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雅发现那个肿瘤的早晨，我正躺在床上，依偎在她的身边。
“亲爱的，你看，就在这里。”一颗小小的如石头般坚硬的肿块，就在她右手臂的内侧。
她非常镇定地说：“你知道的，这很可能又是癌。”
“我也这么想。”
还会是什么呢？更糟的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复发是格外严重的，这表示它已经开始转移到其他部位了，骨头、脑部或肺叶，这种几率是相当高的。我们两人都非常清楚。
然而在未来数天、数周、数月内，仍持续令我惊讶的是崔雅的反应：既不惊慌、恐惧、愤怒，也没有因此而落泪，一次也没有。眼泪对崔雅来说，是一个泄露心底秘密的迹象，只要有什么不对劲，她的泪水就会毫不隐瞒地透露一切，但这一次崔雅似乎过于平静、放松与开朗，没有批判，没有逃避，没有抱怨，也没有嫌恶，如果有，也只是些微的起伏。她的定力似乎已经到了无法动弹的境界。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一个人可以在长时间内都如此镇定不移，我也不相信这是事实。
崔雅说她内在的改变在许多方面渐渐攀上了顶点，从做事到存在，从认知到制造，从不安到信任，从阳刚到阴柔，其中最难的便是从掌控到接受。这一切似乎非常简单，直接与具体的方式完整地融合了。
三年来崔雅的确改变了，她能公开地表达对这次复发的感激，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她证实这份内在的改变有多么奥妙。她觉得老旧的自我(泰利)已死，而全新的自我(崔雅)正在诞生。
我现在的感觉如何？基本上很好。今晚上了一堂很棒的苏菲课程，我很喜欢这种修炼的方法，希望能一直持续下去。肯和我打算明天沿着海岸兜风，在任何一个可以发现我们的地方停下过夜。 当天下午我和彼得·理查兹谈过以后，再次确定我的癌症又复发了。他们称之为治疗失败，这话听起来如此不吉利。我自己的感觉倒还好，有个声音悄悄地对我说：“你应该忧虑的，为什么你表现得如此镇静，这是不对的，难道你不知道令人恐惧的事正等在你的面前吗？”但这个声音并没有太大的威力。我想它就是我头一回得知自己罹患癌症时所产生的那份恐惧。 那份恐俱曾在半夜把我吓醒。那是一种无知的声音。与其说它能告诉我癌症到底意味着什么，倒不如说它直接为我描绘出了死亡的恐怖画面。它和着那些普通的有关癌症的论调，在我耳朵里大声演奏着不祥的音符。 我读过许多可怕的癌症病例与残酷的疗程，“西方十大致命死因”中所叙述的骇人景象，曾经带给我许多噩梦。然而此时它们却变得相当惨淡，不再像过去那般令人胆战心惊了。 当我第一次发现这个肿块时，除了倒抽一口气之外，并没有特别害怕，虽然内心很清楚它所代表的意义。我没有惊慌失措，没有流泪，也没有强忍泪水。所有的感觉只是：哦，又来了？如此而已。 到彼得的办公室检查，这当然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度过了很愉快的时光，我给他看我光头的照片，他的情绪和我一样好。第二天谈话结束前，肯和维琪在等我，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的医院有一位医生娶了一个和他约会很久的女人，因为那个女人给他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结婚，要么分手。经典的爱情故事，我敢保证陪在我们旁边的那位护士一定也非常高兴能听到这个“内部”故事。 肯真是太好了。他对我说我们将一起度过这一切。我非常平静，如果这是生命中无法逃避的噩运，我就坦然接受。这是一份奇妙与祥和的感受，我的饮食很好，运动很规律，我觉得精力旺盛，再度对生命燃起热情。 在今晚的静修中，我觉得自己不再逃避关系，也不再抗拒人生。我想开放自己面对生命的每一个向度，我要冒险，全然地信赖。我不想再利用敏锐的心思替自己的护卫和逃避找借口，我要凭直觉行事，只要心中觉得事情是对的，我就会照做。如果觉得不对劲，即使再合理，我也会尽量避免。我要畅饮生命，充分地体验一切，不再只是浅尝，然后抗拒。我要拥抱一切，含纳一切。我要享受做女人的乐趣。 我立刻联想到，如果不想再做男人，就得停止称呼自己为泰利。我要变成崔雅，崔雅·威尔伯。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令人惊叹、兴奋的梦；梦醒之后我唯一记住的只有：“哈啰！我的名字叫崔雅！”
第二天早晨，泰利要求我叫她“崔雅”，我照办了。崔雅，崔雅，崔雅。我和她的朋友开始担心，也许崔雅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否定自己，因为她太平静、太喜乐、太开朗，也太坦率了。但不久我就发现自己低估了她，因为她真的改变了，非常真实而深刻地改变了。
写作对我来说似乎很合适，特别是当我写下最近一次复发后的感觉有多么不同之时。过去六个月写作使用的磁片已经满了，我开始用全新的空白磁片，所写的内容，刚好是有关自己的改变。 这份感觉像一个新的开始，一种重生。我真的改变了，这份改变是深刻而奥妙的。我们对于那些还没有发生，或认为不会发生的事，似乎是没有恐惧的。然而除非那些令你恐惧的人事真的降临了，否则你很难知道自己怕或不怕。 目前我没有什么恐惧。当然，有一部分的我仍会害怕，毕竟，我只是个凡人，心里还有几个恐惧的小丑，但它们不再是主角，只是舞台上的工作人员，而它们也似乎乐在其中。 没有经历这场复发，我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的内在可以有如此明显的改变。当我对癌症的复发表示感激时，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因为有些奇妙的事发生了，过去我所背负的恐惧、重担，现在都已离我远去，虽然我不知道它们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离去的。 对于未来，对于这次复发可能导致的无情、甚至死亡的结果，我都不再那么惧怕了。当我望向那条独特的幽巷时，那里还是有吓人的刽子手躲在角落里，但这份内在的改变给了我信心，即使必须通过那条幽巷，我的脚步也会是轻盈的。“做命运的见证者，而非它的牺牲者。”这是肯最喜欢的一句话。我全神贯注地留意着，怀着祥和的喜悦，沉着地穿过这条幽巷。我第一次听到罹患癌症，便一直背在身上的那个象征恐惧与震惊的巨石，现在已经不见了。如果我在沿路禁不起诱惑而拾起卵石，现在也可以把它们放回原处。 我的感觉如何？有一股奇特的兴奋感，就像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产生完美的动力去探索其他的癌症治疗方法，就好像在研究院上实验的治疗课程一般。我也开始探索一些另类疗法，从代谢治疗、低热量、粗食、加强免疫系统、灵疗到中国的草药，我一直在观察我的生命，到底我错失了哪些曾经享受过的事物，现在我必须努力将这些事物再一次注入我的生命。我要追寻我在手工艺上的守护神，我要继续静修。我不再害怕被谴责或感觉罪恶，我也不再凡事中规中矩、或护卫自己。我只是单纯地对生命感兴趣，难以遏制地感兴趣。我可以如同孩提时的体悟一般，扩大自己和宇宙相融。
医生们所能提供给崔雅的治疗，只有增加放疗的次数，但这个提议马上被崔雅拒绝了，理由很简单，因为复发初期检查出来的五个肿瘤，已经显示她的癌症是抗拒放疗的，这使得崔雅有更自由的空间去探索所有的另类疗法。换成从前的泰利，她或许还会听从医生的指示——他们一定得提供一些疗法，即使已经束手无策，还是得想出办法来，可是现在的她可不买他们的账了。
在疯狂的癌症治疗过程中，我们开始踏上到目前为止最有趣的旅程。这次是到洛杉矶，首先拜访一位专门加强免疫系统的杰出内科大夫，接着到戴马尔(Del Mar)，与一位荒唐、狂野、可爱，有时又挺有效的古怪灵疗师克莉斯·哈比(Chris Habib)共度一个星期。
克莉斯所做的一切是否具有确实的疗效，我还不敢说，然而她的确做了非常不可思议的事：她替崭新的崔雅注入一股无法逆转的幽默感，因而将泰利彻底转化成崔雅。
接下来的几天中，我们就像游牧民族般四处迁徙。有一晚住在假日旅馆的五楼，窗子打不开，空调又出故障，但家具蛮豪华的。另一个晚上住在使节旅馆，它只有一层楼，还算舒适，旁边有一间相当受欢迎的咖啡厅，总是坐满出游的美国家庭，吃着标准的美国食物、派和蛋糕。还有一个晚上则是住在经济汽车旅馆，地毯不怎么干净，可以清楚地听见三楼的人(就在你的头顶上)闲聊与整理行李的声音，浴室里还贴了一张告示，上面写着：如果毛巾遗失了你得赔钱。那天晚上我们在一间叫“五尺”的餐厅享受了一顿很棒的晚餐，是一间由中国人经营的欧洲餐厅。为什么要取那样的店名？没人晓得。肯的猜测是：大概餐厅里服务生的平均身高都在五尺上下！ 戴马尔真是一个可爱的地方，阳光和海水将它晒洗得非常洁白，令人觉得极为放松(人们在这样的地方如何能工作？)。于是我们决定在此度一天假，在海滩旁的一间旅馆内尽情挥霍。这趟原本以汽车旅馆为考量的旅程，突然变成了海滩探险、安静享受美食和在潮声中入眠的高级享受。我们吃过晚餐，逛完街，买了一些蔬菜和鲜鱼。宽广的沙滩上有一条河注入海洋，海边有人在起火，火舌猛烈地蹿上夜空，几个身影在金色火光边走动着，我想像自己闻到了烤热狗和软糖的香味，他们是正在庆祝的夫妇或情侣，微弱的火光与浩瀚的夜空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这天下午我去看了一位灵疗师。疗程结束时，我开了一张375元的支票，我觉得那是我的癌症疗程中最值得花的一笔钱，只是我不敢把这件事告诉我的主流医生们。你竟然会选择灵疗，而不再做放疗？多么颠覆啊！然而这个决定带给我的感觉是完全健康与肯定的，最重要的还是在另类疗法的过程中维持清楚的觉察。每个人都同意信念在治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已经不再相信放疗与化疗对我的疾病会有什么帮助了。 我决定尝试一些不同的方法，单纯地看着所发生的一切，不带任何价值判断。 下午三点，我走进了“整体健康中心”(Holistic Health Center)。一位容貌英俊的年轻人来带路，他告诉我他是乔治·罗尔斯医师，这个中心的主任，我们穿过候诊室，进入克莉斯的诊疗室，一位年纪稍长的男士躺在沙发上，克莉斯正在为他进行治疗。她的儿子也在诊疗室里，还有另一位男子在旁边。乔治坐了下来，很自然地与我们交谈。那位年纪稍长的男士比尔，罹患了无法开刀的脑瘤，他先前还发现过两个肿瘤，但在克莉斯的治疗之下明显地萎缩了，可是后来又冒出了目前的肿瘤。上个星期他是被人用轮床从医院推来的，现在已经可以下床走动了。克莉斯无视当事人的存在，与我们讨论他的病情，后来他的弟弟也加入。克莉斯以左手托住他的后脑，右手按在他的身侧。她说她可以感觉有一个地方凉凉的，比尔也感受到了。克莉斯温柔地说：“你应该先说出来的，难道每一次都要我自己去猜吗？” 接着轮到我躺在那张沙发上。乔治和肯寒暄了几句便先行离去。当克莉斯的右手按住我的前胸时，我觉得有一股凉意；她说如果我感到任何凉意，一定要十分确定地告诉她。然后她的手缓缓移动，我觉得胸部内侧的肋骨区域，有一股阴凉的感觉不停地冒出来。接着她的手在我的腹部停留了几分钟，胰脏的部位突然出现某种奇特的感觉。她忽然开口对我说：“哦，我忘了告诉你，我也有糖尿病。”她继续在那个部位治疗了大约20分钟之久，再逐渐将她的左手移到我胸骨正中央，右手则一直停留在那个令我感到凉意的肋骨部位。她提到癌症是由病毒引起的，即使医生说它们已经不见了，它们仍有可能藏在某处。她说目前要做的便是阻止这些病毒移往别的地方。她把一只手放在我胸骨的下方，另一只手则继续在肋骨与胰脏间移动，其中有个地方令我感到凉意，另一个地方则不会。当她的手逐渐移至我的左侧时，我仍然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胰脏部位的凉意，我想起我的祖父也是死于胰脏癌。 她把左手放在我的右侧，右手放在癌细胞复发的地方。我说我并没有感觉任何的凉意，过了一会儿，她的右手移到义乳的上方，我建议将它取下，克莉斯说没有必要，因为她的能量可以轻易地穿透它。这所有的过程，都在她的儿子与那位男士的旁观下进行。 克莉斯在23岁时便察觉自己得了癌症，先是胸部出现一个肿瘤，接着不到三年的时间，癌细胞扩散到全身。她对我说，那是她治疗工作的开始。她在意大利与一位生化学家研习了好一阵子，有一次因为替一位患有白血病的小孩治疗而遭到逮捕。“你能想像吗？”她说，“如果这是一项罪行的话……”这位生化学家是一位特异疗法的信奉者，他说他第一眼见到克莉斯的时候，就知道她有能力灵疗。 她的梦想是去第三世界的国家，传授这种治疗方法。她到第三世界的国家，因为这种形式的疗法在美国是不允许的。虽然有些人天生比其他人具有这方面的禀赋，但根据她的说法，灵疗还是非常有逻辑的，而且很容易教授。她说，疾病存在的层次有10种，癌症属于第五个层次，糖尿病属于第四个层次。要治疗，必须先在正确的层次上唤起震动，这种震动能适合某一类型的癌症，然后学习在你的大脑中运用适切的情绪压力。以现在为例，她说，她正在对我施以13个单位的压力，而我所能接受的压力是介于10至25个单位。 第二天我们又回到克莉斯诊疗室。肯一直待在室外，这样他所抱持的怀疑心态才不致影响我的疗效。 我发现自己愈来愈喜欢她，她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今天她告诉我，她的癌症曾经复发了七次(三次危及心脏)，其中两次还被宣判为末期。她的先生(她15岁就结婚了)在她满30岁的某天突然说要和她分手，为了那位一个月前雇用的女秘书。没有预兆，没有其他的解释，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当时他们育有三名子女和两名收养的小孩。她说，在那一整个月中，癌细胞几乎布满全身，癌症复发是因为她的心碎了，整个人都被掏空了；她一直没有关心自己的需求。她的继父在她8岁大的时候便弃家不顾，身为长女的她，必须照顾家中的每一个人，包括体弱多病的母亲(她已经罹患了19年的心脏病)，以及比她小一岁的智障妹妹。有一天，她那位木匠继父居然开肠剖肚地走进屋里；他被电动的圆形锯割伤，他要她母亲打电话叫救护车，可是母亲当场昏了过去，克莉斯只好自己去叫救护车，还要协助她父亲躺下，处理他身上的伤口。她说在她完全被治愈以前，她必须先学习照顾自己。 接着，她开始谈起我体内四处游走的病毒，她告诉我如何追踪它们，以确保这些病毒不会藏匿我体内的任何一个角落。当她开始运功时，有病毒存在的地方就会产生寒意。她可以从这份寒意来确定病毒所在的位置。这份寒意也能杀死那些病毒，因为病毒不喜欢寒冷。当她为我进行治疗时，双手不停地在我身体的各部位移动；有时她会问我某处是否有寒冷的感觉，或是否有气在体内流动。有时她会主动说出她对我的某个部位有特殊的感觉，问我是否有同感。通常那种寒冷感比一般的凉意要再冷一些，但不会令人打颤。“很好，”她说，“没有那份强冷的感觉对你来说是件好事，否则就麻烦了。”我问她，对那些因手术或放疗而丧失感觉的人来说，这种疗法是否难以达到效果。她说不会，因为她可以感觉得到。然而就治疗的本身来说，如果一个人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还是相当重要的，这样他们便可以了解发生的事。当她把手放在有寒冷感的部位时，她会对我说：“我们不允许这个病毒藏在身体的角落里，对不对？” 后来她在我身上放了两颗石头，一颗是奇怪的萤石水晶，放在我的腹部，另一颗是非常美丽平滑的金属石，放在我的心脏部位。我无法明确地说出这两颗石头给了我什么感觉，但是整个治疗过程中，可以很清楚地感觉我的体内有许多能量在流动，特别是在腿和脚的部位。 这一天的治疗过程中，只有我们两人单独相处，她和我谈了许多这种疗法在美国推行的难处。譬如某位稽查员才刚来过，他看了一下克莉斯的诊疗室，什么仪器也没瞧见。他想要确认她只做徒手运功的治疗，她向稽查员再三保证这一点。很显然的，她一直被监视着。 她对我说，某回有几个人带来一位患白血病的小女孩，他们尝试了各种方法，遍访所有的名医，克莉斯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了。当他们将小女孩带进诊疗室时，顺道带了满满一袋的维他命、草药与各种特别的食物。克莉斯忍不住大笑起来，将这些人赶出去，她建议到麦当劳替那位小女孩买一个大汉堡。听见克莉斯这么说，小女孩的脸马上露出愉快的笑容，但其他人都吓呆了。虽然如此，他们还是照做了。那位小女孩在克莉斯为她做过四次疗程后完全康复。她喜欢和孩子们相处，因为他们单纯、轻松，不像大人总是背着许多丢不掉的包袱。 她说18岁大的儿子今天早上给她上了一课。“妈，”他说，“你应该穿得更专业一点，而且口齿要再清晰一些，要言简意赅。”克莉斯觉得她必须照自己的方式工作，譬如偶尔说个黄色笑话来纾解一下气氛。她说：“我会试着让病人放松，人们因为背负太多的重担而过分认真，笑话是很有帮助的。我的身边不断充斥着疾病、苦难与死亡，因此我不再把生命看得过于严肃，这种态度对病人是有益的。我的家庭作业是，每天带一则不同的笑话进来。” 她为什么如此讨人喜欢？我对她所做与所想要教授的一切都相当有信心，她不是个贪婪的人，这点是非常肯定的。我喜欢待在她的身边，我期盼回到这里来，她有一股旺盛的、丰富的、充满母性特质的能量。我希望她能照顾好自己，因为我常听她说，这几年她是如何在照顾别人，为别人付出的，然而她的内心是空虚的，她不知道该如何善待自己、为自己付出。
克莉斯长得相当漂亮，有一种历尽风霜的感觉。如果你相信她曾经得了七次癌症，那么她看起来饱经风霜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崔雅要我忠于自己，保持质疑的态度，但我们之间的气氛却变得很糟，这是过去相当罕见的情况，我们不断地向周遭的朋友吐苦水。当天晚上，这种紧张气氛终于爆发了，在温柔的海浪声中，我们展开了一场尖锐的讨论。
“听着，”火苗由我开始点燃，“对一般的信心疗法或这类的徒手运功我并不怀疑。我也相信这些现象有时是非常真实的。”
崔雅插嘴了：“你和我一样清楚它背后的理论，人体内有一股奇妙的能量，俗称气，针灸术或拙火瑜伽想要引发的也是这股能量。我确信那些所谓的灵疗者，可以有意地在他们自己的体内和其他人的身上运用那些能量。”
“我也相信，我也相信。”事实上，我为爱迪丝所绘制的图形中，这股能量归类为第二个层次，也就是情感—生物能层次，这个层次在身、心、灵的联结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相信无论是透过瑜伽、运动、针灸或徒手运功来支配这些能量，都是治疗身体疾病重要的因素，因为较高的层次会影响较低的层次，也就是所谓的“上能影响下的因果律”。
“那么你为什么会怀疑克莉斯呢？我可以从你充满讥讽的语气中听出来你并不赞同她。”
“不，不全然如此。依照我的经验来看，治疗者或灵疗师通常不十分了解自己所做的事或他们是如何办到的，却歪打正着地产生了功效，于是他们开始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捏造故事或理论。我并不怀疑他们的功力，而是质疑他们编造的理论和故事。有时这些故事听起来相当有趣，而他们也经常以半生不熟的物理学论调来支持自己的说法，对这类的事，我实在不能不反应。”
那天傍晚，我走进诊疗室去看克莉斯的治疗工作。诚如我所说的：我并不怀疑有某种真实的东西正在运行，她真的在运功，但要相信她所说的每一个字却很难。我这辈子从未听过这么多荒诞不经的故事，然而无可讳言的，这正是她的魅力所在。如同崔雅，我也觉得她非常可爱，你会很想待在她的身边，听她说这些神奇的故事。后来我发现，这正是她的治疗工作中非常关键的部分，但这不意味着我必须相信她说的一切。柏拉图曾经说过，要成为一名好医生，其中三分之一的条件必须具备所谓的“魅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克莉斯绝对是一位好医生。
然而崔雅却把我对克莉斯的故事的质疑，当成我对她的疗效的怀疑，这两者她都不想接受。“我现在不需要听这些。”她不断地说着。我仍然在学习如何成为一位好的支持者。我在这件事上学到的功课是：如果你真的对某一种疗法有所怀疑，应该在当事者决定接受这种疗法之前提出来。但当事人如果已经决定要接受，你就要收敛怀疑，100%地支持他，因为那时你的怀疑会变得残酷、不公、且具有伤害性。
反正，克莉斯的魅力对崔雅产生了非常惊人的效果。这份“魅力”在白人医师的正统医疗中是找不到的，如果有的话，也会被那个消过毒的字眼“安慰剂”给冲淡了。然而你是希望被“真实’的医疗治愈，还是被“魅力”的医疗治愈？你真的在乎吗？
过去崔雅颇信任我的幽默感，但有时也会认为我的幽默感不恰当。克莉斯却让我发现自己的幽默感有点贫血。她没有什么是不能开玩笑的，也没有任何设限，而这正是我和崔雅从疯狂的克莉斯·哈比身上所学到的，放轻松！一切不过是个笑话罢了。
沿着海滩跑步，那条返回旅馆的路径完全笼罩在昏黄的暮色中，我想着自己有多渴望改变，甚至改变得更多一点。我要以轻松的态度来看待事情，我要多笑、多玩，别老想危机，我要把身上的压力除去，也要除去附加在他人身上的压力。“我要轻松地掌握生命”——这是我的新座右铭。 第四次的治疗。“许多人都不愿意学习自我治疗，”克莉斯说：“他们总希望把这件事交给别人。有时候我也必须成为他们爱的对象。我曾经治疗过一位男士，他是一位可以令每个女人坠入情网的英俊男子，他经营了五家公司，在卡维第有个老婆，但他竟然替17个女人付了17次堕胎费。他来找我的时候才22岁，得了癌症。他很快地爱上了我，不停地回来找我，对我说他有多么爱我。‘你并不爱我，’我对他说，‘你爱的只是这股能量。你其实也有这股可以医治自己的能量，为什么不替自己找些水晶来，我会教你怎么做，这样你就不必天天往这里跑了。’于是他去买了一个水晶，发现自己可以处理那些发寒的部位。昨天是我在八个月后第一次见到他，他告诉我，只要他一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就立刻使用水晶来治疗。现在他的寒冷感减少了许多，他觉得自己可以运用它了。” 就在这时，肯走了进来。自从谈开后，我们的关系与疗程的进展就顺利多了。这一次轮到他躺上诊疗台。他真的很喜欢克莉斯，也认为她是个相当不错的提神剂。克莉斯的双手开始在他的身上移动，但没有感觉任何寒冷的部位。他自己也没有什么感觉。接着，她开始在肯的头部运功。这实在非常奇怪，她说，每个人大脑的左右两侧各有十条经络，绝大多数的人只有两到三条是通的，最多不过四条。她说自己左右两侧的十条经络全都是通的，但这是因为她曾接受许多伟大的治疗师运过功才有如此的成果。根据她的说法，像她这样十条经络全部通畅的人，大约两千年才会出现一个，在她之前只有佛陀一人而已。但她说，肯脑部有一侧的十条经络是全部通的，另一侧也通了七条。她从未见过这种人。既然他脑部的经络通了这么多条，她认为自己有办法把剩下的三条也打通。理论上是没问题的，只是这种人两千年才出现一个，这个房间里竟然有两个人拥有如此的禀赋；肯开始歇斯底里地狂笑起来，他一点都不相信这种事；至于我，也不晓得该高兴还是愤怒！ 克莉斯问我是否愿意学习自我治疗，我的回答当然是十分肯定的，于是她开始教我练习，而肯对此也颇感兴趣。“想像你正在量自己灵体的重量。想像你正站在一个量表上，指针的刻度从一到十。现在这个从一到十的量表与先前所说的大脑的十条经络是不同的。现在看看指针停在哪里？” 首先闪入我脑海的似乎是思维而非画面。我试着将心智集中在那个画面上，我看见指针在四点五到五的刻度中摆荡。“好，”她说。“五代表着你正处在平衡的状态，现在开始将指针往五的地方拨去，试着在那里停一会儿。接着再把指针往十的刻度拨去，你一边做一边注意心中所发生的一切。”我专注地想像着这样的移动，感觉内在受到阻碍，我必须将指针推过头才行。“你感觉心中发生了什么？内在的能量是否也跟着移向一侧？”没错。接着她要我把能量移到刻度一，仔细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我的注意力开始朝大脑的左侧移动。“从现在开始，我要你练习尽量把指针定在五的刻度上，如果你可以将指针定在那里35分钟，你就上轨道了。以后只要时常检查一下指针是否落在五的刻度上便可；如果偏了，就把它移回来。” 在疗程剩下的时间里，我不停地检查着，指针始终定在五，偶尔会偏往四点五。很好，她对我说：“我已经感觉不到你身体里有任何寒意，病毒消失了，你已经好了。” 她拿了一个很美丽的水晶给我，告诉我，只要我觉得身体有什么不对劲，就把水晶放在那个部位上，直到寒意消失为止，她还说：“注意肯，他现在已经能做我所能做的一切，如果你还需要帮助，他可以帮你。”
“你真的办得到吗？”我们俩步出整体健康中心的大门，崔雅立刻问我：“还有，你那个时候为什么笑个不停？”
“亲爱的，我没有办法，因为我不是佛陀，这是你我都很清楚的事，我希望自己可以像她一样运功，但我就是办不到。”
“当她在对你运功的时候，你感觉到什么吗？”
“我只感觉有能量在移动，最诡异的是，在她开口问我之前，我的确闻到一股气味。就像我跟你说的，我认为这些具有天赋的治疗师确实有特异功能，我只是不相信他们的诠释罢了。”
但不管事实如何，克莉斯真的给了我们很多能量，我们都感到生气盎然、敏锐、快乐。那些不可思议的故事让我和崔雅以较轻松的心情来看待每一件事：在克莉斯的身边，事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是真是假，是夸张是实际都不重要。我认为这是克莉斯想要我们认清的唯一观点。
我只是单纯地看着自己和别人，不再有丝毫的批判。此外，我更加信任自己，对自己也更仁慈了，我相信有种智慧在引导我的生命，而我的生命不一定要和其他人的生命一样美好，甚至成功。
回到湾区的漫长归途中，崔雅大声地对我念着精神分析师费德瑞克·李文森(Frederick Levenson)所写的《癌症的病因与预防》(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Cancer)中的一段，这是少数她觉得可以贴切地反映出癌症心理的书。她目前正在努力研究“癌症蛋糕”上的那个“精神切片”，我们都认为这个切片只占到整幅画面的20％。不是整幅画面，但它却是非常重要的成分。
“他的理论是，那些很难与人产生联结的成年人，比较容易罹患绝症。他们通常都会有过度个人主义的倾向、过分自制、从不求助他人、凡事总想靠自己来达成，因此所有的压力都会累积在自己身上，又因为无法向他人求助，或允许自己依赖他人而获得纾解。这股积聚的压力无处可去，若再具有癌症的遗传基因，压力便很自然地转化为癌爆发出来。”
“你觉得这种说法非常适用你吗？”我问。
“十分肯定。我这辈子最喜欢说的一些话就是：‘哦不，谢谢，我可以处理的。’‘我可以自己来。’‘哦，不麻烦了，我可以的。’求助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也许这是因为你是长女，又是个过于坚强的女人。”
“我想是这样。只要想想我是多么频繁地说这些话，我就会觉得尴尬。一生中我一遍又一遍地说，‘我可以自己搞定。’‘我能处理。’‘不，谢谢。’”
“我知道隐藏在背后的因素是什么，恐惧、害怕成为依赖者，如果求助，我怕会被人拒绝；如果我表现出自己的需要，又怕被驳回，也怕自己变成需索无度的人。我还记得自己在童年有多么安静、乖巧、不烦人、不会抱怨。我从没有太多的要求，在学校里也不会向同学透露自己的问题，我只是静静地待在房间里念我的书，独自一人，非常沉静，非常自制。真丢脸，因为我害怕被批评，无时无刻地想像来自各方的负面批评。当我与妹妹、弟弟玩耍时，也经常感觉孤独。
“这就是李文森的理论，”她继续说着。“你听：‘处于前癌症期的人，由于缺乏情绪上的一致性、自洽性，无法与他人融合，自身的苦恼也无法驱散，只有在照顾别人时才能体验到亲密感，因为这是安全的。然而被爱和被照顾，却会导致他情绪上的不适感，这是很容易察觉的。”
“那就是我。你是第一个能够真正与我融合的人，你还记不记得我在列出自己致癌因素的清单时，有一条写的是‘因为没有早一点遇见肯’？
看来李文森也同意这一点。他指出‘自己动手做’就是致癌的因素，我这一生都是如此，这是我很深的业，一个我向来就有的问题。”
“把它丢到阴沟里好吗？你现在已经是崔雅，不是泰利了。这个弯已经转过去了，不是吗？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融合的问题，对我而言这意味着我们要好好地拥抱一番，这一点我是绝对可以胜任的。”
“我想，我只是在自怨为什么我们不早点开始。”
“在这辆车里不准有自怨存在。”
“好吧。那么你呢？你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我的问题是试着去接受爱，不要太过自信或自以为能处理一切，并且接受身边可以有许多人陪着我、爱我的事实。你的问题又是什么？”
“我犯了和你相反的错误，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爱我，当我发现有人并非如此时，就会开始紧张。因此，在我小的时候，我不断地企图平衡自己。我当班长、代表毕业生致辞，甚至在足球队里也要当队长。我疯狂地希望被人接纳，想要让身边的每个人都爱我。”
“其实我和你的问题一样是恐惧——害怕被拒绝。但你是自我封闭而太过内向，我则是太开朗而过分外向。所有的一切都导源于焦虑、企图去取悦别人、表现自己，典型的焦虑神经官能症。”
“这就是你所谓的F3症病状。”
“第三号支撑点病状(Fulcrum Three Pathology)，没错。我这一生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处在焦虑的状态，这就是我和罗杰、弗朗西丝、西摩尔一起处理的课题，它非常难以驾驭，或者该说我本身就是一个很难驾驭的家伙。然而我不认为那是我最主要的问题，因为我一向还能处理，但是如果我不能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在声音或我的守护神，那麻烦就大了。”
“你不写作就是在弃绝它吗？”
“不，应该说我不写作，又将不写作的原因归咎他人时，便是在弃绝它了。那是一个谎言，来自你的灵魂，而非你的肉体。F3的焦虑只是某种较低的身体能量，那些不让它升起的侵略性情绪。守护神则是你不让它下降的更微细的能量。这股能量一旦受到阻碍，就会引发无法自持的焦虑，这股焦虑会使我彻底瓦解。因此，如果我能诚实面对我的守护神，就能处理F3的焦虑；反之，我就会有F7或F8的病症，一种灵魂的病症，这两者加起来足以使我毁灭。这就是在塔霍湖发生的事。天啊，我真的非常抱歉，那时我总是将一切罪过推到你身上。”
这是我首次以如此自由而开放的态度坦承我曾经诿过于她，虽然彼此心里都很清楚，但能够将如此困难的问题弄清楚真好，特别是我们去戴马尔时相处得并不好。自从见过西摩尔以后，我们已经停止争吵了(我们两人都认为西摩尔挽救了我们的婚姻)。然而战火又因为我对她最近所选择的治疗方式抱持怀疑而被重新燃起，一开始我们都以为这只是一个困难的争吵回合，其实刚好相反，它是婚姻冲突中最低、最困难的状态，但也是一个好的状态。从那时候起，我们就不再争吵了，至少能暂缓一下。也许从克莉斯的身上我们学到：一切不过是个笑话罢了。
回到旧金山，我们听说卡卢仁波切将在博尔德举行时轮金刚法会，山姆打算去参加，并鼓励我们一同前往。几个月后，我们与一千六百个来自各地的人一起坐在科罗拉多大学的礼堂中，参加持续四天的佛教最高法会。当时我们并不清楚，但这场法会确实是“崔雅”最后的催生剂。一个月后，在她40岁的生日当天做了正式的宣告。这一切的因缘是那么地适度，只看了卡卢仁波一眼，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找到老师了。
嗨，朋友们，11月16日是我的四个岁生日，就在这一天我改名叫崔雅。从今以后我不再是你们所熟悉的泰利·吉兰或泰利·吉兰·威尔伯，而是崔雅·威尔伯或崔雅·吉兰·威尔伯。 7年前，当我还住在芬德霍恩时，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楚、在某种程度上相当重要的梦。我梦到自己的名字应该叫艾斯崔雅(Estrella)，也就是西班牙文的“星星”之意。当我醒来想起这个梦时，我觉得这个名字应该被改成崔雅(许多人都不晓得西班牙文中的“ll”应该发成“Y”的音)。然而我并没有真的去做，因为我向来对那些突然改名的人存疑。当时，改名字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窘的事；我自己的批判阻碍了我“追随自己的梦”。 或许是时候未到，或许我需要7年的时间与这个名字合一。毫无疑问，这些年是我生命中最戏剧性、也最具挑战性的岁月，特别是后三年。我先是认识了肯，四个月后与他结婚，婚后的第10天发现自己得了乳癌，开刀、放疗；八个月后复发，再度开刀；六个月的化疗，头发掉光；八个月后发现自己罹患糖尿病，今年的六月癌症又复发了。 面对最近一次的复发，我的反应连自己都吓了一跳。前两回合与癌症奋战，最显著的反应就是恐惧，这一次却非常平静。当然，恐惧还是有，经过了这段时间，我对癌症当然不会掉以轻心，但我平静的程度与实事求是的态度，令我发现自己和这个疾病的关系已经全然改变。如果没有这次的复发，我永远也无法彻底认识这份内在的改变。 在我得知切片检查结果后的某个晚上，我在日记里写下了有关这次复发的事。我随兴记录了这件事对我的意义以及我的感受。我发现自己写了一些我在阴阳特质中找到的平衡感，也表白我终于可以不再做父亲眼中的长子。我发现自己写的是：“崔雅……我的名字现在应该改为崔雅了。泰利这个名字十分的阳刚、独立、不苟言笑、不装腔作势，而且非常的率真，是我一直想达到的境界。但崔雅是一个更温柔，更具女性特质、更仁慈、更敏锐细致，而且有一点神秘的名字——也是我目前想要成为的那种人。更像我自己。” 但我仍然觉得改名字很无聊，没错，这正是泰利可能抱持的态度：一点意义都没有。然而崔雅，崔雅会理解、会鼓励并支持这样的改变。去年夏天，我又做了两个更鲜明的梦，其中一个是有关癌症复发的，这两个梦提醒我：“别再瞎兜圈子，是改名字的时候了，你的名字叫崔雅。” 上个月我和肯参加了由卡卢仁波切所主持的时轮金刚法会，星期六的晚上，每个人都必须睡在由苦兮(Kuahi)草编成的席子上(据说佛陀在证悟时就是坐在这种草席上)，还要记住自己的梦，这些梦被认为是特别重要的。那天晚上我梦见肯和我正在找一个住的地方，那是一种要“回家’的感觉。在海边的一幢屋子里，我看见地上有一支很大的黑色自来水笔，我将它拾了起来，我想试试看好不好写，便取下草帽，很清楚地写了“崔雅”这个名字。 因此我决定在40岁生日的这一天改换自己的名字；不仅如此，生日这天，还是个月圆之日，非常有女神的意味！ 除了改名之外，我还做了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譬如彩绘玻璃以及一些我迫不及待想拾回或梦想已久的事。这都是一些崭新的事，并非来自过去或任何人的鼓励。这回我是真正摆脱了过去，开始做我感兴趣的事。 我不再苛求、批评人，不再以“保守”或“成功”之类的标准来衡量。我有一位从事编织的朋友，她先生是一位政治上的激进分子，我不再认为她所做的事与她先生相较是多么微不足道了。我变得更加宽容，并开始对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感到兴趣，评断人的话也不再脱口而出。我开始把生命视为一场游戏，不再肩负沉重的使命感。生活变得更有趣，更轻松自在。 我以前那份女寝室长的心态，那份喜欢检视他人生活的倾向渐渐地消退。我不再以自己的方式去看待别人，不再想控制那么多，不再假设人们的生活应该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因此我对于愤怒的反应开始缓和下来。我只是单纯地看着自己和别人，不再有丝毫的批判。此外，我更加信任自己，对自己也更仁慈了，我相信有种智慧在引导我的生命，而我的生命不一定要和其他人的生命一样美好，甚至成功。 这些改变像滚雪球般愈滚愈大，终于在我的生日这一天整合了。从许多方面来看，我真的重生了。摆脱过去的我，迎向一个真正属于我的未来，没有过去的牵制，朝向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方向前进。 祝福所有改了名字的人，我现在的名字是崔雅·吉兰·威尔伯。
爱你们的崔雅
1986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