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一部

人好比河流：所有河里的水都一样，到处的水都一样，可是每一条河都是有的地方狭窄、有的地方宽阔、有的地方湍急、有的地方平缓、有的地方清澈、有的地方浑浊、有的地方冰凉、有的地方温暖。人也是这样。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至第二十二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

一

尽管几十万人麇集在不大的一块地方，千方百计糟蹋所聚居的土地，在地上铺砌石头，让地上什么也不生长，尽管一见出土的小草就铲除，尽管烧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腾腾，尽管拼命砍伐树木，驱逐一切鸟兽，然而，就是在城市里，春天依然是春天。阳光送暖，青草蓬勃生长，不仅在街心公园的草坪上，而且在石头缝里，凡是青草没有铲尽的地方，都一片翠绿。桦树、白杨、稠李纷纷吐出黏黏的、芳香的绿叶，菩提树上鼓起绽裂的嫩芽；寒鸦、麻雀和鸽子都不负春意，已经高高兴兴地在做窝儿；就连苍蝇，经阳光一晒，也在墙脚下嗡嗡飞动。不论树木花草、雀鸟昆虫，还是小孩子，全都欢欢喜喜。可是人——大人，成年人却依然无休无止地在欺骗自己和相互欺骗，折腾自己和相互折腾。人们认为，神圣和重要的不是这春天的早晨，不是为造福万物而生就的人间美景，这种可以激发和睦、融洽、友爱之情的美景，而是人们自己想方设法，施行人对人的统治。

比如，省监狱办公室里的官吏们认为神圣和重要的，不是所有的鸟兽和人都受到春天的感染，享受到春天的欢乐，他们认为神圣和重要的，是昨天收到一封编号、盖印、标明案由的公文。公文要求，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前将狱中三名在押的案犯，两女一男，送法庭受审。其中一名女的是主犯，须单独押送。由于接到这张传票，这天上午八点钟，看守长走进又暗又臭的女监走廊。紧跟着他走进走廊的是一个面容憔悴的女人，一头卷曲的白发，身穿袖口镶金绦的女褂，扎一条蓝边腰带。这是一名女看守。

“您是要带玛丝洛娃？”她一面问，一面同值班看守朝走廊内一间牢房门口走去。

值班看守当啷一声开了铁锁，打开牢房门，一股比走廊里更难闻的臭气从牢房里冲了出来。值班看守吆喝道：“玛丝洛娃，过堂去!”又把牢门掩上，等待着。

就是在监狱的院子里，空气也是新鲜清爽的，那是吹进城里来的田野上的空气。可是走廊里却是污浊难闻的饱含伤寒菌的空气，充满粪便气味、焦油气味和腐烂气味，任何人一走进来都会立刻感到窒闷和难受。女看守虽然闻惯了污浊空气，但从外面一走进来，就有这样的感觉。她一进走廊，顿时就感到浑身无力，昏昏欲睡。

牢房里响起忙乱的声音：几个女人说话的声音和几双光脚板走动的声音。

“快点儿，磨蹭什么，玛丝洛娃，听见没有!”看守长对着牢房门喝道。

过了两分钟左右，一个身穿白衣白裙、外罩灰色囚服、个头儿不高、胸部非常丰满的年轻女子大踏步走出牢房，麻利地转过身子，在看守长身边站住。这女子脚穿麻布长袜，外套囚犯棉鞋，头上扎一块儿白头巾，显然有意地让几圈乌黑的卷发从白头巾里露出来。她的脸色异常苍白，白得像地窖里的土豆芽，长期坐牢的人脸色都是这样的。她那一双不大而宽阔的手和从囚服宽大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脖子也是这样的。在这张脸上，特别是在苍白无光泽的脸色衬托下，那双乌黑发亮，有点儿浮肿，却十分有神的眼睛，实在使人惊异。其中有一只眼睛多少有点儿斜视。她挺着丰满的胸脯，身子站得笔直。一来到走廊里，她就微微仰起头，径直朝看守长的眼睛看了看，摆出一副任人摆布的姿态。看守长正要关门，这时有一个没裹头巾的白发老太婆从门里探出她那张苍白而冷峻的皱皱巴巴的脸。老太婆刚要开口对玛丝洛娃说话，看守长就把门推到老太婆的头上，白头不见了。牢房里响起女人的哄笑声。玛丝洛娃也微微笑了笑，转过脸对着门上装了铁条的小窗口。老太婆从里面凑到小窗口上，用沙哑的嗓门儿说：“顶要紧的是，不能说的别说，说过的别改口，就行了。”

“只要有一个结果就好，不会比现在更糟的。”玛丝洛娃摇了摇头说。

“当然，结果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带着长官的神气说，显然相信自己说得很俏皮，“跟我走!”

小窗口里露出来的老太婆的眼睛不见了。玛丝洛娃来到走廊中央，快速地迈着碎步跟着看守长走去。他们走下石头阶梯，经过比女监更臭、更嘈杂、每个小窗口都有眼睛盯着他们的男监，走进办公室，办公室里已经有两名押解士兵持枪等待着。坐在这儿的一名文书把一份烟味很重的文件交给一名押解士兵，指着女犯说：“把她交给你了。”

这名士兵是下诺夫戈罗德的一个红脸庞、有麻子的汉子，他把公文掖在军大衣翻袖里，瞟着女犯，笑嘻嘻地朝高颧骨的楚瓦什同伴挤挤眼睛。他们带着女犯下了台阶，朝大门口走去。

大门上的一扇小门打开了，两名士兵押着女犯跨过小门的门槛，来到院子里，再走出围墙，来到铺砌石头的大街上。

车夫、店伙计、厨娘、做工的、当官为吏的纷纷停住脚步，好奇地打量女犯。有的摇摇头，心里说：“瞧，这就是干坏事的下场，还是像我们这样做人好。”孩子们胆战心惊地望着这个女强盗，唯一可以放心的是她被士兵押着，再也不能为非作歹了。一个乡下汉子卖掉了木炭，在茶馆里喝足了茶，这时走到她跟前，画了一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女犯脸红了，低下头，嘴里说了两句什么。

女犯觉察到向她射来的一道道目光，也不扭转头，不动声色地斜睨着那些看她的人。许多人这样注意她，使她感到高兴。这春天的空气，与牢房里的相比，清爽多了，也使她高兴。不过她已经不习惯于走路，又穿着笨重的囚犯棉鞋，两只脚走在石子路上非常疼痛。于是她看着自己脚底下，尽可能走得轻一点儿。他们经过一家面粉铺，门前有许多鸽子，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没有人欺负打扰它们。女犯的脚差点儿碰到一只瓦蓝色鸽子，那只鸽子腾地飞起来，拍打着翅膀擦着女犯耳边飞过，给她送来一阵清风。女犯微微一笑，接着想起自己的处境，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二

女犯玛丝洛娃的身世十分平常。她是一个未婚女农奴的私生女。这女农奴跟着喂养牲口的母亲，住在两个地主小姐的庄子里。这个未婚女子每年都生孩子，并且依照乡下习惯，给孩子行洗礼，然后，做母亲的就不再喂养不受欢迎、不需要而且妨碍干活儿的孩子，孩子很快就饿死。

就这样死了五个孩子。五个孩子都行了洗礼，然后都不再喂养，于是都死掉了。第六个孩子是跟一个路过的茨冈人生的，是个女孩儿。她的命运本来也会是一样的，可是事出偶然，两个老小姐中有一个来到牲口棚里，斥责喂养牲口的人，因为奶油有牛臊气。当时产妇和这个挺好看的胖娃娃正躺在牲口棚里。老小姐大骂了一通，又说奶油有牛臊气，又说不该把产妇放在牲口棚里，骂完正要走，忽然看见这孩子，对孩子产生了爱怜之情，就自己提出要做她的教母。她便给孩子行了洗礼，后来，因为心疼自己的教女，就常常给做母亲的送牛奶和钱。这样，女孩儿就活了下来。两个老小姐就叫她“得救妞儿”。

这孩子三岁那年，母亲生病死了。喂牲口的外婆抚养外孙女感到十分吃力，两个老小姐便把孩子收养了。这个黑眼睛女孩儿长成一个异常活泼可爱的小姑娘，两个老小姐常常逗她取乐。

两个老小姐中，妹妹索菲娅·伊凡诺芙娜比较善良，给女孩儿行洗礼的就是她，姐姐玛丽娅·伊凡诺芙娜心肠却比较硬。索菲娅常为小姑娘打扮，教她念书，一心想让她成为自己的养女。玛丽娅却说，要让小姑娘成为一名干活儿的好手，一名很好的侍女，因此对她管束很严，常常处罚她，在心情不好的时候还要打她。就这样，因为在两种影响下成长，等小姑娘长大了，就成了半个侍女，半个养女。她的名字的叫法不亲也不卑，不叫卡金卡，也不叫卡吉卡，而叫卡秋莎。她缝缝补补，收拾房间，擦拭圣像，烧菜，推磨，煮咖啡，洗衣服，有时陪两个老小姐坐坐，给她们读书解闷儿。

有些人向她求婚，可是她谁也不愿嫁，觉得跟着向她求婚的那些干力气活儿的人过日子，她受不了。

就这样她生活到十六岁。等她过了十六岁生日，老小姐家里来了一个上大学的侄儿，是一位阔绰的公爵少爷，卡秋莎一下子就爱上了他，她不仅不敢向他表白，甚至自己对自己也不敢承认。后来又过了两年，这位侄少爷出发去远征，顺路来到姑妈家，在姑妈家住了四天，临行前夜，他勾引了卡秋莎，动身那天他塞给卡秋莎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他走后又过了五个月，她才清楚地知道自己怀孕了。

从那时候起，她对一切都厌恶了。她只是一心想着怎样避免即将临头的耻辱。她不仅服侍两个老小姐又勉强又马虎，而且连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竟发起脾气。她对老小姐说了不少无礼的话，过后自己觉得懊悔，就要求辞工。

两个老小姐对她也很不满意，就放她走了。她离开她们家，就到县警察局长家里做侍女，但只在那里干了三个月，因为警察局长虽然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子，却千方百计地调戏她。有一次，他死皮赖脸地纠缠她，她发起火来，骂他浑蛋和老色鬼，并且狠狠地当胸推了他一把，把他推倒在地上。她因为粗暴无礼被撵走了。再找活儿已不可能，因为很快就要分娩，于是她住到乡下一个又做产婆又卖私酒的寡妇家里。分娩很顺利。可是那产婆刚给村子里一个有病的女人接过生，就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婴儿是个男孩儿，被送进育婴堂，据送婴儿的老太婆说，婴儿一到那里便死了。

卡秋莎住进产婆家里的时候，身上总共有一百二十七卢布：二十七卢布是挣的工钱，一百卢布是勾引她的少爷给的。等她从产婆家里出来，只剩了六个卢布。她不会省钱，自己要花就花，谁要就给谁。产婆向她要了四十卢布作为两个月的生活费，即伙食费和茶点钱，花二十五卢布把孩子送进育婴堂，产婆又借了四十卢布买牛，还有二十来个卢布买衣服、买礼物用了。所以，当卡秋莎身体恢复时，她已经没有钱了，不得不再找活儿干。她在一位林务官家里找到了活儿。林务官是有妻室的人，但也和警察局长一样，从第一天起就缠住卡秋莎不放。卡秋莎十分讨厌他，拼命躲避他。可是他比她老练、狡猾，更主要的他是东家，他想叫她到哪儿就叫她到哪儿，所以找到一个机会，把她占有了。妻子知道了这事儿，有一次碰上丈夫单独和卡秋莎在房间里，就扑过去打她。卡秋莎也不示弱，于是扭打起来。结果是她被撵出门来，连工钱也没拿到。于是卡秋莎来到城里，住到姨妈家。姨父是个装订工，以前日子过得不错，可是如今没有主顾，而且经常酗酒，手底下有什么东西都要变卖喝掉。

姨妈开了一个小洗衣铺，她和儿女们借以糊口，并养活潦倒的丈夫。姨妈要卡秋莎在她的洗衣铺干活儿。但卡秋莎看到姨妈铺子里洗衣女工干的活儿太艰苦，就不想干，又到荐头行里去找地方当女仆。她找到一位太太家，太太家有两个上中学的儿子。她进去一个星期，那个上中学六年级的留胡子的大儿子就丟下功课，缠住她，不让她安宁。太太认为一切全怪玛丝洛娃，就把她辞退了。她一时未找到新的工作，但事有凑巧，她一来到荐头行，就遇到一位太太，肥胖的手和光手臂上戴着钻石戒指和手镯。这位太太知道了正在找活儿干的玛丝洛娃的处境，就把自己的地址告诉她，请她到家里去。玛丝洛娃来到她家里。太太殷勤地招待她，请她吃馅饼，喝甜酒，又打发侍女送一封信到什么地方去。傍晚就有一个一头长长的白发和白胡子的高个子来到房间里。这老头子一进来就挨着玛丝洛娃坐下，眼睛闪闪发亮，笑嘻嘻地打量着她，同她说笑。太太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里，玛丝洛娃就听到太太说：“是个雏儿，刚从乡下来的。”然后太太把玛丝洛娃叫去，说这是一位作家，钱多得很，只要她能让他喜欢，他是不会舍不得什么的。她让他喜欢了，他便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说要常常和她相会。她付了姨妈家的生活费，买了新衣服、帽子和缎带，钱很快就用完了。过了几天，作家又请她去一次，她去了。他又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且叫她搬到单独的一个住所去。

玛丝洛娃住在作家租下的寓所里，却爱上了同院一个讨人喜欢的店伙计。她自己对作家说了这事，便搬到另外一个单独的小寓所去。店伙计本来说要和她结婚，后来却不辞而别，到下诺夫戈罗德去了，显然是把她抛弃了。于是玛丝洛娃又成了孤零零一个人。她本想一个人在寓所里住下去，可是警察不准她住。派出所所长对她说，只有领到黄色执照[1]，经过检查，才能单独居住。于是她又来到姨妈家。姨妈看到她身上讲究的衣服、披肩和帽子，认为她现在身份高了，就恭恭敬敬地招待她，再也不敢叫她做洗衣妇了。对玛丝洛娃来说，也不存在当不当洗衣妇的问题。她现在怀着怜悯的心情看着前面几间屋里的洗衣妇过着苦役般的日子。那些洗衣妇脸色苍白，胳膊干瘦，有的已经得了痨病，在三十度[2]的肥皂水蒸气里洗衣服，熨衣服，不论冬夏都开着窗子。她一想到她也可能服这种苦役，就浑身发怵。

就在这时候，就在玛丝洛娃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而特别困顿的时候，一个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找到了她。

玛丝洛娃早就抽上了香烟，在她同店伙计姘居的后期和被他抛弃以后，她越来越迷恋上老酒。她之所以迷恋老酒，不光是因为她觉得酒味甘美，更因为酒能使她忘记她经受的一切痛苦，使她摆脱烦恼，增强自尊心。没有酒是不行的。不喝酒的时候，她总感到灰心丧气，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牙婆为姨妈摆了一桌酒席，让玛丝洛娃吃得酒足饭饱之后，就提出要她进本城最好的一家上等妓院，向她列举了做这种营生的种种好处。玛丝洛娃必须有所选择：要么选择当女仆的屈辱处境，其中有男人的纠缠和秘密的、临时的通奸；要么选择有保障的、安定的、合法的地位和公开的、合法的、报酬丰厚的、经常的通奸。于是她选择了后者。此外，她想借此报复勾引她的公爵少爷、店伙计和一切欺侮过她的男人。其中还有一点吸引她，使她最后打定了主意，那就是牙婆对她说，她想要什么衣服就做什么衣服，丝绒的、法伊绉的、绸缎的，袒胸露臂的舞服，要什么有什么。于是她想象到自己穿着黑丝绒滚边的鹅黄色袒胸绸衣的情景，再也招架不住，就交出身份证去换黄色执照。当晚牙婆就叫来一辆马车，把她送进有名的基塔耶娃妓院。

从那时起，玛丝洛娃就长期过起违反上帝和人类训条的生活。千百万妇女过着这种生活，不仅得到关心国民福利的政府许可，而且受到政府保护。过这种生活的妇女到头来十个有九个会得痛苦的疾病，未老先衰，过早夭折。

夜间纵情狂饮，寻欢作乐，白天昏昏沉睡。下午三四点钟慵倦无力地从肮脏的床上爬起来，喝矿泉水醒酒，喝咖啡，穿着罩衫、小褂、睡衣，懒洋洋地在几个房间里溜达，撩起窗帘望望窗外，有气无力地互相对骂。然后梳洗，搽油，往身上、头发上洒香水，试衣服，为衣服同老鸨争吵，照镜子，往脸上涂脂抹粉，画眉毛，吃又甜又腻的点心；然后穿上袒胸露臂的鲜艳绸衫；然后走进灯火辉煌的华丽大厅。嫖客陆续到来，奏乐，跳舞，吃糖果，喝酒，吸烟，与嫖客通奸。嫖客有年轻的，有中年的，有半大孩子，有风烛残年的老头子，有单身汉，有有妻室的，有商人，有店伙计，有亚美尼亚人，有犹太人，有鞑靼人，有富的，有穷的，有健壮的，有病弱的，有醉汉，有不喝酒的，有粗鲁的，有温柔的，有军人，有文官，有大学生，有中学生……各种阶层、各种年龄、各种性格的人，应有尽有。又是叫嚷又是调笑，又是打闹又是音乐，抽烟喝酒，喝酒抽烟，音乐从天黑响到天明。只有上午才能脱身和昏昏沉睡。天天如此，一个星期都是如此。到了周末，就到政府机关，即公安分局，里面那些担负国家重任的男人，官吏和医生，有时严肃认真，有时不惜蹂躏为防止犯罪不仅赋予人类，而且赋予禽兽的羞耻心，用轻薄嬉笑的态度对这些女人进行检查，发给她们许可证，批准她们继续干上一星期她们和同伙干过的那种罪行。下一个星期还是如此。不论冬天与夏天，不论平常日子和节假日，天天如此。

玛丝洛娃这样过了七年。在这期间，她换过两个妓院，住过一次医院。在她进妓院的第七年，也就是她第一次失身后的第八年，在二十六岁的时候，她出了事，因为这事她进了监狱，在监狱里和盗贼、杀人犯一起过了六个月之后，现在被押送法庭受审。

三

就在玛丝洛娃走了很长的路，走得筋疲力尽，来到地方法院大厦门前的时候，她的养母的侄儿，当初诱奸她的公爵少爷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聂赫留朵夫，还躺在他那高高的弹簧床上，床上铺着羽绒褥垫和揉皱的被单。他穿着干净的、胸前皱褶熨得很平整的荷兰式衬衣，敞着领口，吸着香烟。他望着面前，眼睛一动也不动，思索着今天要干些什么事，昨天发生过一些什么事。

他想起昨天在富贵的柯察金家度过的一个黄昏，想到大家都揣测他一定要和柯察金家的小姐结婚，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扔掉烟蒂，想从银烟盒里再取一支烟，可是他改变了主意，从床上耷拉下两条光溜溜的白腿，用脚找到拖鞋，把一件绸晨衣披在圆润的肩上，迈着又快又重的步子，来到卧室隔壁的盥洗室里。盥洗室里充满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和香水的非自然气味。他用特制的牙粉刷过他那修补过多处的牙齿，用芳香的含漱剂漱过口，然后上上下下擦洗身子，再用几条不同的毛巾擦干。用香皂洗过两只手，用刷子仔细刷过长指甲，在很大的大理石脸盆里洗过脸和白胖的脖子，便走到旁边另一间屋里，这儿已准备好淋浴。他用凉水冲洗过那白白的、结实而丰满的身体，用毛茸茸的浴巾擦干，穿起熨得笔挺的干净衬衣，穿上擦得像镜子一样锃亮的皮鞋，坐到梳妆台前，用两把梳子梳理那卷曲的小黑胡子和前顶已经有些稀疏的卷发。

他穿戴的东西，也就是他的服饰用品，如衬衣、外衣、鞋子、领带、别针、袖扣，样样都是最高级、最昂贵的货色，高雅、大方、坚固、名贵。

他从十来样领带和胸针中随手各挑了一样。以前他做这些事觉得新鲜有趣，现在觉得索然无味了。他穿起刷得干干净净、放在椅背上的衣服，便走了出来，虽然算不上焕然一新，但也周身上下干净芳香。他走进长长的餐厅。昨天三个汉子刚把餐厅里的镶木地板擦得明光锃亮。里面有一张高大的橡木食品橱，一张宽大的活动餐桌，雕成狮爪形状的桌腿宽宽地叉开，很有气派。餐桌上铺着薄薄的、浆得笔挺的、绣着巨大家徽的桌布。上面是盛着香喷喷的咖啡的银咖啡壶、银糖缸、盛着煮过的奶油的奶油罐和装着新鲜面包、面包干、饼干的篮子。这些家什旁边放着刚收到的信件、报纸和新出的一期法文杂志《两个世界》[3]。聂赫留朵夫刚要拆阅信件，从通向走廊的门里轻轻走进一个肥胖的老妇人，她身穿丧服，头戴花边头饰，遮盖着她那很宽的头发分缝。这是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原是聂赫留朵夫母亲的侍女，不久前母亲就在这所宅子里去世，她就留下来给少爷做女管家。

阿格拉菲娜几次跟随聂赫留朵夫的母亲出国，在国外住了十来年，很有贵妇人的仪表和气派。她从小就生活在聂赫留朵夫家，在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还叫小名米金卡的时候就熟悉他了。

“早晨好，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

“您好，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有什么新闻吗？”聂赫留朵夫用玩笑的口吻问。

“有一封信，不知是公爵夫人写来的，还是公爵小姐写来的。一名侍女老早就送来了，还在我屋里等着呢。”阿格拉菲娜说着，把信交给他，脸上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

“好，我就看。”聂赫留朵夫说着，接过信，注意到阿格拉菲娜的笑，不由得皱起眉头。

阿格拉菲娜微笑的含意是，信是柯察金小姐写来的，按阿格拉菲娜的看法，聂赫留朵夫正准备同她结婚呢。阿格拉菲娜的微笑所表示的这种推断，使聂赫留朵夫很不愉快。

“那我去叫她再等一会儿。”阿格拉菲娜说着，拿起放得不是地方的扫面包屑的小刷子，放到另一个地方，就轻轻地走出餐厅。

聂赫留朵夫打开阿格拉菲娜交给他的那封香喷喷的信。信是写在一张毛边的灰色厚纸上的，字迹尖细而稀疏。他看了起来。

我既承担义务做您的记性，那现在就提醒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您应当出庭陪审，因此您无论如何不能照您昨天以您素有的随便态度答应的那样，陪我们去看画展了；除非您情愿向地方法院缴纳三百卢布的罚金，相当于您舍不得买的那匹马的价钱，为的是您没有按时出庭。昨天您刚走，我就想起了这事。请您千万不要忘记。

玛·柯察金娜公爵小姐

信的背面又附笔写着：

妈妈要我告诉您，为您准备的晚餐将等您到深夜。

您务必要来，迟早听便。

玛·柯

聂赫留朵夫皱起眉头。两个月来柯察金公爵小姐一直巧妙地在他身上下功夫，就是要用一条条无形的线把他和她拴得越来越紧，这封信便是这种功夫的继续。已经过了青春少年，不再痴心钟情的男子，遇到结婚的事，总是左顾右盼，踌躇不决。不过，除了这种一般性的踌躇不决之外，聂赫留朵夫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使得他纵然下了决心，也不能立刻去求婚。这原因不是他在十年前诱奸了卡秋莎又把她抛弃了。这事儿他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没有认为这是他结婚的障碍。这原因是眼下他与一个有夫之妇有关系，虽然从他这方面来说，这种关系现在已经断了，但她却不认为是断了。

聂赫留朵夫见到女人很腼腆。但正是他的腼腆挑起了那个有夫之妇要征服他的欲望。那个女人是一个县的首席贵族的妻子。在选举首席贵族期间，聂赫留朵夫常常去那个县。那个女人勾引他发生了关系。这种关系使聂赫留朵夫一天比一天迷恋，同时也一天比一天厌恶。起初是聂赫留朵夫招架不住她的诱惑，后来又因为感到对她负疚，所以不得到她的同意，就不能断绝这种关系。就是出于这一原因，聂赫留朵夫认为即使自己有心，也无权向柯察金家的小姐求婚。

桌上正好放着那个女人的丈夫的来信。聂赫留朵夫一见到他的笔迹和邮戳，就满脸通红，顿时感到精神紧张起来，他每遇到危险，总是这样的。不过他的紧张是不必要的：那个丈夫，聂赫留朵夫主要田产所在县的首席贵族，来信是通知聂赫留朵夫五月底要召开地方自治会非常会议，请聂赫留朵夫务必出席，并希望在会议上讨论有关学校和专用线路等当前重大问题时支持他，因为他预料在讨论中会遭到反动派的强烈反对。

首席贵族是自由派人士，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反对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期间气焰嚣张的反动势力，并且全力以赴地投入这场斗争，丝毫不知道家庭生活中的不幸。

聂赫留朵夫想起由于这个人而经历过的种种苦恼时刻。记得有一次他以为她的丈夫知道了这事，就准备同他决斗，决斗时他准备朝天开枪。还记得跟她大闹过一场，她在绝望中朝花园里的池塘跑去，想投水自尽，他慌忙跑去找她。“我现在不能去找她，在她没有答复我以前，也不能采取任何措施。”聂赫留朵夫在心里说。他在一个星期之前给她写过一封很果断的信，承认自己不对，愿意用任何方式弥补自己的过错，不过他还是认为，他们的关系应该一刀两断，这确实对她有好处。他现在就在等待回复，还没有收到回信。没有回信多少是个好兆头。假如她不同意分手，早就写信来，或者还会像以前那样亲自赶来了。聂赫留朵夫听说，那儿现在有一位军官在追求她，这使他难受，因为他嫉妒，同时又使他高兴，因为有希望摆脱处处作假的尴尬局面。

另一封信是庄园的总管写来的。总管在信里说，他，聂赫留朵夫必须亲自去一趟，以便办理遗产继承手续。此外，还要对今后如何经营田产问题做出决定：是按照公爵夫人在世时那样经营呢，还是采取他以前曾向公爵夫人提出、如今又向公爵少爷提出的办法，也就是添置农具，把租给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回，自己耕种。总管在信中说，这样经营要划算得多。同时总管还表示歉意说，原定一号前应当汇出三千卢布，多少有些延迟了。这笔钱将随下一班邮车汇出。他之所以延迟汇款，是因为怎么也收不齐农民欠的租，农民异常刁滑，以至于不得不求助于官府，强制农民缴租。聂赫留朵夫看完这封信，又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他觉得自己拥有偌大的家产，不高兴的是他在青春少年时期原是斯宾塞[4]的狂热信徒，而且因为自己是大地主，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中所提出的正义不允许土地私有的论点特别使他震动。他出于青年人的直率和豪爽，不仅口头上说土地不应该成为私有物，不仅在大学里就这一问题写过论文，而且当时在行动上把小部分土地(那一部分土地不属于母亲，而是他自己从父亲名下继承的)分给了农民，因为他不愿意违背自己的信念占有土地。现在他因为继承遗产而成为大地主，他必须在二者中选择其一：要么像十年前处理他父亲的二百俄亩土地那样，放弃他的私有财产，要么以默默接受的方式承认自己以前的一切想法都是错误和荒谬的。

第一条他做不到，因为除了土地他没有任何其他生活资料。他不愿做官，可是他又过惯了阔绰生活，认为要放弃这种生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何必放弃这种生活，因为年轻时的信仰、决心、好强心和惊天动地的志向，如今都没有了。至于第二条，关于土地私有制不合理的道理，当初他是从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中汲取来的，后来过了很久又从亨利·乔治[5]的著作里找到了光辉论证，要否定这一明确无误、颠扑不破的道理，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因此，总管的信又使他很不高兴。

四

聂赫留朵夫喝完咖啡，便朝书房走去，要去看看通知，看看应该几点钟出庭，再给公爵小姐写回信。去书房要经过画室。画室里放着画架，有一幅已经动笔的画翻过来放在画架上，墙上还挂着几张画稿。他看到他已经下了两年功夫的这幅画，看到几张画稿和整个画室，又一次感觉到，他在绘画方面已经无法继续前进了。近来他特别深切地感觉到这一点。他认为，他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审美感太敏锐了，眼高手低。但不管怎样，意识到这一点，总是很不愉快的。

七年前，他断定自己有绘画天才，便辞去了军职。他把艺术创作看得很高，有点瞧不起一切其他工作。现在看来，他无权傲视一切。因此一想到这一点就很不愉快。他怀着沉重的心情看了看画室里豪华的设备，闷闷不乐地走进书房。书房是一个又高又大的房间，有各种各样的装饰、用具和设备。

聂赫留朵夫一下子就在大写字台一个标有“急件”的抽屉里找到那份通知，通知写明应在十一时出庭。然后坐下来给公爵小姐写信，说感谢她的邀请，他将尽量赶去吃饭。可是，写完了信，却又撕掉，认为写得太亲热了。又写了一封，似乎又太冷淡了，几乎是辱骂的语调。他又把信撕掉，按了按墙上的电铃按钮。走进来一名上了年纪的、面色阴沉的家仆，腰系灰色细布围裙，留着络腮胡子，嘴唇和下巴刮得光光的。

“请派人去叫一辆马车来。”

“是，老爷。”

“再请您对柯察金家那个等回话的人说一声，就说我很感谢，会尽量赶到的。”

“是。”

“这样有点失礼，可是我写信又写不好。反正今天要和她见面的。”聂赫留朵夫心里想着，走出书房去换衣服。

等他穿好衣服，来到台阶上，一个熟识的马车夫已经坐在胶轮马车上等着他了。

“昨天您刚刚离开柯察金公爵家，我就到了。”马车夫扭了扭他那白衬衫领子里的黑黑的、强壮的脖子说，“他们家看门的说，老爷您刚走。”

“连马车夫都知道我和柯察金家的关系了。”聂赫留朵夫心里说。于是他面前又出现了近来经常盘旋在他脑际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该不该同柯察金家的小姐结婚？这个问题也像当前他遇到的多数问题一样，他怎么也不能解决，觉得这样或那样都不行。

总的来说，想结婚的原因是：第一，除了可以享受家庭温暖以外，结婚还可以避免不正当的两性生活，而过合乎道德的夫妻生活；第二，也是主要的原因，他希望家庭和子女能够给他目前这种空虚的生活增添一些意义。想结婚的原因无非就是这些。不想结婚的原因大致是：第一，怕失去自由，这是一切已经不太年轻的单身男子的普遍性顾虑；第二，对女人这种神秘的生物怀着一种不自觉的恐惧。

具体地说，想和米西(柯察金家小姐本名玛丽娅，正如一切名门世家的小姐，她还有别号)结婚的原因是：第一，她出身名门，从衣着到音容笑貌，走路风度，都与平常人不同，这不同不是因为有什么特殊之处，而是因为她的“雍容华贵”——他再也想不出更适当的词来形容这种品质，他对这种品质十分珍视；第二，她认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因此他觉得她是了解他的。在聂赫留朵夫看来，对他的这种了解，也就是对他的崇高价值的承认，证明她聪明非凡，见解过人。不想和米西结婚的原因是：第一，他很可能找到一个比米西好得多、同他更般配的姑娘；第二，她已经二十七岁，因此她以前一定谈过恋爱。聂赫留朵夫一想到这事，就很不好受。他的自尊心很强，即使在过去她爱的不是他，他也不能容忍。当然，以前她不可能知道日后会遇见他，但是一想到她以前可能爱过什么人，他就觉得自己受了侮辱。

就这样，有多少应该结婚的理由，就有多少不应该结婚的理由；至少二者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因此聂赫留朵夫嘲笑自己是比里当的驴子[6]。而且他至今仍然是驴子，不知道在两捆干草当中选哪一捆好。

“不过，还没有收到玛丽娅·瓦西里耶芙娜(首席贵族的妻子)的回信，没有跟她完全断绝关系，反正还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自己对自己说。

他想到可以而且应该迟一点儿做出决定，便感到高兴。

“反正这些事我过些时候会考虑好的。”当他坐的轻便马车轻快无声地来到法院门前的柏油路上时，他在心中对自己说。

“现在我得认真负责地履行社会职责，我一向认真负责，我认为这是应该的。再说，这种事往往都很有意思。”他心里想着，从看门人身边走过，进入法院的门廊。

五

聂赫留朵夫走进法院的时候，走廊里已经有不少人在紧张地来回走动了。

法警们带着公文或者遵照指示走来走去，有的快步行走，有的甚至小跑，两脚不离地面，鞋底擦着地板，跑得气喘吁吁。警官、律师和法院办事人员来来往往，时而朝这边来，时而朝那边去。一些原告和无人押解的被告无精打采地在墙边踱步，或者坐着等候。

“地方法庭在哪里？”聂赫留朵夫向一名法警问道。

“您问哪一个法庭？有民事庭，有高等审判庭。”

“我是陪审人员。”

“那就是刑事庭。您这样说就明白了。打这儿朝右走，然后往左拐，第二个门就是。”

聂赫留朵夫照他的指点走去。

在法警所指的那个门口，有两个人站在那儿等着：一个是又高又胖的商人，面貌和善，显然已经吃饱喝足，情绪极好；另一个是犹太裔店员。聂赫留朵夫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这儿是不是陪审人员议事室的时候，他们正在谈羊毛的价钱。

“就是这儿，先生，就是这儿。您也是陪审人员，跟我们是一伙儿的吧？”面貌和善的商人快活地挤挤眼睛问。“那好，咱们一块儿来干吧。”他听到聂赫留朵夫肯定的回答，又接着说：“我是二等商人巴克拉绍夫。”他说着，伸出一只又宽又软的肥厚的手，“是要辛苦一番了。请问贵姓？”

聂赫留朵夫报了姓名，便走进陪审人员议事室。

在不大的陪审人员议事室里，有十来个不同行业的人。大家都是刚到，有的坐着，有的走来走去，互相打量着，互相介绍认识。有一个退役军人穿着军装，其余的人穿礼服或西装便服，只有一个人穿长袍。

尽管不少人为这事丢开正事，尽管嘴上说这事太麻烦，然而大家都露出几分得意的神情，认为自己是在做一项重大的社会工作。

陪审人员有的已经相互介绍认识了，有的还在相互猜测对方是什么人，都在交谈，谈天气，谈早来的春天，谈即将审理的案子。有些同聂赫留朵夫不相识的人，连忙过来跟他认识，显然认为这是特别光彩的事。聂赫留朵夫却像往常跟陌生人周旋一样，觉得这是一般的应酬。要是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他也答不上来，因为他这一辈子也没有表现出什么了不起的过人之处。至于他讲的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穿戴的衬衫、外衣、领带、袖扣都是上等货，都不能成为他自命不凡的理由。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然而，毫无疑问，他又认为这都是他的过人之处，认为别人对他表示尊敬是理所当然的，要是别人不表示尊敬，就觉得是受到屈辱。在陪审人员议事室里恰恰就有人对他不表示尊敬，因而他也就十分不快。陪审人员当中有一个是聂赫留朵夫的熟人。这人叫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聂赫留朵夫从来不知道而且也不屑于知道这人的姓)，给聂赫留朵夫姐姐家的孩子们当过教师，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聂赫留朵夫一向讨厌他那种不拘礼节的态度、那种扬扬自得的哈哈大笑，总之，如聂赫留朵夫的姐姐说的，那种“公社习气”使人很讨厌。

“哈，您也落网啦。”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迎着聂赫留朵夫高声大笑，“您也没躲掉吗？”

“我根本就不想躲。”聂赫留朵夫严肃而阴沉地说。

“哦，这可是一种公民的忘我精神。不过，您等着吧，等到您吃不上饭，睡不成觉，就不唱这个调调儿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更响亮地哈哈大笑着说。

“这个大司祭的儿子马上就要跟我拍肩膀了。”聂赫留朵夫在心里说，脸上露出极其阴沉的神色，假如此刻他得到亲人全部死光的噩耗，那这种神情就显得很自然了。聂赫留朵夫离开他，走到一群人跟前，这些人围着一个高高的、脸刮得光光的、仪表堂堂的先生，听他有声有色地在说一件什么事。这位先生说的是眼下正在民事庭审理的一宗案件，似乎很熟悉案情，叫得出法官和著名律师的名字和父称。他说到一位著名的律师使那宗案子出现了惊人的转折，由于这一转折，那个老太太，尽管道理完全在她这一方，也势必要白白地拿出一大笔钱给对方。

“真是一位天才律师!”他说。

大家都恭恭敬敬地听着，有的人几次插嘴想说说自己的看法，可是都被他打断，似乎只有他一个人了解全部底细。

聂赫留朵夫虽然来迟了，可是还得等很久。有一位法官到现在还没有来，不得不延迟开庭。

六

庭长很早就来到法院。庭长是一个高大而肥胖的人，留着大把的花白络腮胡子。他是个有妻室的人，可是十分风流放荡，他的妻子也是这样。他们互不干涉。今天早晨他收到一个瑞士女人的来信，那女人夏天在他家做过家庭教师，现在从南方上彼得堡去，路过此地。她在信中说，在三点到六点之间她在本市“意大利旅馆”等他。因此他希望今天早点儿开庭，早点儿结束，以便赶去和那个红头发的克拉拉相会。去年夏天他和她在别墅里就干起了风流韵事。

他走进办公室，把门反扣上，从文件柜最下面一格取出两个哑铃，向上，向前，向两旁，向下各运动了二十回，然后把哑铃举过头顶，身子轻巧地蹲下去三次。

“要保持元气，再没有什么办法比淋浴和做体操更好的了。”他在心里说，一面用无名指上戴金戒指的左手摸摸右臂上那紧绷绷的一团肌肉。他还要练击剑(他在久坐审理案件之前，总要做这两种运动)，这时房门动了一下。有人想开门。庭长连忙把哑铃放回原处，把门打开。

“对不起。”他说。

一位法官走了进来，个头儿不高，戴着金丝眼镜，耸着肩膀，阴沉着脸。

“玛特维·尼基济奇又没有到。”这位法官很不满地说。

“还没有到，”庭长一面穿制服，一面回答说，“他总是迟到。”

“奇怪，怎么不难为情。”这位法官说完这话，很生气地坐了下来，伸手掏香烟。

这位法官是个一丝不苟的人，今天早晨同妻子发生过一场很不愉快的争吵，因为妻子不到时候就把这个月的生活费用光了。她要求预支一些钱，可是他说，无法通融。于是就吵了起来。妻子说，要是这样，那就不做饭，叫他休想在家里吃到饭。吵到这里，他赶紧收兵，生怕她说到做到，因为她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这不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过日子，却落得这样。”他心里想着，眼睛瞧着又健康又愉快、容光焕发、和蔼可亲的庭长，庭长把两个胳膊肘叉得宽宽的，用两只好看的白手朝绣花领子两边捋他那又长又密的花白络腮胡子。“他总是处处得意，快快活活，可我总是有说不尽的烦恼。”

书记官走进来，带来一份案卷。

“非常感谢。”庭长说着，点起一支香烟，“先审哪一件案子？”

“哦，我看，就审毒死人命案吧。”书记官似乎漫不经心地说。

“那好，毒死人命案就毒死人命案吧。”庭长说，心里盘算这件案子不复杂，四点钟之前可以结束，他就可以走了。“玛特维·尼基济奇还没有来吗？”

“还没有来。”

“布列维到了吗？”

“他到了。”书记官回答说。

“您要是见到他，就告诉他，我们先审毒死人命案。”

布列维是副检察官，在这次审讯中负责提出公诉。

书记官来到走廊里，就遇见布列维。布列维肩膀耸得高高的，制服敞开着，腋下夹着公文包，几乎像跑步一样在走廊里匆匆走着，走得靴后跟噔噔直响，没有夹皮包的那条胳膊不停地摆动着，摆动得手背正对着行进的方向。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要我问问，您准备好了没有？”书记官向他问道。

“还用问，我总是准备得好好的。”副检察官说，“先审哪一案？”

“毒死人命案。”

“那太好了。”副检察官说。其实他一点也不认为这好。他一夜没有睡觉。他们给一个同事饯行，喝了很多酒，打牌打到夜里两点钟，然后去玩女人，去的正是玛丝洛娃六个月前所在的那所妓院，因此恰好毒死人命案的案卷没有来得及看，现在就想草草翻看一下。书记官是有意刁难，知道他没有看过毒死人命案的案卷，就向庭长建议先审这一案件。书记官是个自由派甚至激进派思想类型的人。布列维的思想却十分保守，而且正像一切在俄国任职的德国人一样，特别崇信东正教。所以书记官很不喜欢他，但又眼红他的职位。

“那么，阉割派[7]教徒的案子怎么样啦？”书记官问道。

“我说过，这一案我不能负责起诉。”副检察官说，“因为缺乏证人，我要向法庭如此说明。”

“那没有多大关系嘛……”

“我不干。”副检察官说过这话，又那样摆动着胳膊，跑进自己的办公室。

他借口一个证人未到而推迟阉割派教徒的案件，其实那个证人对本案无足轻重，是不必要的，他之所以要推迟，是因为担心此案一旦由有文化的陪审人员来审理，就可能以无罪结案。等到跟庭长协商一番，这宗案子就可能转到县法庭审理，那里陪审人员多数是农民，判罪的可能性就大些。

走廊里人来人往，越来越热闹了。民事庭附近的人最多，里面正在审理那个热心诉讼的仪表堂堂的先生对陪审人员说的那宗案件。在审讯休息时，民事庭里走出一位老太太，那位天才的律师就是从她身上敲一笔钱给一个生意人，那个生意人本来不应得这笔钱的。这一点法官们都明白，原告和他的律师更明白；可是律师想出的一招太厉害，不能不判老太太赔款，也不能不把这笔钱判给生意人。老太太是一个衣着讲究的胖女人，帽子上还插着几朵很大的鲜花。她出了门，在走廊里停下来，把两条又短又粗的胳膊一摊，对她的律师一遍又一遍地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呀？请您给我说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呀？”律师望着她帽子上的鲜花，在思索什么事，没有听她的话。

那位名律师跟在老太太身后，快步走出民事庭。他那宽领口坎肩的胸衬闪闪放光，那得意扬扬的脸也闪闪放光。就是他略施小计，使戴花的老太太倾家荡产，那个给他一万卢布的生意人得到十万以上。所有的眼睛一齐看着这位律师，他也觉察到这一点。他那副神情仿佛在说：“丝毫用不着表示崇拜。”便很快地从大家身旁走过去了。

七

玛特维·尼基济奇终于也来了。一个身材瘦削、走路歪斜、下嘴唇也歪斜的长脖子法警警官也走进了陪审人员议事室。

这位警官是一个正直人，受过大学教育，但是不论在哪里都保不住职位，因为他常常纵饮无度。三个月前，他妻子的靠山，一位伯爵夫人，为他谋得这个职位，他至今还没有丢掉，为此很感到高兴。

“怎么样，诸位先生，都到齐了吗？”他一面说，一面戴夹鼻眼镜，从眼镜上方打量着。

“看样子，全到了。”一个快活的商人说。

“咱们来核对一下。”警官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名单，点起名来，时而从眼镜上方，时而透过镜片看看被点到的人。

“五等文官伊·马·尼基福罗夫。”

“我来了。”那位仪表堂堂、熟悉各种案情的先生说。

“退役上校伊凡·谢苗诺维奇·伊凡诺夫。”

“有。”一个身穿退役军官制服的瘦子回答。

“二等商人彼得·巴克拉绍夫。”

“到。”那个面貌和善的商人咧开嘴笑着回答说，“全都准备好啦。”

“禁卫军中尉聂赫留朵夫公爵。”

“我来了。”聂赫留朵夫回答。

警官从眼镜上方望着，特别恭敬而愉快地鞠了一个躬，似乎借此表示对他另眼相看。

“上尉尤·德·丹钦柯、商人格·叶·库列少夫。”等等，等等。

除了两个人，全到了。

“诸位先生，现在就请进法庭吧。”警官用愉快的手势指着门口说。

大家纷纷起身，你谦我让地走出门去，来到走廊里，又从走廊来到法庭里。

法庭是一个又大又长的厅堂。大厅的一端是一个高台，有三级台阶通向高台。高台中央放一张长桌，桌上铺一块带深绿色流苏的绿呢桌布。长桌后面放着三把橡木雕花高背椅。椅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一方镶金框的明晃晃的将军全身像，将军身穿军服，披挂绶带，一只脚向前跨，一只手按着佩刀柄[8]。右边墙角上挂着一个神龛，里面是头戴荆冠的基督圣像。神龛前面是读经台，右边是检察官的高高的写字台。左边，在高高的写字台对面，远远地放着书记官的小桌。靠近旁听席有一道光滑的橡木栏杆。栏杆里面是被告坐的长凳，暂时还空着。高台右边放着两排椅子，也都是高高的椅背，是给陪审人员坐的。高台下面有几张桌子，是供律师们用的。橡木栏杆把大厅分成两半，这一切都在大厅的前半部。大厅的后半部摆满一排排长凳，一排比一排高，直到后面的墙壁。在大厅后半部前排的长凳上，坐着四个女人，像是工厂的女工或者女仆，还有两个男人，也是干活儿的人。这些人显然慑于法庭布局的威严气氛，都在很胆怯地小声耳语。

陪审人员一落座，警官就一溜歪斜地走到法庭中央，仿佛要威吓在场的人似的，放大了嗓门儿吆喝道：“开庭!”

全体起立。法官们登上高台：打头的是一身肌肉和一把漂亮的络腮胡子的庭长，然后是那位戴金丝眼镜的脸色阴沉的法官，此刻他的脸色更阴沉了，因为他在开庭前遇到当见习法官的内弟，内弟告诉他，刚才到姐姐那里去过，姐姐对他说，不做饭了。

“这么着，咱们只好上饭馆了。”内弟笑嘻嘻地说。

“这有什么好笑的。”脸色阴沉的法官说完这话，脸色就越发阴沉了。

最后上去的是另一位法官，也就是一贯迟到的玛特维·尼基济奇。这位法官留一把大胡子，一双和善的大眼睛向下垂着。他长期患胃炎，遵照医生意见，今天早晨开始采用新的疗法，就因为采用新疗法，今天他在家里耽搁得比平时更久。此时他往高台上走，一脸专注的神情，因为他有一个习惯，常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占算自己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此刻他就在占算：如果从办公室门口到高背椅的步数可以被三除尽，新的疗法就能治好他的胃病，如果除不尽，就治不好。应该是二十六步就到，但他迈了很小的一步，正好第二十七步跨到椅子跟前。

身穿绣金领制服的庭长和两位法官，一登上高台，顿时就显得威风凛凜。他们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三个人都好像因为自己太威风觉得难为情，赶紧谦逊地垂下眼睛，坐到铺着绿呢桌布的长桌后面各自的雕花靠背椅上。长桌上放着一件雕着老鹰的三角形家什，几只玻璃缸，这样的玻璃缸通常是在食品店里盛糖果的，还有墨水瓶、钢笔、上等白纸和新削的几支粗细不同的铅笔。副检察官也跟着法官们一起走进来。他还是那样匆匆忙忙，腋下夹着皮包，还是那样摆动着一只胳膊，快步走到窗边自己的位子上，立即就埋头翻阅案卷，争分夺秒为提出公诉做准备。这只是这位副检察官第四次担任起诉。他的功名心很重，一心想升官，因此他认为必须使自己担任起诉的一切案件取得判刑的结果。毒死人命案的实质他大致是知道的，而且也拟好了发言提纲，不过还需要一些论据，此时他就是在匆匆忙忙从案卷中摘选。

书记官坐在高台对面的一端，因为已经把可能需要宣读的文件准备好了，便阅读起一篇被查禁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昨天弄到手的，已经看过几遍了。他很想跟那位同他观点一致的大胡子法官谈谈这篇文章，想在交谈之前再把文章好好看一看。

八

庭长翻阅了案卷，向警官和书记官问了几个问题，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便吩咐带被告上堂。一会儿，栏杆后面的那扇门开了，两名戴军帽的宪兵手握出鞘的佩刀走了进来，接着进来的是被告，先是一名满脸雀斑的红头发男子，然后是两名女子。那男子身穿囚袍，囚袍显得又肥又长，与他的身材极不相称。他进法庭的时候，垂着两只手臂，两个大拇指叉开来，紧紧抵在裤缝上，用这种姿势撑着直往下耷拉的长长的衣袖。他不看法官和旁听者，而是凝神望着他绕着走的长凳。他绕过长凳，规规矩矩地坐到长凳的一端，让出地方给别人坐。然后眼睛盯住庭长，腮上的肌肉蠕动起来，仿佛在嘟囔什么。在他身后进来的是一个年纪不算轻的女人，也穿着囚衣。这女人扎着囚犯用的三角头巾，脸色灰白，没有眉毛和睫毛，但有一双红红的眼睛。这个女人似乎非常镇定。她快要走到自己的位子上的时候，囚衣被什么东西挂住了，她不慌不忙，细心地把囚衣摘开，坐了下来。

进来的第三名被告是玛丝洛娃。

她一走进来，法庭里所有的男人眼睛一齐转向她，一双双眼睛很久都离不开她那白嫩的脸、那水灵灵的黑眼睛和囚袍底下那高高隆起的胸脯。就连一名宪兵，当她从他身边走过时，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目送她走过去，坐下来。等她坐下了，他似乎才意识到自己有失体统，赶紧转过脸来，提起精神，眼睛直直地望着窗外。

庭长等待着被告就座，等玛丝洛娃一坐下，他就转过脸对书记官说话。

例行的程序开始了：清点陪审人员人数，讨论缺席陪审人员问题，决定处以罚款，解决请假陪审人员问题，安排候补陪审人员补充缺席陪审人员。然后庭长把一些小纸片折好，放进玻璃缸里，稍稍挽了挽制服的绣花袖口，露出汗毛浓密的手腕子，用魔术师的动作摸出一张张小纸片，摊开来，念出上面的姓名。然后庭长放下袖口，请司祭带陪审人员宣誓。

司祭小老头儿那浮肿的脸白里透黄，穿着棕色法衣，胸前挂着金十字架，还有一枚小小的勋章别在法衣的侧面。他慢腾腾地迈着法衣下面浮肿的两条腿，走到圣像下面的读经台前。

陪审人员一齐站起来，拥挤着朝读经台走去。

“请。”司祭说完这话，就用浮肿的手摸着自己胸前的十字架，等待所有的陪审人员都走过去。

这位司祭任神职已有四十六年，他准备再过三年，就要像不久前大司祭那样庆祝自己任职五十周年了。自从实行公开审判以来，他就在地方法庭担任司祭，而且他引以为豪的是，他带领宣誓的已有好几万人，现在到了晚年，还能继续为教会、国家和家庭效力。他身后不仅可以给家里留下一所房子，而且还有不下三万卢布的有息证券。他在法庭里干的工作是领着人对着《福音书》发誓，而《福音书》明明写着反对发誓，所以这工作是不好的，这一点他却从来没有想过。他不仅不感到难过，而且很喜欢这种驾轻就熟的活儿，因为干这种活儿常常结识一些上流人士。今天他就有幸结识了那位有名的律师，他对他无限钦佩，因为他光是办理帽子上插大花的老太太一案，就得了一万卢布。

等陪审人员踏着台阶上了高台，司祭就朝一侧弯了弯他那白发稀疏的秃头，将头套进油乎乎的法巾开口，理了理稀疏的白发，就转身面向陪审人员。

“举起右手，手指照这样捏在一起。”他用苍老的声音慢吞吞地说着，举起每个指头上都有小窝儿的浮肿的手，把手指头撮成捏东西的样子。“现在请跟着我念，”他说完就念起来，“当着万能的上帝，对着上帝的神圣的《福音书》和生养万物的圣十字架，我保证和起誓，在审理本案中……”他说着，每说一句都要顿一顿。“不要放下手，就这样举着，”他对一个放下手的年轻人说，“在审理本案中……”

那个留络腮胡子、仪表堂堂的先生，那个上校、那个商人和另外几个人，都依照司祭的要求举着手，撮着手指头，而且好像特别高兴似的，举得很高，很利索，可是其余的人却好像很不情愿，很马虎。有些人念誓词的声音特别高，似乎在赌气，说：“反正要念就念，要念就念好啦。”有些人却只是小声嘟囔，常常落在司祭后面，过一会儿好像受了惊似的，很不合拍地赶上去。有些人好像生怕丢掉什么东西似的，用挑衅的姿势把手指头撮得紧紧的。还有一些人不时地把手指头松开又撮紧。所有的人都觉得很不自在，只有司祭小老头儿坚定不移地相信他做的是十分有益、十分重要的事。宣誓完毕，庭长提出要陪审人员选一位首席陪审。陪审人员又一齐站起来，拥挤着走进议事室，一进议事室，几乎所有的人都立即掏出香烟，抽起烟来。有人提议选那位仪表堂堂的先生为首席陪审，大家立即表示同意。然后大家把香烟丢掉或捻灭，回到法庭。当选的首席陪审向庭长声明自己当选首席陪审，于是大家又朝原位子走去，一个个跨过别人的腿，在两排高背椅上坐下来。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很快，而且相当隆重。这样正正规规，有条有理，庄严隆重，使在场的人感到十分满意，使他们更相信自己是在做一项庄严而重大的社会工作。聂赫留朵夫也有这样的感觉。

等陪审人员一落座，庭长就向他们说明陪审人员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庭长在讲话的时候，不断变换姿势：一会儿把头支在右手上，一会儿支在左手上，一会儿身子靠在椅背上，一会儿靠在椅子扶手上，一会儿理理纸边儿，一会儿抚摩裁纸刀，一会儿摸摸铅笔。

庭长说，陪审人员的权利是：可以通过庭长审问被告，可以使用铅笔和纸，可以检查物证。其责任是：审判必须公正，不能背离实情。其义务是：保守会议秘密，如与外界私通消息，将受严惩。

大家都恭恭敬敬、很注意地听着。那个商人一面向周围散发着酒气，压制着响亮的饱嗝，一面对每一句话都点头表示赞成。

九

庭长讲完话，就转身对着被告。

“西蒙·卡尔津金，站起来。”他说。

西蒙腾地站起来。腮上的肌肉抖动得更快了。

“叫什么名字？”

“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他又快又利索地说，显然事先已准备好回答。

“您是什么出身？”

“农民。”

“是哪一省，哪一县的？”

“土拉省，克拉比文县，库皮扬乡，包尔基村。”

“多大年纪？”

“三十三岁，生于一千八百……”

“信什么教？”

“信俄国教，东正教。”

“结婚没有？”

“没有，老爷。”

“什么职业？”

“在毛里塔尼亚旅馆当茶房。”

“是否有犯罪前科？”

“从来没有犯过罪，因为我以前过日子……”

“没有犯罪前科吗？”

“上帝保佑，从来没有。”

“起诉书副本收到了吗？”

“收到了。”

“请坐下。叶菲米娅·伊凡诺芙娜·包奇科娃。”庭长喊下一个被告。

可是西蒙仍然站着，把包奇科娃遮住了。

“卡尔津金，坐下。”

卡尔津金还是站着。

“卡尔津金，坐下。”

然而卡尔津金还是站着，直到警官跑过去，侧歪着头，很不自然地睁大眼睛，用悲怆的语调小声说：“坐下吧，坐下吧!”他才坐下。

卡尔津金像站起时那样快速地坐下去，掩了掩囚袍大襟，又不出声地蠕动起腮帮子。

“您叫什么名字？”庭长疲惫地叹着气向第二名被告问道，眼睛也不看她，而是在面前的案卷中寻找什么。审理案件已成为庭长的家常便饭，若要加快审讯进程，他可以把两件案子一次审完。

包奇科娃四十三岁，科洛缅村小市民出身，也在毛里塔尼亚旅馆当茶房。没有犯罪前科。起诉书副本已收到。包奇科娃回答问题特别大胆，而且口气强硬，似乎回答每一句话都有话外音：“是的，我叫叶菲米娅，也就是包奇科娃，起诉书副本收到啦，我觉得这事挺光彩哩，不许任何人笑话我。”等问话完了，包奇科娃不等别人叫她坐下，她就坐下了。

“您叫什么名字？”色鬼庭长特别亲切地问第三名被告。“应该站起来。”他看到玛丝洛娃坐着，便又温和又亲热地补充说。

玛丝洛娃轻盈地站起来，挺着高高的胸脯，也不答话，只是带着听从摆布的神情，用她那双有点儿斜视的笑盈盈的黑眼睛直直地看着庭长的脸。

“叫什么名字？”

“柳包芙。”她很快地说。

聂赫留朵夫这时已戴起夹鼻眼镜，看着依次被审问的被告。

“啊，这不可能。”他盯着第三名被告的脸，心里想，“可是，怎么会叫柳包芙呢？”他听到她的回答，又想。

庭长想继续往下问，可是戴眼镜的法官很生气地小声说了两句话，把他拦住了。庭长点点头表示同意，就又问被告：“怎么叫柳包芙呢？”他说，“您登记的是另一个名字呀。”

被告没有作声。

“我问您，您的真名是什么？”

“您受洗时取的名字是什么？”那位很生气的法官问道。

“以前叫卡捷琳娜。[9]”

“啊，这不可能。”聂赫留朵夫又在心里说，其实他已经毫无疑问地知道，这就是她，就是那个半养女半侍女的姑娘，当初他爱过她，确实爱过她，在情欲冲动下诱奸了她，后来又把她抛弃，以后再也不想她，因为一想起这事就格外难受，就对自己看得格外清楚，就会看到，他这个以正派自诩的人不仅不正派，而且对待那个女子的行为简直是卑鄙下流。

是的，这就是她。现在他清楚地看出那种独有的、神秘的特点，那特点使每一张脸与别的脸截然不同，使每一张脸成为特有的、独一无二的脸。尽管这张脸如今苍白和丰满得有点不自然，那种特点，那种可爱的、与众不同的特点，还是表现在脸上、嘴唇上，在有点儿斜视的眼睛里，尤其表现在那种天真的、笑盈盈的目光中，表现在脸上以致身上流露出来的任人摆布的神态中。

“您早就应该这样说。”庭长还是特别温和地说，“父称是什么？”

“我是私生女。”玛丝洛娃说。

“那么按照教父的名字怎样称呼呢？”

“米海洛娃。”

“她又能干什么坏事呢？”聂赫留朵夫这时依然在心里寻思着，吃力地喘着气。

“姓什么，通常叫您什么？”庭长又问。

“随母亲姓玛丝洛娃。”

“出身呢？”

“小市民。”

“信东正教吗？”

“信东正教。”

“职业呢？干什么活儿？”

玛丝洛娃不作声。

“干什么活儿？”庭长又问一遍。

“在一个院里。”她说。

“在什么院里？”戴眼镜的法官厉声问道。

“您自己知道，那叫什么院。”玛丝洛娃说着，微微一笑，很快地向周围扫了一眼，马上又直直地盯着庭长。

她脸上的表情有一种极不寻常的意味，她说的话、她的笑容和她匆匆扫视法庭的目光中都有一种可怕而可怜的意味，使得庭长垂下了头，法庭里刹那间鸦雀无声。寂静被一个旁听者的笑声打破。有人向他发出嘘声。庭长抬起头，继续问她：“您以前没有受过审判和侦讯吗？”

“没有。”玛丝洛娃叹着气小声说。

“起诉书副本收到了吗？”

“收到了。”

“请坐下吧。”庭长说。

被告就像盛装的贵妇提起拖地长裙那样从后面提了提裙子，便坐了下来，把一双不大的白白的手拢在囚袍袖筒里，眼睛还盯着庭长。

接着检査证人是否到齐，又让证人退堂，又推定法医，请法医出庭。然后书记官起立，宣读起诉书。他念得又清楚又响亮，但念得太快，分不清舌尖音和卷舌音，因而他的声音变成一片嗡嗡声，使人昏昏欲睡。法官们一会儿把身子靠在椅子这边的扶手上，一会儿靠在那边的扶手上，一会儿靠在长桌上，一会儿靠在椅背上，一会儿闭上眼睛，一会儿睁开眼睛小声交谈。一名宪兵好几次憋住打了一半的哈欠。

几名被告中，卡尔津金还在不停地蠕动腮帮子，包奇科娃挺直腰板、镇定自若地坐着，偶尔将手指头伸到头巾里面搔搔头皮。

玛丝洛娃时而一动不动地坐着，望着书记官，听他宣读，时而浑身打哆嗦，好像要进行反驳，脸涨得通红，过一会儿又沉重地叹气，换一换双手的姿势，往四下里扫一眼，又盯住书记官。

聂赫留朵夫坐在第一排靠边第二座的高背椅上，摘下夹鼻眼镜，望着玛丝洛娃，他心中进行着一场复杂而痛苦的活动。

十

起诉书是这样的：

“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毛里塔尼亚旅馆有一名旅客猝死，经查，此人乃库尔干二等商人费拉邦特·叶密里扬内奇·斯梅里科夫。

“经第四警察分局医官检明，死亡乃因饮酒过量引起心力衰竭所致。斯梅里科夫尸体当即掩埋入土。

“事过数日后，斯梅里科夫的同乡好友、商人季莫亨自彼得堡归来，获悉斯梅里科夫猝死之事，表示怀疑，声称必有人谋财害命。

“此怀疑已由预审证实，业已查明：(一)斯梅里科夫死前不久从银行取出三千八百银卢布。然在封存的死者遗物清单中仅有现金三百一十二卢布十六戈比。(二)死前一日以及死前最后一夜斯梅里科夫都是在妓院和毛里塔尼亚旅馆同妓女柳包芙(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在一起。斯梅里科夫不在旅馆时，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曾受其托自妓院赴旅馆取款。玛丝洛娃会同毛里塔尼亚旅馆茶房叶菲米娅·包奇科娃和西蒙·卡尔津金，用斯梅里科夫交与她的钥匙打开皮箱，取出现款。玛丝洛娃开箱时，在场的包奇科娃和卡尔津金目睹箱内装有百卢布钞票若干沓。(三)斯梅里科夫同妓女玛丝洛娃自妓院回到毛里塔尼亚旅馆后，玛丝洛娃受茶房卡尔津金撺掇，让斯梅里科夫饮下一杯白兰地酒，酒内掺有卡尔津金交与之白色粉末。(四)翌日上午妓女柳包芙(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即将斯梅里科夫之钻石戒指一枚售与老板娘，即妓院鸨母与本案证人基达耶娃，自称戒指系斯梅里科夫所赠。(五)斯梅里科夫死后次日，毛里塔尼亚旅馆女茶房叶菲米娅·包奇科娃即赴本地商业银行，将一千八百银卢布存入自己的活期存款户头。

“经法医检查，解剖斯梅里科夫尸体并化验其内脏，查明死者体内确有毒药，据此足以断定，确系中毒死亡。

“被告玛丝洛娃、包奇科娃与卡尔津金在受审时均不承认犯有罪行。玛丝洛娃供称：她确受斯梅里科夫委托，自她‘工作’(‘工作’系伊本人的说法)的妓院赴毛里塔尼亚旅馆为商人取款，她用所交之钥匙打开商人之皮箱，遵嘱取出四十银卢布，并未多取分文，此点包奇科娃和卡尔津金均可证明，因开箱、取款、锁箱时二人均在场。玛丝洛娃又供称，她第二次到商人斯梅里科夫房间时，确曾照卡尔津金教唆，使商人饮下白兰地，酒中掺有一种粉末，她以为此粉末为安眠药，为的是使商人入睡，她可以及早脱身。戒指确系斯梅里科夫所赠，因她受到商人殴打，放声痛哭，且欲离去，商人便以此相赠。

“叶菲米娅·包奇科娃供称，遗失款项一事她毫不知情，她从未进入商人房间，进出该房间仅有柳包芙一人，商人如有财物丢失，定系柳包芙携带商人钥匙取款时乘机行窃。”书记官念到这里，玛丝洛娃打了个哆嗦，张大了嘴巴，转头看了看包奇科娃。书记官又念下去：“当叶菲米娅·包奇科娃面对一千八百银卢布的银行存款单，并被问及此款来源时，她供称，此款乃她同西蒙·卡尔津金十二年积攒，她已准备与西蒙结婚。另据西蒙·卡尔津金第一次受审时供认：玛丝洛娃携带钥匙自妓院来旅馆时，他与包奇科娃受玛丝洛娃教唆，窃得该款，并与玛丝洛娃以及包奇科娃平分。”玛丝洛娃听到这里，又打起哆嗦，甚至跳了起来，脸涨得通红，并且开口说起话来，但被警官制止。书记官又念下去：“最后卡尔津金还供认，他曾将药粉交与玛丝洛娃，使商人安眠；在第二次供词中却又否认自己参与偷窃钱财，亦否认将药粉交与玛丝洛娃，声称所有罪行系玛丝洛娃一人所为。至于包奇科娃存入银行之款项，他之供词与包奇科娃相符，即彼二人十二年来在旅馆跑堂所得旅客赏赐之小费。”然后，起诉书中综述了被告对质记录、证人供词、法院鉴定人意见，等等。

起诉书的结语如下：

“综上所述，包尔基村农民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年三十三岁，小市民叶菲米娅·伊凡诺娃·包奇科娃，年四十三岁，小市民叶卡捷琳娜·米海洛娃·玛丝洛娃，年二十七岁，被控于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共同预谋，窃取商人斯梅里科夫现款共计二千五百银卢布及戒指一枚，并蓄意谋害，以毒酒将斯梅里科夫灌醉，致使其死亡。

“此项罪行触犯刑法第一四五三条第四款及第五款。据此按《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二〇一条规定，农民西蒙·卡尔津金、小市民叶菲米娅·包奇科娃及小市民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应交由地方法院会同陪审人员审理。”

书记官这才念完长长的起诉书，把起诉书折叠好，坐到位子上，用两手理理长头发。大家都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有一种愉快的感觉，觉得审讯既已开始，一切都会立刻水落石出，正义就会得到伸张。只有聂赫留朵夫一人没有这种感觉。他想到十年前他所认识的天真美丽的姑娘玛丝洛娃会做出这种事，吓得心惊肉跳。

十一

起诉书念完以后，庭长同两位法官商量了一下，便转身对卡尔津金说话，脸上的神情像是很清楚地在说，现在我们可以把一切原原本本、彻头彻尾弄清楚了。

“农民西蒙·卡尔津金。”他把身子向左歪了歪，开口说。

西蒙·卡尔津金站起来，两手贴住裤缝，整个身子向前倾，一个劲儿不出声地蠕动着腮帮子。

“您被控于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与叶菲米娅·包奇科娃以及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合谋盗窃商人斯梅里科夫皮箱内的现款，然后拿来砒霜，唆使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放入酒中让商人斯梅里科夫喝下，致使斯梅里科夫毙命。您认罪吗？”他说完，又歪向左边。

“根本没有这回事儿，因为我们只管伺候客人……”

“这话您以后再说。您认罪吗？”

“根本没有，老爷。我只是……”

“有话以后再说。您认罪吗？”庭长镇静然而强硬地又问一遍。

“我不会干这种事，因为……”

警官又跑到西蒙·卡尔津金跟前，用悲怆的语调小声把他的话制止住。

庭长露出此事业已结束的神情，把拿案卷那只手的臂肘换了个地方，便开始审问叶菲米娅·包奇科娃。

“叶菲米娅·包奇科娃，您被控于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毛里塔尼亚旅馆与西蒙·卡尔津金以及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合谋盗窃商人斯梅里科夫皮箱中的现款及戒指，分赃之后，为了掩盖罪行，让商人斯梅里科夫喝下毒酒，致使其毙命。您认罪吗？”

“我什么罪也没有。”这名女被告又利落又强硬地说，“我连那个房间都没有进过……既然这个贱货进去过，那这事就是她干的。”

“有话以后再说。”庭长又是那样又温和又强硬地说，“这么说，您不认罪吗？”

“我没有拿钱，也没有灌酒，连房间里都没有去过。假如我去的话，准会把她撵出去。”

“您不认罪吗？”

“我从来没犯过罪。”

“好吧。”

“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庭长开始审问第三名被告，“您被控携带商人斯梅里科夫的皮箱钥匙，从妓院去毛里塔尼亚旅馆，从皮箱中窃取现款和戒指一枚。”他像背书一样说，同时侧着耳朵听左边的法官说话，那位法官说，查对物证清单还少一个酒瓶。“从皮箱中窃取现款和戒指一枚，”庭长又重复了一遍，“你们分了赃，后来您又和商人斯梅里科夫回到毛里塔尼亚旅馆，您让斯梅里科夫喝了下毒的酒，因而使他毙命。您认罪吗？”

“我什么罪也没有，”她很快地说起来，“我先前怎么说的，现在还是怎么说，我没有拿过，没有拿就是没有拿，我什么也没有拿，那戒指是他自己给我的……”

“您不承认犯有盗窃两千五百卢布现款的罪行吗？”庭长问。“我说过，除了四十卢布，我什么也没有拿。”

“那么，您犯了给商人斯梅里科夫酒中下药的罪，您承认吗？”

“这事我承认。不过我以为就像别人告诉我的，那是安眠药，吃了没有事儿。我没想到他会死，我也没有那种心思。我可以对着上帝说，我没有那种心思。”她说。

“这么说，您不承认犯有盗窃商人斯梅里科夫的现款和戒指的罪行，”庭长说，“可是您承认给他下过药，是吗？”

“就算承认吧，不过我以为那是安眠药。我给他吃，只是为了让他睡觉。我没有存心害他，没想到他会死。”

“很好。”庭长显然对取得的结果很满意。“那您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一说。”他说着，把身子靠到椅背上，两手放在桌上。“把全部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一说。您老实招供就可以得到从宽发落。”

玛丝洛娃依然直直地看着庭长，没有说话。

“您把事情的经过说一说。”

“您问事情的经过吗？”玛丝洛娃忽然很快地开口说。“我来到旅馆里，有人把我领进他的房间，他已经喝得烂醉了。”她说到“他”这个词儿时，露出异常恐惧的神情，眼睛睁得老大。“我想走，他不放。”

她不作声了，就好像忽然断了思路，或者想到了别的事。

“那么，后来呢？”

“后来还有什么可说的？后来在那儿待了一些时候，就回家了。”

这时副检察官很不自然地用一个胳膊肘支撑着，半欠起身子。

“您要提问题吗？”庭长问道，听到副检察官肯定的回答，就打了个手势，表示把审问的权力交给他。

“我想提一个问题：以前这名被告是不是认识西蒙·卡尔津金？”副检察官说，眼睛没有看玛丝洛娃。

他提过问题，就闭上嘴巴，皱起眉头。

庭长把这个问题重复了一遍。玛丝洛娃用惊恐的目光盯着副检察官。

“跟西蒙吗？以前认识。”她说。

“现在我想知道，被告同卡尔津金的交情怎么样。他们是不是常常见面？”

“交情怎么样吗？他常常找我去陪客，算不上什么交情。”玛丝洛娃一面回答，一面惶惶不安地把视线从副检察官身上转到庭长身上，又转了回去。

“我想知道，为什么卡尔津金专找玛丝洛娃去陪客，而不找别的姑娘。”副检察官眯起眼睛，带着轻佻刻薄而阴险的笑容说。

“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玛丝洛娃一面回答，一面惊恐地朝四下里扫了一眼，有一刹那间她的目光停留在聂赫留朵夫身上。“他想找谁就找谁呗。”

“难道她认出来了？”聂赫留朵夫惊恐地想，觉得血往脸上直涌。可是玛丝洛娃并没有把他和别人分辨开来，马上就转过脸去，又带着惊恐的神情盯着副检察官。

“这么说，被告否认她和卡尔津金有什么亲密关系，是吗？很好。我没有什么别的要问了。”

副检察官立刻把胳膊肘从写字台上放下来，动手做记录。其实他什么也没有记，只是用笔描着笔记本上的字母，不过他见过一些检察官和律师这样做：在提过巧妙的问题之后，就在自己的发言稿上写几句足以击败对方的提示。

庭长没有立即接着向被告问话，因为这时他在问戴眼镜的法官，是否同意提出事先准备好而且写在纸上的那些问题。

“后来又怎样呢？”庭长继续问道。

“我回到家里，”玛丝洛娃已经比较大胆地看着庭长一个人，继续说，“我把钱交给老板娘，就上床睡了。刚刚睡着，我们的一个姑娘就来叫我。她说：‘快去，你那个买卖人又来了。’我不愿出去，可是老板娘要我去。他就在那儿，”她说到他这个词儿，又露出很明显的恐惧神情，“他一个劲儿地给我们的姑娘灌酒，后来他还要叫人去打酒，可是身上的钱已经花光了。老板娘信不过他，他就打发我到他住的旅馆房间去。他告诉我钱在哪儿，取多少。我就去了。”

庭长这时正在同左边的法官小声说话，没有听见玛丝洛娃在说什么，但为了表示他全听见了，就把她最后一句话重复了一遍。

“您就去了。那么，后来呢？”他说。

“我到了那儿，就照他说的办：走进他的房间。不是我一个人进房间的，我还叫了西蒙·米海洛维奇和她。”她指着包奇科娃说。

“她胡说，我压根儿没有进去过……”包奇科娃刚开口，就被制止了。

“我当着他们的面拿了四张红票子[10]。”玛丝洛娃皱着眉头，不看包奇科娃，继续说。

“那么，被告在拿四十卢布时，是否注意里面有多少钱？”副检察官又问道。

副检察官对玛丝洛娃一发问，她就打了个寒战。她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但觉得他对她不怀好意。

“我没有数过，我看见那都是一些一百卢布的票子。”

“被告看到了那些一百卢布的票子。我没有别的要问了。”

“那么，怎么样，您把钱带回去了吗？”庭长看着表，继续问道。

“带回去了。”

“那么，后来呢？”庭长问。

“后来他又把我带回旅馆。”玛丝洛娃说。

“那么，您是怎样让他喝下了药的酒的？”庭长问。

“怎样让他喝吗？我把药粉撒在酒里，就让他喝了。”

“您究竟为什么要让他喝？”

她没有回答，只是重重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老是不放我走。”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我给他折腾得难受死了。我走到走廊里，对西蒙·米海洛维奇说：‘他能放我走才好。我真累了。’西蒙·米海洛维奇说：‘他闹得我们也烦死了。我们想让他吃点安眠药。他一睡着，你就可以走了。’我说：‘好。’我以为那药是没有害处的。他就给了我一个小纸包。我走进房间，他在屏风后面躺着，马上就叫我给他倒白兰地。我拿起桌上一瓶上等香槟酒，倒了两杯，一杯给自己，一杯给他，把药粉撒到他的杯子里，让他喝了。假如我当时知道，哪能让他喝呀？”

“那么，戒指是怎样落到您手里的？”庭长问。

“戒指是他自己送给我的。”

“他什么时候送给您的？”

“我跟他一回到旅馆，我就想走，他就打我的头，把梳子都打断了。我生气了，转身就要走。他就取下手上的戒指送给我，叫我不要走。”她说。

这时副检察官又欠了欠身子，依然带着故作天真的神情请求允许他提几个问题，在得到允许之后，他歪了歪绣花领子上面的头，问道：

“我想知道，被告在商人斯梅里科夫的房间里待了多长时间。”

玛丝洛娃又露出惊恐的神色，她惶惶不安地把视线从副检察官身上移到庭长身上，急忙说：“我不记得待了多长时间。”

“那么，被告是否记得，你从商人斯梅里科夫的房间里出来以后，有没有到旅馆里别的什么地方去过？”

玛丝洛娃想了想。

“到旁边一个空房间里去过。”她说。

“您到那里去干什么？”副检察官全神贯注，竟忘记了通过庭长，直接审问起被告。

“我去把头发和衣服理一理，等马车来。”

“卡尔津金是否到房间里跟被告待过一阵子？”

“他也去过。”

“他去干什么？”

“还有商人喝剩下的香槟，我们一块儿喝了。”

“嗯，一块儿喝了。很好……那么，被告是否和卡尔津金说过话，说过一些什么？”

玛丝洛娃忽然皱起眉头，脸涨得通红，很快地说：“说了什么？我什么也没有说。事情怎样，我全都讲了，别的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们想拿我怎样就怎样好啦。反正我没有罪。”

“我没有别的要问了。”副检察官对庭长说了这话，便装模作样地耸起肩膀，在自己的发言提纲上快速地记下被告的供词：她和西蒙一起进过一个空房间。

沉默了一阵子。

“您没有别的什么话要说吗？”

“我都说了。”她叹着气说完这话，就坐了下来。

随后庭长在纸上记了一点什么，听到左边的法官小声对他说的话，就宣布审讯暂停十分钟，匆匆站起来，走出法庭。左边那位高个头儿、大胡子、一双和善的大眼睛的法官和庭长商量的是，他觉得胃里有点儿不舒服，想自己按摩一会儿，再喝点儿药水。他把这事儿对庭长说了说，庭长就根据他的要求宣布休息。

陪审人员、律师和几个证人都随着法官们站起来，因为觉得这宗重大案件已经告一段落，都愉快地来来回回走动起来。

聂赫留朵夫走进陪审人员议事室，在窗前坐了下来。

十二

是的，这就是卡秋莎。

聂赫留朵夫和卡秋莎的关系是这样的。

聂赫留朵夫第一次见到卡秋莎，是在他上大学三年级那一年。那时候他为了写一篇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论文，在姑妈家里过了一个夏天。往年一到夏天他总是跟母亲和姐姐一起住在莫斯科附近他母亲的大庄园里。但那一年姐姐出嫁了，母亲出国到温泉疗养去了。聂赫留朵夫要写论文，就决定到姑妈家去度夏。姑妈家远离城市，十分清静，受不到干扰，两位姑妈又十分疼爱他这个侄儿和继承人，他也很爱她们，喜欢她们那种古老而朴素的生活。

那年夏天，聂赫留朵夫在姑妈家里感到精神振奋，意气风发。一个青年人，一旦不是按照别人的指点，而是自己领会到生活的美好和重要性，领会到一个人在生活中所担负的事业的全部意义，看到人本身和全世界都有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而且不但满怀希望，并且怀着能够实现自己的完美理想的充分信心去实现这种完美理想的时候，都会是这样的。那一年他在大学里就读了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斯宾塞关于土地私有制的论断给他留下强烈的印象，特别因为他自己就是大地主的儿子。他父亲并不富有，母亲却有一万俄亩左右的陪嫁。那时他第一次懂得土地私有制的真正残酷和不平，而他又是一个十分看重道德的人，认为为了合乎道德要求而做出牺牲是最高的精神享受，他决定不再享受土地所有权，立即把他从父亲名下继承来的土地交给农民。他正是就这个问题在写一篇论文。

那一年他在乡下姑妈家的生活是这样过的：他很早就起身，有时才三点钟，太阳还没有出山，就到山脚下河里去洗澡，有时还披着蒙蒙的晨雾。等他洗完澡回来，花草上还闪烁着露珠儿。早晨他喝完咖啡，有时坐下来写论文或者查阅资料，但多半是既不读书也不写作，又走到户外，到田野上和树林里散步。午饭之前，他在花园里找个地方睡一觉，然后在吃午饭时凭他那股快活劲儿逗得两位姑妈也快快活活，笑声不断。饭后他就骑马或者划船，晚上看书或者陪两位姑妈坐坐，摆摆纸牌算卦。夜里，特别是在月色皎洁的夜晚，他常常不能入睡，原因只是他感受到的生活中的喜悦太大，太激荡人心了，于是他干脆不睡觉，怀着一个个美梦、一样样打算在花园里走来走去，有时一直到天亮。

他在姑妈家的第一个月就是这样幸福而宁静地度过的，根本没有留意那个半是侍女、半是养女、眼睛乌黑、脚步轻盈的卡秋莎。

当时聂赫留朵夫才十九岁。他一直在母亲的羽翼下成长，是一个十分纯洁的青年。他梦想有一个女人，只是梦想有一个妻子。凡是他认为不能成为他的妻子的女人，对他来说都不是女人，只是人。可是，事有偶然，在那年夏天的升天节[11]，姑妈家有位女邻居带着孩子们来玩，其中有两位小姐、一名男中学生和一个寄住在女邻居家的农民出身的青年画家。

吃过茶点以后，大家就到门前已经割过草的草地上玩起捉人游戏。他们把卡秋莎也带去了。玩过几回之后，便轮到聂赫留朵夫跟卡秋莎一起跑。聂赫留朵夫看到卡秋莎总是很愉快，可是他从来没想到，他与她之间会发生什么特别的关系。

“哈，这一下子别想捉住这两个人。”轮到捉人的快活的画家说着，迈动他那庄稼汉的短而壮的罗圈腿飞跑起来。“除非他们自己绊一跤。”

“您呀，休想逮到我们!”

“一，二，三!”

他们拍了三下手。卡秋莎勉强憋住笑，敏捷地和聂赫留朵夫交换了位子，用粗糙有力的小手握了握他的大手，便朝左边跑去，她那浆过的裙子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

聂赫留朵夫跑得很快，他不愿让画家逮到，就使足了劲儿跑起来。他回头看了看，看到画家在追卡秋莎，但卡秋莎飞快地迈动着年轻而矫健的两条腿，渐渐撇开他，朝左边跑去。前面是一个丁香花坛，谁也没有跑到那后面去过，但卡秋莎回头看了看聂赫留朵夫，点头示意，要他到花坛后面会合。他领会她的意思，就朝花坛后面跑去。谁知丁香花丛后面有一道小沟，沟里长满荨麻，聂赫留朵夫不知道，一脚踩空，跌进沟里，双手被荨麻刺破，还沾满了夕露。但他一面自己笑着自己，一面很快地爬了起来，跑到一块干净的地方。

卡秋莎眨着带露醋栗似的亮晶晶的乌黑的眼睛，笑盈盈地迎着聂赫留朵夫飞奔过来。他们会合了，紧紧握住手，表示胜利。

“我看，您准是刺破手了。”她一面用空着的那只手理着松开的辫子，一面呼哧呼哧喘着气，微微笑着，从下朝上直直地看着他说。

“我不知道这儿有一道沟。”他说，也微微笑着，没有松开她的手。

她向他靠了靠，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把脸朝她凑过去；她没有躲闪，他把她的手握得更紧，吻了吻她的嘴唇。

“这算什么呀!”卡秋莎说着，急忙抽出手来，跑开了。

她跑到丁香花前，折下两枝开始凋谢的白丁香，拿丁香花枝儿拍打着自己那热辣辣的脸，不住地回头朝他望着，然后使劲儿摆动两臂，转身朝做游戏的一些人走去。

从那时起，聂赫留朵夫和卡秋莎之间的关系就变了，变成了相互爱慕的纯洁少年与纯洁少女之间的特殊关系。

只要卡秋莎一走进房里来，甚至聂赫留朵夫老远看到她的白围裙，他就觉得似乎一切都被阳光照亮了，一切都变得更有趣、更悦目、更有意义，生活也变得更快乐。她也有这样的感觉。不过，不仅卡秋莎在跟前能对他产生这样的作用，只要一想到有一个卡秋莎，在她来说，只要一想到有一个聂赫留朵夫，都会产生这样的作用。聂赫留朵夫有时收到不愉快的母亲来信，或者有时论文写得不顺手，或者有时心头涌起少年那种莫名的惆怅，但只要一想到有一个卡秋莎，而且他可以看到她，一切烦恼都会烟消云散。

卡秋莎在家里有许多事情要做，但她能够把一件件事情做好，还能抽空读书。聂赫留朵夫就把自己刚刚读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小说拿给她看。她最喜欢屠格涅夫的《僻静的角落》。他们只是偶尔见面谈一谈，有时在走廊里，有时在阳台上，有时在院子里，有时在姑妈的老女仆玛特廖娜的房间里。卡秋莎就跟玛特廖娜住在一起，有时聂赫留朵夫就到她们的小房间里就着糖块喝茶。他们谈话时有玛特廖娜在场，就感到最轻松愉快。如果只有他们两个，谈话就很别扭。这时候眼睛立刻说起另外一番话，比嘴里说的话重要得多。他们把嘴抿得紧紧的，而且有点儿害怕起来，于是他们连忙走开。

聂赫留朵夫第一次住在姑妈家，他和卡秋莎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关系。两位姑妈发现这种关系，有点害怕，甚至往国外写信把这事告诉聂赫留朵夫的母亲叶莲娜·伊凡诺芙娜公爵夫人。玛丽娅姑妈很怕侄儿跟卡秋莎发生暖昧关系。但这种害怕是多余的，因为纯洁的人最是多情，聂赫留朵夫正是不自觉地爱上了卡秋莎，也正是这种爱情保证他和她不致沉沦。他不仅没有在肉体上占有她的欲望，而且一想到可能会和她发生这种关系就害怕。具有诗人气质的索菲娅姑妈的担心倒是切实得多。她担心性格倔强而果断的侄儿一旦爱上这姑娘，就会不顾她的出身和地位，毫不犹豫地同她结婚。

假如聂赫留朵夫当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卡秋莎，尤其是假如当时有人劝他绝对不能也不应该把他的命运同这样一个姑娘结合在一起，那就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他就会凭他那敢作敢当的性格做出决定，认为只要他爱上一个姑娘，就不管她是什么人，没有理由不同她结婚。可是，两位姑妈没有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他，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爱上了这个姑娘，他就这样走了。

他当时满心以为，他对卡秋莎的感情只是当时充溢于他全身的生的欢乐感的一种表现，这个可爱的、讨人喜欢的姑娘在和他同享这种生的欢乐感。可是，在他动身的时候，卡秋莎同两位姑妈一起站在台阶上，用她那泪汪汪的有点儿斜视的黑眼睛目送他，他才感到，他告别的是一种美好的、珍贵的、一去不复返的东西。他觉得无限惆怅。

“再见，卡秋莎，各方面都得感谢你。”他一面上马车，一面隔着索菲娅姑妈的睡帽说。

“再见，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她用亲切悦耳的声音说完这话，便强忍着满眶的眼泪，朝门廊里跑去，到那儿她可以痛痛快快哭一场。

十三

从那时起，聂赫留朵夫一连三年没有跟卡秋莎见面。直到他新升为军官，奔赴部队，路过姑妈家，才又和她见面。这时候他与三年前住在她们家时相比，已经完全换了一个人。

那时他是一个诚实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青年，随时准备为一切美好的事业献身。如今成了一个荒淫放荡、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喜爱的只是自己的享乐。那时候他觉得世界是一个秘密，他怀着喜悦和激情千方百计要解开这个秘密。现在他觉得现实中的一切既简单又明了，一切都是由他所处的现实环境所决定。那时候他认为必须和重要的是接触大自然，接触曾经生活过、思想过、感触过的前人(如接触哲学、诗歌)，现在认为必须和重要的是人为的规章制度和跟同事们交往。那时候女人是神秘的、迷人的，正因为神秘才是迷人的创造物。现在，除了家里的女人和朋友的妻子，一切女人的功用都十分明确：女人是他已经尝试过的最好的享乐工具。那时候他不要钱，母亲给他的钱连三分之一都用不了，他可以放弃父亲名下的田产，分给他的佃户；现在母亲每月给他一千五百卢布，他还不够用，为了钱他已经跟母亲有过几次不愉快的交谈。那时候他认为精神上的人才是真正的我，现在则认为强壮而精力充沛、兽性的我才是他自己。

他之所以发生一系列可怕的变化，只是因为他不再相信自己而相信起别人。至于他不再相信自己而相信别人，那是因为，如果相信自己，日子就太不好过：按照自己的信念处理任何问题都不利于追求舒服快乐的兽性的我，几乎总是与其作对；如果按照别人的观念，就无须解决什么问题，一切问题都已解决，而且解决得总是不利于精神的我而利于兽性的我。况且，他要是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遭到人家的指责，要是相信别人的观念，就得到周围人的赞扬。

比如，聂赫留朵夫思考上帝、真理、穷与富的问题，阅读有关这些问题的书籍，议论这些问题，他周围的一些人就都认为这很不合适，而且有点儿可笑，母亲和姑妈就会用好意取笑的口气管他叫我们可爱的哲学家。如果他看爱情小说，讲淫秽笑话，上法国戏院看轻松喜剧并且津津有味地讲剧中情节，大家就都夸奖他、鼓励他。如果他认为必须节俭用度，穿旧大衣，不饮酒，大家就认为他古怪，有点儿标榜自己；他把大笔大笔的钱用于打猎或者装置非同一般的豪华的书房，大家却都称赞他风雅，并且送给他种种名贵物品。他本来是个保持童贞的青年，并且想一直保持到结婚，可是他的亲人却都为他的健康担心，后来他从一个同事手里夺得一个法国女人，成了真正的男子汉，他母亲知道了，不仅不生气，还十分高兴。可是公爵夫人一想到他和卡秋莎的那段恋情，想到他可能打算跟她结婚，就提心吊胆。

等到成年以后，聂赫留朵夫认为私有土地不合理，因而把从父亲名下继承的不大的一部分田产分给农民，他这一行动同样使母亲和亲属们感到恐慌，并且成为所有的亲属经常责难和嘲笑的话题。有些人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得到土地的农民不仅没有富起来，反而更穷了，因为他们开了三家小酒馆，索性不干活儿了。等到聂赫留朵夫进了禁卫军，跟那些出身名门的同事们一起又是挥霍，又是赌博，花钱如流水时，公爵夫人不得不动用存款，她却几乎一点也不难过，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甚至认为在年轻时就种种牛痘，在上流社会里习惯习惯，倒是一件好事。

起初聂赫留朵夫做过抗争，但抗争极其困难，因为凡是他凭自己的信念认为是好的，别人都认为是坏的；反过来说，凡是他凭自己的信念认为是坏的，他周围所有的人都认为是好的。最后，聂赫留朵夫屈服了，不再相信自己而相信别人。开头这样自我否定是不愉快的，但这种不愉快的感觉没有持续多久。就在这时他开始抽烟喝酒，很快就消除不愉快的感觉，甚至觉得十分轻松了。

于是聂赫留朵夫带着天生的一股热乎劲儿投身于周围的人共同称道的这种新生活，完全停息了心中另有所求的呼声。这种变化是从他去彼得堡以后开始的，到他进部队的时候就完成了。

军队生活本来就容易使人堕落，因为人一进入军队，就终日无所事事，也就是既不从事正当有益的劳动，又不担负人类共同的义务，游手好闲照例能享受军队、军服、军旗的荣誉。另外，人一进入军队，一方面对其他人拥有无限的权利，另一方面必须在上级长官面前奴颜婢膝，唯命是从。

不过，军队生活和军服、军旗以及合法的暴行与屠杀所造成的堕落还是一般性的，而在只有富贵人家的子弟才能入选的禁卫军团里，因为有钱和接近皇室还会造成另一种堕落，如果二者加在一起，就会使人的利己主义达到完全疯狂的地步。聂赫留朵夫自从进入军中服务，开始像同事们那样生活之后，他的利己主义就疯狂地发展起来。

天天无事可做，只是穿上不是自己而是别人精心缝制和洗刷的军服，戴起头盔，拿起别人铸造、擦亮并且给他送到手的武器，跨上别人养大、训练好和喂得膘肥体壮的骏马，跟同样的一些人去参加练兵或者检阅，纵马奔驰，挥舞马刀，射击，再把这一套教给别人。别的事情是不干的。而那些上层人士，老的少的，还有沙皇及其亲信，不仅赞成他们干这种事儿，而且还因此夸奖他们，感谢他们。他们干完这种事儿以后，认为最好和最重要的便是上军官倶乐部或者最豪华的饭店去吃饭，尤其是喝酒，挥霍不知从何处弄来的金钱，然后是剧场、舞会、女人，然后又是骑马、舞刀、奔驰，然后又是挥霍金钱、喝酒、打牌、玩女人。

这样的生活特别能使军人堕落，因为一个平民要是过这样的生活，他内心深处不可能不为此感到惭愧。军人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而且夸耀这样的生活，感到十分光彩，尤其是在战争时期。聂赫留朵夫就是这样，他是在对土耳其宣战后进入军队的。“我们准备战死沙场，因此这种逍遥自在的欢乐生活不仅是应该被原谅的，而且是我们必需的。所以我们才过这种生活。”

聂赫留朵夫在一生的这一阶段中，正是隐隐约约地这样想的。他在整个这段时期，一直因为冲破以前自己为自己设置的道德樊篱而感到无比喜悦，而且也一直处在利己主义连续疯狂发作的状态中。

三年之后他到姑妈家去的时候，正是处在这样的状态中。

十四

聂赫留朵夫上姑妈家，是因为他所在的部队已开赴前方，她们的庄园就在他追赶部队的路上，而且她们殷切地邀请他去，但他这一次去，主要的却是为了要看看卡秋莎。也许，在内心深处已受到如今已脱缰的兽性的人的教唆，对卡秋莎起了歹念，然而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只是想旧地重游，看看他曾经流连过的地方，看看两位可笑而又可爱、总是在他不知不觉中用慈爱和赞许的气氛将他包围的善良的姑妈，看看给他留下极其愉快的回忆的可爱的卡秋莎。

他是在三月底耶稣受难日来到的。这天下着倾盆大雨，道路泥泞不堪，因此来到时浑身湿透，冻得瑟瑟发抖，但他精神饱满，心情振奋，在那段时期他的心情总是这样的。“她还在她们家吗？”他心里这样想着，他乘的雪橇便进了他熟悉的姑妈家的旧式地主院落，院子里堆满了从房顶溜下来的积雪，周围砌了一道砖墙。他预料，她听到雪橇铃声就会跑到台阶上来，但只是女仆房间门前的台阶上出现了两个掖着裙子、提着水桶的光脚婆娘，显然是在擦地板。正门的台阶上也没有她，出来的只是男仆季洪，系着围裙，看样子也是在打扫屋子。索菲娅姑妈身穿丝绸连衣裙，头戴睡帽，来到前厅。

“啊，你来了，太好了!”索菲娅姑妈一面吻他，一面说。“玛丽娅姑妈上教堂回来累了，有点儿不舒服。我们去领圣餐。”

“恭喜您领圣餐，好姑妈，”聂赫留朵夫一面说，一面吻姑妈的手，“真对不起，我把您身上弄湿了。”

“快到你屋里去。瞧你浑身都湿透啦。你都长胡子啦……卡秋莎!卡秋莎!快给他拿咖啡来。”

“这就来!”走廊里传来熟悉的、悦耳的声音。

聂赫留朵夫的心高兴得怦怦跳了起来。“她还在这儿!”就好像太阳从满天乌云里露了出来。聂赫留朵夫便快快活活地跟着季洪到他以前住过的房间里去换衣服。

聂赫留朵夫很想向季洪问问卡秋莎的情况：她身体怎么样？过得好不好？是不是要出嫁了？可是季洪一副毕恭毕敬的神情，一本正经，而且一定要亲自用水给他冲手，弄得聂赫留朵夫不好向他打听卡秋莎的情况，只是问了问他的孙子，问了问已成为他的老搭档的那匹公马和看家狗波尔康。孙子们和老马都很好，很健壮，只是波尔康去年疯了。

聂赫留朵夫脱下湿衣服，刚要穿干净衣服，就听见轻快的脚步声，接着是敲门声。聂赫留朵夫从脚步声和敲门声听出了是谁。这样走路和敲门的只有她。

他披上湿透的军大衣，走到门口。

“请进!”

就是她，卡秋莎。还是那个模样，只是比以前更娇艳了。那双纯真的、微微有点儿斜视的黑眼睛还是那样笑盈盈地从下朝上看着。她还和以前一样，系着一条洁白的围裙。姑妈让她送来一块刚刚剥去包装纸的香皂和两条毛巾：一条俄国大浴巾和一条毛巾。不论是不曾动用的印着文字的香皂，还是那毛巾，以及她本人，都是那样干净、新鲜、纯洁、悦目。她那鲜艳可爱的红唇，还像以前看见他时那样，由于压抑不住心中的喜悦，抿得紧紧的。

“欢迎您，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她好不容易说出口，脸上飞起红云。

“你好……您好。”他不知道对她说话称“你”好还是称“您”好，脸变得跟她一样红。“您好吗？身体好吗？”

“托上帝的福……这是您姑妈叫我送来的您喜欢的玫瑰香皂。”她说着，把香皂放在桌上，把毛巾搭在椅子扶手上。

“侄少爷他自己有。”季洪想维护客人的独立生活精神，就这样说，一面得意扬扬地指着聂赫留朵夫那打开的银盖大梳妆盒，里面有许多玻璃瓶子、刷子、发蜡、香水和各种各样的化妆用品。

“您替我谢谢姑妈。我来到这儿，真高兴呀。”聂赫留朵夫说。他觉得心中又像上次来时那样舒畅和温暖。

她听了这话，只微微一笑，就出去了。

素来就钟爱聂赫留朵夫的两位姑妈，这一回见到他，比往常更要高兴。侄儿要上战场，也许负伤，也许阵亡。因此两位姑妈特别动情。

聂赫留朵夫原来的行程安排是：在姑妈家只停留一天一夜。但是见了卡秋莎，他答应再过两天，在姑妈家过复活节，并且打电报给他的朋友和同事申包克，他们原约定在敖德萨会合的，现在请他也到姑妈家来。

他见到卡秋莎的第一天，心中就萌发了当初对她的恋情。他又像以前那样，一看到卡秋莎的白围裙心中就荡漾难平，一听到她的脚步声、说话声、笑声就压抑不住心中的喜悦，看到她那双带露醋栗般的黑眼睛，特别在她微笑的时候，就不能不心醉，尤其在他们相遇时他见她脸上飞起红云，他不能不销魂。他感到自己在恋爱了，但不像以前那样，以前他觉得恋爱是一种秘密，而且自己都不肯承认是在恋爱，而且那时候他相信一个人一生只能恋爱一次。现在他又在恋爱了，现在知道是在恋爱，并且因此感到高兴，而且尽管想瞒住自己，可是模模糊糊地知道，恋爱是怎么一回事儿，恋爱的结果是什么。

聂赫留朵夫也和所有的人一样，由两个人合成。一个是精神的人，自己追求的只是也能使别人幸福的幸福。另一个是兽性的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幸福，而且为了自己的幸福不惜牺牲全世界一切人的幸福。在这段时期，彼得堡生活和军队生活使他的利己主义达到疯狂地步，兽性的人在他身上占了上风，完全压倒了精神的人。但是，他见到卡秋莎，当初对她的恋情再度萌发之后，精神的人又抬起头来，开始争取自己的权利。所以在复活节前这两天里，在聂赫留朵夫身上一刻也不停地进行着内部斗争，虽然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

他心里明白，他该走了，现在毫无必要再在姑妈家住下去，知道这样住下去不会出什么好事，但是他实在太高兴太愉快了，所以他不顾这些留了下来。

基督复活节前一天，礼拜六傍晚，一位司祭带着助祭和诵经士来做晨祷。据他们说，他们的雪橇经过一个个水洼和一块块光土地，好不容易走了三俄里，才从教堂来到姑妈家。

聂赫留朵夫一面跟两位姑妈和仆人站在一起做晨祷，一面目不转睛地看着站在门口、手提香炉的卡秋莎。等做完晨祷，他按礼节跟两位姑妈和司祭各吻了三次，便要去睡觉，却听到姑妈的女仆玛特廖娜跟卡秋莎在走廊里说话，她们要一起到教堂去行复活节蛋糕和奶饼净化礼。他在心里说：“我也去。”

到教堂去，不论坐车还是坐雪橇，都没有好路可走。在姑妈家和在家一样随便当家的聂赫留朵夫便吩咐备上那匹所谓老搭档的公马，他也不再去睡觉，而是穿起漂亮的军服和紧身马裤，披上军大衣，跨上那匹膘肥体壮、一个劲儿嘶鸣的老公马，那马蹚着一个个水洼和积雪，摸黑朝教堂走去。

十五

这次晨祷后来在聂赫留朵夫的一生中成为最幸福、最值得怀念的往事。

公马蹚着水在漆黑中走着，只是有的地方有白雪照亮，一看见教堂周围的点点灯火，便竖起耳朵。等他骑马进了教堂的院子，礼拜已经开始了。

有几个汉子认出他是玛丽娅小姐的侄儿，把他领到干爽的地方下马，把他的马拴好，便把他领进教堂。教堂里已经挤满了过节的人。

右边是男子汉：有身穿土布长袍、脚裹洁白包脚布、外套树皮鞋的老头子，有身穿崭新的呢子长袍、腰束鲜艳的腰带、脚蹬高靿皮靴的小伙子。左边是妇女，一个个头上裹着红绸巾，上身穿着棉绒坎肩，配着大红衣袖，下身系着裙子，有蓝的、有绿的、有红的、有花的，脚上是钉掌的半高靿靴子。站在她们后面的是一些衣着朴素的老太婆，裹着白头巾，身穿灰色长袍，系老式毛裙，脚穿平底鞋或者新树皮鞋。在男男女女之间还有一些孩子，都穿得漂漂亮亮，头上还抹了油。男子汉们在画十字，甩动着头发在鞠躬；妇女们，特别是那些老太婆，都用没有神的眼睛盯着一尊烛光照亮的圣像，撮紧手指，使劲地点着额头上的头巾、肩膀和肚子，嘴里念叨着，弯腰站着或者跪着。孩子们一看到有人朝他们看，就学大人的样子，起劲地做祷告。那贴金的大蜡烛周围有许多小蜡烛，照得金黄的圣像壁明晃晃的。枝形大烛架上插满了蜡烛。唱诗班的业余歌手们放声高唱，其中有粗喉咙大嗓门儿，也有孩子们尖细的最高音。

聂赫留朵夫走到前面去。教堂正中站的是一些有头脸的人物：有一个地主带着老婆和穿水兵制服的儿子，有警察分局局长，有电报员，有穿高靿皮靴的商人，有佩戴奖章的村长。读经台右边，地主老婆后面，站着玛特廖娜，穿着光闪闪的紫色连衣裙，披着带流苏的白色披巾。旁边是卡秋莎，穿一件胸前带褶的白连衣裙，系一条天蓝色腰带，乌黑的头发上扎一个鲜红的蝴蝶结。

一切都很隆重、庄严、愉快、美好：不论是身穿光闪闪的绣银法衣、胸前挂金十字架的司祭，还是身穿饰金饰银漂亮祭服的助祭和诵经士，不论是身穿节日服装、头发抹油的业余歌手，还是节日赞美歌那舞曲似的欢乐音调，又或是司祭们手举饰花的三烛烛架、反复喊着“基督复活了!基督复活了!”不停地为大家祝福的声音。一切都很美，但最美的还是穿白色连衣裙、系天蓝色腰带、乌黑的头发上扎着鲜红蝴蝶结、快活得眼睛发亮的卡秋莎。

聂赫留朵夫感觉到，她虽然没有回头，却看见他了。这是他经过她身边走向祭坛的时候看出来的。他本来没有什么话要对她说，可是他想了想，在经过她身边的时候说：“姑妈说，做完晚弥撒她就开斋。”

就像往常见到他那样，她的青春的血涌上她那一张可爱的脸，那双黑眼睛笑着，洋溢着喜气，天真地从下朝上看着，盯住聂赫留朵夫。

“我知道。”她笑了笑，说。

这时候，一个诵经士手拿铜咖啡壶从人群里挤过来，走过卡秋莎身边，因为没有注意她，祭服的下摆擦到了她。这个诵经士显然由于对聂赫留朵夫尊敬，绕着他走，却擦着了卡秋莎。可是聂赫留朵夫却觉得十分奇怪：他这个诵经士怎么不明白，这儿的一切，以至全世界的一切，都是为卡秋莎一人而存在的，对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不放在眼里，唯独对她不能这样，因为她是世界上一切的中心。为了她，圣像壁才闪金光，枝形烛架和烛台上所有的蜡烛才大放光明；为了她，才高声欢唱“基督复活了，欢乐吧，人们”!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为她而存在。他觉得卡秋莎也明白这一切都是为她而存在。聂赫留朵夫有这样的感觉，是在凝视着她那带褶白连衣裙裹着的苗条身躯，凝视着她那喜气洋洋的脸的时候，他正是从她脸上的表情看出来，她心里唱的歌儿跟他心里唱的完全一样。

在早祷与晚祷间歇的时候，聂赫留朵夫走出教堂。人们见他来了都让路，向他鞠躬。有的人认得他，有的人问：“这是谁家的？”他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站住。一些乞丐把他围住，他就把钱包里的零钱全部散给他们，这才走下台阶。

天色已经很亮，什么都看得很清楚了，可是太阳还没有出来。人们都纷纷来到教堂周围的墓地上坐下。卡秋莎仍然在教堂里，聂赫留朵夫便停下来等她。

人们还在纷纷往外走，靴底铁钉叮叮地敲着石板，一个个走下台阶，分散到教堂院子里和墓地上。

玛丽娅姑妈的糕点师傅老态龙钟，颤动着脑袋，把聂赫留朵夫拦住，跟他互吻了三下。他的老伴儿裹着三角绸头巾，头巾下面露出皱皱巴巴的喉结，这时从手帕里拿出一个橙红色鸡蛋，送给聂赫留朵夫。接着有一个健壮的年轻汉子，身穿崭新的长袍，腰束绿色腰带，满面春风地走过来。

“耶稣复活了。”他眨着笑眯眯的眼睛说完这话，便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给他送来一股庄稼汉特有的好闻气味，用红润的嘴唇对着他的嘴吻了三下，那卷曲的大胡子扎得他的脸痒痒的。

就在聂赫留朵夫跟年轻汉子互吻，接下他送的深棕色鸡蛋的时候，玛特廖娜那亮闪闪的连衣裙和那个扎着鲜红蝴蝶结的乌黑可爱的头出现了。

她立即从她面前走着的许多人的头顶上看见了他，他也看见她的脸放起光来。

她和玛特廖娜来到台阶上，停了下来，给乞丐们散钱。有一个烂掉鼻子、只剩一个红疙瘩的乞丐走到卡秋莎面前。她从手绢里拿出一样东西送给他，然后走到他跟前，跟他互吻了三下，丝毫没露出厌恶的神情，倒是眼睛里依然闪着喜悦的光彩。就在她和乞丐互吻的时候，她的目光与聂赫留朵夫的目光相遇了。她仿佛在问：这样好吗？我做得对吗？

“对，对，好姑娘，样样都好，样样都美，我爱你。”他在心里说。

她们走下台阶，他便走到她跟前。他不想跟她互吻，只想在她跟前待一会儿。

“耶稣复活了。”玛特廖娜说这话的时候，低着头，微笑着，用的那口气似乎在说，今天大家都平等了。接着用折叠得像小老鼠一样的手帕把嘴擦干净，便把嘴唇朝他凑过来。

“真的复活了。”聂赫留朵夫一面跟她互吻一面说。

他回头看了看卡秋莎。她脸上立即飞起红云，同时立即来到他跟前。

“耶稣复活了，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

“真的复活了。”他说。他们互吻了两下，似乎考虑了一下该不该再吻一下，又似乎考虑好应该再吻一下，就又吻了第三下，并且两个人都笑了笑。

“你们是要去找司祭吧？”聂赫留朵夫问。

“不是，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我们就在这儿坐坐。”卡秋莎说这话时，就好像在愉快的劳动之后整个胸部深深地呼吸着，并且用她那温柔、纯洁、真情而微微有点儿斜视的眼睛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

男女之间的爱情总有一个时刻达到顶点，在这样的时刻里，爱情中没有什么自觉的、理性的成分，也没有肉欲的成分。这个复活节的夜晚，对聂赫留朵夫来说，就是这样的时刻。虽然他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见过卡秋莎，但是现在他每想起她，总是首先最鲜明地想起这时刻。那乌黑、光滑、发亮的可爱的头，那严严实实裹住她那苗条身躯和不高的胸脯的带褶的白连衣裙，那脸上的红云，那一双由于一夜未眠而微微斜视的、乌黑发亮、含情脉脉的眼睛，以及她整个人都表现出两个主要的特点：她的纯洁无瑕的爱不仅是对他——这他是知道的——而且是对世界上一切人和一切东西的，不仅是爱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而且也爱她刚才吻过的那个乞丐。

他知道她心里有这样的爱，因为那天夜里和那个早晨他也感到自己心里有这样的爱，感到他和她就在这样的爱中结合在一起了。

唉，要是这一切就停留在那天夜里出现的这种感情上，多么好呀!“是的，那件可怕的事是在复活节之夜过后才发生的呀!”现在他坐在陪审人员议事室窗前，这样想着。

十六

聂赫留朵夫从教堂回来，就跟两位姑妈一块儿开斋。为了提提精神，他按照在军队里养成的习惯，喝了白酒和葡萄酒，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里，立刻就和衣睡着了。敲门声把他惊醒。他从敲门声听出这是她，就爬起来，一面揉着眼睛，伸着懒腰。

“卡秋莎，是你吗？进来吧。”他说着，下了床。

她把门开了一道缝儿。

“开饭啦。”她说。

她还是穿着那件白连衣裙，不过头发上的蝴蝶结没有了。她看了看他的眼睛，满脸就放起光来，就好像她向他报告了一件不同寻常的喜事。

“这就去。”他说着，就拿起梳子，要梳头发。

她还站在那儿没有走。他发觉这一点，就丢下梳子，朝她走去。但就在这时她转过身去，迈着惯常那种轻盈而敏捷的步子，顺着走廊里的长地毯朝前走去。

“我真傻，”聂赫留朵夫对自己说，“我怎么不把她留住呢？”

他跑过去，在走廊里追上了她。

他要拿她怎么样，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不过他似乎觉得，在她进了他的房间的时候，他应该干点儿什么，那是所有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干的，他却没有干。

“卡秋莎，你等一下。”他说。

她回头看了看。

“您有什么事？”她说着，步子渐渐慢下来。

“没什么，不过……”

他鼓了鼓劲儿，并且想到一切处在他的地位的男子在此类场合会怎么办，就搂住卡秋莎的腰。

她站了下来，看了看他的眼睛。

“别这样，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别这样。”她满脸通红地说。便用她那强劲有力的手推开那条搂住她的胳膊。

聂赫留朵夫放她走了。一时间他不但感到不好意思和羞惭，而且憎恶起自己。他本来应该相信自己才对，可是他不明白，这种不好意思和羞惭正是他灵魂里最美好的感情在流露，但他反而认为这说明他很蠢，他应该像大家那样干。

他又一次追上她，又搂住她，吻她的脖子。这一吻完全不同于前两次的吻，也就是那次在丁香花丛后面情不自禁的吻和今天早晨在教堂里的吻。这一吻火辣辣的，这一点她也感觉到了。

“您这是干什么呀？”她惊叫起来，听那声音好像他砸碎了一件无价之宝，再也无法修补似的。她快步跑开了。

他走进餐厅。两位盛装的姑妈、一位医生和一位女邻居都站在一碟碟小菜旁边。一切都和平常一样，可是聂赫留朵夫心里却起了风暴。别人对他说什么，他都没有听清楚，别人问东他答西，一心只想着卡秋莎，回味着刚才在走廊里追上她时的那一吻。他再没有心思去想别的事。每次她走进来，他不必看她，整个身心都会感觉到她来了，而且必须强制自己，才能不去看她。

饭后他马上回到自己房里，心猿意马地在房里踱了很久，一面倾听着家里的响声，等待着她的脚步声。他身上那个兽性的人，这会儿不仅已抬起头来，而且把他第一次来时以致今天早晨在教堂里还活在他身上的那个精神的人踩在脚下。这个可怕的兽性的人如今在他的灵魂中独自称霸了。尽管他一整天都在守候她，可是一直没有机会跟她单独见面。大概她是躲着他。不过，合当有事，到了傍晚，她要上他隔壁的房间里去。医生留在这儿过夜，卡秋莎要给客人铺床。聂赫留朵夫听到她的脚步声，就放轻脚步，屏住呼吸，就像要干什么犯罪的事似的，跟在她后面走了进去。

她已经把两手伸进干净的枕套，抓住枕头的两个角，这时回头看了看他，微微一笑，不过这不是以前那种快活和欢喜的笑，而是一种提心吊胆、可怜巴巴的笑。这笑容仿佛是对他说，他要干的事是很坏的。他一时间怔住了。现在还有可能进行斗争。他对她真情的爱的声音虽然微弱，可是还能听见，这声音在对他说她这个人，说她的感情，说她的生活。另外一个声音却在说：注意，你要错过自己的享乐、自己的幸福了。这第二个声音淹没了第一个声音。他果断地走到她跟前。压制不住的、可怕的兽性感情已经控制了他。

聂赫留朵夫紧紧搂住她，让她坐在床上。他觉得还有什么事要做，就挨着她坐下来。

“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好少爷，请您放手，”她用哀求的声音说，“玛特廖娜·巴甫洛芙娜来啦!”她一面挣扎一面喊道。而且真的有人朝门口来了。

“那我夜里去找你，”聂赫留朵夫说，“你一个人在屋里，不是吗？”

“您说什么呀？千万别这样!不要这样。”她只是嘴上这样说，可是激动而慌乱的她整个的人却在说另外一番话。

来到门口的果然是玛特廖娜·巴甫洛芙娜。

她胳膊上搭着一条被子走进房里来，带着责备的神情看了聂赫留朵夫一眼，便很生气地责怪卡秋莎拿错了被子。

聂赫留朵夫一声不响地走了出去。他甚至不感到羞惭。他从玛特廖娜的脸色看出来，她是在责备他，而且她的责备是应该的，他知道自己做的事很坏，但是兽性的感情已经挣脱了以往对她的真挚爱情，控制住他，独自称霸，其他一切概不理睬了。现在他知道，要满足欲望该怎么干，于是他就寻思这样干的办法。

整个黄昏他都坐立不安，一会儿上姑妈的房里去，一会儿又走出来，回到自己房里，一会儿又走到台阶上，心里只盘算着一件事：怎样才能跟她单独见面。可是，她躲着他，玛特廖娜又寸步不离地跟定了她。

十七

整个黄昏就这样过去，黑夜降临了。医生去睡了。两位姑妈也安歇了。聂赫留朵夫知道，此刻玛特廖娜在姑妈的卧室里，女仆房里只有卡秋莎一个人。他又走到台阶上。外面黑漆漆、暖洋洋、潮漉漉，夜空中弥漫着白茫茫的浓雾。春天里，雾能融化残雪，也许由于残雪在融化而升起浓雾。家门前百步远处陡坡下有一条河，从河上传来奇怪的声音，那是冰层在碎裂。

聂赫留朵夫走下台阶，踩着结了冰凌的残雪跨过一个个水洼，来到女仆房间窗前。他的心在胸膛里怦怦直跳，连他自己都能听见。他一会儿憋住气，一会儿气冲出来，变成一声深深的叹息。女仆房间里点着一盏小灯。卡秋莎独自坐在桌旁，沉思着，眼睛望着前面。聂赫留朵夫一动不动地看了她好一阵子，想看看她以为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会做些什么。她一动不动地坐了有两分钟光景，然后抬起眼睛，微微笑了笑，摇了摇头，似乎是在责怪自己，然后换了个姿势，猛地把两条胳膊往桌上一放，又把眼睛对着前方。

他站在窗口看着她，无意识地同时听着自己的心跳声和河面上传来的奇怪响声。在浓雾弥漫的河上，正进行着缓慢而不停的活动：时而咝咝直响，时而咔嚓开裂，时而哗啦迸散，时而薄冰像玻璃似的叮叮乱撞。

他站着，看着卡秋莎那沉思默想、想心事想得很苦恼的脸，他不由得怜惜起她来，然而说也奇怪，这种怜惜只是点旺了他对她的欲火。

他身上的欲火愈燃愈旺。

他敲了敲窗子。她像触电似的，全身打了个寒战，脸上露出恐慌的神情。然后她腾地站起来，走到窗前，把脸贴到玻璃上。她把手掌放在眼上遮住灯光向外看，认出他来，然而脸上的恐慌神情仍没有消失。她的脸色异常严肃，他从来没见过她这种模样。他笑了笑，她这才笑了笑，她笑，似乎只是为了迎合他，心里并不想笑，还是很恐慌。他对她打了个手势，要她到外面来相会。可是她摇摇头，表示不出来，并且仍然站在窗前。他又一次把脸凑近窗玻璃，想对她喊一声，但这时她转过脸对着房门口，显然是有人在唤她。聂赫留朵夫离开了窗口。雾非常浓，离开房子五步就看不见窗子，只看见黑糊糊的一团，中间是红红的、显得很大的一片灯光。河上依然响着冰块的咝咝声、哗啦声、咔嚓声和叮叮声。在浓雾笼罩的院子里，有一只公鸡在不远处叫起来，附近另外几只公鸡立即响应，接着村子里远远传来互相打岔或者合成一片的鸡叫声。不过，除了河上，四下里还是一片宁静。这时候已经是鸡叫二遍了。

聂赫留朵夫在墙角后面来来回回走了两趟，有好几次脚踩到水洼里，后来又走到女仆房间窗前。灯仍然亮着，又是卡秋莎一个人坐在桌旁，似乎有什么事拿不定主意。他刚走到窗前，她就看了他一眼。他敲了敲窗子。她也没看是谁敲的，就立刻从房里跑出去。他听到门钩吧嗒一声，接着是通院子的门吱扭一声开了。他已经在门廊边等她，于是立即一声不响地把她搂住。她紧紧偎住他，仰起头，用嘴迎接他的吻。他们站在门廊拐角后面一块化净了雪的干地方，没有满足的欲火烧得他全身火辣辣的，十分难受。这当儿，通院子的门又吧嗒响了一声，又吱扭一声开了，就听见玛特廖娜气呼呼的呼唤声：“卡秋莎!”

她挣脱了他，回到女仆房里。他听到门钩吧嗒一声扣上。然后一切都静了下来，窗户里那红红的灯光不见了，只剩下沉沉的浓雾和河上的闹声。

聂赫留朵夫走到窗前，再也看不到什么人了。他敲窗子，再也没有回应。聂赫留朵夫从正门的台阶回到房子里，可是他睡不着。他脱去靴子，光着脚顺着走廊朝她的门口走去，旁边就是玛特廖娜的房间。起初他听到玛特廖娜安静地打着鼾，就想进去，谁知玛特廖娜咳嗽起来，翻了个身，床嘎吱嘎吱响了一阵子。他屏气息声，一动不动地站了有五分钟光景。等到一切又沉寂下来，又听见安静的鼾声，他就尽可能踩着不发响的地板往前走，一直走到她的房门口。什么声音也听不见。她显然没有睡，因为听不见她的呼吸声。他刚低低地唤了一声“卡秋莎”，她就急忙爬起来，走到房门口，似乎很生气地劝他走。

“这算什么呀？唉，这怎么行呀？姑妈们要听见的。”她的嘴这样说，可是她整个的人却在说：“我整个儿都是你的。”

聂赫留朵夫明白了的就是这一点。

“喂，你开一下儿吧。我求求你。”他说着不必再说的话。

她不作声了，过一会儿他听见一只手摸索门扣的沙沙声。门扣吧嗒一声，他就钻进打开的房门。

他一下子把她搂住，她还穿着粗布衬衣，他把她抱起来就走。

“哎呀!您干什么呀？”她小声说。

可是他没有理睬她的话，抱着她朝自己房里走去。

“哎呀，别这样，请您放开我。”她嘴里说着，身子紧紧地贴在他身上。

等她浑身哆嗦，一声不响，也不回答他的话，从他的房里走出去后，他也走到台阶上，停下来，用心思索刚才的事的意义。

天色亮一些了。下面河上冰块的咔嚓声、叮叮声和咝咝声更响了，而且在原有的响声之外，又增添了潺潺的流水声。浓雾开始下沉，从雾幕后面涌出如钩残月，阴郁地照着漆黑、可怖的一团。

“这究竟是什么：是我得到了莫大的幸福，还是闯了大祸？”他问自己。“这种事是常有的，大家都这样嘛。”他自己对自己说。于是就回去睡了。

十八

第二天，漂漂亮亮、快快活活的申包克到聂赫留朵夫姑妈家来找他了。申包克凭他的潇洒、殷勤、快活、慷慨大方和对聂赫留朵夫的友爱，博得了两位姑妈的赞赏。他的慷慨大方虽然使两位姑妈喜欢，但是大方得过分，又使她们困惑不解。来了瞎眼的乞丐，他一掏就是一个卢布，给仆人们发赏钱，一下子就是十五卢布。他看到索菲娅姑妈的小狮子狗秀捷特卡的爪子受伤出血，热心地亲自给狗包扎，毫不心疼地掏出自己的花边麻纱手绢(索菲娅姑妈知道，像这样的手绢至少要十五卢布一打)，给秀捷特卡做绷带。两位姑妈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也不知道这个申包克已经欠下二十万卢布的债，而且他自己知道这笔债是永世还不清的，因此多几十卢布或少几十卢布在他就不算什么了。

申包克待了一天，第二天晚上就同聂赫留朵夫一起走了。他们不能再待下去了，因为到部队报到的最后期限已经到了。

在姑妈家度过的最后一天里，前一夜的事还历历在目的时候，聂赫留朵夫心中有两种心情在搏斗着：一种是兽性爱那种热辣辣的、肉欲的回味，尽管这种兽性爱并没有使他产生预期的达到目的的某种得意感；另一种心情是意识到他做了一件很坏的事，意识到这坏事必须加以弥补，弥补不是为了她，是为了自己。

聂赫留朵夫正处在利己主义疯狂发作的状态中，只会想着自己。他想的是，如果别人知道了他和她的事，会不会责难他，责难到何种程度，而不是想着她现在心情怎样，对她今后会有什么影响。

他以为申包克猜到了他同卡秋莎的关系，这使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怪不得你忽然留恋起两位姑妈，在她们家住了一个礼拜呢。”申包克一看见卡秋莎，就对他说，“我要是你，也不肯走了。真迷人呀!”

他还想到，虽然没有尝够跟她相爱的甜蜜，现在就离去未免可惜，不过既然非走不可，那么就此斩断难以维持的关系，倒也是好事。他还想到，应当给她一些钱，不是为了她，不是因为她可能需要钱，而是因为通常都是这样做。既然他享用了她，如果不给她一些钱，人家会认为他是个小人。于是他给了她一笔钱，就他的状况和她的状况来说，他认为那数目是适当的。

临走那天，他吃过午饭，就在门廊里等她。她一看见他，脸刷地红了。她想从旁边走过去，并且使眼色要他注意女仆房间的门开着，可是他把她拦住。

“我想向你告别。”他说，一面在手里揉着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这是我……”

她猜到是什么，皱起眉头，摇了摇头，把他的手推开。

“不，你拿着吧。”他咕哝着，把信封塞到她怀里。他像被火烧伤似的，皱起眉头，哼哼着，朝自己房里跑去。

随后他在房间里踱了好一阵子，一想到刚才那情景，就浑身抽搐，甚至跳起来，而且哼哼出声来，就好像肉体感到疼痛似的。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常有这种事嘛。申包克跟家庭女教师有过这种事，是他自己说的。格里沙叔叔有过这种事，父亲也有过这种事，那是他住在乡下的时候，他跟一个农家女生了私生子米金卡，那孩子至今还活着。既然大家都这样做，那么，可见这也是必要的。”他这样安慰自己，可是心里怎么也不安宁。他一想起这事，良心就受到谴责。

在灵魂的深处，在最隐秘的深处，他知道自己的行为很卑鄙、很恶劣、很残忍，一想到这事，不仅无颜议论别人，而且不敢正眼看人，更不要说像原来那样自认为是个善良、高尚、胸怀坦荡的青年人了。然而他必须把自己看成这样的人，才能继续打起精神快快活活地生活下去。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去想这件事。他就这样做了。

他投入的新生活、新的地方、新的同伴，战争，有助于遗忘。他越过下去，越是淡忘，到最后真的完全忘记了。

有一次，已经是在战后，他希望看到卡秋莎，就拐到姑妈家，才知道卡秋莎已经不在了，听说在他走后不久她就离开姑妈去生孩子，在什么地方生下一个孩子，据两位姑妈耳闻，她完全变坏了，他听了心里非常难受。按时间来推算，她生的孩子可能是他的，但也可能不是他的。两位姑妈说，她变得很坏，而且就像她母亲一样，天性淫荡。他听到姑妈这种说法十分高兴，因为这似乎说明罪责不在他。起初他还是想找找她和孩子，但是后来，正因为一想到这事他心灵深处就觉得太痛苦、太惭愧，就没有费应有的力气去寻找，并且把自己的罪过忘得更干净，索性不再去想了。

但是现在，这种惊人的巧遇使他想起了一切，要他承认自己没有心肝、残忍、卑鄙，正因为这样才能在良心上放着这样的罪孽心安理得地过了十年。不过，要他承认这一点，还相距甚远，目前他考虑的只是，千万不能让人知道全部底细，但愿她和她的辩护人不要把一切和盘托出，让他当众出丑。

十九

聂赫留朵夫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走出法庭，来到陪审人员议事室的。他坐在窗前，听着周围的人说话，不住地抽烟。

那个快活的商人显然非常赞赏商人斯梅里科夫消磨时间的办法。

“嘿，哥们儿，他可玩得真痛快，真是西伯利亚气派。口味也真不赖，挑上这样一个小妞儿。”

首席陪审发表议论说，本案的关键在于鉴定。彼得·盖拉西莫维奇在和犹太裔店员说笑话，并且哈哈大笑起来，不知他们说的是什么。有人问聂赫留朵夫什么话，他总是回答一两个字应付，只希望别人不要打扰他。

等到警官一溜歪斜地走来，再一次请陪审人员进法庭，聂赫留朵夫感到心惊肉跳，似乎他不是去陪审，而是他被押上法庭受审。在心灵深处他已经感觉到自己是个恶棍，应该无颜正眼看人，可是他照样大摇大摆地走上台去，紧挨着首席陪审，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来，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手里玩弄着夹鼻眼镜。

被告们刚才也被带到什么地方去，这时又被押回来。

法庭里添了几张新面孔，是几个证人。聂赫留朵夫发现，玛丝洛娃一再地注视那个一身绸缎和丝绒、衣着十分华丽的胖女人，就好像再也移不开视线似的。那女人头戴高高的女帽，上面扎一个很大的花结，一直裸露到肘部的手臂上挎着一个精致的提包，坐在栏杆前的第一排。聂赫留朵夫后来才知道，这是玛丝洛娃所在的那个妓院的鸨母，是证人。

开始审问证人，问他们的姓名、宗教信仰等。然后庭长问两旁的法官，要不要让证人宣过誓以后再审问。于是老司祭又是那样吃力地挪动着两腿走过来，又是那样把胸前绸法衣上的金十字架拉端正，又是带着那样心安理得和相信自己在做一项十分有益的大事的神情领着证人和鉴定人宣誓。等到宣誓完毕，所有的证人都被带出去，只留下妓院鸨母基塔耶娃一人。法官要她讲一讲她所知道的有关本案的情况。基塔耶娃堆着一脸假笑，带着德国口音详详细细、一五一十地讲了起来，每说一句话，戴帽子的头就缩一下。

先是熟识的茶房西蒙到妓院里来找她，要给一个有钱的西伯利亚商人叫一个姑娘。她就叫柳包芙去。过了一阵子，柳包芙就带着那个商人一起回来了。

“那个商人已经有点儿迷糊了。”基塔耶娃微微笑着说，“到了我们院儿里他又喝，还请姑娘们喝。可是他身上的钱不够了，就叫这个柳包芙到他的房间里去拿，他已经对她另眼相看了。”她说着，朝玛丝洛娃看了一眼。

聂赫留朵夫感觉到，玛丝洛娃听了这话似乎微笑了一下，这一笑使他感到恶心。他心中浮起一种奇怪的、隐隐约约的厌恶感，其中也夹杂着怜悯感。

“那么，你认为玛丝洛娃怎么样？”一个经法庭指定担任玛丝洛娃辩护人的见习法官红着脸，胆怯地问。

“她顶好了，”基塔耶娃回答说，“这姑娘受过教育，很文雅。她是好人家出身，懂得法文。她有时喝酒喝多点儿，可是从来不放肆。完全是一个好姑娘。”

卡秋莎看着鸨母，可是后来一下子把视线转到陪审人员这边，停留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她的脸色变得严肃甚至冷峻了。那双冷峻的眼睛有一只斜睨着。这两只奇怪地看人的眼睛对着聂赫留朵夫看了很久。他尽管战战兢兢，他的视线却也离不开那双黑白分明、微微斜视的眼睛。他想起了那个可怕的夜晚，那冰层碎裂声，那浓雾，尤其是凌晨升起的如钩残月，照着那漆黑、可怖的一团。这双又看他又不看他的黑眼睛使他想起了那漆黑、可怖的一团。

“她认出来了!”他在心里说。聂赫留朵夫觉得身子缩成了一团，等待着当头一棒。可是她没有认出他来。她平静地叹了一口气，又看着庭长。聂赫留朵夫也叹了一口气，在心里说：“唉，但愿快点儿结束。”此刻他有一种心情，就好像在打猎时要弄死一只受伤的鸟儿：又厌恶，又怜惜，又难过。没有死的鸟儿在猎袋里挣扎：又讨厌，又可怜，真想快点儿把它弄死，快点儿忘掉。

聂赫留朵夫此刻听着审问证人，就怀着这样复杂的心情。

二十

可是，就像故意折腾他似的，这宗案件拖了很长时间。先是逐个儿讯问证人和鉴定人，再就是副检察官和辩护人照例一本正经地提出种种不必要的问题，然后庭长提请陪审人员检查物证，其中有一只带梅花形钻石的戒指，戒指很大，显然原来是戴在很粗的食指上的，还有一个滤器，里面有化验出来的毒药。这些物证都盖了火漆印，贴着标签。

陪审人员正准备去查看物证，这时副检察官又欠起身来，要求在检查物证之前先宣读法医的验尸报告。

庭长正要尽快地了结此案，好赶去会他的瑞士情妇，虽然也明明知道，宣读验尸报告除了令人厌烦和延迟吃饭时间以外，别无其他作用，而且也知道，副检察官这样要求，无非是因为他有权这样做，庭长还是不能拒绝，只有表示同意。书记官取出验尸报告，又用他那不分舌尖音和卷舌音的声音闷闷不乐地念起来：

“外部检查表明：

“(一)费拉邦特·斯梅里科夫身长二俄尺十二俄寸。”

“倒是一条高大的汉子。”那个商人很关切地对着聂赫留朵夫

的耳朵小声说。

“(二)就外表判断，此人年龄在四十岁上下。

“(三)尸体外表鼓胀。

“(四)全身皮肤呈淡青色，并杂有若干黑色斑点。

“(五)尸体表皮有若干水泡，大小不等，并有数处皮肤脱落并悬垂，状如大块破布。

“(六)头发深褐色，甚为浓密，一经触动，极易脱落。

“(七)眼球突出眼眶之外，角膜浑浊。

“(八)鼻孔、双耳和口腔流出带泡沫脓液，嘴半张开。

“(九)由于面部和胸部鼓胀，颈部几乎不见。”

等等，等等。

就这样在四页纸上写了二十七条，记录了在城里寻欢作乐的商人那高大、肥胖而又鼓胀、腐烂的可怕尸体外部检查的详细情形。聂赫留朵夫原来那种模模糊糊的厌恶心情，在听了验尸报告以后更加强烈了。他仿佛觉得，卡秋莎的生活、从尸体鼻孔里流出来的脓液、从眼眶里突出来的眼球、他自己对她的行为都是同一类事物。这一类事物把他团团围住，把他淹没。等到外部检查报告终于宣读完毕，庭长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抬起头来，指望宣读已经结束。不料书记官接着又念起内部检查报告。

庭长又垂下头，一只手托住下巴，闭上眼睛。坐在聂赫留朵夫旁边的商人强忍着瞌睡，身子偶尔晃一晃。被告们坐在那儿，像身后的宪兵那样一动不动。

“内部检查表明：

“(一)头皮极易脱离头盖骨，未发现任何瘀血迹象。

“(二)头盖骨中等厚度，完整无损。

“(三)坚硬的脑膜有两处已变色，每处直径约四英寸，脑膜呈苍白色。”等等，还有十三条。

然后是见证人的姓名和签字，然后是医生的结论，结论表明，根据解剖中发现并已记录在案的胃部变化和肠与肾内的部分变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肯定，斯梅里科夫之死是由于毒药同酒一起进入胃内所致。根据胃内和肠内变化，尚难断定进入胃内的是何种毒药。但应该肯定，毒药是和酒一起进入胃里，因为在斯梅里科夫胃里尚有大量的酒。

“看来，真是海量。”瞌睡醒来的商人又小声说。

宣读这份报告用了一小时左右，可是副检察官还感到不满足。等报告宣读完毕，庭长对他说：“我看，内脏检查报告无须再念了。”

“可是我要请求宣读这份报告。”副检察官微微侧歪着欠了欠身子，也不看庭长，很严厉地说。那口气使人觉得，要求宣读是他的权利，他决不放弃这一权利，如果拒绝他的要求，他就有理由上诉。

那位眼睛和善而下垂的大胡子法官因患有胃炎，觉得体力不支，就对庭长说：“这又何必念呢？这只是浪费时间。扫不净的，再加几把扫帚也扫不干净，只不过多扫些时间。”

戴金丝眼镜的法官什么也没说，阴郁而果断地望着前方，对妻子和生活再也不抱什么希望了。

宣读报告开始了。

书记官带着很坚决的神情，提高了嗓门儿，仿佛要驱散全场人的睡意似的，又开始念下去：

“一八八×年二月十五日，本人受医务署委派，遵照第六三八号指令，并有副医务检查官在场，检查了下列内脏：

“(一)右肺和心脏(在六磅玻璃瓶内)。

“(二)胃内杂物(在六磅玻璃瓶内)。

“(三)胃(在六磅玻璃瓶内)。

“(四)肝、脾、肾(在三磅玻璃瓶内)。

“(五)肠(在六磅陶罐内)。”

这次宣读一开始，庭长就向一位法官俯过身去，小声说了些什么，然后又转向另一位法官，在得到他们赞同以后，就在此处把宣读打断。

“法庭认为没有必要宣读这个报告。”他说。

书记官不念了，把文件收起来。副检察官气呼呼地记录起什么。

“诸位陪审先生可以检查物证了。”庭长说。

首席陪审和另外几位陪审人员站起来，束手束脚地走到桌子跟前，依次看了看戒指、玻璃瓶和滤器。那个商人还把戒指戴到自己手指上试了试。

“嘿，那手指可真粗，”他回到座位上说，“像一条大黄瓜。”他又补充一句，显然他把那个中毒丧命的商人想象成一个大力士，想象得很开心。

二十一

等物证检查完毕，庭长宣布法庭调查结束。因为他希望快点儿了结此案，就不宣布休息，请公诉人发言，满以为他也是人，也要吸烟和吃饭，一定会顾惜他们的。谁知副检察官既不顾惜自己，也不顾惜他人。副检察官天生十分愚蠢，而且不光是愚蠢，更不幸的是他在中学毕业时又得了金质奖章，在大学里因为写了一篇有关罗马法地役权的文章还得了奖金，因此自以为了不起，自高自大(他在猎取女人方面连连得手，更使他扬扬自得)，结果就变得格外愚蠢。庭长请他发言，他慢腾腾地站起来，显露出穿着绣金制服的整个优美身躯，两手按着写字台，微微低下头，向整个大厅扫了一眼，不看几个被告，就开始发言。

“诸位陪审先生，你们承审的这宗案件，”他开始发表他在别人宣读报告和文件时准备好的演说，“是一宗很有代表性的——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犯罪案件。”

他认为，一个副检察官的演说应当具有社会意义，就像一些已经成名的律师发表的著名演说那样。不错，旁听席上只坐着三个女人——一个女裁缝、一个厨娘和西蒙的姐姐，还有一个马车夫，但是这没有什么关系。那些有名的人物开头也是这样的。一个副检察官的行事准则应当是永远高瞻远瞩，也就是深入探索犯罪的心理奥秘，揭露社会的溃疡。

“诸位陪审先生，你们面前看到的是一宗很有代表性的——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世纪末罪行，可以说，具有可悲的腐败现象的种种特征，在我们时代，我们社会的一些分子在这种腐败现象特别强烈的——可以这样说——影响下，已身受其害……”

副检察官讲了很久，一方面是回想他已经想好的精彩语句，另一方面，主要的是一分钟也不停顿，让他的演说在一小时零一刻钟的时间里像滔滔不绝的流水。只有一次停住，咽唾沫咽了老半天，可是他马上克制住，接下去说得更加慷慨激昂，娓娓动听，弥补了停顿的损失。他时而倒换着两只脚，望着陪审人员，用奉承的语气说话；时而看着自己的记事本，用平静的郑重语气；时而用高亢的控诉语气；时而面朝旁听者，时而面朝陪审人员。只有那三名用眼睛盯着他的被告，他一眼也不看。他的演说引用了当时法学界流行的最新理论，这些理论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还被看作科学文明的最新成就。其中有遗传说、先天犯罪说，有龙勃罗梭[12]，有塔尔德[13]，有进化论，有生存竞争论，有催眠术，有暗示术，有沙尔科[14]，有颓废论。

据副检察官判断，商人斯梅里科夫是一个强壮、纯朴类型的心地宽厚的俄罗斯人，由于自己轻信和心胸坦荡，落入了一伙无耻男女之手，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西蒙·卡尔津金是农奴制返祖遗传的产物，是一个受尽摧残的人，缺乏教养，缺乏原则，甚至不信宗教。叶菲米娅是他的姘头，是遗传的受害者。在她身上可以看到退化者的种种特征。然而罪魁祸首却是玛丝洛娃，她是颓废者最下等的代表。

“这个女人，”副检察官说这话，眼睛仍不看她，“受过教育，因为我们刚才在这法庭上听到了她的鸨母的证词。她不仅能读书写字，还懂得法语，她这个显然带有犯罪胚芽的孤女，在有知识的贵族家庭里长大，本来可以靠正当劳动为生；但是她抛弃自己的恩主，沉湎于淫欲，而为了满足淫欲进了妓院，在妓院里她比别的姑娘走红，因为她受过教育，不过，更主要的，诸位陪审先生，正如你们刚才在这里听她的鸨母说的，她会运用一种神秘的性能控制嫖客，这种性能最近已经由科学界，特别是沙尔科学派研究出来，定名为‘暗示’。她就是凭这种性能控制了那位豪富的嫖客，控制了那位善良、轻信的萨特阔式俄罗斯壮士，利用他的信任先窃取钱财，然后对他下了毒手。”

“哼，他这是怎么回事儿，说得似乎离了谱儿啦。”庭长侧身对着那位一丝不苟的法官，笑嘻嘻地说。

“十足的浑蛋。”一丝不苟的法官说。

“诸位陪审先生，”这时候副检察官又继续说下去，一面扭动着细腰，摆出优雅的姿势，“这些人的命运就掌握在你们手里，而且社会的命运也部分地掌握在你们手里，因为你们的判决将对社会产生影响。你们要切实考虑这种罪行的危险性，考虑玛丝洛娃之类的病态人物对社会的危害，要使社会免受其传染，要使这个社会的纯洁、健康的分子免受其传染，避免屡见不鲜的毁灭。”

副检察官带着似乎切身体会到这次判决的重要性的表情，带着显然完全陶醉于自己的演说的神情，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了下来。

如果去掉华丽的词藻，他的演说的意思是：玛丝洛娃骗得商人的信任，用催眠术把他迷住，拿了钥匙到旅馆里去取钱，本想把所有的钱一把拿走，但被西蒙和叶菲米娅撞见，只好和他们平分。这之后为了掩盖犯罪痕迹，她又同商人来到旅馆，在那里把他毒死。

副检察官发言以后，律师席上站起来一个中年人，身穿燕尾服，胸前露着宽宽的半圆形硬衬，口若悬河地发言，为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辩护。这是他们花三百卢布请来的辩护律师。他为他们开脱，把一切罪责全推到玛丝洛娃身上。

他否认玛丝洛娃所供取钱时有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在场一事，坚持说，她既然是一个归案的毒死人命犯，她的供词就丝毫不可靠。他说，至于那两千五百卢布，两个勤劳而正直的人是挣得出来的，有时一天就可以得到旅客三个甚至五个卢布的赏钱。至于商人的钱，那是玛丝洛娃偷走了，转交给别的什么人，或者甚至丟失了，因为当时她不是在清醒状态。毒死人命是玛丝洛娃一人所为。

因此他要求诸位陪审先生认定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在盗窃钱财方面无罪；即使认定他们两个在盗窃方面有罪，那么至少不能认定参与毒死人命，也不能认定参与预谋。

律师在结束发言时挖苦副检察官说，副检察官关于遗传学说的一番光辉理论，虽然能阐明科学的遗传学问题，但在本案中不适用，因为包奇科娃的父母身份不明。

副检察官气得好像要哇哇直叫，在纸上记了些什么，带着轻蔑而惊讶的神情耸了耸肩膀。

然后玛丝洛娃的辩护律师站起来，畏畏缩缩、结结巴巴地进行辩护。他没有否认玛丝洛娃参与偷窃钱财，只坚持说她没有蓄意毒死斯梅里科夫，给他吃药粉只是为了让他睡觉。他想乘机施展一下他的口才，就简要地说了说玛丝洛娃是受一个男人的引诱而堕落的，那个男人至今逍遥法外，而她却不得不独自承担堕落的沉重后果。可是他在心理学领域的涉足并不成功，所以大家都感到很不自在。等他说到男人的无情和女人的可怜，已经语无伦次的时候，庭长有意给他解围，就请他尽可能贴近案情。

这位律师发言之后，副检察官又站起来，为自己的遗传学论点辩护，反驳第一个律师说，即使包奇科娃的父母身份不明，遗传学说的正确性也丝毫不容置疑，因为遗传规律已为科学充分证实，我们不但可以由遗传推断犯罪，而且可以由犯罪推断遗传。至于在辩护中推测，说什么玛丝洛娃堕落是因为有一个想象中的(他用特别刺激的语气说出“想象中的”)引诱者，可是一切证据倒是在说明，她是一个引诱者，引诱了许多人，许多人在她手里成为牺牲品。他说完这话，带着胜利的姿态坐了下来。

然后让被告们为自己辩护。

叶菲米娅·包奇科娃一再地说，她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事也没有参与，一口咬定一切都是罪犯玛丝洛娃一个人干的。西蒙只是一连几遍反复地说：“随你们怎么办，反正我没有罪，我是冤枉的。”

玛丝洛娃却什么也不说。庭长对她说，她有权为自己辩护，她只是抬起眼看了看庭长，又像一头被围捕的野兽似的，朝大家扫了一眼，马上就垂下眼睛，哭了起来，大声抽泣着。

“您怎么啦？”坐在聂赫留朵夫旁边的商人，听见聂赫留朵夫忽然发出奇怪的声音，就问道。那是压抑住的大哭声。

聂赫留朵夫还不明白他目前处境的真正实质，就把勉强忍住的大哭和夺眶而出的眼泪看作神经脆弱的表现。为了掩饰哭泣和眼泪，他戴起夹鼻眼镜，然后又掏出手绢，擤起鼻涕。

他害怕的是，如果在这法庭里的人都知道了他的行径，他就会丢尽脸面。害怕心情淹没了原来进行着的内心搏斗。在最初这段时间里，这种害怕心情比什么都强烈。

二十二

被告们做了最后陈述，各方面对提出问题的方式又商量了好一阵之后，各项问题都提了出来，庭长这才开始做简短总结。

他在阐述案情之前，先用愉快而亲切的语调解释了很久，说抢劫就是抢劫，偷窃就是偷窃，在上锁的地方盗窃就是在上锁的地方盗窃，在没有上锁的地方盗窃就是在没有上锁的地方盗窃。他在讲解这番道理的时候，特别频繁地拿眼睛看聂赫留朵夫，似乎特别想使他明白这类重要情况，希望他明白之后好向同事们解释。然后，等他认为陪审人员已经充分明白了这番道理，便开始阐释另一番道理，说致人死亡的行为叫作杀害，因此毒死也是杀害。等他认为这番道理也已为陪审人员所理解，就又给他们讲解：如果偷盗和杀害同时发生，那么犯罪要素便是偷盗和杀害。

尽管他自己也很想快点儿脱身，尽管那个瑞士女人已经在等他，可是他已经干惯了这一行当，一开讲就怎么也刹不住车，因此就详详细细地给陪审人员讲解：如果他们认为被告有罪，那就有权认定他们有罪，如果认为被告无罪，就有权认定他们无罪；如果认为被告犯这种罪而没有犯那种罪，就有权认定他们犯这种罪而没有犯那种罪。然后又向他们说明，尽管他们享有这样的权利，然而必须正当使用。他还想向他们解释，如果他们对所提的问题做肯定的回答，那就是他们通过这种回答认定问题中所提出的全部内容，如果不能认定问题中所提的全部内容，就应当另外说明某些内容不能认定。可是他一看怀表，看到差五分就到三点，于是决定马上转入案情阐述。

“这宗案件的情况是这样……”他开始讲案情，把辩护人、副检察官和证人说过好几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庭长讲话，两边法官都带着深思的神情听着，偶尔看看表，认为他讲得虽然很好，也就是说，讲得一丝不苟，只是长了一点儿。所有司法人员和所有在场的人都有这样的看法，副检察官也有这样的看法。庭长结束了总结发言。

似乎一切都说过了。然而庭长无论如何也不肯放弃他的发言权。他听着自己讲话时娓娓动听的语调，扬扬得意，觉得还需要再说几句，说说陪审人员所享权利的重要性，行使这种权利必须小心谨慎，切勿滥用，还要说说，他们是宣过誓的，他们是社会的良心，议事室里的秘密必须严加保守，等等。

庭长一开始讲话，玛丝洛娃就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仿佛生怕听漏一个词儿。因此聂赫留朵夫不再担心自己的目光跟她的目光相遇，就一直看着她。于是在他的心目中出现了一种常有的现象：乍看到心爱的人那多年不见的脸在分别期间发生的种种外部变化，感到十分吃惊，渐渐地那脸又变得跟很多年前完全一样，一切外部变化全都消失，于是呈现在心目中的只是那个举世无双、绝无仅有的精神的人的主要风貌。

聂赫留朵夫心中就是在发生这样的变化。

是的，尽管身穿囚服，身体发胖，胸部高高鼓了起来，尽管下半张脸变宽了，额头、鬓角出现了皱纹，尽管眼睛浮肿，这无疑就是卡秋莎，就是她在基督复活节时候用一双含情脉脉、洋溢着喜气和青春活力的笑盈盈的眼睛那样真挚地从下朝上看着他，看着她心爱的人。

“会有这样的惊人巧遇!真想不到，这件案子偏偏就安排在我陪审的时候，十年不见，却在这里的被告席上看见她!这一切将怎样收场呀？快点儿吧，唉，快点儿了结吧!”

他还是不肯屈服于他心中开始抬头的悔恨心情。他认为这是偶然的事，不久就会过去，不会影响他的生活。他觉得他现在就像一只在家里闯了祸的小狗，主人揪住它的项圈，把它的鼻子按到它闯祸的地方。小狗嗷嗷直叫，拼命往后挣，想尽可能远远离开闯祸的地方，把祸事忘掉；可是主人铁面无情，就是不肯放。聂赫留朵夫就是这样已经感觉到自己行为的恶劣，也感觉到有一只强有力的主人的手，但是他还不明白他干的那件事的后果，也不承认有一个主人。他还是不肯相信眼前这件事是他造成的。可是那只无形的铁手紧紧抓住他，他已经预感到无法脱身了。他还是硬撑着，而且照以往的习惯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满不在乎地玩弄着他的夹鼻眼镜，大模大样地坐在第一排第二个座位上。其实在心灵深处他已感觉到，不仅是他干的那件事，而且他的闲散、放荡、无情而自满自得的整个生活都是残酷、卑鄙而下流的。有一道可怕的帷幕，在整个这段时间，在这十二年里，一直像魔幻似的遮住他的眼睛，使他看不见那桩罪行和他后来的整个生活，如今帷幕已经闪动，他已经能够断断续续地朝帷幕后面看一看了。

二十三

庭长终于结束了发言，动作优美地拿起问题征询表，交给走到他跟前的首席陪审。陪审人员纷纷起立，因为可以离开而高兴起来，同时却又不知道两手往哪儿搁，因而感到有点儿不好意思，就这样一个跟一个朝议事室走去。等他们走进去一关上门，就有一名宪兵来到门口，从鞘里抽出刀来搁在肩上，在门口站岗。法官们也站起来，走了出去。三名被告也被押了出来。

陪审人员走进议事室，像先前一样，第一件事就是掏出香烟吸了起来。他们在法庭里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各人或多或少都感觉自己的姿态有些别扭和做作，等他们走进议事室并吸起烟来，这种感觉就没有了，于是带着如释重负的感觉在议事室里分头坐下来，立刻就兴致勃勃地交谈起来。

“那姑娘没有罪，她是一时糊涂，”好心肠的商人说，“应当从宽发落。”

“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首席陪审说，“我们不能单凭个人印象办事。”

“庭长的总结发言很好。”那个上校说。

“哼，太好了!我差点儿睡着了。”

“假如玛丝洛娃没有串通两个茶房，他们就不会知道那笔钱，关键就在这儿。”那个犹太脸型的店员说。

“那么，照您说的，钱是她偷的了？”一位陪审先生说。

“这话我怎么也不相信，”好心肠的商人叫了起来，“一切都是那个红眼妖婆干的。”

“都不是好货。”上校说。

“她说她没有进过房间嘛。”

“您再相信她的话，就完啦。我一辈子也不相信那个坏婆娘。”

“不过，您光是不相信她，也不行。”店员说。

“钥匙在她手里。”

“在她手里又怎么样？”商人反驳说。

“那么戒指呢？”

“她不是说过了吗，”商人又叫起来，“那个买卖人脾气暴躁，又喝了不少酒，把她揍了一顿。后来呢，不用说，又心疼起她来。就说：给你吧，别哭了。那人可是个高大汉子，我听到，好像身高有二俄尺十二俄寸，体重有八普特哩!”

“这都无关紧要，”彼得·盖拉西莫维奇插嘴说，“问题在于：这件事是她教唆和策划的呢，还是那两个茶房？”

“不可能单是两个茶房干的。钥匙在她手里嘛。”

就这样七嘴八舌地议论了好一阵子。

“对不起，诸位先生，”首席陪审说，“咱们坐到桌子旁边来讨论讨论吧。请。”他说着，坐到主席位子上。

“那些妞儿都不是好货。”店员说。为了证明玛丝洛娃是主犯，他说了一个这样的姑娘怎样在街心公园里偷走了他朋友的表。

那位上校也趁此机会讲起一件更为惊人的偷窃银茶炊的事。

“诸位先生，请大家就问题来讨论吧。”首席陪审用铅笔敲着桌子说。

大家都不作声了。要讨论的问题是这样的：

(一)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克拉比文县包尔基村农民，现年三十三岁，是否犯有下列罪行：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某城蓄意杀害商人斯梅里科夫以夺取其钱财，串通他人将毒药放入白兰地酒中使其饮下，致使斯梅里科夫毙命，并盗窃其现金约二千五百卢布以及钻石戒指一枚？

(二)叶菲米娅·伊凡诺娃·包奇科娃，小市民，现年四十三岁，是否犯有第一项问题中所列罪行？

(三)叶卡捷琳娜·米海洛娃·玛丝洛娃，小市民，现年二十七岁，是否犯有第一项问题中所列罪行？

(四)如果被告叶菲米娅·包奇科娃未犯第一项问题中所列罪行，则是否犯有下列罪行：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某城毛里塔尼亚旅馆当茶房期间，从投宿旅馆的商人斯梅里科夫房内锁着的皮箱中盗窃现金二千五百卢布，为此带去配好的钥匙将皮箱打开？

首席陪审把第一个问题念了念。

“诸位先生，怎么样？”

大家对这个问题很快做出回答。大家一致回答说：“是的，他有罪。”一致认定他参与谋财害命。只有一个劳动组合的老头子不同意认定卡尔津金有罪，他回答一切问题都是为了开脱。

首席陪审以为他不了解，就向他解释，从各方面看，无疑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都是有罪的，但劳动组合的老头子回答说他了解，但最好还是宽大为怀。他说：“我们自己也不是圣人嘛。”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对于同包奇科娃有关的第二个问题，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解释之后，大家一致回答说：“她没有罪。”因为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她参与下毒，这是她的律师特别强调的。

那个商人一心想为玛丝洛娃开脱，曾坚持说包奇科娃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有许多陪审人员同意他的意见，但首席陪审却要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说没有根据认定她参与投毒。经过长时间辩论之后，首席陪审的意见胜利了。

对于同包奇科娃有关的第四个问题，大家都回答说：“是的，她有罪。”不过根据劳动组合老头子的意见加了一句：“但应从宽发落。”

同玛丝洛娃有关的第三个问题竟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首席陪审坚持说，她既犯有毒死人命罪，又犯有盗窃罪，商人不同意，上校、店员、劳动组合的老头子都支持商人意见，其余的人似乎都摇摆不定，但首席陪审的意见渐渐占上风，尤其因为大家都累了，宁愿附和那种可以快点儿取得统一的意见，也好让大家快点儿脱身。

聂赫留朵夫根据法庭审讯情形以及他对玛丝洛娃的了解，相信她在盗窃和毒死人命方面都没有罪，而且起初他也相信大家都会承认这一点。后来他看出，由于那商人辩护得十分笨拙，而且他辩护显然是因为迷恋她的美色，这一点连他自己也不加掩饰，同时由于首席陪审正是抓住这一点进行反击，更主要的是因为大家都累了，渐渐倾向于认定玛丝洛娃有罪，这时他就想表示反对，但是他很怕为玛丝洛娃说话，他觉得，大家马上就要看清他和玛丝洛娃的关系了。可是同时他又觉得，事情不能就此罢休，必须进行反驳。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正想开口说话，这时一直沉默的彼得·盖拉西莫维奇显然被首席陪审那种盛气凌人的口吻所激怒，突然开口对他进行反驳，说的正是聂赫留朵夫想说的话。

“请问，”他说，“您说钱是她偷的，因为钥匙在她手里。可是，难道那两个茶房就不能在她走后配一把钥匙打开皮箱吗？”

“对呀，对呀。”商人附和说。

“她也不可能拿那笔钱，因为就她的处境来说，她没办法处置那么多钱。”

“我也这么说嘛。”商人支持说。

“多半是她到旅馆去了一趟，使两个茶房起了歹念。他们就利用了这个机会，事后把一切都推到她身上。”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讲得很气愤。他的气愤惹得首席陪审也气愤起来，因此也就特别固执地坚持相反的意见，可是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说得极有道理，多数人都同意他的话，认为玛丝洛娃没有参与盗窃现金和戒指，戒指是商人送给她的。等谈到她是否参与毒死人命，热心为她辩护的商人说，必须认定她无罪，因为她没有来由把他毒死。首席陪审却说，不能认定她无罪，因为她自己也承认药粉是她放的。

“她放是放了，但她以为那是鸦片。”商人说。“她用鸦片也能害命。”喜欢插叙的上校说。于是他趁机讲起他的内弟媳妇服鸦片自尽，要不是就近有医生及时抢救，就没命了。上校讲得那么动听，那么郑重，神态那么庄严，所以谁也没有勇气打断他。只有店员受到他的感染，决定打断他，好讲讲自己的故事。

“还有一些人却喝惯了鸦片，”他开口说，“一次能喝四十滴。我有一个亲戚……”

可是上校不容许打岔，又继续讲鸦片对内弟媳妇造成的后果。“啊，诸位先生，现在已经四点多了。”一位陪审先生说。

“那该怎么办，诸位先生？”首席陪审说，“我们就认定她有罪，但并非蓄意抢劫，也没有盗窃财物。就这样，好不好？”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觉得自己取得了胜利，很满意，就表示同意。

“不过应该从宽发落。”商人补充说。

大家都同意了。只有劳动组合的老头子坚持说：“不，她没有罪。”

“结果也就是这样嘛，”首席陪审解释说，“并非蓄意抢劫，也没有盗窃财物。这样一来，她也就没有罪了。”

“那就这样吧，还有应该从宽发落；这样就十分周到，没说的了。”商人快活地说。

大家都十分疲劳，又争论得头昏脑涨，所以谁也没有想到在答案中加一句：她有罪，但并非蓄意害命。

聂赫留朵夫当时非常激动，所以也没有发觉这一点。答案就照这样写下来，送交法庭。

拉伯雷[15]写过一位律师，有人请他办案，他拿出各种各样的法典，念了二十页毫不相干的拉丁文法律条款之后，便建议掷骰子，看是单数还是双数。如果是双数，就是原告有理，如果是单数，就是被告有理。

在这里也是这样。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不是那样的决定，不是因为大家都同意这样的决定，而是因为，第一，庭长的总结发言虽然很长，这一回却偏偏漏掉了他平素总要交代的话，也就是陪审人员在答复问题的时候可以说，“是的，她有罪，但是没有蓄意害命”；第二，上校讲他的内弟媳妇的事讲得太长，太乏味；第三，聂赫留朵夫太激动，竟未注意到没有补充说明并非蓄意害命，以为有了“并非蓄意抢劫”这样的补充说明便不至于判罪；第四，当时彼得·盖拉西莫维奇不在议事室里，首席陪审重读问题和答案时，他出去了；然而主要却是因为大家都十分疲乏，都想快点儿脱身，所以就同意了可以快点儿了结此事的答案。

陪审人员摇了摇铃。手握出鞘军刀站在门外的宪兵把军刀收入鞘里，闪到一旁。法官们坐到位子上，陪审人员一个跟一个走了出来。

首席陪审神情庄重地拿着问题征询表。他走到庭长跟前，把表交给他。庭长看完了表，显然感到十分惊讶，把两手一摊，就同两位法官商量。庭长感到惊讶的是，陪审人员提出了第一个补充条件“并非蓄意抢劫”，却没有提出第二个补充条件“并非蓄意害命”。按陪审人员的答案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玛丝洛娃没有偷，没有抢，同时却毫无理由地毒死了人。

“您瞧，他们的答案多么荒唐，”他对左边的法官说，“这就是要她去服苦役，而她又没有罪。”

“哼，她怎么会没有罪。”那个严厉的法官说。

“她就是没有罪嘛。依我看，这种情形应该引用第八百一十八条。”(第八百一十八条规定：如法庭认为定罪不当，可取消陪审人员的决定。)

“您以为怎样？”庭长问那位和善的法官。

和善的法官没有立即回答，他看了看面前那份公文的号码，把数字加起来，用三除没有除尽。他本来占算，如果除尽，他就同意，可是，尽管没有除尽，他因为心地和善，也就同意了。

“我也认为应该这样办。”他说。

“那么您呢？”庭长问那位满脸怒气的法官。

“无论如何也不行。”他决绝地回答说。“报纸上本来就在说，陪审人员总是为罪犯开脱，如果法庭也为罪犯开脱，那人家又会怎么说呢？我无论如何也不同意。”

庭长看了看表。

“很遗憾，不过有什么法子呢？”他说过这话，就把问题表交给首席陪审宣读。

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于是首席陪审倒换着两只脚，清了清喉咙，把问题和答案念了一遍。所有的司法人员，包括书记官、律师以至副检察官，都露出惊讶的神情。

三名被告不动声色地坐着，显然不了解答案的意义。所有的人又都坐下来。庭长就问副检察官，几名被告应该判什么刑。

有关玛丝洛娃方面的意外成功使副检察官感到分外高兴，他认为这次成功全由于他施展了雄辩的口才。他查了查有关条款，便欠起身来说：

“我认为处分西蒙·卡尔津金应根据第一千四百五十二条和第一千四百五十三条，处分叶菲米娅·包奇科娃应根据第一千六百五十九条，处分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应根据第一千四百五十四条。”

所有这几条都是限定范围内最重的刑罚。

“法官退庭，商议判决。”庭长说着，站了起来。

大家都随着他站了起来，带着办了一件好事的轻松愉快心情纷纷走出法庭或者在法庭里来回走动着。

“老弟，咱们做了一件极不光彩的错事。”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说。这时首席陪审正在对聂赫留朵夫说一件什么事。“咱们这是送她去服苦役呀。”

“您说什么？”聂赫留朵夫叫起来。这一回他丝毫没有注意这位教师那种令人不快的随便态度了。

“当然嘛，”他说。“咱们没有在答案里加一句：‘她有罪，但并非蓄意害命。’刚才书记官就告诉我：副检察官要判她十五年苦役。”

“我们就这样决定的嘛。”首席陪审说。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又争论起来说，既然她没有偷钱，就无从蓄意害命，这是不言自明的。

“在离开议事室之前，我把答案念了一遍呀，”首席陪审辩白说，“谁也没有反对嘛。”

“我当时从议事室出来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说，“您怎么也没有注意？”

“我万万没有想到。”聂赫留朵夫说。

“好一个没有想到!”

“不过，这事还可以纠正呀。”聂赫留朵夫说。

“唉，不行了，现在全完了。”

聂赫留朵夫看了看三名被告。他们这几个命运已定的人仍然那样一动不动地坐在栏杆后面和士兵前面。玛丝洛娃不知为什么在微笑。这时聂赫留朵夫心里有一种很卑鄙的心情在蠢动。在这之前，他预料她会无罪开释并将留在城里，他感到很尴尬，不知怎样对待她才好；而且，不论怎样对待她都很为难。现在服苦役而且去西伯利亚，就一刀斩断了他和她的任何牵连：受伤未死的鸟儿不再在猎袋里扑腾，也就不再使人想起它了。

二十四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的推测是正确的。

庭长从会议室回来，拿起判决书，就宣读起来：

“一八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本地方法院刑事庭遵奉皇帝陛下圣谕，依照诸位陪审先生认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百七十一条第三款、第七百七十六条第三款及第七百七十七条判决如下：农民西蒙·卡尔津金，年三十三岁，小市民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年二十七岁，褫夺一切公权，流放服苦役——卡尔津金八年，玛丝洛娃四年，二人皆承受刑法第二十八条所列后果。小市民叶菲米娅·包奇科娃，年四十三岁，褫夺一切公权及特权，没收其财产，处以三年徒刑，并承受刑法第四十九条所列后果。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平均负担，如被告无力负担，则由国库支付。本案物证一律变卖，戒指追回，酒瓶销毁。”

卡尔津金站着，还是那样挺直身子，叉开的手指头抵在裤缝上，并且蠕动着腮帮子。包奇科娃似乎十分镇定。玛丝洛娃听到判决，脸涨得通红。

“我没有罪，没有罪!”她对着整个法庭大叫起来。“这是冤枉人。我没有罪。我没有那种坏心，连想都没想过。我说的是实话。全是实话。”她往长凳上一坐，放声痛哭起来。

等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都走了出去，她还坐在那里痛哭，宪兵只好拉拉她的囚衣袖子。

“不行，这事不能就这样了结。”聂赫留朵夫完全忘掉刚才那种卑鄙的心情，自言自语道。而且情不自禁地急急忙忙朝走廊里走去，想再看她一眼。门口挤了一群又说又笑、对案件结局感到满意的陪审人员和律师，所以他在门口耽搁了几分钟。等他走到走廊里，她已经走远了。他快步走去，再不顾虑他这样会引起别人的注意，直到追上她并且绕到她前头，才停了下来。她已经不再哭了，只是一下一下地抽泣着，用头巾的角擦着有几处变红了的脸，从他身旁走过去，没有转头看。等她过去以后，聂赫留朵夫急忙往回走，要见见庭长，可是庭长已经走了。

聂赫留朵夫一直追到门房，才把庭长追上。

“庭长先生，”聂赫留朵夫走到他跟前说。这时庭长已穿好浅色大衣，正要接过门房递过来的镶银头手杖。“我可以和您谈谈刚才判决的案件吗？我是陪审人。”

“哦，当然可以，您是聂赫留朵夫公爵吧？太高兴了，我们以前见过面。”庭长一面说，一面握手，同时很愉快地回想着他和聂赫留朵夫见面的那个晚上，他跳舞跳得那么优美，那么轻快，比所有的年轻人都好。“有什么事我能为您效劳呀？”

“有关玛丝洛娃的答案方面出了点误会。她没有犯毒死人命罪，可是被判了服苦役。”聂赫留朵夫带着一脸忧郁神情说。

“法庭是根据你们做出的答案进行判决的呀，”庭长一面说，一面朝大门口走去，“尽管法庭也觉得你们的答案不符合案情。”

庭长想起来，他本想向陪审人员交代，如果他们回答“是，她有罪”，而没有否定蓄意杀害，那就是肯定蓄意杀害，但因为他急于了结此案，就没有交代这一点。

“是呀，不过，难道错了就不能纠正吗？”

“上诉的理由总是可以找到的。这事得找律师。”庭长说着，一面微微歪着头戴帽子，一面继续朝门口走去。

“不过这实在太糟了。”

“您要知道，玛丝洛娃面前本来就有两条路。”庭长说。他显然想尽可能讨得聂赫留朵夫喜欢，尽可能对他有礼貌些，理了理大衣领子外面的络腮胡子，轻轻挽住聂赫留朵夫的胳膊肘，一面朝大门口走，一面又说：“您不是也要走吧？”

“是的。”聂赫留朵夫说着，连忙穿大衣，跟他一起向外走。

他们来到令人舒畅的明媚的阳光下，立刻就得放大了嗓门儿说话，才能在车水马龙声中分辨出说话的声音。

“您瞧，情况是有些奇怪，”庭长放大了喉咙继续说，“因为她，因为这个玛丝洛娃面前有两条路：要么几乎是无罪开释，坐一阵子牢，还可以扣除已监禁的日子，甚至只是拘留；要么就是服苦役。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假如你们加上一句‘但并非蓄意杀害’，她就可以无罪开释了。”

“我千不该万不该忽略了这一点。”聂赫留朵夫说。

“问题就在这里呀。”庭长笑着说，一面看着表。

这时离克拉拉约定的最后时间只有三刻钟了。

“现在，您要是愿意，可以去找找律师。必须找到上诉的理由。要找总是能找到的。上贵族大街，”他对马车夫说，“三十戈比，不能再多了。”

“老爷，请上车吧。”

“再见。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效劳，请到贵族大街德沃尔尼科夫楼房找我。这地方很好记。”

他很亲切地鞠了一个躬，就坐上车走了。

二十五

聂赫留朵夫同庭长谈了话，又呼吸到清爽的空气，感觉好过一些了。他现在心想，正因为他在极不习惯的环境里过了整整一个上午，而加重了他的难受感觉。

“这真是离奇而惊人的巧合!一定要尽一切努力减轻她的苦难，而且要尽可能快一些。马上就着手去做。对，我就在这儿，在法院打听一下法纳林或者米基申住在哪儿。”他想起了两位有名的律师。

聂赫留朵夫转身回到法院，脱下大衣，朝楼上走去。他一进走廊就遇见法纳林。他把法纳林拦住，说有事要请教。法纳林认识他，知道他的姓名，就说很高兴为他效劳。

“虽然我已经累了……不过，如果时间不长的话，您就把您的事情说一说吧。咱们上这儿来。”

于是法纳林把聂赫留朵夫带进一个房间，可能是一位法官的办公室。他们在桌旁坐了下来。

“请问，是怎样一回事儿？”

“首先我要请求您，”聂赫留朵夫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在干预这宗案件。”

“哦，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

“今天我做陪审人，我们把一个女子判了苦役，那个女子是无罪的。这事使我很难过。”

聂赫留朵夫不由得红了脸，说不下去了。

法纳林瞟了他一眼，又垂下眼睛听着。

“嗯。”他只是应了一声。

“我们把无罪的女子判成有罪。我希望撤销原判，希望把这个案子转到最高法院去。”

“转到参政院去。”法纳林纠正说。

“所以我要求您承办这件事。”

聂赫留朵夫想尽快地把最难出口的话说完，因此马上又接着说：

“至于办这宗案子的酬劳费和各项开支，不论多少，全部由我负担。”他红着脸说。

“哦，这事我们可以商量。”律师看到聂赫留朵夫毫无经验，就宽厚地笑着说。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聂赫留朵夫把情形讲了一遍。

“好吧，明天我就着手来办这件事，查一查案卷。后天，不，星期四吧，星期四下午六点钟请您上我家来，我给您答复。就这样好吗？那咱们走吧，我还有些问题要在这儿查一查。”

聂赫留朵夫向他告辞后，走了出来。

他同律师谈过话，已经采取措施维护玛丝洛娃，因此他觉得心里更轻快了。他来到外面。天气是晴和的，他快活地吸了一大口春天的空气。马车夫赶过车来请他上车，他还是步行。有关卡秋莎的种种思绪以及他和她的件件往事顿时在他脑海里回旋起来。他又愁闷起来，一切都显得暗淡无光了。“不，这些事以后再好好考虑吧，”他对自己说，“现在，恰恰不应该这样，应该痛快痛快，丢开种种烦恼。”

他想起柯察金家请他吃饭，就看了看表。时间还不晚，他还赶得上吃饭。一辆公共马车叮当响着从旁边驶过。他紧跑几步，跳上马车。到了广场上，他跳下车，另叫了一辆豪华的马车，过了十分钟，便来到柯察金府第的大门前。

二十六

“请进，老爷在等您呢。”柯察金府上那个和蔼可亲的胖门房一面说，一面拉开装了英国铰链、开关不带响声的橡木大门，“已经入席了，但吩咐过，您一到就请进。”

门房走到楼梯口，按了按通到上面的铃。

“有些什么人？”聂赫留朵夫一面问，一面脱衣服。

“有科洛索夫先生，还有米海尔·谢尔盖耶维奇，再就是家里人了。”门房回答说。

一个穿燕尾服、戴白手套的漂亮侍仆在楼梯上面往下看了看。

“请吧，老爷，”他说，“有请。”

聂赫留朵夫走上楼梯，穿过他熟悉的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厅，进入餐厅。在餐厅里，一家人都已入席，只除了从来不出房间的母亲索菲娅·瓦西里耶芙娜公爵夫人。老柯察金坐在上首；他左边紧挨着坐的是医生，右边紧挨着坐的是客人科洛索夫。科洛索夫原是省首席贵族，如今是银行董事，是柯察金的自由派朋友。左边再过去是米西的小妹的家庭教师雷德尔小姐和四岁的小妹。右边，在她们对面的是米西的弟弟，柯察金的独生子，六年级学生别佳，一家人就是因为等他考试留在城里的。别佳旁边是为他补习功课的一个大学生。左边再往下是卡捷林娜·阿列克谢耶芙娜，是斯拉夫教派的一个四十岁老姑娘。她的对面是米海尔·谢尔盖耶维奇，或者叫米沙·捷列金，是米西的表哥。米西小姐坐在下首，她旁边摆着一份没有动用的餐具。

“哦，这太好了。请坐，我们才刚刚开始吃鱼哩。”柯察金老头子一面说，一面很吃力地用假牙小心咀嚼着，抬起充血而看不见眼皮的眼睛望着聂赫留朵夫。“斯捷潘。”他满嘴含着鱼肉，用眼睛瞟着那副空着的餐具，呼唤一个很神气的胖胖的侍役。

虽然聂赫留朵夫熟识老柯察金，多次在饭桌上见到他，可是今天不知怎的，他那一张大红脸，那掖在背心里的餐巾上面津津有味地咀嚼着的嘴唇，那肥嘟嘟的脖子，尤其是那肥大的将军式身躯，特别使聂赫留朵夫讨厌。聂赫留朵夫不由得想起他所知道的此人的残酷本性。此人在做地方官的时候，常常鞭笞百姓，甚至把人绞死，天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他既富又贵，不需要再邀功请赏。

“这就摆好，老爷。”斯捷潘说着，从摆满银盘子的橱子里拿出一把大汤匙，又朝一个留络腮胡子的漂亮仆人点点头，那个仆人就动手把米西旁边那副没有动用的餐具摆好，餐具上原来盖着浆过的、精心折叠得露着家徽的餐巾。

聂赫留朵夫绕饭桌一周，和大家一一握手。他走过的时候，除了老柯察金和女士们，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他虽然和其中多数人从来没交谈过，但还是像这样绕桌一周，同所有的人一一握手，这事今天使他觉得特别不愉快，觉得特别可笑。他因为来迟表示了歉意，就想在饭桌下首米西和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之间的空位子上坐下，可是老柯察金对他说，即使不喝酒，也要到那张摆满龙虾、鱼子酱、干酪和咸青鱼的桌子上去吃一点儿。聂赫留朵夫自己也没想到会有那么饿，一吃起夹干酪面包，就放不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喂，怎么样，你们破坏纲纪了吗？”科洛索夫用讽刺的口吻引用反动报纸抨击陪审制度的话说，“把有罪的判成无罪，把无罪的判成有罪，是吗？”

“破坏纲纪……破坏纲纪……”老公爵笑着重复说。他一向十分佩服这位自由派同志和朋友的才情和学识。

聂赫留朵夫不担心是否失礼，没有理睬科洛索夫，却就着刚端上来的一盘热气腾腾的汤，继续大嚼。

“你们让他吃点儿吧。”米西笑盈盈地说。用“他”这个代词表示了她和他的亲密关系。

可是科洛索夫却慷慨激昂地大声讲起那篇使他愤慨的抨击陪审制度的文章内容。公爵的表侄米海尔·谢尔盖耶维奇附和他的意见，也说了说那家报纸另一篇文章的内容。

米西像往常一样优雅，她衣着讲究，讲究而不显眼。

“您想必累坏了，饿坏了。”她等聂赫留朵夫吃完，对他说。

“不，不怎么样。您呢？去看画展了吗？”聂赫留朵夫问。

“没有，我们改日再去。我们在萨拉玛托夫家打了一阵子网球。说真的，克鲁克斯先生打得太好了。”

聂赫留朵夫到这里来是为了散散心。平时他在这一家总是感到很愉快，不仅因为这里的豪华气派使他感到舒服，而且有一种亲热得近乎奉承的气氛在无形之中包围着他。可是今天，说也奇怪，这一家的一切，从门房、宽阔的楼梯、鲜花、仆役、桌上的摆设直到米西本人，都使他感到厌恶。今天他觉得米西也不吸引人，矫揉造作，极不自然。他讨厌科洛索夫那种自以为是的、老一套的自由派论调，讨厌老柯察金那公牛般的、肉嘟嘟的、一举一动都带着自以为是意味的身躯，讨厌斯拉夫派信徒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那满口的法国话，讨厌家庭教师和大学生那种拘谨的神情，尤其讨厌米西用以称呼他的代词“他”……聂赫留朵夫常常在对待米西的两种态度之间摇来摆去：有时他似乎是眯缝着眼睛或者在月光下看她，看到的都是她的美好之处，他觉得她又娇艳，又俏丽，又聪明，又洒脱……有时好像忽然来到明亮的阳光下，就看到，而且也不能不看到她的种种缺陷。今天他就像是遇到这样的日子。今天他看到了她脸上的一道道皱纹，知道而且看出她的头发是人工做蓬松的，看到她的胳膊肘尖尖的，尤其看到她大拇指上的宽指甲，简直像她父亲的指甲。

“玩那种球太没有意思了，”科洛索夫谈到网球时说，“我们小时候打棒球有意思多了。”

“不，是您没有玩过。这种球好玩得要命。”米西反驳说。聂赫留朵夫觉得“好玩得要命”这几个字她说得有点儿做作。

于是展开一场争论。米海尔·谢尔盖耶维奇和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都参加了争论。只有家庭教师、大学生和孩子们没有作声，显然不感兴趣。

“老是拌嘴!”老柯察金哈哈大笑着说，一面从背心里往外抽餐巾，一面哗啦啦地把椅子往旁边推，一名侍仆马上把椅子接过去，他这才站起身离开饭桌。其余的人也都跟着他站起来，走到一张小桌跟前，桌上放着漱口杯和香喷喷的温水，大家一面漱口，一面继续进行着谁也不感兴趣的谈话。

“不是这样吗？”米西对聂赫留朵夫说。她是想要他支持她的意见：人的性格再没有比在运动玩乐中表现得更清楚的了。可是她看到他脸上一副心事重重的神情，而且她觉得还有不以为然的神情，她最怕在他脸上看到这样的神情，就想弄明白这是什么事引起的。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想过这种事。”聂赫留朵夫回答说。

“您去看看妈妈，好吗？”米西问。

“好，好。”他一面说，一面却掏香烟，而且那口气也分明在说，他不想去。

她没有作声，用疑问的目光看了看他，他觉得不好意思了。“可真是的，上人家这儿，叫人家败兴来了。”他心里想着，就尽量做出热忱的样子说，要是公爵夫人肯接见，他是很乐意去的。

“当然，当然，妈妈会很高兴的。您在那儿也可以抽烟。伊凡·伊凡诺维奇也在那儿。”

这家的女主人索菲娅·瓦西里耶芙娜公爵夫人长期卧病在床。她躺着见客已经七年多了。她身上是花边和缎带，周围是丝绒、鲜花和镀金、象牙、青铜器皿。她从不出门，只是接见她所说的“自己的朋友”，也就是她认为在某些方面超群出众的一些人。聂赫留朵夫之所以进入这类朋友之列，是因为她认为他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又因为他的母亲是他们家的亲密朋友，也因为米西如果能嫁给他，那是很好的。

公爵夫人的房间在大客厅和小客厅的后面。米西原来走在聂赫留朵夫前面，一进大客厅，她果断地站住，手扶着一把贴金椅子的椅背，朝他看了看。

米西很想出嫁，而聂赫留朵夫正是一个很好的配偶。此外，她又喜欢他，而且她已经习惯了一种想法：他是属于她的(不是她属于他，而是他属于她)。于是她就像精神病人常有的情形那样，不自觉地然而又顽强地变换着花招儿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此刻她就和他说起话来，为的是要他表明心意。

“我看出来，您是遇到了什么事。”米西说，“究竟是什么事？”

他想起他在法庭上的巧遇，皱起眉头，脸也红了。

“是的，是遇到一件事，”他想做一个老实人，就照实说，“是一件奇怪的、不寻常的、重要的事。”

“究竟什么事呀？您不能说一说吗？”

“现在我还不能说。恕我不说。这件事我还没有来得及好好考虑。”聂赫留朵夫说着，脸红得更厉害了。

“您对我都不能说吗？”她脸上的肌肉哆嗦了两下，手扶的椅子也动了动。

“不能，我不能说。”他回答说，觉得这样回答她，也是在回答自己，承认确实遇到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哦，那咱们走吧。”

她摇了摇头，似乎要摆脱一些不必要的想法，随即迈着异乎寻常的快速步伐朝前走去。

他感觉到，她好像咬紧了嘴唇，忍住眼泪。他见自己使她伤了心，觉得又不好意思又难过，但是他知道，稍一软弱，他就完了，也就是说，他就被缚住了。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这一点，于是他一言不发，一直跟她走进公爵夫人的房间。

二十七

公爵夫人刚吃完她的又讲究又富于营养的午饭。她总是一个人吃饭，为的是不让人看到她做这种毫无诗意的家常事。她的沙发床旁边有一张小桌，上面放着咖啡。她在吸很平和的玉米叶卷烟。公爵夫人又瘦又长，长长的牙齿，又大又黑的眼睛，依然是一个年轻打扮的黑发女人。

有不少难听的话，说到她和医生的关系。聂赫留朵夫以前没有注意这种事。可是他今天不仅注意了，而且当他看见医生就坐在她旁边的软椅上，那两撇小胡子还抹了不少油，亮光光的，他感到恶心得不得了。

科洛索夫坐在公爵夫人旁边的矮沙发上，正在搅和着小桌上的咖啡。小桌上还放着一杯甜酒。

米西和聂赫留朵夫一起走进母亲房里，但她没有留下来。

“等妈妈累了，把你们赶走，你们就上我那儿去吧。”她对聂赫留朵夫和科洛索夫说，那语气好像他们之间什么事也不曾有过似的。她快活地微微一笑，就悄无声息地踩着厚厚的地毯走了出去。

“哦，您好，我的朋友，请坐，来给我们讲一讲吧。”公爵夫人说，脸上带着装得跟真笑一模一样的假笑，露出做得异常精巧、跟真牙丝毫不差的长长的、漂亮的假牙。“我听说，您才从法院来，心绪十分不快。我以为，好心肠的人干这种事是要难过的。”她用法语说。

“是的，这话很对，”聂赫留朵夫说，“一个人常常会感到自己不……感到自己没有权利审判……”

“这话说得多好呀!”她像往常一样巧妙地奉承同她谈话的人，装出听到他的正确意见受到震动的神情，叫了起来。

“哦，您的画怎样啦？我很感兴趣。”她又说，“要不是我有病，早就到府上去了。”

“我把画丢到一边了。”聂赫留朵夫冷淡地说。今天他觉得她的假意奉承和她那百般掩饰的老态一样明显。他再也无法强制自己装出殷勤的神情。

“这不应该!您可知道，列宾亲口对我说过，他很有才气。”她对科洛索夫说。

“这样说谎她怎么不害臊呀。”聂赫留朵夫皱着眉头在心里说。

等到公爵夫人看出聂赫留朵夫确实心情不佳，没有心思参加愉快有趣的谈话，于是她就转脸问科洛索夫对一出新戏有什么意见，从那语气听起来好像科洛索夫的意见能解决一切疑难，他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金科玉律。科洛索夫对新戏指摘了一通，还趁机把自己的艺术见解发挥了一番。公爵夫人对他的精辟见解一再表示震惊，试图为剧本作者辩护几句，可是马上就表示认输，或者只是说几句折中的意见。聂赫留朵夫看着，听着，可是他看见和听见的完全不是面前的情形。

聂赫留朵夫时而听公爵夫人说话，时而听科洛索夫说话，他看得出来：第一，不论公爵夫人还是科洛索夫，对新戏都不感兴趣，彼此也不感兴趣，他们之所以要说话，无非为了满足饭后活动活动舌头和喉头肌肉的生理要求；第二，科洛索夫喝了白酒、葡萄酒、甜酒，有些醉意，但不像平时难得喝酒的汉子那样醉，而是像喝惯了酒的人常有的那样有几分酒意。他既不摇摇晃晃，也不胡言乱语，但却处在一种极不正常的扬扬自得状态中；第三，聂赫留朵夫看出来，公爵夫人在谈话中总是惴惴不安地望着窗子，因为斜阳开始从窗子里射进来，就会把她的老态照得分外清楚。

“说得多么精到呀。”她评价科洛索夫的见解说。接着她按了按床边墙上的电铃。

这时医生站起身来，就像家里人一样，一句话没说就走了出去。公爵夫人一面继续谈话，一面目送他。

“菲利浦，请把那道窗帘放下来。”等到那个漂亮侍仆应着铃声走进来，她用眼睛瞟着窗帘说。

“不，不管您怎么说，其中总有神秘之处，没有神秘之处就不成其为诗。”她说着，用一只黑眼睛很生气地注视着放窗帘的侍仆的动作。

“神秘而没有诗意，便是迷信；而不神秘的诗，就成了散文。”她说着，伤感地微笑着，同时目光没有离开正在拉窗帘的侍仆。

“菲利浦，不是放那道窗帘，是大窗户上的。”公爵夫人带着受苦受难的神情说。显然她很心疼自己又花费力气说出这两句话，于是，为了慰劳自己，马上用戴满戒指的手把香喷喷的冒着烟的卷烟送到嘴上。

胸膛宽阔、肌肉强健的美男子菲利浦仿佛表示歉意似的微微一鞠躬，在地毯上轻轻迈动两条强壮的、鼓着腿肚子的腿，一言不发顺从地走到另一个窗口，留神看着公爵夫人，仔细拉窗帘，不让一丝阳光照到她身上。可就这样，他做得还是不对头，于是受尽苦难的公爵夫人又不得不中断有关神秘主义的谈话，再来指点头脑不清、无情地折磨她的菲利浦。菲利浦眼里有一点火星闪了一刹那。

“‘鬼才知道你究竟要怎样。’他心里一定在这样说。”聂赫留朵夫观察着这一场面，心里想。但是美男子和大力士菲利浦马上掩盖住自己不耐烦的动作，又温顺地照着病病歪歪、娇弱无力、处处装腔作势的公爵夫人的吩咐做起来。

“当然，达尔文学说有很大一部分是有道理的，”科洛索夫说着，懒洋洋地躺在矮沙发上，用带睡意的眼睛望着公爵夫人，“可是他有些过头了。是的。”

“哦，您相信遗传吗？”公爵夫人因为聂赫留朵夫一直沉默觉得难受，就问他道。

“遗传吗？”聂赫留朵夫反问道。“不，我不相信。”他说。这时他全神贯注的却是不知为什么出现在脑际的一些奇怪的形象。大力士和美男子菲利浦在他的想象中成了人体模特儿，科洛索夫也跟他在一起，一丝不挂，肚子像个西瓜，脑袋光溜溜的，胳膊没有肌肉，像两条枯藤。这会儿裹在丝绒和绸缎里的公爵夫人的两肩也在他的想象中隐隐约约显露出本来的模样，不过这种想象太可怕了，于是他咬咬牙驱散了。

公爵夫人用眼睛打量了他一遍。

“米西可是在等您了，”她说，“您上她那儿去吧，她要给您弹弹舒曼的新作哩……挺好呢。”

“她什么也不想弹。她这是为什么事在撒谎。”聂赫留朵夫心里想着，站了起来，握了握公爵夫人那戴戒指的、毫无血色的、枯瘦的手。

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在客厅里遇到他，马上跟他说起话来。

“我可是看出来，您干陪审这种事情，确实感到是一种负担。”她像平常一样用法语说。

“不过，请您原谅，我今天心情不好，可没有权力也让别人不痛快。”聂赫留朵夫说。

“您为什么心情不好呀？”

“请允许我不说为什么。”他一面说，一面找自己的帽子。

“您该记得，您说过，任何时候都要说实话，而且您当时还对我们大家说过一些推心置腹的实话。为什么现在您就不愿意说说呢？米西，你该记得吧？”她对来到跟前的米西说。

“因为那是在玩儿。”聂赫留朵夫很严肃地回答说。“在玩儿的时候是可以的。可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太坏了，我是说，我太坏了，至少我不能说实话。”

“您不要改口，您最好说说，我们坏在什么地方。”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抓住话柄说，就好像没有发现聂赫留朵夫的严肃神情。

“再没有比承认自己心情不好更坏的了。”米西说，“我就从来不承认自己心情不好，因此心情总是很好。好吧，咱们上我房间里去。我们想办法驱散您的不佳情绪。”

聂赫留朵夫觉得自己就像一匹马被人抚摩着，为的是戴上笼头，牵去套车。可是他今天特别不愿意拉车。他道歉说该回家了，就握手告别。米西握他的手比往日时间更长。

“您记住，对您很重要的事情，对您的朋友也同样重要。”她说，“您明天来吗？”

“不一定。”聂赫留朵夫说过这话，感到羞臊，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为自己羞臊，还是为她羞臊，他的脸红了，连忙走了出去。

“怎么回事儿呀？我觉得这事儿太有意思了。”等聂赫留朵夫走出去，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说，“我一定要弄清楚。准是一件关系到体面的事：我们亲爱的米佳[16]恼火得很哩。”

“不如说是一件肮脏的风流事呢。”米西本想这样说，却没有说出口，她呆呆地望着前面，脸色阴沉，跟刚才望着他时完全不同了，不过她即使对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也不说这种难听的俏皮话，而只是说：“我们人人都有开心的时候和不开心的时候。”

“难道我又看错人吗？”她心里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他可是太负心了。”

如果要米西说一说当初又怎样，她一定说不出任何具体的事例。可是她无疑又知道，他不但勾起她的希望，而且几乎答应了她。这一切都不是因为有明确的语言，只是从眼神、微笑、暗示和默默无言中揣摩的。不过她还是认为他是她的，所以，失去他，她太难受了。

二十八

“又无耻又卑鄙，又卑鄙又无耻。”聂赫留朵夫步行回家，在熟悉的街道上走着，心里这样想着。他和米西谈话勾起的沉重心情还没有消失。他觉得，如果可以单从形式上论事的话，他对待她没有什么过错：他没有对她说过任何有约束力的话，没有向她求过婚，但他觉得，实际上他已经跟她联系在一起，已经答应过她了。可是今天他切切实实感觉到，他不能同她结婚。“又无耻又卑鄙，又卑鄙又无耻。”他反复地对自己说，不仅指他对米西的态度，而是指所有的事。“一切都是卑鄙无耻。”他走进自己家的门廊，还一再地在心里这样说。

“晚饭我不吃了，您去吧。”他对跟着他走进餐厅的侍仆柯尔尼说。餐厅里已摆好了餐具和茶。

“是。”柯尔尼答应过，却没有走，收拾起餐桌上的东西。聂赫留朵夫看着柯尔尼，觉得他太不知趣。聂赫留朵夫很希望大家都别打扰他，让他安静一会儿，可是他觉得好像大家都有意跟他作对，偏偏缠住他不放。等到柯尔尼拿着餐具走了，聂赫留朵夫正要到茶炊跟前去倒茶，却听见阿格拉菲娜的脚步声，他急忙走进客厅，随手把门关上，免得看到她。三个月前他母亲就是在这客厅里去世的。他走进客厅，客厅里有两盏反光灯照亮，一盏在他父亲的画像旁边，另一盏在他母亲的画像旁边，这时他想起了最后一段时间他对母亲的态度，他觉得他的态度是不自然的和可恶的。这也是卑鄙无耻的。他想起来，在她生病的后期，他简直巴不得她死掉。他曾对自己说，他希望她死是为了她可以早日摆脱痛苦，而其实他希望她死是为了他自己可以不再看到她那种痛苦的模样。

他希望在心里唤起对她的美好回忆，就看起她的画像，那是花五千卢布请一位名画家画的。在画上，她穿着黑丝绒连衣裙，袒露着胸部。画家显然刻意描绘乳房和两乳之间的肌肤以及美得迷人的肩膀和脖子。这可真是又无耻又卑鄙。像这样把母亲画成一个半裸美女，其中就有一种令人难堪的、侮辱性意味。之所以令人难堪，尤其是因为三个月前这个女人就躺在这里，干瘪得像一具木乃伊，而且还散发着一股恶臭难闻的气味，不仅充满整个客厅，而且充满整个一座房子，怎么也无法消除。他觉得现在好像还能闻到那股气味。他还想起来，她在临死前一天，用干瘪发黑的手握住他的又白又结实的手，看了看他的眼睛，说：“米佳，如果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不要责怪我。”她那痛苦得失去神采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多么卑鄙呀!”他看着那肩膀和双臂圆润得像大理石一般的、带着得意扬扬的笑容的半裸美女，又一次在心中说。画像上袒露的胸脯使他想起另一个年轻的女子，几天前他看到她就是这样袒胸露臂的。那女子就是米西。她想了一个借口叫他晚上到她家去，为的是要他看看她赴舞会时穿上舞服的模样。于是他带着厌恶的心情想起她那丰润的肩膀和手臂，还有她那粗鲁的、禽兽般的父亲以及他的经历与残酷，她那声名可疑而又自作聪明的母亲。这一切都令人厌恶，同时又十分无耻。又无耻又卑鄙，又卑鄙又无耻。

“不行，不行，”他想，“必须脱身，斩断跟柯察金一家人、跟玛丽娅的一切虚伪关系，斩断同遗产、同其他一切一切的不应有的关系……是的，要自由地呼吸。到国外去，上罗马去，去画我的画……”他想起他怀疑过自己的才气。“哦，那也没关系，只要能自由呼吸就行。先上君士坦丁堡，再上罗马，只是要快点儿辞去陪审职务。还要跟律师一起把这宗案子料理好。”

于是一下子就在他的脑际异常真切地浮现出那个乌黑的眼睛有点儿斜视的女犯的身影。在被告最后陈述时她哭得多么伤心!他急忙把吸完的香烟在烟灰缸里捻灭，另外点上一支，就在客厅里来来回回踱了起来。于是，他和她度过的时光又像一幅幅画面出现在他的脑际。他想起他同她最后一次相逢，想起当时他控制不住的兽欲，想起兽欲满足后他的扫兴心情。他想起雪白的连衣裙和天蓝色腰带，想起那次晨祷。“我确实爱过她，那天夜里我是真心爱她，那爱情是纯真而美好的，而且以前，在我第一次住在姑妈家写我的论文的时候，我就爱上她了，那是多么爱呀!”于是他想起他当年的样子。那时他充满朝气、青春活力和生命力。他想到这里，伤心极了。

当时的他和现在的他相差太大了。这样的差别，比起教堂里的卡秋莎和今天上午他们审讯的那个陪商人纵饮的妓女之间的差别，即使不是更大，至少是一样大。那时他朝气蓬勃，无牵无挂，胸怀远大，如今他觉得自己完全落入空虚、无聊、苟且、低下的生活罗网，看不见任何出路，甚至多半不想冲出这一罗网。他想起来，当年他曾经以直爽自豪，当年他曾经为自己立下准则要永远说实话，而且他确实也老老实实，可是他现在处处虚伪，虚伪透顶，虚伪到家，以至于周围所有的人都把他的虚情假意看作真心实意。在这种虚伪里没有，至少他没有看到任何出路。他已经陷在里面，习惯了，甚至觉得舒服自在呢。

怎样解决他和玛丽娅的关系以及和她的丈夫的关系，才能毫不羞臊地面对他和他的孩子们的眼睛？怎样才能毫不虚伪地了结跟米西的关系？他一面承认土地私有制不合理，一面又继承了母亲的遗产，这个矛盾怎样才能摆脱？怎样才能补偿自己对卡秋莎犯下的罪孽？决不能就这样算了。“不能把我爱过的女子丢开不管，不能满足于花钱请律师，使她免除本来就不该服的苦役。不能用金钱补偿罪过，不能像当年那样，给她一些钱，就以为该做的都做到了。”

于是他十分真切地想起那时候，他在走廊里追上她，把钱塞给她，就跑开了。“哼，那笔钱!”他想起当时的情景，心里又像当时那样感到恐慌和厌恶。“哼，哼，多么卑鄙呀!”他也像当时一样说出声来。“只有流氓、无赖才干得出这种事来!我就是，就是流氓，就是无赖!”他出声地说起来。“难道我真的是……”他停住脚步，“难道我真的是，难道我就是无赖吗？要不然又是什么呢？”他自己回答说。“而且，难道就这一件事吗？”他继续揭露自己，“你对玛丽娅和她丈夫的所作所为难道不卑鄙，难道不下流吗？还有你对财产的态度呢？你认为私有财产不合理，可是你却借口是母亲留下来的，只管享用。还有你整个游手好闲、花天酒地的生活。还有最最坏的，你对卡秋莎的所作所为。无赖，流氓!别人想怎样评论我就怎样评论好啦，我可以欺骗别人，可是我欺骗不了自己。”

于是他忽然明白了，近来他对人，尤其今天他对公爵、公爵夫人，对米西、柯尔尼感到憎恶，实际上也是憎恶他自己。说也奇怪，这种自认卑鄙的心情之中有难过也有喜悦与欣慰。

聂赫留朵夫这一生进行过不止一次“灵魂大清扫”。往往过了一大段时间之后，他忽然觉得内心活动不通畅，有时甚至完全停顿，他就开始清除堆积在灵魂中而成为停顿的原因的种种污垢。他把这种精神活动情形称作灵魂大扫除。

往往在这样的醒悟之后，聂赫留朵夫都要自己立一些章程，而且打算永远奉行：例如写日记，开始过另一种生活，而且他希望永远这样过下去，他把这叫作翻开新的一页。可是每一次他都经不住花花世界的诱惑，不知不觉又堕落下去，而且往往陷得比以前更深。

他这样清扫和振作精神，已经有好几次了。第一次便是在那年他上姑妈家消夏的时候。那是最有生气、精神最振奋的一次醒悟。其效果也保持得相当长久。后来在战争时期他辞去文职，进了军队，甘愿为国捐躯，这时也有过这样的醒悟。可是很快灵魂里又积满了污垢。后来又有一次醒悟，那是在他辞去军职，出国学习绘画的时候。

从那时到今天，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进行清扫了，所以他从来没有像这样肮脏过，他良心上的要求同他所过的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悬殊。他看到这样的差距，感到十分惊惧。

差距这样大，又是这样肮脏，所以开头他灰心丧气，觉得无法清扫了。“你已经尝试过自省和弃恶从善，可是毫无结果，”魔鬼在他心里说，“那又何必再试一次呢？又不光是你一个人，大家都是这样的，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嘛。”魔鬼这样说。可是，那个唯一正确、唯一强大、唯一长存的不受任何摆布的精神的人在聂赫留朵夫心中苏醒了。聂赫留朵夫不能不相信他。不论他这个实际的人和他想做的人之间的差距有多么大，对于一个觉醒了的精神的人来说，什么事情都是能够办得到的。

“不论花多大的代价，我也要冲破束缚我的虚伪罗网，我要承认一切，对一切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他毅然决然地对自己出声地说。“我要老老实实对米西说，我是一个浪荡子，不能和她结婚，只是白白地搅乱了她的心；我要对玛丽娅(首席贵族的妻子)说老实话。不过，对她没有什么好说的，我要对她丈夫说，我是个无赖，我欺骗了他。我处置遗产必须合理。我要对她，对卡秋莎说，我是个无赖，对不起她，我要尽一切可能减轻她的痛苦。是的，我要去见她，要求她饶恕我。是的，我要请求饶恕，像小孩子一样求饶。”他站了下来。“如果需要的话，我就跟她结婚。”

他站着，像小时候那样把双臂交叉放在胸前，抬眼朝上望着，好像对着什么人说：

“主啊，帮助我，教导我，到我的心中住下，清除我身上一切污垢吧!”

他祷告，请求上帝帮助他，到他的心中住下，清除他的污垢，而这时他的要求也就实现了。存在于他心中的上帝在他的意识中苏醒了。他感觉到自己就是上帝，所以不仅感觉到不再受摆布，感到振奋和生的快乐，而且感觉到善的强大力量。凡是人能做到的一切最好的事，他觉得自己现在都能做到。

他在对自己说这番话的时候，眼里含着泪水，是好的泪水，又是坏的泪水。好泪水是因为，这是在他心中沉睡了这些年的精神的人苏醒后欢乐的泪水；坏泪水是因为，这是自我赞赏、赞赏自己的美德的泪水。

他感到闷热。便走到已经卸下冬季套窗的窗前，把窗子打开。窗子面向花园。这是一个清爽而无风的月夜。大街上响过一阵辘辘的车轮声，随后一切都安静下来。窗前可以看到一棵光秃的高大白杨树的投影，所有的枝枝丫丫都清清楚楚地印在一片干净的沙土场地上。左面是板棚的棚顶，在明亮的月光下变成了白色。正前面是纵横交错的树枝，透过树枝可以看见黑糊糊的板墙。聂赫留朵夫望着月光下的花园和棚顶，望着杨树的阴影，吸着令人神清气爽的新鲜空气。

“多么好呀!多么好呀，我的上帝，多么好呀!”他说的是他这时候心灵里的状况。

二十九

玛丝洛娃直到傍晚六点钟才回到牢房。她已经不习惯走路，如今走了有十五俄里石子路，筋疲力尽，两腿疼痛，意想不到的严厉判决有如五雷轰顶，再加上饥饿难当。

还是在一次审讯暂停的时候，法警在她身旁吃起面包和煮鸡蛋，她嘴里就流满口水，她觉得很饿，有时想向他们讨一点儿吃，可是她觉得那太不体面。这以后又过了三个小时，她已经不再想吃了，只觉得浑身无力。在这种状态下她听到了意想不到的判决。起初她以为听错了，无法相信听到的话，无法把自己跟苦役这类事儿联系起来。可是她看到法官和陪审人员的脸上那泰然自若、一本正经的神情，显然把这个消息看作是十分自然的事，她就气愤起来，就向整个法庭呼喊起冤枉。可是她又看到连她的喊冤也被看作是十分自然的、意料中的而且也不能改变事实的事，她这才感到势必屈从强加在她头上的、残酷无情的、使她吃惊的不公正判决，便哭了起来。特别使她惊讶的是，这样狠心给她判刑的这些男人，有年轻的，有不算老的，都是平时亲亲热热地打量着她的那些男人。她看出来，只有一个人，也就是副检察官，心情完全不同。她坐在犯人候审室里等候开庭的时候，以及在审讯暂停的时候，她都看到这些男人假装有什么事，在门口走来走去，或者索性走进候审室，只是为了要好好地看一看她。就是这些男人忽然不知为什么判她服苦役，尽管她没有犯别人控告她的那种罪。起初她哭，后来不哭了，木木地坐在候审室里等候押回。这时她只有一个念头：吸烟。包奇科娃和卡尔津金在宣判后被押进候审室时，她的精神状态就是这样的。包奇科娃开口就骂玛丝洛娃，管她叫苦役犯。

“怎么，你赢啦？你没罪啦？大概也逃不掉啦，下贱的窑姐儿。你这是自作自受。当了苦役犯，恐怕卖俏也卖不成啦。”

玛丝洛娃坐着，把两只手插在囚袍的袖筒里，头垂得很低，一动不动地看着面前两步远处踩得很脏的地板，只是说：“我没招惹您，您也别招我。我没有招惹您嘛。”她一连说了几遍，然后就不作声了。直到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被押走，一名法警给她送来三个卢布，她才多少有了一点儿精神。

“你是玛丝洛娃吧？”他问。“拿去，这是一位太太送给你的。”他说着，把钱交给她。

“哪一位太太？”

“你拿着就是了，难道还要跟你们聊聊吗？”

这钱是妓院鸨母基塔耶娃叫他送来的。她离开法庭的时候，问警官，能不能给玛丝洛娃几个钱。警官说，可以。她得到许可以后，就从白胖的手上脱下带三个纽扣的麂皮手套，从绸裙后面的皱褶里掏出一个新式钱包，里面装着相当多的息票[17]，那是她刚从妓院挣来的证券上剪下来的，她从中抽出一张两卢布五十戈比的息票，再添上两枚二十戈比和一枚十戈比的硬币，交给警官。警官叫来一名法警，当着女施主的面把钱交给法警。

“请您务必送到。”基塔耶娃对法警说。

法警因为这样信不过他，十分生气，所以才那样气呼呼地对玛丝洛娃说话。

玛丝洛娃接到钱十分高兴，因为有了钱就可以满足她现在唯一的要求。

“只要能买支烟抽抽就好了。”她心里想，而且她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这种抽烟的欲望上。她想抽烟想得要命，等到有的办公室里飘出烟气，走廊里有了烟味，她就如饥似渴地吸起空气。可是她又等候了很久，因为负责打发她的书记官把被告忘了，和一位律师谈起了那篇查禁的文章，并且争论起来。审判结束后，也有几个年轻和年老的男人来打量她，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话。可是现在她不理会他们了。

终于，到四点多钟才打发她回去。押解她的下诺夫戈罗德人和楚瓦什人从后门把她带出法院。在法院门廊里她就交给他们二十戈比，请他们给她买两个面包和一包香烟。楚瓦什人笑起来，接过钱说：“好吧，给你买。”他说过，果然真的去买来香烟和面包，并且把找的零钱交给她。

在路上不能抽烟，所以玛丝洛娃依然带着没有满足的烟瘾来到监狱大门口。就在押解士兵带她进门的时候，正好从火车站押来一百名犯人。她在过道里碰上了他们。

这些犯人有留胡子的，有不留胡子的，有年老的，有年轻的，有俄罗斯人，有其他民族的人，有剃了半边头的，全都戴着哗啦直响的脚镣，过道里顿时灰尘飞扬，脚步咚咚，又是说话声，又是酸臭的汗味。犯人们从玛丝洛娃身旁走过时，都如饥似渴地盯着她，有些人还带着一脸馋相，走到她跟前，擦着她的身子走过。

“嘿，瞧这妞儿，真标致。”一名犯人说。

“小娘子，你好哇。”另一名犯人挤着眼睛说。

一名黑脸膛的犯人，后脑勺剃得青青的，刮得精光的脸上留着小胡子，拖着哗啦直响的脚镣，跑到她跟前，一把搂住她。

“怎么，连老相好都不认识啦？别装模作样了!”等她把他推开，他龇着牙、眨着眼睛嚷道。

“浑蛋，你这是干什么？”副典狱长从后面走过来，喝道。

那名犯人把身子一缩，急忙跑开了。副典狱长便训斥起玛丝洛娃：“你在这儿干什么？”

玛丝洛娃本想说她刚从法院回来，可是太疲乏了，懒得说话。

“刚从法院回来，长官。”为首的押解兵从过往人群中走过来，把手举到帽檐上说。

“嗯，那就交给看守长。这真不像话!”

“是，长官。”

“索科洛夫!把她带走。”副典狱长叫道。

看守长走过来，很生气地朝玛丝洛娃的肩膀捅了一下，又朝她点了点头，便带着她朝女监走廊里走去。在走廊里把她浑身上下摸索、搜查了一阵，没有搜到什么(她已经把那包烟夹到面包里)，就让她进了早晨从里面出来的那间牢房。

三十

关押玛丝洛娃的牢房是一间长方形的屋子，长九俄尺，宽七俄尺，有两个窗户，有一座半露在墙外的泥灰剥落的壁炉，有几张木板干裂的板床，占去三分之二的地盘。正中面对房门挂着黑糊糊的圣像，旁边插着一支蜡烛，下面吊着一束落满灰尘的蜡菊。左边门后面地板上有一块发了黑的地方，放着一个臭烘烘的木桶。这时刚刚点过名，女犯们已经被锁起来过夜了。

关在这间牢房里的一共有十五人：十二个女人和三个孩子。

这时天还很亮，所以只有两个女人躺在床上：一个用囚服连头蒙住，是一个傻婆娘，因为没有身份证被抓进来的，这婆娘几乎总是在睡觉；另一个有肺痨，是因盗窃罪判刑的。这个女人没有睡，只是枕着囚服躺着，眼睛睁得老大，很费劲儿地在喉咙里憋着往上直涌、引得喉咙发痒的黏痰，为的是不咳嗽起来。其余的女犯都没有裹头巾，只穿着粗布衬衣，有的坐在床上缝缝补补，有的站在窗口望着院子里走过的男犯。三个做针线活儿的女犯当中，有一个就是早晨送过玛丝洛娃的老婆子科拉布列娃。一脸忧愁神情，眉头皱得紧紧的，满脸皱纹，下巴底下的皮肉松得耷拉下来，像一个口袋。她是一个高大而强壮的老婆子，淡褐色头发编成短短的辫子，两鬓已经白了，腮上有一个长毛的小疣子。这个老婆子因为用斧头劈死丈夫，被判服苦役。她之所以要劈死丈夫，是因为丈夫调戏她的女儿。她是这间牢房的犯人班长，她也贩卖私酒。她戴着眼镜做针线活儿，像庄稼婆娘那样用三个指头把针捏在很有劲的大手里，针尖对着自己。她旁边坐着一个面貌和善、唠唠叨叨的女人，个头儿不高，脸黑黑的，鼻子翘翘的，黑眼睛小小的，也在缝一个帆布口袋。她是铁路的道口工，被判了三个月徒刑，因为她没有举着旗子出来接车，结果就出了车祸。还有一个做针线活儿的女犯是菲道霞，同伴们都管她叫菲尼奇卡，是一个十分年轻俊俏的女子，脸白白的，红扑扑的，一双孩子般清澈、明亮的蓝眼睛，不大的脑袋上盘着两根长长的淡褐色辫子。她是因为谋害丈夫未遂罪下狱的。她出嫁时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一结婚就试图毒死丈夫。在她被保出狱等候审讯的八个月里，她不但跟丈夫和好了，而且深深爱上了他，等到开庭审讯的时候，她跟丈夫已经难舍难分了。尽管丈夫和公公，尤其是十分心疼她的婆婆，在法庭上想尽办法为她开脱，她还是被判赴西伯利亚服苦役。这个善良、开朗、常常在笑的菲道霞跟玛丝洛娃是邻床，她不仅喜欢玛丝洛娃，而且认为关心她、替她做事是自己的本分。还有两个女人坐在床上没有做事情。一个四十岁左右，面容又瘦又苍白，也许当年是很美的，如今又瘦又苍白了。她怀里抱着一个娃娃，拿又白又长的乳房给娃娃喂奶。她犯的罪是：有一次从他们村里带走一名新兵，老百姓认为是非法抓走的，就拦住警察分局局长，把新兵夺下来。这女人是非法被抓的小伙子的姑妈，头一个抓住新兵骑的马的缰绳。另外一个坐在床上没做事的，是一个满脸皱纹、相貌和善、个头儿不高的老婆子，一头白发，背也驼了。这个老婆子坐在炉边的床上，一个短头发、大肚子的四岁男孩子带着清脆的笑声在她身旁跑来跑去，她装作要逮他的样子。小男孩只穿一件小褂，在她身旁来来回回跑着，嘴里一遍又一遍地嚷着：“嘿，你逮不到我!”这个老婆子和儿子一起被控犯有纵火罪。她自己坐牢倒是很不在乎，只是为同时入狱的儿子难过，但她最担心的还是她的老头子，她怕的是，她不在，老头子会长一身虱子，因为儿媳妇已经走掉，没有人帮他洗澡了。

除了这七个女人以外，还有四个女人站在一面打开的窗户跟前，手扶着铁栅栏，又是做手势，又是叫嚷，跟刚才在门口碰到玛丝洛娃、这时候正从院子里走过的男犯搭话。其中有一个女犯是因为偷窃罪在服刑，生得五大三粗，浑身肉嘟嘟的，头发火红色，白里透黄的脸上和手上生满雀斑，老粗的脖子从敞着的衣领里露出来。她用粗嘎的嗓门儿对着窗外大声喊着一些不堪入耳的脏话。她旁边站着一个很难看的黑黑的女犯，上身很长，两腿极短，个头儿像一个十岁的小姑娘。她的脸很红，一脸斑斑点点，两只黑眼睛离得很远，嘴唇又厚又短，掩盖不住龇着的白牙。她看着院子里的情景，不时地尖声大笑。这名女犯因为喜欢卖俏，外号就叫“俊姐儿”。她是因盗窃和纵火罪被判刑的。在她们后面站的是一个大肚子孕妇，身穿肮脏的灰衬衣，瘦得露出青筋，样子十分可怜，她是因为窝赃判刑的。这个女人没有说话，但看着院子里的情景，一直在赞许和动情地笑着。站在窗口的第四个女犯是因为贩卖私酒而服刑，是一个矮壮的乡下女人，眼睛凸在外面，面貌很和善。跟老婆子玩儿的那个小男孩，就是她的孩子。她还有一个七岁的女孩儿，也因为没人照管，跟她一起坐牢。她也和另外三个女人一样，朝窗外望着，可是不停地打着袜子，而且听到在院子里走过的男犯们说的话，很反感地皱起眉头，闭上眼睛。她那个七岁的女儿披散着淡黄色头发，穿着一件小褂，站在红头发女人身边，用一只瘦瘦的小手抓住她的裙子，眼睛一动不动地用心听着女犯和男犯互相骂的脏话，并且小声学着说，就像要背熟似的。第十二个女犯是教堂诵经士的女儿，她把她的私生子丢到井里淹死了。这是一个高高的、身段很美的姑娘，淡褐色头发从又短又粗的辫子里松脱出来，披散着，凸出的眼睛一动也不动。她丝毫也不注意周围的一切，光着脚，只穿一件肮脏的灰色小褂，在牢房的空地上来来回回走着，走到墙边，就陡地转过身来。

三十一

等到铁锁一响，玛丝洛娃又进了牢房，大家都朝她转过脸来。就连诵经士的女儿一时间也停住脚步，扬起眉毛，看了看进来的玛丝洛娃，但是她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又迈着坚定的大步来来回回走了起来。科拉布列娃把针插到粗麻布上，用疑问的目光从眼镜上方凝视着玛丝洛娃。

“唉，咦呀!你回来啦。我还以为你会无罪释放哩。”她用几乎像男人一样沙哑的粗嗓门儿说，“看样子，是要你坐牢啦。”

她摘下眼镜，把针线活儿放下来。

“好闺女，刚才我还跟大婶说，也许马上会把你释放的。听说，也常有这样的事。说不定还会给一些钱，那要看你的运气了。”道口工马上用她那唱歌一般的声音说起来。“唉，谁知却是这样。这么看，我们算的卦都不灵。好闺女呀，看起来，这是上天定了的呀。”她不停嘴地说着亲热而悦耳的话。

“当真判了罪吗？”菲道霞带着同情和亲热的神情用她那孩子般清澈而明亮的蓝眼睛看着玛丝洛娃问道。她那快活而娇艳的脸变了样，好像就要哭出来。

玛丝洛娃一声也没有回答，默默地走到自己的床前，坐到床板上。她的床是靠边第二张，紧挨着科拉布列娃。

“我看，你还没有吃饭。”菲道霞说着，站起身来，朝玛丝洛娃走来。

玛丝洛娃没有回答，把两个白面包放在床头上，就开始脱衣服：脱下落满灰土的囚服，从卷曲的黑发上解下头巾，又坐了下来。

在床铺另一头跟小孩子玩的驼背老婆子也走过来，站在玛丝洛娃面前。

“啧，啧，啧!”她心疼地摇了摇头，啧着舌头说。

小男孩也跟着老婆子走过来，睁大了眼睛，上嘴唇噘成三角形，盯着玛丝洛娃带来的白面包。玛丝洛娃这一天经过种种事情之后，看到一张张同情的脸，就想哭一场，而且她的嘴唇已经哆嗦起来。但她强忍住了，一直忍到老婆子和小男孩走到跟前的时候。可是等她听到老婆子那好心的、充满同情的啧啧声，尤其是小男孩那专注的目光从面包转到她身上，跟她的目光相遇时，她再也忍不住了。她整个的脸哆嗦起来，她放声大哭起来。

“我说过嘛，要找一个真有本事的律师。”科拉布列娃说。“怎么，要流放吗？”她问。

玛丝洛娃想回答，可是说不成话。她一面哭，一面从面包里取出那包香烟，烟盒上印着一个高发髻、袒露三角形胸部的红颜女士。她把烟递给科拉布列娃。科拉布列娃看了看上面的画，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主要是不赞成玛丝洛娃这样乱花钱。她拿出一支烟，在灯上点着了，自己吸了一口，然后塞到玛丝洛娃手里。玛丝洛娃依然哭着，如饥似渴地一口又一口把烟吸进肚子又吐了出来。

“判的苦役。”她抽抽搭搭地说。

“这伙儿恶霸，该死的吸血鬼，他们就不怕上帝，”科拉布列娃说，“毫无来由就给闺女判了刑。”

这时候，还在窗前的几个女人发出响亮的哈哈大笑声。小女孩也在笑，她那尖细的孩子笑声跟三个女人那沙哑而刺耳的笑声汇合成一片。有一名男犯在院子里做了一个什么动作，惹得窗口的观众忍不住大笑起来。

“哎呀，这剃光了毛的牙狗!他这是干什么呀。”那个红头发女人说。她笑得哆嗦着浑身的肥肉，把脸贴在铁栅栏上，胡乱嚷起下流话。

“真是够呛!有什么好笑的!”科拉布列娃对着红头发女人摇了摇头说。接着又问玛丝洛娃：“判了很多年吗？”

“四年。”玛丝洛娃说着，眼泪扑簌簌流了出来，有一滴落到了香烟上。

玛丝洛娃很生气地把香烟揉了揉，扔掉了，又拿起一支。

道口工虽然不吸烟，却马上把烟头捡起来，把烟头抻直，一面不住嘴地说着。

“好闺女，这么看，还是俗话说得对，”她说，“公理叫骟猪吃了。他们想怎样就怎样。科拉布列娃大婶说他们会放你，我说不会。我说，我心里感觉到他们一定要把这个好闺女折腾够的，结果就是这样。”她一面说，一面得意地听着自己的声音。

这时男犯都已经从院子里走过去，跟男犯搭话的几个女人都离开窗口，也走到玛丝洛娃跟前。第一个走过来的是带着女孩儿的凸眼睛酿酒女人。

“怎么会判得这么重呀？”她一面问，一面挨着玛丝洛娃坐下，继续麻利地打着袜子。

“判得重就因为没钱。要是有钱，请上个能说会道的机灵律师，恐怕就没事了。”科拉布列娃说，“那个……姓什么来着？……鬈头毛，大鼻子，那个家伙，我的妈呀，他能从水里捞出干的。能把他请来就好了。”

“能请到当然好啦。”俊姐儿挨着他们坐下来，龇着牙齿说，“那人少了一千卢布连睬都不睬呢。”

“哎呀，这么看，也是你命该如此呀。”因纵火罪坐牢的老婆子插嘴说。“我也受够人家把我家儿媳妇夺走，又把儿子关进来喂虱子，我这么大年纪也给关进来了。”她第一百次讲起自己的遭遇。“坐牢和讨饭，看起来，怎么也躲不掉。不是讨饭，就是坐牢。”

“看起来，他们那些人都是这样。”贩私酒的女人说着，仔细看了看小女孩的头，就把袜子放在身旁，把小女孩拉到两腿中间，用动作麻利的手指头在她头上逮起虱子。“‘你为什么卖私酒呀？’不然我拿什么养活孩子？”她一面说，一面继续做着做惯了的事儿。

贩酒女人的话使玛丝洛娃想起了酒。

“有酒就好了。”她用袖子擦着眼泪，只是偶尔抽搭着，对科拉布列娃说。

“要喝酒啦？好吧，拿钱来。”科拉布列娃说。

三十二

玛丝洛娃也是从面包里取出钱来，把那张息票交给科拉布列娃。科拉布列娃接过息票，看了看，她虽然不识字，却相信无所不知的俊姐儿说的这纸片值两卢布五十戈比，便爬到炉子的通气口边，去拿藏在那里的一瓶酒。女犯们看到这情景，除了玛丝洛娃的邻床，都纷纷回到自己的床位上。玛丝洛娃这时也抖了抖头巾和囚服上的灰土，爬到床上，吃起面包。

“我给你留着茶，不过恐怕已经凉了。”菲道霞说着，就到搁板上去拿用包脚布裹着的白铁茶壶和茶杯。

茶已经完全凉了，而且白铁味胜过茶味，但玛丝洛娃还是倒了一杯，就着吃面包。

“小菲尼亚，给你。”她呼唤着，掰下一块面包，递给盯着她的嘴巴的小男孩。

这时科拉布列娃把一瓶酒和一个杯子递给玛丝洛娃。玛丝洛娃请科拉布列娃和俊姐儿一起喝。这三个女犯是这个牢房里的贵族，因为她们有钱，而且有什么东西都一起享用。

过了几分钟，玛丝洛娃就来了精神，很带劲儿地讲起法庭上的情形，模仿副检察官的腔调和动作，还讲到法庭上特别使她惊讶的一件事。她说，在法庭上所有的人显然都带着很喜欢的神情在看她，而且不时还有人特意走到候审室里来。

“就连那个押解的兵都说：‘这都是来看你的。’有的人走进来，问某某文件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在哪里，可是我看出来，他不是要什么文件，而是要拿眼睛把我吃下去。”她笑着说，并且似乎大惑不解地摇着头。“也有这号儿的戏子!”

“这话可是一点也不假。”道口工接过话茬，马上又用她那唱歌一样的声音滔滔不绝地说起来。“这就好比苍蝇见了糖。他们干别的事无精打采，干这种事一个个都来劲儿。他们男人不吃饭都行……”

“到了这儿也是一样，”玛丝洛娃打断她的话说，“在这儿我也碰上了。刚刚把我带进门，就有一批人从火车站来到这儿。他们死乞白赖地把我缠住，我简直不知道怎样才能脱身。多亏副典狱长来解围。有一个人死死缠住我，我好不容易才挣脱了。”

“那人什么模样？”俊姐儿问。

“黑黑的，留着小胡子。”

“八成是他。”

“他是谁？”

“谢格洛夫嘛。就是刚刚走过去的那个人。”

“这谢格洛夫是个什么人？”

“连谢格洛夫都不知道哩!谢格洛夫两次从服苦役的地方逃出来。现在又把他抓住了，可是他还是会逃走的。连看守们都怕他哩。”常常跟男犯们互通信息，因而知道狱中一切新闻的俊姐儿说，“他一定会逃走的。”

“他逃走，可是又不能把咱们带走。”科拉布列娃说。“你最好还是说说，”她对玛丝洛娃说，“关于上诉的事律师对你说了些什么。现在不是应该上诉吗？”

玛丝洛娃说，她什么也不知道。

这时候红头发女人把斑斑点点的双手插进又乱又浓密的红头发里，用指甲搔着头皮，来到正在喝酒的贵族跟前。

“卡秋莎，我来好好对你说说，”她说了起来，“开头第一件事，你得写呈子，说你不满意判决，这以后要去找检察官。”

“关你什么事？”科拉布列娃用气呼呼的粗嗓门儿对她说，“你是闻到酒味了。不用你多嘴。你不说，人家也知道该怎么办，没有你也行。”

“又不是跟你说话，你管得着吗？”

“想喝酒了吧？就凑过来啦。”

“那好吧，就给她喝一点儿。”玛丝洛娃一向有了东西就分给大家。

“我来给她一点儿厉害的……”

“好，好，来吧!”红头发女人说着，朝科拉布列娃逼过来，“我才不怕你呢。”

“天生当囚犯的料!”

“你才是哩!”

“骚货!”

“我是骚货？你这苦役犯，凶手!”红头发女人嚷了起来。

“走开，我叫你走开。”科拉布列娃沉下脸说。

可是红头发女人反而更逼近了，科拉布列娃就朝她那露着的肥胖胸脯推了一把。红头发女人好像就等她这一下，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一手抓住科拉布列娃的头发，另一只手举起来就要打耳光，可是这只手被科拉布列娃抓住了。玛丝洛娃和俊姐儿抓住红头发女人的两条胳膊，使劲想把她拉开，可是红头发女人那只手揪住科拉布列娃的辫子，怎么也不肯松开。她也曾放了一下子，但那是为了把头发缠在拳头上。科拉布列娃歪着头，一只手在红头发女人身上乱打，并且用牙齿去咬她的手。女犯们都拥在两个打架的女犯周围，又拉架又嚷嚷。就连害肺痨的女人也走过来，一面咳嗽，一面看着两个女人扭打。两个孩子紧紧偎在一起哭着。女看守听到吵闹声，带着一名男看守走了进来，才把两个打架的女犯拉开了。科拉布列娃解开白色的发辫，把揪下来的头发一绺一绺地往外挑，红头发女人拉扯着撕破的衬衣，盖住黄黄的胸部。两个人都在叫嚷着，又解释又诉说委屈。

“我知道嘛，这都是酒惹出来的。明天我就要报告典狱长，他会把你们整治得好好的。我闻到啦，这儿有酒味儿。”女看守说，“你们小心点儿，把东西收拾掉，不然要倒霉的。可没工夫给你们评理。各就各位，都给我住嘴。”

可是过了很长时间都没有住嘴。两个女人又对骂了老半天，互相追述是怎样开头的，是谁的过错。最后，男看守和女看守走了，两个女人才渐渐安静下来，准备睡觉。老婆子跪在圣像前祷告起来。

“两个苦役犯凑在一块儿了。”红头发女人忽然用沙哑的嗓门儿在床铺的另一头说起来。每一句话里面都夹杂着极其巧妙的骂人话。

“你小心我再收拾你。”科拉布列娃马上也回嘴，也夹杂着类似的骂人话。一会儿两个人又不作声了。

“要不是他们把我拉住，我早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啦……”红头发女人又说起来，不要多等，又得到科拉布列娃同样规格的回敬。

然后又是时间长一点儿的间隔，然后又是对骂。间隔时间越来越长，最后，完全静了下来。

大家都躺下了，有几个已经打起呼噜，只有一向都是祷告很久的老婆子还在对着圣像磕头。还有诵经士的女儿等看守一走，就下了床，又在牢房里来来回回走了起来。

玛丝洛娃没有睡着，老是想着自己如今成了苦役犯，而且人家已经有两次叫她苦役犯：一次是包奇科娃，另一次是红头发女人。可是她怎么也不习惯这种叫法。科拉布列娃原来背对她躺着，这时翻过身来。

“我真没有想到，一丝一毫也没有想到呀。”玛丝洛娃小声说，“别人干了坏事，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我什么也没干，却要受罪。”“闺女，别难过。在西伯利亚，人也能活下去。你到了那里也不会完蛋。”科拉布列娃安慰她说。

“我知道不会完蛋，不过总是太屈了。我一向好好过日子，不该遭这份罪。”

“人拗不过上帝呀，”科拉布列娃叹着气说，“人是拗不过上帝的。”

“我知道，大婶儿，可总是难受呀。”

她们沉默了一会儿。

“你听见吗？这是那个骚货。”科拉布列娃这样说，是要玛丝洛娃注意那边床上响起的奇怪的声音。

这声音是红头发女人强忍住的痛哭声。红头发女人哭的是，刚才挨了骂，又挨了打，她非常想喝酒，又不给她喝。她哭的还有，她这一辈子除了嘲笑、侮辱、打和骂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见过。她想找点儿安慰，就回忆起自己跟工人菲吉卡·莫洛江科夫的初恋。可是一想起那次恋爱，也就想起那次恋爱是怎样收场的。那个莫洛江科夫有一次喝醉了酒，为了开玩笑，拿明矾抹在她身上最敏感的地方，然后就看着她疼得把身子缩成一团，跟同伴们一起哈哈大笑。那次恋爱就这样结束了。她一想起这事儿，就觉得自己可怜，而且以为不会有人听见，就哭了起来，哭得像个小孩子，又哼哼，又吸鼻子，还一下一下吞着咸咸的泪水。

“她真可怜呀。”玛丝洛娃说。

“可怜当然可怜，可是别来捣乱嘛。”

三十三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醒来，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件事，而且甚至还没有想起是什么事，就已经知道是一件又重要又好的事。“卡秋莎，官司。”对了，还有不能再说谎话，要老老实实说话。而且，也是惊人的巧合，就在这天早晨他终于收到了盼望已久的首席贵族夫人玛丽娅的来信，这封信他现在特别需要。玛丽娅给他充分自由，祝他今后婚姻美满。

“婚姻!”他带着讥讽的口气说出口来，“我现在离这种事儿多么遥远呀!”

他想起昨天他有意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对她的丈夫说说，向他悔过，并表示愿意尽一切可能进行补偿。可是今天早晨他觉得这事似乎不像昨天想的那样容易了。“再说，既然他不知道，又何必让他伤心？他要是问起来，那我要告诉他。可是，能特意去告诉他吗？不能，这没有必要。”

今天早晨他觉得对米西说出真情实话似乎也很困难。这又是不能开口说的，说出来她会觉得是侮辱。这种关系就和现实中的很多关系一样，只能是意会中的事。这天早晨他只是决定：他不再上他们家去，如果他们问起来，他就说实话。

不过，在和卡秋莎的关系中，却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

“我要上监狱里去，对她说说，我要请求她饶恕我。如果有必要，是的，如果有必要，我就和她结婚。”他想。

这天早晨他想到牺牲一切并且和她结婚，以求道德上的完善，想得特别动情。

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精神饱满地迎接新的一天了。阿格拉菲娜一走进他的房里来，他立即带着连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果断劲儿声明说，他再不需要这座住宅，再也不需要她伺候了。本来已经以默契的形式决定，他保留这座租金昂贵的大住宅是供结婚用的。所以，退还住宅就有特殊的含意。阿格拉菲娜吃惊地看了看他。

“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非常感谢您在各方面对我的照顾，可是我现在不需要这样大的住宅，也不需要任何人伺候了。要是您愿意帮助我，那就请您费神料理东西，暂时收拾收拾，就跟妈妈在世时那样。等娜塔莎来了，她会处理的。”娜塔莎是聂赫留朵夫的姐姐。

阿格拉菲娜摇了摇头。

“究竟怎么料理呀？东西都是要用的嘛。”她说。

“不，不用了，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肯定不用了。”聂赫留朵夫回答她摇头所表示的意思说。“还请您告诉柯尔尼，我多给他两个月的工钱，以后就不用他了。”

“您这样做可不行，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她说，“就算您要到国外去，房子以后还是用得着的。”

“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您想得不对。我不到国外去，如果我走的话，那是到另外的地方去。”

他的脸忽然一下子红了。

“是啊，应该告诉她，”他心里想，“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应该把一切告诉所有的人。”

“昨天我遇到一件很奇怪、很重要的事。您记得玛丽娅姑妈家的卡秋莎吗？”

“当然记得啦，我还教她做针线活儿来着。”

“嗯，昨天在法庭上审的就是那个卡秋莎，我正好做陪审人。”

“哎呀，我的天，多可怜呀!”阿格拉菲娜说，“审她什么罪呀？”

“杀人罪。这一切都是我干的。”

“这怎么能是您干的呢？您这话说得太奇怪了。”阿格拉菲娜说着，她那双老眼里闪起戏谑的火花。

她知道他和卡秋莎的事。

“是的，我是一切事情的起因。所以，这事就改变了我的一切计划。”

“这事又能使您有什么变化呢？”阿格拉菲娜忍着笑说。

“这变化就是：既然她是因为我才走上那条路的，那我就应当尽我的力量帮助她。”

“这是您的一片好心，不过在这方面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过错。这种事儿大家都有，要是冷静点儿，这一切会渐渐淡漠，渐渐忘记，照样过日子。”阿格拉菲娜一本正经地说，“您把这一切都算在自己账上，毫无必要。我早就听说她走上了邪路，那又怪谁呢？”

“怪我。因此我想补救。”

“啊，这事要补救可是很难。”

“那就是我的事了。如果您考虑您自己，那么，妈妈曾经有一个愿望……”

“我不是考虑自己。先夫人待我恩重如山，我再不希望什么了。丽莎一直叫我去(丽莎是她的一个已出嫁的侄女)，等到用不着我了，我就上她那儿去。只是您不必把那种事儿放在心上，人人都有那种事儿。”

“哦，我可不是这样想。我还是请您帮助我把住宅退了，把东西收拾收拾。还请您别生我的气。我在各方面都非常、非常感激您。”

说也奇怪，自从聂赫留朵夫认识到自己很坏并且自己憎恶起自己那时候起，他就不再憎恶别人了。而且倒是觉得阿格拉菲娜和柯尔尼可亲又可敬。他很想也在柯尔尼面前忏悔一番，但看到柯尔尼那副毕恭毕敬的神情，他就不好这样做了。

聂赫留朵夫去法院的路上，还是坐着那辆马车，还是经过那些街道，可是自己对自己感到惊讶，感到自己完全成了另一个人。

昨天他觉得同米西结婚是伸手可及的事，现在他觉得是完全不可能的了。昨天他认为自己地位优越，米西嫁了他肯定会幸福美满；今天他觉得自己不仅不配跟她结婚，而且也不配跟她接近了。“只要她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怎么也不会跟我往来了。可是我还责怪她向那位先生卖弄风情呢。的确也不行，即使她现在嫁给我，而我知道另一个女子就在这儿的监狱里，明天或者后天就要跟着大批犯人去服苦役，恐怕我不但不会感到幸福，而且也不会心安。被我害了的那个女子就要去服苦役，我却在这儿接受贺喜，还要带着年轻妻子出去拜客。或者我还同那个首席贵族，就是我和他的妻子无耻欺骗的那个人，一起出席会议，统计票数，对于提付表决的地方自治会监督学校等等的议案，看有多少票赞成，多少票反对，过后再跟他的妻子幽会(多么卑鄙呀!)；或者我继续画那幅画，那幅画显然是永远画不成的，因为我本来就不该干那种无聊的事，我现在也不可能做那种事了。”他在心里说着，一直因为感觉到内心发生变化暗自高兴。

“首先，现在就要去见见律师，”他想，“问问他的意见，然后……然后，到监狱里去看她，看昨天那个女犯，把一切都对她说说。”

他想象着怎样和她见面，怎样对她倾吐心里话，怎样向她认罪，向她说明，为了赎罪他愿意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他可以和她结婚，一想象到此情此景，就感到特别兴奋，而且眼里涌出了泪水。

三十四

聂赫留朵夫来到法院，在走廊里遇见昨天那位警官，就向他打听已判决的犯人关在哪里，要见犯人须经什么人许可。警官说，犯人关押在不同的地方，判决没有正式公布之前，要见犯人须经检察官许可。

“等审讯结束后，我来告诉您，带您去。检察官现在还没有到。就等审讯以后吧。现在就请您出庭。马上就要开庭了。”

聂赫留朵夫今天觉得警官似乎特别可怜。他谢过他的盛情，就朝议事室走去。

他快要走到议事室门口，这时陪审人员纷纷走出议事室，正要进法庭。那个商人还是像昨天那样快活，还是那样酒足饭饱，见了聂赫留朵夫，就像见了老朋友一样。就连彼得·盖拉西莫维奇那随便的态度和哈哈大笑声，今天也没有使聂赫留朵夫反感。

聂赫留朵夫真想也对所有陪审人员说说自己和昨天那个女被告的关系。他心想：“如果实事求是的话，昨天审讯的时候我就应该站起来，当众宣布我的罪行。”可是，等他跟其他陪审人员一起进入法庭，昨天那一套程序又开始了：又是“开庭啦”，又是三位穿绣花领制服的法官登上高台，又是一片肃静，陪审人员在高背椅上就座，宪兵、沙皇像、司祭，这时他觉得，尽管他应该那样做，可是就是在昨天，他也不能破坏这种庄严气氛。

开审前种种准备工作也跟昨天一样(只是免去了陪审人员宣誓和庭长对他们的交代)。

今天审讯的是一宗撬锁盗窃案。由两名持刀宪兵押着的被告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瘦瘦的，两肩很窄，穿的囚服是灰色的，一张脸也是灰灰的，毫无血色。他一个人坐在被告席上，皱着眉头打量着一个个走进来的人。这个小伙子被控跟一个同伙撬板棚的锁，从里面偷了一些旧的擦脚垫，价值三卢布六十七戈比。从起诉书中可以看出来，这个小伙子跟同伙扛着擦脚垫在一起走，被警察截获。小伙子和他的同伙当即认罪，于是双双进了监狱。那个同伙是钳工，死在狱中，所以只有小伙子一个人受审。几张旧擦脚垫就放在物证桌上。

审讯的进程和昨天一样，检查物证，提起公诉，传证人，证人宣誓，讯问证人，讯问鉴定人，交叉讯问。那个作为证人的警察回答庭长、公诉人、律师的问话，都是很不带劲地说几个字：“是，大人”，或者“我不知道”，然后又是“是，大人”……然而，尽管他表现出当兵的那种呆板和机械般的神情，还是可以很明显看出来，他很可怜那个小伙子，很不乐意讲他的抓人成绩。

另一个证人是失主，是一位房主，擦脚垫就是他的。显然是一个肝火很旺的小老头儿。等到问他，那擦脚垫是不是他的，他很不乐意地承认了是他的。等到副检察官问他，打算拿这些擦脚垫做什么用，是不是很需要这些东西，他就动了肝火，回答说：“这些破擦脚垫，去他妈的吧，我才用不着哩。要是早知道惹出这么多麻烦，我不但不去找，而且情愿倒贴一张红票子丢掉，就是出两张也行，只要不把我拉来受审。我就是坐马车也花五个卢布了。我身体又不好，又有疝气，又害风湿。”

两名证人就是这样说的。被告本人全部招认了，而且像一头被逮住的小野兽一样，茫然失措地朝四下里张望着，时断时续地讲着事情的经过。

案情已经真相大白，可是副检察官还是像昨天一样，耸起肩膀，提出一些足可制伏狡猾的罪犯的巧妙问题。

他在发言中提出，盗窃是发生在住人的房屋里，而且是撬锁盗窃，因此小伙子应当受到最重的惩处。

法庭指派的辩护人则指出，盗窃不是在住人的房子里进行的，因此，罪行虽然无可否认，但罪犯还没有对社会造成像副检察官所说的那样的危害。

庭长又像昨天一样装出一副不偏不倚、大公无私的模样，向陪审人员详细解释和交代他们已经知道而且也不可能不知道的一些问题。也像昨天一样几次宣布暂停，大家还像昨天一样抽烟，警官还是那样呼喊“开庭啦”，两名宪兵还是那样忍住瞌睡坐在那里，手握出鞘军刀威吓犯人。

从审讯中可以看出来，这个小伙子原来被父亲送进烟厂当学徒，在烟厂里过了五年。今年厂主和工人们发生纠纷之后，小伙子被解雇了。他找不到活儿，就在城里到处游荡，拿着仅剩的几个钱买酒喝。他在小馆里结识了一个比他失业更早、喝酒也喝得更凶的钳工。有一天夜里他们趁着醉劲儿撬开门锁，摸到东西扛起就走。就这样被抓住。他们全都承认了。于是被关进牢里。钳工在候审间死了。现在小伙子就作为必须同社会隔绝的危险分子被审讯。

“这个危险分子，跟昨天那个女犯是一样的。”聂赫留朵夫听着审讯，心中想着，“他们危险，我们倒是不危险？……我这个浪荡子，酒色之徒，骗子，还有我们这一伙人，还有虽然知道我的底细却不但不鄙视我，反而尊敬我的那些人，倒不是危险分子？而且，就算这个小伙子是这个大厅里所有的人当中对社会最危险的人，在他已经落网的时候，按常理来说，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很明显，这个小伙子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坏蛋，而是一个最平常的人。这是大家都看得出来的。他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是因为他处在产生这样的人的环境中。因此，看来很清楚，为了不再出现这样的小伙子，必须尽一切努力消除产生这样不幸的人的环境。

“可我们是怎么办的呀？我们虽然明明知道还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人在外面游荡，却抓住这样一个偶然落到我们手里来的小伙子，把他关进监牢，让他处在无所事事的环境里，或者让他从事有害健康而无意义的劳动，使他终日接触一些跟他一样无以为生因而走了歧路的人，然后由国库出钱让他从莫斯科省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省，进入最腐败的人群中。

“我们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消除产生这样的人的环境，反而对产生这样的人的机构一味加以鼓励。这类机构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工厂、作坊、饭馆、酒店、妓院。我们不但不取消这类机构，而且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加以鼓励和安排。

“我们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将不是一个，而是千百万个，然后我们就抓住一个，就自以为我们该做的已经做到了，已经保障了自己的安全，对我们再也不能有什么要求了。我们就把他从莫斯科省送到伊尔库茨克省。”聂赫留朵夫坐在上校旁边，听着辩护人、副检察官和庭长的不同的腔调，看着他们那踌躇满志的姿态，特别动情、特别清醒地思索着。“有多少劲儿用到了装模作样上了呀!”聂赫留朵夫继续思索着，一面环顾着这个大厅，看着画像、灯、椅子、军服、一面面厚厚的墙壁和窗子，想到这座建筑物之大，想到更加庞大的整个机构，想到不仅此地，而且遍及全俄的官吏、文书、看守、差役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按时领取俸禄，就是为了表演这种毫无益处的闹剧。“如果我们拿出这种劲儿的百分之一来帮助那些无以为生的人，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仅仅把他们看作供我们安逸和舒适的劳动力和肉体，那有多好呀。当初这孩子由于家境贫困从乡下来到城里的时候，”聂赫留朵夫望着小伙子那憔悴的、惊恐的脸，想，“只要有一个人怜悯他，周济他，就行了。或者即使他已经在城里，在厂里干了十二小时活儿之后，跟着年龄大的同伴去下小馆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对他说，‘别去，孩子，这可不好’，小伙子也就不会去，不会去闲荡，什么坏事也不会做了。

“可是，自从他在城里像小野兽一样过起学徒生活，为了不生虱子把头剃得光光的，跑来跑去为师傅们买东西的那时候起，却没有一个人怜悯过他。恰恰相反，自从他进城以来，从师父和同伴们嘴里听到的是，谁会骗人、谁会喝酒、谁会骂人、谁会打架、谁会玩女人，谁就是好汉。

“等到有害健康的劳动、酗酒、放荡使他生了病，学坏了，整日里昏头昏脑，浑浑噩噩，如同在梦里一般在城里漫无目的地游荡，又一时糊涂钻进人家的板棚里，从里面偷了几张没人用的擦脚垫，这时我们这些衣食富足、有钱也有文化的人不但不想方设法消除使小伙子落到今天这种地步的原因，倒是要惩罚这个小伙子，想以此改变局面。

“真可怕呀!真不知道，其中主要是残酷还是荒谬。不过，不论是残酷还是荒谬，看来都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聂赫留朵夫一心思索着这些事，已经不再听眼前的审讯了。而且他感到自己想到的情形十分可怕。他很奇怪，怎么他以前没有看到这种情形，怎么别人也没有看到呀。

三十五

等到刚刚宣布第一次暂停，聂赫留朵夫就站起来，来到走廊，打定主意再也不回法庭了。想拿他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啦，反正他再也不能参与这种可怕和可憎的蠢事了。

聂赫留朵夫打听到检察官的办公室在什么地方，就去找他。一名听差不肯让他进去，说检察官现在有事。但聂赫留朵夫不听他的，径自走进门去，跟迎上前来的一位官员打过招呼，就请他向检察官通报，说他是陪审人员，因有十分重要的事要见他。公爵的头衔和讲究的衣着帮了聂赫留朵夫的忙。那官员向检察官通报过，就让聂赫留朵夫进去了。检察官站着接待他，显然不满意聂赫留朵夫执意要见他。

“您有什么事？”检察官冷冷地问。

“我是陪审人员，姓聂赫留朵夫，我要见见被告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又快又果断地说，同时他涨红了脸，感觉到他现在所做的事对他的一生将会有决定性的影响。

检察官个头儿不高，黑黑的脸膛，短短的白发，炯炯有神的眼睛十分灵活，突出的下巴上那浓密的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的。

“玛丝洛娃吗？当然，我知道。犯有毒死人命罪的。”检察官很平静地说。“您究竟为什么要见她呀？”然后，好像要缓和一下气氛似的，又补充说：“如果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见她，我是不好准许的呀。”

“我有事要见见她，这事在我是特别重要的。”聂赫留朵夫又涨红了脸说。

“是这样呀。”检察官说着，抬起眼睛，很仔细地把聂赫留朵夫打量了一遍，“她的案子审问过没有？”

“昨天她受过审了，而且被判了四年苦役，很不应该。她是无罪的。”

“哦，是这样。要是她昨天才被判决，”检察官丝毫不理睬聂赫留朵夫说的玛丝洛娃无罪的那句话，“那么，在正式公布判决之前，她应该还是被关押在拘留所里。只有在规定的日期才可以到拘留所里去探望。我劝您到那里去问一下。”

“可是我需要尽可能快点儿见到她。”聂赫留朵夫哆嗦着下巴说，因为他感到关键时刻就要到了。

“您到底为什么要见她？”检察官有点儿烦躁地扬起眉毛，问道。

“因为她没有罪，却被判服苦役。我才是造成这一切的罪人。”聂赫留朵夫用打哆嗦的声音说，同时他感觉到自己说的是不必要说的话。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检察官问道。

“因为我勾引过她，才害得她落到目前这种地步。如果不是我害得她成了这样的人，她就不会遭到这样的指控。”

“我还是看不出，这跟探监有什么关系。”

“那就是，我想跟着她走，而且……同她结婚。”聂赫留朵夫说了出来。而且和往日一样，他一说起这话，眼里就涌出泪水。

“哦？原来是这样!”检察官说，“这倒是一桩很稀罕的事儿。您好像是克拉斯诺别尔斯克地方自治会的议员吧？”检察官问道。他好像想起来，现在说出这种奇怪主意的这个聂赫留朵夫，以前他听说过似的。

“对不起，我以为这跟我的要求没有什么关系。”聂赫留朵夫又涨红了脸，气愤地回答说。

“当然，没有关系，”检察官一点也没有生气，隐隐约约微笑着说，“不过您的想法太不一般，太出格了……”

“怎么样，我能得到许可吗？”

“许可吗？行，我马上给您开一张许可证。请您坐一会儿。”

他走到桌边，坐下来，就写起来。

“请坐下吧。”

聂赫留朵夫还站着。

检察官开好许可证，交给聂赫留朵夫，用好奇的目光望着他。

“我还应该声明，”聂赫留朵夫说，“我不能再参加审讯了。”

“您是知道的，这要向法庭提出正当理由。”

“理由就是，我认为一切审判不仅无益，而且是不道德的。”

“是这样呀。”检察官依然带着隐隐约约的微笑说。他似乎用这样的笑容表示，这一类说法是他熟悉的，属于可笑的老生常谈。“是这样呀，不过您想必也明白，我作为检察官，不可能同意您的意见。因此我建议您把这事向法庭提出来，法庭会解决您的申请问题，认定理由是否正当，如果不正当，就要您交出一笔罚金。您就去向法庭提出吧。”

“我已经声明过了，此外我哪儿也不去了。”聂赫留朵夫生气地说。

“再见。”检察官一面说，一面鞠躬送客，显然是想快点儿摆脱这个古怪的来访者。

“刚才来找您的是什么人？”聂赫留朵夫一出门，有一位法官就走进检察官办公室，问道。

“是聂赫留朵夫，您可知道，此人在克拉斯诺别尔斯克县自治会就发表过种种奇谈怪论。您想想看，他是陪审人员，在被告当中有一个妇人或者姑娘被判服苦役，他说他勾引过她，他现在想和她结婚。”

“这不可能吧？”

“他就是这样对我说的……而且说这话时激动得有点儿奇怪。”

“如今的年轻人都有点儿那个，有点儿不正常。”

“可是他已经不怎么年轻了。”

“唉，老兄，你们那个出了名的伊凡申科夫真讨厌透了。他可是真会折腾人：说了又说，简直没有个完。”

“根本就不应该让这种人多说，要不然就成了真正的捣乱公堂……”

三十六

聂赫留朵夫离开检察官办公室，乘马车径奔拘留所。可是这里没有一个姓玛丝洛娃的。所长就对聂赫留朵夫说，她应该是在羁押解犯的老监狱里。聂赫留朵夫又朝那里奔去。

果然，玛丝洛娃就在这里。检察官忘了，大约六个月前，发生过一起政治事件，显然被宪兵夸大到了最大限度，所以拘留所里到处都关满了大学生、医生、工人、高等女校学生和女医士。

羁押解犯的监狱离拘留所很远，所以聂赫留朵夫来到这里已经快到黄昏时候。他想走到那座阴森森的大建筑物的门口，可是岗哨不准他走近，只是按了按门铃。一名看守听到铃声走了出来。聂赫留朵夫出示许可证，但看守说，不经过典狱长许可，不能让他进去。聂赫留朵夫就去找典狱长。聂赫留朵夫在楼梯上就听见房里有人用钢琴在演奏一支复杂而雄壮的乐曲。一个侍女一只眼睛裹着纱布，气呼呼地给他开了门，这时琴声从房里冲出来，激荡着他的耳鼓。那是一支听腻了的李斯特的狂想曲，弹得很好，但是只弹到一个地方为止。等弹到这个地方，就又从头弹起。聂赫留朵夫就问包扎着一只眼睛的侍女，典狱长是不是在家。

侍女说，不在家。

“很快就能回来吗？”

狂想曲又停止了，接着又动听又洪亮地响了起来，直到那个似乎有妖邪的地方。

“我去问问。”

侍女去了。

狂想曲刚刚又热情奔放地响起来，还不到有妖邪的地方，就戛然停住，然后听到说话声。

“去对他说，不在家，今天也不会回来。他做客去了。干吗缠着不肯走!”这是房里一个女子的声音。狂想曲又响了起来，却又停住，就听见挪动椅子的声音。显然是弹钢琴的女子发火了，要亲自训斥一下这个缠住不走的不速之客。

“爸爸不在家。”一个头发蓬松、面色苍白、忧郁的眼睛带着发青的眼圈儿、一副可怜巴巴模样的姑娘走出来，气呼呼地说。她看到是一个身穿讲究的大衣的年轻人，口气缓和下来，又说：“请进吧……您有什么事吗？”

“我要到监狱里探望一名女犯。”

“想必是一名政治犯吧？”

“不，不是政治犯。我有检察官的许可证。”

“哦，我不了解，爸爸不在家。您请进来嘛。”她又在小小的前室里招呼他说，“要不然您就去找副典狱长，现在他在办公室里，您和他谈谈吧。您贵姓？”

“谢谢您。”聂赫留朵夫说过，没有回答她的问话，就走了出来。他身后的门还没有关上，那热情而欢畅的琴声又响了起来，那琴声跟这弹琴的环境、跟顽强练琴的可怜巴巴的姑娘的面孔太不协调了。聂赫留朵夫在院子里遇到一位小胡子上翘而且抹了油的年轻军官，就问他，副典狱长在哪里。原来他就是副典狱长。他接过许可证看了看，就说，他不便凭着拘留所的许可证让他进监狱。况且，时候已经很晚了……

“请您明天来吧。明天十点钟，人人都可以探监。到时候您就来吧，典狱长那时候也在家。那时候您可以在大间里探望，如果典狱长准许，还可以在办公室里。”

这一天聂赫留朵夫就这样探监没有探成，便转身回家。他想到就要和她见面，心情异常激动，走在大街上，此刻回想的不是法庭上的情形，而是他和检察官以及拘留所长、副典狱长的谈话。回想起自己怎样想方设法跟她见面，怎样把自己的打算告诉检察官，怎样到拘留所和老监狱准备去见她，就激动得很久都不能平静。他一回到家里，马上就拿出很久没有动过的日记本，看了几段，就写了如下的一段：“两年没有记日记了，原以为再也不会干这种孩子气的事儿了。其实这不是孩子气的事儿，而是同自己，同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的真正的、圣洁的自我倾谈。这个我一直在沉睡，所以我无人可以倾谈。是一桩非同寻常的事把这个我惊醒的。是在四月二十八日，我在法庭上当陪审人员的时候。我在被告席上看到了她，看到被我勾引过的卡秋莎身穿囚服。由于奇怪的误会和我的过错，她被判服苦役。我刚才去找过检察官，去过监狱。我未能进去看她，但我下定决心尽一切可能同她见面，向她认罪，甚至结婚以赎罪。主啊，帮助我吧!我心中是畅快，是高兴的。”

三十七

这天夜里，玛丝洛娃过了很久都睡不着。她睁着眼睛躺着，望着不时被来回踱步的诵经士女儿遮住的门，听着红头发女人的鼾声，心里在想着。

她想的是，她到了库页岛，无论如何不能嫁个苦役犯，好歹也要另外找个主儿——找个当官的，找个文书，至少也要找个看守或者副看守。反正他们都喜欢女的。“只是不能再瘦下去，要不然就完了。”她想起辩护人怎样盯着她，庭长怎样盯着她，在法院里迎面相遇或者故意从她身边走过的人怎样盯着她。她想起别尔塔来监狱探望她时说过，她在基塔耶娃妓院爱过的那个大学生到妓院里来过，问起过她，并且对她十分怜惜。她想起跟红头发女人打架，就怜惜起红头发女人；想起卖面包的人多给了她一个白面包。她想起很多人，唯独没有想起聂赫留朵夫。她从来不回想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尤其是从不回想她和聂赫留朵夫的爱情。因为想起来太痛苦了。这些往事已经深深埋在她的心底，动也不能动了。她就连做梦也从未梦见过聂赫留朵夫。今天她在法庭上没有认出他来，不单是因为她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还是个军人，没有下巴胡，只有小小的唇髭，卷曲的头发很短却很浓密，如今留了下巴胡，已经显露出老态，主要的还是因为她从来没有想过他。她埋葬她跟他那一段时期的一桩桩往事，是在他从军中归来，却没有顺路到姑妈家去的那个可怕的、黑漆漆的夜晚。

在那个夜晚之前，在她还指望他会来的时候，她不仅不感到肚子里的娃娃是个负担，而且常常对娃娃在肚子里轻轻的、有时猛烈的活动感到惊喜动情。可是在那个夜晚之后，一切都不同了。未来的孩子只成了一种累赘。

两位姑妈都盼着聂赫留朵夫，要他来，可是他打来电报说不能来，因为要如期赶到彼得堡。卡秋莎知道了这事，就决定到火车站跟他见面。火车要在夜里两点钟经过车站。卡秋莎服侍两个老小姐睡了，说动了厨娘的小女儿玛莎陪她，穿起旧靴子，裹好头巾，撩起衣襟，就朝车站跑去。

这是一个风雨交加的黑漆漆的秋夜。温和的、大大的雨点一阵又一阵倾注下来。在田野上连脚下的路都看不到，在树林里就像炉子里一样漆黑，卡秋莎虽然很熟悉这条路，但在树林里还是迷了路，等她跑到停车三分钟的小站，并不是像她指望的那样早到，而是已经响过第二遍铃了。卡秋莎跑上站台，一下子就在头等车厢的窗子里看见了他。这节车厢里灯光特别明亮。丝绒软椅上有两个没有穿上装的军官面对面坐着在打牌。靠窗小桌上点着几支淌油的粗蜡烛。聂赫留朵夫穿着紧身马裤和白衬衫，坐在软椅扶手上，臂肘支在椅背上，不知因为什么笑着。卡秋莎一认出是他，就用冻僵的手敲了敲窗子。但就在这时候，第三遍铃响了，火车缓缓动了，先是后退，接着那接合在一起的车厢磕碰着，一节紧跟着一节向前移动起来。有一个打牌的军官手里拿着纸牌站起来，朝窗外张望。卡秋莎又敲了一下窗子，并且把脸贴到窗玻璃上。这时她跟前的这一节车厢也猛地一颤，走动起来。她随着车厢往前走，一面朝窗子里面望着。那个军官想打开窗子，可是怎么也打不开。聂赫留朵夫站起来，把那个军官推开，就动手开窗子。火车加快了速度。卡秋莎加快脚步紧紧跟着，可是火车越开越快，就在窗子被打开的当儿，一名列车员一把将她推开，自己跳进了车厢。卡秋莎落在后面了，可是她还一个劲儿地在湿漉漉的站台木板上跑着；后来站台到头了，她好不容易支撑着没有摔倒，从台阶上跑到泥土地上。她还在跑，但是头等车厢已经远远跑到前面去了。在她身旁奔跑的已经是一节一节的二等车厢，然后一节节三等车厢以更快的速度从她身旁驰过，可她还是在跑着。等到尾部带灯的最后一节车厢驰过，她已经跑过了水塔，这里已经无遮无拦，狂风朝她扑来，撕扯着她头上的头巾，吹得衣服下摆从一面紧紧裹住她的双腿。头巾被风吹掉了，可是她还一个劲儿地在跑。

“阿姨，卡秋莎阿姨!”玛莎很吃力地跟在她后面跑着，喊着。“您的头巾掉啦!”

“他在亮堂堂的车厢里，坐的是丝绒软椅，有说有笑，吃喝玩乐，可是我在这儿，在泥水里、黑地里，顶着风，冒着雨，站着哭。”卡秋莎想着，停了下来，把头往后一仰，双手把头抱住，放声痛哭起来。

“他走啦!”她大叫起来。

玛莎害怕了，抱住卡秋莎湿漉漉的身子。

“阿姨，咱们回家吧。”

“再有火车开过来，往轮子底下一趴，就完了。”这时卡秋莎心里这样想着，没有回答玛莎的话。

她拿定主意要这样做。但就在这时候，如同平常在激动之后乍一安静下来那样，她肚子里的孩子，他的孩子，突然颤动了一下，撞了一下，缓缓地伸展开来，接着又像有一个又细、又软、又尖的东西冲撞起来。于是，一分钟之前还使她痛不欲生的万般苦恼、她对他的满腔愤恨和她不惜一死来报复他的念头，顿时烟消云散。她镇定下来，理了理衣服，裹起头巾，匆匆朝家里走去。

她带着一身泥水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从那天起，她的心灵就开始变化，结果她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在那个可怕的夜晚之后，她就不再相信善了。以前她自己相信善，而且相信别人也相信善，可是从那个夜晚之后，她断定谁也不相信善，大家满嘴的上帝和行善，只不过都是做做样子骗人的。她爱过他，他也爱过她——这她是知道的，可是他把她玩够了，把她的感情作弄够了，就把她抛弃了。可他还是她认识的人当中最好的一个呢。其余的人就更坏了。她遭遇的种种事情，在每一步上都证实了这一点。他那两位姑妈，那两位笃信上帝的老小姐，看到她不能像以前那样伺候她们了，就把她撵了出来。所有她遇到的人，凡是女人，都想方设法通过她来赚钱，凡是男人，从老警察局长到监狱里的看守，都把她看作享乐的工具。不论是谁，都要享乐，要享的正是这种乐，除此之外，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事了。在她无事可干的第二年跟她姘居的那个老作家更是证实了这一点。他就是这样直言不讳地对她说，人生的幸福尽在其中，他把这叫作诗意和美感。

人人都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能享乐，至于满口的上帝和行善，那是为了骗人的。要是有时候心中出现疑问：为什么世上的一切安排得这样糟，以至于大家都相互为恶，大家都受罪，那么，不去想这些事就行了。要是苦闷起来，抽抽烟，或者喝喝酒，或者最好是跟男人干点儿风流事儿，苦闷也就过去了。

三十八

第二天是星期日，早晨五点钟，女监走廊里响起惯常的哨子声，早已不睡的科拉布列娃把玛丝洛娃唤醒。

“我是苦役犯了。”玛丝洛娃揉着眼睛，不由自主地呼吸着一到早晨就臭得要命的空气，在心中恐怖地想。因此她很想再昏昏睡去，逃入沉沉梦乡，可是担惊害怕的习惯战胜了睡意，于是她爬起来，盘起腿坐好，朝四下里打量着。女犯们都已经起来了，只有孩子们还在睡觉。凸眼睛的卖私酒女人为了不惊动孩子们，小心翼翼地在抽孩子们身子底下的囚服。反抗抓兵的女人在炉边晾尿布，她的小娃娃在蓝眼睛的菲道霞怀里不要命地哭着，菲道霞摇着小娃娃，用温柔悦耳的声音为他唱催眠曲。害肺痨的女人自己揪住胸口，脸憋得通红，很吃力地咳嗽着，在咳嗽的间歇里几乎像喊叫似的喘着气。红头发女人醒来后，弯着两条粗腿仰面朝天躺在床上，十分快活地大声讲着她做的梦。被控纵火的老婆子又站在圣像前，一遍又一遍小声祷告着，画着十字，鞠着躬。诵经士的女儿一动不动地坐在床上，一双惺忪的、呆滞的眼睛朝前望着。俊姐儿在手指头上卷着她那油光光的粗硬的黑发。

走廊里响起穿大棉鞋走路的啪嗒啪嗒的脚步声，铁锁哐啷一响，进来两名倒便桶的男犯，穿着夹克和短得离脚踝很远的灰色裤子，带着一脸的阴郁和怒气用扁担挑起臭烘烘的便桶，挑出牢房。女犯们纷纷到走廊里水龙头跟前洗脸。红头发女人在水龙头旁边跟旁边另一间牢房里出来的一名女犯争吵起来。又是骂，又是叫，又是诉说……

“你们也许是想进单身禁闭室啦!”一名看守吆喝起来，并且在红头发女人那肉嘟嘟的光脊梁上狠狠地打了一巴掌，那清脆的响声整个走廊里都听得见。“你给我闭嘴!”

“瞧，老头子玩得多么带劲儿!”红头发女人说。她把这拍打当作亲热。

“喂，快点儿!穿好衣服去做礼拜。”

玛丝洛娃还没有梳头，典狱长就带着一名随从来了。

“点名啦!”看守吆喝道。

从另一间牢房里又走出另外一些女犯，于是所有的女犯在走廊里站成两排，而且后排的女犯必须把手放在前排女犯的肩上。所有的女犯都一一被点过。

点过名以后，女看守走来，领着女犯们朝教堂走去。从各个牢房里出来的一百多名女犯排成一个纵队。玛丝洛娃和菲道霞在队伍正中间。女犯们都裹着白头巾，穿着白衣白裙，其中只有极少数几个穿着自己的花衣裳。这是带着孩子跟随丈夫去流放的妻子。整个楼梯被这个队伍塞满了。只听到穿棉鞋走路的柔和的脚步声、说话声，偶尔还有笑声。在拐弯的地方玛丝洛娃看到了走在前面的自己的仇人包奇科娃那张凶狠的脸，就指给菲道霞看。女犯们走下楼梯，就不说话了，一个个画着十字，弓着身子，跨过敞开的大门，进入还很空的金碧辉煌的教堂。她们的位置就在右边，于是她们拥拥挤挤，你推我撞地渐渐停了下来。跟在女犯后面进来的是身穿灰色囚服的男犯，有解犯，有监犯，有村社判决的流放犯。男犯们大声咳嗽着，密密麻麻地站到左边和教堂中央。在上面的敞廊上已经站着许多先到的男犯：一边是剃光半边头、叮当叮当响着脚镣表明自己在场的苦役犯，另一边是没有剃头也没有戴脚镣的候审犯人。

这座监狱教堂是一位富商花了几万卢布重建和装修的，因此整个教堂色彩鲜艳，金光闪闪。

教堂里有一阵子没有人作声，只听得擤鼻涕声、咳嗽声、孩子的哭叫声，偶尔能听到脚镣叮当声。过了一阵子，站在教堂中央的男犯们向两边闪了闪，彼此紧紧挤到一起，在中间让出一条路来，典狱长就顺着这条路走过去，走到教堂中央，站到所有人的前面。

三十九

礼拜开始了。

礼拜仪式是这样的：司祭穿起特制的、奇怪而极不合身的锦缎法衣，在碟子里把面包切成许多小块，一一摆好，然后一一放进一碗葡萄酒中，同时嘴里念着各种名字和祷词。这时候诵经士也不停嘴，先是念祷词，然后和犯人组成的唱诗班交替地唱祷词。各种各样的斯拉夫语祷词本来就难懂，再加上念得快、唱得快，就越发难懂了。祷词的主要内容是祝愿皇上和皇室福寿无疆。这种内容的祷词跪着念了许多遍，时而跟其他祷词一起念，时而单独念。此外，诵经士又念了《使徒行传》中的几行诗，声调又古怪又紧张，叫人一点儿也不懂。司祭也念了《马可福音》中的一段，倒是念得十分清楚。其中说的是，基督复活之后，在升天和坐在圣父右首之前，先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灵，驱除了她身上的七个魔鬼，然后又向十一个门徒显灵，吩咐他们向天下众生传布福音，并且说明，不信的必定灭亡，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此外，还能驱鬼，手按病人就能为人治病，还能说种种新的语言，还能捉蛇，若饮下毒物，不会死亡，依然康泰无恙。

据说，司祭切成的面包碎块放到葡萄酒里，经过一定的手法和祈祷，就能变成基督的血和肉——这就是礼拜的实质。这手法就是：尽管司祭穿着口袋般的锦缎法衣行动十分不便，可还是从容不迫地高举起双臂，就这样一直举着，然后跪下来，吻圣坛和圣坛上的东西。然而最主要的动作是，司祭两手拿起餐巾，从容不迫地、慢悠悠地在碟子和金碗之上摇来晃去。据说，面包和葡萄酒就是在这时候变为血和肉，因此这一节仪式进行得特别隆重。

“尽情歌颂至圣、至洁、至福的圣母吧。”司祭做完这些动作之后，在隔板后面大声叫了起来。于是唱诗班就很庄严地唱起来，唱的是，要尽情地歌颂童女马利亚，生下基督，却没有失去贞洁，理应比司智天使享有更大的光荣，比任何六翼天使享有更伟大的名声。在这之后，便认为变化已经完成了。于是司祭揭去碟子上的餐巾，把碟子中央的一小片面包切成四片，先在酒里蘸一蘸，然后送进嘴里。就算是他吃了一小口基督的肉，喝了一小口基督的血。在这之后，司祭拉开帷幔，打开中间的门，手里端着金碗从中间门里走出来，请自愿者也来享用放在碗里的基督的血和肉。

自愿的是几个孩子。

司祭先问了几个孩子的姓名，然后用茶匙小心翼翼地从碗里舀出浸过酒的面包，依次将一小片送进每个孩子嘴里的深处。诵经士当即给孩子们擦嘴，并且用快活的腔调唱起孩子们吃基督肉、喝基督血的歌儿。这之后司祭又把碗端到隔板那边，在那里喝完碗里的血，吃完基督的肉块，仔细把小胡子舔干净，擦干嘴巴和碗，喜滋滋地迈着矫健的步子从隔板后面走出来，他那小牛皮靴的薄后跟不住地嘎吱嘎吱响着。

基督教礼拜的主要仪式到此结束了。但司祭有意安慰不幸的犯人，就在通常的仪式之外增加了一项特殊的仪式。这项特殊仪式是这样的：司祭站在由十支蜡烛映照着的被他吃掉的基督的虚拟的铁铸包金圣像(脸和双臂是黑的)面前，用假嗓门儿怪声怪调地似唱又似说地道出下面一番话：

“造福万代的耶稣呀，千万使徒将你赞美，我的耶稣呀，千万殉道者将你颂扬，万能的主，耶稣呀，拯救我吧，我的救主耶稣，我的最善最好的耶稣呀，拯救投奔你的人吧，救主耶稣呀，饶恕我吧，所有圣徒、所有先知祈祷中诞生的耶稣呀，我的救主耶稣呀，赐给人类天堂的快乐吧，爱人类的耶稣呀!”

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换了一口气，画了一个十字，磕了一个头，大家也都这样做了。典狱长、许多看守和囚犯都跪了下去。上面敞廊里的脚镣响声特别紧密了。

“天使的创造者，力量的主宰呀，”他继续似唱又说地念下去，“最最神奇的耶稣呀，天使们望尘莫及，万能的耶稣呀，祖祖辈辈的救主，造福万代的耶稣呀，族长们将你颂扬；最最光荣的耶稣呀，万代帝王的靠山，最好的耶稣呀，你实现了一切预言；最美的耶稣呀，你是殉道者的后盾；最和善的耶稣呀，修士们因为有你才欢喜；最慈善的耶稣呀，神父们因为有你才幸福；最仁爱的耶稣呀，持斋人因你而斋戒；赐福万代的耶稣呀，圣徒们因为有你才欢乐；最高洁的耶稣呀，童贞者因为有你才永葆贞洁；千秋万代的耶稣呀，罪人的救星；耶稣呀，上帝之子，饶恕我吧!”最后终于停住了，不过还是带着越来越大的嘶声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耶稣”，而且一只手撩起绸里子的法衣，一条腿跪下去，叩起头来，唱诗班则唱起最后的那一句：“耶稣呀，上帝之子，饶恕我吧!”犯人们跪下去又爬起来，那半边头上留下的头发甩过来又甩过去，勒在干枯的腿上的脚镣不住地叮当响着。

就这样持续了很久。开头是一套赞美词，其结尾是“饶恕我吧”，然后又是另一套赞美词，其结尾是“哈利路亚”。犯人们就画十字，下跪，匍匐在地。开头每赞颂一次，犯人们就跪拜一次，后来隔一次，有时隔两次跪拜一次。等到赞颂完毕，司祭轻松地舒了一口气，合上《圣经》，走到隔板后面去，大家都很高兴。只剩下最后一道程序了。这道程序是：司祭从大桌子上拿起四端镶有圆形珐琅饰物的包金十字架，举着十字架走到教堂中央。先是典狱长走到司祭跟前吻十字架，然后是副典狱长，然后是看守们，然后是犯人们拥拥挤挤，小声互骂着，朝司祭走去。司祭一面和典狱长说话，一面把十字架和自己的手杵到走到他跟前的犯人的嘴上，有时也杵到鼻子上，犯人们则尽可能地又吻十字架又吻司祭的手。为了安慰和开导迷途弟兄而举行的基督教礼拜就这样结束了。

四十

在场的人，从司祭、典狱长到玛丝洛娃，谁也不曾想过，司祭声嘶力竭地反复呼唤过无数次和用尽稀奇古怪的字眼赞美的耶稣本人，恰恰最反对这儿所做的一切事情。他不仅反对这种种毫无意义的废话和好为人师的司祭利用面包和酒所作的侮辱性法术，而且极其明确地反对一些人把另外一些人称作师表，反对在教堂里祈祷，而指示让每个人单独祈祷。他反对修建教堂，说要来拆毁教堂，说不应该在教堂里祈祷，而要在心灵中和真理中祈祷。而最主要的则是，他不仅反对像这里这样的对人进行审判、监禁、拷打、侮辱、惩罚，而且反对对人使用任何暴力，说他是来释放一切囚犯的。

在场的人谁也不曾想过，这里所做的一切，名义上一切为了基督，实际上对基督正是最大的侮辱和嘲弄。谁也不曾想过，司祭举着让人们亲吻的四端镶有圆形珐琅饰物的包金十字架，不是别的什么，正是基督受刑的绞架的形象，而基督之所以被害，正是因为他反对此刻以他的名义在这里所做的一切。谁也不曾想过，那些假想自己吃面包喝酒就是吃基督的肉喝基督的血的司祭，确实正是在吃基督的肉，喝基督的血，不过不是面包和酒代表的肉和血，而是另一种，那就是，他们不仅蛊惑那些被基督视为彼此一体的“弱小者”，而且剥夺他们的最大的幸福，使他们遭受最残酷的折磨，不让人们知道基督带给人类的福音。

司祭心安理得地做着他所做的一切，因为他从小就形成一种观念，认为这是唯一的真正的宗教，以前的圣徒都信奉这个教，现在教门和世俗的长官们也都信奉这个教。他不是相信面包会变成肉，不是相信说许多废话对灵魂有益或者真的他吃了基督的肉。这都是不足信的。他相信的是，必须信奉这个教。他所以这样相信，主要是因为，他十八年来靠着履行这个教的种种仪式得到可观的进项，借以养家糊口，供儿子读中学，供女儿上神学校。诵经士也这样相信，而且比司祭信得更坚定，因为他根本不顾这种宗教教义的实质，只知道圣餐酒、追荐亡灵、诵经、做普通祈祷和带赞美词的祈祷都有一定的价钱，真正的基督徒都是很乐意出钱的，因此在他高喊“饶恕吧，饶恕吧”，照规定唱经文和念经文的时候，心中十分安宁，认定这是必要的，就像有人卖木柴、面粉和土豆一样。至于典狱长和看守们，虽然从来不知道也不探讨这个教的教义是什么以及教堂里进行的种种仪式有什么意义，却认定必须要信这个教，因为最高层官员们以及沙皇本人都信这个教。除此之外，他们有一种感觉，虽然这感觉很模糊(他们怎么也解释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儿)，但总感觉这个教在为他们的惨无人道的行当辩护。假如没有这种信仰，他们不仅很难，也许根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心安理得地把自己所有的力气用来折磨人。典狱长是一个心地十分善良的人，如果不是在这种信仰中得到支持，根本不可能过这样的日子。就因为他在这种信仰中得到了支持，他站得笔直，一动也不动，很虔诚地跪拜，画十字，等到唱起“那些司智天使”，还想方设法使自己动感情，等到开始给孩子们授圣餐，就走到前面去，亲手抱起一个领过圣餐的孩子，高高举了起来。

在犯人当中，只有少数人看透了这是愚弄有这种信仰的人的一种骗局，因此心里觉得这一套实在好笑。大多数人则相信，那包金的圣像、蜡烛、金碗、法衣、十字架、反复叨念的“赐福万代的耶稣”和“饶恕吧”之类的艰涩难懂的话，都蕴藏着十分神秘的力量，凭借这种力量可以在今生和来世得到很大的好处。虽然其中多数人都做过一些尝试，试图借助于祈求、祷告、蜡烛在今生得到一些好处，结果一无所得，他们的祈求没有如愿，但每个人都坚定地相信，这种失败是偶然的，这一套章法既然得到有学问的人和总主教的赞许，总还是十分重要的，即使对今生无用，对来世必定是有用的。

玛丝洛娃也这样相信。她也和别人一样，在做礼拜的时候产生了一种又景仰又厌烦的复杂心情。起初她站在隔板后面的人群中央，除了同牢房的女犯，看不见任何人。等到领圣餐的人向前移动，她也和菲道霞一起往前移动，她才看到了典狱长，看到典狱长身后的许多看守中间有一个矮小的汉子，浅褐色头发，淡黄色胡子，那是菲道霞的丈夫，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妻子。在唱赞美诗的时候，玛丝洛娃一直在打量他，跟菲道霞小声说话，等到大家都画十字和跪下去，她才照着做。

四十一

聂赫留朵夫一清早就出门了。巷子里还有一个乡下汉子赶着车在怪声怪调地叫喊着：“卖牛奶啦，卖牛奶啦，卖牛奶啦!”

昨晚下了第一场温暖的春雨。凡是没有修马路的地方一下子都冒出碧绿的芳草。花园里的桦树披满绿色的绒毛，稠李和白杨舒展开清香的长叶。许多人家和商店里都卸下套窗，擦洗着。在聂赫留朵夫经过的旧货市场上，排成一排的货棚旁边蠕动着密密麻麻的人群。有些衣服褴褛的人腋下夹着皮靴，肩上搭着熨得平平整整的长裤和背心，来来回回地走着。

一些小饭馆门前已经拥挤了不少做礼拜的工人，男的都穿着干净的上衣和锃亮的皮靴，女的头上都裹着花花绿绿的头巾，身上都穿着带玻璃珠的外套。警察挎着带黄绦的手枪在站岗，窥伺可以帮他们打发烦闷无聊时光的违章事件。在林荫道上和刚刚染绿了的草坪上，孩子们和狗在跑着玩儿，快快活活的保姆们坐在长凳上闲聊着。

大街上，背阴的左边还是阴冷潮湿的，中间是干的。各种车辆在大街上不停地奔跑着，那轰隆轰隆的是沉甸甸的载货马车，沙沙响的是轻便马车，叮当叮当的是公共马车。四面八方的钟声在召唤人们去参加像这时在监狱里正进行着的那样的礼拜，那各种音调的当当声和嗡嗡声震得空气颤抖着。盛装打扮的人们纷纷向各自的教区走去。

聂赫留朵夫坐的马车没有到监狱跟前，而是在通往监狱的路口停下了。

有一些男人和女人，手里大都拿着包袱，就站在这离监狱一百步左右的路口上。右边是几座不高的木房子，左边是一幢挂招牌的两层楼房。砖石结构的巨大监狱就在前面，探监的人是不准走近的。一名持枪的哨兵前前后后地走着，要是有人想从他身旁绕过，他就厉声呼喝。

右边木房子的小门旁边，有一名身穿镶丝绦制服的看守手拿记事本坐在哨兵对面的长凳上。探监的人走到他跟前，说出要探望的人的姓名，他就记下来。聂赫留朵夫也走到他跟前，说要探望卡捷琳娜·玛丝洛娃。穿镶绦制服的看守也记了下来。

“为什么还不让人进去？”聂赫留朵夫问道。

“正在做礼拜。等做完礼拜，就让进了。”

聂赫留朵夫回到等候探监的人群里。这时有一个人，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戴着皱皱巴巴的帽子，光脚上穿一双破鞋，脸上一道道红红的伤痕，从人群里走出来朝监狱走去。

“你往哪儿去？”持枪的哨兵朝他吆喝道。

“你咋呼什么？”穿破烂衣服的人对哨兵的呼喝毫不在乎，回答了两句，就走了回来。“你不叫进去，我就等一等。何必那么大的嗓门儿，像个将军似的。”

人群里发出赞许的笑声。探监的人大部分穿着很差，甚至很破烂，但也有一些男女衣着很讲究。聂赫留朵夫旁边就站着一个穿得很体面的男子，一张脸红润而丰满，胡子刮得精光，手里拿着一个包袱，显然是内衣。聂赫留朵夫问他是不是第一次来这儿。拿包袱的男子回答说，他每到星期日都来这儿。于是他们聊了起来。原来他是银行的看门人，是来探望弟弟的，弟弟因为伪造证件正在受审。这个好心肠的人把自己的身世全都对聂赫留朵夫说过之后，轮到他问聂赫留朵夫了，这时一匹肥壮的良种大青马拉着一辆胶轮轻便马车奔驰过来，车上坐着一个大学生和一个戴面纱的小姐，他们的注意力就被吸引过去了。大学生手里抱着一个很大的包袱。他走到聂赫留朵夫面前问他，能不能转交他带来的施舍物白面包，如果能的话，要办什么手续。

“我这是照未婚妻的心意来办的。这就是我的未婚妻。她的父母劝我们把这些东西送给犯人。”

“我是第一次来，不知道，不过我以为应该问一问那个人。”聂赫留朵夫一面说，一面指着身穿制服、手拿记事本、坐在右边的看守。

就在聂赫留朵夫和大学生说话的时候，正中开有小窗口的监狱大铁门开了，从大门里走出一个穿军服的军官和另一个看守。那个手拿记事本的看守就宣布开始放探监的人进去。哨兵往旁边一闪，所有探监的人就像害怕误了点似的，一齐迈着快步，有的甚至小跑，朝监狱大门口涌去。大门口站着一个看守，探监的人从他身旁走过，他就高声喊叫着计算人数：“十六，十七……”在监狱里面还有一个看守用手拍着每一个人，也在计算进入二道门的人数，为的是在放出的时候核对人数，不让一个探监的人留在狱里，也不让一个犯人跑出去。这个点数的人也不看是谁走过，用手在聂赫留朵夫的背上一拍，有一刹那聂赫留朵夫感到看守这一拍是一种侮辱，但他马上想起他是为什么到这儿来的，于是他因为有这种不满和受侮辱的心情感到不好意思起来。

进门后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拱顶大房间，几面不大的窗户上都装了铁栅栏。在这个名为集会室的房间里，聂赫留朵夫出乎意料地看到壁龛里有一尊耶稣受难的巨像。

“这是为什么？”他在心里问道，因为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把耶稣像同自由的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同囚犯联系在一起。

聂赫留朵夫慢步走着，好让急着探监的人走在前面，同时也因为他心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感触：想到关在这里的恶人，感到害怕；想到也关在这里的无辜者，例如昨天的小伙子和卡秋莎，感到怜悯；想到就要跟卡秋莎见面，又感到胆怯和动情。在走出第一个房间的时候，有一个看守在房间的那一头说了一句什么话。但是心事重重的聂赫留朵夫却没有注意看守说的话，继续朝大多数探监者走的方向走去，也就是走往男监，而不是他要去的女监。

他——让过性急的探监人，自己最后一个走进指定的会面的房间。等他推开门走进这个房间，首先使他惊愕的是汇合成一片轰轰声的上百人的震耳欲聋的叫唤声。直到聂赫留朵夫走到很多人跟前，看到人们像苍蝇叮在糖上那样紧紧贴在把房间隔开的铁丝网上，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这个房间后墙上有几个窗户，中间不是有一道，而是有两道从天花板直到地面的铁丝网把房间隔成两半。两道铁丝网之间有几名看守来来回回地走着。铁丝网那边是囚犯，这边是探监的人。双方隔着两道铁丝网，中间有三俄尺的距离，因此不但无法传递什么东西，而且都不能好好地看看对方的脸，尤其是近视的人。谈话也很困难，必须使足劲儿叫喊，才能使对方听见。两边紧紧贴在铁丝网上的一张张脸，有妻子的脸、丈夫的脸、父母的脸、子女的脸，都急切地要相互好好地看一看，说说要说的话儿。但是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说得能让对方听清楚，旁边的人也希望这样，于是他们的声音就互相干扰，所以每个人都尽可能喊得比别人声音高。因此就形成了一片轰轰声，还夹杂着叫喊声，聂赫留朵夫一进这个房间，正是听到这种声音吃了一惊。要听清说的是什么，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能凭脸上的表情判断说的是什么，交谈的人是什么关系。聂赫留朵夫近旁有一个老婆子紧紧贴在铁丝网上，哆嗦着下巴，在对一个脸色苍白、剃了半边头的年轻人叫喊着什么话。那个男犯扬起眉毛，皱紧眉头，聚精会神地听着。老婆子旁边有一个穿庄稼汉衣服的年轻人，两手罩在耳朵上，不住地摇着头，在听一个面貌同他相像、脸色憔悴的白胡子男犯说话。再过去，站着一个穿得很破烂的人，挥动着胳膊叫喊着什么话，还在笑着。他旁边有一个女人怀抱婴儿坐在地板上，头上裹着质地很好的羊毛头巾，在号啕痛哭，显然是因为第一次看到对面那个白发人穿了囚衣，剃了半边头，戴上了脚镣。和聂赫留朵夫说过话的那个银行看门人就站在这个女人旁边，正使足劲儿朝对面一个眼睛十分明亮的秃头男犯喊叫。等到聂赫留朵夫明白了他也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说话，不由得涌起满腔愤怒，痛恨那些有权创造和推行这一套办法的人。他觉得奇怪的是，这种可怕的状况，这样作弄人的感情，谁也不认为这是侮辱。不论士兵、典狱长，还是探监的人、犯人，都心平气和地这样做着，好像都认为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

聂赫留朵夫在这间屋里待了有五分钟光景，心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苦闷感，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感到自己和整个世界很不一致。他在精神上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恶心感，很像晕船时的感觉。

四十二

“不过，我是来做什么的？还是要做什么？”聂赫留朵夫给自己鼓气说。“可是，怎么办呢？”

他用眼睛寻找起当官的。他看到一个佩戴军官肩章、留小胡子的瘦小的人在人群后面走来走去，就对他说：“先生，您能不能告诉我，女的关在什么地方，准许在什么地方同她们见面？”他装出特别谦恭的态度说。

“您是要去女监吗？”

“是的，我很想见见一名女犯人。”聂赫留朵夫依然装出十分谦恭的态度回答说。

“刚才在集会室里，您这样说就好了。您是要见哪一个？”

“我要见见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

“她是政治犯吗？”副典狱长问道。

“不，她只是……”

“她怎么，已经判过了吗？”

“是的，前天她判过了。”聂赫留朵夫很怕破坏了似乎很同情他的副典狱长的情绪，就很恭顺地回答说。

“要是上女监，那就请到这边来吧。”副典狱长显然从聂赫留朵夫的外表看出他是值得关注的。“西多罗夫，”他呼唤一名挂奖章的小胡子士官，“把这位先生领到女监去。”

“是，遵命。”

这时候，铁丝网旁边有人撕心裂肺地号啕大哭起来。

聂赫留朵夫觉得一切都很奇怪，而最奇怪的是，他竟然感激起典狱长和看守长，感激起在这里干着惨无人道的事的一切人，竟然感到自己受到他们的特别关照。

看守长领着聂赫留朵夫走出男监探望室，来到走廊里，开了对面的门，当即把他领进了女监探望室。

这个房间也和男监探望室一样，由两道铁丝网隔成三部分，但地方要小得多，这儿探监的人和囚犯也少些，不过叫喊声和嗡嗡声跟男监探望室里一样。两道铁丝网之间也有掌管人来来回回走着。这里的掌管人是一名女看守，穿着制服，袖口带丝绦，蓝色镶边，也像男看守一样扎着宽腰带。也像男监探望室里一样，两边的人都紧紧贴在铁丝网上：这一边是穿着各式各样服装的城市居民，那一边是女犯，有的穿着白色囚服，有的穿着自己的便服。整个铁丝网上都贴满了人。有的踮起脚，为的是越过别人的头可以把话传过去，有的就坐在地板上同对方交谈。

在所有的女犯中间，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个头发蓬松的瘦瘦的茨冈女犯，因为她的叫喊声和模样儿都与众不同。她的头巾已经从卷曲的头发上滑脱下来，站在铁丝网那边靠近柱子的地方，几乎就在房间中央，敏捷地打着手势，在对一个身穿蓝色上衣、腰带束得很低、很紧的茨冈男子叫喊着什么话。在茨冈男子旁边有一个士兵蹲在地上，同一个女犯说话。再过去，站着一个穿树皮鞋、留着小胡子的年轻汉子，一张脸涨得通红，显然是好不容易憋住眼泪。同他谈话的是一个模样很好看的浅黄色头发的女犯，正用一双亮晶晶、蓝湛湛的眼睛看着他。这就是菲道霞和她的丈夫。他们旁边站着一个穿得很破烂的男子，正在同一个披头散发的宽脸膛女人说话。再过去是两个女人，一个男人，又是一个女人，他们每个人对面都有一个女犯。在女犯中没看到玛丝洛娃。但在那一边，在那些女犯后面还有一个女子，于是聂赫留朵夫明白了，那就是她，他立刻就觉得自己的心怦怦跳了起来，气都喘不过来了。关键性的时刻就要到了。他走到铁丝网跟前，认出是她。她站在蓝眼睛的菲道霞后面，微微笑着在听她说话。她不像前天那样穿囚服，而是穿着白色女褂，勒着腰带，胸部高高耸起。头巾里露出一圈圈卷曲的黑发，像在法庭上那样。

“这正是关键时刻，”他想，“我该怎样招呼她呢？也许她会自己走过来吧？”

可是她没有自己走过来。她在等克拉拉，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男人是来探望她的。

“您要找谁？”在两道铁丝网中间走来走去的女看守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问道。

“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好不容易说出口来。

“玛丝洛娃，有人找你!”女看守喊道。

四十三

玛丝洛娃回头看了看，便抬起头，挺起胸脯，带着聂赫留朵夫很熟悉的那种依顺神情，走到铁丝网跟前，挤到两个女犯中间，惊疑地盯住聂赫留朵夫，却没有认出他来。

不过，她从他的衣着看出他是一个有钱的人，就微微笑了笑。

“您是找我吗？”她说着，那张笑盈盈的、带有一双斜视的眼睛的脸贴到铁丝网上。

“我想看看……”聂赫留朵夫不知该称“您”还是“你”，不过还是决定称“您”。他的声音不比平常高。“我想看看您……我……”

“你别跟我磨牙，”他旁边那个穿得很破烂的人叫道，“你到底拿过没有？”

“对你说嘛，人都快要死了，还要怎样？”那一边有一个人叫道。

玛丝洛娃听不清聂赫留朵夫说的是什么，但他说话时脸上的表情使她一下子想起了他。但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过，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眉头也很痛苦地皱了起来。

“听不清您说的是什么。”她高声叫喊了一句，眯起眼睛，眉头皱得越来越紧了。

“我是来……”

“是的，我是来做应做的事，我是来认罪的。”聂赫留朵夫想。他一想到这里，泪水就涌上眼睛，也涌进喉咙眼儿里，于是他用手抓住铁丝网，不说话了，同时他竭力压制着自己，免得放声大哭起来。

“我是说：你干吗要管闲事……”这边有人喊道。

“我对天发誓，我连知道也不知道。”那边有一个女犯喊道。

玛丝洛娃看到他激动的样子，认出他来了。

“好像您是……不过我不敢认。”玛丝洛娃叫道，眼睛也不看他，而且她那一下子红了的脸越发阴沉了。

“我是来请求你饶恕的。”他像背书一般毫无抑扬顿挫地大声叫道。

他喊出这话之后，感到羞臊，就朝四下里张望了一下。但他马上就想到，他觉得羞臊，倒是更好些，因为他本来就是可耻的。于是他又高声说下去：“请你饶恕我，我非常非常对不起……”他又喊道。

她一动不动地站着，那斜视的眼睛紧紧盯着他。

他再也说不下去了，就离开铁丝网，走到一旁去，竭力忍住已经激荡着胸膛的痛哭。

副典狱长叫人把聂赫留朵夫领到女监来之后，显然还是很关心他，这时又来到女监，看到聂赫留朵夫不在铁丝网跟前，就问他为什么不和他要找的女犯谈话。聂赫留朵夫擤了擤鼻涕，提了提精神，竭力装出很平静的样子，回答说：“隔着铁丝网无法说话，一点也听不见。”

副典狱长沉思了一下。

“嗯，好吧，可以把她带出来，在这儿待一会儿。”

“玛丽娅·卡尔洛芙娜!”他对女看守说，“把玛丝洛娃带到外面来。”

过了一会儿，玛丝洛娃就从旁边的门里走了出来。她脚步轻盈地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站住，皱着眉头看了看他。那乌黑的头发还像前天那样，卷成一圈一圈的露在外面。她的脸带着病态，苍白而浮肿，然而非常好看，非常安详。只是那有些斜视的漆黑的眼睛在浮肿的眼皮底下流露出特别明亮的光彩。

“可以在这儿谈谈。”副典狱长说过这话，就走开了。

聂赫留朵夫走到靠墙放着的一条长凳跟前。

玛丝洛娃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副典狱长，然后仿佛感到惊讶不解似的耸了耸肩膀，就撩了撩裙子，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我知道，您很难饶恕我。”聂赫留朵夫开口说，但他觉得泪水妨碍说话，就停住了，“不过，过去的事既然已经无法挽回，那我现在要尽我的力量去做。您说说吧……”

“您这是怎么找到我的？”她没有回答他的话，却问道。那双斜视的眼睛像是在看他，又像不是在看他。

“我的上帝呀!帮助我吧。教教我该怎么办!”聂赫留朵夫看着她那张一下子变得很难看的脸，在心里说。

“前天您受审的时候，我当陪审，”他说，“您没有认出我来吗？”

“没有，没有认出来。我没有工夫认人。再说，我也没有好好看。”她说。

“不是有过一个孩子吗？”他一问这话，就觉得自己脸红了。

“谢天谢地，一生下来就死了。”她简短而愤恨地回答，并且转过眼睛不再看他。

“怎么死的，是什么原因？”

“我自己也病了，差点儿死掉。”她说，还是没有抬眼睛。

“两位姑妈怎么会放您走啊？”

“谁又会把一个带孩子的用人留在家里呀？她们一发觉，就把我撵出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呀，我什么也不记得了，全忘了。那事全完了。”

“不，没有完。那事我不能就这样算了。尽管事到如今，我还想赎我的罪。”

“没有什么可赎的。以前的事是以前的事，已经过去了。”她说过这话之后，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她看了他一眼，并且令人不快地、妖媚地和可怜巴巴地笑了笑。

玛丝洛娃怎么也没有想到会见到他，特别是在此时此地，因此乍一见到他，她十分震惊，不由得回想起她从不回想的往事。乍见到他那一会儿，她模模糊糊想起跟她相爱的那个英俊青年为她打开的新奇而美好的感情与理想的世界，随后她想起他那令人难以理解的残忍，想起在那神仙般的幸福之后接踵而来的种种屈辱和苦难。于是她感到痛苦了。但是，因为她无法对这事想出个所以然来，她这时就采取了像往常一样的做法：不再去想这些往事，并且用堕落生活的特种迷雾把往事遮盖起来。现在她正是这样做的。在乍见到那一会儿，她看到面前坐的这个人，就联想到她当初爱过的那个青年，但后来她看出这样太痛苦了，就不再把他当成那个青年了。现在这位衣着整洁、细皮嫩肉、胡子上洒了香水的先生，对她来说已经不是当初她爱过的那个聂赫留朵夫，而只是许多男人中的一个。许多男人就是在需要的时候享用像她这样的活物，而像她这样的活物就应该利用这样的男人尽可能为自己谋得更多的好处。所以她就向他妖媚地笑了笑。她沉默了一会儿，盘算着怎样利用他才好。

“那事已经过去了，”她说，“现在这不是，判我去服苦役了。”

在她说出这句可怕的话的时候，嘴唇都哆嗦起来。

“我知道，我相信您没有罪。”聂赫留朵夫说。

“当然我没有罪。我又不是小偷，也不是强盗。我们这儿都说，什么事全靠律师。”她继续说，“都说，应该上诉。可是，都说要花很多钱……”

“是的，一定要上诉，”聂赫留朵夫说，“我已经找过律师了。”

“不能心疼钱，要请一个好的。”她说。

“凡是能做到的，我都要去做。”

沉默了一会儿。

她又像刚才那样笑了笑。

“我想向您要一点儿……钱，要是能行的话。不要多……十个卢布，多了不要。”她忽然说。

“行，行。”聂赫留朵夫很尴尬地说着，就伸手去掏钱夹子。

她急忙看了看副典狱长，副典狱长正在房间里来来回回走着。

“不要当着他的面给我，等他走开了再给，要不然他会拿走的。”

等副典狱长一转过身去，聂赫留朵夫就掏出钱夹子，但他还没有来得及把十卢布钞票交给她，副典狱长就转过身来，脸朝着他们。他急忙把钞票攥在手里。

“这已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女人了。”他望着这张当初娇艳可爱、如今流露着十足的庸俗神情的浮肿的脸以及紧紧盯着副典狱长和他的攥着钱的手的那一双妖里妖气的斜视的黑眼睛，心中不由得这样想。一时间他心里动摇起来。

昨天夜里迷惑过他的魔鬼，又在他心里说起话来，又像平时那样千方百计地劝他不要考虑应该怎样做的问题，要他只考虑他的所作所为会有什么后果，怎样才会对自己有利。

“这个女人已经不可救药了。你这样做，无非是把石头拴在自己脖子上，自己淹死，也无益于别人。”魔鬼说。“是不是给她一些钱，把所带的钱都给她，向她告别，从此一刀两断？”他心中这样想着。

可是他马上又感觉到，此时此刻他心灵中正进行着最重大的变化，他的灵魂好像搁在动摇不定的天平上，只要稍微使一点儿力气，就会偏向这边或者那边。于是他使了一点儿力气，向昨天他感到存在于心灵中的上帝呼救，上帝也就立刻在他心中做出反应。他决定立即把所有的话向她说出来。

“卡秋莎!我是来向你请求饶恕的，可是你还没有回答，是不是饶恕了我，或者是不是将来有一天会饶恕我。”他说。忽然对她称起“你”来。她不听他的话，却一会儿看看他的手，一会儿看看副典狱长。等副典狱长转过身去，她急忙伸过手来，抓住钞票，塞到腰带底下。

“您说得好奇怪。”她笑着说。他觉得那笑里有不值得听的意思。

聂赫留朵夫觉得，她有一种什么东西在跟他直接作对，要使她保持现在这种样子，不让他触动她的心。

可是，说来奇怪，这种情况不但没有使他后退，而且成为一种特殊的新的力量，更有力地推动着他去接近她。他觉得他应该使她在精神上苏醒过来，又觉得这是极其困难的事；但正是这事的困难吸引着他。他现在对她的这种感情，以前不论对她，还是对别的任何人都不曾有过，其中不包含任何私心：他不希望从她身上得到什么，只希望她不再是现在这种样子，希望她醒悟过来，成为她以前那样的人。

“卡秋莎，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呀？我是了解你的，我记得你在巴诺沃那时候是什么样子……”

“何必提那些旧事。”她冷冷地说。

“我说起这些事，为的是弥补过去，赎我的罪，卡秋莎。”他开始说起来，本想说他要和她结婚，可是他遇到了她的目光，看出其中有一种粗野可怕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就说不下去了。

这时候探监的人开始往外走了。副典狱长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说，探监时间结束了。玛丝洛娃站起来，顺从地等待着让她回去。

“再见吧，我还有很多话要对您说，可是，您看，现在不行了。”聂赫留朵夫说着，伸过手去，“我还要来的。”

“该说的好像都说了……”

她伸出手让他握，却没有握他的手。

“没有，我还要设法找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再和您见见面，有一些需要对您说的非常重要的话，到时候就可以说说了。”聂赫留朵夫说。

“好的，那您就来吧。”她说着，笑了笑，这是她想博得男人欢心时的那种笑。

“在我的心目中，您比亲妹妹还亲。”聂赫留朵夫说。

“好奇怪。”她又说。接着就摇着头，朝铁丝网那边走去。

四十四

在第一次相见时，聂赫留朵夫原以为，卡秋莎见到他，听到他有意为她尽心尽力和表示悔恨，一定会高兴和感动，于是卡秋莎又成为卡秋莎，然而，使他心寒的是，他看得出来，卡秋莎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现在的玛丝洛娃。这使他又吃惊又害怕。

使他吃惊的主要是，玛丝洛娃不仅不以自己的身份为耻(不是指她的囚犯身份，她觉得当囚犯是可耻的，是指她的妓女身份)，而且似乎还感到很得意，几乎引以为荣。不过说实在的，不这样也不行。不论什么人，只要想活下来，都必须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重要的和好的。因此，不论一个人的身份如何，一定要对人生各方面养成自己相应的观点，有了这样的观点，就会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重要的和好的了。

通常都认为，盗贼、凶手、奸细、妓女会承认自己的行当很坏，必定会感到羞耻。事实完全相反。不论是由于命运安排还是自己造孽而进入某种行当的人们，不管这种行当多么为人所不齿，他们都要对人生的各方面养成相应的观点，有了这样的观点，他们就觉得自己的行当是好的和正当的了。为了保持这样的观点，他们本能地依附某一方面的人，这方面的人承认他们养成的有关人生和他们在生活中的地位的观念。如果小偷夸耀他们的伎俩，妓女夸耀她们的淫荡，凶手夸耀他们的残忍，我们会感到惊讶。但我们之所以感到惊讶，无非是因为这些人的生活圈子和影响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主要是因为我们是圈子以外的人。可是，如果富翁夸耀他们的财富，也就是巧取豪夺，将领们夸耀他们的胜利，也就是血腥屠杀，统治者夸耀他们的威风，也就是暴虐横行，还不都是同一类现象？我们看不出这些人歪曲了有关人生的概念，看不出这些人为了说明自己的行当正当而颠倒了善与恶，无非是因为带有这类歪曲观念的人比较多，而我们自己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人。

玛丝洛娃就是对自己的生活和她在世界上的地位养成了自己的相应的观点。她是一个判了苦役的妓女，尽管如此，她也养成了相应的世界观，有了这样的世界观，她就可以自我赞赏，甚至可以在别人面前夸耀自己的身份。

这种世界观就是：所有的男人，不论年老的、年轻的，中学生、将军，有文化的、没有文化的，无一例外，都认为跟美貌的女人性交是最高的享乐，因此所有的男人尽管装模作样地忙着干别的事，实际上只不过是想干这种事。她正是一个美貌的女人，她可以满足也可以不满足他们的这种欲望，因此她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不可缺少的人。她过去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都证实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十年来，她不论在什么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所有的男人，从聂赫留朵夫和老警察局长到监狱里的看守，个个都需要她；她没有看到也没有发现不需要她的男人。因此在她眼里，整个人世无非是好色之徒的大聚会，一个个好色之徒从四面八方窥伺着她，想尽一切办法，如诱骗、暴力、收买、圈套，来占有她。

玛丝洛娃就是这样理解人生的。正因为她对人生这样理解，她就不但不是微不足道的人，而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玛丝洛娃把这种人生观看得高于世上的一切。她不能不看重这种人生观，因为一旦改变，她就失去了这种人生观赋予她的生活在人间的意义。为了不失去生活的意义，她本能地依附于同一圈子的人，那些人看待人生也和她一样。她觉得聂赫留朵夫是想把她带到另一个世界去，就进行反抗，因为她预见到，在他带去的那个世界里，她一定会丧失她在生活中的这种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也是因为这一缘故，她不去想少女时代的往事以及她和聂赫留朵夫的初恋。那些往事和她现在的世界观太不协调，所以已经从她的记忆中完全抹掉，或者不如说已经原封不动地埋到脑海的深处，而且锁得紧紧的，封得严严的，就像蜜蜂把螟虫(幼虫)封起来，一点也不能碰，免得跑出来把蜜蜂的劳动成果全部糟蹋掉。所以在她的心目中，现在的聂赫留朵夫不再是她当初痴心热爱的那个人，而只是可以利用也应该利用的有钱的先生，跟他的关系也只能跟一切男人一样。

“是的，我没有能把最要紧的话说出来。”聂赫留朵夫一面跟着人群朝大门口走，一面想着，“我没有对她说我要和她结婚。说是没说，不过一定要这样做。”他在心中说。

两个看守站在门口，又在放行的时候用两手点着探监者的人数，免得不该出去的出去，免得不该留下的留在牢里。这一次聂赫留朵夫被拍脊梁，他不但没感到是侮辱，而且甚至都没有注意。

四十五

聂赫留朵夫很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退掉这座大住宅，把用人都打发了，自己搬到旅馆去住。但是阿格拉菲娜一再劝他说，在入冬以前改变生活上的任何安排都一点也没有道理。夏天没有人来租用大住宅，而且总要有个地方居住和存放家具什物。这样，聂赫留朵夫想改变生活条件(他想过大学生那样的简朴生活)的一股劲头儿就落了空。不但一切如旧，而且家里更起劲地忙活起来：把各种各样的毛料衣服和皮货拿出来晾，一一挂起来，拍打灰尘，管院子的、他的下手、厨娘以及柯尔尼都一齐忙活着这些事。先把一些制服和从来没有人穿过的式样古怪的皮货拿出去，晾在绳子上，然后就往外搬地毯和家具，管院子的和他的下手挽起袖子，露出粗壮的胳膊，一下一下地使劲拍打这些东西上的灰尘，于是各个房间里都充满了樟脑气味。聂赫留朵夫从院子里走过，或者从窗口朝外望，看见东西多得不得了，而且显然毫无用处，就感到十分惊讶。他在心中说：“这些东西只有一个用场，那就是提供机会让阿格拉菲娜、柯尔尼、管院子的、他的下手和厨娘活动活动筋骨。”

“玛丝洛娃的事情还没有定下来，现在也不必改变生活方式。”聂赫留朵夫想。“再说，改变起来也太难。等到她被释放，或者被流放，我也跟着她去，到那时候一切也就自然而然改变了。”

到了和律师法纳林约定的日子，聂赫留朵夫便去找他。律师的私人住宅富丽堂皇，窗边摆着一盆盆高大的花木，挂着极其精美的窗帘，总之陈设极其奢华，表明主人发了横财，也就是有一大笔不劳而获的钱，因为这样的排场只有暴发户才会有。聂赫留朵夫一走进来，就看到接待室里有许多来访者排着次序等候，就像在医院候诊室里那样，一个个愁眉苦脸地坐在几张桌子旁边，翻看着专供他们消遣的画报。律师的助手也坐在这里一张高高的写字台边，一认出聂赫留朵夫，就走过来跟他打招呼，说马上就去向主人禀报。可是这位助手还没有走到办公室门口，门就开了，传出来洪亮而兴奋的说话声。说话的一个是法纳林本人，另一个是矮墩墩的中年人，红脸膛，密匝匝的小胡子，穿着崭新的外衣。两个人脸上都有一种很特别的表情。有些人刚刚办完一件有利可图而又不太正当的事，往往会流露出这样的神情。

“怪您自己呀，老兄。”法纳林笑哈哈地说。

“能进天堂倒是好，可是罪孽深重，进不了呀。”

“好啦，好啦，咱们心照不宣。”

两个人都很不自然地笑起来。

“哦，公爵，请进。”法纳林一看到聂赫留朵夫，就说。他又向已经走出去的商人点了一下头，便把聂赫留朵夫领进他那风格异常气派的办公室。“请抽烟。”律师说着，在聂赫留朵夫对面坐了下来，竭力忍着刚才谈成的那桩交易引起的得意的笑。

“谢谢，我是来问问玛丝洛娃的案子。”

“好，好，这就谈谈。哼，那些大财主都是十足的骗子手!”他说，“您看见刚才那个家伙了吗？他有一千二百万家财。可是还说要进天堂。哼，要是他有可能从您身上捞到一张二十五卢布的钞票，他就是用牙咬也要弄到手。”

“他说要进天堂，你要的是二十五卢布的钞票。”聂赫留朵夫这时在心中说，因为他对这个为所欲为的人感到说不出的憎恶，尽管这位律师想通过说话的口气表示他和聂赫留朵夫是同一阵营的人，而那些来访者和其他的人是属于另一个阵营的，跟他们有天壤之别。

“他把我缠得真够受的，十足的浑蛋!我真想松一口气。”律师说这话，好像是在表白他为什么没有谈正事。“好吧，现在就来谈谈您的案子……我已经仔细看过案卷，就像屠格涅夫的小说里说的，‘我不赞成其内容’[18]就是说，那个辩护律师糟透了，以至于失去了上诉的一切理由。”

“那您看怎么样？”

“请等一下。告诉他，”他转身对进来的助手说，“就说，我怎么说的，就怎么办；他觉得行，那就好，觉得不行，就算了。”

“可是他不同意呀。”

“哼，那就算了嘛。”律师说着，他那和颜悦色的脸一下子变得阴沉可怕了。

“很多人都说，律师是白拿人家的钱的。”他在脸上又摆出原来和悦的神情，说道，“有一个破产的债务人受到不应有的指控，我救了他，于是现在许多人纷纷来找我了。可是每一件案子都得耗费大量的心血。有一位作家说，他们把身上的肉留在墨水瓶里了。其实，干我们这一行的也是这样。好吧，就谈谈您的案子，或者可以说，您感兴趣的那件案子，”他继续说，“情形很糟，没有很充分的上诉理由，不过试一试上诉还是可以的，这不是，我写了这样一个状子。”

他拿过一张写满了字的纸，念了起来，把一些枯燥无味的公文套话很快地带过去，特别铿锵有力地念着其他部分：

“谨呈刑事案上诉厅，等等，等等，上诉理由，等等，等等。经某某、某某判决，认定某某玛丝洛娃犯有毒死商人斯梅里科夫罪，根据刑法第一四五四条，判服苦役，等等。”

他停住了。显然，尽管这种事已成了家常便饭，他还是很得意地欣赏着自己的大作。

“‘此项判决乃是严重破坏诉讼程序以及错判的结果，’”他继续铿锵有力地念道，“‘因此理应撤销。第一，在审讯时，斯梅里科夫内脏检查报告一开始宣读，就为庭长所阻止。’这是第一点。”

“不过，那是公诉人要求宣读的呀。”聂赫留朵夫惊讶地说。

“那是一样，辩护人本来也可以要求宣读。”

“不过，要知道，那实在毫无必要。”

“这总是一个理由呀。还有：‘第一，玛丝洛娃的辩护人，’”律师继续念道，“‘在发言时有意说明玛丝洛娃的为人，因此说起她堕落的内在原因，却为庭长所阻止，理由是辩护人这些话似乎与案情没有直接关系。然而，根据参政院多次训示，在刑事案件中，查明被告性格和总的精神面貌，具有头等重要意义，至少有利于正确判断责任谁属的问题。’这是第二点。”他看了看聂赫留朵夫说。

“不过，他说得很差，所以简直叫人听不出一点儿道理来。”聂赫留朵夫更惊讶地说。

“那小子是个十足的笨蛋，当然说不出什么道理，”法纳林笑着说，“不过这总是一个理由呀。您听着，还有哩。‘第三，庭长在总结发言中竟然不顾《刑事诉讼法》第八〇一条第一款的明确规定，没有向陪审人员解释，犯罪概念是由什么样的法律因素构成的，也没有向他们说明，即使认定玛丝洛娃对斯梅里科夫下毒事实确凿，但是如果她不是蓄意谋害，仍然有权认定这种行为不是犯罪，因此可以认定她没有犯刑事罪，而只是一种过失，一种疏忽，商人的死是出乎玛丝洛娃意料的一种结果。’这是主要的一点。”

“不过，我们自己也明白这个道理。这要怪我们自己。”

“‘最后，第四，’”律师继续念道，“‘陪审人员对于法庭所提出的关于玛丝洛娃犯罪问题的答案，任何人一眼就可看出其中有十分明显的矛盾。玛丝洛娃被控只因图财而蓄意毒死斯梅里科夫，图财乃是杀人的唯一动机，陪审人员在其答案中否认玛丝洛娃有夺取钱财的目的，也否认其参与盗窃贵重物品，因此可以明显看出，他们本意正是否定被告有杀人意图，而只是由于庭长总结发言不完善而引起的误解，在答案中未能用应有的方式表示出这一意见，因此，对于陪审人员的这一答案，无疑应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一六条和八〇八条办理，即庭长应向陪审人员说明他们所犯的错误，退回答案，以便重新讨论，重新对被告犯罪问题做出答复。’”法纳林念到这里停住了。

“那么，庭长究竟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我也很想知道究竟为什么呀。”法纳林笑着说。

“也许，参政院会纠正这个错误吧？”

“这要看到时候主持审理的是哪几个老废物了。”

“怎么是老废物呢？”

“就是养老院里的老废物呗。嗯，就是这样嘛。底下我写的是：‘法庭无权根据这样的认定对玛丝洛娃判刑，’”他继续很快地念道，“‘而且对她引用《刑事诉讼法》第七七一条第三款，乃是粗暴而严重地破坏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根据上述理由，我荣幸地呈请某某、某某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〇九条、第九〇一条、第九一二条第二款和第九二八条等，撤销原判，并将本案移交该法院另组法庭，重新审理。’　就这样了，尽力而为吧。但我要说句实话，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不过，这要看参政院主持审理的是什么人。如果有可靠的人，您不妨去斡旋斡旋。”

“我倒是认得几个人。”

“那要快点儿，要不然他们都要去治痔疮了，那就要再等三个月……还有，万一上诉不成，还可以向皇上告御状。这也要靠幕后活动。在这方面我也愿意效劳，不是说在幕后活动方面，是说写状子。”

“谢谢您，那么，酬金是……”

“我的助手要给您一份誊清的状子，他会告诉您的。”

“我还想问问您：　检察官给了我一张许可证，准许我去监狱探望当事人，可是监狱里的人对我说，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以外探监，还需要经过省长批准。是需要这样吗？”

“嗯，我想是的。不过目前省长不在，是副省长管事。他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浑蛋，您找他未必能办成什么事情。”

“您说的是玛斯连尼科夫吗？”

“是的。”

“我认识他。”聂赫留朵夫说过这话，便站起来，准备告辞。

这时有一个又黄又瘦、丑得可怕的翘鼻子矮小女人快步闯进接待室里。这是律师的妻子。显然她丝毫没有因为自己丑陋而灰心丧气。她不但打扮得异常别致，不论绸缎的、丝绒的、鹅黄的、墨绿的，在她身上都有一点别出心裁的花样儿，而且她那稀稀的头发也是卷过的。她得意扬扬地带着一个满面笑容的高个子男人闯进接待室。那人一脸土黄色，身穿缎子翻领的礼服，系一条白色领带。这是一位作家，聂赫留朵夫见过他。

“阿纳托里，”她一面推门一面说，“你来一下，你瞧，谢苗·伊凡诺维奇答应朗诵他的诗，你一定要朗诵一篇迦尔洵的作品。”

聂赫留朵夫正想走，可是律师的妻子跟丈夫说了几句悄悄话之后，立刻就转过身来对他说：“对不起，公爵，我认识您，就不必再介绍了。请光临我们的文学早会。一定挺有意思。阿纳托里朗诵得好极了。”

“您瞧，各种各样的差事我有多少呀。”律师摊开两只手，笑嘻嘻地说，一面指着妻子，表示无法抗拒这样一个天仙般美人儿的旨意。

聂赫留朵夫带着一脸忧郁而严肃的神情十分有礼貌地谢过律师夫人的盛情邀请，表示实在无法参加，就走出办公室，来到接待室。

“这家伙真会装模作样!”等他一走出去，律师太太就说道。

在接待室里，助手把誊清的状子交给他。等谈到酬金问题，他说，阿纳托里·彼得罗维奇说定要一千卢布，并且解释说，这类案子阿纳托里·彼得罗维奇本来是不办的，只是看他的面子才接受了。

“这状子上署谁的名，应该用谁的名义？”聂赫留朵夫问道。

“可以用被告本人的名义，如果有什么不方便，那么阿纳托里·彼得罗维奇也可以接受她的委托，用他的名义。”

“不必了，我去跑一趟，让她署个名吧。”聂赫留朵夫说到这里，高兴起来，因为这是一个跟她见面的好机会，不必等到规定日期了。

四十六

一到时间，看守们就在各条走廊里吹起哨子。铁锁铁门叮当哐啷地响着，走廊的门和牢房的门纷纷打了开来，光脚板和棉鞋后跟啪嗒啪嗒响起来，倒便桶的男犯从走廊里走过去，空气中就充满了难闻的臭气；　男女犯人们洗好脸，穿好衣服，便到走廊里点名，点过名之后就去打开水泡茶。

这天喝茶的时候，各个牢房里都纷纷议论着，今天有两个男犯要受笞刑。两个男犯中有一个是很有文化素养的年轻店员瓦西里耶夫。他是因为醋劲儿发作杀死了自己的情妇。同牢房的犯人们都很喜欢他，因为他开朗、慷慨大方，对监管人员态度强硬。他懂法律，要求按法律办事。因此监管人员很不喜欢他。三个星期之前，有一个倒便桶的男犯把粪水溅到一个看守的新制服上，看守便殴打他。瓦西里耶夫就挺身出来为倒便桶的犯人打抱不平，说没有一条法律允许殴打犯人。“我要叫你看看什么叫法律。”那个看守说过这话，就把瓦西里耶夫臭骂一顿。瓦西里耶夫也照样骂他。看守就想打他，可是瓦西里耶夫抓住他的两手，紧紧攥了有三分钟光景，然后把他扭转过身去，推出门外。看守告到上边，典狱长就下令把瓦西里耶夫关进单人牢房。

单人牢房是一排黑暗的小屋，是从外面上锁的。在又黑又冷的单人牢房里，没有床，没有桌椅，所以关在里面的人只能在肮脏的地上坐着或者躺着，老鼠就在身前身后或者就在身上跑，这儿的老鼠特别多也特别胆大，在黑暗里连一块面包也休想保住。老鼠常常从人手里抢面包吃，如果人一动不动，就干脆扑上来咬人。瓦西里耶夫说，他不上单人牢房去，因为他没有罪。几名看守就要拖他去。他挣扎起来，有两名犯人帮他从看守手里挣脱了。许多看守一齐跑了来，其中还有一个出名的大力士彼得罗夫。犯人们敌不过，都被关进单人牢房。省长立刻接到报告，说是发生了类似暴动的事件。省里发下公文，命令把瓦西里耶夫和流浪汉聂波姆尼亚希两个主犯各用树条抽打三十下。

笞刑将在女监探望室执行。

监狱里所有的犯人昨天傍晚就知道了这件事，因此各个牢房里都纷纷议论着就要执行的刑罚。

科拉布列娃、俊姐儿、菲道霞和玛丝洛娃坐在她们那个角落里，个个脸色通红，精神振奋，因为已经喝过老酒。现在玛丝洛娃再也不缺酒了，而且总是很大方地请伙伴们一起喝。这会儿她们在喝茶，也在谈着这件事。

“他又不是捣乱或者干别的什么坏事，”科拉布列娃用满口结实的牙齿嚼着小小的糖块，议论着瓦西里耶夫的事，“他不过是为别人打抱不平。因为现在不兴打人嘛。”

“都说这人挺好。”菲道霞补充说。她没有扎头巾，露着两条辫子，坐在床对面的一块劈柴上，床上放着茶壶。

“卡秋莎，最好把这事告诉他。”看道口的女人说。她说的“他”是指聂赫留朵夫。

“我一定要对他说。他为了我什么事都会做。”玛丝洛娃笑盈盈地晃着头回答说。

“可是，那要等他来才行呀，听说马上就要去折腾他们了。”菲道霞说。“真不得了!”她又叹着气说。

“我有一回看到在乡公所里打一个汉子。那是我公公打发我去找乡长，我到了乡公所，一看，他呀……”看道口的女工讲起一个很长的故事。

她的故事没有讲完，就被楼上走廊里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打断了。女人们安静下来，仔细听着。

“他们来拖人了，那些魔鬼。”俊姐儿说，“这一下子他们会把他活活打死的。看守们都恨透了他，因为他不买他们的账。”

楼上又静了下来。于是看道口的女人接着讲她的故事，讲在乡公所的板棚里怎样殴打那个汉子，她又怎样害怕，吓得整个五脏六腑都要跳出来。俊姐儿却说了说，谢格洛夫怎样挨鞭子，他连一声也不吭。然后菲道霞把茶具收拾起来，科拉布列娃和看道口女人做起针线活儿，玛丝洛娃却抱着两膝坐在床上，感到烦闷无聊。她正想躺下睡觉，女看守来叫她上办公室去，说有人来看她了。

“你一定要把我们的事儿对他说说，”趁着玛丝洛娃对着水银掉了一半的镜子整理头巾，敏绍夫老婆子对她说，“不是我们放的火，是那个坏蛋自己放的，有一个工人看见了，他不会昧着良心说话的。你对他说说，让他把我儿子叫来。我儿子会一五一十地讲给他听。要不然这算怎么回事呀，平白无故地把我们关在牢里，那个坏蛋却霸占着别人的老婆，安安稳稳坐在酒馆里。”

“这真是毫无道理!”科拉布列娃附和说。

“我说，一定说。”玛丝洛娃回答说。“要不然就再喝一点儿，壮壮胆。”她挤挤眼睛，补充说。

科拉布列娃给她斟了半杯酒。玛丝洛娃一口气喝下去，把嘴擦了擦，便带着极其愉快的心情，一再重复着她刚才说过的话“壮壮胆”，摇头晃脑地、笑盈盈地跟着女看守顺着走廊走去。

四十七

聂赫留朵夫早就在门廊里等过一阵子了。

他一来到监狱，就在大门口按了按门铃，并且把检察官的许可证交给值班看守。

“您要找谁？”

“要看看女犯玛丝洛娃。”

“现在不行：　典狱长有事。”

“他在办公室里吗？”聂赫留朵夫问。

“不，他在这儿，在探望室里。”看守回答说。聂赫留朵夫觉得他回答时有点儿慌张。

“难道今天接待吗？”

“不，有一件特别的事。”他说。

“怎样才能见到他呢？”

“等会儿有人出来，您自己说说吧。您先等一会儿好啦。”

这时候，司务长从边门走了出来。他身上的丝绦亮闪闪的，一张脸油光光的，小胡子被香烟熏得焦黄，厉声对看守说：“怎么把人带到这儿来啦？……带到办公室去……”

“是我听说，典狱长在这儿。”聂赫留朵夫看到司务长也有点儿惶惶不安，觉得很奇怪，就解释说。

这时候，里面的一道门开了，满头大汗、浑身发热的大力士看守彼得罗夫走了出来。

“这一回他该记住了。”他对司务长说。

司务长使了个眼色，让他注意有聂赫留朵夫在这里，于是彼得罗夫不再作声，皱起眉头，朝后门走去。

“他是说谁该记住？他们为什么都这样慌张？为什么司务长对他使眼色？”聂赫留朵夫心里思索着。

“不能在这儿等，请您上办公室去吧。”司务长又对聂赫留朵夫说。聂赫留朵夫正要走，典狱长却从后门走出来，神情比他的下属更为慌张。他不住地叹着气。一看到聂赫留朵夫，就转过身对一个看守说话。

“费道托夫，把五号女牢的玛丝洛娃带到办公室去。”他说。

“请随我来。”他对聂赫留朵夫说。他们登上一道很陡的楼梯，来到一个小小的房间里，房间只有一个窗子，里面有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典狱长坐下来。

“这差事棘手，真棘手呀。”他一面对聂赫留朵夫说，一面掏出一支很粗的香烟。

“看样子您是疲倦了。”聂赫留朵夫说。

“我是厌倦了当差，这差事太难干了。谁要是想减轻他们的苦难，就会适得其反。我恨不能马上走掉。这差事棘手呀，真棘手。”

聂赫留朵夫不知道，什么事特别使典狱长为难，但是今天他看出典狱长有一种很特别的、使人觉得可怜的灰心绝望情绪。

“是的，我想，是很棘手的。”他说，“可是您何必干这种差事呢？”

“我没有家产，要养家糊口。”

“可是您既然觉得很棘手……”

“不过，我还是可以对您说说，要是想尽量往好处做的话，我还是可以尽我的力量减轻他们的痛苦。如果别人在我的位子上，绝不会这样做。要知道，这儿有两千多人，而且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呀，真是谈何容易。必须懂得如何对待他们。他们也是人，要怜惜他们。不过也不能放纵。”

典狱长讲起不久前一些男犯打架以致打死人的事。

这时一个看守带着玛丝洛娃走进来，把典狱长的话打断了。

玛丝洛娃走到门口，还没有看到典狱长，聂赫留朵夫就看到她了。她的脸红红的。她很带劲儿地在看守后面走着，并且不住地笑着，摇晃着脑袋。她一看到典狱长，就带着惊恐的神情盯住他，但立即就恢复常态，并且又快活又带劲儿地同聂赫留朵夫打招呼。

“您好。”她拉长了声音说，并且笑盈盈地使劲握了握他的手，不像上一次那样了。

“我是带了状子来让您签名的。”聂赫留朵夫一面说，一面看着她迎接他的那种带劲儿的样子，感到有点儿奇怪。“律师写了一张状子，要签个名，就可以送到彼得堡去。”

“好的，签名也可以。什么都可以。”她笑盈盈地眯着一只眼睛说。

聂赫留朵夫从口袋掏出折好的状子，走到桌子跟前。

“可以在这儿签名吗？”聂赫留朵夫问典狱长。

“你到这儿来，坐下，”典狱长说，“给你笔。你识字吗？”

“我原来识字。”她说过这话，便笑盈盈地撩了撩裙子，挽起袖子，在桌旁坐下来，用她那有劲的小手很别扭地拿起笔，又笑了笑，回头看了看聂赫留朵夫。

他告诉她怎样签名，签在什么地方。

她很用心地拿笔蘸了蘸墨水，轻轻抖了抖，便写上自己的名字。

“再没有别的什么了吧？”她忽而看看聂赫留朵夫，忽而看看典狱长，忽而把笔放在墨水缸上，忽而放在纸上，一面问道。

“我有些话要对您说说。”聂赫留朵夫说着，接过她手上的笔。“好，请您说吧。”她说过这话，忽然好像是想起了什么心事或者想睡觉，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

典狱长站起来，走了出去，于是剩下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两个人了。

四十八

带玛丝洛娃到这儿来的那个看守，在离桌子远些的窗台上坐下来。对聂赫留朵夫来说，关键性的时刻到了。他一直在责备自己，上次见面没有对她说出主要的话，也就是没有说他要和她结婚，现在他下定决心要把这话告诉她。她坐在桌子的一边，聂赫留朵夫坐在她对面的另一边。这间屋里很亮，聂赫留朵夫第一次在近距离内看清了她的脸，看到了她眼角和嘴边的皱纹和浮肿的眼皮。他比以前更怜惜起她来。

他用臂肘支着身子，紧紧靠在桌子上，这样说话就只有她能听见，那个坐在窗台上、花白络腮胡子、犹太脸型的看守就听不见了。他开口说：“要是这状子不顶事，那咱们就告御状。凡是能做的，咱们都要做到。”

“是啊，要是以前有个好律师就行了……”她打断他的话说。“可我那个辩护人完全是个笨蛋。他光会对我说肉麻话。”她说着笑了起来，“那时候要是大家知道我跟您认识，就大不一样了。可结果怎样呢？都把我当成小偷了。”

“她今天多么怪呀。”聂赫留朵夫想。他正要说说心里话，可是她又说起来。

“我有一件事要对您说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很好的老婆子，说真的，大家简直都感到吃惊。这样好的老婆子，可是平白无故坐起牢来，她坐牢，儿子也坐牢。大家都知道他们没有罪，可是有人控告他们放火，所以就坐了牢。她听说我认识您，”玛丝洛娃转动着脑袋，看着聂赫留朵夫说，“她就说：‘你对他说说，让他把我儿子叫出来，我儿子会一五一十说给他听。’　她儿子姓敏绍夫。怎么样，您能办一办吗？说真的，她可是一个好得不得了的老婆子呀，很明显是冤枉的。您就行行好，帮她操操心吧。”她说着，一会儿看看他，一会儿垂下眼睛笑笑。

“好的，我去办，问问是怎么一回事儿。”聂赫留朵夫说着，看着她那种大大咧咧的样子，心中觉得诧异。“不过我想和您谈谈自己的事。您记得上次我对您说的话吧？”他说。

“您说了很多呀。上次您说什么来着？”她一面说，一面不停地笑，转悠着脑袋，一会儿转到这边，一会儿转到那边。

“我说过，我来请求您饶恕我。”他说。

“哎，怎么啦，老是饶恕呀，饶恕，一点儿也用不着……您最好是……”

“我说过我要弥补我的过错，”聂赫留朵夫继续说，“不是嘴上说说，而是用行动来弥补。我决定和您结婚。”

她脸上流露出惊骇的神情。她那斜视的眼睛呆住了，像是在看他，又像不是在看他。

“这又是为什么呀？”她恶狠狠地皱着眉头说。

“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才对得起上帝。”

“怎么又把什么上帝搬出来啦？您说的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上帝？什么上帝？当初您要是记着上帝就好啦。”她说过这话，就张大了嘴，不说了。

聂赫留朵夫这时才闻到她嘴里有一股浓烈的酒气，于是明白了她兴奋的原因。

“您安静一点儿。”他说。

“我没有什么安静不安静的。你以为我醉了吗？我就是醉了也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她忽然很快地说起来，并且满脸涨得通红，“我是苦役犯，原来是……您是老爷，是公爵，用不着来沾我，弄一身脏。你去找你们那些公爵小姐好啦，我的身价是一张十卢布的红票子。”

“不论你说得多么难听，也说不出我心里是什么滋味，”聂赫留朵夫浑身哆嗦着小声说，“你想象不出，我觉得对不起你，心里有多么难受……”

“我觉得对不起你……”她恶狠狠地学着他的腔调说，“那时候你倒不觉得，却塞给我一百卢布。那就是你出的价钱……”

“我知道，知道，可是现在究竟该怎么办呢？”聂赫留朵夫说。“现在我决定，再也不离开你了，”他又说了一遍，“我说到做到。”

“可是我说，你做不到!”她说着，大声笑了起来。

“卡秋莎!”他说着，就去摸她的手。

“你走开，别碰我。我是苦役犯，你是公爵，你用不着在这儿。”她气得一张脸变了颜色，叫了起来，一面把手从他手里往外抽。“你是想拿我来拯救你自己。”她继续说着，急不可待地要把心中一股怨气全吐出来。“你今生拿我寻欢作乐，来世还要拿我来拯救自己!我讨厌你，讨厌你那副眼镜，讨厌你这副又肥又丑的嘴脸。你走开，走开!”她腾地站起来，嚷道。

看守走到他们跟前。

“你吵什么!怎么能这样……”

“请您自便，别管她。”聂赫留朵夫说。

“让她不要太放肆。”看守说。

“不必，请您再等一下。”聂赫留朵夫说。

看守又走到窗子那边。

玛丝洛娃又坐了下来，垂下眼睛，两只小手交叉着手指头紧紧攥在一起。

聂赫留朵夫站在她旁边，不知如何是好。

“你不相信我。”他说。

“您说要和我结婚，这永远办不到。我宁可上吊!就这样。”

“我反正还是要为你出力。”

“哼，那就是您的事了。不过我一点也用不着您。我这是对您说老实话。”她说。“可我当初为什么没有死掉呀？”她又说了一句，并且像诉苦似的哭了起来。

聂赫留朵夫说不出话来了，因为她的泪水挑动了他的泪水。

她抬起眼睛看了看他，就好像感到吃惊似的，并且用头巾擦起脸上流着的泪水。

这时看守又走过来，提醒说，分手的时间到了。玛丝洛娃站起身来。

“您现在很激动。要是能行的话，我明天再来。您考虑考虑吧。”聂赫留朵夫说。

她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看他，就跟着看守走出去了。

“哈，好闺女，你现在时来运转了。”等玛丝洛娃回到牢房里，科拉布列娃对她说，“看样子，他可是真迷上你了；趁他常常来找你，你可别错过机会。他会把你救出去的。有钱的人什么事都能办得到。”

“这是实在话。”看道口女人用唱歌般的声音说，“穷人干什么事都很难，有钱人想什么就有什么，想怎样就怎样。好闺女，我们那里就有一个体面人，他就是……”

“怎么样，我的事你说了没有？”那个老婆子问道。

可是玛丝洛娃没有回答同牢房女犯们的话，却躺到床上，一双斜视的眼睛凝望着角落里，就这样躺到天黑。她心里激烈地翻腾着。聂赫留朵夫对她说的一番话，又使她回到她又恨又不理解、受尽折磨之后离开的那个世界。现在她已经脱离以往浑浑噩噩过日子的那种状态，而要带着清醒的记忆生活下去又太苦恼。晚上，她又买了酒，和同牢房的女犯痛饮一场。

四十九

“唉，竟会是这样。竟会这样。”聂赫留朵夫一面从监狱往外走，一面想着。现在他才充分了解自己的罪过。假如不是他有意赎罪，弥补自己的罪过，他永远也意识不到自己罪孽有多么深重；而且，她也不会意识到她受害到何种地步。直到现在，这一切才暴露出其真正的惨状。现在他才看出他对这个女人心灵的伤害，她也才看出和懂得了她受的摧残。以前聂赫留朵夫做感情游戏，欣赏自己，欣赏自己的忏悔；现在他光是觉得十分可怕了。丢下她不管——他觉得现在他做不到了，可是他又无法想象他对她的种种做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聂赫留朵夫刚走到大门口，就有一个挂满勋章和奖章的看守走到跟前，扮出一副令人不快的媚相，很神秘地交给他一封信。

“这是一个女人给阁下的信……”他说着，把信递给聂赫留朵夫。

“哪一个女人？”

“您看了，就知道了。是一个女犯，政治犯。我在她们那里管事。这是她托我办的。虽然这是犯禁的，可是不能不通人情……”看守很不自然地说。

聂赫留朵夫很奇怪，一个专管政治犯的看守怎么就在监狱里，几乎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传递起信件。他当时还不知道此人又是看守又是密探，只是接过信，一面从监狱往外走，一面把信看了一遍。信是用铅笔写的，字迹潇洒，不用旧体字母，内容如下：

“我听说您对一个刑事犯很关心，常到监狱里来，因此很想和您见见面。请您要求同我见面。如果得到准许，我可以向您提供许多重要情况，有助于您的斡旋和了解我们的小组。感恩戴德的薇拉·波戈杜霍芙斯卡娅。”

薇拉·波戈杜霍芙斯卡娅是诺夫哥罗德省偏僻地方的教师。有一次聂赫留朵夫和几个同伴到那里去猎熊，这位女教师要求聂赫留朵夫给她一些钱，让她进大学。聂赫留朵夫给了她一笔钱，后来就把她忘记了。现在她成了政治犯，关在监狱里，大概在监狱里听说了他的事，就表示愿意为他尽力。那时候一切有多么容易，多么简单。如今一切又是多么困难、多么复杂。聂赫留朵夫历历在目地、愉快地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以及他和薇拉认识的经过。那是在谢肉节[19]之前，在离铁路六十俄里的偏僻地方。打猎手气很好，打死了两头熊。吃过饭就准备走了，这时他们借宿的人家的主人走来说，教堂助祭的女儿来了，想见见聂赫留朵夫公爵。

“长得好看吗？”有人问。

“喂，别胡说!”聂赫留朵夫说着，摆出一本正经的神情，站起身来，离开饭桌，一面擦着嘴，惊异不解地猜测着助祭的女儿为什么要见他，一面朝主人的房里走去。

房里有一个姑娘，头戴毡帽，身穿小皮袄，非常健壮，一张瘦削而不漂亮的脸，好看的只有一双眼睛和眼睛上面那两道扬起的眉毛。

“好啦，薇拉·叶芙列莫芙娜，你就和他谈谈吧。”房东老奶奶说，“这就是公爵。我走了。”

“您有何事见教？”聂赫留朵夫说。

“我……我……您看，您有钱，我知道，您把钱花在无聊的事情上，花在打猎上。”姑娘非常腼腆地说，“我只有一个希望，希望成为有益于人类的人，可是根本不可能，因为我什么也不懂。”

她的眼神又真挚又善良，她那一副果断而腼腆的神情是那样感人，所以聂赫留朵夫就像以往常有的情形那样，一下子就像处在她的地位上，了解她，同情她了。

“我又能做点儿什么呢？”

“我是教师，可是很想进大学，却进不了。不是不让进，是可以进的，不过要花钱。您借给我一些钱，等我毕了业就还您。我以为，有钱的人打熊，让男子汉喝酒，这都不太好。有钱人何不做点好事呢？我只要八十卢布就行了。您要是不愿意，那也没关系。”她很生气地说。

“恰恰相反，我十分感谢您为我提供一个机会……我这就去拿来。”聂赫留朵夫说。

他走到门道里，看到一个同伴在这里偷听他们的谈话。他也不搭理同伴的取笑，就从钱夹里掏出钱来，拿给她。

“请收下，收下，不用谢。我倒是应该感谢您。”

聂赫留朵夫现在想起这一切，是感到愉快的；他还很愉快地想起来，有一个军官想把这事编成不堪入耳的笑话，他差点儿跟他吵起来，另一个同伴维护他，因此后来他们更要好了，想起那次打猎多么顺手，多么愉快，他们连夜赶回火车站的一路上，他心里有多么高兴。双马雪橇排成一串，一辆接一辆轻悄无声地在林中小路上飞驰着，两旁树木有时高，有时低，夹杂着一株株枞树，枞树上压着一大片一大片的积雪，像一张张大面饼。在黑暗中，红光一闪，有人点起一支芳香的纸烟。猎人奥西普在没膝深的雪地里跑着，从这辆雪橇跑上那辆雪橇，讲着麋鹿这时候怎样在很深的雪地上游荡，啃白杨树皮，讲狗熊这时候怎样躺在密林中的洞穴里，呼哧呼哧朝洞口喷着热气。

聂赫留朵夫想起这一切，尤其是想起自我感觉健康、强壮、无忧无虑时的幸福心情。他的两肺扩张开来，把小皮袄绷得紧紧的，深深地呼吸着寒冷的空气，马轭碰得树枝上的积雪纷纷往脸上落，身子暖和和的，脸上凉丝丝的，心里没有忧虑，没有歉疚，没有恐惧，没有奢望。那时候多么好呀!可是现在呢？我的天，这一切多么令人痛苦，多么困难呀……

显然薇拉是一个革命者，如今因为革命活动坐了牢。应该见见她，尤其因为她答应出主意改善玛丝洛娃的处境。

五十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早晨醒来，想起昨天的种种情形，心里害怕起来。

不过，害怕是害怕，他下的决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一定要把开了头的事做下去。

他怀着这种责无旁贷的心情出了门，乘车去找玛斯连尼科夫，要求准许探监，除了探望玛丝洛娃，还要探望玛丝洛娃要他关照的敏绍夫母子。此外，他想要求见见薇拉，她可能会对玛丝洛娃的事提出有益的意见。

聂赫留朵夫还是在很久以前在团里服役的时候认识玛斯连尼科夫的。玛斯连尼科夫那时担任团里的司库。他是一个非常和善的、勤勤恳恳的军官，除了这个团和皇室以外，世界上什么事他也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现在聂赫留朵夫见他的时候，他已是行政长官，已经把一个团换成了一个省和省政府。他娶了一个又有钱又精明的女人，正是那女人让他弃武从文的。

她又取笑他，又心疼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听话的小动物一样。

聂赫留朵夫去年冬天到他们家去过一次，但他觉得这对夫妇十分乏味，以后再也没有去过。

玛斯连尼科夫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满面春风迎上来。他的脸还是那样肉嘟嘟的，那样红，身子还是那样肥胖，衣服还是像在军中那样讲究。在军中，他总是穿一身干干净净、款式新颖、紧紧裹着两肩和胸部的军装或制服；现在他穿的是最时髦的文职服装，还是那样紧紧裹住他的肥胖的身躯和挺得高高的宽胸膛。今天他穿的是文官制服。尽管他们年龄相差不少(玛斯连尼科夫快到四十岁了)，彼此还是你我相称。

“哦，你来了，多谢。咱们上我太太那里去吧。这会儿我正好有十分钟的空闲时间，等会儿就要开会了。省长上外面去了。省里的事是我在管。”他带着掩饰不住的得意之色说。

“我找你有事。”

“什么事呀？”玛斯连尼科夫好像一下子警觉起来，用惊愕而有些严肃的语气说。

“监狱里有一个人，我很关心(玛斯连尼科夫听到‘监狱’这个词儿，脸色变得越发严肃了)，我想去探望，不是在公共探监室里，而是在办公室里，也不限于规定的日子，而是要多去几次。我听说，这事由你做主。”

“自然，好兄弟，什么事我都乐意为你办。”玛斯连尼科夫说着，用两手拍拍聂赫留朵夫的膝盖，似乎想表示自己没有官架子。“这可以，不过你也看到，我不过是个临时皇上。”

“就是说，你可以给我开一张许可证，让我和她见面吗？”

“这是一个女人吗？”

“是的。”

“她究竟因为什么事？”

“因为毒死人命。但她是错判的。”

“是啊，你瞧瞧，这就是所谓正确审判，他们干不出别的名堂。”他不知为什么说起法语。“我知道，你不会赞同我的看法，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他补充说，说的是他一年来在顽固的保守派报纸的各种文章中看到的一种观点。“我知道，你是自由派。”

“我不知道我是自由派还是别的什么。”聂赫留朵夫笑着说。他常常感到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把他列入一个派，管他叫自由主义者，其实他不过主张在审判人的时候应该先听完人家的话，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折磨人和打人，对于那些尚未判刑的人尤其应该如此。“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自由派，不过我知道，现在的审判制度不管多么糟，还是比以前的好。”

“你请谁做律师？”

“我找的是法纳林。”

“哎呀，法纳林!”玛斯连尼科夫皱着眉头说，因为想起去年他出庭做证，就是这个法纳林向他问话，并且十分恭敬地捉弄了他半个小时，惹得哄堂大笑。“我劝你不要跟他打交道。法纳林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

“我还有一事相求，”聂赫留朵夫没有回答他的话，又说道，“很早我就认识一个姑娘，是一位教师。她是一个很可怜的人，现在也在牢里，很想和我见见面。你能不能再给我开一张探望她的许可证？”

玛斯连尼科夫微微歪过头，沉思起来。

“是政治犯吗？”

“是的，我听说是政治犯。”

“你要知道，只有家属才可以和政治犯见面，不过我可以给你一张通用的许可证。我知道你是不会滥用的。你关心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波戈杜霍芙斯卡娅吗？她长得很好看吗？”

“很丑。”

玛斯连尼科夫带着不以为然的神情摇了摇头，便走到桌子跟前，在一张带头衔的信纸上飞笔写道：“兹准许来人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聂赫留朵夫公爵在监狱办公室会见在押小市民玛丝洛娃以及医士波戈杜霍芙斯卡娅。”他写好，便用潇洒的草体字签了名。

“你就会看到，那里面多么有秩序。可是在那里面保持秩序实在不容易呀，因为里面的人，特别是解犯，实在太多了，但我还是严加管理，而且我也喜欢这种工作。你将会看到，他们在那里过得很好，他们都很满意。就是要善于对付他们。前些天出过一件不愉快的事，有人不服从管教。要是别人，就会把这事看作暴动，会使很多人遭殃。可是在我们手里，事情很好地解决了。一方面要关心，一方面要严加管理，”他紧紧握着雪白、笔挺、带金纽扣的衬衫袖子里露出的又白又胖、并且戴着绿松石戒指的拳头，说，“又要关心，又要严加管理。”

“哦，这种事我不懂，”聂赫留朵夫说，“我到那里去过两次，心里觉得难受得不得了。”

“你听我说，你应该跟巴塞克伯爵夫人交往交往，”说得上了劲的玛斯连尼科夫继续说，“她在这方面花尽了心血。她做了许多好事。多亏了她，而且我也不必故作谦虚地说，也多亏了我，那里的一切才变了样子，以前种种可怕的情形再也不存在了，他们在那里过得简直好极了。你就会看到的。至于法纳林，我和他没有私人交往，而且就我的社会地位来说，我和他干的事情各不相关，不过他确实是个坏人，而且他竟在法庭上说起那样的话，那样的话……”

“好啦，谢谢你了。”聂赫留朵夫接过许可证，说道。他没有听完这位老同事的话，就起身告辞。

“那你不到我太太那儿去了吗？”

“请原谅，不去了，我现在没有工夫。”

“哦，不用说，我太太要怪我的。”玛斯连尼科夫说着，把老同事送到楼梯第一个平台上。不是头等重要而是二等重要的人物，他总是送到这里。他正是把聂赫留朵夫划入二等重要的一类。“不，请你去见见她吧，哪怕待一分钟也好。”

可是聂赫留朵夫还是不肯去，并且就在一名仆役和门房急忙跑过来，把大衣和手杖递过来，拉开有警察在外面站岗的大门时，他说道，他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去了。

“嗯，那就请你在星期四来吧。那是她会客的日子。我去告诉她!”玛斯连尼科夫站在楼梯上对他喊道。

五十一

聂赫留朵夫离了玛斯连尼科夫家，就在当天乘车径奔监狱，朝他熟悉的典狱长家里走去。还像上次一样，那一架质地很差的钢琴在响着。不过今天他听到的不是狂想曲，而是克莱曼蒂的练习曲，也是异常雄浑有力，节奏异常清楚、急速。那个用纱布包扎着一只眼睛的侍女开了门，说上尉在家里，便把聂赫留朵夫领进小小的会客室。会客室里有一张长沙发、一张桌子和一盏大灯，那灯放在一块毛线织成的小方巾上，粉红色纸灯罩已经有半边烤焦了。典狱长带着痛苦和忧郁的脸色走出来。

“请坐，有何事见教？”他一面说，一面扣着制服中间的一个纽扣。

“我刚才去找过副省长，这是他开的许可证。”聂赫留朵夫说着，把许可证递过去。“我想看看玛丝洛娃。”

“玛尔科娃吗？”典狱长因为琴声太响没有听清楚，反问了一声。

“是玛丝洛娃。”

“哦，是的!　哦，是的!”

典狱长站起来，走到门口，这时门里面正演奏着克莱曼蒂的华彩经过句。

“玛露霞，你就多少停一下也好呀。”他说。从他的口气中可以听出来，这琴声已成为他生活中的苦难。“什么都听不清。”

钢琴声停了，可以听到不满意的脚步声，有人在门口张望了一下。

典狱长好像因为琴声停止感到十分轻松，点起一支烟味清淡的粗烟卷，并且向聂赫留朵夫敬一支。聂赫留朵夫谢绝了。

“就是说，我很想见见玛丝洛娃。”

“今天不宜见玛丝洛娃。”典狱长说。

“为什么？”

“哦，是这样，这要怪您了。”典狱长微微笑着说，“公爵，您不要把钱直接交给她。如果您愿意的话，请交给我。她的钱还是她的钱。要不像昨天那样，您把钱交给她，她就打了酒来——这种恶习怎么也戒不掉呀——今天她喝得烂醉，简直发起酒疯来啦。”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啦，甚至我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把她关到另一间牢房里。她本来倒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女人，不过，您今后请不要再给她钱了。就是这号儿的人嘛……”

聂赫留朵夫十分真切地想起昨天的情形，心里又害怕起来。

“那么，可以见见政治犯波戈杜霍芙斯卡娅吗？”聂赫留朵夫沉默了一会儿之后，问道。

“这没什么，可以。”典狱长说。“喂，你来干什么？”他对一个走进会客室的五六岁女孩子说。那孩子扭过头看着聂赫留朵夫，朝父亲跑来。“瞧你要跌倒啦。”典狱长一面说，一面笑嘻嘻地看着女孩子不看眼前往前跑，在地毯上绊了一下，便朝父亲跟前跑来。

“那么，要是可以的话，我就去了。”

“好的，可以。”典狱长说着，抱起一直盯着聂赫留朵夫的小女孩，站起来，又亲亲热热地把女孩放下，走到前室里。

典狱长接过包扎着眼睛的侍女递给他的大衣，还没有穿起大衣走出去，克莱曼蒂的节奏明快的华彩经过句就又响起来。

“她原来在音乐学院，可是那里面很乱。她倒是很有才气，”典狱长一面往楼下走，一面说，“她想在音乐会上演出呢。”

典狱长和聂赫留朵夫来到监狱门口。典狱长一到，小门立刻就开了。几名看守把手举到帽檐上，目送典狱长走过。四个剃了半边头的人抬着盛着什么东西的木桶，在过道里碰到他们，一看见典狱长，都缩起身子。其中一个缩得弯起身子，忽闪着两只明亮的黑眼睛，忧郁地皱起眉头。

“当然，是人才就应该培养，不能埋没，不过，您也看到，住房太小，实在够呛。”典狱长丝毫没有注意那几个犯人，继续说着，并且拖着疲惫的步子，带着聂赫留朵夫走进聚会室。

“您想看哪一个来着？”典狱长问道。“想看波戈杜霍芙斯卡娅。”

“她关在塔楼里。您得等一等。”他对聂赫留朵夫说。

“那我能不能先看看敏绍夫母子？他们被控犯有纵火罪。”

“敏绍夫在二十一号牢房。好吧，可以把他叫出来。”

“我能不能到敏绍夫的牢房里去看看他？”

“您还是在聚会室里清静些。”

“不，我觉得那样有意思。”

“嘿，您可是找到有意思的事啦!”

这时从旁边门里走出一个衣着讲究的军官，是副典狱长。

“哦，您把公爵领到敏绍夫的牢房里。二十一号牢房，”典狱长对副典狱长说，“然后再把公爵领到办公室。我去叫她。她叫什么来着？”

“薇拉·波戈杜霍芙斯卡娅。”聂赫留朵夫说。

副典狱长是个年轻军官，淡黄头发，小胡子上抹了不少油，周身散发着花露水香味。

“请吧。”他笑嘻嘻地对聂赫留朵夫说。“您对我们这儿很感兴趣吧？”

“是的，我对这个人也很感兴趣，有人对我说，他完全没有罪就关到这儿来了。”

副典狱长耸了耸肩膀。

“是的，这种事有时是有的。”他一面让客人走在前头，进入又宽又臭的走廊，一面心平气和地说，“有时他们也会扯谎。请吧。”

牢房门都开着，有几个犯人在走廊里。副典狱长一面走，一面朝看守们轻轻点着头，眼睛瞟着犯人们，犯人们有的贴着墙朝自己的牢房里走，有的站在门口，双手贴在裤缝上，像士兵那样目送长官。副典狱长领着聂赫留朵夫穿过一条走廊，来到左边另一条有铁门的走廊。

这条走廊比走过的一条更窄、更暗也更臭。走廊两旁是一扇扇牢门，都上着锁。门上都有小孔，直径有半俄寸，就是所谓门眼。走廊里除了一名满脸皱纹、愁眉苦脸的老看守，再没有什么人。

“敏绍夫在哪一个牢房？”副典狱长向老看守问道。

“左边第八个门。”

五十二

“可以看看吗？”聂赫留朵夫问道。

“请吧。”副典狱长笑嘻嘻地说过这话，就向老看守问起什么事。聂赫留朵夫朝一个小孔里面看去：里面有一个高个子年轻人，只穿了内衣，留着一撮小小的黑下巴胡，来来回回地快步走着。他听到门外的沙沙声，抬眼看了看，皱起眉头，又继续走起来。

聂赫留朵夫朝另一个小孔里看去，他的眼睛遇到一只往外看的惊恐的大眼睛，于是急忙闪开。又朝第三个小孔里望去，看到床上躺着一个很矮小的人，蜷缩着身子，用囚服连头蒙住。第四个牢房里坐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宽脸膛的人，头垂得低低的，胳膊肘支在膝盖上。这人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来看了看。那一张脸上，特别是一双大眼睛里，流露着心灰意冷的神情。他显然没有兴致弄清楚是谁朝他的牢房里张望。不论是谁在张望，他显然都不指望会有什么好事。聂赫留朵夫心里害怕起来，就不再张望，一直走到敏绍夫的二十一号牢房跟前。看守开了锁，推开牢门。一个强壮的长脖子、留小胡子的年轻人，瞪着一双和善的圆眼睛站在床前，急急忙忙地在穿囚服，带着一副惊恐的神色看着进来的人。那双和善的圆眼睛带着疑问和惊恐的神情看了看他，又看看守，又看副典狱长，又回过来看他，那眼神特别使他震惊。

“这位先生想问问你的案子。”

“多谢。”

“是的，有人对我说过您的案子。”聂赫留朵夫一面说，一面往牢房里面走，在肮脏的铁栏杆窗前站住，“我还想听您自己谈一谈。”

敏绍夫也走到窗前，立刻就讲了起来，开始还很胆怯地看着副典狱长，后来胆子越来越大；　等到副典狱长走出牢房，到走廊里去发什么指示，他的胆子就完全放开了。他讲的事，从语言和讲法来看，正是一个极其纯朴善良的庄稼小伙子的事；在监狱里听到穿囚服的犯人亲口讲出这样的事，聂赫留朵夫特别感到奇怪。聂赫留朵夫一面听，一面四下里看着，看看铺草垫的矮床，看看装了粗栏杆的铁窗，看看又潮湿又肮脏的泥土墙壁，看看穿着囚服、囚鞋、被折腾得不像样子的不幸庄稼汉那可怜巴巴的脸和身子，他越来越难受起来。他真不愿相信这个善良的小伙子讲的事是真的。因为想起来就感到十分可怕：只是为了要欺压一个人，就平白无故把他抓起来，给他穿上囚服，把他关在这可怕的地方。可是，一想到这个善良的人讲的真实的事也许是欺骗和捏造，就更可怕了。他讲的是一个酒店老板在他婚后不久夺走了他的老婆。他到处告状。酒店老板却到处都买通了当官的，当官的就庇护他。有一次敏绍夫硬把老婆拉回家，可是第二天她又跑了。于是他就上门去要自己的老婆。酒店老板说没看见他老婆(其实他进去的时候，就看见她了)，叫他走开。他不走。酒店老板和一个伙计打得他头破血流。第二天酒店老板的院子里就起了火。敏绍夫和他的母亲就被指控纵火，其实他没有放火，当时他在教父家里。

“你真的没有放火吗？”

“老爷，我连想都没有想过。一定是那个坏蛋自己放的。听说，他刚刚办过保险。可是都在说我和我娘，说我们去过，吓唬过他。去是去过，我那次把他大骂了一通，心里实在憋不住嘛。放火却没有放。起火的时候，我也不在那里。那是他故意说成那一天我和我娘到那里去过。他为了要保险金，自己放火，倒说是我们放的。”

“真是这样吗？”

“一点不假，我这是对着上帝说的，老爷。您就做我的亲爹吧!”他就想跪下去，聂赫留朵夫好不容易把他拉住了。“您把我救出去吧，要不我就白白地完蛋了。”他又说。

他的两腮忽然哆嗦起来，他哭了。他卷起囚服袖子，用肮脏的内衣袖子擦起眼睛。

“谈完了吗？”副典狱长问道。

“谈完了。您别这样灰心丧气，我们能做的一定做到。”聂赫留朵夫说过这话，便走了出来。敏绍夫站在门口，所以看守关牢门的时候，那门碰了他一下。看守上锁的时候，敏绍夫还在门上的小孔里张望着。

五十三

聂赫留朵夫在宽阔的走廊里往回走着(正是吃午饭时间，牢房门都开着)，置身于穿着土黄色囚服、肥大短裤和棉鞋、眼巴巴地望着他的犯人中间，不禁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心情：又同情这些坐牢的人，又对那些关押他们的人感到恐惧和不解，又因为自己对这一切冷眼旁观而有些羞愧。

在一条走廊里，有一个人啪嗒啪嗒地拖着棉鞋跑进一间牢房，接着就从里面出来好几个人，拦住聂赫留朵夫，向他鞠躬。

“劳驾，老爷，不知贵姓大名，您无论如何要给我们做主。”

“我不是长官，我什么也不知道。”

“那都一样，您就找一个当官的说说也行。”一个很气愤的声音说，“我们什么罪也没有，可是已经关了一个多月了。”

“怎么回事儿？为什么？”聂赫留朵夫问道。

“就这样把我们关进来了呗。坐了一个多月的牢，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的，这也是事有凑巧，”副典狱长说，“这些人是因为没有身份证抓起来的，本应把他们遣送回原籍，可是他们那儿的监狱被火烧了，所以他们的省政府就要求我们不要把他们送回去。就这样，别的省的人我们都已经遣送回去，这些人我们还留着。”

“怎么，就因为这样吗？”聂赫留朵夫在门口站下来，问道。

一群人，有四十名左右，都穿着囚服，把聂赫留朵夫和副典狱长团团围住。好几个人一齐说起来。副典狱长制止说：“你们由一个人说好啦。”

人群中走出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相貌端庄的高个子农民。他向聂赫留朵夫解释说，他们都是因为没有身份证被驱逐和关在监狱里。其实他们都有身份证，只是过期两个礼拜罢了。身份证过期的事年年都有，从来没有处罚过，现在却把人当作罪犯抓起来，在这里关了一个多月。

“我们都是干泥瓦活儿，都是一个队里的。听说我们自己省里的监狱被火烧了。这又不能怪我们。您就行行好吧。”

聂赫留朵夫听着，却几乎没有听到这个相貌端庄的老人说的是什么，因为有一只很多腿的黑灰色大虱子在这个相貌端庄的泥瓦匠的络腮胡子里爬来爬去，他的注意力完全被吸引过去了。

“怎么会这样呀？难道就因为这一点吗？”聂赫留朵夫向副典狱长问道。

“是的，是主管人疏忽，应该把他们遣送回原籍。”副典狱长说。副典狱长的话刚刚说过，从人群里又走出一个很矮小的人，也穿着囚服，怪模怪样地撇着嘴，讲起他们平白无故地在这里受尽折腾。

“待我们连狗都不如……”他说。

“哼，哼，你也别再说废话了，住嘴，要不然，你知道……”

“我有什么知道不知道，”那个矮小的人不顾一切地说起来，“难道我们有什么罪吗？”

“闭嘴!”当官的一声吆喝，矮小的人不作声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呀？”他一面在心里这样问着，一面往外走。那些从牢房里往外看和迎面来的犯人用上百双眼睛盯着他，他就像穿过眼睛组成的行刑队一样。

“难道真的就这样把一点没罪的人关在这里吗？”等他们从走廊里走出来，聂赫留朵夫问道。

“您说有什么办法呀？不过刚才他们有许多话是胡说。要是听凭他们说，那所有的人都没有罪了。”副典狱长说。

“不过这些人确实一点罪也没有呀。”

“这些人吗，就算没有吧。不过老百姓都很坏。不严一点是不行的。有些家伙就是不顾死活，不能马虎对待。昨天就有两个人，我们不得不处罚。”

“怎么处罚？”聂赫留朵夫问道。

“根据指示，用树条子抽了一顿……”

“体罚已经废除了嘛。”

“那不包括褫夺公权的人。对他们是可以施行体罚的。”

聂赫留朵夫想起昨天他在门廊里等候时所见到的种种情形，这才明白，那时候正是在施行体罚。于是他心中涌起一股特别强烈的复杂感情，其中有好奇感、苦闷感、困惑感和几乎要引起生理上恶心感的精神上的厌恶感。这种复杂感情以前也有过，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

他不再听副典狱长说话，也不再四下里张望，急急忙忙从走廊里走出来，就朝办公室走去。典狱长刚才在走廊里忙起了别的事，忘记了派人去叫波戈杜霍芙斯卡娅。等聂赫留朵夫走进办公室，他才想起答应过派人叫她。

“我这就打发人把她叫来，您坐一会儿吧。”他说。

五十四

办公室有两个房间。在第一个房间里有一个露在外面的、泥灰剥落的大壁炉和两个很肮脏的窗子。在一个角落里竖着一根为犯人量身高的黑木尺，另一个角落里挂着幅很大的基督像——这是所有折磨人的地方的常备品，就像是嘲笑基督教义用的。在这第一个房间里站着几名看守。在另一个房间里有二十来个男女靠墙坐着，有的是几个人一堆，有的是两个在一起，小声说着话。靠窗放着一张写字台。

典狱长坐在写字台旁，请聂赫留朵夫坐到旁边一把椅子上。聂赫留朵夫坐下来，打量起这房间里的人。

首先引起他注意的是一个穿短上衣、相貌很招人喜欢的青年。那青年站在一个已经不年轻的黑眉毛女人面前，比着手势很激烈地对她讲着什么事。旁边坐的是一个戴蓝眼镜的老人，握着一个穿囚服的年轻女子的手，一动不动地听她对他讲着什么事。一个实科中学的男孩子，脸上带着吓得发呆的表情，目不转睛地望着老人。离他们不远的角落里坐着一对恋人：女的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姑娘，穿着很时髦的连衣裙，淡黄色短发，模样俊俏，脸上透露着青春活力；男的是一个很英俊的小伙子，眉清目秀，波浪式的头发，穿一件杜仲胶的短上衣。他们坐在角落里说着悄悄话，显然陶醉在爱情里了。最靠近写字台的地方坐着一个身穿黑色连衣裙的白发女人，显然是一位母亲。她张大眼睛看着一个像是害痨病、也穿着杜仲胶短上衣的青年，说什么话，可是因为有泪水说不出来，就说说停停。那青年手里拿着一张纸，显然不知道他该怎么办，就带着一脸的怒气不住地折叠和揉搓那张纸。他们旁边坐着一个美貌姑娘，体形丰盈，面色红润，一双鼓鼓的眼睛，穿一件灰色连衣裙，外罩披肩。她和正在哭的妈妈坐在一起，她亲热地抚摩着妈妈的肩膀。这个姑娘处处都很美：那白白的大手，那波浪式的短发，那清秀的鼻子和嘴唇；　不过她脸上最迷人的是那一双善良、真挚的鼓鼓的深褐色眼睛。聂赫留朵夫一进来，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就离开母亲的脸，同他的目光相遇。不过她马上又扭过头去，对母亲说起什么事。离那一双恋人不远处，坐着一个黑黑的、蓬头乱发的人，正阴沉着脸很气愤地对一个探监人说着什么事情，那个探监人没有胡子，很像一个阉割派教徒。聂赫留朵夫坐在典狱长旁边，带着很强烈的好奇心朝周围打量着。直到一个剃光头的小小男孩子走到他跟前，才分散了他的注意力。那孩子用尖细的声音问他：“您等谁呀？”

聂赫留朵夫对这问话感到惊异，但是等他朝男孩子看了看，看到他那一本正经的、懂事的小脸和专注而有神的眼睛，也一本正经地回答他说，在等一个熟识的女人。

“怎么，她是您的妹妹吗？”男孩子问道。

“不，不是妹妹。”聂赫留朵夫惊讶地回答说，“你跟谁在这儿？”他问男孩子。

“我跟妈妈。她是政治犯。”男孩子自豪地说。

“玛丽雅·巴甫洛芙娜，您把柯里亚领过去。”典狱长说。大概他认为聂赫留朵夫和男孩子谈话是违法的。

玛丽雅·巴甫洛芙娜就是引起聂赫留朵夫注意的那个眼睛鼓鼓的美貌姑娘。她亭亭玉立地站起来，迈着矫健有力、几乎像男子汉一般的大步走到聂赫留朵夫和男孩子跟前。

“他问您什么来着？您是什么人呀？”她问聂赫留朵夫，一面微微笑着，带着信任的神情那样坦然地看着他的眼睛，似乎无可怀疑，她过去、现在和今后对待一切人的态度都是坦率、亲切、友好的。“他什么事都想知道。”她说着，对着男孩子笑了笑，笑得那样亲切、那样甜蜜，使得男孩子和聂赫留朵夫也都情不自禁地报以微笑。

“是的，他问我来找谁。”

“玛丽雅·巴甫洛芙娜，不准和外人说话。这您是知道的。”典狱长说。

“好的，好的。”她说着，用她那白白的大手拉住一直盯着她的柯里亚的小手，回到那个害痨病青年的母亲身边。

“这孩子是谁家的？”聂赫留朵夫问典狱长。

“是一个女政治犯的孩子，是在牢里生的。”典狱长带着几分得意的口气说，似乎表示这是本监狱难能可贵之处。

“真的吗？”

“真的，不过这就要跟母亲上西伯利亚去了。”

“那么，这个姑娘呢？”

“我无法奉告。”典狱长耸着肩膀说，“哦，波戈杜霍芙斯卡娅来了。”

五十五

又黄又瘦、短头发、小个头儿的薇拉·波戈杜霍芙斯卡娅睁着和善的大眼睛，一摇一晃地从后门走了进来。

“哦，您来了，谢谢。”她握着聂赫留朵夫的手说，“您记得我吗？咱们坐下来吧。”

“没想到这样见到您。”

“哦，我挺好呀!真好，真好，好得我不想再好了。”她说着，像往常那样用她那又大又圆的和善的眼睛惊愕地望着聂赫留朵夫，并且转动着又寒碜又脏又皱的小褂领子里露出来的黄黄的、细细的、露着青筋的脖子。

聂赫留朵夫问起她怎样落到这个地步。她为了回答他的问话，很带劲儿地讲起自己的事业。她的话里夹杂着一些外来语，如宣传、解散、团体、小组、分组等。显然她完全相信这些词汇人人都知道，可是聂赫留朵夫从来没有听说过。

她不停地对他讲着，显然完全相信他很有兴趣、很乐意知道民意党的所有秘密。聂赫留朵夫却看着她那可怜巴巴的脖子、那乱蓬蓬的、稀稀的头发，惊讶不解地在想她为什么要干这些事，讲这些事。他觉得她可怜，但这种可怜完全不像农民敏绍夫那样，敏绍夫是平白无故被关在臭烘烘的牢里的。她最可怜的是她有一脑袋显而易见的糊涂思想。显然她自认为是个英雄，为了事业的成功不惜牺牲生命，其实她未必能说清楚他们的事业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怎样才算成功。

她原来想和聂赫留朵夫谈的是这样一件事：她有一个姓舒斯托娃的女伴，照她的说法，舒斯托娃甚至还不属于他们的小组，却在五个月前和她一起被捕，关在彼得保罗要塞里，只是因为在她家里搜出了别人交给她保管的书籍和文件。薇拉认为舒斯托娃被捕，在某些方面要怪自己，所以要求有很多人情关系的聂赫留朵夫想方设法让她出狱。薇拉要求聂赫留朵夫办的另一件事情是替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里的古尔凯维奇斡旋，准许他同父母见面，准许他得到一些学术书籍，供他研究学术。

聂赫留朵夫答应说，等他到彼得堡以后，一定尽一切可能去办。

她讲了讲自己的经历，说她在产科专修班毕业后，就接近民意党，和他们一起活动。他们写传单，到工厂里宣传，开头一切都很顺利，可是后来有一个很出色的人物被捕，搜出了文件，就开始大逮捕。

“我也被捕了，现在就要流放了……”她讲完了自己的经历。“不过，这不算什么。我觉得好极了，自己感觉泰然自若。”她说着，凄然一笑。

聂赫留朵夫问起那个眼睛鼓鼓的姑娘。薇拉说，她是一位将军的女儿，早就参加了革命党，她被捕入狱是因为她承担了枪击宪兵的罪名。她住在一个秘密住所里，里面有一架印刷机。一天夜里发现有人来搜查，住在里面的人决定自卫。于是熄了灯，开始销毁文件。警察和宪兵冲了进来，于是一个秘密工作者开了枪，一名宪兵受了致命伤。等到审问是谁开枪的时候，她说是她开的枪，尽管她从来没拿过枪，连蜘蛛也打不死。于是就这样定下来。现在她就要去服苦役了。

“真是一个利他主义的好人呀……”薇拉称赞说。

她打算说的第三件事是关于玛丝洛娃的。监狱里什么事她都知道，也知道玛丝洛娃的事以及聂赫留朵夫对她的态度，就劝他去周旋周旋，把她转到政治犯牢房，或者至少让她到医院里去当看护。医院里现在病人特别多，很需要看护。聂赫留朵夫谢谢她出的主意，并说要尽力照她的主意去做。

五十六

他们的谈话是被典狱长打断的，因为典狱长站起来宣布说，探望时间到此为止，应该分手了。聂赫留朵夫和薇拉告过别，便朝门口走去，走到门口又站住，观察起眼前的情景。

“诸位，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典狱长一会儿站起来说，一会儿坐着说。

典狱长的要求只是使房间里的犯人和探监者特别活跃起来，可是谁也不想分手。有些人站起来，站着说起来。有些人还是坐着在说。有的开始告别，哭了起来。特别使人动情的是那个害痨病的青年和他的母亲。那个青年一个劲儿地摆弄着那张纸，他的脸上流露出越来越大的狠劲儿——这是他使足劲儿克制自己，免得受母亲情绪的感染。母亲一听说要分手，就伏在他肩膀上，痛哭起来，不住地抽搭着鼻子。聂赫留朵夫不由得注视起那个眼睛鼓鼓的姑娘，只见那姑娘站在放声痛哭的母亲面前，用安慰的口气在对母亲说着什么话。戴蓝眼镜的老头儿站着，攥着女儿的手，听她说话，不住地点着头。那一双年轻恋人站起来，手拉着手，默默地互相凝视着。

“瞧，只有他们俩是愉快的。”那个穿短上衣的青年也站在聂赫留朵夫旁边，像他一样观察着正在告别的人们，这时指着那一双恋人说。

那对情人，也就是穿杜仲胶上衣的青年和淡黄色头发的美貌姑娘，察觉到聂赫留朵夫和这个青年在看他们，就伸直了互相拉着的手臂，身子向后仰了仰，笑嘻嘻地转起圈儿。

“今天晚上他们要在这监狱里结婚，她就跟他一起上西伯利亚去。”旁边的青年说。

“他是怎么回事儿？”

“是个苦役犯。能看到他们俩快活快活也好，要不然在这里听着太难受了。”穿短上衣的青年听着害痨病青年的母亲在痛哭，就又这样说。

“诸位!请吧，请吧!不要让我采取不客气的做法。”典狱长一连重复了好几遍。“请吧，真的，请吧!”他用软软和和的、不太决绝的声音说。“这算什么呀？时间早就到啦。这样不行嘛。我这是最后一次提醒了。”他无精打采地一遍又一遍说着，时而点起他的马里兰香烟，时而又捻灭。

世界上有些道理，允许一些人害另外一些人而又不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有什么责任，然而，不论这些道理编排得多么巧妙，多么由来已久、习以为常，显然典狱长还是不能不觉得是造成这房间里凄惨景象的罪人之一，因此他的心情显然也极其沉重。

终于，犯人们和探监的人开始分手了：有些人朝里面的门走，另一些人朝外面的门走。男人们，包括那两个穿杜仲胶上衣的、害痨病的、头发蓬乱的黑脸膛男子，都走了；　玛丽雅·巴甫洛芙娜带着狱中出生的小男孩也走了。

探监的人也开始往外走。戴蓝眼镜的老人迈着沉重的步子朝外走，聂赫留朵夫也跟着他往外走。

“是啊，有些情形真叫人吃惊呀。”那个喜欢说话的青年一面同聂赫留朵夫一起下楼，一面好像接续起被打断的话头。“还多亏了上尉是个好心人，没有按规定的办法做。让大家谈一谈，心里也多少松快些。”

“难道在别的监狱里不能这样探监吗？”

“哎呀!可没有这样的事。不光要一个一个地分开，还得隔着铁栅栏。”

聂赫留朵夫和梅顿采夫(这是喜欢说话的青年自报的姓氏)一起来到过道里，这时典狱长带着一脸疲惫的神色走到他们跟前。

“您要是想见玛丝洛娃，就请明天来吧。”他说，显然想对聂赫留朵夫表示好意。

“太好了。”聂赫留朵夫说过这话，便急急忙忙往外走。

敏绍夫无罪而受尽折腾，显然是可怕的事——可怕的倒不是肉体受折腾，而是他看到那些平白无故折腾他的人的残忍，就困惑绝望，不再相信行善和上帝。那几百个人什么罪也没有，只因为身份证上有几个字不对，就受尽凌辱和折腾，是很可怕的事；那些看守麻木不仁，天天干的是折磨同胞兄弟的事情，却以为是在干很重要的好事，也是很可怕的。不过他觉得最可怕的是，典狱长虽然年老体弱，心地善良，却必须拆散母子，拆散父女——这都是像他和他的子女一样的人。

“这是为什么呀？”聂赫留朵夫这时心中又出现了他在监狱里常常会出现的那种精神上的恶心感，几乎要变为生理上的恶心感，于是他在心中这样问道，却找不到答案。

五十七

第二天，聂赫留朵夫去找律师，把敏绍夫的案子对他说了说，要求他担任辩护。律师听完后，说要看一看案卷，如果事情真的像聂赫留朵夫说的那样——这种事是完全可能的——他可以担任辩护，不要任何报酬。聂赫留朵夫又顺便讲了那一百三十人因为互相推诿而被关押的事，并且问他，这事由谁负责，是谁的过错。律师沉默了一会儿，显然是想做出准确的回答。

“是谁的过错吗？谁也没有过错。”他果断地说。“您去跟检察官说，他会说，这是省长的过错，您去跟省长说，他会说，这是检察官的过错。谁都没有过错。”

“我这就去找玛斯连尼科夫，对他说说。”

“哼，这没有用。”律师微微笑着反对说。“他是一个……他不是您的亲戚或者朋友吧？……他是一个，恕我直言，是一个大笨蛋，同时又是一个狡猾的畜生。”

聂赫留朵夫想起玛斯连尼科夫说的有关这位律师的话，就没有说什么，跟他告过别，便去找玛斯连尼科夫。

聂赫留朵夫有两件事要求助于玛斯连尼科夫：一件是把玛丝洛娃转到医院去，另一件是因为身份证问题被关押的一百三十人的事。尽管向他很不尊敬的人去求情是一件很不痛快的事，这却是达到目的的唯一办法，所以必须走这条路子。

聂赫留朵夫乘马车来到玛斯连尼科夫家门前，看见台阶两边停着好几辆马车，有四轮轻便马车，有四轮弹簧马车，有四轮轿式马车。他才想起今天正好是玛斯连尼科夫夫人的接待日，玛斯连尼科夫就是请他在这一天来的。就在聂赫留朵夫的马车快到门前时，在台阶旁停着一辆轿式马车，一个帽子上戴有帽徽、身穿短披肩的仆人正扶着一位太太从台阶上往下走，正要上车。那位太太提着衣裾，浅口鞋里露出又黑又瘦小的脚踝。聂赫留朵夫在停着的一些马车当中认出了柯察金家的带篷四座马车。须发皆白、面色红润的马车夫恭敬而亲切地摘了摘帽子，向这位特别熟识的老爷致意。聂赫留朵夫还没有来得及问门房，米海尔·伊凡诺维奇(即玛斯连尼科夫)何在，他本人就出现在铺地毯的楼梯上，他在送一位十分重要的客人，这样的客人他已经不是送到楼梯平台上，而是一直送到楼下。这位十分重要的军界贵客一边下楼，一边用法语说起本市为孤儿院举办的摸彩会，并且发表意见说，这对于太太小姐们是一件极好的事：“她们又可以开开心，又可以募到钱。”

“让她们开开心，享享上帝的福吧……哦，聂赫留朵夫，您好!怎么好久没见到您呀？”他向聂赫留朵夫打招呼说。“您去拜会女主人吧。柯察金家的人也来了。还有纳丁·布克斯海夫登。全城的美人儿都在这儿了。”他一面说，一面微微耸着穿军服的肩膀凑过去，让身穿镶金绦制服的跟班给他穿军大衣。“再见吧，好兄弟!”他又握了握玛斯连尼科夫的手。

“哦，咱们上楼吧，我多么高兴呀!”玛斯连尼科夫很兴奋地说着，挽住聂赫留朵夫的胳膊，别看他那样肥胖，还是带着聂赫留朵夫很快地往上走去。

玛斯连尼科夫特别兴奋和欢喜，原因是那位显要人物对他表示了关注。原来玛斯连尼科夫就在接近皇室的近卫军团供职，同皇亲国戚交往应该早已习以为常，可是，看样子，不断的交往只是越来越增强他的卑贱本性，所以每一次这样的关注都会使玛斯连尼科夫欣喜若狂，就像一只温顺的小狗在主人抚摩它、拍打它、挠它的耳朵时那样。小狗就摇尾巴，蜷腿儿，扭来摆去，贴起耳朵，像发疯似的转起圈儿。玛斯连尼科夫这时候正是恨不得要这样。他不管聂赫留朵夫那严肃的脸色，也不听他说什么，硬把他往客厅里拉，简直使人无法谢绝，聂赫留朵夫只好跟着他走。

“有事等一会儿再说。你有什么吩咐，我一切照办。”玛斯连尼科夫一面说，一面拉着聂赫留朵夫穿过大厅。“快去通报将军夫人，就说聂赫留朵夫公爵驾到。”他一面走，一面对仆人说。那仆人就小跑着抢到他们前头，赶去通报。“你有事只要吩咐一声就行。不过你一定要看看我的太太。上次我没有带你去，就已经挨过一顿骂了。”

等他们走进客厅，仆人已经通报过了，所以自称为将军夫人的副省长夫人安娜·伊格纳济耶芙娜已经在沙发旁包围着她的女帽和脑袋丛中满面春风地向聂赫留朵夫鞠躬了。客厅另一头有一张桌子，有几位女士坐在那里喝茶，旁边站着几个男子，有军人，也有文官。男男女女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一刻也不停。

“到底来了!您怎么不愿意跟我们来往啦？我们有什么地方得罪您啦？”

她用这样的话迎接来客，是想表示她和聂赫留朵夫的关系非常亲密，虽然这样的亲密关系从来不曾有过。

“你们认识吗？认识吗？这位是别里娅芙斯卡娅太太，这位是米海尔·伊凡诺维奇·契尔诺夫。请坐近点儿。”

“米西，请到我们桌上来。茶会给您端过来的……还有您……”她对正在和米西说话的那个军官说，显然是忘记了他的名字，“请到这儿来。公爵，您用茶吗？”

“我才不这样看呢，我才不这样看呢，她就是不爱他嘛。”一个女人的声音说。

“她爱的是肉馅包子。”

“老是说无聊的笑话。”另一个头戴高高的女帽，浑身的绸缎、黄金、宝石闪闪发光的太太说。

“好极了，这种华夫饼干，而且这样酥。再端一些过来。”

“怎么，您很快就要动身吗？”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因此我们就来了。”

“这样美的春光，现在去乡下真是好极了!”

米西头戴女帽，身上那深颜色条纹连衣裙裹在细细的腰肢上，连一条皱褶也没有，好像她就是穿着这衣服生下来的，显得十分标致。她一看到聂赫留朵夫，脸就红了。

“我还以为您已经走了呢。”她对他说。

“差一点走了，”聂赫留朵夫说，“因为有事耽搁了。我到这儿来也是有事。”

“您去看看妈妈吧。她很想见见您。”她说着，感觉到自己在说谎，并且觉得他也明白这一点，她的脸就更红了。

“恐怕没有工夫了。”聂赫留朵夫忧郁地回答说，竭力装作没有发觉她红了脸。

米西很生气地皱起眉头，耸了耸肩膀，便转向一个潇洒英俊的军官，那军官从她手里接过空茶杯，军刀在圈椅上碰了几下，就雄赳赳地把茶杯送到另一张桌上。

“您也应该为孤儿院捐一些钱呀。”

“我没有说不捐呀，不过我想把我的慷慨大方全部留着，拿到摸彩会上去。到时候我可以好好地露一手。”

“哼，到时候瞧吧!”接着是明显做作的笑声。

这个接待日十分热闹，安娜·伊格纳济耶芙娜兴高采烈。

“我家米卡告诉我，您在忙监狱里的事。这一点我很理解。”她对聂赫留朵夫说。米卡就是她的胖丈夫玛斯连尼科夫。“米卡也许有别的缺点，可是您也知道，他的心肠有多么好呀。那些不幸的囚犯就好比是他的孩子。他就是这样看待他们的。他的心是那样好……”

她停住了，因为她找不到字眼儿足以形容她那个下命令抽打犯人的丈夫的好心，就马上微微笑着转过脸去，招呼一个走进来的满脸皱纹、扎着紫色花结的老太婆。

聂赫留朵夫为了不失礼，说了几句照例应该说的话，并且也照例说得毫无内容，然后便站起来，走到玛斯连尼科夫跟前。

“那么，请问，你可以听我说说吗？”

“哦，是的。好，有什么事呀？咱们上这儿来吧。”

他们走进小小的日本式书房，在窗前坐下来。

五十八

“嗯，请吧，我听候吩咐。想抽烟吗？不过，等一等，咱们别把这儿弄脏了。”玛斯连尼科夫说着，拿过一个烟灰缸。“怎么样？”

“我找你有两件事。”

“原来是这样。”

玛斯连尼科夫的脸色变得阴沉而灰暗了。原来像一条狗在主人挠耳朵时那种兴奋神情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可以听到客厅里的说话声。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我绝对不相信，绝对不相信。”客厅另一头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在讲着一件什么事情，反复提到“伏伦卓娃伯爵夫人和维克多·阿普拉克辛”。从另外一个方向传来的只是一片闹哄哄的说话声和笑声。玛斯连尼科夫倾听着客厅里的情形，一面在听聂赫留朵夫说话。

“我说的还是那个女人的事。”聂赫留朵夫说。

“哦，你是说那个冤枉的女人。我知道，知道。”

“我想求你把她调到医院去做什么事情。有人告诉我，这是可以办到的。”

玛斯连尼科夫紧紧闭起嘴，沉思起来。

“未必办得到，”他说，“不过，我去商量商量，明天打电报告诉你。”

“有人告诉我，医院里病人很多，很需要有人帮忙。”

“是吗，是吗？好吧，反正不管怎样，我会给你回话的。”

“那就请你费神了。”聂赫留朵夫说。

客厅里响起一阵哄堂大笑，而且不是做作的笑。

“这都是维克多，”玛斯连尼科夫笑着说，“等他上了劲儿，俏皮得要命。”

“还有，”聂赫留朵夫说，“现在监狱里关着一百三十个人，只是因为他们的身份证过了期。已经把他们关了一个多月了。”

于是他说了说他们被关押的原因。

“这事你是怎么知道的？”玛斯连尼科夫问道，并且他的脸上忽然流露出不安和不满的神情。

“我去看一个被告，那些人在走廊里把我围住，要求我……”

“你看的是哪一个被告？”

“是一个农民，无罪而受到控告，我已经请人为他辩护。不过，我说的不是这件事。难道那些人什么罪也没有，只因为身份证过期就坐牢……”

“这是检察官的事。”玛斯连尼科夫很恼火地打断聂赫留朵夫的话说。“这就是所说的：审判又快又公正。副检察官有责任视察监狱，调查犯人被关押是否合法。可是他们什么事也不干，只知道玩牌。”

“那你就毫无办法了吗？”聂赫留朵夫想起律师说过省长会推给检察官，就沉下脸问道。

“不，我去办。我去査一查，马上就查。”

“那她就更糟了。这是个苦命女人呀。”客厅里有一个女人声音说，显然说话的女人对她所说的事没有多大兴趣。

“那就更好，我把这个也拿走。”客厅另一头有一个男子用开玩笑的声音说，有一个女子也嘻嘻哈哈地笑了，显然是不让他把东西拿走。

“不行，不行，说什么也不行。”女人的声音说。

“就这样吧，这些事我都去办。”玛斯连尼科夫又说了一遍，一面用戴绿松石戒指的白手把香烟捻灭，“现在咱们到太太们那儿去吧。”

“对了，还有这样一件事，”聂赫留朵夫没有进客厅，在门口停下来说，“我听说，昨天监狱里有人受了体罚。这是真的吗？”

玛斯连尼科夫脸红了。

“哎呀，你问这事吗？你听着，老弟，真不能让你到监狱里去，你什么事都要管。走吧，走吧，安娜在叫我们了。”他说着，挽住聂赫留朵夫的胳膊，又露出十分激动的样子，就像刚才那位重要人物关注之后那样，不过现在已经不是高兴得激动，而是惶惶不安了。

聂赫留朵夫从他的胳膊里抽出自己的胳膊，没有向任何人告别，什么也没有说，就带着阴沉的脸色穿过客厅和大厅，经过一个个连忙站起来的仆人面前，来到前厅里，又来到大街上。

“他怎么啦？你什么事得罪他了？”安娜向丈夫问道。

“这是法国人作风。”有人说。

“这算什么法国人作风，这是祖鲁人[20]作风。”

“哦，不过他一向就是这样的。”

有人起来告辞，有人刚刚来到，叽叽喳喳的谈话照常进行着。大家抓住聂赫留朵夫这件事作为今天谈话的好话题。

聂赫留朵夫在走访玛斯连尼科夫之后的第二天，就收到他的来信。他在一张带官衔和火漆印的光滑厚信纸上用刚劲潇洒的字体写道，已写信给医生谈及调玛丝洛娃去医院一事，大概他的要求可以实现。信的末尾写的是，“热爱你的老同事”，在署名“玛斯连尼科夫”末尾是一笔极其花哨的粗大刚劲的花笔道。

“浑蛋!”聂赫留朵夫忍不住骂道，尤其因为他从“同事”这个词儿里感觉到玛斯连尼科夫对他有一种屈尊俯就的意味，就是说，尽管他担任着在道德上最肮脏、最无耻的职务，还自以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现在自称为他的同事，如果不是想满足一下他的自尊心，那就是想表示自己并不因为地位显赫而目中无人。

五十九

有一种极其常见、极其普遍的宿命论点，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成不变的本性，认为人有善良的、有凶恶的、有聪明的、有愚蠢的、有热情如火的、有冷若冰霜的等等。其实，人往往不是这样的。我们说一个人，可以说他善良的时候多于凶恶的时候，聪明的时候多于愚蠢的时候，热情如火的时候多于冷若冰霜的时候，或者正好相反。如果我们说一个人是善良的或者聪明的，说另一个人是凶恶的或者愚蠢的，那就不对了。然而我们总是这样把人分类。这是不合实情的。人好比河流：所有河里的水都一样，到处的水都一样，可是每一条河都是有的地方狭窄、有的地方宽阔、有的地方湍急、有的地方平缓、有的地方清澈、有的地方浑浊、有的地方冰凉、有的地方温暖。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身上都具有各种各样人的本性的胚芽，有时表现出这一种本性，有时表现出那一种本性；有时变得面目全非，其实还是原来那个人。在有些人身上，这种变化往往特别急剧。聂赫留朵夫便属于这类人。他发生这样的变化，有时出于生理方面的原因，有时出于精神方面的原因。现在他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他在法庭巧遇和第一次探望卡秋莎之后，心中出现了一种新生后的胜利感和欢乐感，如今那种感觉已经完全消失，在最近一次见面之后上述感觉已经换成了一种恐惧感以致对她的厌恶感。他决定不再离开她，只要她愿意，他也不改变同她结婚的决心；然而他却觉得这是一种负担和痛苦。

他在走访玛斯连尼科夫的第二天，又到监狱里去看她。

典狱长准许他们见面，但不在办公室，也不在律师事务室，而是在女监探望室。典狱长尽管心地宽厚，但这一次对待聂赫留朵夫比上一次冷淡了。显然，聂赫留朵夫同玛斯连尼科夫谈话的结果是下了一道指示，要对此人探监多加提防。

“见面是可以的，”典狱长说，“不过，要是给钱的话，请照我的要求办……至于把她调到医院去，像上面指示的那样，是可以的，医生也同意了。只是她自己不愿意，她说：‘要我去给那些讨厌的家伙倒尿盆，我才不稀罕呢……’您瞧，公爵，这号儿人就是这样的。”他补充说。

聂赫留朵夫什么也没有回答，就要求让他去见她。典狱长叫来一名看守，聂赫留朵夫就跟着看守走进空空的女监探望室。

玛丝洛娃已经在里面，这时静静地、很不好意思地从铁栅栏后面走了出来。她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眼睛不看他，小声说：“请原谅我，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前天我说了些不好的话。”

“不是我原谅不原谅您……”聂赫留朵夫本想说下去，可是没有说。

“不过，您还是不要管我的事吧。”她又说，并且使劲斜睨了他一眼，于是聂赫留朵夫又在她的眼睛里看到紧张和愤恨的神情。

“究竟为什么叫我不要管您的事？”

“就该这样。”

“为什么就该这样？”

她又看了他一眼，他觉得那目光也是愤恨的。

“嗯，就是这样嘛。”她说，“您不要管我的事吧，这是我真心实意对您说的。我受不了。您再也不要这样了。”她哆嗦着嘴唇说，接着沉默了一会儿。“这是真心话。我宁可上吊。”

聂赫留朵夫觉得，她这样断然拒绝，说明她痛恨他，恼怒他，不肯原谅他，但其中也有另外的东西，也就是好的、很重要的因素。她这样在完全心平气和的状态下再一次表示拒绝，立即消除了聂赫留朵夫心中的种种疑虑，使他回到了原来那种严肃、振奋和深受感动的状态。

“卡秋莎，我原来怎么说，现在还是怎么说。”他特别郑重地说。

“我请求你和我结婚。如果你不愿意，我就像原先那样，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你被发配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直到你愿意。”

“那就是您的事了，我不想再说什么了。”她说着，嘴唇又哆嗦起来。

他也没有作声，觉得说不下去了。

“我现在要到乡下去，然后上彼得堡去。”他终于鼓起劲儿说，“我要为您的事，为咱们的事，去想想办法，但愿上帝保佑，撤销原判。”

“就是不撤销，也是一样。就是不为这事，那我为别的事也得受罪……”她说。他看出她用了很大的劲儿才憋住眼泪。“哦，怎么样，您看到敏绍夫吗？”她为了掩饰自己的激动，忽然问道，“他们没有罪，不是吗？”

“我看，是的。”

“那个老奶奶真是好得不得了。”她说。

他把从敏绍夫那里了解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对她说了说，就问她是否还需要什么，她回答说什么也不需要。

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

“哦，还有去医院的事，”她忽然用她那斜视的眼睛看了他一眼说，“如果您要我去，我就去，酒我也不再喝了……”

聂赫留朵夫默默地看了看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在微笑。

“这太好了。”他只能说出这样一句，便和她告别了。

“是的，是的，她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聂赫留朵夫想。因为这时原来的种种疑虑已经消失，心中产生了一种全新的、从来不曾有过的感觉，那就是相信爱情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

玛丝洛娃在这次见面之后，回到臭烘烘的牢房，脱下囚服，坐到自己的床铺上，两手放在膝盖上。这时牢房里只有几个人：弗拉基米尔省的害痨病的女人和她的吃奶孩子，敏绍夫老婆子，看道口的女人和两个孩子。诵经士的女儿昨天诊断有精神病，已经进了医院。其余几个女人都洗衣服去了。老婆子躺在床上睡觉；孩子们在走廊里，牢房门开着。弗拉基米尔省的女人抱着孩子，看道口女人用灵活的手指头编织着袜子，同时走到玛丝洛娃跟前。

“嗯，怎么样，见面了吗？”她们问道。

玛丝洛娃没有回答，坐在高高的床铺上，晃悠着两条够不到地板的腿。

“哭哭啼啼干什么？”看道口女人说，“可不要灰心丧气。哎，卡秋莎!好啦!”她一面说，一面敏捷地活动着手指头。

玛丝洛娃没有回答。

“她们都洗衣服去了。听说，今天施舍的东西有一大堆。都说，送来好多东西。”弗拉基米尔省的女人说。

“小菲尼亚!”看道口女人朝着门口叫道。“这淘气鬼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她抽出一根针，插进线团和袜子里，走出门去。

这时走廊里响起一阵脚步声和女人的说话声，同牢房的几个女人光脚穿着大棉鞋走了进来，每人拿着一个白面包，有的还拿着两个。菲道霞立即走到玛丝洛娃跟前。

“怎么，是不是有什么事不如意？”菲道霞用她那明亮的蓝眼睛亲热地看着玛丝洛娃，问道。“这是给咱们当点心吃的。”她说着，把白面包放到搁板上。

“怎么，是不是他变了卦，不想跟你结婚了？”科拉布列娃问道。

“不是，他没有变卦，可是我不愿意。”玛丝洛娃说，“我就是这样说的。”

“瞧你这傻瓜!”科拉布列娃用粗喉咙大嗓门儿说。

“那有什么，既然不能住在一起，结婚又有什么意思？”菲道霞说。

“你丈夫不是也要跟你一块儿走吗？”看道口女人说。

“那有什么，我们是结过婚的嘛。”菲道霞说，“可是他们，既然不能住在一起，又何必结婚？”

“真是傻瓜!何必结婚吗？他要是娶了她，她就有花不完的钱了。”

“他说：不管把你发配到哪儿，我都跟着你去。”玛丝洛娃说，“他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我可是不求他。现在他要上彼得堡去想办法。那儿的大官全是他的亲戚，”她继续说，“不过我还是不依仗他。”

“那当然啦!”科拉布列娃忽然表示同意了，一面翻着自己的袋子，显然是在想着别的事。“怎么样，咱们来喝点儿酒吧？”

“我不喝了，”玛丝洛娃回答说，“你们喝吧。”

　　

　　

　　

　　

　　

　　

　　

　　

　　

　　

　　

　　

　　

　　

　　

　　

　　

　　

[1]　帝俄时期的妓女执照。——译者注(若无特别说明，本书中注释均为译者注)

[2]　指列氏温度。30列氏度相当于37.5摄氏度。

[3]　原文为法语。凡用法语的一律排仿宋体，以后不再作注。

[4]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既为阶级的不平等辩护，又主张人人有权享用天然资源。

[5]　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发展了斯宾塞关于土地的学说，提出土地收归国有的理论。托尔斯泰热烈拥护这一主张。

[6]　比里当，法国14世纪哲学家。写过一篇寓言，说有一匹驴子看到两捆完全相同的干草，不知道该吃哪一捆好，结果饿死。

[7]　宗教派别。18世纪末出现于俄国。宣扬用阉割的办法，摆脱肉欲，拯救灵魂。

[8]　沙皇像。

[9]　即卡秋莎的大名。

[10]　指10卢布面值的钞票。——编者注

[11]　基督教纪念耶稣“升天”的节日。在复活节后第40天，5月1日至6月4日之间。——编者注

[12]　龙勃罗梭(1835—1909)，意大利精神病学者，提出先天犯罪说。

[13]　塔尔德(1843—1904)，法国社会学家，刑事学家。

[14]　沙尔科(1825—1893)，法国神经病理学家，曾著书论述催眠术。

[15]　拉伯雷(1494—1553)，法国人文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巨人传》。

[16]　米佳是聂赫留朵夫的名字德米特里的爱称。

[17]　在帝俄时代，证券的息票可以当现钱流通。

[18]　引自屠格涅夫(1818—1883)的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

[19]　俄罗斯传统节日，从多神教时期流传下来，是迎接春天送别冬天的节日，又叫送冬节。后来由于俄罗斯民众开始信奉东正教，该节日与狂欢节产生了联系。现在谢肉节的开始日期为每年东正教复活节前的第八周，在此期间，人们禁止吃肉和娱乐。——编者注

[20]　南非的一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