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西线的胜利

第二十一章
西线的胜利

1940年5月10日,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天刚破晓不久,驻柏林的比利时大使和荷兰公使被召到外交部。他们得到里宾特洛甫的通知,德国部队即将开入他们的国家,以保卫他们的中立,抵御英法军队即将进行的进攻—这正是一个月以前对丹麦和挪威所提出的同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德国发出的一份正式的最后通牒要求两国政府不要进行任何抵抗。若有抵抗,一定会遭到粉碎,而流血的责任,“完全要由比利时王国和荷兰王国的政府负责”。

在布鲁塞尔和海牙,正如以前在哥本哈根和奥斯陆一样,德国使节分别将同样内容的电报送交各驻在国的外交部。十分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海牙递交最后通牒的是德国公使尤利乌斯·冯·策希-伯克斯罗达伯爵,此人就是曾在1914年公开地把霍亨索伦帝国刚刚破坏了的德国对比利时中立的保证叫作“一张废纸”的德皇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的女婿。

在布鲁塞尔的外交部,当德国轰炸机在头上呼啸,炸弹在附近机场爆炸,把窗户震得咯咯作响的时候,德国大使比洛-施万特踏进外交大臣的办公室,从自己的衣袋里取出一张纸来。保罗-亨利·斯巴克阻止了他。

“我请你原谅,大使先生,让我先说。”

德国军队刚刚进攻了我们的国家[斯巴克说,一点也不打算压住他的愤怒感情]。德国对中立的忠实的比利时进行罪恶的侵略,这在25年之中,已经是第二次了。目前发生的事情,较之1914年的侵略,也许甚至更加可恶,既没有向比利时政府提出最后通牒,也没有提出照会或任何抗议。比利时是通过进攻本身才知道德国已经违反了它自己承担的义务的……历史将追究德国的责任。比利时已下定决心要保卫自己。

接着,这个为难的德国外交官开始宣读德国正式的最后通牒,但是斯巴克打断了他的话。“把文件交给我,”他说,“我愿意免掉你这个痛苦的任务。”[1175]

第三帝国对于这两个低地小国的中立曾做过无数次保证。比利时的独立和中立,曾经在1839年得到欧洲五大强国“永久”保证,到1914年德国撕毁为止,这个条约被遵守了75年。魏玛共和国曾答应绝不进攻比利时,希特勒在上台以后也继续重申过这个政策,并且也给了荷兰同样的保证。1937年1月30日,这位纳粹总理在废除了《洛迦诺公约》以后公开宣称:

德国政府已经向比利时和荷兰进一步保证,它愿意承认和保证这两国领土的不可侵犯和中立。

比利时在1918年以后曾明智地放弃过中立。到了1936年,由于第三帝国的重新武装和它在1936年春天重新占领莱茵兰,比利时感到恐慌,又要用中立来保护自己了。1937年4月24日,英法两国解除了它对《洛迦诺公约》承担的义务,同年10月13日,德国也庄严地正式肯定它的决心,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破坏[比利时的]不可侵犯和领土完整,它在任何时候都将尊重比利时的领土……如果比利时受到进攻,就准备给予援助……

从那一天起,在希特勒对低地国家的庄严的公开保证与他对将领们的私下谈话之中,就出现了一种我们现在已很熟悉的口是心非现象。1938年8月24日,他在谈到为他草拟的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的一个文件时说,如果占领比利时和荷兰,那对德国就“非常有利”,他还向军方征求意见:“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完成占领这个地区以及需要多长时间。”1939年4月28日,希特勒在答复罗斯福时,再次强调他给予荷兰和比利时的“有约束力的声明”。但是,我们前面谈到,过了不到一个月,5月23日,元首却对他的将领们说:“必须以闪电的速度……用武装力量占领荷兰和比利时的空军基地。无须考虑中立声明。”

他当时虽然还没有发动战争,但计划已经准备好了。8月22日,在他开始进攻波兰从而挑起战争的前一个星期,他和将领们商量了破坏荷兰和比利时中立的“可能性”问题。他说:“英国和法国是不会破坏这两个国家的中立的。”四天以后,8月26日,他命令他的驻在布鲁塞尔和海牙的使节通知各驻在国政府,一旦爆发战争,“德国绝不会破坏比利时和荷兰的不可侵犯性”。波兰战争结束之后,他在10月6日又曾公开重申过这个保证。第二天,10月7日,冯·布劳希奇将军在希特勒的推动下,指示他的各个集团军司令,

做好立刻进攻荷兰和比利时领土的一切准备,如果政治形势有此要求的话。[1176]

两天以后,10月9日,希特勒在第六号指令中说:

做好……通过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发动进攻的准备。这次进攻必须尽可能迅速有力地进行……目标在于尽量夺取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广大地区。[1177]

当然,比利时人和荷兰人并不知道希特勒的秘密命令。但是,关于未来将会发生怎样的事件,他们还是接到过一些警告的。有一些警告,本书前章已经谈到过:密谋反纳粹分子奥斯特上校曾于11月5日向荷兰和比利时驻柏林武官提出警告,德国将于11月12日开始进攻,这是当时预定的日期。10月底,另一个密谋分子格德勒在魏茨泽克的指使下到布鲁塞尔去警告比利时人,德国的进攻已迫在眉睫。1940年新年后不久的1月10日,一名携带希特勒西线进攻计划的军官在比利时紧急降落,这个计划于是落到比利时人的手中。[1178]

这时,荷兰和比利时参谋总部也已从自己边境来的情报中得知,德国人正在他们的边境集中大约50个师的兵力。他们在德国首都还有一个不寻常的情报来源。这个“来源”就是荷兰驻柏林的武官G. J.萨斯上校,萨斯是奥斯特上校的好友,经常在位于偏僻的策伦多夫郊区的奥斯特家里吃饭。战争爆发以后,由于灯火管制,这就更加方便了,灯火管制的掩护使当时在柏林的不少德国人和外国人能够进行各种隐秘活动而用不着担心被人发现。萨斯就是早在11月间从奥斯特那里得知德国定于11月12日发动进攻的情报的人,奥斯特在1月间又向这位武官提出过新的警告。但德国人的两次进攻都没有如期举行,这就使海牙和布鲁塞尔对萨斯的情报的信赖多少有些减低。当时海牙和布鲁塞尔自然都不知道,希特勒的确两次安排了进攻的日期,只不过后来推迟了而已。但是,萨斯通过奥斯特得来的关于侵犯丹麦和挪威的十天前的警告和他预言的准确日期,似乎又恢复了他在国内的信誉。

5月3日,奥斯特直率地告诉萨斯,德国人将在5月10日开始通过荷兰和比利时在西线发动进攻,这位陆军武官立即通知了他的政府。第二天,海牙又从它驻梵蒂冈公使那里得到证实这个消息的情报。荷兰人立刻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比利时人。5月5日是星期天,这个星期一开始,我们在柏林的人就都清楚看出,对西线的攻击在几天之内就要发生了,首都的紧张气氛日益增长。5月8日,我打电报给我的纽约办事处,要求把我们的记者留一个在阿姆斯特丹,而不要派他到挪威去,因为反正那里的战事已经结束了。当天晚上,军方新闻检查官允许我在广播中暗示,西线即将开始军事行动,荷兰和比利时也算在内。

5月9日晚上,奥斯特和萨斯在一起吃最后一次晚饭。这个德国军官肯定地说,第二天拂晓向西线发动进攻的最后命令已经下达。奥斯特在晚饭后到班德勒街的最高统帅部去了一次,以便弄清楚是否会有最后一分钟的变更。结果并没有变更。“猪猡已经到西线去了。”奥斯特告诉萨斯。“猪猡”指的是希特勒。萨斯通知了比利时陆军武官,随即到自己的公使馆,接通了海牙的电话。在这种时候适用的密码早就安排好了。萨斯说了一些听起来似乎极普通的话,把消息传了过去:“明天拂晓。抓紧!”[1179]

奇怪得很,西方两大强国英国和法国,这时却在睡大觉。它们的参谋总部不相信布鲁塞尔和海牙传来的警报。伦敦方面当时正忙于应付持续了三天的内阁危机,这个危机到5月10日晚才由丘吉尔接替张伯伦出任首相而得到解决。英法两国的总部一直等到德国轰炸机在头上的咆哮声和施图卡式俯冲轰炸机的刺耳尖叫声冲破了春天黎明前的宁静的时候,才得知德国的进攻。过了一会儿,天大亮了,又从荷兰和比利时政府那里收到拼命求救的呼吁,后者曾把盟国疏远了八个月之久,而没有同它们采取一致步调,进行共同的防御措施。

尽管如此,盟国在比利时境内迎击德国主力的计划,在最初两天进行得相当顺利。一支强大的英法联军从法比边境向东北方向推进,以便在布鲁塞尔以东代勒和默兹两河沿岸的比利时主要防线上部署兵力。结果表明,这种部署恰好正是德国最高统帅部所求之不得的。这支庞大盟军的迂回运动,正好帮了它的大忙。虽然英法联军自己并不知道,但是他们正好迅速投入了陷阱,只要机关一动,就要遭到全军覆没之祸。

双方的作战计划

自从1月间德国原来的进攻西线计划落到比利时人的手中,并且正如德国人所怀疑的,也落入了英法的手中之后,这个计划已经有了重大的变更。这个叫作“黄色方案”的行动计划,是早在1939年秋天在希特勒要在11月中旬在西线发动进攻的命令的催逼下,由陆军总司令部匆忙制订出来的。它是否就是原先的施利芬计划的修正翻版,这一点在军事史学家和德国将军们之中有很多争论。哈尔德和古德里安就认为是这样的。这个计划要求把德国的主力放在右翼,通过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目标在于占领英吉利海峡各港口。这个计划要达到的目的同著名的施利芬计划要达到的目的尚有一段距离,施利芬计划在1914年功败垂成,它的目的不仅要占领英吉利海峡各港口,而且还要继续进行一个大规模的迂回运动,使德国的右翼军队通过比利时和法国北部,越过塞纳河,在巴黎以南折向东方,形成一个包围圈,歼灭法国的残余部队。这样做是为了迅速结束法国的武装抵抗,使德国在1914年能把大部分军事力量掉过头来对付俄国。

但是,希特勒在1939—1940年则无须为俄国战线操心。尽管如此,他的目标更加有限。至少在战役的第一阶段,他并不打算击溃法军,只求把它击退,占领英吉利海峡沿岸,从而切断英国和它的盟国的联系,同时取得海空军基地,以便不断骚扰和封锁不列颠群岛。从这个时期他对将领们的长篇大论的讲话中可以明显看出,他认为英法遭到这样的失败以后将会向他求和,然后他就可以再把注意力转到东方而无后顾之忧。

甚至在“黄色方案”的原来计划落入敌方手中之前,盟军最高统帅部就已料到这一着了。11月17日,盟国最高军事会议在巴黎召开,通过了“D计划”,这个计划规定万一德国取道比利时发动进攻,就要法国第一军团和第九军团与英国远征军驰往比利时,到达在代勒和默兹两河沿岸从安特卫普,经鲁汶、那慕尔和日韦到梅济耶尔的主要防线。几天之前,法国和英国的参谋总部在同比利时总司令部召开的一系列秘密会议中曾得到后者的保证:要加强这条战线的防御措施,并在这条战线上大力抵抗。但比利时还迷恋着中立的幻想,仍旧希望也许可以不必卷入战争,因此不愿采取更多的措施。英国的参谋长们认为,德国一旦开始进攻,就来不及把盟军调动得那么远了,但他们在甘末林将军的催促下,终于同意了“D计划”。

11月底,盟军又增加了一项计划,把亨利·吉罗的第七军团开到英吉利海峡沿岸,如果荷兰受到进攻,就在安特卫普以北援助荷兰。这样一来,德军企图横扫比利时—或者还有荷兰—从侧面进击马奇诺防线的打算,从战事初期起就会遇到全部英国远征军、法军主力、比利时20个师和荷兰10个师的抵抗,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支在人数上与德军势均力敌的军队。

为了避免这种正面的冲突,同时为了使急忙挺进到这么远的英法军队陷入圈套,西线伦德施泰特率领的A集团军的参谋长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将军(原来姓莱温斯基)建议彻底改变“黄色方案”。曼施坦因是一个富有天才和谋略的军阶较低的参谋军官,到了冬天的时候,他终于克服了布劳希奇、哈尔德和其他将领的最初反对,使自己有胆识的主张上达希特勒。曼施坦因的建议是:德国的主要矛头应放在中央,用庞大的装甲部队突破阿登森林,然后在色当的北方跨过默兹河,突入开旷地区,直趋海峡上的阿布维尔。

希特勒向来喜欢大胆的甚至轻率的设想,因此他对这个计划也甚感兴趣。伦德施泰特之所以毫不犹疑地推荐这个计划,不仅是因为他相信它,而且还因为如果执行这个计划,他的A集团军就可以在进攻时担任主要任务。由于哈尔德个人讨厌曼施坦因,以及在一些比曼施坦因军阶较高的将领们中存在着某种职业上的妒忌,曼施坦因在1月底被调去指挥一个步兵军。尽管如此,他在2月17日柏林招待一批新任军长的宴会上,还是找到机会亲自向希特勒陈述了自己的打破正统的观点。他认为,用一支装甲部队突破阿登森林,一定可以出其不意地给盟军以沉重的打击,因为他们的将领像大多数德国人一样,很可能认为这个多山的森林地带不适于使用坦克。德军右翼进行佯攻,就可以使英法联军慌乱地驰赴比利时,然后,在色当突破法军的阵地,再沿索姆河北岸直趋英吉利海峡,这样德军就可以使英法联军的大部和比利时军落入罗网。

正如包括约德尔在内的几个将领所强调指出的,这是一个大胆的、不无危险的计划。但现在已把自己看成一个军事天才的希特勒,真的认为这就是他自己的主意,因此热情愈来愈高。哈尔德起初把它看作疯人的狂想,未予理会,现在也开始赞成它了,而且通过他的参谋总部军官的帮助,对计划做了很大的改进。1940年2月24日,最高统帅部发布一道新的指令,正式采纳这个计划,并命令所有的将领在3月7日以前重新部署好自己的部队。1939年10月29日重制“黄色方案”时,曾取消占领荷兰的计划;但在11月14日,由于空军的要求,又把这个计划恢复了。

空军需要荷兰机场,用以对付英国,它愿意给这次规模不大但又相当复杂的作战行动提供一大批空运部队。小国的命运往往就是根据这种考虑来决定的。[1180]

这样,在挪威战役接近胜利结束,5月初天气转暖时,德国人部署了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的强大兵力,在西线待命进攻。单从数量上来看,双方势均力敌—德国136个师,法、英、比、荷135个师。守方有着广大的防御工事这一有利条件:南方有难以超越的马奇诺防线,中间有绵亘不断的比利时要塞,北方有荷兰的水上防线。即使在坦克的数量方面,盟军也足与德军匹敌。但他们并没有像德军一样把坦克集中起来。同时由于比利时和荷兰拘泥于恪守中立,他们没有举行联合参谋会议,以致守方不能充分协调自己的计划和力量。德国的有利条件则是: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部,操有进攻的主动权,对侵略行动没有道德上的顾忌,上上下下信心十足,还有一个大胆的计划。他们还有在波兰作战的经验,他们在那里的战斗中已经尝试过自己的新战术和新武器。他们知道俯冲轰炸机和大量使用坦克的价值。同时他们还知道,正如希特勒一直不断指出的,法国人虽然会保卫自己的国土,但对未来的发展却毫无信心。

德国最高统帅部虽然有信心也有决心,但正如秘密记录所表明的,在即将发动进攻时,也曾经心惊胆战过一阵—至少作为最高统帅的希特勒是这样的。约德尔将军在日记中曾记下了这一点。希特勒对于开始进攻的时刻,曾几度作最后一分钟的推迟。他在5月1日确定在5月5日发动进攻。5月3日他把它推迟到5月6日,这是由于天气的关系,但也许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外交部认为他所提出的对于侵犯比利时和荷兰中立的理由不很充分。5月4日他确定5月7日为X日;次日又把它推迟到星期三,即5月8日。约德尔写道:“元首已经决定了‘黄色方案’的借口。”比利时和荷兰将被指责完全没有遵守中立原则。

5月7日[约德尔的日记继续写道],元首的火车定于16点38分离开芬肯克鲁格。但天气情况还没有弄清楚,因此[进攻的]命令取消了……元首对于再次延期甚感不安,因为怕有人泄露风声。比利时驻梵蒂冈公使与布鲁塞尔方面进行的商谈引起了一种推测:有一个在4月29日离开柏林到罗马去的德国人,已经犯了叛国罪行……

5月8日,从荷兰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那边已取消休假、进行疏散、设置路障,并采取了其他动员措施……元首不愿再等下去了,戈林要求至少推迟到10日……元首非常焦急不安;后来他终于同意推迟到5月10日,他说,这是违反他的直觉的。但是,不能再往下拖延了……

5月9日,元首决定,一定要在5月10日发动进攻。17点与元首同车离开芬肯克鲁格。在得到10日天气情况有利的报告以后,在21点发出代号“但泽”的命令。

希特勒由凯特尔、约德尔和最高统帅部其他人员陪同,于5月10日天刚破晓时,到达了明斯特艾费尔附近他称之为“鹰巢”的大本营。德军在西面25英里之外的地方,正在越过比利时边界长驱直入。在从北海到马奇诺防线之间的175英里战线上,纳粹的部队已突破了三个中立小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边境,粗暴地违反了德国人曾经庄严地一再做出的保证。

六星期战争:1940年5月10日—6月25日

就荷兰方面说,这只是一场五天的战争。至于比利时、法国以及英国远征军,也在这短促的期间决定了命运。就德国方面说,在战略和战术的执行上,一切都是按计划行事的,甚至执行得比预定的计划还要好。他们的成就超过了希特勒的最高希望。他的将领们都给自己的胜利的闪电速度和程度弄得乱了章法。就盟军的领袖们来说,他们被一点也没有料到的事态发展弄得不知所措,在一片慌乱之中感到事态不可理解。

在战斗的第一天刚刚接任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本人也被弄得目瞪口呆。他在5月15日早晨7点半被巴黎的保罗·雷诺总理打来的电话叫醒了。雷诺用激动的声音告诉他:“我们败了!我们败了!”丘吉尔不相信。伟大的法兰西军队一周之内就被打败了?这是不可能的。他后来写道:“我简直弄不明白,运用大量快速装甲部队进行袭击这种战术在上次大战以来会引起这样剧烈的变革。”[1181]

坦克,七个师的坦克,集中在西部防御阵地最薄弱的一点上进行突破,这一仗就是这样打的。用的是坦克、施图卡式俯冲轰炸机、伞兵和空降部队,后者在盟军防线后方或者在看来似乎固若金汤的堡垒的头顶上降落,造成了极大混乱。

但是,我们在柏林的人都很奇怪,盟军领袖们怎么会一点也没有料到德国人会采取这样的战术。希特勒的部队在波兰战役中不是已经显示了这种战术的效能了吗?在波兰,在一周之内包围或歼灭波兰部队的大规模突破,就是在施图卡式俯冲轰炸机使抵抗力削弱以后再集中装甲兵力取得成功的。在波兰,伞兵和空降部队,即使用在规模极小的战斗中也没有发挥多少作用,他们想完整地夺取一些主要桥梁也没有成功。但是,在西线进击的前一个月,他们在挪威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夺取了奥斯陆以及所有的机场,为在斯塔万格、卑尔根、特隆赫姆和纳尔维克登陆的孤立的小批部队提供增援,从而使他们能够坚持下去。盟军司令官们难道没有研究这些战役,从中吸取教训吗?

征服荷兰

德国人只能腾出一个装甲师的兵力用于征服荷兰的战役。这次战役主要是由伞兵和空降部队降落到广大的洪水防线后面而取得成功的。这些防线,柏林方面许多人士曾经认为可以抵抗几个星期。吓得惊慌失措的荷兰人所经历的是战争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空降部队的进攻。他们对于这样一种严峻的考验事前毫无准备,对于这次袭击也完全没有料到,从这些情况来看,他们的表现比人们当时设想的要好一些。

德国人的第一个目标是以一支强大的部队从天而降,在海牙附近的机场着陆,立即占领首都,俘虏女王和政府人员,跟一个月前进攻挪威的计划一样。但是,在海牙,正如在奥斯陆一样,这个计划失败了,虽然原因有所不同。荷兰的步兵从初期的惊惶和混乱中清醒过来,到5月10日晚上,在炮兵的配合下,终于能够把德国两团之众的军队驱逐出海牙周围的三个机场。这样就暂时挽救了首都和政府,但却使后备部队被牵制,不能调到其他迫切需要的地方去。

德国计划的关键在于用空降部队夺取鹿特丹正南新马斯河上和东南方马斯(默兹)河在多德雷赫特和穆尔代克两处出海口上的几座桥梁。从大约100英里之外的德国边境向前推进的格奥尔格·冯·屈希勒将军的第十八军团,就是希望通过这些桥梁攻入设防的“荷兰要塞”。“荷兰要塞”包括海牙、阿姆斯特丹、乌得勒支、鹿特丹和莱顿在内,设有重重水道防线,如不通过这些重要桥梁,是不可能轻易迅速地夺取这个“要塞”的。

5月10日清晨,空降部队,包括从旧式水上飞机降落在鹿特丹河上的一个连在内,在那些冷不及防的荷兰守军还来不及炸毁以前,就夺下了这些桥梁。临时拼凑起来的荷兰部队曾奋不顾身地企图击退德军,他们眼看就要成功了。但是德国人竭力撑持到5月12日早晨,这时,屈希勒的一个装甲师,在突破了赫雷伯—皮尔防线以后赶到这里。

赫雷伯—皮尔防线是荷兰东部一条用许多条水道加固的阵地,荷兰人原来希望在这条战线上固守几天。

再一个希望是:法国吉罗将军的第七军团可能会把德国人阻止在穆尔代克的桥头。第七军团正从英吉利海峡兼程前进,5月11日下午抵达蒂尔堡。但是这支法军,也像被围困的荷兰人一样,没有空军支援,缺少装甲车、反坦克炮和高射炮,一下子就被击退到布雷达去了。这就给德国第九装甲师让开了一条通道,使他们得以通过穆尔代克和多德雷赫特的桥梁,在5月12日下午进抵鹿特丹对面的新马斯河南岸。鹿特丹那里的桥梁还一直掌握在德国空降部队的手里。

德国空降兵抢占默兹河上的桥梁。

但是,坦克通不过鹿特丹的那些桥梁。原来荷兰人这时已经封锁了桥梁的北端。5月14日清晨,荷兰人的情况非常危急,但还没有绝望。“荷兰要塞”还没有被突破。海牙周围的德国强大的空降部队,不是被俘就是溃散到附近的村庄里去了。鹿特丹还未失守。德军最高统帅部急于想从荷兰撤出装甲师和支援部队,以便利用刚在南方的法国那里出现的新的机会,他们对于这种情况并不感到如意。因此,希特勒在14日早晨发出第十一号指令:“荷兰军队的抵抗力已经证明比预料为强,由于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考虑,必须迅速粉碎这种抵抗。”办法何在?他命令从比利时前线的第六军团调来一些空军部队,“以便加速夺取‘荷兰要塞’”。[1182]

他和戈林发布特别命令,猛炸鹿特丹。荷兰人尝到了纳粹的恐怖滋味后一定会被迫投降的。去年秋天围攻华沙时使用的就是这个法宝。

5月14日早晨,德国第三十九军的一个参谋军官,打着一面白旗跨过鹿特丹桥,要求该市投降。他警告说,如不投降,就要遭到轰炸。当投降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即一名荷兰军官到了离桥不远的德军司令部讨论详细条款并且正把德军条件带回来的时候,轰炸机就出现了,炸平了这个大城市的中心。大约800人死于非命,几乎全是平民,几千人受伤,78000人无家可归。[1183][1184]这种背信弃义的举动,这种蓄意的残暴行为,荷兰人是不会忘怀的,虽然在纽伦堡审判中,负责空军的戈林和凯塞林都以鹿特丹并非不设防的城市而是在荷兰人坚守之下的城市为理由,替这种行为进行辩护。

他们两人都否认,当他们派遣轰炸机队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投降谈判正在进行,虽然在德军的档案中,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们是知情的。[1185][1186]总之,德军最高统帅部当时并未加以辩解。我本人就曾在5月14日晚的柏林电台上听到过最高统帅部的特别公报:

在德国俯冲轰炸机的攻击和德国坦克即将进攻的巨大压力下,鹿特丹市已经投降,从而使该市免于被毁。

三名德国士兵走过刚刚投降的鹿特丹桥。

鹿特丹投降了,接着就是荷兰武装部队的投降。威廉明娜女王和政府成员乘坐两艘英国驱逐舰逃往伦敦。5月14日黄昏时分,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H. G.温克尔曼将军命令他的部队放下武器,次日上午11点,他签署了正式降书。只五天的工夫,就一切都结束了。但是结束的只是战斗,此后五年,野蛮的德国恐怖统治的黑夜将一直笼罩着这个惨遭浩劫的文明小国。

比利时陷落和英法联军落入陷阱

荷兰既已投降,比利时和法国以及英国远征军的命运也就决定了。5月14日,离发动进攻虽然只有五天,这一天却是决定命运的一天。前一天的晚上,德军夺取了迪南到色当之间河岸峻峭、林木繁茂的默兹河对岸的四个桥头堡,并且进占了色当。这是1870年拿破仑三世向毛奇投降的场所,也是结束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地方。这样,盟军防线的中央部分和英法两军的精锐迅速转移到比利时去的重要枢纽地点,就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次日,5月14日,大规模的袭击开始了。5月10日,一支在数量、集中程度、机动性和打击力量等方面都是空前未有的坦克部队,由德国边境通过阿登森林出发,其队伍之长,即使分了三路纵队还延展到莱茵河后面100英里。现在它突破了法国第九军团和第二军团的防线,迅速地向在比利时的盟军背后的英吉利海峡推进。这是一股令人胆寒的巨大力量。一批又一批的施图卡式俯冲轰炸机首先削弱了法军的防御阵地;大批的战斗工兵布置橡皮船下水,架搭浮桥,准备渡河;接着就是配备有自动推进炮的装甲师,每个装甲师都有一个摩托化步兵旅;装甲师的后面紧跟着摩托化步兵师,占领坦克开辟出来的阵地。这个钢与火的密集队伍,不是惊慌失措的守军手中的任何武器所能阻挡得住的。在默兹河上迪南的两侧,法军被赫尔曼·霍特将军的第十五装甲军击败了。这个军的两个坦克师之中,有一个是由一个名叫埃尔温·隆美尔的年轻大胆的准将指挥的。在河的南面的蒙泰梅,格奥尔格-汉斯·莱因哈特将军的两个坦克师组成的第四十一装甲军,也采取同样战术。

1940年,汉斯·冯·克鲁格、埃尔温·隆美尔、尤利乌斯·绍布、拉滕胡贝尔、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与阿道夫·希特勒(从左至右)在法国战役中。

但是,法军受到的打击以在色当四郊最为沉重,这对他们来说,真是一段悲惨的记忆。5月14日晨,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的第十九装甲军的两个坦克师,[1187]一拥而过当晚才在默兹河上匆促搭起来的浮桥,向西挺进。法国军队和英国的轰炸机虽然拼命企图炸毁这座桥梁,但是皇家空军71架轰炸机在一次攻击中就给打落了40架,大部分都是给高射炮火击落的,法国坦克则被击毁了70辆,结果却并没有炸毁这座桥梁。到了傍晚时分,德军在色当的桥头堡已经扩展到30英里宽、15英里深,防守在盟军关系重大的中央防线上的法军已被击溃了。没有被围和被俘的队伍在仓皇后撤。北部的英法联军和比利时的22个师,都已陷于被截断后路的极端危险的境地。

最初两天盟军打得还相当顺利,至少他们是这样想的。在怀着新的热情投入首相新职务的丘吉尔看来,“直到12日晚上[他后来写道],还没有什么理由认为战争进行得不好”。[1188]盟军最高统帅甘末林对于当时的情况十分乐观。前一天晚上,法军的大部精锐部队第一、第七和第九军团与英国远征军戈特勋爵指挥下的九个师,根据预定计划,已与比利时部队会合。他们沿代勒河设置了一条坚固的防线:从安特卫普经过鲁汶到瓦夫尔,然后跨过让布卢缺口到那慕尔,再沿着默兹河向南到达色当。在比利时的坚强的那慕尔要塞和安特卫普之间,在短短60英里的战线上,盟军的数量实际上已超过来犯的德军,约为36个师对赖歇瑙的第六军团的20个师。

比利时军队虽然在他们的东北边境沿线上打得不坏,但并没有支持得像预期的那么长久,更没有像1914年那么长久。他们也像在他们北面的荷兰人一样,简直无法对付德国武装部队的崭新战术。德国人在这里,也如在荷兰一样,大胆地使用了经过特殊训练的小股部队在黎明时由滑翔机上悄悄着陆,去夺取重要的桥梁。在马斯特里赫特后面的阿尔伯特运河上有三座桥梁,他们制服了其中两座桥的守军,后者连扳动电钮炸掉桥梁都没有来得及。

德国空降兵渡河攻打埃本-埃美尔要塞。

他们在夺取埃本-埃美尔要塞一役中,甚至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这个要塞控制着默兹河和阿尔伯特运河的交叉点。盟军和德军双方都认为这个现代化的、具有战略地位的要塞是欧洲最难攻克的工事,它比法国在马奇诺防线或德国在西壁防线建筑的任何工事都更为坚固。它是由一系列深入地下的钢筋混凝土的交通壕所构成,它的炮楼有厚甲板保护,共有1200个人防守。原来预计它可以无限期地抵抗住威力最大的炸弹和炮弹的连续不断轰击,但是却在30小时之内就落入由一名上士指挥的80名德国士兵之手了。他们乘坐9架滑翔机,降落在工事的顶部,结果只有6人死亡,19人受伤。我记得,柏林的德国最高统帅部曾给这场战斗蒙上一层十分神秘的色彩,他们在5月11日晚发表特别公报宣称,埃本-埃美尔要塞已经被“一种新式进攻方法”攻克了。这个声明引起了不少谣传,戈培尔博士也乐于乘机到处散布,说什么德国发明了一种非常厉害的新的“秘密武器”,可能是一种能够使防守的人暂时麻痹的神经毒气。

其实,实际情况却要平凡得多。德国人以他们一贯的缜密作风,在1939—1940年间的冬天,在希尔德斯海姆建筑了阿尔伯特运河的桥梁和要塞的复制品,训练了大约400名滑翔兵,教他们怎样攻取的战术。有三个小组负责攻打三座桥梁,第四小组去攻打埃本-埃美尔要塞。这第四小组的80个人后来在要塞的顶上着陆,把一个特制的“空心”弹安放在装甲的炮楼里,这不仅使炮楼失去作战能力,并且使下面屋内满布火焰和瓦斯。在炮门和瞭望口还使用了手提的火焰喷射器。一小时之内,德国人就进入要塞的上层,使这个巨大要塞的所有轻炮和重炮都失去作用,使它的瞭望台烟雾密布。要塞后面的比利时步兵无法打退这一小股进攻者,自己反而被施图卡式轰炸机和增援的伞兵打退了。5月11日早晨,跨过北方两座完好的桥梁疾驰而来的装甲兵先头部队到达要塞,包围了它。经过施图卡的继续轰炸和地道的白刃战之后,到中午时分,一面白旗扯起了,1200名惊慌失措的比利时守军鱼贯走出要塞投降。[1189]

这次奇袭的成功、桥梁的被夺取以及冯·赖歇瑙将军的第六军团在霍普纳将军的两个坦克师、一个机械化步兵师编成的第十六装甲军支援下所进行的攻势之猛烈,使盟军最高统帅部深信,这次战役跟1914年一样,德军攻势的主要锋芒是在右翼;他们也认为为了制止这个进攻,他们已经采取了适当的措施。结果,直到5月15日晚上,比利时、英国和法国的部队还坚守在从安特卫普到那慕尔的代勒河防线上。

这恰恰是德军最高统帅部求之不得的事。

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实现曼施坦因计划,而在中路进行沉重的打击。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在5月13日晚上就已经清楚看到这种形势以及他的机会了。

[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可以指望24个师左右的英法军队和15个师的比利时军队,在那慕尔以北完成集中。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我们的第六军团在前线有15个师,还有6个师的后备军……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击退敌人的任何进攻。用不着配备更多的部队。在那慕尔以南,敌人的力量较弱,大约只有我们兵力的一半。对默兹河的进攻的结果,将决定我们是不是能够利用这种优势,在什么时候利用以及在什么地方利用。在这条战线的后面,敌人并没有一支值得一提的兵力。

在这条次日就被攻破的战线的后面,真的没有一支值得一提的兵力吗?

5月16日,丘吉尔首相飞往巴黎去探明这一点。下午,当他驱车到法国政府办公处访问雷诺总理和甘末林将军的时候,德国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色当以西60英里的地方,在毫无防御的平地上驰骋前进。在他们和巴黎之间,也可以说在他们与英吉利海峡之间,并没有多少障碍。但是丘吉尔却不知道这种情况。“战略后备部队在哪里?”他问甘末林,还插进一句法语:“什么地方有大量的人力?”盟军总司令甘末林向他摇了摇头,耸了耸肩回答说:“没有!”[1190]

丘吉尔(左二)与甘末林(左三)1939年在法国塞纳—马恩省的蒙特里城堡。

“我奇怪得说不出话来。”丘吉尔后来追述道。从来没有听说过,一支大军在受到攻击的时候会不留些后备部队的。“我承认,”丘吉尔说,“这是我一生中所碰到的最令我吃惊的事之一。”[1191]

德国最高统帅部也同样感到吃惊,至少对于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的将军们来说是如此,也许哈尔德是例外。这次西线战役是元首亲自指挥的,他曾有过两次迟疑不决,拿不定主意。第一次是5月17日,他忽然神经极度紧张起来。那天早上,带着他的装甲军到英吉利海峡去已经走了三分之一路程的古德里安,奉令停止前进。因为空军发来情报说,法国人即将大举反攻,企图截断从色当楔入向西前进的力量薄弱的德国装甲部队。希特勒急忙同他的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和哈尔德会商。他肯定地认为南面会出现法军的严重威胁,突破默兹河的主力、A集团军司令伦德施泰特,在那天晚些时候会见他时支持他的这种看法。伦德施泰特说,他估计“强大的法军会从凡尔登和马恩河畔沙隆地区发动一次出人意料的有力反攻”。

希特勒忽然担心起来,生怕出现第二次马恩河事件。“我正在注意这件事,”第二天他写信给墨索里尼说,“1914年马恩的奇迹绝不能重演!”[1192]

[5月17日晚上,哈尔德在日记里写道]一个非常不愉快的日子。元首神经紧张透了。他担心自己能否取得成功,不愿冒什么险,坚决抑制我们。他为自己辩解说,这都是由于他担心左翼……他带来的只是惶恐和怀疑。

尽管第二天法军崩溃的消息不断传来,这个纳粹统帅的神经紧张情况却并没有什么好转。哈尔德在5月18日的日记中记录了这种神经紧张的情况:

元首对于南翼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他大发雷霆,叫喊着说,我们会使整个行动毁掉,我们有遭到失败的危险。他不愿继续西进,更不必说向西南方面,只是坚持向西北推进。这就是以元首为一方同布劳希奇和我为另一方之间所发生的最不愉快的争论的问题。

最高统帅部的约德尔将军差不多总是认为元首是对的,他也记录了最高领导间的分歧。

[他在18日写道]极度紧张的一日。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没有执行尽快在南方建立一个新的侧翼阵地的意图……把布劳希奇和哈尔德立刻召来,严命他们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

但哈尔德是对的:法国并没有可以从南方进行反攻的部队。这时装甲师正等得手痒难耐,一接到只许进行“大规模侦察”的命令,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向英吉利海峡推进。一支由七个装甲师组成的强大楔形队伍,无情地在索姆河北岸向西挺进,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著名战场,于5月19日早晨进抵离英吉利海峡只有50英里的地方。使希特勒总部惊讶的是,第二装甲师已于5月20日晚上到达索姆河口的阿布维尔了。比利时军队、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的三个军团已经陷入了重围。

[约德尔那天晚上在日记上写道]元首高兴得忘乎所以。他对德军和它的领导倍加赞扬。他已在准备和约,

主要内容为:归还最近四百年来从德国人民手中夺去的领土和其他有价值的东西……

一份特别的备忘录已存入档案中,内容有元首接到陆军总司令关于攻下阿布维尔的电话报告时激动得语不成声的话。

盟军从这个后果不堪设想的包围圈逃出来的唯一希望在于,在比利时的军队立即转向西南,摆脱正在向自己进攻的德国第六军团,突破那伸入法国北部到达海边的德国楔形装甲部队,杀出一条血路,从而与从索姆河向北推进的法国生力军会合。这实际上正是甘末林将军在5月19日晨下达的命令。但是那天晚上,马克西姆·魏刚将军接替了他的职务,立即取消了这道命令。魏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军事上获得很高的声誉。他希望在同比利时的盟军指挥官进行会商之后再决定采取行动。结果,等到魏刚决定采取与他的前任完全相同的计划时,三天的时间已经错过了。这样延误军机花费了巨大的代价。此时法国、英国和比利时还有40师有作战经验的部队在北部,如果他们遵照甘末林的命令,于5月19日向南突进,冲过兵力薄弱的德国装甲部队的防线,突围可能已经成功了。但是到他们转移的时候,盟国各指挥部之间的交通陷于一片混乱,各军在遭到压力之下,行动也乱成一团。总之,魏刚将军的计划只存在于他自己的心中;实际上法国部队并没有从索姆河北上。

同时,德军最高统帅部已把所有能用得上的步兵都投入战斗,以巩固并扩大装甲部队突破的缺口。5月24日,从阿布维尔向英吉利海峡推进的古德里安坦克部队,分别攻占布洛涅、包围加来这两个主要港口,并进抵格拉沃利讷,这个地方在距离敦刻尔克约20英里的海岸上。比利时战线已经向西南转移了,因为盟军试图在那里脱身出来。24日,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在北部的军队被迫退到一个很小的三角形地带,这个三角形的底部在从格拉沃利讷到泰尔讷曾的英吉利海峡沿岸,顶端在距海岸约70英里的瓦朗谢讷。现在突围的希望已经没有了,唯一的希望—这看来是微乎其微的—就是由敦刻尔克从海上撤退。

5月24日,德国装甲部队已经望见敦刻尔克,并且沿阿运河在格拉沃利讷和圣奥梅尔之间摆好阵势,准备投入最后厮杀。正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奇怪的命令,要他们停止前进,这对于在战场上的士兵来说是费解的。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最高统帅部犯的第一个大错误。在谁应负责和究竟为什么的问题上,不仅在德国将领们之间,而且在军事历史学家们之间,都曾引起剧烈的争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边将根据目前拥有的大量资料谈到。

这道停止进攻的命令,不论是根据什么理由发出的,都给盟军,尤其是英军,一个意外的喘息机会,导致了敦刻尔克的奇迹。但比利时军队并没有因此获救。

利奥波德国王的投降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于5月28日清晨投降。这个刚愎自用的年轻统治者,曾经使自己的国家退出同英法的联盟,采取愚蠢的中立,甚至当他获悉德国准备越过自己的边界大举进攻的时候,还拒绝恢复联盟的关系;直到希特勒进攻以后,他才在最后一分钟向英法呼吁军事援助,并接受了援助。现在他又在绝望的时刻抛弃了英法,打开了大门,让德国军队在已经受很大压力的英法部队侧翼长驱直入。再说,他这样做的时候,正如丘吉尔6月4日在下院所说,“事先未经协商,临时才片面通知,也没有和他的大臣们商量,只凭他个人自作主张”。

实际上,他是不顾政府的一致劝告这么做的,虽然他曾经按照宪法宣誓要听从政府的意见。5月25日凌晨5点,在国王的大本营里,举行了一次国王和包括首相、外交大臣在内的三个阁员的摊牌会议,他们最后一次劝告国王不要投降做德国人的俘虏,因为他如果这么做,“就会落到像布拉格的哈查那样的地位”。他们还提醒他,他不但是总司令,还是国家的元首,万不得已时,他可以像荷兰女王和挪威国王那样,在流亡中履行他的国王职务,直到盟国取得最后胜利。

“我已决定留下来,”利奥波德回答,“盟国的事业已经没有指望了。”[1193]

5月27日下午5点,他派遣比利时参谋总部的副参谋长德罗骚将军到德军那里,要求休战。10点,这位将军带回德军的条件:“元首要求无条件放下武器。”11点,国王决定无条件投降,并建议于凌晨4点停止战斗,结果就真的在那时候停止了战斗。

法国总理雷诺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广播,愤怒谴责利奥波德的投降。比利时首相皮埃洛也在巴黎做了广播,不过语气比较得体一些,他对比利时人民说,国王的行动是违反政府的一致意见的,他这样做是自绝于人民,他已不可能继续执政,比利时流亡政府将继续奋斗。5月28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言的时候,对利奥波德的行动未加判断,但在6月4日也同大家一起批评他的不当。

直到战争结束以后很久,争论还是很激烈的。在比利时国内外,替利奥波德辩护的人为数都很多,他们相信他在与比利时军民患难与共这一点上,做了一件正确而光荣的事情。他们一再声称,他并不是作为国家的元首,而是作为比利时军队的总司令投降的。

到5月27日,被打得焦头烂额的比利时军队已经陷于绝境,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他们为了使英法军队可以脱身向南突围,曾英勇地同意延长自己的战线。比利时军队虽顽强奋战,但是所延长的战线还是迅速崩溃了。利奥波德也没有得悉关于戈特勋爵在5月26日已经从伦敦接到向敦刻尔克撤退并尽量挽救英国远征军的命令的消息。这是一方面的论点,但另一方面也有他们的论据。他们说,比利时军队是由盟军统一指挥的,而利奥波德进行单独媾和,事先并没有与盟军协商过。有人替他辩护时指出:在5月27日中午12点半,他曾打电报告诉戈特,他马上就“得被迫投降,以避免崩溃”。但是这位英军司令官正忙得不可开交,而且时常在移动,因此没有接到这个电报。他后来证实他是在5月27日晚上11点以后不久才第一次听到投降的消息,发现自己“在伊普尔和大海之间突然面临一个20英里宽的缺口,敌人的装甲部队可以通过这里到达海滨”。[1194]至于国王的上级军事指挥官魏刚将军,则是在下午6点以后从法国驻比利时大本营的联络官发来的电报中得到这个消息的。他后来说,这个消息对于他“像晴天霹雳,事先一点也不知道”。[1195]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视察坦克部队,右为比利时战争部长丹尼斯将军。

最后,利奥波德虽然身为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但在这个立宪民主的王国,是有义务接受政府的意见的。他不论作为总司令还是作为国家元首,都无权擅自投降。最后还是比利时人民通过了对自己的君主的判决,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那就是一直没有请他从他于战争结尾时在那里避难的瑞士回来复位。战争结束后过了五年,到1950年7月20日举行公民投票,57%的票赞成他回来的时候,在群众中还引起了十分激烈的反响,几乎爆发了内战。他于是立即让位给他的儿子。

不论对利奥波德的行为有怎样的评价,对于他的军队的英勇战斗却是不应该有什么不同意见的—虽然也曾经有过不同意见。[1196]5月间,我曾有几天跟随赖歇瑙的第六军团经过比利时,我亲自看到比利时人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条件下顽强作战的情况。在德国空军残酷无情、肆无忌惮的轰炸下,或者当德国装甲部队企图截断他们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屈服过。对于这次战役中其他一些盟国部队,就不能这么说了。比利时军队坚持了18天,如果他们没有同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的北部军队一起陷入重围,他们本来是可以支持得更久的,何况陷入重围并不是他们的过失。

敦刻尔克的奇迹

自从5月20日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突破盟军防线进抵海边的阿布维尔以后,英国海军部就根据丘吉尔亲自下的命令调集船只,为英国远征军和其他盟国军队可能撤出海峡上的各处港口做准备。非战斗人员和其他“用不着的人”立即开始渡过这个狭窄的海面前往英国。到5月24日,我们上面已经谈到,北面的比利时前线已接近崩溃,在南方,从阿布维尔沿海岸向北猛扑的德国装甲部队,在攻克布洛涅、包围加来以后,已经到达距离敦刻尔克只有20英里的阿运河。比利时军队、英国远征军的九个师和法国第一军团的十个师都被夹在中间了。虽然在包围圈南端,运河、沟渠和泛滥地区纵横交错,地形不利于坦克的行动,但古德里安和莱因哈特的装甲军已经在海岸上的格拉利沃讷和圣奥梅尔之间主要障碍之一阿运河彼岸建立了五座桥头堡,准备给盟军以彻底打击,使他们受到从东北方推进过来的德国第六军团和第十八军团的夹攻,从而完全消灭他们。

5月24日晚上,最高统帅部突然发来紧急命令,这道命令是在伦德施泰特和戈林怂恿之下,不顾布劳希奇和哈尔德的激烈反对,由希特勒坚持发出的。命令要坦克部队停在运河一线,不要再向前推进,这就给了戈特勋爵一个意外的、重要的喘息机会,他和英国海军及空军都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伦德施泰特后来体会到这一点,他说,这个喘息机会导致了“战事中几个重大转折点之一”。

德国在眼看就要取得这次战役中最大胜利的时候,怎么会发出这道难于解释的命令呢?下这个命令的原因是什么?谁应该负这个责任?这些问题在有关的德国将领中和历史学家中,曾引起过一场大辩论。以伦德施泰特和哈尔德为首的将领,把责任完全推在希特勒身上。丘吉尔在大战回忆录第二卷中为这场争论火上加油,他认为这个命令出自伦德施泰特,而不是希特勒,他引述了伦德施泰特司令部的战争日志作为论证。在一大堆互相矛盾、众说纷纭的证词之中,要弄清楚事实真相是很难的。

在准备写这一章的过程中,本书作者曾写信给哈尔德将军本人请他阐明,不久就接到一封有礼貌的详细的回信。根据这封信和其他许多现在能够得到的证据,也许可以得出一定的结论平息争论,即使这不是最后的结论,但至少也是有相当说服力的。

说到这道著名的命令的责任问题,不管伦德施泰特后来怎样辩解,他必须与希特勒分担责任。元首在5月24日早晨曾到伦德施泰特将军设在查尔维尔的A集团军总司令部去过,伦德施泰特建议在离敦刻尔克不远的运河一线上的装甲师应当停止前进,等候更多的步兵部队的接应。[1197]希特勒同意了这个建议,并且认为装甲部队应当保存下来,留待进攻索姆河以南的法国军队时使用。他还说,如果盟军陷入的袋形地带缩得太小,就会妨碍空军的活动。停止前进的命令可能是伦德施泰特获得元首的批准以后立即发出的。因为据丘吉尔说,英国远征军曾截获德国那天上午11点42分下达那个命令的无线电报。[1198]希特勒和伦德施泰特当时正在开会。

总之,那天晚上希特勒从最高统帅部发出了正式的命令,这在约德尔和哈尔德两人的日记上都有记载。参谋总长极感不快。

[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们的由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组成的左翼,由于元首的直接命令,都将因此完全停止下来!消灭包围中的敌军,要留给空军去干!

这个表示轻蔑的惊叹号表明,戈林参与了希特勒的决定,现在我们知道他的确是参与了的。他曾建议由他的空军单独来消灭被包围的敌军!哈尔德在1957年7月19日给本书作者的信中举出了他之所以做出这个野心勃勃、不自量力的建议的理由。

在以后的几天中[即5月24日以后],终于弄明白希特勒的决定,主要是受戈林的影响。陆军的迅速行动,对于这个独裁者来说,几乎变成了不祥的事情,因为他缺乏军事训练,毫不了解这一行动究竟有多少危险性和它的成功的可能性。他常常有一种忧虑的情绪,觉得会出现不利的情况……

戈林很了解他的元首,因此就利用了这种忧虑情绪。他建议单独用他的空军来收拾这个大包围战的残局,这样就可以不必冒必须使用宝贵的装甲部队的风险。他提出这个建议……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说明了野心勃勃、不择手段的戈林的特性。在陆军一帆风顺的作战以后,他要为他自己的空军在这次大战役中取得最后决战的机会,从而在整个世界面前获得成功的荣誉。

哈尔德将军接着在来信中谈到了布劳希奇1946年1月在纽伦堡监狱中同空军将领米尔希和凯塞林谈话以后对他所做的一个说明。据说这些空军军官宣称:

戈林当时[1940年5月]对希特勒强调说,如果当时快要到手的战斗中的伟大胜利的功劳完全被陆军将领得去的话,那么元首在德国国内的威望就会遭到无法弥补的损失。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防止这一情况,那就是由空军而不是由陆军来完成决战。

事实至此已很清楚:希特勒受戈林和伦德施泰特的怂恿而下、但遭到布劳希奇和哈尔德竭力反对的计划,是让空军和博克的B集团军去扫荡陷入重围的敌军。B集团军谈不上有什么装甲部队,他们这时正在慢慢地把比利时军队和英国军队驱到海峡西南地区。而拥有七个坦克师、在敦刻尔克西面和南面的运河线上停止前进的伦德施泰特的A集团军却要原地不动围住敌人。结果是,不论空军或博克的集团军都没有达到他们的目标。5月26日早晨,哈尔德在日记中愤怒地说:“从最高统帅部发来的这些命令真是莫名其妙……坦克都像瘫痪似的停在那里不动。”

最后,5月26日夜间,希特勒取消了停止前进的命令,并同意这样的意见:由于博克的部队在比利时进展迟缓和海岸附近运输舰活动频繁,装甲部队可以继续向敦刻尔克前进。但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太迟了;被围的敌人已经得到加强自己的防务的时间,一边抵御,一边开始偷偷地逃到海里去了。

现在我们知道希特勒之所以发出这个命运攸关的命令,也是有其政治原因的。5月25日,据哈尔德说,这一天一开始,“布劳希奇和元首之间在包围战中下一步行动的问题上就发生了一次令人痛心的争吵”,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

现在政治当局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观念,认为决战要在法国北部而不应在佛兰德斯一带进行。

这一则日记曾使我感到大惑不解。因此我写信给这位前参谋总长,问他是否能够回忆一下希特勒要求在法国北部而不在比利时结束这一战役的政治原因是什么。哈尔德记得很清楚。“根据我现在还是栩栩如生的记忆,”他回答道,“在当时我们的谈话中,希特勒用两个主要考虑来支持他的停止前进的命令。第一个考虑是军事上的理由:地形不适于坦克的活动,由此而造成的很大损失,将会削弱即将对法国其他地方进行的进攻,等等。”然后,哈尔德写道,元首举出了

第二个理由,他知道,我们作为军人是不能反驳这个理由的,因为这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理由。

这第二个理由是,为了政治的理由,他不希望这个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居民重大损失的最后决战,发生在佛兰德斯人居住的地方。他说,他想把这个日耳曼后代佛兰德斯人居住的地方变成一个独立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区域,从而使他们和德国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在佛兰德斯地区的支持者为此已经做了长期的活动。他已经答应他们,使他们的国土不致遭到战争的破坏。如果他现在不实践诺言,那就会严重损害他们对他的信任。这对于德国将是一桩政治上的损失,这是他作为政治上负责的领袖所必须尽力避免的。

荒唐吗?如果说这看来好像是希特勒又一次突然发生神经错乱(哈尔德写道,他和布劳希奇“没有被这种理由说服”),那么,他对另一些将领透露的另一个政治上的考虑,却是比较合理而且重要的。伦德施泰特的作战处长君特·布鲁门特里特将军在战后对英国军事作家李德·哈特追述希特勒5月24日和伦德施泰特的会晤时说:

希特勒当时的心情很好……并且告诉我们,他认为战争在六个星期之后就可以结束。他希望战事结束后,能和法国缔结一个合理的和约,这样和英国达成协议的道路就打开了……

后来,使我们觉得惊异的是,他竟用钦佩的口吻谈到大英帝国,谈到它的存在的必要,谈到英国给世界带来的文明……他说,他所要求于英国的,不过是它应当承认德国在大陆的地位。德国如果能够重新获得它的殖民地,那当然最好,但也并不是非如此不可……他最后说,他的目的是能和英国在一个英国认为可以接受而并不有损自己尊严的基础上媾和。[1199]

希特勒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常常向他的将领们、向齐亚诺和墨索里尼表示这种想法,并且最后公开地做了表示。齐亚诺在一个月以后发现,这个纳粹独裁者当时正处在成功的顶点,竟反反复复地提到保持大英帝国作为“世界均势的一个因素”[1200]的重要意义,他不禁感到惊异。7月13日,哈尔德在日记中谈到元首对于英国没有接受和平感到非常迷惑不解。那一天,他对他的将领说,用武力迫使英国投降,“对德国没有什么好处……只对日本、美国和别的国家有好处”。

因此,可能是(虽然还有人怀疑)希特勒把他的装甲部队遏止在敦刻尔克的前面,目的在于想使英国避免一场奇耻大辱,从而促进和平解决。而这个和平解决,照他的说法,必须是这样的:英国让德国放心地重新掉头东向,这一次是进攻俄国。他还说,伦敦必须承认第三帝国独霸大陆的地位。在以后两个月之中,希特勒深信,这种和平已在他的股掌之中了。他现在和过去几年一样不了解英国民族的特性,不了解它的领袖和它的人民要不惜牺牲作战到底加以保卫的是哪种世界。

过去和现在对于海洋都缺乏了解的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做梦也想不到熟习海洋的英国人竟能够从一个设备已荡然无存的小小港口和暴露在他们鼻尖下面的沙滩上撤退了30多万人。

5月26日晚上7点差3分,在希特勒取消停止前进的命令以后不久,英国海军部发出通知,开始执行“发电机计划”,这是敦刻尔克撤退计划的代号。那天晚上,德国装甲部队恢复了从西面和南面对这个海港的进攻,但现在装甲部队发现进攻很困难。戈特勋爵已经有时间部署了三个步兵师,在重炮的配合下,抵抗他们的进攻。坦克的进展迟缓。就在这个时候,撤退工作开始了。由850艘各种类型、各种动力的大小船只编成的舰队,从巡洋舰、驱逐舰到小帆船和荷兰小船(其中有许多都是由英国滨海城市的人民志愿驾驶的)集中在敦刻尔克。第一天,5月27日,他们撤走了7669人,第二天17804人,第三天47310人;5月30日53823人,头四天总共撤退了126606人。这大大超过了海军部原来希望撤出的人数。当撤退开始的时候,海军部以为只能有两天的时间,只指望能撤退45000人。

一直到“发电机计划”执行到第四天即5月30日的时候,德军最高统帅部才发现发生了什么事情。四天来,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公报一直在重申,被围敌军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我的日记中记录的5月29日的一份公报断然说道:“在阿图瓦的法军的命运已经决定了……被迫退入敦刻尔克周围地区的英军在我们的集中进攻之下也在走向毁灭。”

但英国军队并没有走向毁灭,他们是在走向海上去。当然,他们没有带走重武器和装备,但是可以肯定,这些人将会活下来,有朝一日再投入战斗。

一直到5月30日早晨,哈尔德还在日记中满怀信心地写道:“我们所包围的敌人正在继续崩溃。”他承认,有的英国人“打得很猛”,其他的人则“逃至海滨,想用不管是什么漂浮在海上的东西渡过英吉利海峡”。“崩溃(Le Débǎcle)。”他最后这么说,指的显然是左拉描写普法战争中法国崩溃的著名小说。

下午,在与布劳希奇会议以后,参谋总长终于发觉这许多运载英军逃跑的小得可怜的船只的意义。

布劳希奇很为恼火……要是我们的装甲部队没有被阻止的话,早已在海岸边把袋形阵地的口封上了。恶劣的天气使空军无法出动,现在我们只有站在一旁,眼看成千上万的敌人在我们鼻尖底下逃到英国去。

事实上,这就是他们所看到的情况。不管德国人在袋形阵地各边立即增加多么大的压力,英国的防线还是屹然不动,撤退的部队更多了。第二天,5月31日,是撤退人数最多的一天,有68000人上了船到英国去,其中三分之一是从海滩撤退的,三分之二是从敦刻尔克港撤退的。现在总共已经撤退了194620人,较原来估计能撤出的人数多出三倍多。

著名的德国空军到哪里去了呢?据哈尔德记述,它有一部分时间是由于恶劣的天气不能出动。其余的时间则是遭到英国皇家空军意外的抗击,后者从海峡对面的基地起飞,第一次成功地向德国空军挑战。[1201]英国新式的喷火式飞机虽然在数量上居于劣势,但证明胜过梅塞施密特式,他们击落了笨重的德国轰炸机。有少数几次,戈林的飞机趁英机未来的间隙时间飞到敦刻尔克上空,使这个港口受到很大的损失,一时无法使用,部队不得不完全依靠从海滩上船。德国空军对船只也进行了几次强袭,861艘中有243艘沉没,其中大部分是德国空军炸沉的。但戈林向希特勒许下的歼灭英国远征军的诺言却没有实现。6月1日,德国空军进行最大的一次攻击(也受到最沉重的一次损失—双方都损失飞机30架),炸沉了英国驱逐舰三艘和一些小型运输舰,但这一天撤退人数仅次于最高的那一天,共撤退了64429人。到第二天黎明时分,只有4000名英国士兵还留在包围圈中,由当时守住防线的10万名法国士兵保护着他们。

这时德军中程炮已到达射程以内,白天不得不停止撤退工作。当时德国空军在天黑之后并不进行活动,6月2日、3日夜间,余下的英国远征军和60000名法军成功地撤出来了。一直到6月4日早晨,敦刻尔克仍在40000名法军的固守之中。到那一天为止,一共有338226名英法士兵逃出了德军的虎口。他们已经溃不成军。绝大部分部队当时的狼狈情况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他们都经历了战斗的考验;他们知道,他们如果得到适当的装备和充分的空军掩护,是能够抵抗德国人的。他们大多数人,当装备方面能与德军并驾齐驱的时候,终于证明了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就是在离他们被救出来的沙滩上不远的英吉利海峡海岸上。

敦刻尔克救了英国部队。但是丘吉尔6月4日在下院提醒他们说:“战争不是靠撤退来打赢的。”英国的处境的确是严峻的,比近一千年前诺曼人登陆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危险。它没有陆军保卫岛屿,空军力量在法国已受到很大的削弱,剩下的只有海军。挪威战役已经表明,大型战舰是很容易遭到以陆地为基地的空军的攻击的。现在德国轰炸机从基地飞过狭窄的英吉利海峡,只需5分钟到10分钟的时间。当然,法国还坚守在索姆河和埃纳河以南的地方,但是,它的最精锐的部队和最精良的装备已经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损失殆尽,它的数量不多、陈旧过时的空军也已大部分被毁了。它的两个最著名的将军—现在开始领导那个摇摇欲坠的政府的贝当元帅和魏刚将军—已经不再想和这样一个优势的敌人打下去了。

当1940年6月4日,温斯顿·丘吉尔在下院起立发言的时候,这些惨淡的事实,使他的心头十分沉重。当时,从敦刻尔克开回来的最后一批运输舰正在把人员卸下来。正如同他后来所写的那样,这时他已下定决心不仅向本国人民,而且也向全世界—尤其是美国—表明,“我们决定继续战斗是有重要理由的”。正是在这个时刻,他发表了他那著名的令人久久不能忘怀的演说,这篇演说必然可以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演说相媲美:

欧洲大片大片的土地和许多古老著名的国家虽然已经陷入或可能陷入秘密警察和纳粹政体所有凶恶的统治工具的魔掌之中,但是我们绝不气馁认输。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战斗,将在海洋上战斗,我们将以不断增长的信心和不断增长的力量在空中战斗。不论代价多么大,我们都将保卫我们的岛屿,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我们将在登陆地点战斗,我们将在农田和街道上战斗,我们将在山中战斗。我们绝不投降,即使这个岛屿,或者它的一大部分土地已被征服,或者挨冻受饿——我一点也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那个由英国舰队所武装和保卫的海外帝国,也将战斗下去,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机挺身而出,用它的全部力量把旧世界援救和解放出来为止。

被炸毁的敦刻尔克港。

敦刻尔克大撤退。

法兰西的崩溃

英国继续战斗的决心,似乎并没有使希特勒感到不安。他确信在他把法国干掉以后,他们就会改变主意,而他现在就要干掉法国了。6月5日,在敦刻尔克陷落后的第二天早晨,他们在索姆河上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随即以压倒的力量从阿布维尔到莱茵河上游这整条400英里宽的横贯法国的战线上采取攻势。法国的命运已注定了。他们只能用65个师(其中大部分还是第二流的),去抵抗包括10个装甲师在内的德军143个师的兵力,因为最优秀的部队和大部分装甲部队都在比利时消耗掉了。力量薄弱的法国空军也所剩无几。英国能够派出来的只有驻在萨尔的一个步兵师,另外还有一个装甲师的部分人员。英国皇家空军除非把不列颠群岛置于不顾,否则它能为这场战斗提供的飞机极为有限。再说,现在在贝当和魏刚的控制下,法军最高统帅部已经浸透了失败主义情绪。虽然如此,有些法国部队还是极为勇敢和顽强地战斗着,在一些地方甚至暂时阻止住了德军装甲部队,并且坚决不向德国空军的不断轰炸屈服。

但这是众寡悬殊的战斗。特尔福德·泰勒描写得很恰当,德军在“胜利的混乱”中,像潮水一般涌过法国。混乱的发生是因为他们的人数那么多,行动那么迅速,路线又常常互相冲突。[1202] 6月10日,法国政府匆忙离开巴黎。6月14日,这个未设防的伟大城市,法兰西的光荣,被冯·屈希勒将军的第十八军团占领了。巴黎铁塔上立即高悬起卐字旗。6月16日,雷诺辞职,他的政府已经逃到波尔多,贝当接任总理。贝当在任职的第二天,就通过西班牙大使向德国要求停战。[1203][1204]希特勒于同一天答复说,他首先要和他的盟友墨索里尼商量。墨索里尼这个趾高气扬的斗士,在弄清楚法国军队已经受到绝望的打击以后,就像鹰犬一样在6月10日投入战争,企图分得战利品。

1940年,埃菲尔铁塔上挂起德国胜利的标语。

墨索里尼在法国背上扎进一小刀

希特勒尽管正在为西线战事的开展忙得不可开交,但仍接二连三地抽暇写信给墨索里尼,把德国连连取得胜利的消息告诉他。

5月7日的第一封信通知意大利领袖,他正在进攻比利时和荷兰,以“保证它们的中立”,并说他将使他的朋友知道他的进展,以便他的朋友得以及时做出决定。后来,在5月13日、18日和25日,他又接连写了几封信,这些信写得一封比一封详细、热情。[1205]虽然正如哈尔德日记所证实的,将领们对意大利的动向—参战或者不参战—毫不关心,但是,元首为了某种原因,很重视意大利的参战。一等到荷兰、比利时已经投降,北路的英法军队一败涂地,英军残部在敦刻尔克开始登船的时候,墨索里尼便决定参加战争。他在5月30日写信给希特勒说,参战的日期将是6月5日。希特勒立即回答说,他“深受感动”。

[希特勒在5月31日的信里写道]在这次战争的胜利结局方面,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以加强我的不可动摇的信心的话,那就是您的声明了……仅仅您参战这一事实本身,就是足以使我们敌人的战线受到沉重打击的一个因素。

但是元首要求自己的盟友把日期推迟三天,他说,他要先把残余的法国空军击溃。而墨索里尼却好意推迟了五天,到6月10日。墨索里尼说,战斗将在第二天开始。

这些战斗简直算不了什么。到6月18日,当希特勒召唤他的小伙伴到慕尼黑来讨论与法国停战问题的时候,意大利的大约32个师已进行了一周的“战斗”。但他们在阿尔卑斯山前线和南方的海岸一带,丝毫没有迫使力量单薄的6师法国军队后退一步,虽然守方此时正遭受到沿罗讷河流域扫荡的德军从背后攻击的威胁。[1206]齐亚诺在6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

墨索里尼已经十分丢脸,因为我们的部队还没有前进一步。甚至直到今天他们也没有能够向前推进,还停在进行抵抗的法国第一道防御工事的阵地前。[1207]

墨索里尼曾大吹大擂自己的军事力量,但从参战一开始就暴露出这是虚张声势。因此,当这位泄了气的意大利独裁者和齐亚诺在6月17日晚上乘火车去同希特勒会商对法停战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沉郁的。

[齐亚诺在日记里写道]墨索里尼颇为不满。突如其来的和谈使他感到不安。在旅途中,我们做了详细的谈话,以便弄清对法停战要提出哪些条件。领袖……想占领整个法国领土,要求法国舰队投降。但他知道,他的意见只有参考的价值。战争是希特勒赢得的,意大利并没有参加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有最后决定权的只有希特勒一个人。这当然会使墨索里尼感到忧郁不安。

当他们在慕尼黑元首府里与希特勒进行会谈的时候,元首的“最后决定”相当温和,使意大利人感到特别惊讶。这座官邸正是不到两年以前张伯伦和达拉第就捷克问题对这两个独裁者妥协的地方。德国方面关于这次会谈的秘密备忘录[1208]清楚表明:希特勒认定,最重要的问题是不让法国舰队落到英国的手里。他还担心法国政府逃到北非或伦敦去继续战斗。由于这个理由,停战条件—最后的和平条件也许又当别论—一定得温和一点,要能保持“一个在法国本土行使职权的政府”,并且使“法国舰队中立化”。他断然拒绝了墨索里尼关于由意大利占领包括土伦(法国在地中海的一个重要海军基地,绝大多数舰只都集中在那里)和马赛在内的罗讷河流域并使科西嘉、突尼斯和吉布提解除武装的要求。上述最后一个城市是通往意大利侵占的埃塞俄比亚的门户,据德国方面的文件透露,这是齐亚诺“低声”提出来的。

齐亚诺发现,甚至好斗成性的里宾特洛甫也“异常温和而沉静,并且主张和平”。这位女婿写道,墨索里尼“感到非常难为情”。

他觉得自己扮演的是二等角色……领袖实在担心和平时刻的日益迫近,并且担心他再度失去他平生未能实现的美梦:战场上的光荣。[1209]

墨索里尼甚至没有能使希特勒同意他参加与法国进行的停战谈判。元首并不想在一个历史上负有盛名的地点(他未把地名告知他的朋友)与这个迟到的伙伴分享他的胜利。但他答应墨索里尼,在法国和意大利也签订一个停战条约以前,他和法国之间的停战条约将不生效。

墨索里尼灰心丧气地离开了慕尼黑,但齐亚诺对于希特勒的一个方面却得到非常好的印象。他在日记中清楚指出,这个方面是他从来没有看到或想到的。

[他们回到罗马以后,他在日记里写道]从他[希特勒]所说的一切来看,他显然想要早日结束战争。希特勒现在是一个赢得了一大笔钱的赌徒,他想从桌边站起来,不再冒险了。今天他的话说得谨慎而聪明,在获得这样大的胜利以后能够这样,这实在是令人惊异的。我这个人是不能说对他有特别好感的,但今天我确实佩服他。[1210]

贡比涅的第二次停战

那年6月,我随德国军队进入巴黎。在这个富丽堂皇的首都,6月总是最可爱的一个月份,但如今却是一片惊慌。6月19日,我获悉希特勒将在什么地方提出停战条件。停战是贝当在两天以前提出的。这个地方就是1918年11月11日德意志帝国向法国及其盟国投降的地方:贡比涅森林中的一块小小的空地。希特勒将在这儿报仇雪耻,因为这个地方本身会增加他报仇雪耻的甜美滋味。他想出这个主意是在5月20日,即在西线发动总攻势仅仅十天以后,也就是德国坦克打到阿布维尔的那一天。约德尔在那天的日记上写道:“元首正在草拟和约……初步谈判将在贡比涅森林中进行。”6月19日傍晚,我驱车到贡比涅,看见德国工兵正在拆毁还保存着福煦元帅的旧卧车的博物馆的墙壁,1918年的停战条约就是在那个车厢里签订的。

我离开的时候,德国工兵已经用风镐把墙壁推倒,把车子推到空地中间的轨道上。他们说,这就是1918年11月11日凌晨5点德国的使节遵照福煦的命令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车子停放的确切地点。

6月21日下午,我站在贡比涅森林的边上,观看了希特勒最新、最大的胜利场面。这种场面,我由于工作关系,在最近几年扰攘的岁月里已经见过多次了。这是我所能记得的法国的最美丽的一个夏日。6月的阳光暖洋洋地照着壮丽的树木—榆树、橡树、丝柏和松树—把一片令人神爽的阴影投在通往小小的圆形空地的林荫道上。下午3点15分整,希特勒乘着他的梅赛德斯牌汽车来了。同行的有戈林、布劳希奇、凯特尔、雷德尔、里宾特洛甫和赫斯,他们都身穿各种各样的制服。独一无二的帝国元帅戈林,手里还拿着他的元帅节杖。他们在离空地大约200码的阿尔萨斯-洛林的雕像前走下汽车。雕像用德国军旗覆盖着,为的是不让元首看到那把大剑(不过我因以前来参观过,所以还记得)。那是一把1918年获得胜利的盟国的大剑,插在一只有气无力的鹰身上,这鹰代表霍亨索仑王朝的德意志帝国。希特勒向纪念碑投了一瞥,继续大踏步地走去。

[我在日记中写道]我观察了他的脸,他的脸严肃、庄重而充满了复仇的神情。从他的脸上,正如从他的轻快的步伐里一样,可以看出一副胜利的征服者、世界的挑战者的神气。还有……一种傲然的内心快乐,这是因为他目睹命运起了地覆天翻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他亲自创造出来的。

他走到这块小小的林间空地以后,空地中央升起了他的最高统帅旗。他的注意力给离地约三英尺高的一大块花岗石吸引住了。

[我引用我的日记]希特勒后面跟着一些人,慢步走上前去,读着石头上刻着的大字碑文(法文):

“1918年11月11日,德意志帝国在此屈膝投降——被它企图奴役的自由人民所击败。”

希特勒读着,戈林也读着。大家站在6月的阳光中和一片沉静中读完了它。我观察着希特勒脸部的表情。我离他只有50码,从我的望远镜里看他,好像他正站在我面前一样。我曾经在他生命的伟大时刻里多次看见过那张脸孔。但是今天啊!他的脸上燃烧的是蔑视、愤怒、仇恨、报复和胜利。

他离开了纪念碑,极力使他的姿态能表示出他的蔑视。他回头看了一下,表情轻蔑而愤怒——人们几乎可以感觉到这种愤怒,因为他不能用他的普鲁士高筒靴一脚踏去这些可恶的、挑衅的字句。[1211]他慢慢地向空地四周扫了一眼,这时,当他的目光和我们的目光相遇的时候,谁都可以体会到他的仇恨的深度。这种仇恨是和胜利混在一起的—一种报复的、胜利的仇恨。突然,他好像感到自己的脸部表情还没有完全表达出他的感情似的,他把整个身子摆出一副与他的心情相协调的姿态。他迅速地用两手搭在臀部,两肩耸起,两脚分得很开。这是一种不可一世的挑战姿态。这种姿态是对现在这个地方的极端蔑视,以及对这个地方在目击德意志帝国受辱以来的22年中所代表的一切的极端蔑视。

被纳粹旗帜覆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碑。

然后,希特勒及其随行人员走进停战谈判的车厢,元首坐在1918年福煦坐过的那把椅子上。五分钟以后,法国代表团来了。这个代表团以色当的第二军团司令夏尔·安齐热将军为首,成员有一个海军将领、一个空军将领和一个文职官员利昂·诺埃尔。利昂·诺埃尔曾任驻波兰大使,他现在正亲身经历着德军造成的第二次崩溃。他们看起来都精神颓丧,但还保持着一种悲惨的尊严。他们事先并不知道会把他们带到法国人引以为傲的这个圣地来受这样一种屈辱。他们的这种震惊,无疑正是希特勒所期望的。哈尔德在听了布劳希奇对他讲述的当场看到的情况以后,那天晚上在日记里写道:

法国人事先没有得到通知,要他们在1918年谈判的地方接受条件。这种安排显然使他们大为惊讶,在开始的时候并且有点不高兴。

甚至像哈尔德或布劳希奇这样有教养的德国人,也把法国人的尊严神情误认为不高兴,这是不足为怪的。我们立即看到,法国人确实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但是,与当时报道的情况相反,他们曾经企图使元首所提条件中比较苛刻的部分放宽一些,并且取消那些他们认为屈辱的条件。他们的企图失败了。这是我们现在才从缴获的纳粹秘密文件中的德国官方会议记录[1212]中得知的。

在凯特尔将军对法国人宣读了停战条款的序文以后,希特勒和他的随行人员马上离开了车厢。谈判工作交由最高统帅部长官继续进行,但对于他亲手所拟订的条件没有留出丝毫的回旋余地。

里宾特洛甫、凯特尔、戈林、赫斯、希特勒、雷德尔、布劳希奇站在签订贡比涅停战协议的车厢前。

凯特尔把这些条款读完以后,安齐热马上对德国人说,条件太“冷酷无情”了,比1918年法国在这里向德国提出的条件坏得多。而且,“如果阿尔卑斯山那一边的、一个没有打败法国的国家[安齐热很看不起意大利,甚至不愿提它的名字]也提出类似的要求,法国绝不投降。它将战斗到底……因此,他不能在德国停战协定上签字”。

当时临时主持会议的最高统帅部第二号人物约德尔将军,没有料到一个被打得走投无路的敌人竟会说出这样倔强的话。他回答说,他虽然不免要表示他“理解”安齐热所说的关于意大利人的话,但他无权改变元首提出的条款。他说,他所能够做的,只是“提供一些说明和对不清楚的地方做些解释”而已。法国人要么原封不动地接受停战条款,要么就全部不接受。

德国人感到恼怒的是:法国代表团除非得到在波尔多的政府的明确同意,否则无权签订停战协定。靠了技术上的奇迹,也许是运气好,他们从这辆旧卧车上居然通过战斗还在继续的战线,与波尔多直接建立了电话联系。法国代表团被允许用电话将停战条款的全文发回去,并和他们的政府进行磋商。担任翻译的施密特博士被指派在树林后面几码远的地方,在军用通讯车里偷听谈话内容。第二天,我自己设法听到了德国人记录的安齐热和魏刚将军谈话的部分录音。

魏刚对于法国的失败主义情绪、最后投降和与英国决裂都负有重大责任,但是他至少在抗拒德国的许多要求这一点上曾做过不屈不挠的努力。这是应该记载下来的。在德国人提出的条件中,最恶毒的一条就是强迫法国把法国本土和海外属地上的反纳粹的德国流亡人士全部交给希特勒帝国。魏刚认为,从法国尊重避难权的传统来看,这样做是可耻的。但是当第二天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傲慢自大的凯特尔一点也不肯取消这个要求。他大声说道,“德国的流亡者是最大的战争贩子”,他们已经“背叛了自己的人民”,必须“不惜任何牺牲”把他们移交出来。法国对于这样一条也没有提出抗议:凡是与别国联合对德国作战的法国人,被捕以后将按法国义勇军处理—就是说,立即枪决。这其实是针对戴高乐说的,他已经开始在英国组织一支自由法国军队了。魏刚和凯特尔都知道,这一条款是对于战争基本法规的粗暴违反。条款中还有这样一条:所有战俘都将被拘留到签订和约为止,对于这样一段文字,法国方面也没有提出异议。魏刚肯定地认为,英国在三个星期之内将战败,到那个时候,法国战俘即可释放了。这样一来,他使150万法国人在战俘营中待了五年。

停战条约中最难处理的是法国海军问题。在法国将要崩溃的时候,丘吉尔曾经表示,法国如果把海军开到英国来,过去不单独媾和的诺言就可取消。希特勒决心不让这件事情实现。

他在6月18日对墨索里尼说,他充分认识到,这将大大加强英国的力量。由于此事关系重大,他不得不对这个被打败了的敌人做一些让步,或者至少给一点保证。停战协定规定,法国舰队必须复员、解除武装并把舰只停泊在本国港口废置不用。对这个行动的报酬是:

德国政府对法国政府庄严地宣布,它无意使用在德国监督下的港口所停泊的法国舰队来为自己作战。而且,德国政府还庄严而明确地宣布,在签订和约的时候,他们无意对法国舰队提出任何要求。

正如希特勒的几乎全部诺言一样,这个诺言也是要违背的。

最后,希特勒给法国政府一块未占领区,它在法国的南部和东南部,表面上可以自由治理。这是一种狡猾的手段。这不仅可以从地理上和行政上分裂法国,还可以使法国流亡政府难以成立,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并且可以打消在波尔多的政治家们想把政府迁往北非的任何计划—这个计划几乎成功,结果却失败了,破坏它的不是德国人,而是法国失败主义者:贝当、魏刚、赖伐尔及其支持者。还有,希特勒明白,目前在波尔多控制法国政府的这批人是法兰西民主的敌人,可以期望这些人与他合作,帮助他在欧洲建立纳粹新秩序。

但是,在贡比涅举行停战会谈的第二天,法国代表还在继续拖延和争论。拖延的原因之一是,安齐热坚持说,魏刚并没有给他签字的权力,而只是给了他一项命令—在法国,谁也不肯负这个责任。最后,下午6点半,凯特尔发出了最后通牒。法国必须在一小时之内接受或者拒绝德国的停战条件。在这一小时之内,法国政府屈服了。1940年6月22日下午6时50分,安齐热和凯特尔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1213]

我曾从卧车上秘密的麦克风里听到这最后一幕的情况。这位法国将军在签字以前,以颤抖的声调说,他想发表一项个人声明。在他说话的时候,我曾用法文记下他的话。

我宣布,法国政府已经命令我在这些停战条款上签字……法国由于武力所迫,不得不停止与盟国并肩作战。它认为,加在自己身上的条件是苛刻的。法国有权希望在未来的谈判中,德国能表现出容许两个相邻的大国在和平中共同生活和工作的精神。

签订和约的那些谈判,永远也不会举行。但是不久,随着对法国统治的日渐残酷,随着对卑躬屈膝的贝当政府的压力日益增加,纳粹第三帝国表现的是怎样的精神已很清楚了。法国现在已经注定要成为德国的属国,贝当、魏刚、赖伐尔显然已看到这一点—并且也已接受了这一点。

当代表们从停战谈判的车厢里出来乘车离开的时候,开始下起霏霏的细雨。在森林里的一条路上,人们可以看见有成群结队的难民。他们拖着疲惫的步伐,在回家的路途上走着。还有骑着自行车的,有坐在大车上的,有几个运气好的坐在旧卡车上。我走到空场上。一群德军工兵正起劲地叫着,开始移动那辆老卧车。

“到哪里去?”我问。

“到柏林去。”他们说。[1214]

两天以后,法国-意大利停战协定在罗马签字。墨索里尼只能占领他的部队攻克了的地方,这就是说,占领法国几百码的领土,另外在法意边境和突尼斯设置50英里长的非军事区。这个停战协定在6月24日晚7点35分签了字,六小时以后,法国全境的炮声停止了。

在上一次战争中,曾经有四年之久坚持不败的法兰西,在这次战争爆发六周以后就退出了战争。德国军队驻守着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从北极圈内的北角到波尔多,从英吉利海峡到波兰东部的布格河。阿道夫·希特勒已经到达了顶峰,这个第一次把德国人统一在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中的前奥地利流浪汉,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下士,现在已经成了德国征服者中最伟大的人物了。阻挠他在欧洲建立德国霸权的,现在只有一个拒不屈服的英国人——那就是温斯顿·丘吉尔——和在他领导下的意志坚决的人民。他们拒不承认面临失败,他们差不多是赤手空拳地孤军作战,他们的岛国正遭到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围攻。

希特勒玩弄和平

当德国在西线发动进攻十天以后,德国的坦克到达了阿布维尔的那个晚上,约德尔将军在日记里对元首怎样“欣喜若狂”做了一番描述,之后他又写道,元首“……正在草拟和约……英国在把殖民地归还德国以后,随时都可以单独媾和”。这是5月20日的事。在随后的几周之中,看来希特勒已肯定地认为,由于法国的屈服,英国一定会急于求和。从德国的观点来看,由于英国在挪威和法国受到严重打击,他所提出的条件似乎很宽大了。他在5月24日对冯·伦德施泰特将军详细地说明了这些条件。他表示,他对英帝国是钦佩的,并且强调指出英帝国有它存在的“必要”。他说他只希望伦敦让他在大陆有行动的自由。

他非常肯定地认为英国一定会同意这一点,甚而至于在法国战败以后,仍然没有制订出继续对英国作战的计划。而骄矜自负的参谋总部向来被认为具有普鲁士人的缜密作风,对各种可能情况都在事先有周密的筹划,但这次也没有为他提供出什么计划。在这期间,参谋总长哈尔德在他的成本成本的日记里,也没有谈到这个问题。他对于俄国在巴尔干和波罗的海的威胁,比对英国的威胁更感到不安。

可不是吗,为什么英国要在这毫无希望的劣势中单独打下去呢?特别是当它看到自己同法国、波兰以及其他一切战败国家的处境不同,可以在不受损伤、完整无缺和保持自由的情况下获得和平、摆脱战祸的时候,为什么偏要打下去呢?除了唐宁街以外,到处都在提出这样的问题。据丘吉尔后来透露,唐宁街从来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答案是可想而知的。[1215]但德国独裁者并不懂得这一点,而当丘吉尔开始公开宣布英国不放弃作战的时候,希特勒显然不相信真的会如此。甚至在6月4日英国军队已从敦刻尔克撤退,首相做了关于在山上、在滩头继续作战的有名演说以后,他还是不相信;在贝当已经要求签订停战条约以后,丘吉尔于6月18日在下院重申英国“继续作战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并在他的另一篇动人的、令人难忘的演说中说了如下的话以后,他还是不相信:

因此,让我们振起精神,负起我们的责任来,让我们这样要求自己,如果大英帝国及英联邦能延续千年之久,人们将要这样说:“现在是他们最美好的时刻。”

自己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演说家的希特勒,想必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天才演说家的打气话而已。他现在一定还从中立国家的首都的试探和从那里传出来的结束战争的要求中得到了鼓励。6月28日,希特勒收到教皇发给他的一封密电——墨索里尼和丘吉尔也收到了类似的电报。电报说,他愿意为“公平而体面的和平”进行调解,并宣布在着手这一步骤以前,他希望私下了解一下这个建议将会受到怎样的对待。[1216]瑞典国王也积极地向伦敦和柏林双方建议举行和谈。

在美国,德国大使馆在代办汉斯·汤姆森的领导下,正在把他们得到的每一块钱都花在支持孤立主义者身上,使美国能够继续不参加战争,从而使英国丧失继续作战的信心。在缴获的德国外交部文件中,有很多是汤姆森报告大使馆在如何致力于操纵美国舆论使其对希特勒有利的函电。那年夏天,美国政党举行代表大会,汤姆森集中一切力量影响各党的,特别是共和党的外交政策纲领。

例如,在6月12日,他向柏林发出了“特急、绝密”的密码电报,说有一个和德国大使馆“密切”合作的“著名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愿意邀请50个孤立主义议员参加共和党代表大会,“使他们能够对代表做工作,让他们赞成孤立主义者的外交政策”,他要的代价是3000美元。汤姆森的报告说,同一个人还要求给他30000美元,以支付美国报纸的广告费,这些广告将刊登整版篇幅,其标题为“别让美国参加战争”![1217][1218]

第二天汤姆森打电报到柏林报告一项新的计划。他说,他通过一个美国文艺界的经理人,找到五个著名的美国作家,写几本“我希望能起到巨大效果”的书。他需要20000美元以进行这项计划。几天以后,里宾特洛甫就同意拨出这笔款子。[1219][1220]

希特勒关于希望与英国进行和谈的最初的公开言论之一,是对赫斯特系报纸记者卡尔·冯·维甘德的谈话。它发表于6月14日纽约的《美国人报》上。两周以后,汤姆森通知德国外交部,他已把这篇访问记加印了10万份。他说:

我能够进一步通过一个秘密代理人劝使孤立主义众议员索克尔森[蒙大拿州的共和党员]把元首访问记载入6月22日的《国会记录》中。这就再一次保证访问记能得到最广泛的传播。[1221]

华盛顿的纳粹大使馆抓住了每一根稻草。这年夏天的某一个时候,大使馆的新闻参赞转来了据他说是电台评论员小富尔顿·刘易斯的一项建议。新闻参赞把他说成“德国和元首的崇拜者,是一个很受尊敬的美国新闻记者”。

元首应该致电罗斯福……内容大致如下:“您,罗斯福先生,曾经一再向我呼吁,并且经常表示希望避免流血的战争。我并没有对英国宣战;恰恰相反,我经常强调我并不想毁灭大英帝国。我曾一再要求丘吉尔理智一些,要求他达成一个体面的和约,但这个要求却给丘吉尔顽固地拒绝了。我意识到,如果我发出向不列颠诸岛进行全面战争的命令,英国是会遭到严重损失的。因此,我要求您与丘吉尔联系,说服他放弃他那无谓的固执。”刘易斯补充说,当然,罗斯福会做出一个无礼的、恶意的答复;不过那没有什么关系。这样一种呼吁,必然会在北美人民中,特别会在美国南部造成深刻的印象……[1222]

阿道夫·希特勒并没有采纳刘易斯先生的建议,但柏林的外交部却打电报来询问这位电台评论员在美国有怎样的重要地位。汤姆森回答说,刘易斯“最近取得了特殊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和一些有名的时事评论员比起来,刘在政治上却并没有什么重要地位”。[1223][1224]

丘吉尔自己,正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对于通过瑞典、美国和梵蒂冈发出来的和平试探颇感为难。同时,他由于深信希特勒在试图尽力利用他们,于是采取了严厉的对策。他在得到德国代办汤姆森企图在华盛顿与英国大使会谈的消息以后,发了一封电报说:“应告知洛西恩勋爵绝不能给德国代办以任何答复。”[1225]

瑞典国王曾劝说英国接受和平解决,因此这位坚决的首相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复信。

……甚至在对于这种要求或建议做任何考虑以前,德国必须用事实而不是用空话做出确实的保证。它必须保证恢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特别是法国的自由和独立生活……[1226][1227]

这就是丘吉尔的主要立场。在伦敦显然没有一个人会梦想违反这个立场而签订和约,只保住英国而让那些已被希特勒征服的国家永远遭受奴役。但是柏林并不明白这一点。据我回忆,那年夏天,柏林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威廉街和班德勒街的那些人,都深信战争几乎已经过去了。

6月的整整下半个月和7月初,希特勒都在等待伦敦发来的英国政府表示认输并准备签订和约的消息。7月1日他对意大利的新任大使迪诺·阿尔菲耶里[1228]说,他“不能想象英国还有什么人当真相信能获得胜利”。[1229]最高统帅部仍然没有做出任何继续对英作战的准备。

但是第二天,7月2日,最高统帅部终于发出了第一道关于继续对英作战的指令。这是一道犹豫不决的命令。

元首兼最高统帅已经决定:

如果能取得空中优势并具备其他一些必要条件的话,登陆英国是可能的。开始登陆的日期还没有决定。一切准备工作须立即开始。

希特勒对于这项军事行动劲头不大,他还认为没有必要采取这一行动,这反映在指令的最后一节中。

一切准备工作都必须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入侵仍然仅仅是一个计划,还没有做出什么决定。[1230]

7月7日齐亚诺在柏林会见元首。他得到的印象是,这个纳粹统帅很难下定决心。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一点。

他颇倾向于继续作战,用愤怒和钢铁的风暴袭击英国,但最后决定还没有做出,也正因为如此,他推迟了他的演说,据他自己说,他要权衡演说的每一个字的分量。[1231]

7月11日,希特勒开始在上萨尔茨山召集他的军事首领,听取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如果进攻英国,海军就要担任负责入侵部队渡海的任务。雷德尔海军元帅这一天和元首做了一次长谈。他们之中谁也没有兴趣详谈这个问题——事实上,他们花了大部分时间讨论了关于在挪威的特隆赫姆和纳尔维克扩充海军基地的问题。

从雷德尔关于会议的秘密备忘录判断,[1232]最高统帅的心情是低沉的。他问这位海军元帅是否认为他计划中的国会演说“会产生效果”。雷德尔回答说,会产生效果,特别是如果在演说之前能对英国做一次“密集”轰炸的话。海军元帅提醒他的上司注意,英国皇家空军正对威廉港、汉堡和基尔等德国主要的海军基地进行“破坏性的轰炸”,他认为德国空军应当立即动手对付英国。但在入侵的问题上,这个海军总司令显然很冷淡。他急切建议只能把入侵“当作迫使英国乞求和平的最后一着”试一试。

他[雷德尔]深信,只要用潜艇作战,空军对护航队进行袭击,并在英国主要城市进行猛烈轰炸,以截断英国的进口贸易,就能够迫使英国求和……

因此,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本人与在挪威战争中的态度不同,他不能赞成对英国实行入侵……

于是这位海军元帅就有关这种入侵的一切困难情况,做了一次长时间的详细说明。这必然使希特勒感到非常气馁。气馁是不在话下的,但他也许也相信他的说法。因为雷德尔报告说,“元首也认为入侵是最后一着”。

两天以后,7月13日,将军们到了贝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伯格霍夫,与最高统帅进行商谈,他们发现英国人仍然使他感到难以理解。哈尔德在那天晚上的日记中写道:“元首仍然一心在想英国为什么还不走和平道路的问题。”但是,现在他第一次开始明白其中的一个原因。哈尔德这样写道:

他和我们一样看到,问题的答案在于英国仍然把希望寄托在俄国方面。因此他也认为对英国将不得不用武力迫其求和,虽然这样做是他所不愿意的。道理在于:如果我们用武力击溃英国,大英帝国就会分崩离析。但这对德国并没有什么好处。我们德国人流血牺牲得到一些胜利,但获得实惠的只是日本、美国及其他国家。

同一天,7月13日,希特勒写信给墨索里尼,婉言谢绝意大利领袖派部队和飞机帮助入侵英国的建议。从这封信里可以明白地看出,元首终于开始打定主意了。英国人性格特别,对他们用讲道理的办法是不行的。

[他写道]我已经向英国提出许多有关协商甚至合作的建议,但是却受到难堪的对待。因此,我现在深信再做任何理智的呼吁,都会遭到同样的拒绝。因为,现在统治那个国家的并不是理智……[1233]

三天以后,7月16日,希特勒终于做出了决定。他发出了“关于准备在英国登陆作战的第十六号指令”。[1234]

绝密

元首大本营

1940年7月16日

由于英国不顾自己军事上的绝望处境,仍然毫无愿意妥协的表示,我已决定准备在英国登陆作战,如果必要,即付诸实施。这一作战行动的目的,是消除英国本土作为对德作战的基地,并且在必要时,全部予以占领。

这个进攻的代号将是“海狮”。准备工作定在8月中旬完成。

“如果必要,即付诸实施。”虽然他在直觉上越来越强烈地感觉有采取行动的必要,但正如指令所表明的那样,他并没有十分肯定。7月19日晚上,当阿道夫·希特勒在国会中站起来向英国提出最后一次和谈建议的时候,“如果”这两个字仍然占着重要的地位,这是他在国会所做的最后一次重要演说,也是本书作者这几年来在国会所听到的许多演说中的最后一次。这也是他最精彩的演说之一。就在这天晚上,我写下了关于这次演说的印象。

今晚我们在国会里看见的希特勒,是一个征服者,他自己也感觉到是一个征服者;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演员,是一个能自由操纵德国人心理的人。他把征服者的充分自信和常常使群众点头心服(当他们知道这是一个领袖人物时则更心服)的谦逊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今晚他的声音低了一些,很少像平常那样大叫大嚷;他一次也没有像我从前见到的那样在这个讲坛上歇斯底里地大声叫喊。

不用说,他的长篇讲演充满了对历史的伪造和对丘吉尔个人的恣意攻击。但考虑到当时光辉灿烂的场面,语调是温和的。目的不仅是想狡猾地赢得本国人民的支持,还想赢得中立国家人民的支持,同时还要给英国群众一些值得考虑的东西。

[他说]现在我从英国只听到一个呼声:战争必须进行下去!但这不是人民的声音,而是政客的声音。我不知道这些政客对于这场战争继续下去会有什么结果是否有了一个正确的概念。他们的确宣布过,他们将继续打下去,并且说即使英国灭亡了,他们也要到加拿大继续进行战争。我不能相信他们的意思是说英国人民也将迁到加拿大去。大概只有那些热衷于把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的绅士才会迁到那里去。恐怕人民将不得不留在英国,而且……一定会用与他们在加拿大的所谓领导人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场战争。

请相信我吧,先生们,我对于这种毁灭整个国家的无耻政客是深感嫌恶的。这些人早已把房屋糟蹋得东倒西歪了,而命运却安排我来给予最后一击,每当想到这里,我就感到十分难受……丘吉尔先生……无疑将会去加拿大,那些特别热衷于战争的人们的金钱和子女早就送到加拿大去了。但是千百万人民将开始遭受大灾大难。丘吉尔先生这一次也许会相信我的预言:一个伟大的帝国——一个我从来也不想毁灭甚至不想伤害的伟大帝国,将遭到毁灭……

对这个顽强的首相进行了这样的攻击,并试图对他和英国人民的关系进行挑拨离间后,希特勒接着开始谈到这个长篇演说的中心问题。

现在,我觉得在良心上有责任再一次向英国和其他国家呼吁,应该拿出理智和常识来。我认为我是有资格做这种呼吁的,因为我不是乞求恩惠的被征服者,而是以理智的名义说话的胜利者。

我看不出有继续打下去的任何理由。[1235]

他没有更明确地说下去。他对于和平条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建议,也没有提到被征服国家中在纳粹统治下的千百万人民的命运问题,但是那天晚上,在国会里几乎没有人认为有必要在这个时候详细地说明。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我曾与许多文武官员混在一起,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有丝毫的怀疑,都认为英国一定会接受元首的建议。他们真的相信,元首的建议是十分宽大的,甚至是豪爽的。但是,他们是不会长期受骗下去的。

我直接驱车到广播大厦,把这篇演说用无线电报告到美国去。刚到广播电台,就听到伦敦英国广播公司的德语广播。还不到一小时,英国就答复希特勒了。回答是一个坚决的“不!”[1236]

从最高统帅部来的下级军官和从各部来的官员们,正围坐在屋子里,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他们的脸变了色,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有一个人大声问我。他好像被弄得莫名其妙了。“你能理解那些英国傻瓜吗?”他继续大声说。“现在还拒绝和平?他们发疯了!”

同一天晚上,齐亚诺[1237]在柏林听到比我所接触到的要高级得多的人士对于发了疯的英国人的反应,他在日记里写道:“深夜,当英国人对于演讲的第一个冷冰冰的反应传来的时候,在德国人中间蔓延着一种掩盖不住的失望情绪。”据齐亚诺说,墨索里尼的反应则恰恰相反。

他……说这是“一个十分狡猾的讲演”。他担心英国人会从这里找到开始谈判的借口。这对于墨索里尼是可悲的,因为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希望战争。[1238]

正如丘吉尔后来所说,墨索里尼“其实不必担忧,不管他想要打什么仗,没有人会拒绝他的”。[1239]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写道:“作为团结德国人民对英国作战的一种策略,希特勒的演说是一篇杰作。因为德国人民现在会说:希特勒向英国建议和平,并且不附带什么条件。他说他看不出有把这场战争进行下去的任何理由。如果战争进行下去,那是英国的过失。”

在发出了准备入侵英国的第十六号指令的第三天,他发表了这个演说,主要原因难道不就在于这个吗?他在事前就向两个意大利人阿尔菲耶里和齐亚诺私下承认了这一点。7月1日他告诉大使:

……使德国和外国的公众舆论认为事件的未来发展的责任完全在于敌人方面,这总是一种很好的策略。这样就可以增强自己的斗志,打击敌人的士气。德国正在计划中的军事行动是要做出重大牺牲的……因此,我们必须使公众舆论相信,为了避免这种惨祸,已经做了一切努力……

他在10月6日的演说中[当时他向西方建议在波兰战争结束的时候谈和。——作者],同样地为这样的思想所支配:把一切后果都推给对方负责。这样,在战争真正开始以前,他似乎就已经取得了胜利。现在他为了心理上的理由,又想鼓励士气,以迎接行将采取的行动。[1240]

一周以后,7月8日,希特勒对齐亚诺透露:

他要再做一次表示,以便在战争必须继续下去的时候——他认为继续下去是唯一真正成问题的可能性——他可以在英国人民中取得心理上的效果……也许,通过对英国人民的巧妙的呼吁,有可能使英国政府在英国更加孤立。[1241]

这并没有被证明是可能的。7月19日的演说,打动的是德国人民,而不是英国人民。7月22日,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广播中正式拒绝了希特勒的和平建议。这虽然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使威廉街多少受到一些震动。我在那天下午,看到那里许多人都是满面怒容。政府发言人告诉我们:“哈利法克斯勋爵已拒绝接受元首的和平建议。先生们,将要打仗了!”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事实上,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以及陆、海、空军的参谋总部都没有认真考虑过同英国的仗怎么打和怎么取得胜利的问题。现在,在1940年仲夏,他们对自己辉煌的成就感到不知所措;他们没有什么计划,更谈不上想利用他们这个军事化国家的空前军事胜利。这是第三帝国的最大矛盾之一。希特勒已达到他的军事力量的顶峰。欧洲大部分的土地都在他的践踏之下。

他的胜利的军队从比利牛斯山直到北极圈,从大西洋直到维斯杜拉河以东,现在在养精蓄锐,准备下一步的行动。但是也正在这个时候,他却不知道怎样继续行动,怎样使战争胜利结束。他的将领们,其中有12个还被授予了陆军元帅的节杖,也同样不知道。

当然,这里是有原因的,不过当时我们并不清楚罢了。德国人尽管自吹有军事天才,但是缺乏雄才大略的战略思想。他们的天地只限于——而且常常如此——在欧洲大陆进攻邻国的陆上战争。希特勒自己怕海,[1242]而他手下的重要军事将领,对海则几乎一窍不通。他们的心中只有陆地,没有海洋。虽然,德国军队只要能抓得到英国陆军,他们就能在一周之内击溃英国软弱无力的陆军,但是把他们隔开的多佛尔海峡狭窄的水面——狭窄到可以看清对岸——当壮丽的夏天开始消逝时,却像一个他们不知如何才能越过的障碍一样,使他们惴惴不安。

自然,在德国人面前,还有另一个选择途径。他们可以和他们的盟国意大利横渡地中海,西取地中海的门户直布罗陀,东从意大利在北非的基地直趋埃及,跨过苏伊士运河而至伊朗,截断英帝国的一条主要生命线,以此来搞垮英国。但这就需要远离本国基地,在海外广大地区进行军事行动,而在1940年,这对德国似乎是无法想象的。

因此,在这目眩头晕的胜利的顶峰,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犹豫不决了。他们没有策划下一着,也没有想出走下一步的办法。事实证明,这个致命的疏忽,是这场战争而且的确是第三帝国的短促的生命和阿道夫·希特勒昙花一现的事业中的巨大转折点之一。在他们取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之后,现在失败开始了。但是,当然,这是难以预见的,因为当时在围困之中的英国正在孤军坚持作战,为了准备应付德军在夏末的进攻,把手头的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都用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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