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第三帝国的生活：1933-1937年

第八章
第三帝国的生活：1933-1937年

就在这个时候，1934年夏末，我到第三帝国来生活和工作。新德国有许多事情使外国观察家获得深刻印象，使他们感到迷惑不解，甚至感到不安。绝大多数德国人似乎并不在乎他们的个人自由遭到剥夺，并不在乎他们的大量文化被摧残，被没有思想的野蛮状态所代替，也不在乎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已经被管制到了即使是一个世世代代以来习惯于严格管制的民族也从未经历过的程度。

在那些不听话的人、以前的共产党人或者社会民主党人、过于自由主义或者过于和平主义的人和犹太人的头顶上，无疑笼罩着秘密警察的恐怖和对集中营的恐惧。1934年6月30日的血腥清洗是一个警告，它表明这帮新领袖会多么残酷无情。然而，初期的纳粹恐怖只影响到比较少的德国人的生命，而一个新来到的观察家多少有些意外地发现，这个国家的人民似乎并不感到他们在受着一个放肆而残忍的独裁政权的威吓和压制。相反，他们还怀着真正的热情支持这个政权。这个政权不知怎么使他们具有了一种新的希望和新的信心，使他们对国家前途具有一种惊人的信念。

希特勒正在清算过去，清算过去的一切挫折和失望。我们以后将详细地看到，他正在一步一步地，而且迅速地使德国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使胜利的协约国陷于狼狈的境地，并且使德国在军事上重新强大起来。这正是大多数德国人所希望的，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愿意做出这位领袖要求他们做出的牺牲：个人自由的丧失、斯巴达式的饮食（“大炮先于黄油”）和艰苦的工作。到1936年秋天，失业问题已大体上解决，差不多人人都又有了工作。[270]人们可以听到被剥夺了工会权利的工人们对着装着丰盛午餐的饭盒，一边吃着一边开玩笑说，至少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已不再有挨饿的自由。“先公后私！”是那时候纳粹的一个流行口号，虽然有许多党的领袖，尤其是戈林，正在秘密地营私肥己，而且企业的利润也正在增长，但是，群众无疑已被表面上把社会福利放在私人利益之上的新“民族社会主义”笼络住了。

把犹太人排除在德国社会以外的种族法律，在一个外国观察家看来，是一种惊人的倒退到原始时代的做法，但是，既然纳粹的种族理论把德国人捧成社会中坚和主宰种族，这些法律就绝不是不得人心的。有时遇到很少数德国人——前社会民主党人或者自由主义者，或者是出身旧保守阶级的虔诚的基督徒——对迫害犹太人的行为感到嫌恶甚至反对，虽然他们曾帮忙减轻了一些个别的犹太人的困难，但是在挽回狂澜方面却没有出什么力。他们又能做什么呢？他们常会这样问你，而这却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德国人从受过检查的报刊和广播中含糊地听到一些国外的强烈反感，但是他们发现，这并不妨碍外国人大批地到第三帝国来，而且看来仍然对它的款待感到满意。因为纳粹德国，远较苏俄为大方，是听任全世界来观察的。[271]游览事业生意兴隆，收进了大量急需的外汇。纳粹领袖们似乎没有什么要隐瞒的。一个外国人，不管他多么反纳粹，都可以到德国来观察和研究他所希望了解的情况——只有集中营和军事设施除外，后者在所有国家都是如此。许多人都来观光。而许多人在回去时，如果说没有改变信仰，至少也已变得能够容忍“新德国”了，相信他们看到了他们所说的“肯定的成就”。甚至像劳合·乔治那样一个观察力敏锐的人，他曾经领导英国在1918年战胜德国，并且在那一年用“吊死德皇”的口号参加竞选，如今也可以在1936年到上萨尔茨山访问希特勒。他在离别时带回去对这位元首大为倾倒的印象，并且公开称赞这位元首是“一个伟人”，有眼光有决心解决现代国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失业问题，而这是英国仍在溃烂的一个创伤，在这个问题上，这位伟大的战时自由党领袖和他的《我们可以征服失业》的纲领在国内都没有引起人们的什么兴趣。

1936年8月在柏林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使纳粹党有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来让全世界对第三帝国的成就留下印象，而且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犹太人恕不招待”的牌子悄悄地从店铺、旅馆、啤酒馆和公共游宴场所取了下来，对犹太人和两个基督教会[272]的迫害也暂时停止了，全国都装出最规矩的态度。以前任何运动会都没有过那么出色的组织工作，也没有过那么不惜工本的款待。戈林、里宾特洛甫和戈培尔为外国客人们举行了豪华无比的宴会——宣传部长在万湖附近的孔雀岛举行了“意大利之夜”的宴会，招待了一千多位宾客，场面之盛大简直像《天方夜谭》中的故事。客人们，特别是从英国和美国来的那些客人们，对所看到的情况印象非常深刻：这显然是在希特勒领导下团结一致的一个快乐、健康和友善的民族。他们说，这跟他们在报上读到柏林新闻时所得到的印象截然不同。

然而，在这种外表的下面，在柏林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那些兴高采烈的夏末日子里，为游客们所看不到的，而且确实为大多数德国人所忽视或者以一种令人惊奇的默默服从的态度来接受的，似乎存在着德国生活的退化过程，至少在一个外国人看来是如此。

当然，关于希特勒所颁布的对付犹太人的法律，或者关于政府所发起的对这些不幸的人的迫害，是没有什么隐瞒的。所谓1935年9月15日的纽伦堡法律，剥夺了犹太人的德国公民籍，使他们沦为“属民”的地位。这个法律还禁止犹太人和雅利安人通婚，禁止他们有婚姻以外的性关系，并且禁止犹太人雇用35岁以下的雅利安女仆。在以后几年里，补充纽伦堡法律的大约13项法令，使犹太人遭到完全的取缔。但是到1936年夏天，也就是德国充当奥林匹克运动会东道主使西方游客们十分惬意的时候，犹太人由于法律或者纳粹的恐怖手段——后者往往先于前者——而不能得到公私就业机会已到了至少其中有一半人生计无着的程度。在第三帝国的第一年即1933年，他们不得竞选公职，不得担任文官职务，不得在新闻界、广播业、农业、教育界、戏剧界、电影界工作；1934年他们被撵出交易所，虽然直到1938年才颁布禁令，不准他们当律师、从事医药业和商业，但是，实际上在纳粹统治头四年结束以前，他们就从这些行业中被排除出来了。

此外，他们不仅得不到大部分生活上的享受，而且常常得不到日用必需品。在许多地方，犹太人要买食物都感到困难，如果说不是不可能的话。在副食杂货铺、肉铺、面包铺和牛奶站的门上，挂着“犹太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在许多地方，犹太人甚至不能为他们的孩子购买牛奶。药房不卖药给他们。旅馆不让他们投宿。常常是，不论他们到哪里，总有“本市严禁犹太人入境”或者“犹太人进入此处安全自行负责”的侮辱性牌子。在路德维希港附近公路上的一个急转弯处，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小心驾驶！急转弯！犹太人每小时75英里！”[273]

这就是大约在德国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前后犹太人所处的困境。而这不过是一条很快就会导致他们遭到屠杀灭种的道路的开端。

对基督教会的迫害

纳粹对基督教会的战争开始得较为温和。希特勒名义上是一个天主教徒，虽然他曾在《我的奋斗》中痛骂天主教过问政治，并且因两个基督教会不能认识到种族问题而对它们加以攻击，但是，我们前已看到，他曾在书中警告说“一个政党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以往的全部历史经验中，一个纯粹政治性的党派要进行宗教改革是从来没有成功过的”。党的纲领第二十四条要求给予“国内一切宗教派别以自由，只要它们对……德国民族的道德感情没有危险。党赞成积极性的基督教信仰”。1933年3月23日国会把自己作为立法机构的职权让给这位独裁者那天，希特勒对这个德国立法机构发表讲演，赞扬基督教信仰是“保障德国民族灵魂的要素”，答应尊重这些信仰的权利，宣称他的政府的“志向是谋求教会和国家之间的融洽协调”，而且说“我们希望改善我们和教廷的友好关系”——最后这一句话显然是为了获得天主教中央党的选票，结果他如愿以偿了。

过了差不多四个月不到，在7月20日，纳粹政府和梵蒂冈签订了一个契约，保证天主教的自由和该教会“管理它自己事务”的权利。这个协定由巴本代表德国，由当时的教廷国务卿帕切利主教，就是后来的教宗庇护十二世，代表教廷签署。这个契约墨迹未干，就被纳粹政府破坏了。但是，由于这个契约签订的时候正是这个新政权在德国的初期放肆行为引起全世界强烈反感的时候，它无疑使希特勒政府获得了非常需要的威望。[274]

7月25日，也就是批准这个契约后五天，德国政府颁布了一个净化法令，特别使天主教会感到愤怒。五天后，开始采取了步骤来解散天主教青年联盟。在以后几年里，数以千计的天主教教士、修女和教徒中的著名人士遭到逮捕，其中许多人是由于“不道德”或者“外币走私”等捏造出来的罪名而被捕的。我们已经谈到，天主教行动组织的领导人埃里希·克劳泽纳是在1934年6月30日的清洗中被杀害的。数十种天主教出版物被禁止发行，甚至忏悔室的神圣性也遭到秘密警察的破坏。德国天主教的各级教士，像大多数基督新教牧师一样，起先曾力图和新政权合作，但是到了1937年春天，他们的幻想完全破灭了。1937年3月14日，教宗庇护十一世发出了一个通谕《痛心已极》，指责纳粹政府“规避”和“破坏”契约，播种“怀疑、不睦、仇恨、中伤的莠草，播种公开和秘密的根本敌视基督和基督教会的莠草”。这位教皇在“德国的天际”看到了“摧残性宗教战争的险恶乌云……这种战争除了……灭绝人类以外没有其他目的”。

马丁·尼莫拉牧师曾亲自欢迎纳粹在1933年当政。这一年他的自传《从潜艇到教坛》已经出版。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潜艇艇长如何成为一个卓越的新教牧师的故事，受到纳粹报刊的青睐，得到了特别的颂扬，成为一本畅销书。尼莫拉牧师像许多新教牧师一样，认为共和国的十四年是“黑暗的年代”。[275]在他的自传的结尾，他以一种满意的口气说，纳粹的革命终于胜利，它带来了他自己曾经为之奋斗已久的“民族复兴”。他的奋斗有一个时期是在自由军团中进行的，许多纳粹领袖都是该军团出身。

他很快就尝到了幻想破灭的可怕滋味。

德国的新教徒，像在美国的一样，分成许多教派。只有极少数——4500万新教徒中的约15万人——属于浸礼教会和监理教会之类的各种独立教会。其余的人都属于28个路德教派和改革教派的教会，其中最大的是老普鲁士联盟教会，共有1800万教徒。随着民族社会主义的兴起，新教徒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分裂。其中较为狂热的纳粹分子在1932年组织了“德国基督徒信仰运动”，它的最狂热的领袖是一个叫作路德维希·米勒的东普鲁士军区随军牧师。他是希特勒的虔诚信徒，当初就是他从中拉纤，促成元首在冯·勃洛姆堡将军担任该军区司令的时候和后者相会的。“德国基督徒信仰运动”热烈拥护纳粹的种族学说和领袖原则，并且要把它们运用在一个全国性的教会中，这一教会将把全部基督教新教徒都吸收进来，成为一个全面组织。1933年，“德国基督徒信仰运动”在总数17000名牧师中拥有约3000名，虽然他们在一般信徒中的会员所占比例大概要大一些。

跟它对立的是另一个少数派集团，自称为“认信教会”。这个教会有差不多同样数目的牧师，后来由尼莫拉担任领导。这个教会反对使新教教会纳粹化，不接受纳粹的种族理论，并指斥罗森贝格和其他纳粹领袖的反基督教主张。大多数新教徒则介于二者之间，他们似乎很胆小，不敢参加这两个敌对集团中的任何一个。他们采取骑墙态度，大多数人最后终于都落入了希特勒的怀抱，承认他有权干预教会事务，服从他的命令而没有公开反对的表示。

除非人们知道德国新教徒的历史和马丁·路德的影响，否则是不容易了解大多数德国新教徒在纳粹执政初期的行为的。[276]这位基督教新教派的伟大创立者，是一个热烈的反犹主义者，相信对政治权威的绝对服从。他希望德国清除掉犹太人，他主张在把他们打发走时没收掉他们的“全部现款、珠宝和金银”，还要“放火焚烧犹太人的会堂和学校，拆毁他们的房屋……让他们寄宿在棚子里或马厩里，像吉卜赛人那样……处于痛苦和监禁中，因为他们不断向上帝哭诉我们的不好”——这种主张在四个世纪后被希特勒、戈林和希姆莱不折不扣地加以奉行了。[277]

1525年的农民暴动也许是德国历史上唯一的人民起义，在这次暴动中，路德劝告王公们采取最残酷无情的措施来对付这些“疯狗”——这是他对这些铤而走险的、被蹂躏的农民的称呼。在这里，像他关于犹太人的言论一样，路德使用了直到纳粹当政时为止德国历史上没有可与之相比的粗暴野蛮的语言。这位巨人的影响在德国世代流传，特别是在新教徒中间。他还留下了另外一些后果，其中一个是，从16世纪起直到1918年王公贵族们被推翻时为止，德国基督教新教派轻易地成为专制主义的工具，世袭的国君和小邦诸侯们成了他们领域里的新教教会的最高主教。例如在普鲁士，霍亨索伦国王是教会的首脑。除了沙皇俄国外，没有一个国家的教士们在传统上是那么完全屈从于国家的政治权威的。教士们差不多毫无例外地一致支持国王、容克地主和军队，在19世纪时他们竭尽本分地反对自由和民主运动的兴起。在大多数新教牧师看来，甚至魏玛共和国也是该诅咒的，不仅因为魏玛共和国废黜了国王和诸侯，而且因为它的主要支持来自天主教徒和社会民主党人。在国会选举期间，人们不能不注意到，新教牧师们——其中尼莫拉是个典型——相当公开地支持共和国的敌人民族党甚至纳粹党分子。像尼莫拉一样，大多数牧师对阿道夫·希特勒在1933年崛起当总理表示欢迎。

他们很快就领教了希特勒获得政权所依靠的纳粹暴力手段。1933年7月，新教教会的代表们拟就了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教会”的组织法，7月14日得到了国会的正式认可。在选举第一任全国主教问题上立即发生了一场热烈竞争。希特勒坚持要让他的朋友、随军牧师米勒获得这个最高位置，在这以前希特勒已委任他为自己的新教教会事务顾问。教会联合会的领袖们则提出了著名的牧师弗里德里希·冯·博德尔施文。但是他们未免太天真了。纳粹政府出来干预，解散了若干地方教会组织，把新教教会的几个主要的德高望重的牧师停职，纵容冲锋队和秘密警察来对付不听话的牧师——事实上，对所有支持博德尔施文的人进行威吓。全国主教将由教议会选出，在选举教议会的代表前夕，希特勒亲自发表广播演说，“敦促”选举“德国基督徒信仰运动”的代表，而米勒就是他们的候选人。这种威胁很有效果。同时博德尔施文已被迫退出竞选。“选举”结果是大多数“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的代表当选，他们于9月间在维滕贝格——路德就是在这里首先公开反抗罗马的——教议会上选举了米勒为全国主教。

但是这位教会新头子是一个不中用的人，没有能力来建立一个统一的教会，或者把新教的会众完全纳粹化。在1933年11月13日，也就是德国人民在一次全国公民投票中以压倒的多数支持希特勒的第二天，“德国基督徒信仰运动”在柏林的体育馆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集会。这个教派的柏林教区领袖赖因哈特·克劳泽博士建议舍弃《旧约全书》“和它的牲畜贩子与拉皮条者的故事”，修订《新约全书》，使耶稣的教导“完全符合于民族社会主义的需要”。会上拟订了不少决议，主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信仰”，要求全部牧师宣誓效忠于希特勒，坚持所有教会都实行雅利安化而排除改宗的犹太人。甚至对那些不肯参加教会战争的胆小的新教徒来说，这也使他们觉得太过分了，因此米勒主教被迫停止克劳泽博士的职务并表示不同意他的意见。

实际上，纳粹政府和教会之间的斗争，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什么权限归君主、什么权限归上帝的斗争。就新教徒而言，希特勒坚决主张，如果纳粹党的“德国基督徒信仰运动”不能使各新教教会在全国主教米勒领导下趋于一致的话，政府自己就不得不来接管教会的指导工作。他始终对新教徒有一些轻视，新教徒虽然在他的信奉天主教的祖国奥地利只占极少数，在德国公民中却占了三分之二。他曾向他的助手们说过：“对他们，你可以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会屈服的……他们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像狗一样顺从，当你对他们讲话时，他们惶恐得汗流浃背。”[278]他知道得很清楚，反对新教教会纳粹化的只是少数牧师和为数更少的教徒。

到1934年年初，幻想破灭了的尼莫拉牧师已经成为“认信教会”和牧师紧急联盟中少数反对者的精神上的指导。在1934年5月在巴门举行的教议会全体大会上，以及在尼莫拉的耶稣基督教会11月间在柏林郊外达勒姆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上，“认信教会”宣称自己是嫡派德国新教，并设了一个临时的教会管理机构。这样，现在就有了两派，全国主教米勒派和尼莫拉派，都自称是合法的嫡派新教教会。

很明显，这位前随军牧师尽管和希特勒很接近，却没有能够使各新教教会统一起来。1935年年底，秘密警察逮捕了700名“认信教会”的牧师以后，他辞去了他的职务，从此销声匿迹。早在1935年7月，希特勒就已经任命纳粹党在法律界的一个朋友汉斯·凯尔博士为宗教事务部长，指示他做第二次努力，使新教徒统一起来。凯尔是一个比较温和的纳粹分子，而且是个多少还比较谨慎的人，他在开头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他不仅争取到了占多数的保守派牧师，而且还设立了一个以德高望重的策尔纳博士为首的教会委员会来搞出一个总的解决办法，后者是一个受到各教派尊重的人。虽然尼莫拉的教会同这个委员会进行合作，但是仍坚持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嫡派新教教会。1936年5月，它向希特勒提出了一个彬彬有礼然而态度坚定的备忘录，抗议这个政权的反基督教倾向，指斥政府的反犹主义，并要求国家停止干预教会事务。纳粹内政部长弗里克却报之以残酷无情的行动。数以百计的“认信教会”牧师被逮捕，备忘录的签名者之一魏斯勒博士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被杀害，“认信教会”的经费被没收，并被禁止收集捐款。

1937年2月12日，策尔纳博士辞去教会委员会职务，因为在这以前秘密警察不让他到有九名新教牧师被逮捕的吕贝克去。他抱怨说他的工作受到宗教事务部长的破坏。凯尔博士第二天在向一群顺从的教士发表的演说中做了答复。他指斥这位德高望重的策尔纳不能领会纳粹的种族、血统和土地的理论，他还清楚地显示了政府对新教教会和天主教教会的敌意。

［凯尔说］党站在积极性的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而积极性的基督教信仰就是民族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是上帝意志的实施……上帝的意志表现在德国人的血液……策尔纳博士和加伦伯爵［明斯特的天主教主教］力图向我阐明，基督教信仰就是信仰上帝的儿子基督。这使我发笑……不，基督教信仰并不依靠使徒信条……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由党来代表，德国人民现在由于党，特别是由于元首的号召而具有了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元首是新启示的先驱。[279]

1937年7月1日，尼莫拉博士遭到了逮捕，被监禁在柏林的莫阿比特监狱里。6月27日他曾在达勒姆一向是座无虚席的教堂里向他的会众讲道，这次讲道终于成为他在第三帝国的最后一次讲道。好像他已预先感觉到将要发生的变故似的，他说：“我们和古时的使徒一样，想不到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逃避当局的权力。我们也同样不愿意在上帝要我们说话的时候，听从凡人的命令而保持沉默。因为情况是，而且必须继续是，我们必须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人。”

他在监狱里被关了八个月，1938年3月2日，在特别法庭上受审，这种特别法庭是纳粹为了审讯犯有危害国家罪的人而设立的。虽然他的“暗中攻讦国家”的主要罪名是被开脱了，但还是因“滥用讲坛”和在他的教堂里收集捐款而被判罚款2000马克和监禁七个月。因为他服刑已超过这个期限，所以法庭宣布把他释放，但是他在离开法庭时立即被秘密警察带走，置于“保护性看管下”，关在集中营里，先是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后又在达豪集中营，在那里，他一直被关了七年，直到被盟军解放。

另外还有大约807名“认信教会”的牧师和教徒中的著名人士在1937年遭到逮捕，在以后的两年内更有数以百计的人遭到逮捕。如果说尼莫拉派的反抗没有被完全摧毁的话，它肯定是受到挫折了。至于大多数新教牧师，则像德国的差不多任何人一样，在纳粹恐怖面前屈服了。到1937年底，汉诺威很受人尊敬的马拉伦斯主教经凯尔博士劝诱，发表了一篇公开声明：“民族社会主义的生活概念，是决定和表现德国人特性的民族和政治教义。因此，德国基督徒也有义务遵守。”在像尼莫拉那样坚强的牧师看来，这个声明一定特别可耻。1938年春天，马拉伦斯主教采取了最后的步骤，命令他的主教管区内的全体牧师个个宣誓效忠于元首。在一个短时间内，极大多数新教牧师都宣了誓，这样就使他们在法律上和道义上都得服从这位独裁者的命令。

如果认为纳粹政权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迫害使德国人民猛然惊醒，或者甚至大大地震动了他们中间的极大多数人，那就错了。事实上并没有如此。一个那么轻易放弃他们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自由的民族，除了其中比较少数的人以外，是不会不惜牺牲生命或者冒即使坐牢的危险来维护信仰自由的。1930年代真正使德国人感到震动的事情是希特勒在人民就业、造成繁荣、恢复德国军事力量、外交政策方面节节胜利这些方面的辉煌成就。很少德国人因为逮捕几千名牧师和教士，或者因为各新教教派之间的争执而睡不着觉。更少人这样仔细地想过：在受到希特勒支持的罗森贝格、鲍曼和希姆莱的领导下，如果可能的话，纳粹政权打算最后摧毁德国的基督教信仰，而代之以古代日耳曼部落神祇的老异教和纳粹极端分子的新异教。正如最接近希特勒的人之一鲍曼在1941年所公开说的一样，“民族社会主义和基督教信仰是不能调和的”。

希特勒政府为德国所规定的前途，清楚地呈现在罗森贝格在战争期间为“国家总教会”所拟定的30点纲领中。罗森贝格是一个直言不讳的异教徒，他的职务中有一个是“民族社会主义党全部文化哲学教导事务元首私人代表”。稍举这30点中的几点就足以表明其基本要旨：

1.德国国家总教会断然宣称拥有控制国境以内全部教会的独揽权利和权力：它宣称这些教会是德意志帝国的民族性教会。

5.国家总教会决心无可改变地根绝……在不吉的公元800年输入德国的各种异己的、外来的基督教信仰。

7.国家总教会没有书记、牧师或教士，但是国家总教会的讲演者将在他们中间演讲。

13.国家总教会要求立即停止在德国出版和传播《圣经》……

14.国家总教会宣称，对它来说，因此也是对德意志民族来说，业经决定，元首的《我的奋斗》是一切文件中最伟大的。它……不仅包含了最伟大的伦理，而且体现了对我国民族目前和将来生活来说是最纯粹和最正确的伦理。

18.国家总教会将从它的供坛上清除一切耶稣受难像、《圣经》和圣徒像。

19.在供坛上，除了《我的奋斗》（对德国民族来说，因而也是对上帝来说，这是一本最神圣的书），不得有别的东西，在供坛左边则放一把剑。

30.在它创立那一天，各大小教堂，必须除去基督十字架……必须代之以唯一不能征服的象征——卐字。[280]

文化的纳粹化

1933年5月10日晚上，也就是希特勒当总理后约四个半月，柏林发生了一幕西方世界自从中世纪末期以来未曾看到过的景象。在约莫午夜的时候，成千上万名学生举着火炬，游行到了柏林大学对面的菩提树下大街的一个广场。火炬扔在堆集在那里的大批书籍上，在烈焰焚烧中又丢了许多书进去，最后一共焚毁了大约20000册书。在另外几个城市里也发生了同样的景象。焚书开始了。

那个晚上，由兴高采烈的学生在戈培尔博士的赞许眼光下丢入柏林烈焰中的许多书籍，都是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的著作。在这些作家中，德国作家有托马斯·曼和亨利希·曼、利翁·孚希特万格、雅各布·瓦塞尔曼、阿诺德·茨威格和斯蒂芬·茨威格、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瓦尔特·拉特瑙、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阿尔弗雷德·克尔和胡戈·普罗伊斯等人。胡戈·普罗伊斯是草拟魏玛宪法的学者。但是，不仅数十位德国作家的作品遭到焚毁，许多外国作家也不能幸免，其中有：杰克·伦敦、厄普顿·辛克莱、海伦·凯勒、玛格丽特·山额、H.G.威尔斯、哈维洛克·艾利斯、阿图尔·施尼茨勒、弗洛伊德、纪德、左拉、普鲁斯特。用一份学生宣言的话说，凡是“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的，或者打击德国思想、德国家庭和我国人民的动力的根基的”任何书籍，都得付之一炬。

新上任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从现在起将使德国文化不得越出纳粹思想的雷池一步。他在被焚的书籍化为灰烬之际向学生们讲了话：“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

照亮德国文化纳粹新时代的，不仅有焚书的火焰和虽然没有像焚书那么有象征性却更加有效的措施，即禁止千百种书籍在书店出售或在图书馆流通，禁止许多种新书的出版，而且还有任何现代西方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那么大规模的文化管制。早在1933年9月22日，就在戈培尔博士的指导下根据法律设立了德国文化协会。它的目的，用该法律的话来说，规定如下：“为了推行德国文化政策，必须使各方面的创造性艺术家都集合在国家领导下的一个统一的组织中。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

为了指导和控制文化生活的各方面，在德国文化协会下面成立了七个协会：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和德国电影协会。凡是从事这些职业的人，都必须加入有关的协会，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这些协会所拥有的权力中，有一项是它们可以因“政治上不可靠”而开除或拒绝接收会员，这就意味着可以——而且事实上常常如此——不让那些对民族社会主义不太热心的人从事他们的专业或艺术，从而剥夺了他们的生计。

凡是1930年代在德国生活过的人，只要是关心这些事情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忘记，曾经有过那么悠久的极高的文化水准的民族，它的文化水准竟发生这样令人恶心的退化。不用说，一经纳粹领袖们决定，艺术、文学、报刊、广播和电影都必须专门为新政权的宣传目的和野蛮哲学服务，这种退化就是不可避免的。除了恩斯特·云格尔和恩斯特·维歇特的早期作品以外，没有一个还在人世的比较重要的德国作家的作品曾在纳粹当政时期出版过，差不多所有这些作家，都在托马斯·曼的带头下移居到国外。极少数留在国内的作家不是自动地就是被迫地保持缄默。每一本书或者剧本的手稿，都必须先送宣传部审查，经它认可后才能出版或者上演。

音乐的遭遇算是最好的了，只是因为音乐是各种艺术中政治性最少的艺术，而且德国人在音乐方面有着从巴赫、贝多芬、莫扎特到勃拉姆斯的极为丰富的遗产。但是，门德尔松的作品则禁止演奏，因为他是犹太人（所有犹太作曲家的作品都是被禁止的），德国的第一流现代作曲家保罗·欣德米特的音乐也是如此。大交响乐团和歌剧院中的犹太人很快就被清除出去。跟作家们不一样，德国音乐界的大多数有名人物都决定留在纳粹德国，让他们的名气和才能为新秩序增加威望。本世纪最优秀的指挥家之一威廉·富特文格勒留在了德国。他因为袒护欣德米特而在1934年有一整年失宠，但是在希特勒统治的其余年代里又恢复活跃了。理查德·施特劳斯也许是世界上还在人世的第一流作曲家了，他也留了下来，而且一度担任德国音乐协会主席，不惜以自己的声名帮助戈培尔糟蹋文化。卓越的钢琴家瓦尔特·吉泽金有很多时间在外国做演奏旅行，这些演奏是宣传部长为了提高德国“文化”在国外的声望而组织或赞许的。但是由于音乐家们没有移居国外，由于德国古典音乐具有丰富的宝藏，所以人们可以在第三帝国时期听到演奏和表演得极为出色的交响乐和歌剧。柏林交响乐团和柏林国家歌剧院是其中最为卓越的。精彩的音乐节目起了很大的作用，使人们忘掉了在纳粹统治下其他艺术的退化和很多生活方面的退化。

必须说，在戏剧方面，只要是上演古典剧，就仍然保持着很多原来的高超水平。不用说，马克斯·莱因哈特和所有其他犹太籍演出人、导演和演员一起走了。纳粹剧作家们实在蹩脚透顶，群众都不愿看他们的作品，因此这些作品的演出日子总是不长。德国戏剧协会主席是个名叫汉斯·约斯特的失败的剧作家，他曾公开大言不惭地说，凡是有人向他提到“文化”这个字，他就想掏出左轮手枪来。但是，即使是有权决定该上演什么剧本、该由谁来表演和由谁来导演的约斯特和戈培尔，都无法禁止歌德、席勒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在德国舞台上得到值得赞扬的而且常常是很感动人的演出。

说来真是奇怪，萧伯纳的有些作品竟可以在纳粹德国上演，这或许是因为他揶揄英国人和讽刺民主吧，又也许是因为纳粹党没有觉察到他的机智和左倾政治观点吧。

最奇怪的是德国伟大剧作家格哈特·霍普特曼的情况，因为他是一个热心的社会民主党人，所以德皇威廉二世时期曾禁止他的剧本在帝国的剧场里演出。在共和国时期，他是德国最受人欢迎的剧作家，而在第三帝国时期，他却仍然保持着这种地位。他的剧本继续上演。我永不会忘记他的最新剧本《教堂的女儿》第一夜演出结束时的景象，当时，霍普特曼，一个苍苍白发飘垂在黑色斗篷上的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跟戈培尔博士和约斯特臂挽着臂走出戏院。他，像许多别的德国杰出人物一样，已经跟希特勒和解了。机灵的戈培尔曾就此事做了不少有效的宣传，不断向德国人民和国外提起，德国尚在人世的最伟大的剧作家，前社会民主党人和普通人的利益维护者，不仅留在了第三帝国，而且继续在写作，他的剧本也在上演。这位年迈的剧作家到底是真诚依附，还是投机，还是仅仅善变，也许可以从战后发生的情况中看出来。美国当局认为霍普特曼为纳粹服务得太周到了，因而禁止他的剧本在西柏林美管区上演。于是俄国人邀请他到柏林去，把他当作一个英雄来欢迎，并在东柏林安排了轮回演出他的剧本的盛大节日。1945年10月6日，霍普特曼向共产党控制的“德国民主复兴文化联盟”发了一个贺电，表示希望它能带来德国民族的“精神复兴”。

德国曾给世界贡献过一个杜勒和一个克拉那赫，但在近代美术方面却不是非常杰出的，虽然德国的表现主义绘画和慕尼黑建筑学院的建筑学是使人感兴趣的和有独创性的艺术运动，而且德国艺术家曾参加了20世纪以印象主义、立体主义和达达主义为代表的艺术上的一切新潮流。

尽管早期在维也纳想当艺术家而遭到了失败的希特勒自以为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但他认为，一切现代艺术都是退化的和无聊的。他在《我的奋斗》中曾就这个题目发过长篇大论，在他当政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清除”德国的“颓废”艺术，并企图代之以新的“日耳曼”艺术。约有6500幅现代绘画，不仅是像柯克西卡和格罗兹这类德国画家的作品，还有塞尚、梵高、高更、马蒂斯、毕加索和许多别的画家的作品，都从德国各博物馆里拿掉了。

代替它们的作品在1937年夏天进行了展览，当时希特勒在慕尼黑一个单调的拟古主义建筑物里正式主持了“德国艺术馆”的开幕。这个建筑物是他出主意设计的，他说它在建筑艺术上是“无与伦比和无法模仿的”。在纳粹艺术的这个第一次展览中，陈列了从15000幅应征作品中选出来的900幅作品。这是本书作者在任何国家中没有看到过的最蹩脚的货色。希特勒亲自做了最后的选择。原来的评选团的主席是德国艺术协会主席阿道夫·齐格勒，他是一个平凡的画家。[281]据当时跟希特勒在一起的一些党内同志说，希特勒对评选团所选的某些画极为恼火，他不但命令把这些画剔掉，而且用他的长统靴子在好几幅画上踢了一些洞。他在主持展览会开幕式的长篇讲演中说：“我早已下了决心，如果命运给予我们权力的话，［艺术鉴赏］这类问题是不用讨论的，要做的只是做出决定。”而他的确做出了决定。

在1937年7月18日发表的讲演中，他规定了纳粹党的“德国艺术”方针：

凡是不能被人了解、得用大量说明才能证明它们有权利存在，并且为那些欣赏那种愚蠢的或者自以为是的无聊货色的神经病者所接受的艺术作品，将不再能公然在德意志民族面前陈列。任何人都不要存幻想！民族社会主义已着手使德意志帝国和我国人民清除所有那些危及它的生存和性格的影响……随着这个展览会的开幕，艺术上的神经错乱状态及其对我国人民在艺术上的玷污就告终了……

然而，至少还有一些德国人，特别是在德国的艺术中心慕尼黑，却宁愿受到艺术上的玷污。在这个城市的另外一个地方，在一所必须要经过狭窄的楼梯才能走到的破败的陈列室里，有一个“退化艺术”展览会，这是戈培尔博士为了让人民看看希特勒要保护他们免受玷污的那些作品而组织的。内容是些精选的现代绘画，有柯克西卡、夏加尔和表现主义及印象主义的作品。我去参观的那一天，曾先到德国艺术馆去看了一下，因为地盘很大，走得气喘吁吁。而这个展览会的观众却拥挤不堪，等候入场的人从叽叽嘎嘎作响的楼梯一直列队排到街上。事实上，去看的人实在太多了，使戈培尔博士感到又是生气又是尴尬，于是很快就停止了展览。

对报刊、广播和电影的控制

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要在第三帝国当个编辑，首先得在政治上和种族上是“清白”的。1933年10月4日的《德国新闻出版法》使新闻事业成为一种受法律管理的“公共职业”。它规定，所有编辑都必须具有德国公民资格，属于雅利安血统，配偶不是犹太人。该法第十四条命令编辑们“要使报纸上不得有任何误导群众、假公济私、可能削弱德国的外在或内在力量、德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德国的国防及其文化和经济……或者有损德国的荣誉和尊严的东西”。这个命令如果在1933年以前实施，正好会取缔德国的每个纳粹党编辑和出版物。它现在却开始清除那些不是纳粹党的或者不愿成为纳粹党的报刊和记者。

最先被迫停刊的报纸之一是《福斯报》。这家报纸创办于1704年，像腓特烈大王、莱辛和拉特瑙那样有名的人物过去都曾为该报撰过稿。它已成为德国最主要的报纸，犹如伦敦的《泰晤士报》和纽约的《纽约时报》。但是，它是一家自由主义的报纸，而且所有者是由犹太人办的乌尔施坦因出版公司。它在连续发行了二百三十年后，在1934年4月1日停刊。另一家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拖得稍微久一些，直到1937年才停刊，虽然它的老板犹太人汉斯·拉克曼-莫泽在1933年春季就被迫出让了他在该报中的股份。德国的第三家自由主义大报《法兰克福报》，在清除了犹太老板和编辑后继续出版。该报驻伦敦记者、亲英分子和自由主义者鲁道夫·基歇尔当了编辑，而且像保守的柏林《德意志汇报》的编辑卡尔·西勒克斯一样——他也曾当过驻伦敦记者，获过罗得奖学金，在牛津大学求过学，是个英国的热情崇拜者和自由主义者——为纳粹服务得很好，正像全国新闻发布官奥托·迪特里希一度说到以前的“反对派报纸”那样，其忠心程度，甚至常常“青出于蓝”。后面这三家报纸之所以能够幸存下去，有部分原因是德国外交部的影响。外交部要这些国际上知名的报纸照常出版，来装幌子，以便在国外造成一个好印象。它们既使纳粹德国保存体面，同时又帮它进行宣传。

由于德国的各家报纸都受到指示，知道该发表些什么东西以及如何写新闻和社论，全国报刊不可避免地会显出单调划一。即使是一个受到那么严密的管制和生性习惯于服从权威的民族，也对报纸感到厌倦。甚至像晨报《人民观察家报》和晚报《进攻报》那样的主要纳粹报纸，销量也下降了。随着纳粹出版人把报纸一家又一家地置于控制下或者接管过去，所有报纸的总销售量就此一落千丈。在第三帝国的头四年中，报纸的种类由3607种减少到2671种。

但是，德国报刊失去自由和减少种类却使党获得了好处，至少在财务方面来说是如此。马克斯·阿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队中曾任上士，是希特勒的顶头上司，如今是党的出版公司埃耶出版社的社长，他成了德国报刊财务方面的独裁者。他是全国报界领袖和德国新闻协会的主席，有合法的权力可以任意勒令任何出版物停刊，随后又以极便宜的价格把它收购过来。一个短时期内，埃耶出版社成了庞大的出版帝国，也许是世界上最大、最赚钱的一家出版公司。[282]尽管许多纳粹出版物销量下降，但是纳粹党或者党内个人所拥有的或者控制的报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占全部报纸销售量2500万份中的三分之二。阿曼在纽伦堡所做的供词中叙述他经营的情况如下：

党于1933年当政后……许多像乌尔施坦因出版公司那样的由犹太财团或者由跟纳粹党敌对的政治或宗教财团所拥有或者控制的公司，都觉得最适当的办法只有把他们的报纸或者资产卖给埃耶公司。买卖这种产业是没有自由市场的，埃耶出版社总是唯一的投标者。在这件事情上，埃耶出版社和它所拥有或者控制的各出版公司扩展成为德国报纸出版方面的垄断事业……党在这些出版企业中的投资大获其利。说纳粹报刊纲领的基本目的是消灭一切跟党对立的报刊，这话是不错的。[283]

在1934年内有一段时期，阿曼和戈培尔都要求拼命巴结的编辑们不要把他们的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阿曼说，他很遗憾，“目前报刊完全单调划一，这不是政府的措施造成的，也不符合政府的意愿”。一位鲁莽的周刊编辑，《绿色邮报》的埃姆·韦尔克，把阿曼和戈培尔的话当了真。他指责说，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使得报刊变得干巴巴的。他的刊物立即被勒令停刊三个月，他本人则被戈培尔撤职，送到集中营去了。

电台和电影也很快被利用来为纳粹政权的宣传服务。戈培尔一直认为广播（电视当时还没有问世）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宣传工具。通过他的宣传部的广播司和德国广播协会，他完全控制了广播事业，使它适合自己的目的。他的任务之所以比较容易实现，是因为在德国，像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广播事业是由国家所拥有和经营的垄断事业。1933年纳粹政府一上台，国家广播公司就自然落在它的手中。

电影仍在私人公司手中，但是宣传部和德国电影协会控制了这个行业的每一个方面。用一篇官方评论的话说，它们的任务是“使电影业脱出自由主义的营利思想的范围……从而使它能够接受它在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里必须履行的那些任务”。

结果是德国人民受罪，只能听到、看到同他们的报纸和期刊的内容同样空虚且令人生厌的广播节目和电影。德国的观众向来是默默顺从别人告诉他们应该看些什么的，但即使是这样好说话的观众也反抗了。纳粹电影上映时门可罗雀，而经戈培尔许可在德国放映的少数外国影片（多半是B级好莱坞影片）则门庭若市。在1930年代中期有一个时期，德国影片老是遭到嘘声，以致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对“电影观众的叛逆行为”发出严厉警告。广播节目也遭到了群众极不客气的批评，德国广播协会主席霍尔斯特·德莱斯勒-安德莱斯说这种吹毛求疵是“对德国文化的侮辱”，不能予以容忍。在1930年代的那些日子里，德国听众仍可收听许多外国电台的广播，而不致像战争爆发以后的时期里那样会有丧失生命的危险。或许有很多人曾收听外国广播，虽然本观察家的印象是，随着一年一年地过去，戈培尔博士证明了他的看法是对的，即广播变成了这个政权的远远超出其他一切的最有效的宣传工具，在改造德国人民、使他们适合希特勒的目标这一点上，比任何别的宣传工具都起着更大的作用。

我本人不久就有这种体会：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一个人是多么容易听信说假话的和受检查的报刊和广播啊。虽然我不像大多数德国人，我每天可以看到外国报纸，特别是出版后第二天就到达的伦敦、巴黎和苏黎世的报纸，我经常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和其他外国广播，但是由于职务关系，我每天必须花许多小时浏览德国报刊，收听德国广播，同纳粹官员们谈话，到党的集会上去旁听。我惊奇地而且往往是大吃一惊地发现，尽管我有很多机会知道事实真相，尽管我根本就不信任从纳粹方面来的消息，但是多年来一再听到捏造的和歪曲真相的报道，自会使人留下一种印象而常常受其迷惑。凡是没有在极权国家里住过多年的人，就不可能想象，要避免一个政权的不断的、别有用心的宣传的可怕影响，有多么困难。在一个德国家庭里，或者在办公室里，或者有时候在一家饭馆里、啤酒馆里、咖啡馆里，跟一个陌生人的偶然交谈中，我常常会从看来是受过教育的和明白事理的人嘴里听到最蛮横武断的主张。显然，他们是在重复他们从广播中听到或者从报纸上看到的荒唐意见。有时候听到这种胡说八道忍不住也照样要说说自己的意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看到一种极为怀疑的眼色，一种默然震惊的神情，好像你亵渎了上帝一样，于是你就会了解到，想要跟一个头脑已经变了样的人接触，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认为凡事就是像希特勒和戈培尔悍然不顾事实地所说的那样。

第三帝国的教育

1934年4月30日，伯恩哈德·鲁斯特被任命为科学、教育与人民文化部长。鲁斯特是冲锋队的大队长，一度担任过汉诺威党领袖，是个纳粹党员，又是希特勒自从1920年代初期以来的朋友。在民族社会主义奇怪颠倒的世界里，鲁斯特是极为适当的人选。他原是个小地方的失业教员，在1930年因有思想不稳定的表现而被共和国时代的汉诺威当局解雇。他的狂热的纳粹主义思想可能是被撤职的部分原因，因为鲁斯特博士宣传纳粹思想像戈培尔那样热心，像罗森贝格那样糊涂。在1933年2月被任命为普鲁士科学、艺术与教育部长后，他曾夸口在一夜之间“使学校不再成为一个玩弄学术的机构”。

这样一个没有脑筋的人现在获得了控制德国科学、公立学校、高等教育机构和青年组织的独裁大权，因为第三帝国的教育，按照希特勒的规定，并不限于在拥挤的课堂里进行，而且要在各级青年团体中进行斯巴达式的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大学和理工学院里只能吸收很少数的人，因此这种教育不是顶点，顶点是在18岁时先参加强迫劳动服役，然后应征入伍在武装部队里服役。

希特勒对“教授”，对学术生活的轻视，在《我的奋斗》中已屡有流露。他在这本书里表示过他对教育的一些想法。他写道：“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个教育的主要目标，绝不可以只是灌输知识，而是要造就十足强健的体魄。”但是，更重要的，他在这本书里强调过争取青年和训练青年，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服务的重要性，这是他在成为德国的独裁者以后仍旧常常谈到的一个问题。他在1933年11月6日的讲演中说：“当一个反对者说‘我不会投向你那边的’，我就平静地说：‘你的子女已经属于我们了……你算什么？你是要死的。但是，你的后代现在站在新阵营里。在一个短时期后，他们就将不知道别的，而只知道这个新社会。’”1937年5月1日，他说：“这个新国家将不把它的青年交给任何人，而是自己管理青年，自己进行教育和抚养。”这不是空口说白话，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确实如此。

德国学校，从小学一年级直到大学，很快就纳粹化了。教科书匆忙地重新编写过，课程也改变了，《我的奋斗》被奉为——用教育工作者的机关报《德意志教育家》的话说——“我们在教育方面的绝对正确的指南星”，看不到这种新的星光的教师则被清除出去。大多数教师都是感情上或多或少纳粹化的，如果说不完全是党员的话。为了加强他们的思想，他们被送到特别的学校里去集中学习民族社会主义的原则，重点是希特勒的种族理论。

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每一个担任教职的人，都必须加入民族社会主义教师协会，这个协会根据法律有“责任按照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对全体教师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体化”。1937年的《公务员法案》规定，教师必须是“党所支持的国家的意志的执行者”，并且准备“随时无保留地保卫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早些时的一项法令已把他们列为公务员，从而受到种族法律的支配。犹太人不用说是禁止任教的。所有教师都宣誓“效忠和服从阿道夫·希特勒”。后来，凡是没有在冲锋队、劳动服役队或者希特勒青年团服务过的人都不能教书了。要想在大学里任教，必须先在观察营里待六个星期，在那里，他们的见解和性格由纳粹专家加以研究并报告给教育部，教育部根据申请者的政治“可靠性”发给教书凭证。

在1933年以前，德国公立学校是由地方当局管辖的，大学则由所属各邦管辖。现在所有学校都置于全国教育部长的铁腕管辖下。大学里的校长和院长统统由他来任命，而以前是由全体教授选举的。他还任命全体大学生都必须加入的大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员，以及任命全体讲师都参加的讲师联合会的领导人员。在老练的纳粹分子严密控制下的民族社会主义大学讲师联合会，在选择由谁来任教和务使所教的内容符合纳粹理论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

如此纳粹化的结果，对德国教育和德国学术极其不利；在新的教科书里，在教师们的讲课中，都对历史大加歪曲，甚至到了荒唐可笑的程度。把德国人捧成主宰种族、把犹太人说成是世界上万恶之源的“种族学”的讲授，则尤其如此。单是在有过许多伟大学者任教的柏林大学，一个兽医出身的冲锋队员新校长就在种族学方面开设了25种新课程，到他真把柏林大学搞得乌烟瘴气的时候，他竟开设了86项与兽医有关的课程。

德国多少年代以来一直非常杰出的自然科学的教学也迅速地退化了。如像物理学方面的爱因斯坦和弗兰克，化学方面的哈贝尔、维尔施泰特和瓦尔堡这样卓越的教授，都解职了或者退休了。还在任教的人中，有许多则被纳粹的邪道所腐蚀，企图把这种邪道也运用到纯粹的科学上去。他们开始讲授他们所谓的德国物理学、德国化学、德国数学。1937年还出现了一种名为《德意志数学》的刊物，它的第一篇社论就一本正经地宣称，凡认为数学是没有种族性的任何想法，其“本身”就包含着“毁灭德国科学的胚种”。

这些纳粹科学家的妄幻之深，即使在外行看来也是难以相信的。海德堡大学教授菲利普·莱纳德是第三帝国较有学识、在国际上受到尊重的科学家之一，他曾问道：“德国物理学？有人会回答说：‘但是，科学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国际性的。’这是不对的。实际上，科学像别的每一项人类所创造的东西一样，是具有种族性的和以血统为条件的。”德累斯顿物理研究所所长鲁道夫·托马希克则更为荒唐。他写道：“现代物理学是［世界］犹太民族用来毁灭北欧科学的一种工具……纯正的物理学是德国精神的产物……事实上，整个欧洲的科学是雅利安民族的成果，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是德国思想的成果。”德国国家物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约翰内斯·施塔克教授也认为如此。他说，不难发现，“物理学研究的奠基者们，从伽利略到牛顿的伟大发明家一直到我们时代的物理学前驱们，差不多都是雅利安人，其中主要是属于北欧种族”。

还有亚琛技术学院的威廉·米勒教授，他在一本名为《犹太人和科学》的书里认为，存在着一个要玷污科学从而毁灭文明的遍及全世界的犹太人阴谋。在他看来，发明相对论的爱因斯坦是头号恶棍。现代物理学有很大部分是以爱因斯坦的理论作为基础的，但这个理论却被这个奇怪的纳粹教授认为是，“从头到尾都是旨在改变由大地产生的、鲜血结合的生命体的现实世界——就是非犹太世界，把它变成光谱式的抽象东西，一切人种和民族的差别，一切种族的内在限度，都在非现实中丧失了；只有一种几何学次元的非实体的多样性还存在着，由于它的不敬神却服从法则的强制力而产生一切事物”。米勒教授说，全世界在爱因斯坦出版相对论时对他的赞扬，实际上只是对“犹太人统治世界局面的来临、迫使德国人无可挽回地、永远地沦为无生气的奴隶地位”表示高兴。

柏林大学的路德维希·皮勃贝克教授认为，爱因斯坦是“一个外来的江湖术士”。甚至莱纳德教授也认为，“这个犹太人显然不了解真理……在这方面，他同仔细而认真地追求真理的雅利安科学研究者成了鲜明对照……因此，犹太物理学是一种幻觉，是德国基本物理学的一种退化现象”。[284]

然而，从1905年到1931年，有十位德国犹太人因为对科学有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奖。

在第二帝国时期，大学教授们，像新教牧师们一样，曾盲目地支持保守政府和它的扩张主义目标。讲堂成了培养有毒的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温床。魏玛共和国曾坚持学术要有完全的自由，这种情况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极大多数大学教师由于反自由主义、反民主、反犹而帮忙破坏了这个民主政体。大多数教授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希望德国保守的君主政体复辟。虽然其中许多人在1933年以前还认为纳粹过于嚣张残暴，因而不愿归顺，但是他们的宣教却为纳粹主义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到1932年的时候，大部分学生看来都醉心于希特勒了。

有些人觉得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大学教师在1933年后对高等教育的纳粹化表示了顺从。虽然按官方数字，在这个政权的头五年中被解雇的教授和讲师有2800人，约占全部人数的四分之一；但是，由于反对民族社会主义而失去职位的教师的比例，却如1933年被马尔堡大学解雇的威廉·勒普克教授所说的，“非常之小”。虽然人数不多，其中却有德国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卡尔·雅斯贝尔斯、E.I.贡贝尔、特奥多尔·利特、卡尔·巴特、尤利乌斯·埃宾豪斯等十余人。其中大多数人都移居国外了，先是到瑞士、荷兰和英国，最后到了美国。其中有一人，即逃到捷克斯洛伐克的特奥多尔·莱辛教授，遭到了纳粹暴徒的盯梢，于1933年8月31日在马林巴德被杀害。

然而，极大多数教授仍然留任，而且早在1933年秋天，就有其中的大约960人，在外科医生绍尔布鲁赫教授、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和艺术史学家平德尔这种名人的带头下，公开宣誓支持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政权。

勒普克教授后来写道：“这是一幕使德国学术界的光荣历史蒙受污辱的出卖灵魂的景象。”[285]尤利乌斯·埃宾豪斯教授在1945年不堪回首地说：“德国各大学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没有能够以它们的全力来公开反对摧毁学术和民主的国家。它们没有能够使自由和正义的烽火在暴政的黑夜里燃烧。”[286]

这种错误的代价是巨大的。在经过了六年的纳粹化以后，大学生的数目减少了一半以上，从127920人减少到58325人。为德国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各理工学院的入学人数减少得更多，从20474人减少到9554人。学术水平大为下降。到1937年时，不仅科学和工程界缺乏青年，他们的水平也下降了。远在战争爆发以前很久，正在起劲地帮助纳粹重整军备的化学工业，就曾通过它的喉舌《化学工业》抱怨说，德国正在丧失它在化学方面的领先地位。它抱怨说，不仅国民经济，而且国防本身也在受到危害，它还认为青年科学家人数的不足和才能的平庸是由于各理工学院质量的低下所造成的。

后来的结果表明，纳粹德国的损失，对自由世界来说是有益的，特别是在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竞赛上。以希姆莱为首的纳粹领袖们的活动怎样起了妨碍原子能计划的作用的故事，因为经过太长，牵涉太广，本书只好割爱了。美国能够发明原子弹，多亏两个由于种族关系而被纳粹独裁政权和法西斯独裁政权驱逐出来的人：来自德国的爱因斯坦和来自意大利的费米，这真是命运的嘲弄！

在阿道夫·希特勒看来，他想用来教育德国青年，以便他们为他心中的打算服务的，不是他自己早年就退学的公立学校，而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各种组织。在纳粹党夺取政权的时期，希特勒青年团运动还没有完全开展。在1932年，就是共和国的最后一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全部人数还只有107956人，而属于德国青年团体全国委员会领导下面的各种组织的青年则有1000万人左右。当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曾有过像共和制德国那样生气勃勃和人数众多的青年运动。希特勒意识到了这一点，决心把它接管过去而加以纳粹化。

他在这种工作方面的主要代理人是巴尔杜尔·冯·席拉赫，他是一个智力平庸然而干劲却很大的漂亮的青年人。他因倾心于希特勒而在1925年18岁时加入了纳粹党，在1931年被任命为纳粹党的青年工作领袖。褐衫队员大多面目狰狞，气焰嚣张，而他却奇怪地看上去像个稚气未脱的美国大学生，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前面已谈到，他有美国祖先的缘故（包括两个《独立宣言》签名人）。[287]

席拉赫在1933年6月被任命为“德意志帝国青年领袖”。他仿效年纪比他大的党领袖们的策略，第一个行动就是派遣50名强健的希特勒青年团人员带着武器去占领德国青年团体全国委员会的总办事处，委员会负责人、普鲁士老军人福格特将军被赶了出去。席拉赫随后去攻击青年团体全国委员会主席冯·特罗塔海军上将，后者是德国最有名的海军英雄之一，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远洋舰队参谋长。这位德高望重的海军将领也被轰跑了，他的职务被取消，组织被解散。价值几百万美元的财产，主要是在德国各地的几百所青年宿舍，统统被接收。

1933年7月20日同教廷签订的契约，曾特别规定天主教青年联盟不受任何干扰，可以继续存在下去。1936年12月1日，希特勒却公布了一项法令，取缔天主教青年联盟和其他一切非纳粹党的青年组织。

……全国所有德国青年统统组织在希特勒青年团的范围内。

德国青年，除了受到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外，还必须……通过希特勒青年团受到民族社会主义精神的体、智、德三方面的教育。[288]

席拉赫的职务原来是隶属于教育部的，现在规定为直接对希特勒负责。

这个写伤感诗来歌颂希特勒（“这位与星星并列的天才”）、效法罗森贝格那样奇怪地信奉异教、效法施特莱彻那样恶毒地反犹的29岁的不成熟青年，成了第三帝国青年中的独裁者。

从6岁到18岁（开始被征参加劳动服役队和军队以前）的青少年，不论男女都被组织在希特勒青年团的各种组织中。父母若不让他们的子女参加这种组织，就要判很重的徒刑，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只是反对让他们的女儿参加某些组织的活动，因为珠胎暗结的现象已经到了丑声四播的程度。

从6岁到10岁，男孩子参加青年团当学龄团员，所谓学龄团员就是希特勒青年团的见习期。每个少年发给一本表现记录簿，其中记录他在整个纳粹青年运动中的进步情况，包括他的思想发展状态。满10岁后，在通过了体育、野营和纳粹化历史方面的适当测验后，升入“少年团”，宣誓如下：

在代表我们元首的这面血旗前，我宣誓把我的全部精力和力量贡献给我国的救星阿道夫·希特勒。我愿意而且时刻准备着为他献出我的生命，愿上帝帮助我。

到14岁，男孩子就正式参加希特勒青年团，一直到18岁，然后参加劳动服役队和军队。青年团是一个根据同冲锋队相似的准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庞大组织。在这个组织里，行将成人的青年们不仅受到野营、体育和纳粹思想方面的系统训练，甚至还有当兵的系统训练。有许多个周末，本书作者在柏林郊外的野餐曾为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们所打断，他们举着枪，背着沉重的行军背囊，吃力地穿过密林或者爬过灌木丛生的荒地。

有时候女青年也要受当兵的训练，因为希特勒青年运动并没有放过姑娘们。从10岁到14岁，德国女孩子加入“少女队”。她们也有制服，白衬衫、蓝裙子、短袜和极不女性化的沉重军靴。她们的训练跟同样年龄的男孩子的训练差不多，包括周末背着沉重背包的长途行军以及关于纳粹哲学的照例灌输。不过重点是放在妇女在第三帝国的作用上，就是首先要当健康子女的健康母亲。在少女们到了14岁成为德国少女联盟成员后，这种作用强调得更为厉害。

在18岁的时候，德国少女联盟成员（她们保持这个资格直到21岁）要到农村中去服役一年，这是她们所谓的下乡年，同青年男子的劳动服役相当。她们的任务是帮助农民料理家务和在地里劳动。姑娘们有时候住在农民家里，不过常常是在乡村地区的小营房里，每天一早由卡车把她们从那里送到地里去。道德问题就马上产生了。美丽的城市少女的光临，常常破坏农民家庭，而父母们诉说他们的女儿在乡下暗结珠胎的怨言也开始为人听到。但这还不是唯一的问题。通常姑娘们的营房就坐落在小伙子们的劳动服役队营房的附近。这种情况似乎也是造成许多姑娘怀孕的原因。有一句打油诗在德国传开了，它是模仿劳工阵线的“通过欢乐获得力量”运动的打油诗，但特别适用于女青年们的下乡年：

在田野里和在荒地上，

我通过欢乐失去了力量。

在姑娘们的家务年里也发生同样的道德问题，在这期间约有50万希特勒青年团的姑娘们在城市的家庭里进行一年的家务服役。实际上，较为真诚的纳粹党人并不认为这些是道德问题。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德国少女联盟的女性领导人——她们总是不怎么标致，而且常是没有结婚的——给她们的青年徒众讲话，教谕为希特勒德国生儿育女的道义和爱国责任，如果可能的话，在结婚以后生育，如果必要的话，没有结婚也不要紧。

到1938年年底，希特勒青年团已有团员7728259人。虽然这个数目已经异常庞大，但是显然还有差不多400万青年规避了这种组织。1939年3月，政府发布了一项法令，按照青年被征入伍的同样方式强征全部青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不听话的父母受到警告：除非让他们的子女参加，否则将把他们的子女夺走，安置在孤儿院或其他收养所里。

在第三帝国，对教育制度进行最后彻底破坏的，是设立了三种训练优秀分子的学校。一种是在希特勒青年团指导下的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另外两种是在党主办下的全国政治教育学院和骑士团城堡。阿道夫·希特勒学校从少年团选拔最有前途的12岁的少年，授予他们六年关于在党内和在公共服务方面做领导工作的集中训练。学生都住在校内，受着斯巴达式的训练，在毕业后就可升入大学。1937年以后共设立了十所这样的学校，主要的一所是设在不伦瑞克的“预科学校”。

政治教育学院的目的是恢复以前老普鲁士军事学院的那种教育，据一篇官方评论说，这种教育培养“军人精神和它的勇敢、责任感和简朴的特性”。此外，还有关于纳粹理论的特别训练。这些学校是在党卫军监督下的，由党卫军提供校长和大部分教员。在1933年设立了三所这样的学校，到战争爆发时已增加到三十一所，其中三所是训练妇女的。

在这个金字塔的顶端，是所谓的骑士团城堡。在这些具有14-15世纪条顿骑士团城堡气氛的训练所里，是训练纳粹党精华中的精华的。条顿骑士团所依据的原则是绝对服从骑士团团长，并致力于使德国征服东方的斯拉夫人国家和奴役当地人民。纳粹骑士团城堡有着同样的训练和目的。只有最狂热的年轻的民族社会主义党人才能膺选，他们通常是从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和政治教育学院的第一流毕业生中挑选出来的。一共有四个城堡，学生要逐一到各个城堡去受训。六年中的第一年，是在一个专门讲授“种族学”和其他纳粹思想的城堡里受训。重点是在智力训练和纪律方面，体力训练居次。第二年又进一个城堡，那里的情况正好相反，重点在于体育和运动，包括爬山和跳降落伞。在第三个城堡中，学生要待一年半，受政治和军事训练。最后，他被送往位于波兰边界附近东普鲁士的马林堡的骑士团城堡，以一年半的时间度过他的教育的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在那里，在五个世纪前曾经是条顿骑士团要塞的城堡的围墙里，他的政治和军事训练集中在东方问题以及德国在不断寻求生存空间的过程中扩展入斯拉夫国家的需要（和权利！）上。结果证明，而且无疑其原来的目的便是证明，这是1939年和以后的事件的一个极完善的准备工作。

青年们就是这样接受着如何在第三帝国生活、工作和死亡的训练。虽然他们的头脑被蓄意加以毒化，他们的正规学业被打断，而且由于这种训练，他们的天伦之乐也大体上被取消了，但是男女孩子们、男女青年们却似乎非常快乐，对于过一个希特勒青年团团员的生活充满了热情。而且把各个阶级和各种行业出身的孩子们集合在一起，使来自贫家和富室，来自工人家庭、农民家庭、商人家庭或贵族家庭的子女们分担着共同的任务，这种做法本身也无疑是好的和健全的。在大多数情况中，一个城市出身的男孩子或女孩子进行六个月的强迫劳动服役，住在户外，学习体力劳动的价值，跟那些不同出身的男女孩子们相处，对他们是没有害处的。凡是那个时候曾在德国各地旅行过，跟住在营房里的青年们谈过话，看到过他们工作、玩耍和歌唱的人，都不能不觉得，不论这种教育多么阴险，但这的确是一种非常生气蓬勃的青年运动。

第三帝国的青年成长起来后将有强健的体魄，对他们的国家和自己充满信心，还要有一种不分阶级和没有经济与社会隔阂的友谊和同志爱。我后来在1940年5月间，在亚琛和布鲁塞尔之间的公路上看到德国士兵和第一批英国战俘之间的鲜明对照时又想起了这一点，前者肤色黝黑，姿势挺拔，饱晒阳光，营养充足，后者则胸部凹陷，肩膀斜垂，面色苍白，牙齿败坏。这可悲地说明了，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不负责任地忽视了青年的一代。

第三帝国的农民

当希特勒在1933年当政的时候，德国农民，像大多数国家的农民一样，正陷于绝境之中。据《法兰克福报》上一个作者说，他们的处境比为祸甚烈的1524-1525年农民战争蹂躏德国土地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坏。1932-1933年度的农业收入降到了新的低点，比战后最坏的1924-1925年度还要少10亿马克。农民们所负的债务达到120亿马克，差不多全部是在近八年中拖欠的。这些债务的利息约占全部农业收入的14%，此外还有相当沉重的赋税和对各种社会服务的捐款负担。

希特勒在当政伊始警告说：“我的党员同志们，你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德国农民只有一个机会，也是最后一个机会了。”1933年10月，他说：“德国农民的毁灭就将是德国人民的毁灭。”

多年来，纳粹党一直在为取得农民的支持下功夫。“不可变更”的党纲第十七条向他们提出的诺言是，将进行“土地改革……颁布无偿没收土地用于公共目的的法律；取消农业贷款的利息，防止一切土地方面的投机”。像这个纲领的其他大部分项目一样，向农民提出的这些诺言也没有兑现，只有最后一点防止土地投机除外。1938年，纳粹统治了五年之后，土地分配仍然比西方任何国家还要不均衡。在那一年的官方《统计年鉴》中公布的数字表明，250万户最小农户所有的全部土地，比为数只占1%的最大农户的土地还要少。纳粹独裁政权，像共和国的历届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政府一样，不敢去分坐落在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们的庞大的封建庄园。

虽然如此，纳粹政权却的确开始实行过一个全面的新农业计划，辅之以很多大谈其“血统和土地”以及农民是社会中坚和第三帝国的主要希望的动听宣传。为了实现这个新计划，希特勒任命了瓦尔特·达里来负责。达里是纳粹党里为数极少的那些虽然信奉大部分纳粹神话却对本行极为精通的领袖之一。他是一个受过相当专业训练的杰出的农业专家，曾在普鲁士农业部和全国政府农业部里工作过。他两次都因跟上级不合而被迫离职，在1929年退隐到他在莱茵兰的家里，写了一本名为《农民是北欧人种生命的源泉》的书，这样一个书名是必然会引起纳粹党人的注意的。鲁道夫·赫斯把达里引见给希特勒，后者对他产生了很好的印象，就委托他为党拟定一个适当的农业计划。

胡根贝格在1933年6月去职后，达里就当了粮食与农业部长。到了9月，他已把他的改造德国农业的计划准备就绪。在那一个月里，颁布了两项基本法律，把整个生产和销售的结构重新组织过，目的是为了确保农民获得较高的价格，同时使德国农民处于一种新的地位——说来矛盾，办法是使他们重新处于一种非常古老的地位：像封建时代一样，土地是限定继承的，农民和每代的继承者被迫永久附属于他们的那一片土地（如果他们是雅利安德国人的话）。

1933年9月29日的《农场继承法》，是一种把农民推回到中古时期去而又保护他们在现代货币时代不受欺弄的混合物。凡是占地308英亩（合125公顷）、足以使一个家庭衣食温饱的田地，一概被宣称为受到古代的限定继承法约束的世袭地产。它们不得出售、分割、抵押或者因债务无力清偿而没收。在所有人死后，它们必须按当地的习惯传给长子或者幼子，或者传给最近的男性亲属。继承人有义务照顾兄弟姊妹们的生活和教育，直到他们成年。只有能够证明他的血液的纯洁性可以一直回溯到1800年的雅利安德国人，才能拥有这样一片田地。这项法律规定，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获得农民的“光荣称号”。如果他违反“农民惯例”，或者因为没有能力或其他原因而不再积极耕作的时候，他就丧失了这个称号。这样，负债累累的德国农民在第三帝国的开始时期得以不致因债务无力清偿而丧失土地，或者眼看着他的土地逐渐减少（因为没有必要出卖部分土地来偿债），但是在同时，他就像封建时代的农奴那样不可改变地被限定在这块田地上。

他的生活和工作的每一个方面，都受到德国粮食局的严格管理。这是达里根据1933年9月13日的一项法律而设立的一个庞大的组织，对农业生产、销售和加工处理的每一个可以想得到的方面都有权管理。达里以全国农民工作领袖的资格亲自担任这个组织的领导。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使农民获得稳定而有利的价格和使德国粮食自足。

它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农民很久以来一直觉得自己在一个似乎只以企业界和劳工界的利益为怀的国家里被忽视了，如今一旦发现受到很大的注意并被称为民族英雄和光荣公民，在开始的时候当然是感到得意的。达里又任意把农产品价格定在一个有利可图的水准上，而使农民得到较前为高的收入，这就使他们更加高兴了。在纳粹统治的头两年中，农产品批发价格上涨了20%（蔬菜、乳制品和牲畜涨得还要多一些），但是这种好处由于农民必需购买的东西的价格，尤其是机械和肥料的价格的同样上涨而抵消了一部分。

至于粮食自足，这是纳粹领袖认为必要的事情，因为他们已经在策划战争，这在下文将要谈到。但是这个目标永远没有达到，而且把德国这样的土地质量和数量跟它的人口联系起来看，这也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尽管纳粹在大肆宣传“生产战斗”方面尽了一切努力，这个国家所能做到的，充其量是达到83%的自足。只是在征服了外国领土后，德国人才有足够的粮食来使他们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撑得那么久。

第三帝国的经济

希特勒在头几年中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其基础不仅在于他在外交方面的许多不流血征服的胜利，而且在于德国的经济恢复。这种经济恢复，党内人士甚至某些国外经济学家都称之为奇迹，而且在很多人看来，也确乎是个奇迹。失业是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期的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现在已缓和了，1932年失业人数达600万人，四年以后已减少到100万人不到。国民生产从1932年到1937年增长了102%，国民收入则增加了一倍。在一个观察家看来，德国在1930年代中期的忙碌景象很像一所庞大的蜂房。工业的机轮发出来的声音隆隆不绝，每个人都忙碌得像只蜜蜂似的。

纳粹的经济政策多半是由沙赫特博士决定的，因为希特勒讨厌经济学，而且对此几乎一窍不通。纳粹经济政策在头一年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大事扩充公共工程和刺激私人企业，以此来使失业人员就业。政府的经费由发行特别的失业证券来提供，对筹集资本和增雇人员的企业则慷慨地减免它们的赋税。

但是德国的复兴的真正基础是重整军备，纳粹政权从1934年起就使企业界和劳工界，还有将军们的精力都用在这个目标上。纳粹的词汇中开始称德国的整个经济为“战争经济”，这种战争经济经过处心积虑的筹划，不仅在战时，而且在战前的一段和平时期，也能有效用。鲁登道夫将军1935年在德国出版了一本名为《总体战》的著作，这个书名在英文中被误译为“在作战中的国家”。他在这部著作里强调说，有必要在跟其他一切方面同样的极权基础上动员国家的经济，以便恰当地准备总体战。这种主张在德国人中间不是全新的东西，因为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普鲁士，我们已经谈到过，政府全部收入的大约五分之七都是用在军队上的，而且那个国家的整个经济一向被认为主要是实现军事政策而不是实现人民福利的一种工具。

现在就是由纳粹政权来把“战争经济”适用于1930年代了。其结果正如军事经济参谋部长官格奥尔格·托马斯少将所总结的：“一个国家，像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被迫那么做的那样，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已有意识地和有步骤地把它的全部经济力量都用来准备适应战争的需要，在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情况。”[289]

德国，不用说，并不是“被迫”在这样一种规模上准备战争的，这是希特勒有意识地做出的决定。在1935年5月21日的秘密的《国防法》中，他委任沙赫特为负责战争经济的全权总代表，命令他“在和平时期就开始进行他的工作”，赋予他“指导经济备战工作”的权力。这位举世无双的沙赫特博士没有等到1935年春天就开始建立德国的战争经济了。1934年9月30日，他出任经济部长后不到两个月，便向元首提出了一个《到1934年9月30日为止的战争经济动员工作情况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得意地强调说，他的部“已负责从事经济备战工作”。1935年5月3日，他被任命为负责战争经济的全权总代表以前四个星期，他向希特勒交了一个个人的条呈，开头的话是：“迅速而充分地实现军备计划，是德国政治的唯一问题［着重体是他自己用的］；因此其他一切都应当从属于这一目标……”沙赫特向希特勒解释，因为“重整军备在1935年3月16日［这是希特勒宣布征兵36个师的日子］以前不得不完全伪装起来，所以必须使用印钞机”来支付开始阶段的费用。他还颇为高兴地指出，从国家的敌人（大部分是犹太人）没收来的款项以及从冻结的外国账户所取得的其他款项，对购买希特勒的枪炮很有帮助。他得意地说：“这样，我们的军备有一部分是用我们的政治敌人的钱来支付的。”[290]

虽然他在纽伦堡受审时矢口否认他曾参加纳粹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他自称他所做的正好相反，然而事实仍然是，对希特勒在1939年发动的战争，没有一个人像沙赫特那样在德国经济准备方面尽了那么多的责任。这是军方所直爽地承认的。在沙赫特的60寿辰，1937年1月22日一期的军方刊物《军事周报》称颂他是“使得国防军的重建工作在经济上成为可能的人”。它又说：“多亏沙赫特的手腕和巨大能力，国防军才得以不顾一切货币上的困难而从原来的10万人发展到目前的兵力。”

为了使第三帝国在进行战争方面做好准备，沙赫特把他的得到世所公认的金融奇才的浑身解数都施展了出来。印钞票只是他的绝招之一。他操纵通货的神通之广大竟到了这样的程度：据外国经济学家的估计，有一个时期德国的货币竟有237种不同的价值。他同几十个国家谈判了（对德国）惊人有利的物物交易，而且使正统经济学家感到惊奇的是，他竟用事实表明：你欠一个国家的钱愈多，你同它做的生意也就愈多。他为一个没有什么流动资金和几乎没有财政准备金的国家创造信用的本领真是一种天才的杰作，或者像某些人所说的，是一个操纵圣手的杰作。他发明的所谓“米福”（Mefo）票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米福”票是国家银行所发行的票据，由国家予以保证，用来支付军火制造商。这种票据，德国各银行都接受，最后由国家银行予以贴现。因为它们既不出现在这个国家银行的公开报告里，又不出现在政府的预算里，所以对德国重整军备的程度起了保守秘密的作用。从1935年到1938年，它们专门用来支付重整军备的费用，共发行了120亿马克。财政部长什未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却感到发愁，他有一次向希特勒解释说，这只不过是一种“印刷钞票”的办法而已。[291]

在1936年9月，戈林代替了沙赫特成为经济独裁者，虽然他对经济几乎像希特勒一样无知。在他的铁腕下，开始实行四年计划，德国转入了总体战争经济。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要使德国在四年后能自给自足，这样战时的封锁就不会使它窒息，进口减到最低限度，对物价和工资实行了严格的管制，红利限定不得超出6%，设立了巨大的工厂，制造人造橡胶、人造织物、人造燃料和由德国自己的原料制成的其他产品，并且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赫尔曼·戈林工厂，从本国的低级铁矿砂中炼出钢来。总之，德国的经济为战争而动员起来，企业家们虽然利润激增，却变成了战争机器中的齿轮，他们的工作受到了许多限制，需要填写大量表单，以致在1937年继任沙赫特为经济部长和在1939年又继任沙赫特为国家银行总裁的冯克博士不得不悲哀地承认，“同官方的通信，现在占了一个德国制造商的全部商业通信的一半以上”；“德国的出口贸易每天有4万笔交易，然而每一笔交易要填写多到40种不同的表单”。

工商业家原来非常热情地欢迎希特勒政权，他们以为它会摧毁有组织的劳工，让企业家经营无拘无束的自由企业，现在却因为被多如山积的表单文件压得透不过气来，政府又规定他们产品的种类、数量和价格，不断增加的赋税又负担很重，外加受到永远没有完的对党的巨额“特别捐献”的剥削，所以变得大为失望了。弗里茨·蒂森就是这种感到失望的企业家之一，他原是最早、对党做过数额最大的捐献的人之一。他在战争爆发时逃出了德国，承认“纳粹政权毁了德国工业”。他向在国外碰到的所有人都说：“我当时真是个笨蛋！”[292]

然而，在开始的时候，企业家们自欺欺人地相信纳粹的统治能满足他们的全部希望。固然，“不可变更”的党的纲领中的一些诺言，在他们看来是种不吉之兆：把托拉斯国有化，在批发贸易中分享利润，“把百货商店收归公有，并以低价租给小商人”（第十六条条文），实行土地改革和取消抵押品的利息。但是企业界和金融界人士很快就发现，希特勒毫无一点履行党纲中任何一条经济诺言的意思，提出这些激进的诺言只是为了骗取选票而已。在1933年的头几个月，纳粹党里有少数激进分子试图控制企业协会，接管百货商店，建立一种跟墨索里尼企图建立的相仿佛的劳资协作国家。但是，希特勒很快就把他们赶走，而代之以保守的企业家。希特勒早期在经济问题方面的导师、想要取消“利息奴役”的怪人戈特弗里德·费德尔获得了一个经济部次长的职位，但是他的上司、一生靠贷款收息的保险业巨头卡尔·施密特博士不给他具体工作做，而在沙赫特继任经济部长后，就把费德尔免职了。

小商人们曾经是党的主要支持者，期望希特勒总理会给他们很大好处，他们很快就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完蛋了，被迫沦为靠工资为生者。1937年10月颁布的法律干脆解散了一切资本4万元以下的公司，并禁止设立资本不满20万元的新公司。这很快就干掉了全部小企业的五分之一。另一方面，甚至在共和国时期就得宠的大卡特尔，得到了纳粹党的进一步加强。事实上，根据1933年7月15日的一项法律，成立卡特尔成了强制性的事了。经济部受权组织新的强制性卡特尔，或者命令各公司加入现有的卡特尔。

在共和国时期组织起来的多数企业和贸易协会的这种系统，纳粹党依然保持着，虽然根据1934年2月27日的根本法，它们在简化的领导原则下重新组织过，而且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各厂商都必须加入为会员。在一个杂得令人难以相信的结构的顶上，是德国经济协会，它的领导者是由国家任命的。它控制着7个全国性经济团体、23个经济协会、100个工商协会和70个手工业协会。在这个迷宫似的组织、经济部和四年计划的大量办公室和机构以及无穷无尽的数以千计的命令和法律中间，即使是最机灵的企业家也常常会被弄得晕头转向，如果他们要使一家公司的业务能够开展，他们必须雇请特别律师。为了打通路子接近那些有权做出决定的负责官员，或者要在政府和贸易协会的无数规则和条例中钻空子，贿赂贪污的现象就产生了，为数之大在1930年代末期已达到天文数字的水平。一个企业家对本书作者说，这是“一种经济上的必需”。

然而，企业家们虽然不能过清静日子，利润却很大。重整军备的主要受益者重工业的利润，从兴旺年份1926年的2%增加到最后一个和平年份1938年的6.5%。即使法律限制红利不得超过6%，对公司也没有什么妨碍。正好相反。在理论上，按照法律，凡是超过这个比例的数额就得投资在政府公债上——根本没有想到要没收，实际上，大多数公司都把未分配的利润再度投资在它们自己的企业上，这种未分配的利润从1932年的1.75亿马克增加到1938年的50亿马克，而这一年在各储蓄银行里的全部存款只有20亿马克，还不及未分配的利润的一半，这一年以红利方式经过分配的利润，总数也只有12亿马克。除了巨额利润外，企业家对希特勒使工人们安分守己也感到高兴。不再有不合理的工资要求了。但实际上，生活费用上涨了25%，工资还减少了一点。尤其是，没有损失浩大的罢工了，其实，任何罢工都根本没有了。这种不听话的表现在第三帝国是被禁止的。

劳工的农奴状态

在第三帝国中，德国工人被剥夺了工会、集体谈判和罢工权利，变成了一种工业农奴，差不多就像中古时期农民依附于领主一样依附于他的雇主。所谓的劳工阵线在理论上代替了过去的工会，但是它并不代表工人。按照1934年10月24日创立劳工阵线的法律，劳工阵线是“有智力和体力的创造性德国人的组织”。它吸收的不仅是工薪生活者，还有雇主和专业工作者。它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宣传组织，而且如某些工人所说的，是一个大骗局。它的目的，正如该法律自己说的，不是保护工人，而是“创立一个由全体德国人组成的真正社会性和生产性的共同体。它的任务是务使每一个人都应该能够……完成最大限度的工作”。劳工阵线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组织，而是像纳粹德国除军队以外的差不多每个其他团体一样，是纳粹党的一个整体部分，或者，如它的领导者莱伊博士——那个“说话结结巴巴的醉鬼”（蒂森语）——所说，是“党的一个工具”。的确，10月24日的法律规定，它的工作人员应当来自党的队伍、前纳粹党工会、冲锋队和党卫军，而他们果真都是这样的人。

在这以前，1934年1月20日颁布以“劳工宪章”著称的《全国劳工管理法》，已使工人不得轻举妄动而把雇主提高到过去那种具有绝对权力的主人地位——当然雇主还得听从权力无所不包的国家的干预。雇主变成了“企业的领袖”，雇员则变成了“下属”（Gefolgschaft）。这项法律的第二节规定，“企业的领袖在与企业有关的一切问题上为雇员和工人做出决定”。而且就像在古时候领主该对他的臣民的福利负责一样，根据这项纳粹法律，雇主也得“对他的雇员和工人的福利负责”。反过来，这项法律说，“雇员和工人得对他忠诚”，那就是说，他们得加班加点，卖力工作，不得顶嘴和发牢骚，即使在工资问题上也不得如此。

工资是由劳工阵线所委任的所谓劳工托事来拟定的。实际上，他们按雇主的愿望拟定工资，根本没有规定要在这类问题上哪怕是征询一下工人的意见。虽然在1936年以后，因为军备工业人手不足，有些雇主企图用提高工资来招引工人，国家的命令仍把工资标准压着不提高。关于把工资压得很低这一点，希特勒是十分坦率的。他在当政初期说：“民族社会主义领导的铁的原则，就是不允许增加计时工资，而只能用完成得多来增加收入。”[293]在一个大多数人的工资至少有一部分是以计件为根据的国家里，这意味着，如果工人希望得到更多的收入，他们就只有加快速度和延长时间。

同美国相比，把生活费用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差别都算在里面，德国的工资一向是比较低的。在纳粹统治下，又比以前稍微低了一点。德国统计局的数字表明，熟练工人从最萧条的1932年每小时20.4分降低到1936年年中的19.5分。不熟练工人的工资从每小时16.1分降低到13分。1936年在纽伦堡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莱伊博士说，劳工阵线中正式工人的每星期平均收入是6.95美元。德国统计局的数字是全部德国工人的平均收入为每星期6.29美元。

虽然有几百万人获得了就业，但是全部德国工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却从萧条的1932年的56.9%减少到繁荣的1938年的53.6%。同时，资本和企业的收入却从占国民收入的17.4%增加到26.6%。固然，由于就业人数大大增加，工资和薪水的全部收入从250亿马克增加到420亿马克，增加了66%。但是，资本和企业的收入增加得还要多得多，达146%。在希特勒下面的所有第三帝国的宣传家们，都惯于在公开演说中痛诋资产阶级和资本家，并宣称他们自己同情工人。但是，对官方的统计数字做一番较为清醒的研究——或许没有什么德国人愿意伤这种脑筋——就可看出，从纳粹的政策中获得好处最多的是受到痛骂的资本家，而不是工人。

最后，德国工人的净得工资减少了。除了很高的所得税，对疾病、失业和残废保险的强迫扣款和劳工阵线会费以外，体力劳动者，像纳粹德国的其他任何人一样，还经常受到压力要对纳粹党的各种各样的慈善事业做愈来愈大的捐献，这种慈善事业中主要的是冬赈（Winterhilfe）。许多工人由于不对冬赈捐款，或者捐款的数目被当局认为太少，而丢了饭碗。一个劳工法庭同意这样立即开除工人，它说，这种不肯捐款的行为是“敌视民族共同体……要受到最强烈谴责的行为”。据估计，在1930年代中期，赋税和捐献占去了一个工人工资总额的15%到35%。每星期6.95元的收入去掉了这样一个比例，就剩不了多少用来支付房租、准备伙食、添置衣着和用作娱乐活动了。

像中古时代的农奴一样，希特勒德国的工人发现他们愈来愈被束缚在劳工的地位上，虽然在这里束缚住他们的不是雇主而是国家。我们已经看到第三帝国的农民如何被《农场继承法》束缚在他的土地上。同样，农业工人也被法律束缚在土地上而不准离开农村到城市里去工作。实际上，必须说，这是唯一没有人遵守的纳粹法律；因为在1933年和1939年之间，有100多万（130万）农业工人改行到工商业部门工作。但是对工业工人来说，这种法律却是贯彻了的。以1934年5月15日的法律为始，各种各样的政府法令严厉禁止工人自由调换工作。在1935年6月以后，国家就业管理处独揽职业介绍工作；可以雇用谁担任什么工作和在哪里工作，都得由它们来决定。

1935年2月实行了“工作簿”制度，于是一个工人若是没有工作簿就不能就业。工作簿里记载着他的技能和就业情况。工作簿不仅使国家和雇主对国内每个雇员的情况获得最新材料，而且被用来限制工人不能擅自离职。如果他希望离职去找别的工作，他的雇主可以扣住他的工作簿，这就意味着他不能合法地在别处受雇。最后，在1938年6月2日，四年计划办公室发出了一项特别法令，实行强迫征募工人制度。每个德国人都有义务做国家指定他去做的工作。工人没有充分的理由而擅离工作岗位的，要被罚款和服徒刑。显然，这种做法有它的另外一面。这样被征的工人，他的雇主不经政府就业管理处的同意就无法将他解雇。他得到了铁饭碗，这是他在共和国时所享受不到的。

工资低得只能勉强糊口，控制又严得毫无自由活动之余地，德国的工人，像罗马的无产者一样，由他们的统治者提供娱乐来转移他们对困苦处境的注意。莱伊博士有一次解释道：“我们必须把群众的注意力从物质方面转移到精神方面。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比满足他们的肚皮更为重要。”

因此，他就搞了一个叫作“通过欢乐获得力量”（Kraft durch Freude）的组织。它所提供的东西，我们只能称之为管制化的娱乐。在20世纪的一个极权独裁政体中，或许像以前的这种政体一样，不仅有必要控制一个人的工作时间，还必须控制他的闲暇时间。这就是“通过欢乐获得力量”所做的事情。在纳粹党当政以前，德国有成千上万个俱乐部，从事着从下棋、踢足球到观赏飞禽的各种娱乐活动，在纳粹统治下，除了在“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控制和指导下的组织以外，不准许其他有组织的社交性团体、运动团体和娱乐团体进行活动。

对第三帝国的一般德国人来说，既然连自己去想办法玩儿这种事都对你不放心，这个无所不包的官方娱乐组织无疑就聊胜于无了。例如，它使参加劳工阵线的人能够花极便宜的代价做陆地和海上假期旅行。莱伊博士建造了两艘2.5万吨的船，一艘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另外还包了10艘来供“通过欢乐获得力量”做海上游览。本书作者曾参加过一次这种游览，虽然船上生活被纳粹党领袖们组织到了（使我觉得）简直难以忍受的程度，但是德国工人们却似乎玩得很快乐。而且收费便宜之至！例如，到马德拉去游览一次，连同到德国港口去的来回火车费在内一共只花25美元，别的远足也都是很便宜的。许多海滨和湖岸都被接管过来，供数以千计的夏季度假者游憩。在波罗的海吕根的海滨，要修建能容纳两万人的旅舍，到战争发生时还没有竣工。在冬天，组织到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的滑雪旅行，每星期只花11美元，包括车费、房饭钱、滑雪板租金和滑雪教练费在内。

体育运动的每个部门都由“通过欢乐获得力量”所控制，它的组织规模也是庞大的，据官方数字表明，每年参加各种运动的有700多万人。这个组织还以极低的票价安排看话剧、歌剧和听音乐，从而使劳动者得以欣赏比较高级的娱乐，这是纳粹官员们常常自夸的。“通过欢乐获得力量”还有它自己的由90件乐器组成的交响乐团。这个乐团不断在全国巡回演奏，常常在不常能听到好音乐的小地方演奏。最后，这个组织接管了在共和国时期办得很发达的200多个成人教育机构——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的一种运动——并把它们继续办下去，虽然在教学中夹杂了大量的纳粹思想。

到头来，不用说，这些娱乐费用还是出在工人身上。据莱伊博士说，劳工阵线年度会费收入在1937年达到1.6亿美元，而在战争开始时已超过2亿美元大关，这笔账是极为含糊的，因为不是由国家而是由党的财务处掌握的，而后者是从来不公布它的账目的。劳工阵线会费收入中拨给“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是10%。但是，个人为假期旅行和娱乐所支付的费用，虽然很便宜，在战争发生前的一年也达到了12.5亿美元。工资生活者还有一笔重大开支。劳工阵线是纳粹党在德国的最大的一个组织，拥有2500万成员，它成了一个臃肿的官僚政治机构，有数十万领全薪的职工。事实上，据估计，它的收入中有20%到25%充作了行政费用。

希特勒对德国工人搞的骗局，还有一个值得顺便提一提，这就是大众汽车（“人民的汽车”）的骗局，元首心血来潮突发奇想的产物。他说，每个德国人，或者至少每个德国职工，都应当有一辆汽车，就像美国一样，当时，德国人每五十个人中才有一辆汽车（而美国是每五个人有一辆汽车），职工们往返是骑自行车或者乘公共车辆代步的。现在希特勒下令要为职工生产只售990马克（按官方汇率合396美元）的汽车。据说，他本人曾参与了在奥地利汽车工程师斐迪南·保时捷博士监督下的这种汽车的实际设计工作。

由于私营工业不能生产出只售396美元的汽车，希特勒下令由国家来制造，并叫劳工阵线来负责这个计划。莱伊博士的这个组织很快就于1938年在不伦瑞克附近的法勒斯累本着手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厂”，年产150万辆汽车，纳粹宣传家们说，“比福特公司还要多”。劳工阵线拨出了5000万马克作为资本，但这不是主要的经费来源。莱伊博士的巧妙计划是工人们应当通过一种叫作“先付款后得货”的分期购置计划来自行提供资金——每星期付5马克，如果一个工人认为他能付得起的话，就付10马克或15马克。在付了750马克时，买主收到一个订单号码，他可以在汽车生产出来后就得到它。可怜的工人！在第三帝国时期连一辆汽车也没有为任何买主生产出来。德国的工薪族付出了几千万马克，一个芬尼也没有偿还。到战争开始时，“大众汽车”厂就去制造对军队更有用的货物了。

德国工人虽然在这件事情上和其他许多事情上受了欺骗，沦为工资只足糊口的工业农奴，而且不像德国社会的别的任何阶层那么轻易地就信奉纳粹主义，或者为纳粹党的不断宣传所惑，但是，对于他们在第三帝国的劣等地位，他们似乎并不特别不满。这样说是很公平的。要不是德国工人做了极为巨大的贡献，在1939年9月1日拂晓突然闯入波兰边境的巨大战争机器是绝不可能形成的。不错，他们是受到管制的，而且还不时受到恐吓，但是，别人也都是如此，而好几个世纪以来的管制已使他们像所有别的德国人一样习惯于服从命令了。虽然在这种事情上做笼统的概括或许是不明智的，但是作者本人对柏林和鲁尔的工人的印象是：虽然他们对纳粹政权的诺言多少有些不大相信，但是他们并不比第三帝国的任何其他人更有进行反抗的想法。他们既没有组织，又缺乏领导，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工人常会这样反问你。

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愿意接受他们在纳粹德国的地位的最大原因是：他们又获得了职业，而且确信饭碗不会被敲破。一个观察家只要对他们在共和国时期饭碗朝不保夕的情况略知一二，就不难了解，为什么只要他们有全日工作在做，他们就似乎并不十分在乎丧失政治自由甚至工会了。他们的话也不错，在过去，有那么多人，有多到600万人和他们的家属，虽然有这种自由人的权利，但是由于有了挨饿的自由而失去了意义。希特勒由于取消了挨饿的自由而得以稳稳地获得了工人阶级的支持（这个工人阶级也许是西方世界最有技能、最勤劳和最守纪律的工人阶级）。但是得到他们支持的好处的不是他的幼稚浅薄的思想，也不是他的罪恶打算，而是最最重要的事情：战争物资的生产。

第三帝国的司法

从1933年的最初几个星期，当那些当权的人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任意逮捕、殴打和杀害时起，在民族社会主义统治下的德国就不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了。纳粹德国的司法界名人傲然宣称：“希特勒就是法律！”戈林强调了这点，他在1934年7月12日对普鲁士的检察官们说：“法律和元首的意志是一回事。”事实确实如此，这位独裁者说什么是法律，什么就是法律，在紧急的时候，如在血腥清洗时期，他本人就宣称他是德国人民的“最高法官”，有随意处死任何人的权力。关于这一点，从他在这个血腥事件后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我们已经看到了。

在共和国时期，大多数法官，像多数新教牧师和大学教授一样，从心底里不喜欢魏玛政体，许多人认为，他们所做的判决，是为德意志共和国生活写下的最黑暗的一页，从而促成了它的覆亡。但是，至少在魏玛宪法下，法官们是独立的，只受法律的管辖，不会被任意撤职，而且至少在理论上有宪法第一百零九条限定他必须保障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他们中间大部分人都同情民族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对于很快就在民族社会主义实际统治下所遭到的待遇，却几乎没有什么准备。1933年4月7日的《公务员法》适用于一切执法者，很快就不仅清除了司法界中的犹太人，而且还清除了那些被认为对纳粹主义的信仰有问题的人，或者如这项法律所规定的，“那些有迹象表明不再准备在一切时候为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利益执言的人”。固然，由于这项法律而被清除的法官不算很多，但是他们受到了警告，知道了他们的职责所在。为了保证他们真正懂得，司法专员兼全国法律工作领袖汉斯·弗兰克博士在1936年告诉法律工作者说：“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像党纲和元首的一些演说中所解释的，是一切根本法律的基础。”弗兰克博士接着解释，他的意思是：

没有不合民族社会主义的法律的独立。你们在做出每一次决定时要想一想：“如果元首处在我的地位会怎样决定？”对于每一项决定，都要自问一下：“这个决定是否符合德国人民的民族社会主义良心？”然后你们就会有一种极为坚实的基础，把这种基础同民族社会主义人民国家的一致性和你们对阿道夫·希特勒意志的不朽性质的认识结合起来，就会使你们在做出决定时具有第三帝国的权威，而且这是永远的。[294]

这似乎足够明白了，还有下一年（1937年1月26日）的一项新的《公务员法案》也是如此，这项法律规定要撤换一切“政治上不可靠”的官员，包括法官在内。此外，所有法官都被迫加入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联合会，在那里他们常常听到与弗兰克的谈话相似的讲演。

有些法官，不论他们过去多么反对共和国，对党的方针却响应得不够热烈。事实上，其中至少有少数人还企图根据法律来做判断。从纳粹的观点来说，其中最不好的例子之一，是德国的最高法院国家法院在1934年3月国会纵火案审判中因证据不足而开释了四个共产党被告中的三个。只有头脑糊涂的荷兰人范德卢贝由于招认了而被判定有罪。这事使希特勒和戈林大为冒火，于是不出一个月，在1934年4月24日，一向只有最高法院才能审理叛国案的权力，从这个庄严的机构手里转移给新的法院人民法庭（Volksgerichtshof）。人民法庭很快就变成了德国最可怕的法庭。它由两个专职法官和五个由纳粹党官员、党卫军和武装部队中选出的人组成，后者在表决时占有多数。对它的判决不得上诉，而且它的审讯通常是秘密举行的。但是，偶然为了宣传起见，在做比较轻的判决时，也邀请外国记者去旁听。

这样，作者本人曾于1935年到人民法庭去旁听过一个案件的审判。这次审判使我觉得倒像战地临时军法审判而不像民事法庭审判。审讯程序一天就结束了，差不多没有机会提出被告方面的证人（如果竟有人敢于为一个被控“叛国罪”的人辩护的话），辩护律师都是“合格的”纳粹党人，他们提出的论据则软弱得简直达到荒谬可笑的程度。看看只报道判决结果的报纸，你所得到的印象是，大多数不幸的被告（虽然不是在我旁听的那一天的被告）都是被判死刑的。没有公布过数字，虽然在1940年12月，人人畏之如虎的人民法庭庭长罗兰·弗莱斯勒说：“只有4%的被告被处死刑。”他后来在战争期间因美国人的炸弹命中他正在进行审判的法庭而被炸死。

比凶险的人民法庭设立得更早的是特别法庭（Sondergericht），它从普通法院那里接管了政治罪行的案件，或者如1933年3月21日设立这种新法庭的法律所说的“阴险地攻击政府”的案件。特别法庭由三个法官组成，他们必须是可靠的党员，而没有陪审团。纳粹检察官有权选择把这种案件提交到普通法院去审还是提交到特别法庭去审，而他总是选择后者，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法庭的辩护律师，像人民法庭的辩护律师一样，得由纳粹党官员认可。有时候即使他们已得到认可，他们的下场仍然很不幸。例如，胆敢代表在血腥清洗中被杀害的天主教行动组织领袖克劳泽纳博士的寡妇控告国家对她造成损害的律师们，结果被送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去，一直关在那里，直到他们把控诉正式撤销时才放出来。

希特勒有权使刑事诉讼程序中止进行，有一个时期戈林也有权这样做。在纽伦堡文件[295]中发现有一个案件，是司法部长竭力主张对一个秘密警察高级官员和一批冲锋队员提出控告，因为他认为已有证据清楚地证明他们犯了对一个集中营的被拘禁者进行最骇人听闻的酷刑虐待的罪行。他把证据送交给希特勒，元首却命令停止起诉。戈林在开头也有这种权力。1934年4月，他曾制止了一件控告一个著名企业家的刑事诉讼。后来很快就传出来，这个被告送了戈林约300万马克。当时在柏林很著名的律师格哈德·F.克拉默后来说：“不能确定是戈林讹诈了这位实业家呢，还是这位实业家贿赂了这位普鲁士总理。”[296]而已经确定的是戈林使这个案件作罢了。

另一方面，元首的代表鲁道夫·赫斯，受权对他认为被判处得太轻的被告采取“无情的措施”。法院对犯有攻击党、元首或者国家的罪行的人的各种审判都列成一份记录呈交给赫斯，他如果认为惩处得太轻就可以采取“无情的”措施。这通常是把受难者送到集中营去或者把他杀害。

有时候，必须说，特别法庭的法官确实表现出一种独立精神，甚至忠于法律，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是赫斯，或者是秘密警察，就来插手了。例如，我们已经看到，尼莫拉牧师被特别法庭开脱了他的主要罪名而只判处了短期监禁，而他在等候审讯时期已服满了这段短期徒刑，因此本来就可以回家了，秘密警察却在他离开法庭时把他架走而送到了一个集中营里去。

因为秘密警察，像希特勒一样，就是法律。它原来是戈林在1933年4月26日为普鲁士邦设立的，以代替普鲁士邦原来的政治警察IA处。他起初打算只把它称为秘密警察处（Geheimes Polizei Amt），但是这个名称的德文首字母缩写GPA发音跟俄文的GPU[297]太相似了。一个不出名的邮局职员奉命为这个新机构设计一种免费递送的邮票图样，他提议把它叫作Geheime Staatspolizei，即“秘密国家警察”，简称GESTAPO[298]，从而无意中创造了一个先是在德国后来又在国外令人谈虎色变的名称。

在开始时，秘密警察实际上还只不过是戈林用来逮捕和杀害反对政权者的一个私人恐怖工具。只是在1934年4月戈林任命希姆莱为普鲁士秘密警察的副首脑后，秘密警察才开始作为党卫军的一支力量而扩展起来。在这个态度温和然而具有虐待狂倾向的养鸡场主出身的新首脑以及在党卫军保安处（Sicherheitsdienst）处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这个残忍成性[299]的青年人的天才领导下，它成了一个恶阎王，对每个德国人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

早在1935年，普鲁士最高行政法院就在纳粹党的压力下裁决，秘密警察的命令和行动不必经司法复审。政府在1936年2月10日颁布的秘密警察根本法把这个秘密警察组织放在法律之上。法院绝对不得干涉它的活动。正如希姆莱在秘密警察中的得力助手之一维尔纳·贝斯特博士所解释的，“只要警察是在执行领导的意志，它的行动就是合法的”。[300]

任意逮捕和把受难者拘禁在集中营里的做法被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名字就是“保护性看管”，所根据的是1933年2月28日的法律。我们前已谈到，这个法律停止实行宪法中保证公民自由的条款。但是这里的保护性看管并不是像在较为文明的国家里那样保护一个人使他不受到可能的伤害。它是用把他关在铁丝网后面的办法来处罚他。

在希特勒当权的头一年，第一批集中营就像雨后春笋似的建立起来了。到1933年年底，就有了大约五十个集中营。它们主要是由冲锋队设立的，先给它的受难者以一顿饱打，然后向他们的亲戚朋友勒索尽可能多的赎款。这基本上是强敲硬诈。不过，有时候，被拘禁者却被杀害，通常是出于纯粹的虐待狂和残忍。在纽伦堡审讯时发现了四个这样的案件，它们是1933年春天发生在慕尼黑附近的达豪党卫军集中营里的。每个案件中，被拘禁者都遭到了残酷无情的杀害，一个是被笞死的，另一个是被勒死的。甚至慕尼黑的检察官都提出了抗议。

由于在1934年6月的血腥清洗后已不再存在对纳粹政权的反抗，所以许多德国人认为大批的“保护性看管”逮捕和把数以千计的人关在集中营里的做法会停止了。在1933年的圣诞节前夕，希特勒曾宣布释放集中营里27000名被拘禁者，但是，戈林和希姆莱规避了他的命令，只有极少数人真正获释。后来，内政部长弗里克，这个唯命是从的官僚主义者，曾在1934年4月发出秘密命令，对大规模“保护性看管”逮捕加些限制和减少关到集中营里去的人数，企图使纳粹凶徒的胡作非为收敛一些，但是希姆莱说服了他放弃这事。这位党卫军头子比这位部长看得较为清楚，知道集中营的目的不仅是处罚纳粹政权的敌人，而且要摆在那里威吓人民，使他们根本不敢想反抗纳粹统治。

在罗姆遭到清洗后不久，希特勒把集中营交给党卫军控制，他们就以不愧为精锐部队的效率和冷酷无情来组织集中营了。守卫的责任专门交给骷髅队（Totenkopfverbaende），这个单位的成员是从最强悍的纳粹分子中召来的，服役十二年，在黑色军衣上佩着人所熟见的骷髅和骨头的肩章。最早的骷髅队队长和达豪集中营首任长官特奥多尔·艾克，被任命负责管理全部集中营。临时凑合的集中营关掉了，而更大的集中营却建立起来了。在战争发生前，它们还没有扩展到占领区里去的时候为止，主要的集中营是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集中营，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代替了柏林附近初期出过名的奥拉宁堡集中营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专门拘禁妇女的梅克伦堡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还有，在1938年占领了奥地利以后，林茨附近的毛特豪森集中营——这些名字，同以后在波兰设立的奥斯维辛、贝乌热茨和特雷布林卡一起，后来成为世界上大部分地方无人不知的名字。

在这些集中营里，在它们的末日慈悲地来到以前，千百万无辜的人被杀害，另有千百万人受到了简直令人无法想象的残忍的折磨和酷刑。但是在开头，在1930年代德国的纳粹集中营里的被拘禁者大概从没有超过2万到3万，后来由希姆莱的人员所发明和执行的许多恐怖措施当时也还无人知道。灭绝营、奴隶劳动营、把被拘禁者作为豚鼠供纳粹做“医药研究”的营房，都要等到战争发生后才出现。

但是早期的集中营也并不完全是人道的。我这里有一份达豪集中营第一任长官特奥多尔·艾克在1933年11月1日为达豪集中营拟订的条例的抄本，他在成为全部集中营的主管者后把这些条例在各集中营中推广施行。

第十一条　犯有下列罪行者以煽动者论处，一律绞死：凡……谈论政治，发表煽动言论，举行煽动集会，组织小集团，与人厮混盘桓；为了将暴行传闻供反对派宣传而收集集中营真假情报；接受、隐藏、传播、外递此类情报给外国客人等者。

第十二条　犯有下列罪行者以聚众闹事者论处，当场格杀或以后绞死：凡袭击守卫或党卫军人员，奉派值勤时拒绝服从或工作……或在途中或工作时大声咆哮、嚣叫、煽动或发表演说者。

“凡是在信函或其他文件中有毁谤民族社会主义领袖、国家和政府言论……［或者］颂扬马克思主义领袖或旧民主党派自由主义领袖者”则予以隔离禁闭两个星期或鞭笞二十五下，这种处罚算是较轻的。

同秘密警察相连的是保安处，它的首字母缩写是S.D.。这也是使所有德国人，后来又使占领区人民望而生畏的缩写。保安处原来是由希姆莱在1932年设立的一个党卫军的情报组织，并由他任命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来领导，此人后来以“刽子手海德里希”的外号闻名国际。保安处起初的任务是暗中监视党员和报告任何可疑的活动。在1934年它也成了秘密警察的情报单位，到了1938年，一项新法律赋予它在全国搞情报工作的任务。

海德里希以前是海军中的一个情报官员，在1931年26岁的时候因为不愿跟被他奸污的一个造船商的女儿结婚，被海军上将雷德尔撤职。在他的老练的领导下，保安处很快就在全国遍布罗网，雇用了约10万名兼职告密者，他们奉命窥察国内的每一个公民，只要发现有被认为是不利于纳粹统治的最轻微的言论和活动，他们就报告上去。除非是笨蛋，没有人不首先看一看有没有隐藏的保安处录音器，或者有没有保安处特务在偷听，就贸然说一句可能被认为是“反纳粹”的话或者做这种事情。你的儿子，你的父亲，你的妻子，你的表亲，你的好友，你的上司，你的秘书，都可能是海德里希的组织的告密者；你绝不会知道的，所以如果你聪明的话，对于无论什么事情，无论什么人都不要以为是大概没有问题的。

保安处的专职密探在1930年代大概从未超过3000人，他们大多数是从失意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招来的，他们是找不到合适的职业或者在正常的社会中找不到着落的大学毕业生。因而，在这些专职密探中间，老是有着一种奇怪的卖弄才学的风气。他们对研究条顿族考古学、劣等种族头颅骨和主宰种族优生学这类不是他们本行的问题有着奇怪的兴趣。然而，一个外国观察家却很难接触到这些怪人，虽然海德里希本人，一个狂妄自大、冷若冰霜、残忍无情的人，倒偶尔可以在柏林的夜总会里看到，四周围坐着一些他的金头发的年轻凶徒。他们不愿引人注意，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所致，而且是因为，至少在1934年和1935年，他们中间有若干人曾因暗中监视罗姆和他的冲锋队党羽而被一个自称“为罗姆复仇者”的秘密集团所暗杀，这些暗杀者还把这个标签插在尸体上。

保安处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虽然是次要的任务，是查明谁在希特勒的公民投票中投了“不同意”的票。在纽伦堡的无数文件中，有一份在科赫姆的保安处关于1938年4月10日的公民投票的秘密报告：

在卡佩尔投了“不同意”的票或废票的人的名单副本附后。这种控制是这样实施的：选举委员会的一些委员把全部选票都标上号码。在投票时列了一个选民名单，选票是按号码发出去的，因此后来有可能……找出投了“不同意”票或者废票的人。号码是用脱脂乳写在选票背后的。

新教牧师阿尔弗雷德·沃尔弗斯所投的票也附上。[301]

1936年6月16日，一支全国范围的统一的警察队伍在德国历史上首次建立起来，希姆莱被任命为德国警察总监，负责领导，在此以前警察是由各邦分别设立的。这就等于把警察置于党卫军的手中，后者自从1934年镇压罗姆“反叛”后权力一直在迅速增加，党卫军已不仅是禁卫军，不仅是党的唯一武装部门，不仅是新德国的未来领袖们将从中选择的得宠精华，它现在还拥有了警察力量。第三帝国已变成一个警察国家，这是一切极权独裁政体的不可避免的发展。

第三帝国的政府

虽然魏玛共和国被摧毁了，但是魏玛宪法却从未被希特勒正式废除。说真的，而且说来也好笑，希特勒还以这个遭到他的轻视的共和国宪法作为他的统治的“合法性”的根据。数以千计的法令——第三帝国除此外没有别的——是明白地以兴登堡1933年2月28日根据宪法第四十八条所签署的“保护人民和国家”这个总统紧急法令作为根据的。我们记得，这位年迈的总统是在国会纵火案发生后第二天受了愚弄而签署这项法令的，当时希特勒竭力使他相信有发生共产党革命的严重危险。这项停止一切公民权利的法令，在整个第三帝国期间一直有效，使得元首能够以一种长期戒严令式的办法进行统治。

国会在1933年3月24日通过授权法，把它的立法职能交给了纳粹政府，这也是希特勒统治的“合乎宪法性”的第二个支柱。以后每过四年，一个橡皮图章似的国会就恭顺地再把这个法案延长四年，这位独裁者从来没有想到要取消这个一度民主的机构，因为只要使它不民主就行了。到战争发生时为止，它一共只举行过十二次会议，“制定”过四项法律[302]，没有进行过辩论或表决，而且除了希特勒发表的演说外，从未听过别的任何发言。

在1933年的头几个月以后，内阁中就不再有认真的讨论了，而在1934年8月兴登堡去世以后，内阁就愈来愈不经常举行会议了，在1938年2月以后，内阁则从来没有再召开过会议。然而，内阁阁员个人却拥有很大权力，可以颁布法令，这些法令在经过元首的批准后就自动地变成了法律。或许是为了使张伯伦首相有个印象而在1938年大吹大擂地设立了秘密内阁会议（Geheimer Kabinettsrat），实际上是空有其名。它从未举行过一次会议。德国国防会议（Reichsverteidigungsrat）是在这个政权的初期成立的，由希特勒担任主席，作为一个策划战争的机构，它一共才正式举行过两次会议，虽然它的某些工作委员会倒是极度活跃的。

许多内阁职能都交给了一些特设机构，诸如元首代表（先是赫斯，后是马丁·鲍曼）办公室，战争经济全权代表（沙赫特）办公室，行政全权代表（弗里克）办公室和四年计划代表（戈林）办公室。此外，还有所谓“最高政府机构”和“全国行政机构”等，其中许多都是袭用共和国的。在元首直接管辖下的全国政府执行机构，一共大约有四十二个。

德国各邦的议会和政府，我们已经知道，在纳粹政权的第一年统一全国时就取消了，邦已沦为省的性质，邦长由希特勒任命。地方自治原来是德国人在民主方面的唯一真正进步的地方，现在也被取消了。在1933年和1935年之间发布的一连串法律剥夺了各城市的地方自治权利，把它们置于全国内政部长的直接控制下。内政部长任命它们的市长——如果它们的人口在10万以上的话——并且根据领袖原则把它们改组过。人口不满10万的城市，由邦长任命它们的市长。至于柏林、汉堡和维也纳（在1938年奥地利被占领后），希特勒保留了任命它们的市长的权利。

希特勒自己有四个办公室，施行他的独裁权力：总统（虽然这个称号在1934年后停止存在了）府，总理（这个称号在1939年摒弃不用）府，党部，第四个叫元首府，后者是照料他的私人事务和执行特别任务的。

老实说，希特勒对于日常政府事务是感到厌烦的，在兴登堡去世而他已巩固了他的地位后，他就把大部分例行公事交给了他的助手们去处理。像戈林、戈培尔、希姆莱、莱伊和席拉赫这样的党员老同志，希特勒听任他们自由地去分割自己的权力范围——通常也是利益范围。沙赫特在起初可以自由地用他能想到的任何手段为不断增长的政府开支筹措款项。当这些人为了争权或分赃而发生冲突时，希特勒就出来干预。发生这些争执，他并不在乎。说实在话，他还常常促成这些争执，因为这有助于他的最高仲裁者的地位，而且可以防止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他。因此，他对于下列三个人在外交方面互相竞争的丑态似乎觉得高兴，他们是外交部长牛赖特、党的外交事务部首脑罗森贝格和里宾特洛甫，后者有自己的“里宾特洛甫办事处”来过问外交政策，三人互相倾轧，希特勒让他们互相敌对的职位继续存在，这样来保持他们的不和，直到最后，他选择了迟钝的里宾特洛甫担任外交部长和执行他在外交方面的命令。

这就是第三帝国的政府，它由一个庞大而臃肿的官僚系统自上至下按所谓领袖原则来管理，没有什么通常被认为是德国人所特有的效率，而是贪污盛行，内讧甚剧，党领袖们的胡乱干预只是加剧了这种混乱，党卫军和秘密警察的恐怖行为更使它办事无能。

在这一个乱哄哄的人堆顶上，站着那个奥地利前流浪汉，他现在已成了除斯大林以外世界上最有权力的独裁者。正如汉斯·弗兰克博士1936年春天在一个律师会议上所说的，“德国今天只有一个权威，这就是元首的权威”。[303]

希特勒以这种权威很快地摧毁了那些反对他的势力，把国家统一起来并且使它纳粹化，控制了全国的各种制度和文化，压制了个人自由，消灭了失业，使工商业的轮子隆隆转动起来。在当政仅仅三四年后，这是个不小的成就。现在，他转向了——事实上，他早就已经转向了——他一生中两个主要欲望：使德国的外交政策为战争和征服服务，创立一个能使他实现他的目标的强大的军事机器。

现在该来谈谈，这位领导着一个那么伟大而强有力的国家的异常人物，如何着手达到他的目的的事迹了，而这个事迹比现代史上的任何其他事迹都有更多的文件足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