王秋杨答应帮孙斌问一问。很快孙斌就得到了批准:明天可以随队出发。2007年5月24日上午孙斌登顶了世界最高峰。
在珠峰火炬测试活动期间，17名登顶的队员中不仅没有孙斌，也没有任何一名大学生队员。测试活动结束后，11名学生队员被遣散回家，要求回校继续学习。火炬队安排了人均2000元的机票预算，让学生们飞回到各自的所在地。但这些学生为了表达自己的态度，决定把机票退掉，换成300多元的硬座，一路从拉萨坐硬座火车回家。他们根本没打算再回来。
这11名学生心情复杂。他们原本以为，层层选过后，终将有机会参与这一宏大的社会事件，并登顶世界最高峰。登顶，或至少获得登顶的机会，是支撑他们参加这次活动的唯一动力。但如果用两年的青春与学业，换来的只是无望冲顶珠峰的空头支票，便是一件既委屈愤怒，又深感无力的事情。
严冬冬回到了清华大学14号楼楼顶的山野协会活动室，了个帐篷，蜗居在这里。这样就可以节省下房租了。这之后，严冬冬又参加了两次山野协会的攀登活动。他都没有登顶。在不登山的时候，他就专心翻译。他几乎把附近的一家嘉和一品快餐厅当成了自己的食堂。在店里吃碗6元的皮蛋瘦肉粥后，他就拿出笔记本做翻译。他的翻译稿酬是千字40元，并不算高，稿酬发得也不及时。好在他的翻译效率极高，翻译的收入也能勉强养活自己。
早在火炬队刚开始集训的时候，严冬冬就接了一本书的翻译，可惜还是没有出版。他又接了一本《猫头鹰的叫声》(Hoot)，这次终于出版了。这是严冬冬独立翻译并出版的第-本书。之后这一年，他又陆续翻译了《心宽一寸，病退一丈》《水是最好的药Ⅲ》《身体自愈的秘密》《这书能让你戒烟》等健康类书籍。有一天，他在嘉和一品连续工作24小时，一口气翻译2.8万字。这个效率对于专业译者来说，也是个惊人的数字他后来一直追求这种亢奋投入的翻译状态。
这一年秋天，距正式珠峰火炬接力任务还有半年多的时间，让学生们颇感意外的是，中登协似乎没有计较几个月前的退机票抗议事件，不仅再次集结学生队员训练，每个月还发放1500元的补助。2007年9月22日，选拔后的9名大学生队员，与22名藏族队员在北京怀柔登山基地报到，组成了“北京奥运火炬接力珠峰传递登山队”。31人的队伍被分成三组。严冬冬是第一组的队员，周鹏任组长，中登协教练次落是这一组的执行教练，这一次，严冬冬和周鹏被分在了同一间标间宿舍。
火炬队集结完毕，准军事化的“超体能训练”开始了:10-12公里长跑，台阶跑，越野跑，短跑，俯卧撑，蹲起，仰卧起坐，跳绳，引体向上，双臂屈伸，悬垂举腿，卧推，以及足球、篮球等对抗性训练。每天晚上疲惫地回到宿舍后，严冬冬还要继续做翻译。他先是受人之托，把一本记录国人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的图书《危险的脚步》翻译成英文，之后他再把饱含激情的《极限登山》翻译成中文。严冬冬又进人了那种亢奋的翻译状态中。他还把室友周鹏一起拉进来。严冬冬每润色完一章节，就把译好的文字通过QQ发给周鹏。周鹏在电脑那头接收后立马查看，两个人一起阅读一起嗨。
《极限登山》中提到的“轻装快速”攀登理念，二人闻所未闻。每天晚上，他们都会短暂地进入到那种热血澎湃的状态:谈论各自的登山理想，探讨户外论坛上的登山帖子，交流攀登中的具体技术，畅想两个人未来能否也在雪山上实践书中的理念。
至于严冬冬的臭袜子，周鹏似乎并不太介意。但友的遢还是让周鹏叹为观止。“我是属于平均水平的邋遢程度，他是属于超级邋遢的程度。”周鹏说。严冬冬总是把衣服、裤子、袜子电脑全部乱摊在床上，被套和被单丢在房间的角落里。晚上睡觉的时候，严冬冬随手掀起能盖的被子(或被套)铺在身上:到了早上6点的早操时间，严冬冬又叫苦连天。虽然他平时训练异常刻苦，但由于晚上熬夜工作的模式，严冬冬认为“早操就是反人类”
队员们从北京的秋天一直操练到寒冬。冬天，队员们被拉到云南昆明，在长虫山进行为期七周的负重、攀登、耐力专项训练。来年2月，火炬队被拉到西藏拉萨适应海拔:上午，他们在海拔3700米的西藏体工队田径场长跑10公里，下午，队员们轻装爬上拉萨城北一座海拔4000多米的小山。
在拉萨每天5小时训练之余，严冬冬正以每天2.2万字的速度翻译《黄金罗盘》。菲利普·普尔曼的“黑暗物质”三部曲中的《黄金罗盘》(The Golden Compass)是风靡全球的奇幻小说，也是严冬冬非常喜爱的一部书。他觉得这本书的中译本质量实在糟糕，索性在没有授权和邀约的情况下，纯粹为了兴趣而自发翻译。他把自己翻译的《黄金罗盘》译本视为付出心血最多也最得意的一部译作。
在3月的最后一天，奥运火炬接力珠峰传递登山队终于进驻了珠峰大本营，立即参与到艰苦的运输与操练当中。在同一时期，大学生登山队的最后一重选拔正式开始。队伍里一时人心惶。九名大学生登山队员中，只有三位才有机会冲顶。
其中要数严冬冬的表现最为亮眼。他第一次来到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只休息了一天，就和周鹏各背负两顶沉重的高山帐，用三个半小时运到了7028米的一号营地--无论是负重量还是速度，都远超出其他队员，甚至不逊于藏族队员。他还在一天之内，背着三瓶氧气，与藏族队员一起从6500米一路运输到海拔7790米的三号营地，又在极端的狂风中，熬了一整夜。即便是在这样的高强度拉练中，他还利用一切时间翻译“黑暗物质”系列的第二本《精微匕首》(The Subtle Knifè)。
火炬队反复操练了半个月后，学生队伍的攀登节奏缓慢下来。四月的一天，严冬冬和周鹏已经在前进营地驻守了十来天。在日复一日的单调拉练中，二人丝毫感觉不到攀登的激情，也隐隐感觉到自己未必会被选进冲顶的队伍中。严冬冬写道:集训只有单调的体能训练，几乎完全没有攀爬与技术训练;训练方法陈旧而不够科学，集训队里弥漫着功利性的竞争气氛，攀登中的关键决定完全要看领导的脸色……我觉得窒息，我想要的是真正的、自由的攀登，不是这些东西。
《极限登山》所倡导的阿式攀登理念是自由，是灵活应变是每个人只对自己负责，这几乎与珠峰上的喜马拉雅式攀登风格背道而驰。在珠峰火炬传递的活动中，每名队员都要严格听从攀登队长、总队长、总指挥的命令。这无比接近于军事化的战斗。与阿式攀登相比，喜马拉雅式攀登体现的是另一重组织艺术:行军布阵的艺术，把握好天气窗口的艺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艺术，把一个个螺丝钉与螺母调试完备从而组装出一套强大系统的艺术。这跟登山有关，但又与登山的本质无关。
两名年轻攀登者所感受到的“窒息”反而让他们更渴望呼吸自由的空气。“他们不让你爬，限制你的攀登欲望，就会让你特别想爬,”严冬冬说,“原本我就很想爬，但被憋了一年半之后，就真的特别想爬。
严冬冬和周鹏在小帐篷里约定好，等火炬队解散之后，他们俩要用书中倡导的理念，自由地攀登半脊峰、玄武峰、雪隆包、雪宝顶、雀儿山、田海子、博格达峰七座山峰。他们的登山组合就叫“自由之魂”。
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登山的自由?严冬冬后来在《登山的自由》一文中写道:
有谁不渴望自由呢?登山的人尤其如此:远离尘器的羁绊，在广阔雄浑的山间让生命力恣意飞扬，这样的向往，应该说是驱使我们中许多人开始投身登山的动力源泉之一吧。自由是登山者能够追求的终极目标。自由就是随心所欲。在登山这方面，理想程度的自由，应该是随便任何一座山、任何一条路线，在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都可以攀爬……”
然而，在自由之魂刚刚成立的那一刻，任他们的心灵恣意飞扬，他们的身体却被桎梏在那顶不足两平方米的小帐篷里渴望着被赐予冲顶珠峰的机会。
在严冬冬和周鹏畅想未来的时候，5月4日一早，奥运火炬被秘密运输到了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出于安全考虑，一周前中登协就已对外宣布，奥运火炬早已被运上珠峰。这天晚上，中国国家登山队队长王勇峰、总教练罗申、西藏登山学校校长尼玛次仁，把所有队员召集起来。他们在奥运火炬旁，宣布了正式冲顶的队员名单。严冬冬、周鹏二人都没有在这份名单里，周鹏被安排在了7790米的二号营地，而严冬冬被安排在了接应组，留在8300米的突击营地。在那一刻，巨大的失落感压在严冬冬心头，“仿佛千斤重担一般，比背包上的包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火炬队冲顶珠峰前一天，严冬冬随接应组抵达了8300米的营地。第二天，世界瞩目的珠峰火炬接力活动就要上演了。这一天，除了在营地好好休息、等待接应冲顶队员之外，严冬冬再没有其他任务。下午，严冬冬在适应海拔的同时，溜达到了王勇峰队长的帐篷处，想着再碰碰运气。他刚走到帐篷门口只见王队长正朝他招手。凑近以后，王勇峰对他说，你明天跟罗教练一起上吧。严冬冬怀疑自己听错了。王队长又补充道，一切顺利的话，你们可以一起登顶。
与此同时，次落、阿旺扎西、罗布占堆、小扎西次仁、严冬冬等五名冲顶珠峰的火炬手的名字，被写在了珠峰大本营帐篷外的石头上。严冬冬心中的石头也落了地。明目冲顶珠峰的安排已确凿无疑。在那一刻，站在世界之巅，成了严冬冬当下最大的愿望。
严冬冬即将冲顶珠峰的消息传回了母校。清华大学的官网发布了这一还未发生的喜讯。尽管清华大学没有给这名逃课大王授予本科学位，但这丝毫不妨碍严冬冬即将成为“清华登顶珠峰第一人”。整个清华大学都轰动了。严冬冬的同班同学们纷纷奔走相告，分享着这份骄傲。那些见证过严冬冬曾为了登山而穷困潦倒、靠翻译度目的朋友们也激动不已，以为他终于要熬出头了。
5月8日凌晨1点30分，8300米营地。严冬冬没有吃东西，只喝了一小杯水，戴上头灯，扣好氧气面罩，和罗申教练在满天繁星中出发了。他的背包里装着热水、相机，几乎有一辆自行车那么沉重的三瓶氧气。其中两瓶留给自己，一瓶留给教练备用。在黑暗中，头灯只能照亮眼前几米的路。他们沿着山脊走了五六个小时，直到头灯照亮了眼前的金属梯子。一架六七米长的梯子，自1975年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时起就斜放在陡峭的岩壁上。他们来到了珠峰第二台阶处著名的“中国梯”
通过冲顶路上的最大难点之后，他们继续跋涉。二人的速度并不快，时而会被后出发的队员们超过。严冬冬越走越疲劳，手脚冻得发麻。他们经过了第三台阶。远处的天际线被一丝光亮刺破，划开的口子逐渐照亮整片天空。繁星隐去，东方渐白，通往顶峰的最后100米雪坡就在脚下。坡度越来越缓。十步，五步，三步，两步，一步…… 珠峰火炬手严冬冬站在了世界之巅。他没有自己想象的那般兴奋，而是出奇地平静:哦，终于到了。
2008年5月8日，从早上6点起，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等主流媒体全程直播珠峰冲顶的画面。全国有1.2亿观众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奥运火炬登顶珠峰。全世界共有133个国家297家电视机构在同步转播。对于奥组委和中登协来说，登顶珠峰、全程直播、点燃火炬，三个目标缺一不可。他们刚刚完成了第一个。
早上9点10分，在距珠峰顶峰30米的位置，西藏登山学校的27岁藏族小伙子罗布占堆手持着点火棒。他顺利点燃了第一棒火炬手吉吉手中的奥运火炬。这名北京体育大学的藏族女学生沿着路绳缓缓走了十几步之后，把火种传给第二棒火炬手王勇峰中国国家登山队队长手持着火炬，走到第三棒火炬手尼玛次仁身边。西藏登山学校校长点燃了手中的火炬，用并不太标准的英语喊道“One World，One Dream”，之后便大步流星地走到第四棒火炬手黄春贵身旁。这名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未来极度探险公司的掌门人，点燃了火炬，走向几步之外的次仁旺姆。第五棒火炬手、西藏登山学校的22岁姑娘次仁旺姆站在世界之巅，和身边14名穿着红色连体羽绒服的火炬手高呼着“扎西德勒”
之后，奥运火炬在这14名队员的手中轮流传递着。每一名裹得严严实实的火炬手接到火炬后，都激动地发表一段感言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即便是严冬冬的父母和好友，如果不仔细辨认，也许很难认出电视画面里站在最后一排左边第二位戴着红框雪镜的火炬手就是严冬冬。严冬冬已经在寒风和雪雾中等候多时，脚趾都冻僵了。目睹着点燃的珠峰火炬离自己越来越近，意识到自己竟然参与了这么宏大的事件，本来毫无波澜的心情也开始激动起来。
“我的心里是那种想放声欢呼、想挥泪如雨的激动,”他后来写道,“当然我不能放声欢呼，因为还戴着氧气面罩。我也不能挥泪如雨，在那样的低温低压和大风中，泪水会马上把脸颊冻成冰坨。”
仪式结束后，火炬队员陆续下撤。严冬冬的体力有些透支，下撤的路显得格外漫长。他咬牙坚持回到了8300米的营地。在营地喝了将近一升的热果珍后，他的体力基本恢复了。他摘掉了氧气面罩，继续下撤到7790米的二号营地，然后是7028米的一号营地。他在这里遇到了来接应的周鹏。周鹏抢着把严冬冬的羽绒服、冰爪、空氧气瓶拿过去，塞进自己的背包里。严冬冬浑身轻松。晚上8点，太阳已经落山了。他们在黑夜里继续下撤。从雪地到冰川，再到碎石路，每下降一处营地，呼吸就顺畅了一些，也更温暖了一点。晚上10点半，他们终于回到了熟悉的6500米前进营地。跋涉了21个小时后，严冬冬终于坐在了温暖的帐篷里，早上冲顶的经历恍如隔世。
严冬冬登顶珠峰的消息传遍了清华校园。清华听涛园食堂门口，五名男生拉着一条红色的横幅:热烈庆祝清华登山队严冬冬执火炬成功登顶珠峰。巨大的横幅吸引了路过的清华学生纷纷侧目驻足，并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消息也传到了严冬冬的家乡辽宁鞍山。鞍山当地的《千山晚报》采访遍了严冬冬的高中老师、小学同学、家里的亲戚，还有父亲严树平。
在过去几年里，爷俩吵了很多次，现在依然闹得很僵。父亲依旧非常不理解，清华毕业的儿子为什么就不能找一份安稳的工作。春节回家时，严冬冬跟父亲提起过参加珠峰火炬接力的事情，并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火炬队正式冲顶时，严树平每天给儿子拨打几通电话，每次都显示对方已关机。他只好上网查询、跟踪火炬队的进度。如今，当严树平看到儿子作为火炬手登顶珠峰，也感受到了这种荣耀。他骄傲地对《千山晚报》的记者说起儿子的翻译事业。至于严冬冬现在的工作，这篇对严父的专访中写道:“他开始找了一份在山东某生物科技公司研发的工作，一年后回到北京公司总部，每个月6000多元的工资除了必要的花销外，全都花在登山上。”
火炬队解散后，自由之魂的“七峰连登”计划暂时搁浅周鹏回到农大继续完成学业。严冬冬回到鞍山，如衣锦还乡般受到母校和媒体的接待。念高中时，他一度被老师和同学们奉为神，私下里却被当作神经病。如今，他在鞍山一中做演讲手捧一束又一束的鲜花，登上报纸头条。他的童年趣事演变成传奇，再次成为整座城市的骄傲。回到北京后，严冬冬和登顶珠峰的火炬队队员们，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国家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严冬冬谈到自己的登山目标，他说要完成地球上全部14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的登顶。珠峰只是一个开始。
到了夏天，珠峰的光环渐渐褪去。严冬冬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当中。他和大学室友马伟伟在北京上地地铁站附近的小平房合租。30平方米的单间，月租金400元。严冬冬似乎很容易地接受了这种落差，没有太多抱怨。他立即恢复了往日的工作状态。
他接了《三杯茶》的校译，并着手实践他独创的“24x7÷6”工作理论。他彻底打乱、重组了人类自古以来的昼夜习惯。为了将工作效率最大化，严冬冬把一周7天、每天24小时的总时长，平分成6天，把一天的时间“延长”到了28小时。在他看来，这样他每天就可以多工作4个小时了。那段时间，严冬冬每天傍晚6点，准时去清华大学南门的避风塘快餐厅，翻译一通宵之后，早上回到合租房里睡几个小时，中午再起床开始新的一天。
严冬冬的翻译资源越来越广。他的稿酬很快就涨到了千字55元。那一年，他一共翻译了七本书，将近100万字。他还额外拿到了登顶珠峰的三万元奖励。这是一笔巨款。他熬过了人生中最饥寒的那段时光。
严冬冬终于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次自由攀登。只不过他的搭档不是周鹏，而是两位熟识的山友。准确地说，这也不算是一次严肃的攀登，而是去青海岗什卡雪峰登山滑雪:攀登上这座馒头形的山峰，再滑雪下来。严冬冬不会滑雪，只能跟在两个老朋友后面，看着他们滑雪下山，十分羡慕。他还一个人去爬了四川贡嘎山域的田海子山(海拔6070米)。这是他第二次尝试独攀一座山峰。在山脚下，村民对他说，山上有狼。严冬冬胆子很小，一路担惊受怕，最后止步于海拔5200米的地方。
多年以后当严冬冬回顾这两次独攀时，认为没登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他当时的登山技术与理念都不算成熟。但是他很享受独自在山里的时光。他喜欢那种孤独感。孤独会放大登山的生命体验，而这种深刻的体验，让严冬冬深深地为之着迷。
“我追求的是什么?是你在跟暴露感、恐惧感、孤独感这些东西打交道的过程中得到的，在其他形式上不那么容易得到的体验,”严冬冬说,“那种暴露感还是很爽的。包括有时候去solo一些冰也是。那个时候会感觉自己活着。就是很真切的生命力的那种感觉。
在周鹏缺席的几个月里，何浪是严冬冬的最佳搭档。何浪从清华毕业后，又去北大读了研究生。何浪和严冬冬两个人-起徒步穿越了小五台，一起去香山骑山地车。他们还一起报名了北京越野三项赛。严冬冬骑车，何浪跑步，最后两个人再一起漂流。严冬冬告诉何浪，他和周鹏组成了自由之魂的登山组合。严冬冬和何浪的双人组就也沿用了“The Free Spirits”的名字参赛。两个人漂流完浑身湿透，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手拉手跑过比赛最后的100米。
周鹏从农大毕业后，终于也加入进来。周鹏、严冬冬和马伟伟三人在上地东里租了一套两室带阁楼的房子，66平方米，月租金2500元。要不是三个人平摊房租，他们谁都租不起这么贵的房子。马伟伟和周鹏各睡一间房，楼顶上的阁楼归严冬冬。有幸参观过这间阁楼的朋友都很吃惊:要踩在凳子上，才能翻上阁楼;阁楼里，人都站不起来，只能猫着腰，就好像是火车的中层卧铺;在狭小的空间里，各种杂物散落一地，房间里依旧没有床上用品，一条睡袋就解决了严冬冬的全套起居。
自由之魂组合已经成立半年了，然而严冬冬和周鹏还没有尝试过一起搭档攀登。到了年底，严冬冬和周鹏终于按捺不住攀登的欲望，带上登山装备，坐着硬座火车去了成都。他们住在了武侯祠对面的梦之旅青年旅舍。他们还跑去了四川省登山协会，打听四川都有哪些有点技术难度的山峰可以爬一爬。川登协工作人员在地图上指了指四姑娘山山域内一座海拔5592米的未登峰。四姑娘山是国内登山氛围最浓厚的山域。四姑娘山主峰幺妹峰更是国内殿堂级的技术型山峰，目前仅有一次国人登顶纪录。此前，严冬冬从来只闻四姑娘山的大名，却没去过这一带。周鹏也只是在大学期间来过一次。如果这两名小伙子当时真去爬了这座5592米的未登峰--野人峰，又名色尔登普峰---也只能铩羽而归，更不会再有之后的命运际会了。
12月7日那天，严冬冬和周鹏正在武侯祠大街上闲逛，还去了青年旅舍隔壁的中山户外店买气罐。中山户外店老板唐超问二人，你们来四川爬哪座山?
严冬冬脱口而出，我们想爬幺妹峰。
周鹏在一旁愣住了，心想，冬冬你个大嘴巴，我们他妈哪有这个能力，根本就没计划爬么妹啊，我们不是计划爬个半脊峰，再去那个未登峰看看的。
老板唐超接过话说，爬幺妹峰，我给你们介绍个人，他正好也要爬幺妹峰。
巧的是，唐超说的这位也住在隔壁的青年旅舍。更巧的是，几分钟之后，这名登山者也推门走了进来。就这样，严冬冬和周鹏碰见了李红学。来自两个时代的自由攀登者在这里相遇了。
2008年7月22日清晨，在成都市洗面桥横街一栋建筑的屋顶上，一名成都理工大学的学生，面向西北方拍下了一张雪山与小白宫的合影。成都市的地标性建筑市人民检察院，因其外形酷似美国的白宫，亦被成都市民称为“小白宫”。在这张奇异的合影中，前景是小白宫的穹顶，中景是青燕色的群山，远景是一座白雪皑皑的山峰。
千万级人口的现代都市与青藏高原边缘地带的宏伟山峰形成鲜明的对比，冲击了人们的视觉与认知。这张照片迅速在网络流传开。成都市民议论纷纷，有人说这座孤傲的雪山是蜀山之王贡嘎山(海拔7556米)。有人说这是成都第一高峰、西岭雪山景区的主峰大雪塘(海拔5364米)，还有人说是四姑娘山的主峰幺妹峰。成都市民联想起了唐代诗人杜甫的名篇。难道杜甫在草堂中所作的诗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奇景，并非源自文学想象，而是亲眼所见?既然大雪山距人们世代生活的都市如此之近，为什么过去几年来成都市的千万市民从未大规模观望过雪山?
过去十年来，气象专家和媒体从未明确过在成都能遥望雪山。面对成都天边时而出现的雪山群，专家辟谣并否定其真实性。理由有三:一、从距离上看，在成都肉眼望不到雪山，二、成都的空气能见度不满足观测雪山的条件，三、天边的雪山很有可能是海市蜃楼。而众多拍下雪山与市区建筑合影的摄影师们笃定，照片中的山脉并非虚幻。环境工程师赵华并不相信所谓“海市蜃楼”的说法。他加入了这场论战。
赵华仔细研究了这张照片中的细节。根据拍摄的方位角度他把照片中的几处重要坐标连成线，再把这线段延长。这条直线指向了成都市的西北方，掠过了西岭雪山景区，直指四姑娘山。赵华又计算了照片拍摄的参数和观测山峰的角度，几组数据均与在成都市区遥望幺妹峰的数据相符。最后，他找来日本山峰学者大川健三拍摄的四姑娘山主峰幺妹峰的照片，对比幺妹峰东壁的轮廓突起特征，均与照片中的山峰完全吻合。赵华锁定了这张照片里的山峰，正是四姑娘山的主峰幺妹峰。只是，当时没有人相信他。
在中国自由攀登的历史中，幺妹峰的意义远远大于世界最高峰。许多故事从这里开始，在这里结束。起初，四姑娘山不叫四姑娘山，幺妹峰也不叫幺妹峰。如果不是过去四十年来登山者在这片山脉里留下的传奇故事，四姑娘山只不过是一座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交界处的无名山体。在千万年的造山运动中，这片后来被称为“邛崃山脉”的群峰迅速隆起。经过日复一日的风吹雨打与第四纪冰川的侵蚀，这些山体逐渐形成了陡峭的绝壁。80多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峰组成了这片连绵的山脉。群山之中，唯有一座6000多米的主峰傲然挺拔。从东南方的经典视角望去，主峰顶部呈现出钻石切割状的华丽与闪耀。在千万年的自然循环中，山脚下的县城、州府甚至蜀地文明都因它而活着。
四姑娘山--我们姑且先这么称呼它--孕育了35条现代冰川。有些化作色彩奇异的高山海子，有些聚水成溪，汇溪成河。四姑娘山西侧的冰川流淌出冰冷的抚边河，再切割出数条沟壑纵横的峡谷，汇集于下游为沃日河。浊冽而奔腾的河水流过小金县日隆镇成为小金川，再与大金川汇合，融入浩浩荡荡的大渡河，成为长江的最大支流之一，滋养着下游的蜀文明。四姑娘山主峰东侧长达12公里的冰川，发源出了正河，汇入皮条河，顺着蜿蜒曲折的山谷一路流淌，经过大熊猫的栖息地龙，经过耿达的葱郁灵山，经过映秀成为岷江的重要源流，一路灌入成都重要的水源地，紫坪铺水库。21世纪的成都市民每取紫坪铺的一壶水，四姑娘山的冰川水就会流入他们的喉咙融进他们的血液。
四姑娘山主峰上的积雪与冰川从未消融，那冰雪冷酷得叫人不敢亲近。在群峰之中，这座主峰坐拥山间，与以北的鹧鸪山、虹桥山，以南的巴朗山、夹金山，共同连成一排五六千米高的天堑，阻拦着两侧的季风与水汽，也阻隔着藏地与羌汉两地的文明。千百年来四姑娘山主峰多次错失了闻名于世的机会。
自有古蜀国文明以来，蚕丛及鱼凫的子民、成都平原的人们远眺却从未亲近过它。唐朝的杜甫只从草堂里的西窗匆匆一瞥，留下了千古名句中的谜题。清朝乾隆年间两次平定金川之乱的将士、行军路过这片山域，攻日隆关，埋万人坟，降伏十八土司，画下了川西高原每座山峰的舆图，却从未将这座大小金川第一高峰记录在册。英国的博物学家威尔逊自巴朗山古道过日隆关，却不知抬头一望。民国时期的藏学家任乃强与摄影师庄学本数次行过西康，记录下川边的山水风貌与奇异风俗，却只字未提它的存在。红军过草地、爬雪山，分几批通过四姑娘山南北两侧的夹金山和梦笔山，在山脚下顺利会师，爬过雪山的老兵们也只感叹极寒的冰雪和脚底的冻疮。300公里外的蜀山之王贡嘎山足以消磨约瑟夫·洛克半生的时光。彼时，整个世界更关注四姑娘山脚下的卧龙，大熊猫苏琳--大熊猫国际谱系册中的001号--从这里被带到了旧金山，从而牵出了往后一个世纪的熊猫政治。任山脚下发生过多少次人民起义、谍海斗争、蜀地袍哥的结拜与械斗、叛乱、革命再到解放，任山脚下的村落从冉驣变成古蜀、逋租国，变成穹、炎二州，变成土司官寨，再变成懋功厅、小金县、红旗公社和日隆，中华主流文化与西方世界始终对这座雪山视而不见。四姑娘山主峰似乎是一座缥缈而无形的山峰，但它又是那么的挺拔，挺拔得在方圆百公里内都无法忽视。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四姑娘山主峰沉默地隐藏在川西群山之中。唯有在当地的原始宗教与苯教神话传说中，这座山峰才有些许存在的意义。在先民的原始崇拜中，雪城高原上的每一条河流、每一座山峰都被赋予神的崇拜与人的姓名。守护四姑娘山主峰的山神叫作“句”(藏语)。
“翳习”源自青藏高原上最古老、原始的宗教--苯教，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公元2世纪。在当地嘉绒土语--一门与古藏语发音方式极为接近的语言--习读作si-gu-la，往往在汉语中被翻译成“斯古拉”。著名藏学家毛尔盖·桑木旦曾解读道，斯古拉并非特指某一座山峰的名字，而是生神的化身，掌管着人的生命与地方的土地。与现代旅游景区中的“四姑娘不同，苯教教义中的斯古拉不是柔美的女性角色，而是一名男性身份的战神。
到了近代，位于小金县日隆镇的这座斯古拉山，在秘典中有了更正式的称呼“斯古拉·旺秀占堆”(5558759A5)。它既是山神灵魂的寓所，也是原始苯教教义中斯古拉山神的神殿。
由于语言与文化隔阂，这段秘辛仅记载于古老的手抄本典籍当中，口口流传于当地嘉绒民族的土语之中。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藏高原无图区大测绘任务中，或是为了方便传播，或是无意中被误读，“斯古拉”山成了“四姑娘”山。在测绘工作者看来，这个名字更形象地描述了那依次排开、越发陡峭的四座相邻山峰:四姑娘山大峰(海拔5025米)、四姑娘山二峰(海拔5276米)、四姑娘山三峰(海拔5355米)与四姑娘山主峰。“四姑娘”是家里那位最年轻却最高大的小妹，也有人用四川话亲切地称它为幺姑娘，或幺妹峰。
如今，幺妹峰因其峻美的山体，还坐拥“蜀山之后”的称呼，与“蜀山之王”贡嘎山成王后对应之势。但在当地文化中斯古拉与四姑娘无关，只是一座守护地方村镇的小神山。在当地著名藏学学者赞拉·阿旺措成的记忆中，20世纪80年代以前 --“四姑娘山”的名字还未广泛传播的时候--当地人一直认为，那紧邻的几座山峰并非四座，而是三座。
“现在该山不仅称作四姑娘山，还说什么四姑娘山的四座山峰，恰似四个身姿纤秀清丽的少女，并到处可见四座山峰的四姑娘山图画，不知这些作者是否亲自去观光游或查过该山没有,”这位90多岁的老人曾在《斯古拉神山溯源》一文中写道:“笔者是斯古拉山脚下长坪沟口日隆大寨子的人，我们所见的斯古拉山是一个主峰，挨着两个小山峰，总共只有三座山峰。”只是，在后来的景区规划者、穿着冲锋衣的游客、初次体验高海拔的户外爱好者们看来，四姑娘山大峰--海拔5025米的一座小山包 --有必要成为一座雪山，不然怎么能构成四位姑娘的意象呢?
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美国等多个国家的登山队首度造访这座斯古拉神山。川内媒体时有报道关注。当地人意识到了这片山脉的巨大意义。80年代末期，人们从旅游经济的角度，重新审视着斯古拉，并着手开发这片山脉的旅游资源。
在中国人的传统自然审美中，西部的雪山从来都不是我们引以为美的对象。在古人眼中，西部蛮荒之地的雪山是凶险的因此雪山自古便游离于传统主流文化之外。中部与东部的五岳则成了古人们纷纷朝圣的名山。东部的名山不仅容易到达，周边葱郁的植被还衬托出山体的巨大高差。“对古人而言，一座山的美，山的相对高度最重要……山的坡度越大，山的体量越大，这样的山就越受推崇。”单之蔷在《古人不爱极高山》一文中指出。直到近代，绝对高度(海拔)的地理学概念才在国内被建立起来。因此，在古代诗人流传的名篇中，四川似乎只有峨眉与青城两座名山。就连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也对家乡江油附近的雪宝顶(海拔5588米)视而不见。川西腹地的数百座从未有人探索过的雪山，更是远在古人的认知范围之外，只能沦为“西岭千秋雪”--这类用方位来指代的山脉统称。
从审美角度讲，海拔6250米、高差2000多米的斯古拉神山倒是个例外。它的峻美山形不仅满足了古人和今人对山峰的想象，在连通汶川与小金的桃关古道修通成303省道之后，藏在深山中的四姑娘山景区也有了旅游的价值。只是，在90年代，雪山的新奇概念还不足以供养一个热门景区。景区开发者们便穷极想象，把东部山水的传统文学性，强行附加到四姑娘山景区时至今日，斯古拉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四姑娘”。当游客在四姑娘山景区的双桥沟游览时，仍能听到导游口中附会的生动传说“仙女四姑娘大战恶魔墨尔多”，还会欣赏到“阴阳谷”“犀牛望月”“大鹏展翅”“红松逸彩”“万仞孤城”等儒道文化的余脉。只要在景区旅游车里合上双眼，恍若置身于五岳。
在地理上，四姑娘山的冰川流水切割出几条壮观的大峡谷，其中双桥沟、海子沟、长坪沟与单放沟，共同组成了四姑娘山的“四沟”。四姑娘山脚下的日隆镇也从嘉绒语的“四沟”音译得来。四姑娘山景区规划时，三沟(双桥沟、长坪沟、海子沟)与一山成了旅游的主力。其中双桥沟是四姑娘山景区最先开发景观最丰富的地方。在近40公里长的双桥沟河谷里，两侧随处可望见冰川、冰斗、刃脊、角峰与险峻的冰雪高山。沟里的村寨房屋沿着蜿蜒的河水、曲折的公路零零散散地分布着。察子里的嘉绒藏族常年生活在这海拔约3000米的深谷之中，世代放牧，种植青稞。家家户户房屋上的四角供奉着白石。白石崇拜是嘉绒藏族的标志符号之一。有学者推测，白石象征着嘉绒藏民眼中神圣却不敢触及的白色雪山。至少在21世纪到来之前，村里的牧民徐老幺都不敢靠近那覆盖着冰雪的顶峰。
像祖辈一样，徐老幺从小就跟着父亲在双桥沟的山上打猎、放牛、采虫草。单调的生活日复一日。浑然不知，沟外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变化之剧烈，不仅冲击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蔓延到了这座斯古拉山，改变徐老幺世代生活的双桥沟。
自打儿时起，徐老幺就听大人们提到过佑护这片山谷的斯古拉神山。徐老幺家住在双桥沟的尖山子脚下，随时随地抬头一望，十来座5000多米的险峻山峰尽收眼底。只是双桥沟里的雪山虽多，却完全看不到斯古拉神山。只有在阳光明媚的清晨他爬上四五千米高的山梁，待云开雾散后，才有幸望到斯古拉山的顶峰露出一点点山尖。每次望到斯古拉山，徐老幺都很开心。
徐老幺胆子很大。六岁时跟着父亲上山，白天放牧、采雪莲。他能轻快地攀上险峻的绝壁，在4000多米海拔的悬崖边跑来跑去。他从来没有想过万一脚底打滑、跌入深渊的后果。徐老幺放牧的高度往往止步于5000米的垭口。和千百年来双桥沟里的藏民们一样，他没想过要爬到那白雪覆盖的顶峰上看一看。
徐老幺胆子又很小。父亲偶尔去田地里收菜，把徐老幺一个人留在山上。夜幕降临后，徐老幺独自睡在山上的牧场牛棚里。半夜，自家的牦牛在棚子外呼哧呼哧地走来走去，徐老幺就害怕得用身体抵住牛棚的木门，一晚上不敢合眼。他最恐惧的还是高山上的海子(高山湖泊)。幽暗诡谲的湖面，总是透着深不可测。徐老幺感受到海子散发出的巨大压迫感。就像恐高的人畏惧悬崖一样，他遇到海子总是绕得远远的，担心自己随时会被吸进去。有时他又架不住好奇心的诱惑。遇到小一点的海子，徐老幺也会鼓起勇气，慢慢地凑近，摸一下湖水就赶紧跑开。
到了上学的年纪，徐老幺去双桥沟里的小学念了几天书。有一次，徐老幺放羊后赶到学校。教室里已经开课。他不敢进去，怕被老师骂，只好趴在门边，往里瞄了一眼，就吓得立马背起书包哒哒哒地溜出学校，跑回山上放羊了。从那以后，徐老幺再没有读过书，也不识字。
双桥沟两侧的山峰遮挡了村民的视野，也限制着村子的交通和经济。等到了徐老幺可以摸猎枪的年纪，他跟着大人们上山打猎为生。几年后，国家禁止打猎，没收了枪支，徐老幺也学着村里人摆摊贩卖小商品。景区里的游客越来越多。徐老幺买了辆自行车，骑到镇上批发银手镯、项链等工艺品，拿到景区里售卖。一枚银手镯进货价5元，他卖100;一串项链进货价10元，他卖200。“你要卖得越高，他就要的人越多。卖得便宜就不要。”徐老幺说。
1994年，四姑娘山景区成为国家级自然风景名胜区。那一年，20岁的徐老幺刚结婚。徐老幺还记得有一天，一帮游客想看点非常规的风景，要他带路去附近的山上看海子。游客们一路拍照，走走停停，等到下山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大家摸黑下山。徐老幺扒开草皮，抓几把干草，掏出打火机点燃，再用柏树皮做成一根根火把。大家打着火把，连成一条火龙走下山去。他这一趟带人上山总共赚20元，跟每天做农活的收入差不多，但是轻松多了。从那以后，带人上山要也成了徐老幺的收人来源。后来双桥沟里还出现了不少外国登山者。徐老幺等村民常常被找去背行李。他时而带游客爬山、贩卖小商品，时而种青稞、放牦牛、挖虫草，不知不觉度过了十个春秋。
2005年冬天，两名中国登山者也找到徐老幺，请他做背夫，每天50元。他们要攀登双桥沟里一座险峻的山峰，阿峰(海拔5694米)。徐老幺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踩着露大脚趾的军胶鞋，帮他们把行李背到大本营。第二天一早，这两名登山者带上绳子、岩钉和机械塞等技术装备，准备爬山壁。徐老幺不甘心只到大本营，也想去看看上面的风景。他独自从旁边找条路线切了上去。他越爬越高，总以为前方就是山顶，可等爬上去以后，后面还有更高的山头，就这样一路爬到了阿妣峰的垭口处。
徐老幺站在垭口，对着下方的两名登山者喊道，来啊，快点上来啊，快来啊。山下的人一愣，喊道，你怎么跑到我们上面去了。这两名登山者爬到了徐老幺的位置后，自讨个没趣也就撤下山了。其中一位登山者王冰(爵士冰)是国内早期的民间登山者，在业内小有名气。可是徐老幺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
王冰下山以后，在镇子上歇了几天，又回到双桥沟的仁寿果坪，敲开徐老幺家的门。他还想带徐老幺再“体验”双桥沟里一座纯攀岩类型的山峰，牛心山(海拔4942米)。徐老幺骑着刚买的摩托车，带着王冰开到牛心山脚下。
徐老幺望着这面岩壁说，这个岩壁看起来不算什么，我能轻轻松松地爬上去。王冰说，那不行，得做个保护。他给徐老幺系上安全带，打上八字结，挂上主锁，就让徐老幺试试爬上去。徐老幺浑然不怕，头也不回地往上爬。爬了好一阵，徐老幺抬头一看，上面还有好长的距离。他再低头一看，没想到已经爬得这么高了，顿时吓得够呛，腿脚发抖，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最后在王冰的指导下，徐老幺一点一点倒着往下爬，慢慢地蹭了下来。等下到了地面，徐老幺的裤子都磨破了。
王冰在山脚下开始教徐老幺打保护，最后又额外挂上一把锁、一条扁带，并叮嘱徐老幺，这个绳结千万不要解开。王冰说完，就爬上岩壁了。徐老幺现学现用，二人交替保护，完成了这座小型岩石山峰的首登。
徐老幺的第一次攀岩就是先锋攀，同时也是他的第一次传统攀登和技术攀登。如今，一名登山新手要完成从初级攀岩体验到高海拔技术攀登的全过程，最快也要一年，而徐老幺只花了几十分钟时间。徐老幺一不小心成了整个四姑娘山地区，第一个学会攀登技术操作的本地人。
在之后的几年里，来找徐老幺登山的人越来越多。2000年初，民间登山爱好者来四姑娘山大多体验海子沟里的大峰、二峰等入门级山峰。而在隔壁的双桥沟里，只有徐老幺家附近的尖山子和阿妣峰 --两座略有难度的技术性山峰--可供登山者提高进阶。“四姑娘山登山，来日隆镇找卢老三，来双桥沟找徐老幺”，成了当时民间登山者口口相传的找向导口诀。徐老幺算了下，总卖手镯有些良心不安，做农活每天只赚20元，带人登山每天能赚50元，有时还有小费……还是登山好。
徐老幺逐渐把带人登山当作主业。他从小在山里长大，本就熟悉山里的一草一木。学会登山技艺之后，那些草木、石头和山峰对他来说都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原来周围那些遮挡住村民视野的岩壁、冰川与角峰都是可以爬上去的。登山于他而言变成了一件好玩又赚钱的事情。源于两百年前阿尔卑斯的现代登山精神，不断冲击着这名中国西南部大山里的牧民。徐老幺忙时采虫草，偶尔放牛劈柴，闲时就琢磨起登山的技术。徐老幺还主动尝试攀登附近一些未登峰，逐渐成长为四姑娘山当地最有名气的登山向导。
后来，徐老幺开了家客栈，早早就完成了从接待、住宿餐饮到登山的“商业闭环”。客栈里的条件很简单，就是几块木板拼接成的大通铺。客栈的名字也很朴素，就叫“老么一家”但有时住宿比带人登山还赚钱。2006年2月的一天，刃脊探险公司的年轻登山向导李红学，带着几十人大队伍来到老么一家。徐老幺一下子就赚了上千块。徐老幺和李红学从此熟络起来。
李红学比徐老幺小个五六岁。这名青年登山者刚从绵阳的西南科技大学毕业，正在国内著名的刃脊探险公司实习。刃脊探险是中国民间第一家，也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商业登山探险公司。公司创始人马一桦、曾山是国内声名显赫的登山者。这名眼镜里透着书生气的大学毕业生带着对攀登的渴望和热情加入刃脊探险。之后他每次带着刃脊的队伍来到双桥沟，都会住在徐老幺家里。在徐老幺的老婆么嫂的记忆中，这名1米83的帅气小伙子还主动跑到猪圈里喂猪，帮忙劈柴，偶尔还会逗弄逗弄老幺10岁的儿子小么。
在山峰资料并不丰富的年代，李红学时常给徐老幺指点双桥沟的群山，你看，这一排山，不是都叫尖山子，其中有海拔最高的主峰，也有卫峰。李红学还把自己掌握的登山技术全部讲给徐老幺。他成了徐老幺第二个启蒙老师。二人开始搭档攀登，在四姑娘山开辟了如玄武峰在内的数座未登峰。李红学往往先选好一座未登峰，徐老幺再来协作，冲在前面解决技术难点。
2008年，李红学成立了“终极探险”登山公司。他想通过带人登山赚钱，再用赚来的钱，供养他继续登山。这样“以贩养吸”的生活虽不稳定，但自由自在。这家公司只有李红学自己一个人。他想跟徐老幺签一份正式的合同，让老么成为终极探险的专属协作。徐老幺总是犹犹豫豫，口头上敷衍着。他也想自由一点，不想绑定在一家公司。
5月的一天下午，又是一年挖虫草的好季节，徐老幺正在后山上挖虫草。他正纳闷今天怎么一株虫草都挖不到，突然听到山对面传来飞机的轰鸣声。这轰鸣声之大，把旁边的牦牛吓得哞哞直叫，四处乱跑。挖虫草的村民笑道，这些牦牛是不是疯了。飞机没有飞来，山里的轰鸣声倒是越来越大。徐老幺看到山上的石头在滚动，地皮在颤抖，成群结队的牦牛蹿来蹿去。徐老幺等人吓得“哇”的一声往山下跑。他跑到山脚下的公路边，好端端的马路被大地撕扯开几道沟壑纵横的裂痕。他跑到自家的房子门口，屋顶的瓦片散落一地，木头柱子支着，发出嘎吱嘎吱的恐怖声音。
2008年5月12日下午14时28分，阿坝州汶川县映秀镇发生了里氏8.0级的大地震，破坏地区面积达50万平方公里，近7万人遇难，18000人失踪，2000万人流离失所。四姑娘山离中映秀镇不过100公里。从成都到都江堰、映秀、卧龙、巴朗山的公路被彻底摧毁。303省道从此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灾后重建。王秋杨的苹果公益基金会闻讯后，召集了陈骏池、周行康(十一郎)、陈泽纲、黄鹤等国内众多户外登山爱好者。他们迅速募集到300多万捐款，带着6吨医疗物资，赶往他们深爱的四姑娘山救援。2008年，无数个公益基金会凝聚到一起拯救四川的灾民。这一年是中国公益基金元年。
地震发生时，在四姑娘山的长坪沟，恰好有游客在幺妹峰北壁一侧的木骡子营地游玩。只见幺妹峰的北壁轰隆一声，就好像王座上的巨人抖擞着肩膀，流雪顺着山肩的沟槽流淌，雪浪和浮尘在空中弥漫，飘扬至半空中，直到覆盖住整座山体，这雪浪如海啸般由远及近，摧枯拉朽地席卷着山脚下郁郁葱葱的松林。所到之处，山坡上的古树均被冲断。好在木骡子的营地足够宽敞，目睹这骇人瞬间的游客们勉强躲过一劫。
当地还流传着一则传说。在地震发生的那一刻，么妹顶峰一块体积巨大的万年悬冰川被震落。不过，能证实此事的只有在震后亲自爬上过幺妹峰的登山者了。在过去的二十八年中，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的登山者先后从不同路线登顶了幺妹峰。2004年，刃脊探险公司的马一桦、曾山与陈骏池、曹峻、康华等当时最著名的民间登山者组成了“中国思念登山队”，用“喜马拉雅式”围攻登顶了这座高难度山峰。中国登山者第一次站在了幺妹峰的顶峰。或许是汶川地震把全国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川西，在中国人首次登顶幺妹峰的四年空白期之后，四姑娘山幺妹峰迎来了三支强劲的登山队。
其中一支是孙斌率领的队伍。孙斌登顶珠峰后，如愿得到了“公众社会的评价体系”的认可。他离开了中国登山协会，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巅峰探游。这是他未来登山培训学校的起点。然而，作为登山行业的从业者，仅得到公众社会的认可还远远不够。孙斌还要得到真正登山群体的认可。
在国内一部分登山者看来，背着氧气瓶、沿着路绳登顶珠峰的方式，与其说是一种光荣，不如说是被调侃的素材。在当年的户外论坛上，还有网友发帖“那些自诩为英雄、在用路绳和氧气的围攻中登顶珠峰的人，要过多久才能登上幺妹峰?”，只有登上幺妹峰 --中国名声最响亮的高难度山峰，孙斌才能证明自己多年来积累的技术与经验。更何况，攀登过程本身也是一件有成就感的事情。两年前，孙斌和搭档有过一次简单的尝试。2008年底，孙斌计划第二次向幺妹峰发起冲击。他决定与两名搭档用阿尔卑斯式的攀登风格，完成幺妹峰“南壁中央路线转西南山脊”的路线。
沙木尼探险的创始人彭晓龙，率领着另一支队伍剑指幺妹峰。彭晓龙之前在投资行业，工作之余喜欢登雪山。他四处拜名师，上遍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课程，从一名爱好者逐渐成长为一名专业登山者。彭晓龙后来辞去自己原来的工作，彻底投身于登山。他在成都成立了登山公司“沙木尼探险”。从那一年开始，每年冬天，彭晓龙都要在双桥沟泡一整个冰季，精进自己的攀冰技术。他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四川的山峰，陆陆续续开辟了川西众多未登峰，并数次获得国内攀登领域的奖项。
在不熟悉的人看来，这是一名看起来有些严肃的登山者不怎么爱搭理人。他平时喜欢喝点小酒，约酒时总是说着“喝到死”，但酒量又不是很好。只有在极其感性的时刻，他才会祖露内心的情怀。有一次在雪山上，彭晓龙拎着酒瓶，面对着星汉灿烂的夜空，大声吟诵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颇有当年乔治·马洛里(GeorgeMallory)在珠峰上的帐篷里高声诵读莎士比亚的风采。这名不苟言笑、潇洒俊逸的青年是当年名噪一时的登山者。
2008年底，彭晓龙召集了蔡瑜、郑朝辉(晕晕狼)等六名后来也小有名气的登山者。这支“蜀山登山队”将要沿着1981年日本同志社大学首登幺妹峰的路线，也是2004年思念登山队完成国人首登的路线，从幺妹峰南壁的右侧中央路线，再转到东南山脊上攀登。他们运输了大量物资，不惜耗费一个月的时间，决意围攻幺妹峰。
第三支队伍的名气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响亮。他们不走左边(孙斌队伍的路线)，也不走右边(彭晓龙队伍的路线)，而是爬幺妹峰的中间，从幺妹峰南壁的中央沟槽，直接往上爬。2008年底，李红学找到老搭档徐老幺、袁老二(袁永强)，以及刃脊探险的前同事刘蕴峰、山友王霆等人，组成了剑指幺妹峰的第三支队伍。
得知三支队伍将要围战幺妹峰南壁的消息后，刃脊探险的创始人、国内民间登山的元老马一桦点评道:“(李红学)选择的新路线有点难了，如果这条路线成功，比孙斌的切至南壁直上转西南山脊的路线还要有创造性，但这条路线我相信国内无人有成功的能力，哪怕只是上到西南山脊。
12月7日这一天，李红学来到成都，住在武侯祠对面的梦之旅青年旅舍。中午，他来到隔壁中山户外店采购物资时，老板领来两位据说也想攀登幺妹峰的年轻人。李红学透过眼镜，瞥了一眼严冬冬和周鹏，就好像邀请他们参加一场周末徒步活动似的，爽快地说道，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去呢?
幺妹峰和珠峰把国内登山者大致分为两类人。一类人把珠峰当作目标，他们更在意山峰的高度与最后的结果，享受登顶带给他们的东西，至于攀登的方式与风格都不重要了。另一类人把幺妹峰当作目标，他们崇尚攀登技术，渴望通过攀登过程来获得自由。登顶只是其中一个顺其自然的环节。
严冬冬和周鹏一度属于前者。经历了珠峰火炬队之后，他们更渴望在山上自由地攀登。他们常常聊起幺妹峰。在得知孙斌和彭晓龙的攀登计划后，两个人试探性询问能否加人他们的队伍，最后都被婉拒了。自由之魂刚成立不到半年，没有人听说过这个组合。若论二人的攀登经验和技术能力，或许在大学生社团中还算佼佼者，但和那些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登山前辈相比，只能勉强算作初学者。至于前一年攀登珠峰的经历……专业登山者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在这一年围战幺妹峰的三支队伍中，只有李红学这位胆子足够大，同时也想闯出一点名气的青年才敢收留他们。
严冬冬和周鹏从未听说过李红学。李红学也从未听说过他们。李红学后来回忆道:见面是两个书生气很浓的小伙子，一看就知道是大学登山队的队员。闲聊中得知他们这两年参加了珠峰火炬传递训练和实际攀登，其中一个顺利登顶。本对大学登山队的队员没有太多概念，以为他们不会对这么有难度的技术型山峰感兴趣。可当我提到要去尝试攀登幺妹峰，却一下子点燃了他们的热情。
晚上回到青年旅舍后，三个人长谈了两个小时。严冬冬和周鹏对李红学坦言，他们没有任何技术登的经验，这次幺妹峰攀登将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技术型山峰。李红学也很坦诚，说这次他也是慕名而来，想看看传说中的幺妹峰到底有多难，姑且走一步看一步。
“他邀请我们一起--似乎只是一时心血来潮--攀登那座山峰，仅仅提到这座山峰，每一名中国登山者都会联想到陡峭’'技术’和'挑战性’。幺妹峰会是什么样子?攀登会有多难?我们能坚持下去吗?”回忆起这次偶遇，严冬冬写道我们不知道。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
几天后，这支队伍进驻了幺妹峰南壁的营地。等来到幺妹峰的脚下，严冬冬才意识到，在远处看起来近乎垂直的山壁，走到近前就变成了一面斜坡，似乎幺妹峰的山顶也并非那么遥不可及。此时，幺妹峰山脚下只剩下他们一支队伍了。由于搭档的伤病问题，孙斌的队伍放弃了攀登，一个礼拜前撤回了日隆镇。而彭晓龙的队伍已在幺妹峰驻扎了三个礼拜，上上下下运输了很多次，最终也在难点“珍珠项链”前放弃。
几乎没有人看好最后这支队伍。他们既没有孙斌队伍的轻装快速，也没有彭晓龙队伍的大量物资与持久战的决心。更重要的是，正如马一桦对这支终极探险队的判断，这支临时组建的七人小队内部也很不团结。在这支队伍里，李红学、徐老幺等五人与严冬冬、周鹏二人，两拨小团队之间暗暗较着劲。
从背负物资时起，竞争就开始了。“你怎么证明你行，证明你可以，大家一块较劲。比如背东西吧，我们两个背的不比谁差。”周鹏说。在这支队伍里，李红学的高山岩石经验丰富，但冰雪地形却是周鹏的强项。等队伍上到了冰川为主的路线上队长李红学让周鹏一路领攀。没想到周鹏早上不吃东西，也不喝水，一爬上冰壁，攀登速度飞快，高效地领攀了很长的距离直到打秃了几根新买的冰锥。
“周鹏技术好，袁老二和李红学有一点不喜欢周鹏，就让他多背一点东西,”徐老幺后来说,“周鹏什么都背了，背到二号营地上面就垮了。那天让周鹏修路，修上去下来，当天晚上就高反。”晚上，周鹏听见自己呼吸时，肺部还有水泡的声音，心知不妙。
早上起来后，严冬冬来到李红学的帐篷，告知周鹏得了急性肺水肿。高山肺水肿不可小觑，如果未及时治疗，短时间内就会丧命。李红学拿了地塞米松给周鹏服用，并带着严冬冬与袁老二，护送周鹏尽快下撤，同时其他人留在山上收拾装备。李红学等人半夜2点下撤到了日隆镇。
回到海拔3000米的镇上后，周鹏感觉好多了。几个人还吃了顿火锅。大家吃着喝着聊着，彼此熟悉起来。严冬冬和周鹏这时才分辨出，徐老幺和袁老二都是当地的协作，其他人是客户，李红学是向导，他在带人登山赚钱的同时，也在川西各地攀登未登峰。
“李红学当时过的生活，有点像是我理想中那样的。虽然还不太一样。”严冬冬后来说。经历了这次攀登，严冬冬意识到，原来传说中的幺妹峰“也就是这么回事，不是不能搞定”。幺妹峰的南壁中央路线成了严冬冬和周鹏的攀登目标。
等这支队伍从山上撤回镇子上，已是12月中旬了。四姑娘山的冰季就要来了。早在2001年冬天，美国登山者克雷格·鲁本(Craig Luebben)和中国登山者赵凯，开发了四姑娘山双桥沟的攀冰资源。此后，冬天就成了双桥沟一年四季中最热闹的时节。每年春节前后的几个礼拜，中国最顶尖的登山者都云集沟里。他们在白天攀冰、教徒授课，精进自己的攀爬技术，晚上围在一起喝酒、吃肉、吹牛。距这一年的冰季还有一个月时间,攀冰大军还没有进驻双桥沟，严冬冬和周鹏就先住在“老么一家”。徐老幺和这两名大学生熟悉起来。在徐老幺的印象中，严冬冬不太爱说话，一张口就讲一些书中的技术理论。而在么嫂的印象中，严冬冬不仅十分内向，还总是一个人叽里呱啦念叨着她听不太懂的话。有一次，么嫂悄悄地问周鹏，严冬冬是不是信基督教?周鹏说，你别管他，他正在念英语。
每天清晨，徐老幺载上严冬冬和周鹏，骑着摩托在空旷的山谷里飞驰，开往双桥沟里的各处冰瀑。这还是严冬冬和周鹏第一次在双桥沟攀冰。严冬冬已是冰场老手。周鹏在大学期间攀冰的机会屈指可数。可一到冰上，周鹏就展现出了他那所向披靡的攀冰天赋。两个人的攀爬能力高下立判。李红学是徐老幺心目中的攀冰好手，也是他用来衡量其他登山者水平的一把尺子。徐老幺总想把周鹏与李红学做比较。他半挑衅地对周鹏说，李红学把“牙签”那个冰瀑爬上去了，我也能上去，你是不是也可以。周鹏爬完下来说，这不是很难啊。徐老幺又带他们去了更高难度的冰瀑，周鹏二话不说也完成了。这下徐老幺彻底服了，由衷感叹道，真厉害，李红学就没上去。
这期间，徐老幺跟着严冬冬和周鹏也学到了不少技术。到了攀冰的最后一天，周鹏甚至完成了双桥沟里最难的冰壁“龙之涎”。严冬冬羡慕极了。
'我们俩这个组合就很奇怪，他这个攀爬天赋基本是最强的那一类，我是最烂的那一类,”严冬冬说，“在这方面，他和我完全是两个极端。
在沟里爬了一阵子之后，圣诞节那天，严冬冬和周鹏来到附近理县毕棚沟的半脊峰。这是他们当年“七峰连登”计划中的一座山峰。两个人从公路边出发，没有建立任何营地，直接冲向顶峰，登顶后再回到起点。这次一气呵成的攀登仅用了13小时39分钟。这是自由之魂第一次尝试搭档攀登，虽然只是一座技术难度不高的山峰。这对新成立的登山组合终于真正体验到了两个人搭档自由攀登的滋味--原来比之前想象的还要爽。严冬冬从未有过像周鹏这样一位合拍的搭档。这让他对自由之魂的组合充满了憧憬，这憧憬中也带着少许的不自信,“或许自由之魂注定大放光芒，又或许命运多舛，这就不是我目前所能预料的了”
距上次攀登幺妹峰不过才两个月的时间，严冬冬和周鹏重返幺妹峰，再度尝试南壁中央路线。此时二人已爬遍了京郊的冰瀑，彼此之间有了默契，经验和自信都已经大涨，“就仿佛孕育已久的花蕾终于有机会绽放开来一般”。这次依然由攀爬能力最强的周鹏领攀。他们远超上次的高度，逐渐逼近顶峰。在海拔5950米的地方，周鹏正在攀爬的冰挂突然断裂，连人带冰砸在下方的平台上。一大块冰砸在严冬冬的头盔上。严冬冬一声惨叫。好在两个人最后都没有大碍。他们抬头一看，周鹏的一支冰镐还留在上方的冰挂上。惊魂甫定之后，他们在距幺妹峰顶仅有300多米的地方下撤。他们的攀登季结束了，
回到北京之后，周鹏入职中国登山协会，跟着马欣祥博士在培训部工作。严冬冬则窝在平房里继续做翻译。
在过去的这个冰季，李红学的技术精进了不少，也随即完成了高难度的“龙之涎”冰壁。他还计划在夏季去法国霞穆尼小镇，感受纯正的阿尔卑斯式攀登风格。在许多人眼中，李红学是一名疯狂的登山者。他总是在勇敢与鲁莽的边缘试探，尝试在别人看来绝无可能的路线，并且对山峰充满了永无止境的渴望，就好像他创立终极探险的宗旨:“永无止境地探索大自然未知地域，并始终走在探险领域的前沿阵地。'终极’是指永远达不到终点的极限点。”
李红学和徐老幺又带人爬了一次双桥沟的玄武峰。玄武峰是前不久二人共同完成的一次首登。徐老幺还记得有次下山后，李红学望着对面的这座未登峰，想给它起个名字。李红学看着形似乌龟背的山体，问老么，是叫神龟峰，还是玄武峰?徐老幺不解道，神龟?哪里有龟的?李红学遂把这座山峰命名为玄武峰。玄武峰后来成了川西地区最经典的技术型山峰之一。
2009年5月，二人再次带客户从玄武峰下来后，李红学对徐老幺说，他过两天要和一名上海来的客户一起去爬四姑娘山里一座高难度的岩石型山峰，婆缪峰。徐老幺正忙着回去装修他的客栈，这次没有答应跟李红学一起上山。徐老幺还想着，等李红学下山以后，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他决定好了，答应加入终极探险，签了那份李红学一直想让他签的协议，成为终极探险的专属协作。
6月的一天晚上，徐老幺正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头发麻很冰凉冰凉(的感觉)”。突然，他的手机响了，是成都的朋友打来的。电话一接通，就听对方说，李红学出事了。
徐老幺跟着搜救队一起来到长坪沟的婆缪峰大本营。三十多人的搜救队，匆促地在山脚下扎下五六顶帐篷。徐老幺详细询问了和李红学一起爬婆缪峰的张或，山上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张或告诉徐老幺，6月27日这天，他和李红学一直爬到傍晚5点多，眼看离顶峰还很远，两个人决定下撤。晚上七八点钟，天黑了，他们找不到来时的路线。李红学在岩壁上打了颗岩钉，打了三分之二，好像就打不进去了。
“他们就有点冒险,”徐老幺清晰地记得张或的描述，“李红学就绑在岩钉上面。他测试了一下，没事。他先下去。他(张彧)这样子说的。下了七八米，岩钉就飞了。只听到鸣鸣叫了一下的声音，然后等到七八秒后，就听到下面'’的声音。张彧一动都不敢动，一直等到第二天一早。他从山上下来，遇到一名马夫，二人立即上报给了四姑娘山管理局。
稍有点登山经验的人都明白，这样的“失踪”可能意味着什么。徐老幺心情很差。他坐在婆缪峰下，闷了一口白酒，马上又呕出来了。么嫂得知李红学失踪的噩耗后，号大哭。邻居问她，出事的是外头登山的，又不是你的老公，你为啥子这么哭。么嫂说，你们就根本不晓得，李红学和我们这个感情是咋的。
李红学的女友把终极探险公司里能用得上的技术装备都带到了婆缪峰下。这些都是李红学用过的器材，如今被大家用来搜救李红学。她在山脚下铺了张毯子，每天跪在那里祷告，向她信仰的神灵祈求，保佑李红学平安归来。几批搜救的队伍在山上搜寻了三天三夜，没有找到李红学的踪迹。到了第四天，山里起了大雾，又下起雨。为保证搜救队自身的安全，众人决定放弃搜救。大家就地找些石头，把李红学曾经用过的头盔冰镐、登山杖等遗物堆在一起，垒成一个衣冠家。在这之后的十多年里，每一名路过婆缪峰山脚下的登山者，都能看见这处坟冢。
李红学的追思会在成都华西国际大厦的终极探险办公室举办。追思会由李红学的父亲和哥哥操办。几乎所有跟李红学打过交道的成都本地登山者都来了。在追思会现场，墙上挂满了李红学的登山照片，最上方挂着“深深追思优秀的登山探险者李红学”的横幅。大家献上鲜花，点上蜡烛，垂头默哀。众人回忆着与李红学有关的往事，一阵唏嘘感慨。第二天，另一场追思会在李红学的母校 --绵阳的西南科技大学举办。许多四川的山友都赶来了，就好像赶来见李红学的最后一面。
追思会一结束，李红学的父亲孙龙华、母亲李玉又回到了四姑娘山日隆镇。对于这两位老人来说，两场追思会虽然结束了，长达十余年的追思才刚刚开始。他们始终坚信:小儿子李红学根本没有遇难，他只是在山里迷路了而已。
李红学出事后，两位老人接到大儿子李宏宇打来的电话他们当时正在老家江苏宿迁。只听大儿子在电话里说，李红学在婆缪峰登山的时候失踪了。两位老人不知道婆缪峰在哪里他们以为，所谓的失踪，也只不过是儿子腿脚受了一点伤，遇到些困难。他们立即乘车到南京，再赶飞机到成都，和搜救队众人会合。李红学的女友给两位老人打来电话，担心他们有高原反应，不让他们进山。两位老人执意来到了日隆镇，也随队走进深山。几天后，当搜救队宣布搜救结束时，孙龙华和李玉决定自己继续寻找李红学。
他们在白纸上写道:
红学:
爸妈来婆缪峰找你，塑料袋里放吃的和打火机。我们有人在山上找你，如你看见人或听到人声，就把纸一张一张烧掉，或滚动石头。我们千方百计救你。
这样的白纸从婆缪峰山脚下，零落地散布在回日隆镇的几十公里路上。婆缪峰脚下的石头上涂满了这类内容的红字。李父和李母千方百计地寻觅儿子的一切下落。两位老人先在日隆镇三嫂客栈 --当年户外爱好者的聚集地 --住了几个月。三嫂客栈的墙壁上，也写满了寻找李红学下落的字迹。后来，他们于脆在日隆镇上租了房子，一住就是三年。两位老人也没有把李红学在华西国际大厦的办公室退掉。这间办公室又续租了三年。三年对他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都说父母去世，儿子要回家守孝三年,”李红学的父亲说，“最起码我们先等他三年。”
每天清晨，李父和李母从日隆镇的住处出发，沿着街道-直走到长坪沟，再徒步进长坪沟的深处，沿路挨家挨户打听。
每当听闻村民提及一丝不同寻常的线索，母亲都把它当作儿子还活着的证据，“他们(村民)讲话，好奇怪，怎么没看到成群的老鹰。按道理说，一个人万一……肯定有老鹰在他上面盘旋”。每当捕捉到四姑娘山地区荒野生存的传说，母亲都坚信儿子也会如此生存下来，“徐老幺女人的爸爸在山里失踪了好久，冬天就在那里面，打野兽吃。大雪封山。春天人家上山，又发现他，把他带出来，过一个冬天没死”
梦到李红学，母亲相信那是儿子在托梦。算卦有蹊跷，母亲相信定会有一线生机。一切不合理的解释都会变得合理，一切合理的解释都印证了之前的揣测。
“达维有一个男孩子也经常在婆缪峰的附近，后来就出事了，他家年年烧纸，到处烧香拜佛，结果几年以后带个女娃儿带个女朋友回来了。问他去哪里了，他说就在宝兴县那里打工，结婚了。”李红学的母亲说，“我和他爸爸心里面就没有觉得红学出问题，他还是在哪里结了婚、有了孩子，过自己的日子。想起我们一忙起来就算了”。
没有儿子的确切下落，李红学的一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终结。两位老人每一次得到的似是而非的消息，都是一次短暂的慰藉，也是长久的折磨。失踪比死亡更可怕。死亡的痛苦可以被消解，可以被发泄。失踪却同时剥夺了人们尽情快乐的能力与尽情悲伤的权利。李红学的失踪，消耗着两位老人余生中所有的信念、希望和喜乐。他们每次参加朋友家的婚礼宴会看到其他幸福的家庭，心里都很痛苦，在热闹的婚礼和寿宴上忍住不哭。“我们是很痛苦的，眼泪搁肚子里了，还不能流到外边去,”李红学的父亲说，“人家会笑你对不对?”
两位老人在日隆镇住了三年，前前后后共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搜救。前几次没有任何进展。第四次搜救时，在张或描述的出事地点下方129米处，徐老幺与郑朝辉组成的二人搜救小队发现了李红学的遗物:蓝色水壶、上升器、国旗、海拔手表主锁、一包岩钉、岩锤，以及一只右脚的攀岩鞋。“这时老么感觉很快就要找到人了,”郑朝辉在搜救报告中说,“他害怕突然发现凄惨的场面不敢领攀，换我向上攀登并仔细搜索每个岩缝和岩洞，只要能藏住人的基本都要看一遍。”
徐老幺看到了李红学的攀岩鞋，心里渗出一丝恐惧。他不敢再往上爬了。他对搭档说，鞋子在这儿，人可能就在台阶上面，你先上。搭档比徐老幺还害怕。两名登山者畏畏缩缩地爬一段、找一段，担惊受怕地搜到一处光滑的岩壁下，却没有更多的发现。再往上，海拔高度就超过了出事地点。他们结束了最后一次搜救。
郑朝辉在报告中分析，从遗物散落的事故现场来看，当时山难发生肯定比较惨烈，至于为何找不到人，大家猜测有几种可能:一是李红学出事后当场没死，挣扎着爬到某个缝隙里藏身，这次搜索遗漏了某个地方。二是翻滚起来滑出岩槽尽头的悬崖，掉在下方4750米海拔某处台阶的缝隙里(距发现水壶垂直高度约400米)，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李红学的父母在日隆镇住了三年之后，又继续住了两年最终回到了绵阳的家。他们住在西南科技大学青义校区的隔壁一栋六层小楼的二楼。自从当年大儿子考到了这所学校后，全家也从江苏搬到了绵阳。后来小儿子李红学也考到了这里。在李红学登山最狂热的时期，他想让父亲在五六十平米的楼顶打造一处小岩壁，再浇筑一小片冰壁。夏天岩，冬天攀冰。东边设计一排水景，面朝老家江苏的大海。西边放置几座假山，面对川西的群山。施工还未真正开始，李红学就出事了。如今李父想把整栋楼改造成李红学纪念馆，就叫红学馆。
李父和李母保存下了儿子所有的物品。他们还翻出了一张李红学生前和女友的合照。照片中，二人怀抱着一个小婴儿，但老人无法再跟李红学的女友确认小婴儿是谁。追思会后的某一天，李红学的女友突然消失了。或许她想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李父和李母还保存下了儿子从小到大所有的课本。在李红学的作文本中，有篇叫《人生》的小学作文，他曾用稚的字迹写道:“只要有理想、有毅力，我们就不怕生活道路的艰难坎坷，在长途跋涉中，绝不会落伍。让别人去做生活娇子(骄子)吧，我们的使命却永远是开拓。
严冬冬得知李红学的事故后，感慨不已,“去年么峰的事情，我跟周鹏是的的确确欠他很多的，我们之间有小的摩擦，本希望能找个机会冰释的。现在……”半年前，他们还在一起攀登。现如今，终极探险未完的幺妹峰南壁中央路线，已成为自由之魂的新目标。
最近这一阵，死亡的阴影一直在严冬冬的世界里挥之不去。在李红学出事之前，严冬冬和周鹏还参与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搜救行动。两名美国登山者迈卡(MicahDash)、乔尼(JonnyCopp)与摄影师韦德(Wade Johnson)在贡山域的爱德嘉峰失踪一个月了。四川当地派出了800余名官方与民间搜救人员，出动了130多辆车次。中登协动员了李宗利、次落、严冬冬、周鹏等实力强劲的登山者前去搜救，“登山双子星”李致新主席与王勇峰队长亲自坐镇。最终，搜救队在雪中挖出了乔尼与韦德的遗体，而迈卡却永远地留在了爱德嘉峰。
这次事故给几名参与搜救的青年登山者--李宗利、严冬冬、周鹏 --带来巨大的冲击。他们深度参与了一场山难搜救，亲自把遇难者的遗体抬下山。更重要的是，他们意识到，迈卡和乔尼已经是身经百战的高水平阿式攀登者了，如果他们都能遭遇不幸，那么很少有人能逃得过大山的审判。“再牛的登山高手也会死。”周鹏说。
爱德嘉峰搜救行动仅仅过了几周之后，李红学又在婆缪峰出事了。事故接连发生。严冬冬思考起登山与死亡的关系。他想起了曾翻译过的一段文字:攀登运动是一项本质上具有危险性的活动，可能导致严重受伤或死亡，参与攀登的人，必须清楚认识到这一点。严冬冬并不惧怕死亡。他承认登山运动会带来死亡的可能性，但并不会就此被动地接受，而是尽其所能去阻止事故的发生。一个月后，在得知国内高山向导多吉、美国攀岩高手约翰·巴卡尔(JohnBachar)接连遇难之后，他再次鼓舞自己，要想面对攀登中的死亡，只有用攀登本身来回应，“我只知道攀登不息，与恐惧的斗争就不会停止，攀登者可以控制恐惧，但是不可能消灭它。”他写道。
严冬冬或许可以抑制身体流露出的恐惧，但无法控制内心深处的梦魇。他开始做噩梦。早在火炬队的时候，周鹏就发现室友经常做噩梦。噩梦的主题还不太一样。如果严冬冬白天看了奇幻小说，晚上就会梦到书中的惊险情节。如果那一阵在山里，他在噩梦中就会遭遇落石、冲坠与雪崩。他经常睡着睡着“啊”的大喊一声，随即又沉睡过去。周鹏印象中最深的一次，也是严冬冬有史以来最震撼的一次噩梦经历，是在2009年5月当时他们二人在帮极度体验公司带队攀登雪宝顶。这天晚上队员们都在村里休息，第二天准备进山。大家并排睡在木板床上。严冬冬睡在最里面的角落中，紧挨着周鹏。半夜，严冬冬又做噩梦了，突然一声尖叫“啊啊啊啊啊啊 --”持续了很久。房间里二十来人全都被惊醒。院里的鸡鸭狗牛叫唤个不停。原本寂静的山村顿时热闹起来。几十名队员都很震惊，只有周鹏早已习惯。
“他的胆子就是很小,”周鹏说,“所以他要一个人去solo,一个人去山里。他要抗拒的、克服的就是这个。”严冬冬还跟周鹏说过，在清华登山队的时候，他为了训练自己的胆量，主动要求压队，心惊胆战地走在队伍最后面，故意把自己置于这利恐惧的环境中。
周鹏是严冬冬身边为数不多能与之倾诉内心的朋友。他们时常畅谈硬核的登山技术，也会把自己内心中最隐秘、最烦恼的事情讲给彼此。有一次，严冬冬对周鹏说，身边所有人都把自己当作天才和神童，他自己根本不这么想。他之所以能成为高考状元和英语学霸，完全是自己努力与刻苦的结果。比如，大家只看到了他的英语成绩与词汇量，却从未注意到他彻夜不眠地学习，在高中时期就背下了电子词典里所有的英文单词。每每此时，周鹏只能用自己童年下河游泳捉鱼的故事做交换。严冬冬听到这些，总会流露出羡慕的神情。他的童年是在北方的重工业城市里度过的，只知一味地学习，没有太多自然而童趣的时光。
少年时期苦学的英语也造就了现在的严冬冬。二度尝试幺妹峰失败后，他回到北京，又接了本《登山手册》的翻译。他还开通了搜狐博客。第一篇博文就整理出了自2004年以来翻译的十多本译作--虽然其中一小半因种种原因未能出版。他的翻译稿酬，以及给《户外》《山野》《户外探险》等杂志撰稿得来的稿费，加起来已经能勉强养活自己。期待许久的《极限登山》也马上就要出版。他意识到自己在出版界积累了足够多的人脉资源。翻译于他来说不再是赚个零花钱的手段。他转念一想，翻译是一件我喜欢做而又擅长做的事情，收人还算可以时间和方式又自由，为什么不把它干脆认作我的职业呢?
相对来说，周鹏的职业道路就稳定多了。周鹏加入了中登协培训部，跟着马欣祥博士设计登山培训的课程与框架。他的登山理论多了，登山实践却少了。周鹏搬到天坛南门附近。严冬冬从狭窄的阁楼搬到了周鹏原来的房间。他终于睡在了舒服的床上。只不过，床上还是没有床单被褥，只有他那条有点发臭的睡袋。
周鹏入职登协后，自由之魂的进阶之路暂时停滞了。对于严冬冬来说，这段时间恰好是弥补二人攀爬能力和身体条件巨大差距的好机会。无论是在幺妹峰还是半脊峰，始终都是周鹏在前面攻克难点。也许这种实力不平衡的搭档关系，让严冬冬在每次攀登中都少了些自主的乐趣与自由的快感。“我跟的比较多，我们两个人明显在精神上是不平等的,”严冬冬说，“所以我需要破除这种感觉。
2009年的下半年，严冬冬给自己安排了很多次弥补差距的机会。7月，他与何浪尝试攀登四姑娘山双桥沟的阿妣峰。这是严冬冬第一次完全主导的登山经历:他来选择攀登路线，他来领攀，他来决定行进的节奏。两个人爬得很狼狈，但经历了这次攀登后，严冬冬信心大增。9月，他报名参加了希夏邦马峰的商业登山活动。临行前，他在博客里兴奋地公布了圣山探险公司安排的登山日程。这将是他第一次作为客户参加商业登山活动，也是他的最后一次。
希夏邦马峰是最后一座被人类登顶且唯一一座完全坐落于中国境内的8000米山峰。1986年，被誉为“登山皇帝”的意大利登山家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Reinhold Messner)耗时11年，首度完攀了地球上所有14座8000米级山峰，也掀起了此后数十年来登山者们争相竞逐14座的热潮。这是一项极其艰难的挑战。在严冬冬报名参加希夏邦马峰商业登山队这一年，全球完成14座并且活下来的登山者，只有不到20人，而身于14座的登山者已多达400人。然而，超高的死亡率只会让绝大多数登山者更加垂涎14座的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完成14座的登山家大多依靠自身的能力，通过无氧、开辟新路线、独、阿式攀登、冬季攀登等颇有开创性的风格完成了一座座8000米山峰。而后来加人“14座俱乐部”的现代登山者大多通过报名商业登山队伍，背着氧气瓶，沿着提前修通好的传统路线，在夏尔巴或藏族向导协作下，推着上升器，一步步迈向顶峰。虽然14座8000米山峰的高度基本没有变化，但人们攀登它们的方式、难度与初衷却迥然不同了。尽管如此，字面意义上的“14座”还是吸引了众多登山者。严冬冬作为火炬手登顶珠峰后，也想成为14座俱乐部中的一员。希夏邦马峰则是这场征途的第二步。
严冬冬刚摆脱了穷学生的身份，但高昂的报名费用还是成为他加入这支队伍的最大阻力。圣山探险公司给出的4万元报价已经是谈判后的最底价。严冬冬根本负担不起。他只能想办法各处借钱、拉赞助，最后才勉强把钱凑齐，加入了这支六名客户组成的队伍。同在这一支希夏邦马队伍里的，还有北大山鹰社的前队员孙斌和李兰。
李兰是国内少有的女性硬核登山者，也许还是当时唯-的一位。寸头短发令她的外表看起来就像个假小子。这与她细声细语的嗓音、柔软敏感的心思完全不相符。像严冬冬、孙斌、周鹏等大部分从社团走出来的骨干分子，每每回忆大学登山社团的时光，总是美好而富有青春活力的，而李兰在北大山鹰社的时光却是复杂伤感的。1999年，山鹰社组织了一次全女子登山队，攀登四川的雪宝顶。队员周慧霞在冲顶过程中不幸滑坠遇难。刚上大二的队员李兰见证了这起山难。2002年，北大山鹰社在希夏邦马西峰遭遇雪崩，五名队员遇难。李兰又是队里的幸存者。这场震惊世界的山难，令全国所有的父母从此谈“登山”色变，也给这位姑娘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毕业以后，李兰继续登山、攀岩，参加登山培训，做攀岩比赛裁判，给户外杂志撰稿。在同班同学都已朝九晚五工作、结婚生子的时候，她的一生却与登山这件事难解难分。如果不是孙斌打来的那通电话，她或许再也不会重返希夏邦马峰。
如今，孙斌成了北面(The NorthFace)签约运动员。他的创业公司“巅峰探游”逐步走上正轨，并多次带客户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徒步南北极点，即“7+2”。“7+2”的产品客单价极高，却丝毫不妨碍它成为企业家们最钟爱的户外旅游项目。孙斌也从登山者转型成为管理者。他不再频繁在雪山上死磕攀登的线路，而是坐在位于尼奥户外广场的办公室里筹谋商业上的思路。
这次希夏邦马峰登山活动，就是孙斌公司策划的重要项目他们要拍一部关于希夏邦马峰山难的登山纪录片。电影内容正如简介中写到的那样:在2009年，李兰和朋友们以纪念的方式登顶希夏邦马峰，彻底走出了心灵的困境。李兰是电影的主角，李兰的心灵变化是电影的主线。李兰必不可少。孙斌给昔日的老队友打去电话，李兰没有理由拒绝。
在希夏邦马峰脚下，严冬冬与孙斌再次碰面。二人聊起了两年来各自生活的改变，谈起如何在恶劣的社会大环境中，坚持自己的理想。“他那种极致的甚至有些偏执的执着让我非常受震动,”孙斌回忆，“同时也有些担心，毕竟如此纯粹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无疑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道路将会充满坎坷。”
最终，在中国最强大的喜马拉雅式登山团队的辅助下，孙斌、李兰、严冬冬在晨光熹微中顺利登顶了希夏邦马峰。在影片中，孙斌的公司完成了一次了不起的策划项目，严冬冬向着14座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李兰站在顶峰流下了泪水，与过往的伤痛记忆和解。可现实并没有电影这般美好。一年后，孙斌的公司资金链断裂，岌岌可危。严冬冬从此断绝了14座的念头。至于李兰，在希夏邦马峰与严冬冬相识后，只是她另一次伤痛的开始。
在《巅峰记忆》的登顶气氛中，李兰在影片中念了一段精彩的独白:“我们走进了山的内心，触摸了顶峰之上的天空，这空不是虚无，而是无边无际的自由，是所有攀登过的人们，都会向往的、可能付出生命代价的--自由。”严冬冬在攀登希夏邦马峰的时候，却感受不到这种自由。“他在攀登过程中，觉得自由是被限制的。”孙斌说。
严冬冬原本期待，作为交钱的登山客户，对登山日程和登路线多少总会有一点发言权。没想到，诞生于西藏登协体制内的“圣山探险公司”，在攀登日程、行进安排和登路线规划上十分死板。他们只想完成一次成功的登顶。若果真是如此，倒也还好。这支队伍登顶了希夏邦马中央峰(海拔8012米)之后，圣山公司就地宣布成功登顶，距真顶(希夏邦马东峰，海拔8027米)剩下那十几米的高差没有修路绳，不登也无所谓。然而，十几米的高差对严冬冬、对国际登山惯例与登山精神来说很重要。严冬冬坚持认为，既然8012米的“中央峰”离真正的顶峰还有如此之长的距离，那么这样的结果肯定不能算是真正的“登顶”。
严冬冬站在假顶上，望着那看似近在咫尺的希夏邦马峰真顶，离顶峰还有一段距离的山脊，却必须听命于登山公司的决定。在那一刻，他深感无力与无奈。
严冬冬在本就拮据的生活中，东拼西凑出了巨额报名费最后却遗憾地止步于此。这一度令他愤愤不平。他毒辣地讽刺道，希夏邦马之行浪费了他大量的钱和时间，换来的则是对商业登山的深刻认知，姑且还算够本儿吧。严冬冬决定从此不再参加任何形式的商业登山活动。他认为商业登山不是登山，而是登山旅游。两年前定下的“14座”目标，陡然间也变得索然无味。
“至于之前所想的靠传统路线、路绳和别人的脚印去搞14座，在真正弄懂了自己想要的登山是什么样子之后，就变得非常没有意义,”严冬冬写道,“过去对自己说的'14座’更多只是一个空虚时聊以寄托的口号而已。”
对于严冬冬而言，只有用阿式攀登风格完成一座未登峰,或是开辟一条新路线，才能享受到登山过程中酣畅的自由感。从希夏邦马下山后，他马不停蹄地赶往西藏的羊八井地区，继续攀登下一座山峰。在孙斌以往的经验中，通常登山者登个8000米下来，肯定要吃点好的，腐败一下，没想到严冬冬刚回到拉萨，第二天就进山了。“当时我还是蛮震惊的，这个人好历害，内心比我强大。”孙斌感叹道。
严冬冬匆匆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邀约。他与一名世界顶级登山家约好了一起探索念青唐古拉山。这注定是一次醍醐灌顶脱胎换骨的经历。他所学到的一切规则都将被打破。也正是日后成就他的这些理念，又把他推向了更深的深渊。
2010年代初的那几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物理系的研究生大多会在校园理工楼里碰见这样一位奇怪的外国教授。无论是在庄重的典礼上，还是在台上讲课，他总是穿着一件朴素的白衬衫，衬衫的下摆掖进卡其色的西裤里。他那似笑非笑的脸颊上，时而会染上些高原红。红色的肌肤里透着些许的神秘与罕见的刚毅。任何一名学生，多少会期待这位剑桥本科毕业、拿了麻省理工博士学位的英国研究生导师，口吐正宗的伦敦音:然而这名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一开口就是山东方言般的苏格兰腔英语。
从任何一方面来看，布鲁斯·诺曼德(BruceNormand)都像极了电影中常见的天才科学家:有着极其傲人的历--被哈佛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东京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在量子物理、超导理论、凝聚态物理等高深莫测的学科上，引领着国际学术界的前沿;他的思考方式冷静、理性得堪称严酷;他有一点点固执固执中还有一点点可爱。只是布鲁斯的生活并不像那些科学家那样单调。在大学授课之余的两三个月空闲时间里，布鲁斯褪下他的学者身份，优雅地对科学家同行道声再见，便换上冲锋衣，戴上头盔，手持冰镐，走入中国西部的无人之境。他追求的并不仅仅是学术意义上的高峰，还有真实世界里险峻而壮美的高峰。
20世纪80年代末，布鲁斯在大学期间就已开始岩、攀冰，攀爬北美的一些经典山峰。毕业后，他辗转日本东京大学、瑞士巴塞尔大学等地任教。在象牙塔里搞科研的同时，他也开始了远征生涯:北美的阿拉斯加山域，南美的科迪勒拉山系，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脉，巴基斯坦的喀喇昆仑山脉，中国的西藏与新疆……地球各大版块里都有他攀登过的高山。
布鲁斯是名副其实的阿式攀登者。他很少采用守旧的喜马拉雅风格围攻山峰，也不会在山体上留下岩锥或路绳。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和一两名固定搭档(凯尔·登普斯特[KyleDempster]、杰德·布朗[Jed Brown]或盖伊·麦肯农[GuyMckinnon】)组成小规模团队，走人地球上最雄壮的山脉深处，迈向人类从未涉足的荒蛮之地。他们或是轻装快速爬上未登峰的山顶，睥睨四周的广袤群山，或是在山峰上开辟一条新的线路，把人类在严酷环境中的生存意志推向极致。布鲁斯也尝试过攀登8000米极高峰。他曾无氧登顶了世界第二高峰、14座中最难的乔戈里峰。但他更渴望探索的还是海拔六七千米的未登峰。那是在高度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地图上尚未明晰的空白之地。
2008年12月，布鲁斯来到了中国，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他的攀登活动也转移到了中国的西部。饶是他熟练掌握了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等语言，但实在搞不懂中文，也搞不清似是而非的中国地方政策。幸好他身边还有孟春。孟春是一名儒雅的商人，也是一名狂热的户外爱好者。他还是一家西班牙户外鞋靴品牌的中国代理商，而布鲁斯则是这家品牌的签约运动员。布鲁斯每次去登山之前，大多会到孟春的办公室里领装备。用布鲁斯的话说，“孟春是我在国内最大的supporter”。
孟春还记得，布鲁斯刚来北京工作时，执意要买件白衬衫一点花纹都没有的那种。布鲁斯说，我都已经做好功课了，白衬衫在中国只要40元。孟春心想，白衬衫都是我们小时候系红领巾的那个年代才穿的，现在去哪儿才能买到那种白衬衫，还是一点图案或暗纹都没有的那种。孟春和老婆开车带着布鲁斯转了整整一下午，寻遍了北京动物园门口的街边摊位，终于找到了一家店还在卖这种土里土气的白衬衫。布鲁斯最后不情不愿地买下了，只因为衬衫上还是有一点图案，而且比预算多了10块钱。
孟春很快发现，布鲁斯的自尊心很强，与他相处时要小心翼翼，偶尔要顾及他的面子。孟春还给布鲁斯起了个中文的外号，叫老布。渐渐地，老布的外号和传奇故事在北京登山圈都传开了。有一天，布鲁斯严肃地跟孟春说，我听说你给我起了个外号闶得，叫Old Bruce。
孟春赶紧跟他解释，“老”在中文语境中没有任何贬义，而是一种亲切的表达。
布鲁斯说，不用解释，我都已经研究过了，“老”就是OldBrother的意思，那从现在开始就叫我老布，还是布鲁斯?
孟春说，老布。
老布说，OK。
这一年，老布和搭档从新疆乌鲁木齐驾车开了1000公里来到伊犁的昭苏县，沿着夏特古道，徒步翻越垭口，深人新疆的天山。天山是中亚地区最广袤的一条山脉。它西起哈萨克斯坦，横跨2000多公里直至中国新疆的哈密。老布惊奇地发现，“这里简直是登山探险者梦寐以求的天堂。整片广阔的山区从未有攀登者涉足，到处都是未登峰与无人探索过的冰川”。在这片群山最中央，雪莲西峰、北峰、东北峰、东峰、南峰等五座宏伟的卫峰如花瓣状拥护着雪莲主峰。在小一个月的侦查与攀登中，他们登顶了这片山域以东的雅纳麦克斯峰(海拔6332米)与苏力马峰(海拔5380米)。
一年后，老布和搭档重返这片被誉为“天山之心”的雪莲山域。在一个月里，老布等人先登顶了雪莲北峰、雅纳麦克斯二峰等两座未登峰。热身之后，他们把最终目标锁定在整片山域最宏伟的、高差达2700米的雪莲西峰北壁。先后经历了冻伤、暴雪、冰雹、雷暴、狂风之后，老布等人终于站在了海拔6422米的雪莲西峰(白玉峰)上。登顶后，他们一路下撤，连夜出山，70个小时后，火速赶回了乌鲁木齐。“就算我们刚刚抢了一家银行，也不太可能撤得比这还快了。”老布在攀登报告中写道。他们其实还能更快，如果他们没有把大本营附近堆积成山的垃圾运走的话--那些都是号称热爱户外的徒步者们丢弃在那里的。老布等人把这次史诗级的攀登路线命名为“TheGreat White Jade Heist”。字面意思是“白玉峰大劫案”。严冬冬在翻译这篇攀登报告时，把它翻译成一个更朴素的名字“白玉之路”。
老布与搭档的这次惊世骇俗的攀登，获得了2010年金冰镐奖的最佳技术攀登奖。金冰镐奖是登山界含金量最高的奖项，很多人用“登山界的奥斯卡”来形容金冰镐，但对于许多致力于阿式攀登风格的登山者来说，不如用金冰镐来形容奥斯卡更为贴切，更接近一门艺术的终极表达形式。任何一名阿式攀登者一生只要获得过一次金冰镐奖，便是对其攀登生涯的终极肯定。金冰镐是阿式攀登者们心中的圣杯，登山名人堂的入场券万众瞩目的登山竞技场的正中央。在金冰镐领奖台的中央，老布依旧穿着那套白衬衫、卡其色西裤，与几名搭档兴奋地捧起金冰镐的奖杯 --一支木柄、镀金镐头的复古冰镐。
在中国大地上，虽然国际顶级登山家们上演了十余次金冰镐奖级别的攀登，却还没有中国登山者获得过这项殊荣。中国官方通过喜马拉雅式的登山活动，来获得更多的政治影响力，而中国民间的登山爱好者，则通过商业登山来获得高海拔登的体验。这些都不符合金冰镐奖的要素，甚至都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攀登。
在编译这篇名为《白玉之路》的攀登报告时，严冬冬在文章结尾处写道:“我要再度回顾开篇对'伟大’登的定义，高难度、长距离新路线、对未知地区的探索，以及最纯粹的阿尔卑斯风格。这也符合金冰镐奖评选纲领，后者着重考虑的主要是攀登风格，路线的挑战性、开创性，对山区及其周围环境的尊重等几个方面。”在打消了“14座”的念头之后，完成一次“金冰镐”式的伟大攀登成了严冬冬新的登山目标。
严冬冬慕名老布许久。老布从新疆雪莲峰回来后，在孟春的介绍下，两个人终于才见上一面。孟春把老布和严冬冬约在一家饭馆。两名学霸型人格的登山者相见后，开始用英语谈起来。严冬冬似乎很习惯这种苏格兰口音的英语，而孟春英语再好，也插不进两人的谈话。
在老布的初印象中，严冬冬是一名热情洋溢、英语流利深谙西方文化的年轻人。每当遇到这样对登山充满热情的后辈老布都觉得有责任把自己领悟到的登山精神传承下去。
“当他们充满热情、变得强大、获得这些技能时，终有一天会取代你,”老布说，“我不想发现，那个想取代我的人，还不如我一半厉害。我希望取代我的人，比我强一倍……对我来说，严冬冬只是另一个充满热情、想要学习的人，他理应变得更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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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很快就约好了第一次搭档攀登。初次搭档，老布并不了解严冬冬的真实攀登水平，不确定要带他爬什么难度的路线。他们最后选择了西藏念青唐古拉山的几座未登峰。老布心里清楚，西念青唐古拉山相对干燥，雪线高达海拔5500米，冰川相对平缓，这里几乎是中国最简单的空白山城。这是带“初学者”提高的好地方。
严冬冬从希夏邦马峰下来后，和老布、老布的老搭档盖伊·麦肯农在拉萨会合，直奔念青唐古拉山。三个人在这片山域的最深处建立了大本营。在大本营闲聊时，老布和盖伊讲他们在雪莲峰的攀登，严冬冬聊他在珠峰火炬队的经历，以及在希夏邦马峰攀登时的不自由感。严冬冬把老布当作登山界传说中的人物。然而在老布看来，即便他的这名崇拜者登顶过珠峰和希夏邦马峰的假顶，还有几次不成功的技术型山峰，以及没有技术难度的半脊峰，这样的攀登经历也基本上等同于零。“如果能爬50度的雪坡，对我来说就够了,”老布说，“这家伙至少爬过希夏邦马峰和珠峰，在我看来，他至少知道自己该在雪坡上做什么。”
在攀登过程中，严冬冬的攀爬能力果然没有让老布“失望”。老布在某一瞬间可能都有点同情周鹏。即便是在最简单的技术地形上，严冬冬暴露出的极差的协调性与平衡感，也让老布大跌眼镜。“他可以刻苦训练，也可以练得更加强壮，但他的技术真的很差。”老布说。但老布也很顾及这名年轻人的面子，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些问题。他认为搭档周鹏更有资格指出这一点，而严冬冬自己也应该有自知之明。他们在念青西驻扎了12天，攀登了5座未登峰(老布不知严冬冬是否知道，其中几座早在十年前就已被其他国家的登山者登顶了)。在老布看来，前四座山峰走着走着就可以上去，只有最后一座山峰还有一点乐趣。
对于严冬冬来说，这12天的精彩攀登简直大开眼界。他终于见识到了世界级的登山者在山上是什么样子，见识到了原来登山探险可以是在一片山区中间扎下大本营，把周围的山头扫荡一遍，可以从高难度的壁面路线登顶，再从相对平缓的山脊下山;可以下午2点去冲顶，傍晚7点多登顶，深夜1点多回到营地，完全不考虑所谓的关门时间。
日后，严冬冬时常与朋友兴奋地聊起这次攀登。他也总是不吝于文字，在博客文章中回顾这段难忘的成长经历:“Bruce在攀登方面的认识和境界极大地影响了我，尽管要达到甚或超过这样的境界尚需时日，但至少让我有了一段时间内努力的方向，或者说模仿的榜样。”
2009年下半年以来，经历了阿妣峰、希夏邦马峰和念青唐古拉山的几次攀登之后，严冬冬信心暴增。他相信即便攀爬能力上仍不如周鹏，“但至少在主动性上，我们终于可以对等了”在山里的最后几天，严冬冬对老布说，他和周鹏以后就要用这种方式，探索更多的山峰。严冬冬出山后，直接从拉萨赶去四川，周鹏也跟中登协请好了假。这对搭档约好在成都碰头。自由之魂将第三次挑战幺妹峰。
在中登协这段时间，周鹏也精进不少。在马博士的理论框架下，周鹏以往那些零零散散的登山知识被归纳重组，变得更加系统，更加有的放矢。这对搭档无意间弥补了彼此的短板。严冬冬羡慕周鹏强大的攀爬能力和心理素质，而周鹏欣赏严冬冬在线路下的推动作用。在一次杂志采访中，周鹏如此评价二人的组合:
“冬冬在思想上永远都走在我前面，我会去跟他的思想节拍;技术上我比他稍好;体能上他比我能耗，我的爆发力比他强;山下他的冲劲大，山上我的冲劲大;山下他的执着比我强，路线上我的忍耐比他强，城里他的方向感比我强，山里我比他强……”
然而登山终究是一门实践的艺术。周鹏每次想出去登山，都要经过登协烦琐的审批程序。幸好有马哥在上面兜着，否则他只能永远坐在办公室里搞研究。当年马欣祥邀请周鹏加入中登协时，也一并邀请了他的搭档。马欣祥想让严冬冬在登协浩大的资料库里整理史料。周鹏觉得都没必要问搭档。当这个问题问出口的一刹那，严冬冬的回应全部都写在了脸上。他宁愿过上一段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日子，也抗拒进入登协和体制内工作，究其缘由，与其说是少了出去登山的机会，不如说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与妥协。
“我刚毕业的时候，首先下定决心是绝对不去中登协的。虽然是后来进入火炬队之后，才意识到这个决定有多么正确,”严冬冬说，“如果我刚毕业就去了马哥那里，我形成了一种习惯的生活套路，那么(从中)挣脱出来需要的能力，是我当时所不具备的。”
这次自由之魂准备三度冲击幺妹峰，周鹏为了去登山也煞费苦心。马欣祥再三向上级保证，万一出事，愿意为此承担全部责任，这才罩住了周鹏，放他去了四川。
2009年11月，严冬冬和周鹏第三次来到四姑娘山，带着空前的自信与决心。除了他们自己，国内没有人相信这两位无名的小辈能登顶幺妹峰。单单是尝试攀登幺妹峰的想法，就足以冒犯到网络论坛上的“键盘登山家”。
在中国最大的户外论坛8264上，《山野》杂志的一篇严冬冬人物专访《登山80后》，正被网友们讨论得沸沸扬扬。文章中的一句话--“下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我就和周鹏把么妹给办了……上次的攀登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经验，么妹没有传说中的那么难，要登顶不是难事。”--虽然后来被严冬冬否认是其原话，但还是招来了网友们的嘲讽。有网友恶毒地说:“看看是你把山办了，还是山把你办了。”“人家说了，幺妹峰没有传说的那么难。看来老马和曾山是在故弄玄虚?”还有人挖苦道:“如果真像文中所说那样，前人的都不行，要自己搞，那什么，估计幺妹峰就是归宿呢。”或是说:“真像文中所言，前人走的路都没技术含量，那你再上幺妹时，切记开辟一条新路哦……”
这一年秋天，曾经围战四姑娘山的三支队伍变成了四支。这是幺妹峰攀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盛况。彭晓龙正当壮年，锐气十足。前不久他刚把“沙木尼户外”更名为“蜀山探险”，坚持探索未登峰、推崇阿式攀登，在川内的影响力仅次于上一个时代的刃脊探险。这一次，他决定独攀幺妹峰。这在其他登山者看来，与其说是自信，不如说是自负。彭晓龙去年(2008年)的队员郑朝辉另组建了一支队伍。孙斌再度尝试幺妹峰，并与刚从CMDI毕业的学员罗彪、迪力夏提、李宗利等人搭档。去年李红学队伍中的两名青涩小伙子，已经成长为野心勃勃的后起之秀，他们要继续完成终极探险的遗志--幺妹峰的南壁中央路线。
严冬冬与孙斌在山下再次相遇了。二人每次见面，严冬冬都进步一点点。如今，他已形成一套相对自治的攀登理念。孙斌还记得，严冬冬从念青唐古拉山攀登回来后，他们曾就一个技术问题争执不下。比如，他坚持认为，雪山上的冰川地形是可以独自通过的。孙斌强调，在冰川上的裂缝区不能独自通过如果掉进去暗裂缝，求生的机会渺茫。
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些意见不统一的,”孙斌说，“我那时候算是他前辈、老师，对吧，我觉得他的一些观点有点激进。”
这其实是个技术问题，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在高海拔攀登中，登山者为防止发生滑坠或掉进裂缝，几名队员在危险地形上往往会用绳索结组在一起行进。当一名队员发生意外时其余的队员会用滑坠制动、滑轮救援等技术，救出身陷险境的队员。在这次幺妹峰攀登之前，严冬冬和周鹏讨论过，以后在裂缝明显的冰川地形，为了加快行进效率，二人能不结组就不结组行进。只有观察到有暗裂缝出现后，二人才会选择结组在轻装快速的阿式攀登中，更高效也就意味着更安全。速度与安全始终是一对此消彼长的矛盾，正如严冬冬后来在《安全与速度》一文中写道:“如果某种做法需要牺牲安全性换取速度，或是牺牲速度换取安全性，究竟是不是应该采用这种做法，就需要你的判断和权衡了。”
幺妹峰脚下的四支队伍都有各自的攀登风格、攀登周期和攀登路线。郑朝辉的队伍最先败退，他们止步于海拔5600米。彭晓龙孤身一人，沿着幺妹峰有史以来唯一一次独攀登顶纪录的路线--1994年，美国登山家查利·福勒(CharlieFowler)从南壁直上转东南山脊，独攀登顶幺妹峰--攀登至海拔5800米。遗憾的是，彭晓龙在攀登过程中不幸被落石击中，受伤下撤。幺妹峰南壁脚下的山谷里，最后只剩了下孙斌等人和自由之魂两支队伍。
严冬冬和周鹏刚从营地出发一个多小时，就发现了孙斌队伍留下的白色绳子。严冬冬二人抬头仰望，果然瞧见了左上方人影晃动，还依稀听见了孙斌等人说话的声音。两支队伍同步向上攀登，等自由之魂攀登到了海拔5500米冰岩混合的难点处上方的队伍已消失在视线中。
在攀登过程中，技术强悍的周鹏依然在前方攻克难点，偶尔在行进间保护时，严冬冬才会在前面领攀。当天晚上，二人露宿在海拔5700米的营地，打了四枚机械塞和一根冰锥，把自己的身体与幺妹峰的山体固定在一起。第二天早上6点出发后他们很快来到了上次5900多米周鹏冲坠的地方。他们不敢靠近这里，绕过了这一处危险地带。绕过这里之后，雪坡反而更好攀爬。周鹏在上方攀登，越爬越兴奋。顶峰近在咫尺。
他们来到顶峰下方，换成严冬冬领攀。严冬冬看着头顶上方的悬冰川，突然想起《极限登山》里往雪檐里钻的描述，于是也学着钻进冰柱与冰川之间的空洞，开始朝上方刨雪，想要从雪檐中间钻上去。以周鹏的下方角度观察，这条路线明显行不通，甚至还很危险。他尝试说服严冬冬，但他的搭档根本不理会。周鹏咆哮着把严冬冬从冰洞里叫出来。巨大的冰川高悬在二人上方，周鹏看出来搭档在这种暴露地形中的恐惧，于是换成周鹏在前面开路。二人爬上靠近顶峰的西南山脊，视野忽然开阔，一股猛烈的狂风骤然来袭。严冬冬和周鹏望到远处的孙斌等人，他们也在下方的营地里观察着严冬冬和周鹏。
孙斌的队伍在距顶峰200多米的地方遭遇猛烈的狂风，被迫放弃冲顶。孙斌认为，当时他们的策略有些问题，以至于爬到上面的时候“人都已经被吹绿了”。周鹏和严冬冬继续向上攀登。此时已是傍晚6点。严冬冬刚从老布那里学来的“无视关门时间”的理念，此刻终于发挥了作用。这对搭档信心十足。眼看着头顶上的天空从蔚蓝变成靛蓝，再变成淡淡的粉色。周鹏翻上一处冰壁，顶峰就在上方。他猛然间一抬头，心凉了一大截。前方出现了三座顶峰。
从幺妹峰最经典的东南视角观察，四姑娘山主峰的山顶状如钻石晶体般尖锐。只有爬到快接近顶峰的位置，才能近距离观察到，东南视角望到的幺妹峰南尖顶背后，还隐藏着差不多高的中央顶和北尖顶。周鹏和严冬冬爬到了海拔6200米，距顶峰只有50米的高度，无法立即分辨出最高的顶峰是哪一座。他们所在的那座顶峰和中间的顶峰连成一个巨大的V字形。事已至此，这两名年轻的阿式攀登者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在黄昏中爬向最近的顶峰。
11月26日傍晚6点10分，严冬冬和周鹏登顶了幺妹峰的南尖顶。周鹏掏出手机，GPS显示这处顶峰的海拔高度是6247米，他把手机放回冲锋裤里时，手机却不小心掉向了幺妹峰的北壁。二人兴奋得毫不关心手机的去向，继续拿出赞助商的旗子拍照。
这时，他们才抽出一点点精力欣赏周围的风景。严冬冬后来回忆这划时代的一刻:“周遭的景色令人目不暇接。俯瞰四周的群山，突然间，它们显得那么低矮，那么遥远，犹如远方的海浪。我们才发现，我们一直都无暇顾及它们的存在。自从早上离开营地后，我们就完全沉浸在攀登的过程中。这是我们首次开辟的新路线，就以我们登山组合的名字，命名它为'自由之魂’(The Free Spirits).”
这两名25岁的年轻人不仅在幺妹峰南壁开辟了一条新路线，还开创了中国阿式攀登的新时代。
下撤之路有惊无险。周鹏在狂风中试着倒攀，严冬冬在一旁光看着都觉得心惊胆战。周鹏一路往下爬，嘴里一边叫骂着“Fuck”。二人从顶峰撤到山脊，再翻回南壁，从北方吹来的风被幺妹峰山体阻挡住，风力骤减。世界安静了下来。
他们看了下手表，晚上8点多了。二人轮流在黑夜中挖出一个雪洞，烧雪，化水，冲点热汤，吃点干果。两个人钻进雪洞里，不停地颤抖，怎么都暖和不过来。尤其是膝盖和双脚。他们没有睡袋，只能依靠在一起互相取暖。他们并排躺下，在半睡半醒之间，不停地寻找舒服的睡姿，又总是睡不踏实。他们无数次睁开眼睛，无数次看到外面依旧是黑夜，便安慰自己，离日出的时间又近了一点。他们在寒冷中熬了一夜，直到雪洞外面的冰柱被太阳照亮。严冬冬和周鹏在雪洞中醒来，收拾好装备，爬下山去。
'自由之魂”在中国登山界炸开了锅。这是幺妹峰登山史上，第一次有中国队伍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站在了幺妹峰的山顶上。一年前，马一桦曾断言，中国登山者目前还没有能力完成幺妹峰南壁的中央路线，更没有能力用阿式风格登顶幺妹峰。一年后，这两位寂寂无闻的青年，就用行动回应了前辈的论调，一夜之间成了登山界的新星。
曾在户外论坛上讥讽过严冬冬和周鹏的人们，如今成了他们最忠实的拥趸。这些寄居在网络世界的登山者们万万不会想到，在众多登山高手纷纷失利的时候，严冬冬和周鹏竟然突出重围，登顶幺妹峰。在网络上沉寂多年的马一桦也在论坛上遥相祝贺，并打消了严冬冬和周鹏心中的犹疑。“恭喜冬冬，马一桦写道，“从你的照片看与我们当年登的是同一个顶。唯有这名在民间登山界影响力非凡的老前辈、第一位站在幺妹峰顶的中国登山者，才能证实“自由之魂”登顶了幺妹峰的真顶。
严冬冬后来把几次幺妹峰攀登的经历，整合成一篇精彩的文章，发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登山杂志A1pinist上。他在文中饱含深情地写道:“我们非常难过。我们无法亲自感谢李红学，感谢他一年之前，那次令我们大开眼界的探险。那年6月，他在附近的婆缪峰下降时，打的一枚挂片被拉爆了。他坠落了数百米跌到布满裂缝的冰川上。他的遗体至今下落不明，但许许多多像我一样的人永远不会忘记，每当他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甚至胆大包天的计划时，他脸上浮现出的那种近乎孩子般的严肃表情。”
登山故事可以饱含深情，但攀登报告必须理性克制。严冬冬用中英文写了两版攀登报告，分别发在中国的《山野》杂志，以及世界最权威的登山刊物《美国高山年鉴》(American AlpineJournal)上。国际登山界惊喜地发现，中国登山者也有能力用阿尔卑斯式的攀登风格，在高山上完成大型的技术路线。自由之魂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高的登山成就之一。之后，他又趁着势头在这本权威刊物上发表了《自由登山》(“Free Mountaineering”)一文，向国际登山界介绍中国阿式攀登短暂且伤感的发展。
严冬冬不仅用攀登重新书写了中国登山的历史，还讲述了中国官方登山背后鲜有人关注的民间登山历史，并向世界输出中国阿式攀登者的声音。或许，我们应该调整下措辞。严冬冬认为，像他这样的中国登山者，更应该叫“自由登山者/自由攀登者”。他在《自由登山》一文中如此阐述这一新名词的含义一
“我先来定义下本文中使用的'自由登山’一词。它所指代的登山，既没有任何官僚与机构，也不存在登山向导和客户只有那些真正想去登山的人。他们在团队的地位中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对自己负责。我曾考虑过使用'阿式登’这个术语，但这并不是关于登山风格的讨论，而是关于登山者的精神。-名自由的登山者，不会为国家荣誉或其他崇高的目标，也不会为个人利益而登山。他是一名准备依靠自身的能力，去应对登山中的压力与危险，并准备好直面其后果的人(因此我将商业登山客户排除在此定义之外)。我认为这是一个专门针对中国语境下的术语，因为再没有其他国家的登山界有必要做此阐明。”
严冬冬自称的“自由登山者”(Free Mountaineer)，几乎等同于当时国内登山界流传更广的“自由攀登者”(FreeClimber)概念。狭义上的“自由攀登”(Free Climb)，指在攀登过程中,不借助任何器械之力，单纯依靠登山者自身的能力完成一条攀登路线。在这种情况下，安全带、绳索等技术器材只能被用作保护攀登者，却不能当作借力攀爬的工具。但广义上的自由攀登精神，更接近一种哲学、一种生活的态度。
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历史与国情造就了许多独具时代印记的攀登群体。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从“垮掉的一代”中走出的美国岩棍(Dirtbag)崇尚自由，摒弃物质享受，在路上流浪攀登。在60年代之前，活跃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夏尔巴族群中的佼佼者，被称为“雪山之虎”。70年代的美国嬉皮士留在了优胜美地，成了常驻在四号营地的“岩石大师”(StoneMaster)。在同一时期的苏联，有完成境内五座7000米级高峰，即可获得雪豹奖章的“雪豹”登山者。在80年代的波兰，有专攻8000米冬季攀登的“冰峰战士”(IceWarriors)。到了90年代，日本登山者也开始了海外山峰的远征。而在中国，在阿式攀登刚萌芽的2000年代，最早用阿式风格攀登技术性山峰的民间登山高手，被人们称为“自由攀登者”。作为在改革开放后成长的一代人，他们自由的攀登方式与自由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在这种语境里，自由攀登被扩展成更广泛而深刻的概念:“自由”成了描述攀登者生活状态的定语。自由攀登者，即自由的攀登者。
请不要尝试向西方国家的登山者解读这个概念。他们只会纠缠在细枝末节的攀登技术与中文语法上的偏正结构。更何况，在他们的概念里，登山者本来就该是自由自在的。也许正是为了避免令西方登山者迷惑不解，严冬冬才在文章中，提出了替换自由攀登的另一个名词:自由登山。事实上，只有严冬冬与他的朋友们才会自称为“自由登山者”。无论在登山爱好者口口相传的故事里，还是在中国户外界三大媒体《山野》《户外》《户外探险》杂志的文章里，人们仍旧普遍使用“自由攀登者的称呼。
纵览自由攀登(自由登山)文化发展的历史，这个概念往往包含了三个约定俗成的元素:非官方--不受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与思考方式的约束，非商业--不受向导与客户关系的约束;阿式攀登风格--不受传统登山队建制的束缚。当一名民间登山者热烈地拥抱阿式攀登技术，那么他就已经走在成为自由攀登者的道路上了。真正的蜕变与觉醒，发生在他决定要尝试攀登一座未登峰或开辟一条新路线(并且还要有点技术含量)的时刻。
自由攀登者的身份界定，与他们的攀登成就一样，源自登山社区的普遍认可。没有任何攀登作为的登山者，硬把自己当作是一名自由攀登者，只会显得矫情而做作。这在英雄叙事流行与大男子主义当道的中国登山界，只会成为大本营里的笑料和谈资。而当一名青涩的登山者极度渴望被众人认可，走上了追逐身份认同的道路，又很难享受到攀登带来的真正快乐。有时，这还会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自由攀登者的精神世界更接近道家哲学。当你刻意追求它时，它离你越来越远。当你淡然处之时，意想不到的奖赏终究会来。从幺妹峰下山后，那年冬天，周鹏正在京郊的桃源仙谷攀冰,《户外探险》杂志的资深编辑马德民兴冲冲跑来告诉周鹏，他们被金冰镐奖提名了。周鹏反而一头雾水地问道，什么是金冰镐?马德民跟周鹏解释了金冰镐的历史与分量。“大家都是有虚荣心的，操，我刚刚开始登山，能得到这些人的认可那肯定是很开心的。”周鹏后来说。
自由之魂”入围了2010年度金冰镐奖的最佳技术攀登奖提名，最终没有获奖。纵然幺妹峰在国内被誉为技术攀登的殿堂但在国际上很少有人听说过这座山峰。老布说，从国际角度讲幺妹峰简直微不足道，在世界范围内有上千座这样的山峰。老布的“白玉之路”获得了2010年的金冰镐奖。严冬冬和周鹏心里自然清楚，“自由之魂”与“白玉之路”无法相提并论，但幺妹峰并不是他们的终点，而是起点。在幺妹峰之后，他们有了更强烈的信心与更多的自由，敢于放眼眺望西部地区更险峻的山峰与更荒蛮的山城。
严冬冬和周鹏平时也畅想过自由之魂的终极攀登目标。他们的眼界越来越开阔，他们对登山的认知越来越深刻。他们在不同时期践行不同的攀登理念，因而他们的终极目标总是在变化。在幺妹峰之前，他们规划了“么妹一贡嘎一梅里”步步进阶的攀登计划。他们还一度畅想过攀登珠峰南壁的中央沟槽路线。登顶幺妹峰后，严冬冬又认为，贡嘎主峰新路线(西南壁)将成为他们耗费多年光阴的大型计划。在翻译了老布“白玉之路”的攀登报告之后，金冰镐的风格--高难度、大型路线,探索未知地区、纯粹的阿式攀登 --又在严冬冬的心里埋下一颗种子。
“金冰镐”来得比他们预料得还要早。一年后的秋天，在上海世博会现场，法国罗阿大区(法国阿尔卑斯山所在的地区)副主席与金冰镐评委克里斯蒂安，共同把两支木柄、镀金镐头的金冰镐颁给了严冬冬和周鹏。穿着白T恤、卡其色西裤的老布也在现场见证着这一刻。“他们给严冬冬和周鹏现场颁发了'金冰镐象征奖’，这个奖项更具象征意义，以纪念中国历史上首个阿式攀登。”老布说。事实上,“自由之魂”并不是中国登山历史上的首次阿式攀登，却是第一次走进金冰镐奖视野、有国际影响力的阿式攀登成就。“自由之魂”更是成为一个象征、一个宣言:中国西部那些宏伟的山峰，越是人迹罕至，越蕴藏着世界级攀登路线的潜力，以及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这些高难度路线的挑战者。
世界最大的户外品牌北面找到这两位登山界的新星，把他们签了下来。国际著名攀登品牌黑钻(Black Diamond)，以及孟春代理的西班牙品牌佰仕徒(Bestard)也成了这对组合的赞助商。从此，严冬冬每个月能拿到北面提供的现金补贴。周鹏后来从中登协出来，也成了北面的签约运动员。二人在登山期间的费用均可报销，所有的新款登山装备都可以免费拿到。
尽管如此，由于希夏邦马这笔四万元的“浪费”，严冬冬这一年的经济状况还不如上一年。好在，他一开始就做好准备不贪求物质享受。“我认为自己已经可以淡然接受'别人坐飞机的时候我要坐火车硬座，别人住宾馆的时候我要住青旅，别人包车的时候我要赶大巴’这样的状态，因为这是自由代价的一部分。”严冬冬在2009年的年度总结中写道。
从2009年开始，严冬冬养成了个习惯，总会在新年的头几天，写一篇年度总结。他往往从攀登、训练、金钱/赞助、翻译总结与展望等几个方面，回顾过去一年的成长。在总结2009年这一年的时候，严冬冬写道，自毕业后的四年来，他渴望的那种自由的生活已经初露端倪。尽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他想要的那种生活方式是可以实现的，这条路他现在已经能够看清，并且相信自己能够走下去。
这名26岁的自由登山者，口中常言及浪漫与自由、特立独行的年轻人，一心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带着勇气与决心，击碎了外界的质疑与传统的规范，开辟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同时也鼓舞着更多年轻人，寻找他们人生中的自由。在之后的十多年里，“严冬冬”的名字宛如砸进池塘里的石头，泛起了层层涟漪，撩拨着许多少年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一个春日的午后，赵兴政正在清华大学东操场的小岩壁下练习攀岩。这条攀岩路线他已经死磕了快一个月，可就是过不去。这一天下来，他的小腿肚子爬得又酸又胀。
严冬冬站在水泥台阶下，观察着这位山野协会的大二学弟。他上前拍了拍赵兴政的小腿说，小的肌肉群是可以一夜之间恢复的，你今天使劲磕一磕，我觉得你明天就能过去。
赵兴政知道，面前这位穿着红色T恤、戴着扁圆眼镜的学长就是严冬冬，但怎么看也不像是一名传说中“登山很牛的人”然而他舒缓平和的声音又坚定得不容置疑。
赵兴政和这位传奇学长一样:协调性不行，平衡感不好，柔韧性很差，只有体能、耐力还勉强说得过去。自从2007年考入清华、加入山野协会，经历了一次次暑期登山之后，他对社团越发投入。他热烈地参与协会的各种活动，甚至为此抛下了清华工程学院几乎所有的课程。在协会里，何浪还给赵兴政起了个外号“赵哥”。赵哥的外号传开后，就连严冬冬见面也要调侃一声赵哥。
有一天，赵哥看到著名的“Vstarloss”在B版上出高山靴和冰爪，正想淘来为接下来的双桥沟攀冰训练做准备。当时赵兴政和严冬冬还不熟，只是在集训中见过几面，有过简单的交流。他联系上学长，来到严冬冬在上地东里的房间拿装备。学长翻上阁楼，猫着腰在里面翻来翻去，最后塞给学弟一双靴子和冰爪，另外又免费送了他一双价值不菲的高山靴和一顶帐篷。
等赵兴政再次见到严冬冬的时候，这名刚登顶幺妹峰的学长已经是登山界势不可挡的新星了。在清华大学的桃李园餐厅，赵兴政看到严冬冬与山鹰社的前辈李兰一块，正在跟北面聊赞助。严冬冬刚从幺妹峰下来没多久，脸颊上还留着高山上风吹日晒的痕迹。
几个人开完会后，严冬冬和李兰想找个电脑继续研究登山路线，赵兴政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宿舍。严冬冬把储存卡插到赵兴政的电脑里，打开四姑娘山迟步峰的照片，再放大细节，和李兰研究起攀登路线。在那段时期，李兰成了严冬冬新的搭档。
登顶幺妹峰后，周鹏深陷在中登协的工作中，几乎没有时间出去自由地登山。严冬冬没有因搭档的工作状态而停止攀登。但他还需要一个搭档。他想起了希夏邦马峰登山队里的另一名硬核登山者，李兰。
2010年初，严冬冬和李兰第一次搭档，登迟布峰。他们遇到无法攻克的难点，放弃冲顶。在下山的过程中，两个人还走散了。这次挑战并不算顺利。但在周鹏缺席的这一年多时间，这次攀登把严冬冬和李兰绑定到一起。
迟布峰攀登几周之后，二人再次搭档，开辟了四姑娘山五色山南壁的新路线“另一天”。这一年，他们一起在广西阳朔训练攀岩，一起在西藏和新疆开辟新线路、挑战未登峰。在周围许多朋友眼中，这名年长严冬冬6岁的女性自由攀登者是他比较合得来的登山搭档，也许这种搭档关系还会一直保持下去。
在2010年初的这个冬天，严冬冬还遇到了一名令他久久难以忘怀的女性，陈家慧(Chris Chan)。陈家慧虽是黄皮肤、黑眼睛，却不会讲中文。她出生在美国亚特兰大，成长在典型的美国华裔家庭。陈家慧继承了中国人骨子里的谦逊与勤奋，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学霸。她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分别拿到了一个学士学位和两个硕士学位。2009年，陈家慧继续攻读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她的研究课题是“中国的环境政策与中国企业”。为了把这个课题研究得更透彻--或许也是为了追溯家庭背后的文化渊源--下半年，陈家慧来到北大交流，学习中文。然而高学历只是陈家慧的一个侧面。
如果你在2008年至2010年这段时间到访过世界攀岩胜地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Park)，你也许会发现陈家慧的另一面:传统攀岩高手。陈家慧曾担任过两届斯坦福大学登山社团(Stanford Alpine Club)的主席，她的全部课余时间都献给了美国的岩壁与山峰。她完成了许多著名的大岩壁与经典的路线，偶尔还会在大岩壁上独攀。在攀登酋长岩的一条大岩壁路线时，她独自带着100公斤的拖包，在岩壁上吊挂了九天。她的许多攀岩搭档们认为，陈家慧的攀登频率之高，已超出了许多常年在优胜美地攀爬的老炮。“她在Yosemmite到处是朋友……看得出来她在这个地方待的时间很久，看得出来大家都很喜欢她,”孙斌回忆道，他曾到访过优胜美地，还和陈家慧一起搭档攀岩,“也看得出来她热爱这个地方。”孙斌格外记得陈家慧粗糙的双手。这是攀岩老炮磨砺数年后的标志，和那些被称作“Dirtbag”的流浪攀登者们一样，陈家慧要么住在山里，要么就在路上。他们过得很贫穷，平时打扮得脏兮兮的，但他们的生活纯粹而快乐。陈家慧也继承了流浪攀登者的人生观。有一次，陈家慧与男友小托(TorstenNeufeld)聊到死亡，小托说，我认为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死去是最悲惨的死法之一。陈家慧说，最惨的死法是坐在电脑前工作时猝死。
陈家慧用微笑和善意对待她遇到的每一个人。她曾说过，如果自己突然有了100万，她会用这笔钱成立一个基金去帮助世界上的穷人，让他们的生活更幸福。同时，陈家慧也清醒地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有一次，陈家慧参加了大学的校友会，回来后对孟春表达出她的真实想法:“许多人在那里假装帮助学生，但是他们真实目的是编织他们的关系网，最终还是为了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努力控制别人去提高自己的地位。我永远不想那样。”“在优胜美地没人会在乎我的社会地位。在那儿每个人只是一个攀登者。”
陈家慧来到北京上学后，急于寻找一处能替代她心目中优胜美地的岩区。京郊的白河峡谷几乎成了她唯一的选择。这里有大量她热爱的传统攀路线。那一阵，陈家慧常常混迹于白河一带。她的中文并不流利，但她还是成为白河攀岩社区中最特别的女孩。任何一名与陈家慧接触过的国内外攀岩者，都会为她灿烂的笑容而着迷。陈家慧自然流露出的微笑，成了她在众人眼中的标志。孟春说，陈家慧从来没有那种很强势的语言，但是你能感觉到一种力量，特别坚定的一种力量。孟春还记得，有一次他开车捎上陈家慧去白河攀岩，陈家慧一脸倦容，在车上抱怨在学校学习中文的艰难。等车开到了白河，看到岩壁，她突然褪下方才自怨自艾的神情，变成了一名阳光开朗的女孩.
感染着身边的每一名攀岩者。
陈家慧是岩壁上的高手，却是冰雪地形上的新手。她从未攀过冰，只有过一次雪山体验。她对攀岩以外的冰和登山世界充满好奇心。那年冬天，赵兴政从学长那里淘来一堆装备后和队友去京郊的桃源仙谷攀冰训练。严冬冬早早嘱咐过赵兴政让他带上高山靴和冰爪，借给同在桃源仙谷初次体验攀冰的陈家慧。严冬冬还让赵兴政带好岩塞和机械塞等攀岩装备，到时候好让这名优胜美地的传统攀高手，教教他如何使用这些技术装备。在那个寒冷的下午，在冰壁对面的几处岩缝上，陈家慧便用她并不算熟练的汉语，教授小队员们如何使用岩塞。“印象里Chris的笑容特别迷人。”赵兴政说。
在桃源仙谷初试攀冰之后一个月，陈家慧来到了中国的攀冰胜地双桥沟。在沟里，严冬冬终于见到了这名笑容灿烂的女孩。此前严冬冬和陈家慧只是远程联络，从未见过面。孟春说他从未见到过严冬冬提起一个女孩时是如此兴奋。在周围的朋友眼中，如果不是陈家慧已经有男友，如果不是严冬冬过去五年来一直恪守着“五年独身主义”，他一定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倾慕。
“冬冬是个直男瘤，不但不会谈恋爱，还把女人视为麻烦，严冬冬的朋友陈春石也敏锐地观察到，“他说过'山上无女人’意思是即便是女性登山者，在山上也要像男人一样理性思考:压抑情感，面对一样的自然挑战，自然环境不会因为人的性别差异给予区别对待。而陈家慧却恰恰符合了严冬冬心目中'山上的女人’应有的一切特质……我觉察到冬冬对她是有感觉的就是一个人提到另一个人的时候，那种两眼放光的兴奋感。”
就连老布这名严肃而冷酷的登山家，一聊到ChrisChan，脸上也会荡漾着温暖的笑容。在双桥沟里，孟春问陈家慧，听说布鲁斯要去带你登山，去爬勒多曼因峰?陈家慧说，是呀是呀我很兴奋，也很紧张，我从来没有爬过大山，但我很向往这座山，可是他为什么会带我去?孟春说，布鲁斯很少带人登山他从来不带新手，他可能是在教你登山。
老布要带陈家慧去攀登贡嘎山域的勒多曼因峰。后来国内的自由攀登者们，在这座山峰上多次开辟了获奖级的新路线但在老布看来，这座山“有点像西念青唐古拉山，并不难，就是雪坡”。此时严冬冬刚与何浪、赵兴政等人登顶了双桥沟的玄武峰。得知老布与陈家慧的攀登计划后，他又立即从四姑娘山赶到了贡嘎山域。三人组成了一支小队伍。
冬末春初的贡嘎山域，还飘着湿润的大雪。老布在山上一路领攀。在这位经验丰富的长者面前，中国登山新秀和美国传统攀高手也只能老老实实地跟在后面。三个人在攀登过程中遇到了强降雪，流雪如瀑布般冲刷着几个人的身体。后来严冬冬跟周鹏形容，当时有一种还不如死掉的感觉，流雪不断冲刷几乎无法呼吸。他们在黑夜、暴雪与寒风中强行下撤。其间陈家慧连着结组在一起的老布在雪坡上滑坠。两个人的绳子绕成一团。等他们最后找到营地时，陈家慧濒临崩溃。她和严冬冬都吐了，蜷在帐篷里颤抖着，几近失温。陈家慧的第二次高海拔登山十分狼狈。勒多曼因峰从此成了严冬冬心中的羁绊。
回到北京后，春天来了。陈家慧又继续泡在温暖的白河，沉浸在她熟悉的岩石国度。陈家慧还去了趟老布的办公室，找他倾诉过这次登山的体验。老布回忆道，Chris喜欢极限和挑战但在那次攀登中，她对自己很失望，因为她不够强大。
陈家慧在北京的学习时光就要结束，她要回到美国继续完成博士学位和研究课题。陈家慧在中国的学习并不顺利。她不习惯学校的节奏，更不喜欢总是拖着疲惫的身躯，无暇应对生活中让她感到好奇，却无法参与的瞬间。孟春问她，夏天回到美国后要去做什么。陈家慧又露出她那标志性的微笑。她说会参加一场朋友的婚礼，之后尽可能多地攀登。
陈家慧只在中国待了短短半年多时间，却在严冬冬、周鹏老布、赵兴政、孟春以及北京众多攀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她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匆匆过客，短暂地停留，之后又回到她熟悉的世界。
严冬冬也继续走在他的自由之路上，与李兰一起搭档，四处登山。李兰同样没有固定的工作。她可以无所顾忌地与严冬冬一起尝试他们能力范围内的山峰。到了夏天，严冬冬照例参加着清华大学一年一度的登山活动。
这一年夏天，清华大学与台湾清华大学，共同组建了两岸清华大学攀登青海各拉丹东峰的活动。严冬冬担任队里的技术指导，赵兴政任攀登队长。严冬冬把他最熟悉的协作徐老幺从四川的小山沟一路调到青海的长江源头。严冬冬很放心徐老幺的能力，但在对路线的选择与技术操作等方面，他更相信自己的判断。
在冰川地形行进时，徐老幺建议大家连在一起结组行进。严冬冬不同意。他认为在结组过程中，如果两个人绑在一起，一旦有一个人掉在冰裂缝里，更容易拖累彼此。徐老幺拗不过严冬冬，又不敢不结组，便找个借口溜到队伍后面了，
这支登山队最终成功登顶。活动结束后，严冬冬跟随队伍回到了格尔木市里休整。他一打开电脑，就收到了老布发来的邮件。严冬冬这才知道陈家慧已经死了。
陈家慧回到美国后，又回归了她熟悉的优胜美地，继续探索北美的大岩壁。7月9日这一天，陈家慧和搭档攀登了优胜美地的大教堂峰，沿着扶壁攀向艾科恩峰顶(EichornPinnacle)这对经验丰富的攀岩者登顶后，一边聊着天，一边往山下走陈家慧走在搭档身后，突然从悬崖上跌落了100多米。事故发生得如此突然。“我看着她掉下去了，震惊又无助,”她的搭档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我不知道她掉在哪里，我根本望不到。”搭档朝附近的攀岩者呼喊，寻求救援。直升机在山下发现了陈家慧的遗体。
一周后，陈家慧的葬礼在斯坦福的纪念教堂举行。在网络上，人们为她建立了脸书纪念页面。近700名友人在这里缅怀回忆着与陈家慧的点点滴滴。噩耗传到了中国，传到了北京，北京的攀岩者们想起了陈家慧灿烂的笑容，忍不住扼腕叹息。她的男友小托在白河举行了一场追思会。生前与陈家慧打过交道的岩友们都来了。他还把白河岩友的纪念签名，带到了陈家慧遇难的山顶。在优胜美地的艾科恩峰顶，至今存放着一个铁皮盒子。盒子里装着一块黑色的金属牌子。牌子上印着一张陈家慧微笑的照片，以及她的生辰1979-2010。每一名爬到艾科恩峰顶的攀岩者，都会用攀登的方式，纪念陈家慧。
严冬冬出山后，才得知陈家慧两周前遇难的噩耗。严冬冬也把这个噩耗告诉了赵兴政。这次攀登过各拉丹东峰后，这两名攀爬能力平平，但对登山怀揣极度热情的年轻人熟悉起来在觥筹交错的庆功晚宴上，大家都在欢庆登顶成功，只有严冬冬和赵兴政在喝闷酒。这还是赵兴政第一次见到严冬冬喝酒。一瓶白酒下肚，两个人搂在一起。在烂醉之中，严冬冬搂住赵兴政说，be my partner(做我的登山搭档吧)。
“我记得那天晚上，他跟我说了很多很多,”赵兴政说，“他说死亡这件事情是登山者应该接受的，就应该把它放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或许某一天他也是在爬山的时候死去。
陈家慧的死，再次让严冬冬重新思考“登山中的死亡”这一深刻的命题。这几年，先是李红学，然后是陈家慧，那些在他生命中留下过印记的登山者接连离开。
'她一定早就考虑清楚了climbing is inherently dangerous(攀登有内在的危险性)这句话的意义，早就以她的方式接受了这样的事情有一天会发生的这种可能性。”在《纪念ChristinaChan》一文中，严冬冬写道。即便最后死亡的场景并不一定如自己想象得那般壮烈，甚至可能就是一次简单的失误，“类比于登山的话--类似于走在积雪覆盖的冰川上，因为掉进暗裂缝这样简单甚至是初级的原因而挂掉”
这名自由登山者胆子并不算大。他在下坡时会害怕，在悬崖高处会恐惧，半夜还会从噩梦中惊醒，但他从不惧怕死亡他甚至还会和搭档反复探讨死亡的可能性，死亡发生的场景，“我承认它，承认我可能会死掉,”严冬冬说，“但是这个可能性接受了，并不代表我不去以任何我可能做到的事情来阻止它发生。”他无法预测不可知的未来，更不想犹疑不定地止步当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那个结局到来之前，尽可能多地攀登,
严冬冬决心要完成失败的勒多曼因峰北壁。在得知陈家慧遇难之后，攀登这条路线的意义还多了一层别样的纪念性与信念感。也许他对陈家慧的情感--即便他们仅仅相逢过一两次 --还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登山搭档。他从未如此动情地写道:“我要记住她，拼命擦住这份记忆，就像有些时候需要紧紧地攥住冰镐柄或者岩点那样。我没有来得及知道该好好记住她，这一次我要记住她。
严冬冬在酒醉中对赵兴政说的承诺，并没有随着宿醉后的清醒而消散。在各拉丹东登山活动结束之后，严冬冬与李兰一起在新疆博格达峰经历了一次狼狈的攀登，之后又回到他熟悉的四姑娘山，尝试开辟阿妣峰新路线。在去成都的火车上，严冬冬想起了赵兴政。这位小兄弟对登山充满热情，对自由登山，阿式攀登一直充满向往。他给赵兴政打了个电话。
赵兴政刚徒步完墨脱，正在回拉萨的大巴车上昏睡。他睡眼惺忪地从速干裤里掏出手机，看到一小时前的未接来电。赵兴政把电话拨过去，只听电话那头传来严冬冬热情洋溢的声音:“赵哥，你来不来成都啊?”
“啊?”
“我们去搞阿妣!
“这……”
“嗯?”
“我要回去实习……这样吧……我知道我不大可能去，但是我真的非常想去，今晚给你答复。”
“好嘞!”电话挂断。
赵兴政当然知道阿妣峰。去年(2009年)7月，严冬冬与何浪，两位山野协会的前辈在阿妣峰西壁搞得十分狼狈。如今:何浪在毕业后早已远赴挪威工作，但他当年在B版上发布的攀登报告《阿妣碎忆》，让赵兴政第一次模模糊糊地感受到阿式攀的自由和畅快。在大巴车上那摇摆不定的几个小时里，赵兴政纠结着:要么是按时去实习，从清华毕业后找份好工作，要么是跟严冬冬自由登山，开辟阿妣峰的新路线。这两个看似短期的决定，将会影响他长远的人生。前者是大部分清华毕业生成功的人生轨迹，后者是除了自由快乐便一无所有的自由登山世界。严冬冬曾对他说过，要想一直自由登山，就要做好一辈子只能坐绿皮火车的准备。对于赵哥来说，不去的理由有千千万，但去的理由只要有一个就够了，“我记得当时我告诉自己，如果不去，我会后悔”
赵兴政没有后悔，至少在迷雾中登顶阿妣峰的那一刻，他知道这趟来值了。真正让赵哥后悔的是登顶后的下撤过程。严冬冬、李兰、赵兴政下撒了几段绳距后，天色已晚，他们只能准备好在山上挖雪洞露宿。三个人轮流挖了几个小时的雪洞:一直挖到浑身湿透，高山靴里也积满了水，在寒风中冻得不住地发抖。赵哥不停地央求严冬冬，挖得差不多就行了。最后他们只挖好了一处双脚暴露在外面的雪洞口。三人勉强钻进雪洞。严冬冬说，不挤在一起我们都会挂的。两名小伙子坐在两边，中间夹着李兰。他们没有睡袋，只有一件羽绒服。后半夜严冬冬呕吐了两次，把苦腥的胃酸吐在了这件羽绒服上。凌晨3点后，三名登山者在疲惫和寒战中睡去了。下山后，他们把这条阿妣峰的新路线命名为“颤抖”。
“颤抖”是赵兴政用阿式攀登风格完成的第一条新路线。虽然经历了种种痛苦，但他还是觉得，“我操，自由攀登太爽了”在以往的大学生登山活动中，作为攀登队长，他必须兼顾到15人团队中的无数个细节。在自由攀登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只为自己负责，他能尽情享受着攀登的过程。
下山后，赵兴政回清华继续他的大四生活。他迷茫起来，不知毕业后到底要做什么。在他看来，登山和工作最好的结合方式就是做一名登山向导，这样他就可以经常登山了。每每此时，严冬冬就劝阻道，千万不要这么搞，一定要把兴趣和谋生的手段分开，做协作或向导会极大地消磨你自由攀登的热情。严冬冬还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过对登山俱乐部从业者--而非针对某个人--的不屑与轻视。他说，登山不是他生存的方式他也永远不会让它沦落成生存的手段。这是严冬冬的底线。
但偶尔兼职带个队还是可以的。“十一”期间，严冬冬作为北面签约运动员，参加了品牌组织的哈巴雪山登山节的活动。哈巴雪山是国内入门级的雪山之一。正因为“入门”，许多初次体验高海拔攀登的登山爱好者都太过轻视它。在这次活动期间，一名女队员在攀登过程中滑坠，从雪坡一路滑到了碎石坡，脑袋撞到了冰川附近的石头上，最终遇难了。还有一名男队员滑坠到了冰川末端，身受重伤。由于医疗队无法及时赶到，三个小时后，这名男队员也离世了。
北面运动员严冬冬和孙斌接到通知后，立即赶到事故现场，收敛遇难者的遗体。整个过程触目惊心。“当时脚放进去之后脑袋在外头，实际上是很吓人的，然后抬起来的时候脑袋就不停地掉下来，因为是软的,”孙斌说，“严冬冬后来把衣服脱了给它包起来、绑起来。还是不方便，因为老甩来甩去脑袋。”他们包裹好遗体后，再和当地村民一同把遗体搬下山去。
后来一位朋友问严冬冬，当时你害怕吗?严冬冬淡然一笑，说，有一天可能你听到山难消息，走过去扒开人群，看到那个人就是我。
继前一年爱德嘉峰搜救之后，这已经是严冬冬第二次直面登山遇难者的遗体了。很难想象，在面对惨烈的事故现场时，生性胆小的严冬冬内心经历了何等惊涛骇浪。如果说李红学陈家慧的悲剧，让他深刻感受到极限登山内在的危险性，那么这两次与死亡近距离的接触，则让他更加直观地看到，死亡并不是抽象的哲学命题与电话中的冰冷噩耗，而是一具近在眼前的尸体。
哈巴雪山活动之后，严冬冬留在了云南，并和李兰、赵兴政尝试攀登附近的玉龙雪山。玉龙雪山位于热门的旅游景区，但主峰扇子陡却是一座技术型山峰，山体破碎，难度极高。主峰目前只有两次无法确证的登顶纪录。三个人出发攀登时，又赶上坏天气。山里大雾弥漫，岩壁到处都在淌水，脚踩不稳，鞋底总是打滑。严冬冬从老布那里继承下来的“死磕精神”发挥余热，三个人在恶劣天气中继续坚持着。
严冬冬在一次下降操作中，连接在岩壁上的岩塞-- 一种嵌在岩缝中以防攀登者坠落的保护装置--突然崩了出来。他瞬间失去了重心，坠在半空。他使劲把身体压在岩壁上，但潮湿的岩壁根本没有任何摩擦力。第一枚塞子失效后，巨大的冲击力也把第二枚塞子拔出来。严冬冬滚落悬崖，连在上面的赵兴政、李兰也陆续被拽下去。灰白的岩石在他眼前掠过。眼中尽是一片模糊的景象，直到头脑空白。
世界突然静止下来。严冬冬率先坠地。赵兴政和李兰又依次砸在他身上，就像叠积木一样。严冬冬躺在地上，渐渐感到手肘、膝盖、小腿传来的钝痛。过了一会儿，严冬冬问，都活着吧。赵兴政应了一声。严冬冬哆哆嗦嗦地扶着岩壁站起来。他的膝盖淤肿，手臂无法弯曲。好在他们都幸运地掉在一处平台上，没有继续坠落。落在严冬冬身上的赵兴政和李兰，几乎安然无恙。
三个人狼狈地撤到山下，再一路撤回到丽江。他们在青旅浑浑噩噩地窝了三天，吃了睡，睡了吃，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交流。与身体上的伤痛相比，严冬冬心理上的冲击更为剧烈。“回到丽江后还带着这种shaken，尽管当时自己不愿意承认这种心情,”严冬冬后来说，“这一年里其实我自己一直在培养这种坚持下去、无论怎么样都要往上冲的心态，但就是有点过了头……对危险的攀登机制被自己给，怎么说呢，给关掉了。”
严冬冬后来对周鹏说起这段经历时，还给出了他另一个反思:不要相信别人放的塞子。在这次攀登事故中，那枚塞子是李兰放的。
玉龙雪山冲坠的阴影伴随着严冬冬这一年余下的几次攀登一个月后，严冬冬随老布等人在贡嘎山城探索。四川登协派出李宗利做随队联络官。老布和搭档凯尔·登普斯特接连开辟了日乌且峰、爱德嘉峰东壁的新路线。老布将爱德嘉峰的这条新路线命名为“无人之地的玫瑰”。这是一条世界级的路线，也是老布在中国最有成就感的一次攀登经历。老布描述这次攀登“野蛮而震撼，绝美又致命”。然而，严冬冬和搭档古古(古奇志)在爱德嘉峰北壁和白海子峰纷纷失利。严冬冬后来坦言在攀登时，玉龙雪山留下的心理创伤依然明显。
年底，严冬冬和李兰去了西藏的宁金抗沙峰。这是严冬冬大学期间第一次攀登、却没有登顶的雪山。在李兰的陪伴下此行几乎是为了解开他的心结。二人轻松松地登顶，完成了宁金抗沙的首个冬季攀登。
2011年的第一天，严冬冬在总结过去一年的成长时写道:“这一年基本是跟李兰搭档，一年下来彼此的了解都深了很多我还是愿意纵容自己的少年之心想飞多久就飞多久。”严冬冬在文章中经常提到的“少年之心”，指的是不考量现实的生活，尽情追求纯粹的登山理想。这一年，严冬冬和李兰总是混迹在一起:攀登，训练，旅行。二人在搭档攀登中，没有任何一人占绝对的主导，彼此相对平等。李兰本应该也是个不错的登山搭档。只是后来，他们又不仅仅是搭档关系。
在2010年底、2011年初的某段时期--严冬冬当年立下的“五年独身主义”计划刚过五年--严冬冬和李兰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起来，甚至微妙得没有任何朋友能说得清。
“之前他们是攀登搭档，包括五色山，包括博格达，那是一个纯攀登搭档的状态,”赵兴政说,“冬冬找李兰就是一个攀登搭档，包括他们最开始找宿舍看电脑研究路线，都应该是搭档。后来李兰应该是单方面有一些想法。”
实际上我还是对这个事情觉得比较质疑,”严冬冬的室友马伟伟说，“因为一起合租，你总归是要有一些时间去陪女朋友的，女朋友不会晾在那里的。在登山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样。”过去两年来，马伟伟一直是严冬冬的室友，虽然2010年严冬冬逗留在北京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三个月。
'刚开始看到他们，(严冬冬)根本不可能跟李兰在一起我觉得根本就不可能,”周鹏说，“但是他们确实在一起攀登的时间还挺长，他们去爬了五色山，又去爬了玉龙，还有宁金抗沙。所以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之后会是什么样的，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也是有可能的。李兰说是有，但冬冬从来没有承认过。”
周鹏这一年几乎没有参与严冬冬的登山计划。他困在登协太久了。2011年初，周鹏终于下定决心，给马哥写了封万字的长邮件。在邮件中，周鹏条理清晰地“一、二、三”分段阐述,剖析他对登协的看法，并提出辞去中登协培训部的全职工作。他不想只窝在办公室里，每天只与培训理论、世界登山史、攀岩发展史打交道。没有登山实践，了解再多的历史和理论都没有意义。
在这封邮件的结尾，周鹏解释道，他本想调整下激烈的措辞，但既然全文一气呵成，索性就保持原样。马欣祥知道拦不住周鹏，也回了封长邮件，并在邮件的结尾处写道:批准了。
周鹏自由了。他回归到与严冬冬的自由之魂组合。自由之魂终于要放手一搏，尝试更宏伟的山峰、更具金冰镐风格的路线，而严冬冬的搭档也不再是李兰。
登山搭档的关系犹如一对情侣。二人之间既要有心灵上的默契，还要容忍彼此的缺点。在山上，他们通过一根绳索联结把自己的性命安危交给对方。在山下，二人的生活交织在一起一起训练，一起吃饭，时时刻刻保持联络，还时不时地憧憬下两个人未来的计划。
2011年初，周鹏从登协出来后，回到了严冬冬和马伟伟在上地东里合租的二居室。过去一年多，周鹏时不时地见到严冬冬。在2009年底到2010年的这段时间，严冬冬仿佛得了暴食症，总是狂吃各种零食。他平时在电脑前翻译打字，手边总是放着泡椒凤爪、薯片等各种垃圾食品。在身边的朋友们看来，严冬冬的体重几乎一周长一斤。但周鹏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严冬冬一天就能长一斤。
有一次，在京郊桃源仙谷攀冰时，周鹏遇到了严冬冬。搭档已经胖成了个球。周鹏问他，你怎么最近又胖了?
严冬冬说，我现在走路都喘。
周鹏说，你跟我们小时候家里养的猪差不多。小时候看电视，四川台里天天都是猪饲料广告,“吃一斤，长一斤”。猪一天都长不了一斤。
这对搭档完成了四姑娘山幺妹峰的自由之魂路线后，如今要走向更雄伟的贡嘎山域。海拔7556米的“蜀山之王”贡嘎山，矗立在大雪山深处。不同于低调的幺妹峰，木雅贡自古以来都是川西群山中的王者。但二人暂时还不具备挑战7000米级山峰技术路线的经验与胆魄。他们准备先尝试下贡嘎山域的其他山峰。
一年前尝试贡嘎山城勒多曼因北壁的时候，严冬冬还和老布一起考察了嘉子峰的路线。自那之后，嘉子峰就成了严冬冬理想的“大路线”代表。而失败的勒多曼因攀登、陈家慧的遇难，也成了严冬冬久久不能忘却的回忆。嘉子峰与勒多曼因两座山峰顺理成章地成为自由之魂的下一个目标。周鹏从登协出来后，和严冬冬在贡嘎山域里驻守了七天，尝试攀登这两座山峰。这并不是个合适的季节，二人几乎没怎么爬就撤退了。他们把攀登计划推迟到了这一年秋季。
2011年春天，二人来到了温暖的攀岩胜地阳朔。严冬冬两天攀岩一天休息，努力精进攀岩技术。半个多月下来，他终于突破了5.10a。对于拥有近十年攀岩经验并决心成为专业攀登者的严冬冬来说，这水平依旧有些平庸，但应付大部分雪山的技术路段，也够用了。
在阳朔，严冬冬把攀岩之外的精力都献给皮划艇，即便他对皮划艇运动的了解还远不如周鹏。周鹏在中登协做培训的时候，至少接触过皮划艇运动的基本动作。严冬冬买了一款便宜的皮划艇，计划在阳朔的漓江直接下水。周鹏深知严冬冬的协调性，劝阻道，你别搞翻了，你连那个艇都没上去就翻过来了。严冬冬听了劝，先在县城的小池塘里熟悉下皮划艇的感觉。周鹏简单教他如何上艇、下艇、划桨，最后严冬冬才敢在漓江下水。后来，严冬冬把这款便宜的艇卖给了周鹏，他自己又花了五六千元买了款更高级的皮划艇。
一天清晨，周鹏和严冬冬从桂林出发，划到晚上七点多一路划到了阳朔。掌握一项新运动后，严冬冬兴奋极了，想着把皮划艇加在攀登和训练的计划中。
这对搭档不仅在贡嘎山域初体验“大路线”，还来到西部最偏远的地区，尝试海拔更高的“大山”。严冬冬、周鹏、李兰来到藏北阿里地区，驻扎在与冈仁波齐峰遥相呼应的纳木那尼峰山域。三个人在这里侦察了半个多月。几轮尝试之后，严冬冬和周鹏登顶了这片山城域中的古纳峰(海拔6920米)。这对档登顶40分钟后，李兰姗姗在后，也站在了顶峰上，
严冬冬和周鹏回到北京后，决定从西北五环外的上地东里搬到近100公里外的密云县(现为密云区)。他们常年登山在外对繁华的商业中心与物质生活没有太多需求。在郊外的密云:他们的基本消费更低。他们还能用更少的房租--1000元，租到更大的房子--188平米的复式五居室。况且，这里距白河峡谷里的自然岩壁，只有半小时不到的车程。在搬家那一天二人把大包小裹的登山装备一一运到密云。他们的登山装备太多了，多到邻居们死活都不相信这是他们自己的东西，还挡着不敢让他们搬进去。住进大房子后，每个人终于可以独享一个大房间了。他们住在一楼的两间卧室。二楼的客厅、洗手间与多间卧室奢侈地空闲下来，很适合他们那些居无定所的朋友来蹭住。
严冬冬和周鹏的生活完全捆绑到一起。在他们的生活外沿还有赵兴政和李兰。四个人的登山理念和生活方式完全相符到了夏天，严冬冬终于朝着被老布誉为“登山探险者梦寐以求的天堂”的天山，迈进了一大步。他们跟北面申请了一顶重达17公斤的球形大帐篷。光是严冬冬自己的行李，就打包出了两个大驮包、两个大背包、两个编织袋。他们四个人要去荒蛮的新疆西天山山域，攀登一整个月。
在中国境内，天山山脉的宏伟山峰大多集中在西段，如天山主峰托木尔峰(海拔7443米)、汗腾格里峰(海拔6995米)雪莲峰(海拔6627米)、却勒博斯峰(海拔6731米)。各国探险队已造访过前三座山峰。老布对严冬冬说过，唯有偏远的却勒博斯峰及其四座6000多米高的卫峰，还从未有人类探索过。这就是他们的目标:真正的大山和大路线。正如严冬冬在编译老布“白玉之路”攀登报告中提到的，这里的山峰完全符合金冰镐审美标准:高难度、大型新路线，对未知地区的探索，以及最纯粹的阿式攀登风格。
“我觉得他(严冬冬)对金冰镐有执念，他很想拿到这个奖,”周鹏说，“他没有对任何人承认过这事，但是我觉得他的心里面是非常想拿这个奖。
严冬冬生怕别人知道他们的计划。他在博客里写道，请了解具体鐢登目标的朋友们不要公开泄露相关细节，多谢。他又怕别人不知道他们的计划，忍不住透露道，今年(2011年)到现在为止，令人激动的攀登真不算少，至于我们是不是已经有资格跻身于“那些人”的行列，此行将会是今年的两次检验机会之一。无论如何，这都肯定会是一场激动人心之旅。
严冬冬的担心似乎有些多余。放眼当今的国内登山界，在20多岁的年纪便能拥有如此的攀登技术、如此多的时间精力、如此高涨的热情，也就只有这几名年轻的自由攀登者了。
四个人并没有一起出发进山。临出发前，周鹏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急需他帮忙带队攀登慕士塔格峰。李兰远在法国参加登山培训。只有赵兴政，在即将毕业的这段时间，几乎舍弃了学业，跟着严冬冬先行进山。二人先坐车到新疆伊宁，再包车到国境线附近的农四师七十四团场，之后随马帮徒步40公里花了两天时间进山，才建立好了大本营。第二天，李兰也突然赶到大本营。他们在大本营休整了几天后，先尝试了一轮登。严冬冬和赵兴政搭档完成了一座海拔4944米的未登峰。远远望去，九座山头依次排开。二人戏称它们为“九连珠峰”。在这期间，李兰独自留在帐篷里。
之后几天，山里接连下雪。没有了周鹏，攀登似乎也没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三个人只好先暂时出山与周鹏会合。周鹏带的慕士塔格商业登山活动很成功，队员全部登顶。他在海拔7000多米的山峰上也适应得不错。四个人休息几天后，再次骑马进山来到大本营。
在大本营的两天里，几个人坐在帐篷里闲聊，大家聊起赵兴政的学业问题。这次西天山攀登前夕，赵兴政的同班同学都已经毕业了，而他还是肄业状态。在清华念本科的最后两年，赵兴政几近狂热地攀登，和严冬冬的登山生活重叠在一起。如今他也有了自己的搭档:攀爬天赋出众、山鹰社的前攀登队长李赞。赵兴政和李赞，清华与北大攀登队长的组合，就像个小自由之魂。他们更年轻，也更渴望自由地攀登。这自由的代价是，在赵兴政快毕业时，一小半专业课程都挂掉了。他根本补不过来，也无心去补。和帐篷里的那位清华学长如出一辙，学校多次通知他参加毕业答辩，他都无视了。他的清华本科毕业证后来自动转成了专科。
在大本营的帐篷里，严冬冬坐在一旁，没有对此发表太多意见。周鹏则严肃地对赵兴政说，你应该回去想办法把毕业证拿到，你还是要继续上学，继续读个研究生，以后你的时间反而会更自由。“他(严冬冬)好像个人性格使然，他会给你提建议但他不会非常强势地去干涉你什么,”赵兴政总结道,“但是周鹏不一样，他有的时候会指导，说话的语气跟角度更像一个教练。在赵兴政看来，严冬冬就像是个无话不谈的朋友，而周鹏像是指导他人生规划的大哥。周鹏为赵兴政制订的人生规划有些迟了，眼前这位小兄弟早已深陷在攀登的世界中，无法自拔。
在大本营适应几天后，严冬冬和周鹏二人出发尝试他们此行的终极目标，却勒博斯峰(海拔6769米)。却勒博斯峰因形似卧虎，守护着祖国的西大门，又被称为虎峰。严冬冬和周鹏从大本营出发，来到了却勒博斯主峰北壁下。面对陡峭的雪脊和雪崩频发的冰壁，他们无奈放弃原计划。就在他们认定此行失败的时候，他们环望这片攀登历史还属空白的山域，每一座山峰都是未登峰。他们又临时锁定了新的攀登目标，决定赌一把。
在离开大本营的第七天早上，他们冒着雪崩风险，快速通过刚下过新雪的雪檐地形，并在中午站在了却勒博斯西北卫峰(海拔5863米)的顶峰。自古以来，从未有人站在这片山域的顶峰上。他们站在绝顶四处环望，欣赏着罕见的风光:北边是辽阔的昭苏平原，平原上盛开着成片灿灿金黄的油菜花田:东边远处是形如花冠的雪莲峰，近处是他们神往的却勒博斯峰，由于山脊遮挡，他们看不见主峰;南边是自西向东延展的土盖别里齐冰川，就好像一条在山谷中匍冒前行的冰龙，这是完全位于中国境内的第二大山谷冰川，西边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境的界山，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已经来到了距国境线只有7公里的地方;西南方向是天山山脉的主峰，巍峨的托木尔峰。
这次攀登非常极限，极限到在回大本营的路上，他们随身携带的食物，全部加起来只有七块话梅糖。在过去的九天里，他们从大本营出发，连续攀登了89个小时，累计徒步距离将近120公里。这相当于他们从北京市区负重走到密云的家，到了以后再调头走回市中心。这还不包括他们徒步进山的100公里。他们把这条漫长而艰苦的攀登路线命名为“长征”
在滂沱的大雨中，这支长征队伍冲回大本营的帐篷里。大本营里只剩下李兰。就在严冬冬和周鹏出发的那一天，赵兴政和李兰这一组也准备尝试另一座山峰。出发的第一天，李兰对赵兴政说，赵哥我今天状态不太好，能不能明天再出发。李兰窝在营地里，看了一天《百年孤独》。第二天，李兰依然“状态不好”。第三天也是。到了第四天，赵兴政也看完了这本《百年孤独》。他等不到想要的攀登，只好先行出山。
“西天山那时候，我意识到他们之间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赵兴政说，“但我当时可能更多的关注点在攀登方面，我对于过些方面可能没那么敏感。
在周鹏看来，李兰的行为也有些古怪，总是跟他们仨保持较远的距离，好像在用行动来抗争。严冬冬对周鹏说，我走得快的时候，她离我那么远，我走得慢的时候，她也离我那么远根本不是我走得快和慢的问题。她要告诉你我，她想要得到关心。在周鹏的观察中，严冬冬和李兰的关系，也从那一次开始恶化，“再后来就是10月份那次，他跟李兰彻底撕破”
与复杂的人际关系相比，严冬冬想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登山上。在严冬冬看来，这次攀登略有遗憾，他们离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攀登只有一步之遥。比遗憾更多的是前所未有的成就感是欣慰于自己在极限环境中的投入度与意志力。
“我们的确有好几次足以称为'刻骨铭心’的体验--两度失败放弃的沮丧，两度重振希望的兴奋，雪檐威胁下的专注支脊上风雪中的迷茫与坚持……正是像这样深刻而投入的体验才是探索攀登无与伦比的魅力所在。”严冬冬写道。自由之魂决定来年再探索西天山。
这次远征式的攀登成就是超前的。同辈的自由攀登者，大多还局限在川西群山里，渴望开辟一条未知的新路线。大部分国内登山爱好者更是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会用九天时间徒步200公里，只为了爬一座无名的山峰。
对于李兰来说，或许这次远征未必都是美好的。在这一个月里，四个人当中唯有李兰，没有完成任何登山目标。更重要的是，她失去了严冬冬。在年底回顾这次远征时，严冬冬欣然看到自己的成长:“西天山长征，第一次自己主导的expedition，虽然未达到最初的攀登目标，但是探索全新区域的感觉和离开营地连续九天的尝试都是第一次。”之后，他笔锋一转，写道“也是这期间终于下决心不再跟李兰搭档攀登”。
周鹏下山后，留在了新疆，帮中登协带一期博格达高山技能培训班。他还特意把赵兴政安插进这个班里，让这位小兄弟免费蹭课，以便帮他系统地梳理登山技术。周鹏总觉得赵兴政和严冬冬很相似，他们俩的身体条件平平，却偏对最极限的那种登山风格充满了热情。
这期培训结束后，周鹏、赵兴政与严冬冬在丽江会合，帮孙斌在哈巴雪山带队。去年(2010年)的哈巴雪山山难记忆犹新。孙斌认识到，每年成百上千的登山爱好者来到这座人门级雪山攀登，然而当地向导并不具备相应的经验和技能。他在哈巴雪山组织了这场针对原住民向导的技术培训，希望这样的惨剧不再发生。
这一年夏天，孙斌喜忧参半。喜的是，他生了个儿子。忧的是，他的公司陷人运营困境，此时公司账面上只剩2000元，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了。作为国内民间赫赫有名的登山者，他的后辈在登顶幺妹峰后迅速成长，而他前三次尝试幺妹峰都失败了。这一年，这名33岁的青年决定第四次向幺妹峰发起冲击。
哈巴雪山培训之后，赵兴政跟着严冬冬和周鹏回到了北京密云的家。肄业后的赵兴政一直居无定所，最终顺理成章地免费住进了密云五居室的二楼空房间。他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什么家当，只背着个大背包就搬了进来。他也领略到了严冬令的房间风格。虽然房间面积变大了，但那些装备、书本、脏袜子，依然铺满了整个地板，叫人无处下脚。
三个年轻人在密云的生活平淡而充实。他们平时最大的花销就是修车和加油。周鹏时常开着一辆老破两厢夏利，载上严冬冬和赵兴政开到不远处的白河峡谷攀岩。这辆车是周鹏从马哥那里借来的。要打开这辆光屁股夏利车的后座，只能先让司机把车窗摇下来，再从外面把手伸进车窗，内外合力打开车门。赵兴政记得，他们难得有一次进城，去参加在三里屯的班夫山地户外电影节活动。三个人坐着这辆寒酸的夏利，开进高档电影院的停车场，而隔壁停车位里都是劳斯莱斯和法拉利。
周鹏在慕士塔格带队过程中认识的女队员李爽，时而也参与他们在白河的攀岩活动。这名热爱户外的女设计师曾参加过几次商业登山活动。认识周鹏和严冬冬后，她很好奇这帮大男孩热情而纯粹的登山生活，很想拍一部关于他们的片子。
几乎就在李爽走进他们生活的同一时期，李兰离开了这个团队。自西天山之后，严冬冬和李兰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赵兴政还记得，严冬冬偶尔会接到李兰打来的电话。他不知道李兰在电话里说了什么，但严冬冬极其罕见地对着电话呵斥:“不要再找我了!”“不要再给我打电话!”
在密云休整期间，自由之魂组合正在酝酿着这一年另一项“大山、大路线”的攀登计划:继续2月份未完的目标，登贡嘎山域的勒多曼因北壁与嘉子峰西壁。他们决定效仿老布探索西念青唐古拉山时的建营方式，也要在山里建立一处惬意的大本营，并以此为据点扫荡周边的山峰。
2011年秋天，在贡嘎山域的深处，这处群山环绕的大本营热闹非凡。众多圈内的好友也赶来凑这个热闹。严冬冬和周鹏的自由之魂组合，尝试他们既定的攀登目标，李爽跟随拍摄，赵兴政与李赞为另一组，尝试贡嘎山域的未登峰;临行前，赵哥答应李兰加入他们的小队，同时还有圈内好友赵凯、潘笑冰等一大帮人。这次的大本营依然沿用前不久西天山的超大型球帐，他们另外搭了五顶小帐篷。每组小队出发攀登前，都把他们要爬的目标山峰写在一个小学数学本上，再挂到大本营的球帐上。一帮人在营地其乐融融，在雪山下畅谈登山理想与自己的生活，就好像他们在深山中租了一栋小公寓，开起了登山派对。
等适应好了海拔之后，严冬冬和周鹏准备出发了。从感性和理性的双重角度考量，勒多曼因都是自由之魂此行要完成的第一个目标。“勒多曼因北壁的预定路线，即使只为了纪念Chris，这条路线也至少值得再去尝试，更何况勒多曼因是这片区域较高山峰中难度最低的，本来就是前中期适应性攀登的不二选择。”严冬冬写道。在攀登过程中，严冬冬也许还回忆起了去年(2010年)2月与老布、陈家慧一起攀登时的点滴，那狂风中无情的流雪冲刷，那寒夜里瑟瑟发抖的身体，还有陈家慧温润而美好的笑容……10月7日，他们迎来了好天气窗口，从大本营出发。第二天下午，严冬冬和周鹏从北壁顺利登顶了勒多曼因第三天清晨，他们安全回到了大本营。他们决定把这条路线命名为“纪念陈家慧”(Remember Chris)。为了纪念她，也为了纪念这次源起于她的攀登。
下山后，严冬冬和周鹏在大本营休整了一个礼拜。每个人都窝在自己的小帐篷里休息，闲着无聊就来到大球帐里聊天。李兰总是想去严冬冬的帐篷，又屡次被赶了出来。几次之后,严冬冬终于忍不住了。这名温和的大男孩当着所有人的面，对李兰破口大骂。这可能是严冬冬有生以来唯-一次当众失态。
“他那个人是很难说脏话的，不太说粗话。我就经常爆粗口。他基本没有，有的时候就会说'我擦’这样的,”周鹏说，“但那天晚上真的他是破口大骂，绝对的破口大骂，跟泼妇一样的破口大骂。骂了很久。骂了至少好几分钟。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很惊讶。这完全不是他表现出来的性格。”
面对指着自己大骂的严冬冬，李兰哭了。那几天，她没有再找过严冬冬。之后一年也几乎没有。这个插曲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严冬冬登山时的心态。他只关心登山。
几天后，自由之魂上演了他们在贡嘎山域最辉煌的一次攀登，嘉子峰西壁中央路线。从嘉子峰西壁望去，这面山壁如蛛网般编织出复杂细密的白色纹理。那纹理既是流雪冲刷出的沟槽，有时也是登山者成功完攀的可能性所在。严冬冬和周鹏从大本营出发。他们脚踩着冰爪，冰爪的利齿在雪坡上留下脚印，在冰壁上留下浅浅的小坑，在岩石上摩擦出令人汗毛耸立的咯吱声。伴随着浓重的喘息与加速的心跳，他们视野中遍地是冰雪，耳边尽是呼啸的风。他们手持着冰镐，在空气稀薄的国度里开辟属于自己的新世界。他们呼吸着凛冽的空气，坐在半山腰的岩窝里，双腿荡在悬崖边缘露宿一晚又一晚。他们枕靠在山壁上，心怀着忐忑与兴奋，夜不能。就好像他们用了半生去苦苦追寻，只为了寻找这三天两夜的痛苦与无眠。待太阳刚刚爬上山脊，他们浸浴在了温暖的阳光中，决意一鼓作气爬向那耀眼的顶峰。他们在绝壁上，在死亡的门槛上，跳起世界上最华丽而危险的舞蹈。一气呵成。曲终那一刻，他们站在了嘉子峰的山顶。山顶的风很大。严冬冬站在山顶对着周鹏喊道这条路线我们叫“自由之舞”好不好?周鹏没听清。严冬冬又大喊了一遍，“自由之舞!”
'自由之舞”是当时中国登山界的最高成就。它的意义是划时代的。此前，从没有中国登山者攀登过这座超高难度的山峰，而在这之后的十年当中，也没有中国登山者再次尝试攀登它，严冬冬和周鹏头盔上的Gopro运动相机，用第一视角记录了他们攀登的过程。李爽在大本营，用长焦镜头记录下宏伟山体上两颗芝麻粒般的小黑点儿。
几天后，严冬冬和周鹏临时兴起，决定带上李爽继续尝试第三座技术型山峰“小贡嘎”，又把这次贡嘎山域的探险推向了更高潮。李爽之前只跟着商业登山队爬过唐拉昂曲峰和慕士塔格峰，从没有过技术攀登的经验。在10月的最后几天，三个人出发了。小贡嘎的难度有些出乎意料。严冬冬回忆，单论难度连续性的话，这条路线甚至还超越了几天前的“自由之舞”。李爽每爬到一处保护站，就用摄像机拍一小段素材。待天色渐晚时，他们又在山上露宿。在10月的最后一天，严冬冬、周鹏李爽成功登顶了小贡嘎，三个人在山顶开心地合影。
这一天晚上，赶在11月到来之前的最后几十分钟，他们安全下撤回了营地。小贡嘎的成功攀登，让这收获的10月更加完美。严冬冬和周鹏爬得十分爽，也是为了纪念李爽的第一次技术攀登，他们把这条新路线命名为“爽”(Thril)。
自由之魂在贡嘎山域接连上演的三次精彩攀登，勒多曼因嘉子峰、小贡嘎，再度轰动了中国登山界。两年前，严冬冬和周鹏开辟了四姑娘山幺妹峰新路线，成了登山界的新星。两年之后，他们在贡嘎山域连续开辟了三条新路线，又从新星一跃成为偶像。在纸媒最后的黄金时期，关于自由之魂的报道霸占了《山野》《户外》与《户外探险》三本杂志。在网络上，论坛式微、博客兴盛、社交媒体崛起的2011年，自由之魂成了登山者们不断讨论、标榜的青年偶像。自刃脊探险时代落幕以来小众的民间登山领域一直期待新的登山英雄出现。自由之魂恰到好处地成了这英雄叙事中的主角(虽然他们只是普通人)。特别是严冬冬，他那奇异的思维模式、一长串的翻译作品、纯粹的生活方式，都成了他独有的特质。在这次贡嘎山城三连登之后，李爽成了自由之魂组合的记录者，并用她的镜头视角观察着这对年轻人。她根据这次攀登的视频素材制作了一部纪录片《自由之舞》，让人们直观地领略到了中国最极限的一帮登山者在山上的风采。
到了年底，严冬冬、周鹏的“自由之舞”路线，再度被中国户外金犀牛奖提名。过去几年，严冬冬已经连续两届毫无争议地获得了金犀牛奖的最佳攀登成就:2009年严冬冬与周鹏的幺妹峰“自由之魂”路线获第四届最佳攀登成就奖，2010年严冬冬和李兰的五色山“另一天”路线获第五届最佳攀登成就奖。“中国户外金犀牛奖”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户外类综合奖项。其中“最佳攀登成就”的颁奖作为金犀牛奖的重磅环节，往往出现在颁奖典礼的最后时刻。它倡导干净的阿式攀登风格，评选也相对公正。虽然历年来评审出来的结果时而引起争议，好在编辑部每年遴选出的三个最佳攀登成就提名奖，即便有时不分伯仲，但足以勾勒出历年来值得一提的自由攀登成就。因此，有时提名者的重量级也不亚于获奖者。回望每一届的最佳攀登成就奖提名，就仿佛速览一部中国阿式攀登的编年简史。
这一年，同被第六届金犀牛奖提名的，还有曾山团队的央莫龙峰首登与孙斌团队的幺妹峰新路线。就在严冬冬和周鹏的贡嘎山域三峰连登不久后，孙斌和搭档李宗利在狂风和极寒中冲向了四姑娘山幺妹峰的顶峰。他们终于登顶了幺妹峰，并在南璧开辟了一条经典的新路线。站在峰顶的那一刻，李宗利的胡子上已结满了冰霜。这名前摔跤运动员、性格凌厉的巴蜀男儿，也有幸成为第三队登顶幺妹峰的中国登山者。孙斌这才认为自己成了一名真正的自由攀登者。自从2006年第一次尝试幺妹峰之后，这已经是他第四次攀登这座山峰了。孙斌觉得，幺妹峰并不是神话，而破除对幺妹峰的恐惧，需要先解放自己的思想，敢于挑战它。他还记得《极限登山》中的那句话:“思想是攀登运动的未来所在。装备和训练水平的进步，只能对登山运动的发展起到缓慢的推动作用，而思想的解放则会给登山运动带来飞跃。”孙斌将这条新路线命名为“解放之路”
孙斌对李宗利说，不要给这次攀登赋予太多的意义，这只是一次攀登，我们以后还要攀登更多更难的山峰。然而，幺妹峰的成功登顶着实改变了这对搭档的命运。几个月后，孙斌拿到了户外品牌的大笔投资，他的创业公司峰探游活了下来。他还实现了过去几年来的目标，“做一家登山学校，受人尊重”他在北京成立了公益性质的巅峰户外运动学校。孙斌成了孙校长。赵兴政也入职了孙斌的公司，成了巅峰学校的教练。
就在同一时期，李宗利从四川登协离职，在成都创立了自己的登山公司“自由之巅”。在之后的十年里，李宗利带领自由之巅团队完成了许多高难度的攀登成就，并培养了许多像他当年一样的年轻自由攀登者。
2011年是中国自由攀登十年来最辉煌的一年。层出不穷的首登成就与纷纷涌现的自由攀登者交相辉映。对于严冬冬和周鹏来说，2011年也是充实而美好的一年。年底，他们作为中国北面运动员，远赴墨西哥参加了北面峰会。严冬冬第一次出国，他见到了许多传说中的大神级人物:北面运动员队伍的队长康拉德·安克(Conrad Anker)，以徒手攀岩而崭露头角的亚历克斯·汉诺尔德(AlexHonnold)，著名极限户外摄影师金国威(Jimmy Chin)。只是，这些世界级攀登者并不认识他们。
回到北京后，严冬冬还去了趟南山滑雪场尝试学习滑雪。他上一次练习滑雪，还是2008年奥运火炬队集训期间，在吉林北大湖训练。严冬冬的平衡感极差，滑雪于他而言是一件需要鼓起勇气的事情。在南山滑雪场，他笨拙地滑下入门雪道，脖子紧张地歪向一边，最后还一不小心把脖子拉伤了。但他还是决定要学好滑雪，研究起滑雪装备，这样他就可以同时掌握滑雪和登山滑雪两门运动了
2012年2月下旬，第六届金犀牛奖颁奖典礼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户外探险》杂志执行主编何亦红和老布共同揭晓最后的重磅奖项。老布还是穿着那件白衬衫、卡其色裤子。他站在台上念出了严冬冬和周鹏的名字。自由之魂组合走上台领奖,严冬冬连续第三年荣获最佳攀登成就奖。这足以证明他是当今国内最活跃的登山者。不久后，严冬冬和周鹏又得知，他们再度被亚洲金冰镐奖的组委会提名了。上一次，他们就凭着幺妹峰“自由之魂”路线获得了亚洲金冰镐奖的提名，最终却没有获奖。目前为止，还没有中国登山者获得过这个亚洲最重磅的攀登奖项。
直到这一刻，严冬冬才突然意识到，他终于拥有了一度望的自由生活。“尽管收入不多，但我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生活，什么时候工作，什么时候训练，什么时候登山。更重要的是，我可以自由地去登山--不仅有时间，有赞助支持，而且也开始有能力用我想要的方式完成那些我想要的攀登。”严冬冬在《自由之路》一文中写道。在这篇发表于《户外探险》杂志的文章中，严冬冬回首了自己从清华大学一路走来，追逐自由的心路历程。
自由，人类所追逐、向往的自由，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观念。只有碰撞到坚硬的现实，自由才会更凸显出其意义和价值。严冬冬所谓的自由很简单:自由自在地安排生活，自由自在地去登山。他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并没有走太多弯路，也没有被这时代抛光打磨，就实现了这个当初在父母和同学看来完全不切实际的目标。他深知这自由的来之不易，
“自由，它是如此宝贵，如此令人向往，要得到它需付出的代价，通常也无比高昂,”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严冬冬写道“我会珍惜这份自由，而最好的珍惜方式就是善用它。
只有在山上，严冬冬才能感觉到自己还活着。“在一个空旷的、不适合生命生存的环境里，你自己散发的生命力，自己是可以敏锐地察觉到的,”严冬冬说,“你觉得自己心脏在跳。我知道自己的心脏会比很多人每次泵出来的血要多。这种感觉是很实在的，一种自己的存在感。”
在山上，每一次迈出脚步，每一下挥动冰镐，心脏就会“咚咚”地狂跳。这心跳的声音就好像他的名字。他挥起冰镐咚咚;他砸向冰壁，咚咚;他迈上脚步，咚咚。严冬冬突然从20米高的冰壁上坠落，先是砸在冰壁中段，之后顺着10米高的冰坡一路滚落在地。他的左侧额头最先承受着身体与坚冰碰撞所产生的冲击。头盔里的缓冲泡沫震出裂纹，眼镜碎裂，眼睑刺破。严冬冬坠地后，脸颊紧贴着一地碎冰，左额进流出的一小摊鲜血，把透明的冰块染成比冲锋衣还深的红色。周鹏迅速降下冰壁，趴在地上查看搭档的伤势。严冬冬趴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几分钟后才开始断断续续地说出话。
2012年元旦，在石家庄的这次攀冰冲坠事故，几乎要了严冬冬的命。他的左侧颅骨被撞成凹陷状，就像个瘪气的足球，剧烈的撞击造成轻度脑损伤。他完全不记得医生缝合伤口之前发生的事情。他很倒霉--冰爪脱落、保护点失效，也很幸运--没有从20米的高空直接拍到地面上。他还活着。在玉龙雪山冲坠之后，死亡来得更近了。
这一次死亡贴面而来。严冬冬依旧不恐惧死亡。他还会刻意训练自己，在陡峭的地形上练习危险的倒攀。“我还是会继续攀登，还是会继续很投入地做这种'具有内在危险性、真正可能导致严重受伤或死亡’的事情，这没什么,”在事故两周后，严冬冬在博客里写道，“因为喜欢所以选择去做，因为足够喜欢所以愿意承担一直做下去可能会造成的后果。”
不恐惧死亡不等于想去死。他或许真的能做到无畏地直面死亡，但冲坠事故的阴影本能地根植在他内心深处，久久未能消散。在之后的一个月里，严冬冬在冰壁上畏首畏尾。他的搭档观察到，严冬冬的肩膀根本不敢离开冰壁，他并不是身体上做不到，而是心理上就恐惧。
严冬冬第三次深刻地思考死亡的另一重本质:责任。短短三年之内，严冬冬就经历了爱德嘉峰山难、李红学婆缪峰失踪陈家慧遇难、哈巴雪山山难的冲击，以及数次命悬一刻的瞬间。他在山里亲眼见过数具遇难者的尸体，也目睹了一场山难、一个年轻生命的消失，会给他的搭档和家人造成多大的影响。
绝大多数自由攀登者，从不忌讳谈及死亡。他们都清楚地知晓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而负责。然而，死亡并不是一件只关乎自己的事情。事故发生后，死亡的阴影还继续笼罩着那些幸存者。对于登山者来说，死亡来临的时候，搭档可能是在最后一刻留在自己身边的人。这时死亡就变成了一件很现实的事情。
严冬冬、周鹏和李爽时常讨论万一在山上死掉的后果:搭档的遗体怎么处理，家里的老人怎么赡养，房子如何分配，遗产如何交代。“客观来讲，我们都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总要去面对,”周鹏说，“但谁都不会想到这是自己，谁都不会想到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人。
4月28日，严冬冬在博客发布了著名的《免责宣言》，并读撰写这篇宣言的初衷:“很简单，只是希望如果有一天我在登山时挂掉，不会有人因此而给我的搭档施加压力。作为成年人，如果我自愿决定参与某一次登山活动，那么应当为这一决定负责的只有我自己。”
这篇免责宣言并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但对于十年后的自由攀登者们来说，远胜任何律例--
我，严冬冬，现在清醒地宣布;
我理解登山是一项本质上具有危险性的活动，可能导致严重受伤或死亡。我认为，选择参与(包括发起)登山活动，意味着选择接受危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在做出所有跟登山有关的决定时，我都会把这种危险性考虑在内，这样的决定包括选择什么人作为同伴一起登山，以什么形式攀登什么样的山峰和路线，等等。
我清楚，在我与我选择的同伴一起登山时，我的生命安全许多时候取决于同伴能否在有风险的情况下做出恰当的反应和举动。我也清楚，登山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事情，登山者(包括我自己和我选择的同伴)在面临这种挑战的时候无法保证总能做出恰当的反应和举动。
我认为，如果在我自愿选择参与的登山活动过程中，我因为任何并非我自己或同伴故意制造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我自己不恰当的反应和举动，同伴不恰当的反应和举动，意料之外和意料之中的山区环境客观风险等)而发生严重受伤或死亡的情况，那么我的同伴不应当为此承担任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解释和赔偿的责任)。
2012年4月28日
周鹏说，早在几个月前，他们仨都约好了各自要写一份免责声明，最后只有严冬冬起草好了这篇宣言，等到了4月底才发。
2012年初春，自由之魂又来到广西阳朔，精进自己的攀岩水平。在休息时，严冬冬还会在漓江畅快地玩皮划艇。前一年他和周鹏从桂林一路划了88公里到阳朔。这一年，严冬冬研究了河道走向，计划顺着漓江，从广西阳朔一直划到广东深圳。他兴奋地跟周鹏和李爽提起这个计划。眼看着自由之魂就要变成自由之艇，周鹏却说，他对这个计划不太感兴趣，他更喜欢湍急的白水漂流。
有一天，严冬冬的左手手指在攀岩时划了道口子，短期内他没法再爬上岩壁了。他决定独自践行那个酝酿已久的漂流计划。一天清晨，严冬冬带着装备从阳朔码头下水，开始了漫长而孤独的漂流之旅。他从漓江划到桂江，再到珠江入海口，他的皮肤晒得通红，再晒到黝黑。历经12天的暴晒、漂流了614公里后，在一个滂沱大雨的午后，严冬冬把皮划艇拉上深圳小铲岛，踏在了坚实的土地上。后来周鹏问他，你一个人划艇，怎么还带这么大的帐篷。严冬冬说，我以为你们俩也去，这是给你们准备的。
只有登山才能把自由之魂凝聚到一起。严冬冬、周鹏和李爽终于去了阿尔卑斯登山小镇，法国的霞穆尼。这里是现代登山运动的起源。阿尔卑斯山的海拔高度远低于川西的群山，但这里有上千条技术路线、险峻的山峰和传说中的三大北壁。这次阿尔卑斯之旅更像是朝圣。他们在阿尔卑斯待了小半个月，尝试爬了几条线路。由于天气不理想，在回国之前他们始终没找到机会尝试计划中的那几座经典山峰，最后带着些许的遗憾回到北京。但他们终于见识到了世界级的攀登路线。严冬冬相信世界顶级登山路线并不遥远，就像当年自由之魂懵懂地初到幺妹峰山下，随后不到一年就打破了幺妹峰神话一样。“那些原先以为神乎其神的经典路线其实也就这么回事儿，远没'他们说的那么夸张。”严冬冬在微博上写道。
早在两年前，严冬冬就开通了新浪微博。从上一年开始，严冬冬发微博的频率越来越高，分享着他生活中事无巨细的小事儿。严冬冬的微博名叫“自由登山”。微博简介是“自由登山者，自由职业翻译”。登山和翻译，始终是他生命中最热爱的两件事。一个是他的生活方式，另一个是他的生存手段，而自由是他的生活态度。当他在微博上看到一张2008年珠峰火炬接力期间他和周鹏的合影时，严冬冬想起了四年前的那一天。他在微博上转发并写道，很难相信居然只过了四年，这四年里真是经历了很多事情，发生了很多变化……如果当初知道未来会是这样，估计会高兴得跳起来。
如今，自由之魂信心满满。他们与世界级登山家的距离越来越近。他们申请到了赞助高水平阿式攀登计划的美国MugsStump奖金。他们将赞助严冬冬和周鹏继续探索贡嘎山域的三连峰。未来，他们还有好多登山计划:四川的贡嘎主峰、中山峰，新疆的天山山脉，云南的梅里雪山，西藏的南迦巴瓦峰，阿尔卑斯的三大北壁，希夏邦马峰的南壁，珠峰南壁的中央沟槽路线……可是时间不等人。从阿尔卑斯回到北京后，夏天来了，他们将再度尝试新疆西天山的却勒博斯峰。
2012年6月10日，严冬冬坐上从北京西开往兰州，之后再转到乌鲁木齐的T151次绿皮火车。在踏上列车前的那一刻，他突然发现，或许是巧合，也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想想我十年前第一次登山就是坐这T151……”
十年前，2002年的那个夏天，在清华大学37号楼顶的活动室，清华大学的登山队员们围成一圈。队长朱振欢念出了严冬冬的名字。严冬冬成为宁金抗沙登山队15名队员中的一员，尝试攀登他人生中的第一座雪山。6月初，严冬冬作为前站队员，乘上了开往拉萨的T151次火车 --他的生命倒计时列车。白天他坐在车窗边发呆，晚上就睡在车座下面，头枕着车厢的地板，倾听着铁轨的咣当声，火车轰隆隆开向他心驰神往的雪山。
自他第一次雪山攀登之后，这名孤独而内向的少年，成长为一名志存高远的自由登山者，坚定地走在追求自由与自我的道路上。全心全意，永不停息。直到2012年的那个夏天，一切都戛然而止。
周鹏打来卫星电话时，马欣祥正在怀柔登山基地的后院里做培训。电话挂断后，马欣祥沉吟着，在院子里来回踱步，转了一圈又一圈。考虑良久之后，他还是决定公布这个坏消息。2012年7月11日下午3点23分，马欣祥发了一条微博:“刚接到山上消息，严冬冬在下山途中，不幸遇难。悲痛!!!周鹏和李爽仍在下山的路上，情绪极其低落。
这条微博寥寥数字，却引起了巨大的雪崩。这雪浪席卷到中国的每一处角落。严冬冬的老队友们看到这条微博后，纷纷打电话联络，彼此确认消息的真实性。几个小时后，马欣祥发布了另一条微博，更新了更多细节，击碎了众人最后的幻想，“接到周鹏山上的电话，他和李爽已回到大本营。冬冬遇难情况大致如下:9号下午6点多，4400米左右高度的冰川上，冬冬掉入很深的暗裂缝被卡住，周鹏他们经过多次努力，救援未果。冬冬父亲已获知噩耗，善后事宜各方正在安排”。
清华大学新一届登山队刚在甘肃登顶了一座雪山，回到大本营后才得知噩耗。晚上，小队员们在营地大哭成一片。
老布得知严冬冬在西天山攀登途中出事了，极其愤怒:“Somebody made a big fuck up!”(一定是有人他妈做错了什么)。老布马上打开电脑，调出西天山的地形图，分析严冬冬和周鹏的攀登路线与遇难地点。
何浪正在挪威的海上平台工作。听说西天山出事的消息，他不敢相信严冬冬真的遇难了。何浪立即跟清华登山队的老队员确认消息。过了一会儿，他再打给赵兴政继续确认。再后来这位严冬冬的老搭档还是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这名素来沉静的男人回到自己的房间，流下了眼泪。
赵兴政正在清华大学的小岩壁训练。他的搭档李赞打来电话，告诉他，冬冬没了。赵兴政蒙了。他立即赶回公司，再和孟春、李兰等人赶往怀柔登山基地。大家碰头后，一决定，由孟春负责统筹善后事宜，两天后大家一起飞去新疆。马欣祥本人不便以中登协的身份亲赴现场，他调动了新疆登协的人马赶去西天山支援，并单独嘱咐孟春，让他以半官方的名义去处理后续的事情。从怀柔回市区的路上，已经是深夜了，赵兴政的脑子还是蒙的。当天晚上，赵兴政和李兰在清华小岩壁下的垫子上露宿。第二天，赵兴政和孟春一起去北京火车站接严冬冬的父亲。
鞍山当地的《千山晚报》最先把严冬冬遇难的消息告诉了严树平。严树平听到噩耗后，没敢告诉严冬冬体弱多病的母亲，第二天，在亲戚与记者的陪同下，严树平等三人来到了北京赵兴政第一次见到严冬冬的父亲。他戴着和儿子几乎一样的扇圆眼镜。让赵兴政有些意外的是，这位和自己父亲年龄相仿的老人，竟然出奇地镇静。孟春把严树平一行人接到他公司楼下，与清华大学的校方领导吃了顿便饭。隔天，孟春、赵兴政、李兰、朱振欢、严树平、记者洪恩猛等人一起飞去乌鲁木齐。
在飞往新疆的飞机上，严树平间赵兴政，冬冬还有没有可能……
赵兴政说，我真的不知道，您看我把所有的技术装备都带上了，我比任何人都想进山去把冬冬找出来。
严树平坐在座位上，呜呜痛哭。
到了乌鲁木齐，一行人在机场转机去阿克苏。这时，远处走来一位小伙子，背着背包，扛着滑雪板，俨然是刚滑完雪的样子。他走过来与严冬冬的父亲握了握手，对严树平说，我是冬冬的学长，我没有带过他，我是他之前两届登山队的，我来就是想跟您握个手。说完，这名小伙子扛着滑雪板，扭头就走了。
一行人飞到了阿克苏机场。机场很小，小到刚从飞机上下来，就能远远地看见周鹏和李爽在出口的栏杆处等待着。孟春走到二人近前。周鹏和李爽十分憔悴。历经半个月的高海拔紫外线照射，他们脸颊两侧的颧骨处遗留下日晒后的乌黑痕迹。也许他们的脸都是咸的。
“我平时从来没见周鹏哭过。他是能控制住内心情绪、很坚强的一个人,”孟春说,“他看见我从里面走过来，就开始低头抹眼泪。”李爽一把抱住孟春。她后来对孟春说，孟哥我看见你从飞机上下来，往我们这边走的时候，我就觉得家里来人了。
赵兴政走下飞机，来到周鹏面前。一向坚毅、洒脱的周鹏大哥，现在“整个人造得，不知道是脱水还是缺营养，晒得各种……很瘦，很瘦”。
赵兴政对周鹏说，冬冬爸爸还在后面。周鹏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比如说他爸非常生气，可能对我破口大骂、扇一巴掌什么的，这些我都想好了。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周鹏说，“他爸最后其实非常克制。”这只会让周鹏更加难受。
众人回到了阿克苏的酒店。赵兴政和李兰收拾好了装备要一口气冲上山去把严冬冬的遗体运回来。但山上的冰川太过凶险，他们被众人制止了。
下午，严树平、周鹏、李爽、孟春四个人坐在酒店的房间里。周鹏对严树平说，我跟您说说事情的经过吧。周鹏从三个人进山开始讲起，一直讲到事故发生、严冬冬遇难。周鹏哭了无法再说下去。
严冬冬的父亲流着眼泪，拍了拍周鹏的肩膀，不说了，孩子，不说了。严树平抽了张纸巾递给周鹏，说，带我去看看他吧。能走多远?咱们能走到那里吗?
自由攀登者的一生是可以用登山事件来标刻的。他也许记不起某一年的经历，但只要稍加提示--那一年，你爬了这座山--过往的回忆便瞬间涌上心头。从幺妹峰开始，自由之魂的生命刻度上写满了一座座山峰的名字。只要一进山，严冬冬和周鹏的组合总能在山上创造出奇迹。
久而久之，自由之魂的攀登形成了一套恒定的模式:进山:攀登，出山，再引爆登山界。如果没有完成什么了不起的成就才叫人感到意外。这次的西天山攀登也是如此。他们精心准备信心十足，就像去欢度一个终将到来的节日。
在阿克苏休整几天后，严冬冬、周鹏和李爽来到小台兰煤矿，几天后到达却勒博斯峰的大本营。白天，他们往海拔2800米的前进营地运输了一趟物资，晚上回到了海拔2500米的大本营。7月2日，攀登正式开始。
严冬冬、周鹏和李爽从大本营出发，沿着漫长的土盖别里齐冰川行进，当天到达海拔3000米的一号营地。3日，他们攀登至海拔3700米的二号营地。4日，海拔4300米的三号营地。5日海拔4700米的四号营地。这又是一次堪比“长征”的远征式登。自由之魂在破碎迷乱、裂缝丛生的冰川里行进。“那个冰川超级恐怖。”周鹏后来说。他们没有结组。每个人手里只拿着一根冰镐，一直往前爬，直到前方的路看似不可能通过。严冬冬对周鹏说，这条路线能走通。周鹏说，这条路线走不通。二人相持不下，决定各走各的路。
这种矛盾并不是头一次发生，已经有一阵子了。由于周鹏的攀爬能力高出严冬冬一大截，在过去几年的攀登中，往往都是周鹏在前面领攀，掌控攀登的节奏。偶尔遇到路线选择的难题，周鹏才会停下来和搭档一同商量。也许严冬冬认为，自己在后面跟攀，更像是个跟班。在他多年前翻译的那本没有出版的Ice & Mixed Climbing里，有句话一次又一次地提醒着自己:攀登，即领攀。也就是说，只有那名在前方攻克路线上的难点掌控攀登的行进节奏、引领队伍前进方向的领攀者，才是攀登的实际主导者。纵然严冬冬和周鹏是一对总能创造出奇迹的黄金搭档，但在攀爬过程中，这对搭档关系并不对等。也许严冬冬曾在某一瞬间还想过，无论是幺妹峰的自由之魂，还是嘉子峰的自由之舞，这些都是周鹏的攀登，而不是他自己的成就。这名渴望独立的自由登山者并不甘心跟在后面。
从一年前开始，周鹏发现他的搭档变得激进，渴望去掌控攀登。到了最近半年，严冬冬“已经进入到一个他不听你意见(的状态中)，并不是我们来商量这个意见，而是他坚持了意见之后，他就要按照这个意见执行……他就要去验证他的想法，不管花多大力气，他愿意去验证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恐怖”。周鹏说,“如果我要再去跟他登山的话，我们两个都会挂掉”。
那两天在西天山的时候，周鹏明确地跟李爽说过，这一次登完这个山，回去之后，我绝对不会跟严冬冬再搭档了
这一天，严冬冬和周鹏一直爬到了冰川的最边缘，遇到许多难以观察到的暗裂缝。这几乎是他们经历过的最凶险的地形。他们都很庆幸能从这里活着回到营地。经过了这一轮侦查、尝试攀登后，他们再次放弃了原定攀登却勒博斯峰的计划。就像去年(2011年)一样，在海拔4700米的四号营地，他们临时改变原计划，改为攀登另一座海拔5861米的未登峰。
再次穿越两条冰川、跋涉三天过后，7月9日上午三名登山者顺利登顶了这座未登峰。他们来到这处从未有人类触及过的山顶，在他们脚下还有上百座连绵不绝的险峰。在群山的最远处，天际线呈现出浅浅的蓝。这蓝色由远及近，从大地之上的浅蓝均匀地过渡至苍穹之上的深蓝。这里是天上之山。头顶上的晴空如他们纯粹的心灵般澄澈。周鹏兴奋地举起右手，挥动胜利的冰镐。严冬冬站在一旁，岔开双腿，把一支冰镐倚在大腿上。李爽拍下了自由之魂组合的最后一张合影。
傍晚5点30分，严冬冬、周鹏、李爽下撤到海拔4400米的营地。在下撤过程中，严冬冬的登山杖还弄断了。傍晚6点，天还亮着，他们从营地出发，继续下撤。天空飘起了雪花。
路上的积雪没过了膝盖，有时甚至陷到大腿。周鹏走在前面探路，李爽走在中间。严冬冬沿着他们的脚印，跟在最后面。与前几天遇到的凶险冰川相比，眼下这条路好走得多，看起来十分安全，更何况还有周鹏在前面探路。只要李爽和严冬冬老老实实地跟在周鹏的后面走，就不会有问题。为了提高行进效率，三个人没有结组。严冬冬和周鹏多次探讨过，为了加快行进效率，在裂缝明显的冰川地形中能不结组就不结组。只有观察到有暗裂缝出现后，他们才会连在一起结组。严冬冬和周鹏解开了那条紧紧绑在一起的绳子。
刚出发不久，李爽突然对周鹏说，冬冬掉下去了。
周鹏说，什么。
李爽吓坏了，她又重复了一遍，冬冬掉下去了。
周鹏回头一看，他的搭档不见了。李爽身后的雪地上出现了一个雪洞。周鹏赶紧跑过去，趴在狭长的裂缝洞口往下看。严冬冬正卡在一处将近20米深的冰裂缝里，完全动不了。
暴雪骤至。周鹏在风雪中下降到冰裂缝中。严冬冬惊慌地对周鹏说，你要救我出去。周鹏说，我肯定会救你出去的。周鹏以为只要做个滑轮救援系统，就可以把搭档拉出来。他在登协培训课上教过学员们，也熟练操作过很多次。
周鹏降到严冬冬下方顶住他。他割断严冬冬的背包带，又从搭档的背包里取出安全带，给他穿上。刚连接好绳子，严冬冬又往下坠落了几米，掉进一摊冰水。冰裂缝里彻底黑下来了裂缝里，冰水四处流淌，打湿了严冬冬的衣服。周鹏怕搭档失温，掏出严冬冬的羽绒服，给他套上。冰水浸入两个人的衣服里，严冬冬浑身湿透。先是坠落时的撞击，又是严重失温，他逐渐陷入半无意识状态。
周鹏给搭档系好安全带后，爬出裂缝，翻上地面。天色已暗。暴雪越来越猛烈。
周鹏在大雪中迅速组建好滑轮系统，想把严冬冬拉上来。他拉动了。严冬冬哼叫着。周鹏只拉动了一会儿，严冬冬就被裂缝中凹凸不平的冰壁卡住了。裂缝张开大嘴，咬住了他。他们在绳子两端，和裂缝展开了一场拉锯战，直到周鹏和李爽败下阵来。周鹏哭着说，你怎么就不能动一下啊。严冬冬的声音却越来越小。
周鹏认为也许是救援系统出了问题，赶紧调整。晚上11点半，他再次尝试，使劲一拉，绳皮磨破了。绳子就要被拉断，身边却没有可用的绳子了。周鹏后来在事故报告中写道:“因为主绳已无法使用，我们没有任何装备可以支撑重新下降至冰裂缝底部观察严冬冬的生命状态。”救援被迫中止。
雪渐渐小了。等过了零点的时候，严冬冬也渐渐地没有了声音。周鹏和李爽体能彻底透支。他们内心煎熬着，在幽深的裂缝洞口边扎营。零星的雪花，落在世界的尽头。往后每一夜，都将是漫漫长夜:
由于遇难现场的冰川地形太过凶险，众人和严父商量过后决定放弃进山搜寻遗体。大家计划在前往大本营的途中，在山里就地找一块大石头，当作严冬冬的墓碑。
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严树平说，碑文就刻上“1984年11月16日至2012年7月9日，自由登山者严冬冬与天山共存”吧大家从阿克苏当地请来一位刻字的师傅，第二天一同进山。
7月14日上午，阳光正好。一行人走进小台兰河谷。他们在河床边，选了一块长7米、宽5米的巨石。巨石光滑平整，一半嵌在大地里，一半面朝着群山。刻字师傅忙着在石头上雕刻的时候，严树平说，他想爬爬附近一座小山。他登上了河谷边一座500米高的小山。他站在山顶，俯着山脚下的河谷，觉得很有成就感。
下午3点半，碑文刻好了。大家在碑刻的笔画里，涂上热烈的红漆。严树平最后涂上“严冬冬”三个字。碑上的遗照是前不久严冬冬在阿尔卑斯山拍的。祭品是一把香，两支红烛，三束鲜花，四样水果。众人默哀一分钟，再深深地鞠躬。
周鹏、李爽和赵兴政随后进山把遗留在大本营的装备取出来。赵兴政坐在营地的大球帐里，清唱着清华大学登山队的队歌《白鸽》。这是一曲献给一个年轻的生命与一群意外离世的人们的歌，如今也是一首赞颂自由的歌。歌曲的旋律在寂静的山谷里飘荡着:“那是种骄傲，阳光的酒脱。白云从我脚下掠过干枯的身影，憔悴的面容。挥着翅膀，不再回头。纵然带着永远的伤口，至少我还拥有自由。纵然带着永远的伤口，至少我还拥有自由……”
赵兴政出山后，马不停蹄地赶往四川雀儿山带队攀登。如今，他已经是一名成熟的高山向导。他从乌鲁木齐绕道北京中转，只为了在首都机场和《人物》杂志的记者许晓碰面。他聊了几个小时严冬冬的往事，接着又赶飞机去了成都。他在成都街头找了家文身店，在胳膊上文了一行“Remember YandongdongThe Free Spirits”(纪念严冬冬，自由之魂)。这行字就在他左手小臂朝里的位置，他每次一抬手就能看得到。
严冬冬遇难的消息不仅早就传遍了登山界，也轰动了全社会，引起了媒体的大范围关注。周鹏等人认为，后来《人物》杂志的这篇《最自由的人逝于高山》，是众多报道严冬冬的文章中最真实动人的一篇。此外，《三联生活周刊》发布了《自由登山者严冬冬》,《中国青年报》刊发了《严冬冬:为理想而逝的职业登山家》，中央网络电视台发布新闻《自由登山者严冬冬不幸遇难》，新华社讨论这种现象“严冬冬登山遇难留争议，生命换梦想值不值”。“严冬冬”成了全社会议论的话题。人们的讨论停留在珠峰、火炬手、清华、状元、天才、翻译家等关键词，似乎这就足以概括他不到28岁的短暂一生。
《山野》《户外》《户外探险》三本中国户外刊物，也大篇幅报道了严冬冬的故事。“严冬冬”的名字与“自由”永远地绑定在了一起:自由登山，自由之舞，自由之魂。在国际登山界，两名常年活跃在中国的登山家通报了这起登山事故。曾山在Apinist杂志发布了这则噩耗，老布则在国际权威登山媒体《美国高山年鉴》上撰写了严冬冬遇难的经过，并总结了严冬冬一生的成就。他在文中写道:“冬冬最大的登山成就包括攀登四姑娘山(2009年)、勒多曼因峰和嘉子峰(2011年)。这些都是和他的固定搭档周鹏一起完成的。此外，冬冬首登了五色山(2010年)、首次冬攀了宁金抗沙峰，这些都是和中国一流的女性阿式攀登者李兰一起完成的。他还在四川、新疆和西藏的其他地区开辟了一些新路线。严冬冬和周鹏因四姑娘山的攀登成就，被授予了金冰镐象征奖。这不仅是对他们登山成就的肯定，也是对中国登山者能以阿式攀登完成这条路线的重要意义的肯定。
“作为北面中国运动员队伍中的一分子，严冬冬和周鹏还有另一项突破:成为中国第一批成功的签约登山运动员。凭借出色的英语能力，严冬冬还翻译了众多登山题材与现代高山攀登类的书籍，并与外国登山者广泛交流。他还在博客、户外杂志和期刊上，多次撰写了自己的探险经历。因此，严冬冬对山峰的热爱，激励了许多人。”
在冷静的文字之外，私下里提起这起事故，老布还是抑制不住他的愤怒。“不仅仅是因为严冬冬死了，他还死于自己犯下的错误，这简直双倍的糟糕!”老布说,“就好像你在看NBA篮球赛，第二天早上醒来，突然发现斯蒂芬·库里或杜兰特死了。”“在那么多我不想看到的遇难者中，严冬冬绝对排在第一位。”“即使我不知道严冬冬，即使我是一位旁观者，其他人死也会比他死要好。我认为这会让中国的阿式攀登倒退一步。
周鹏将严冬冬遇难前登顶的这座山峰，非官方地命名为“严冬冬峰”。他始终不理解，严冬冬当时为什么没有紧跟着他和李爽的脚印，走在他们已经探好的路上。从新疆回到北京后，周鹏又回到了北京密云的房子里。如今五居室的房间里只剩他自己，更显得冷清空旷。那一晚，他做了个梦。梦中，他又回到了西天山的冰川。严冬冬浑身冰冷，想要和他说些什么。李爽后来跟周鹏说，她做了一模一样的梦。
按照登山界的惯例，周鹏还要撰写一份更详细的事故报告。许多登山爱好者与关心严冬冬的人们，迫切想知道山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周鹏也写了，却迟迟没有发布。他还记得那一晚严冬冬的父亲对他说的话。严树平不希望再有人知道儿子遇难的细节。“他说攀登报告就不用写了。他说我知道这个事情是什么样就可以了,”周鹏说，“他说，我也不想让我身边的那些同事亲人知道这样的事情。他们不需要知道细节是什么。”
事故报告的作用不仅仅是让读者回到事故现场、了解事故的真相，后来的登山者还会吸取其中的错误，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人们对事故报告的呼声越来越高。周鹏写好了事故报告，但始终没有发布。与失去搭档的痛苦相比，他人的指责与谩骂显得不足为道，“我根本就不会觉得这件事有什么冤枉。没关系。但是，他爸觉得这件事情不这么做更好，那就是不这么做更好”
作为一名专业的登山者与登山教练，周鹏比任何人都明白反思事故的意义，也比任何人都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他只是没有选择用公开发布事故报告的形式而已。在孟春的办公室，周鹏召集了孙斌、康华、何川等十来名有影响力的中国登山者。周鹏还做好了PPT。他对大家说，不要拍照，我给你们展示的是一个最真实的故事。你们不用担心我现在的状态怎么样。你们觉得我什么地方做得好，什么地方做得不好，现在就可以提出来。
在这个内部技术会议上，周鹏把攀登的过程、当时的情况，事故的细节一五一十地讲述出来。孙斌就技术环节提了个小问题，其他人都没有异议。毕竟，在登山救援技术方面，周鹏已经是国内最出色的实践者与培训者了。
'他试了所有方法，但都不起作用,”老布说，“要救援一个人，至少需要动用六个人一起配合。太他妈难了。”
回到北京不久后，周鹏、李爽单独约了老布。三个人在咖啡馆聊了一下午。周鹏把事故的经过和内心的痛苦对老布和盘托出。老布理解那种搭档死在面前的煎熬与痛苦,“因为你是唯一能拯救你朋友生命的人。当冬冬掉在裂缝里受伤的那一刻，周鹏意识到，他们曾经的争吵，以及导致他们没有结组的任何原因，都是一堆不相干的bullshit，这些都不重要了”
严冬冬一生共翻译了35本书。其中25本都在他生前出版了这些书摞起来足有半米高。西天山山难一个月后，严冬冬生前翻译完的最后一本书《天生就会跑》(BorToRun)上市了。许多读者通过购买、阅读这本书的方式来缅怀他。这部畅销书后来间接推动了中国越野跑运动的发展。
周鹏还跟马伟伟要到了严冬冬笔记本电脑的密码--在一次闲聊时，严冬冬无意中对马伟伟透露了这串密码。周鹏后来在严冬冬的电脑里找到了他最后一部遗作的书稿,《登山进阶》(Alpine Climbing)。清华大学登山队的老队长庄红权在B版征集这本书的译者，何浪当仁不让地接过了这本书的翻译
严冬冬早期的翻译活儿，大都来自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工作的庄红权。严冬冬遇难后，庄红权把严冬冬生前因个人兴趣而翻译的《黄金罗盘》印成一套书。这是严冬冬自视“付出心血最多、也最得意的一部译作”。庄红权把严冬冬译本做成两版不同的封面，还在封底和书签上印上了严冬冬写过的文字、说过的话。这套严冬冬译本的《黄金罗盘》免费赠出了1000套。
清华大学东操场西北角的小岩壁，一直是山野协会独的一方小天地。这里曾是严冬冬在清华校园里最常出现的地方。小岩壁下有两级半米高的水泥台阶。如今，在最上面那层水泥台阶上的角落里，镶嵌着一块汉白玉纪念碑。每到了秋日的季节，碑上往往覆盖着些许落叶。如果你把这落叶掉去，会发现碑的左侧雕刻着严冬冬脸庞的轮廓。碑的右侧，刻着严冬冬当年纪念陈家慧的话。这句话也被放在了严冬冬纪念网站(vstarloss.org)的首页:“要跟他(她)保持连接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记住。Remember，就这样简单。不需要做任何形式的东西，或者至少不需要刻意去做。但是你心里记住这个人，他(她)的影响就不会那么容易散掉。”
陈家慧和严冬冬在同一天离开了这个世界。每年的7月9日，都有人来到清华校园里的这处角落，在这块纪念碑上献上几束鲜花。每年夏天，清华登山队出征的时候，都会来这里悼念他们的学长。
严冬冬的遗作《登山进阶》在山难一周年后出版。严冬冬和何浪共同署名为译者，周鹏做校对。严冬冬的一些习惯曾深深地影响着何浪，也进一步塑造了现在的他。在得知噩耗的那天晚上，何浪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写下他和严冬冬的故事:
“我现在也喜欢红色的冲锋衣，喜欢跟你听一样的歌，跟你用同一款背包，我的攀登理念，也大部分源于你。这辈子，对我影响最大的事是登山，所有登山者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你。其他所有人加起来，恐怕也赶不上你对我影响的一半……你是我的冬冬，我的队长，我的老师，我的搭档，我的兄弟。我知道，将你铭记，唯有继续攀登。”
山难发生后，周鹏先去珠海静养了一段时间，又去了阳朔疗愈。“严冬冬”一度成了他心中的禁地。那一晚的画面不断浮现在眼前，周鹏的心“就像在用刀割一样”。周鹏常常遇到和人正聊着天、对方的话题刻意转到严冬冬的情况。每每此时，周鹏骤然生出一种反感，甚至有点想吐的感觉。老布曾建议周鹏，不要害怕面对这段伤痛的往事，也不要把谈及搭档的遇难当作一种禁忌，而是要把这段经历大胆地讲出去，“越去多说，自己就会从这里面更加接受这个事情，更能够平复自己的心情”。
或许是共同经历了这一段痛苦的遭遇，也或许是因情感的慰藉，李爽和周鹏在一起了。赵兴政又是后知后觉地发现这件事。
西天山山难三个月后，孙斌率领巅峰户外运动学校的教练团队，在云南白马雪山山域开辟了五条短小精悍的新路线。赵兴政和李赞将他们开辟的一条路线命名为“Regards ForFreedom”(致敬自由)，他们获得了那一年的金犀牛奖。
2012年11月，周鹏和李爽来到韩国首尔的亚洲金冰镐奖颁奖现场。自由之魂组合一年前在贡嘎山域的探索最终获得了亚洲金冰镐奖。颁奖辞写道:“我们坚信，该奖项标志着我们对严冬冬的认可，他是中国新一代阿式攀登者中的领军人物之一，值得被铭记。”这是中国登山者首度获得这个亚洲最重磅的攀登类奖项。可是，严冬冬已经无法知道了。
严冬冬走后，他身边的这些朋友变得更加紧密。这些自由登山者并没有因西天山的悲剧而停止攀登。西天山山难的第一年，周鹏和李爽深入西藏东部的群山深处，收集了上百座山峰的资料。他们攀登了六座雪山，完成了四座未登峰的首登。这一年10月，周鹏、李爽和赵兴政尝试攀登西藏的拉轨岗日峰(海拔6457米)。在这支三人团队中，周鹏是经验最丰富、攀爬能力最强的领袖。再没有人与他争执不下，也没有人敢质疑他的决策。
在攀登过程中，赵兴政望着雪坡，嘀咕了一句，我觉得这雪况有可能要崩啊。
周鹏不以为意地说，不会。
“周鹏那水平，比我高得多。他说不会崩，当然我深信不疑,”赵兴政后来说，“之后，就崩了。”
周鹏、李爽、赵兴政引发了足球场大小的板块状雪崩。他们被雪浪冲飞在半空中，再摔落在山下100多米的地方。雪崩过后，几个人还互相调侃，雪崩后的死里逃生是一次新奇的体验，周鹏却越想越后怕。如果三个人都死在雪崩里呢?如果当时赵兴政坚持了自己的看法呢?
“很多人都把我当成老大哥看，或者把我当成老师，这样就会非常影响攀登,”周鹏说,“每个人都会犯错。我也会犯错。这是人不可避免的问题。”周鹏心中的思虑越多，他对搭档关系的信念也就越不牢固。再没有一个像严冬冬一样的搭档了。没有合适的搭档，他宁可等。
从此，那个开辟幺妹峰“自由之魂”路线、在中国自由攀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周鹏，那个在贡嘎山域接连开辟三条新路线、拿到亚洲金冰镐奖的周鹏，那个在中国西部探索最隐秘的未登峰的周鹏，那个在中国阿式攀登舞台中央演绎自由之舞的周鹏，消失了。
在之后的数年里，“严冬冬”逐渐化作一个符号。有人无比怀念这个自由的灵魂，也有人利用它。2014年，网上有人打着搜寻严冬冬遗体的名义，发起了“春暖行动”，变换不同账号募集捐款，还多次骚扰严冬冬的亲友。周鹏等人调查清楚了此人的背景。他竟然还有诈骗的前科，受害人曾多次报案未果。这件事触碰到了周鹏和赵兴政等人的底线，一直想找机会“教育一下他。有一天，春暖行动骗到了孙斌的公司，来峰户外运动学校做客。赵兴政早上来到公司上班，惊喜地发现骗子自己送上门来了。他让同事关好门，赶紧通知周鹏。周鹏对赵兴政说，你们等我到了再动手。不知怎的，后来赵哥还是没忍住。他和对方几句不和，一拳抡到对方脑袋上，手立马就肿了，在战斗中还落个下风。好在周鹏及时赶到，众人这才联合起来一番“说服教育”。对方被教育得够呛，在派出所报了案。周鹏和赵兴政最后交了5000元的罚款。他们觉得值。
赵兴政在孙斌的巅峰户外运动学校工作几年之后，于2016年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慕嵘探险”。他每年带队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徒步南北极点。徒步，探险，旅行。再后来，公司黄了。他盘下北京二环边上的一家咖啡馆，再把它改成小酒馆。他蓄起胡子，研究起哲学与超验心理学，每天慵懒地睡到中午，再迷醉到深夜。只有当《白鸽》的音乐响起时，他才会短暂地回到过去。那是他前半生里最骄傲的一段时光，
《白鸽》有种神奇的魔力，它能让每一届清华登山队的小队员们瞬间热泪盈眶。但《白鸽》对北大山鹰社的队员李兰不起作用。李兰没有彻底走出悲伤。她变得更加坚强，也更加脆弱。周鹏搬出密云的房子后，李兰又在这间房子里续租了一年，之后，她过着流浪的生活。一边流浪，一边攀登。几乎每一年她都会独自来到西天山的小台兰河畔，对着那块大石头诉说心事。
老布在2016年离开了中国。他在国际尖端的瑞士保罗·谢勒研究所(Paul Scherrer Institute，简称PSI)，冲击着物理领域的高峰。工作之余，他不断走人世界地图中的空白区域，完成了数次世界级的精彩攀登。
Vstarloss纪念网站上有关于严冬冬的一切:他写过的文字,说过的话、有他的照片和视频、纪念他的文章与报道。当年，严冬冬给vstar加了个loss的后缀，是想勉励自己不要输。未曾想，其实1oss也有死亡的含义。Vstarloss似乎一开始就预言了他的命运。不过，“那又怎样呢?”
如今，纪念网站上的留言版块成了人们倾诉的树洞。每年的7月9日，年轻的自由攀登者们都来到这里留言，与其说是纪念严冬冬，更像是对着一个自由的符号，讲述自己内心的冲动与渴望。可严冬冬一定不想成为冷冰冰的符号，符号怎么会有那种“心跳的感觉”呢。但他也许想被人们记住--“当你在心里记住这个人，他的影响就不会那么容易散掉。”
2016年夏天，周鹏和李爽在北京密云的白河峡谷，租了一套小院。他们把小院改装成家，定居在这里。周鹏又做回了周教练。他在白河开办了个培训班。这一次，他终于可以自由地设计自己的教学课程，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攀登理念了。周鹏把自己所学的攀岩、攀冰、高海拔攀登、绳索救援技术，统统教给那些渴望成长的新生代自由攀登者们。
你也许会在北京市区里的某一家攀岩馆里，偶遇到周鹏，经历过伤痛的周鹏，更加成熟，也更加沧桑。每当追忆起往事回想起那些心碎的画面，周鹏“感觉就像这几秒，心跳停止了一样”。每年在雪山上的冰裂缝边教学时，他的思绪总时不时地飘到多年前那个暴雪连天的夜晚，再恍然飘回到当下。最开始他的一些学生还听说过这些往事。到了后来，新的学生们只想书写自己的历史。十年就这么过去了。“自由之魂”的名字沉寂下来，逐渐被新一代的登山英雄和攀登传奇取代。它似乎成为周鹏心中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只有当某个学生来到他的白河小院，不经意间问他这里的wifi密码时，周鹏才会微笑着重提起那个熟悉的名字:the free spir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