迂阔下的稳健

迂阔下的稳健

“迂”字的本义是绕远。在现代汉语当中，“迂”是一个偏贬义的词，比如说“迂腐”“迂阔”“迂远”。在古代汉语当中，“迂”通常也不是褒义词，但是，一些纯粹的儒者却会被人批评为“迂”，而儒者也常常会以“迂儒”自嘲。那么，“迂”究竟是来自外界的嫌弃，还是儒家自带的品质？

我注意到“迂”这个概念，是在写作《大宋之变，1063—1086》的时候。年轻的皇帝宋神宗最终选择王安石来主持政局，这才有了“王安石变法”，而司马光是作为王安石的“对立面”被大众认识的。这一点众所周知，众所不知的，是王安石并非宋神宗的第一人选，而司马光也曾经是神宗看好的人物之一。当然，神宗很快就看清了司马光，他相信司马光的忠诚和正直，但同时也明白，这不是一个可以帮助他实现理想的人。神宗对司马光的总体评价就是：“光方直，如迂阔何？”司马光这个人端方正直，只是迂阔，可怎么好啊？“方直而迂阔”，这就是神宗对司马光的总评价。迂阔，迂者远，阔者疏，迂阔就是迂远不切实际的意思。宋神宗是对吕公著吐槽司马光的。吕公著的政治倾向和司马光接近，他替司马光辩护说：孔子是圣人，可是子路说他迂；孟子是大贤人，当时的人也说他迂，司马光又怎么能免得了迂呢？“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1]，请陛下深思。

吕公著没有瞎说。孔子之“迂”，见于《论语》。子路问孔子，卫国的君主请您去治理国政，您首先会做什么？孔子回答他“正名”——端正名义。子路听了，很不以为然地说，您可真够迂的，正名能干什么呢？孟子之迂，见于《史记》和东汉赵岐的《孟子注》，孟子学成之后，“以儒道游于诸侯，思济斯民”。他先拜访了齐宣王，“宣王不能用”；又前往大梁，“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劈头便问他：“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答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转了一圈，“时君咸谓之迂阔于事，终莫能听纳其说”。[2]

子路是孔子的学生，爱真理也爱老师的那种，他说孔子“迂”，孔子就很生气地骂了回去，说子路“野”，学养不够。齐宣王、梁惠王嫌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3]，不肯用他，孟子就只好退回来跟学生们一起写书了。

那么，孔子、孟子是否“迂”呢？站在当时君主的角度来看，的确够“迂”的。“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梁惠王们翘首期盼的，是立竿见影、急功近利的富国强兵、战胜弱敌，你却去跟对方谈什么遥远的“正名”“仁义”“唐、虞、三代之德”，不是“迂”是什么？

然而，绕远就一定是浪费时间、徒劳无益的吗？司马光在《迂书·释迂》中以种树为喻，证明“迂”之功效，所谓“收功愈远”“为利愈大”：一年生的树木砍下来只能当柴烧；长两年再砍，就可以当椽子使；长到五年，能够当堂屋的柱子；长足十年，可为栋梁。[4]时间是培育栋梁之材必须付出的成本，这是自然法则，没有近路可抄。在人事之中，同样也存在着必须绕的远路、通过急功近利无法实现的长远目标。质言之，儒家的“迂”所强调的，是遵循自然法则，谋求问题的根本解决，而不是快速得到结果。

面对同一个问题，法家的办法是不择手段、直奔结果；道家的做法是由他去，顺其自然；而儒家的做法是摆正位置，理顺关系，以便让关系在未来的运作中自然产生正面的结果。比如兄弟俩为争玩具打架，法家的父母是压制，厉声喝止，不听者打屁股，打服为止；道家的父母是不干预；而儒家的父母肯定要先讲道理，“兄友弟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让兄弟俩认识到兄弟关系的本质，从而心甘情愿地成为一对团结友爱的好兄弟。

摆正位置、理顺关系，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正名”；而“正名”的基础是孟子所说的“仁义”。“名”是名称、名义，比如我是老师，也是母亲。“名”建立在“关系”的基础上，没有“关系”则无所谓名义。比如，“母亲”一定是在“母子关系”中存在的，“老师”一定是在“师生关系”中存在的。“名”以“仁义”为法则，规定了“角色”（名义所有者）在“关系”中的“应然”之态。“母亲”应当慈爱，她因此获得儿女的孝顺与尊敬；“老师”应当传道授业解惑，才能获得学生的尊敬和追随。

真正的儒者勇于坚持原则，不会屈从于权势利益，他们是缺乏灵活性的，因而显得迂腐。“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说到“利”字，梁惠王必是目光灼灼的。处身战国时代，君主们想要什么，孟子不是不知道，然而他还是坚持要讲仁义。这就是儒者的迂阔固执：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但不是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而是我认为什么是对的，我就给你什么。对儒家来讲，是非高于父亲的权威，真理高于皇帝的权威。《孝经》有“谏诤章”，强调“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子孝于父、臣忠于君的重要表现之一，是能够批评、纠正父与君的错误。

这种迂阔的儒者，在现实政治当中其实很难存活。春秋战国时期，他们基本上处于一种“在野”状态，没有纠缠到现实政治中去，不承担实际工作，只在思考中构筑理想的政治宏图。帝制的制度框架，包括抽象原则和具体制度，基本上是由法家搭建起来的。即便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汉帝国的政治治理原则仍然是“霸王道杂之”的。法家的宫殿庭园、黄老的运行规则，儒者借助皇权进入其中，虽然自以为怀挟真理，却难免左支右绌、捉襟见肘。

《孝经图卷》，北宋李公麟绘，绢本，墨笔，459.9厘米×21.7厘米，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李公麟被誉为宋画第一人，最擅长白描，只以线条勾勒，不施颜料，不加晕染。上图即以白描方式阐释了《孝经·谏诤章第十五》的含义：曾子问孔子，事亲是不是遵从父亲的命令而不违逆，才能称之为孝？孔子连连说，……如果有不义之事……作为人子，至情不能自已，必更加恭敬孝顺，积攒诚意以感动之……如果多次劝说还不听，就哭着跟随着他，直到他听从为止。……作为人臣，必批陈利害，及时劝止君主。如果他不听从，就要极谏，或借古喻今，或委婉地提出中肯的建议，直到他接纳为止。父亲、君主做事违背了义理，儿子、臣子要直言相劝，这才是真正的孝和忠。由此反映出古代移孝于忠与儒家迂阔耿介的性情。

《史记》中记载了一个名叫狄山的博士，匈奴来请求和亲，狄山认为经过连年战争，“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不如接受和亲，休兵养民。御史大夫张汤（以深刻著称的酷吏）批评狄山是“愚儒，无知”。狄山反批张汤“诈忠”，只关心皇帝的倾向，不关心国家的命运。一句话惹恼了汉武帝。汉武帝逼问狄山：我让你去管理一个郡，能不能保证匈奴不入寇呢？狄山说：不能。武帝又问：那么一个县呢？狄山还是说：不能。武帝再逼问：给你一个亭障，怎么样？狄山估计再说“不能”就要被隔离审查了，只好咬着牙说“能”。结果狄山就真的被派去守边，过了一个多月，这个可怜的迂儒的脑袋就被匈奴人砍掉了——皇帝和野蛮人联手，杀死了一个说真话的人。司马迁是在《张汤传》里讲到这个故事的。故事讲完之后，他淡淡地总结了一句：“自是以后，群臣震慑。”还有人敢反对皇帝吗？没有了。对于博士狄山这个与他同时代的可怜的小人物的命运，司马迁没有发一句议论。然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另外一个狄山呢？

狄山是博士，读书人，带兵打仗非其所长。汉武帝逼着他去戍边抵御匈奴，他说“不能”无可厚非。在这个特定情境之下，汉武帝应当受到谴责。但是，如果我们把狄山的故事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当中去，就会发现儒者集体所面临的实实在在的尴尬。当儒生们被允许进入现实政治的战场，参与国家管理的时候，他们该拿什么来应对国家所面临的形形色色的现实问题呢？比如匈奴入寇，比如连年战争所带来的财政危机。他们从孔孟那里得来的原则是对的、好的，但是，只有原则是远远不够的。儒生们必须学习，必须转变，必须向下沉潜，向法家学习制度和法律。只是，如何在与现实的碰撞之中，在权势的压迫之中，仍然保持身姿的挺拔、态度的坚定，这是一个大问题。

历朝历代，皆不乏直道立朝、敢言能谏之士，然鹤立鸡群者，很难推广至一般。儒者与现实结合，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是在宋朝。进入11世纪以后，宋朝士大夫集体，一方面，儒学修养日益精进，出现了反思历史，审读经典，以儒家学说为核心重建社会道德信仰体系的积极努力；另一方面，他们活跃在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办事能力一流，足为国家之栋梁。蔡襄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这气势，简直是文士包打天下。这种气势哪里来？以本朝政治传统为底色，以制度做保障。正是这种包打天下的气势，给了儒者以天下为己任的心胸。范仲淹一篇《岳阳楼记》传诵千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种担当，那种襟怀，是何等开阔！这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所允许和鼓励的。

《岳阳楼图》，元代夏永绘，绢本墨笔，界画，扇面，25.8厘米×25.2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夏永精于界画，尤擅长宫殿阁楼的界画。所谓“界画”，是指作画时使用界尺引线。画家用细如发丝的线条描绘，行笔细腻而整体气势宏伟，将巍峨的岳阳楼融绘于浩渺的自然当中。左侧为岳阳楼，右侧为留白，将“衔远山，吞长江”的气势与“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诗意融合得颇为自然。画面右上方以蝇头小楷题写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全文，通过描绘岳阳楼的丽景与文人骚客登楼观览后的不同感情，表达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与达观态度。

一流的办事能力，日益精进的儒学修养，给了宋朝儒者足够的底气。他们上承孔孟，以个人对儒家经典的修习直接体认真理，明辨是非，然后投身现实政治，以“大忠”之义侍奉君主，把华夏政治文化的水平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人敢对皇帝说：“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立。”这样理直气壮地要求最高统治者尊重制度原则，纵观帝制中国，舍宋朝外，哪朝还有？

宋朝士大夫说天下国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努力践行的。宋神宗最初的理财施政人选不是王安石，而是当时公认度最高的理财专家——张方平。张方平能力超群，但是曾经受贿，犯过错误。司马光时任御史中丞，是台谏官的领袖，专司批评。这个迂腐的儒者坚持道德至上，一票否决，坚决反对张方平的参知政事任命。为了避免矛盾，宋神宗试图把司马光从御史中丞调任翰林学士。司马光的调令要经过一个叫作银台司的机构审核，通过之后再送到閤门司，閤门司负责将调令送达司马光。按照行政程序，閤门司只是传达室，而银台司作为审核机构，则拥有一项特殊权力——“知门下封驳事”，有权驳回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行政命令。银台司的负责人吕公著认为，皇帝把司马光调离御史台是错误决定，就真的驳回了。神宗不愿意硬碰，就把司马光的官诰（调令）越过银台司，直接放到了閤门司，然后写小纸条约谈司马光，让他自己去取。

宋神宗自以为这一做法既聪明又体面，干得漂亮。结果怎样？吕公著坚决抗议，抗议不果，愤然辞职，曰：“诰不由封驳而出，则是职因臣而废，乞正臣之罪，以正纪纲。”[5]神宗绕过银台司，通过閤门司把官诰直接塞给司马光，这种做法破坏了银台司的封驳制度。被绕过的银台司失去了审核诏令的功能，名存实亡，国家的纲纪秩序因此遭到破坏。而在吕公著看来，这种破坏是因他而起的，他必须承担这莫大的罪责。在他的观念中，个人职位得失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制度所维系的朝廷秩序——唯有受到尊重的制度和传统，方能约束皇帝。

“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吕公著为司马光的“迂”[6]辩护，他自己又何尝不“迂”？迂者远，不近于利，“眼前亏”肯定是要吃的。不迂的，闪转腾挪，上蹿下跳，能得一时之利，然而规则破坏之后，又果真能够长治久安吗？纵然过得了一代人生命的长度，就不怕“其无后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