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都市商业对于农村改良之贡献
工商都市的增设与富荣，对于所属农村的改良与开发，颇有贡献，而其贡献之途径有三。
一，对于农村的原生产物，提供一个巨大而便易的市场，从而，对于农村的开发与进一步的改进，提供了一个奖励。得此益者，且不仅为都市所在的农村。凡与都市通商的农村，均将受其实惠。因此等农村的原生产物或制造品，既因而取得了一个市场，其产业自必因而改进，其治化自必因而改良。当然哪，都市所在的农村，则因邻近之故，所得实惠，亦必最大。其原生产物之运输，所费既较省，所以，与较远的农村比较，对于生产者，商人们即令出了高价，但对于消费者，取价却仍可一样低廉。
二，都市居民所获的财富，常用以购买待售的（那通常是大部分尚未垦植）土地。商人们，都渴望变成乡绅，并且，在他们变成了乡绅的时候，他们往往最能改良土地。商人与乡绅不同。乡绅是一向奢侈惯了的，他只会花钱，从来不会想到赚钱。商人却常用钱来经营有利事业，他用一个钱，就希望在这一个钱回来的时候，带回一些利润。他们这种不同的习惯，使他们一则常常是勇敢的营业家，一则常常是胆怯的营业家。他们营业的性情，极不相同。在商人，如果觉得一时投下大资本来改良土地，或有希望按照费用的比例，而取得一个价值，他会毫不迟疑的，向前进行。但在乡绅，则有资本者已少，即令稍有，亦不敢如此投下。即令他想改良土地，然所用以改良者，亦复不是资本，只是每年收入的剩余。是故，土地改良，实当望于购置田地的商人。设你幸而住在四周农村多未开垦的商业都市中，你当能看到在这方面，商人的活动，比较乡绅，是更活跃到了什么程度啊。此外，商人由经商而养成的爱秩序，节省，谨慎那各种习惯，亦使他更宜于进行改良土地，不愁不成功，亦不愁无利润可图。
三，农村居民，一向是处在不断的混战与压迫中。他们常对邻人战争，又常为贵族所奴役使令。但工商业的发达，却逐渐使他们有秩序，有好政府，有个人的安全自由。这一种效果，是最重要的，但不为世人所稍察。据我所知，曾注意此点的作家，一向只有休谟先生。
在既无国外贸易又无精制造业的农村，土地生产物，除了维持耕者，有余之大部分，必因无物可以交换之故，而毫无所谓的，在国内，由地主施给人们消费。这剩余部分，如足够维持一百人，即维持一百人，如足够维持一千人，即维持一千人。舍此以外，实无其他用途。所以，他周围，常有成群的婢仆从人。他们依赖他的恩惠。他们服从他，像兵士服从王公一样。其实他们舍此以外，亦即无任何等价的物品，以报酬地主的养给。在欧洲商业制造业尚未扩张以前，自王公以下，一直到小领主，都是这样施恩。这，在今日我们，简直难于想象。例如，韦斯特明尼斯特厅，为威廉·卢福斯之饭厅，且常有人满之患。道麦斯·贝克特常以清洁之草秣，铺于厅之地下，使不能得坐位的坐地就食的武士文人，不致染污他们灿新的衣裳。瓦维克大公，据说，每日所养，达三千人；此或言过其实，但数目总必很大，不然，是夸张不来的。我们知道，不多年前，苏格兰高地一带，仍盛行此风。而在工商业很不发达的民族，这种风气，似乎亦是很普及的。鲍考克博士曾说：“我曾见，阿拉伯酋长，在他售卖家畜的市中，当街宴请一切行人，那就连普通乞丐，亦在被邀之列。”
婢仆是大领主的隶属，佃耕者亦是大领主的隶属。但这种人因非贱奴，而是无自由的佃农，故所纳地租，无论就任何方面说，也不能与土地所提供的生活资料等价。数年前在苏格兰高地一带，土地所产，足供一家，而普通所纳地租，却仅为一克郎，半克郎，一羊，一小羊而已。有些地方，现在依然如此；但该处的货币，与他处比较，却并不能购买更多的商品。其实，在这样的农村，本地所产既必须在本地消费，故为地主打算，设彼辈能像家仆一样隶属于自己，能听从自己的号令，则不如让彼辈消费所产于彼辈所在之地。他可以从此省去许多麻烦，随从的婢仆，可不致过多。但我们应该知道，这种无自由的佃农，虽仅须付纳免役的租税，但从属于领主，须绝对听从领主命令，则无异于婢仆家奴。领主在自己家里，养给他的婢仆家奴，又在佃农家里，养给佃农。婢仆的食粮，固然得自领主恩施，佃农的食粮，亦得自领主恩惠，而恩惠的继续与否，又均取决于领主的好恶。
在这情状下，大领主对于其佃农家奴，必然有一种驾驭的权威。这种权威，便是一切古代封建权力的基础。他们在平时，是境内居民的裁判者，在战时，是境内居民的统领者。他们有统率境内居民以抗不法者的权力，故在境内，居然成了治安的维持人，法律的执行者。这种权力，在古代，殆全部属于封建诸侯。国王亦没有。国王在古代，虽为领土内最大的领主，有统率全民众以抗国仇的权力，而为其他大领主所尊敬，但要亲司法律，强制某大领主领地内人民偿还小债（其地居民皆武装互助），所费甚多，而所得之实效，恐又有限。因之，大部分农村的司法权，遂不得不委之于能执行法律者。同样，国王又因为自己不能消灭内战，遂再以统辖民军的权力，委于能统辖民军者。
说这种地方的裁判权是起原于封建法律，实是一个错误。不仅最高的民事刑事裁判权，是在欧洲尚不知有所谓封建法律以前数百年，即已握在大土地领有者手中。举凡一切募兵权，铸币权，颁发地方行政规则权，均已于此时，委于大领主手中了。英格兰征服前的萨克森诸领主掌握中的统治权与裁判权，并不下于征服后的诺尔曼诺领主掌握中的统治权与裁判权。至若法兰西，则领主统治权裁判权的发生，先于封建法律的发生，尤为不容置疑之事实。这种种权力，无疑曾跟随上述各种财产制度与风习而生出。且不讲古代英法两帝国吧，我们就在更晚得多的时代，亦可以寻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这种种结果，必随这诸种原因而发生。不到三年前，苏格兰洛赫巴地方，有一绅士，名罗齐尔的康昧郎，既不曾得一命于王朝，又非农民之豪长，不过亚基尔公一家仆罢了，却常为其民众，执行最高的刑事裁判权，不仅民事调解而已。据说，他的审判裁判，虽无司法仪式，却颇为公正。这，也许因为当地情形如此，为维持公众治安计，乃不得不以此权力，委托给他执行。这位绅士，每年得租，不过五百镑，一七四五年，曾率其子民八百，参加斯托亚的叛变。
实则，封建法律的设立，不但不要扩大封建领主的权力，其实是想把他们的权力缩小。自国王以下，一直至最下级的领主，均由封建法律，妥为制定等阶，各有各的职守和义务。在小领主幼弱时，则对于该领主所有之土地，地租归其直接上司领受，管理权亦归其直接上司掌握；而在各大领主幼弱时，则归于国王。他对于幼弱的领主，尽保护教育的责任，并以监护人的资格，为之婚娶——如果身份相应。不过，这种法律，虽本意要加强国王的权力，减弱大领主的权力，但仍不能使乡村居民，得有秩序与良好的政府。骚扰所由而起的财产制度与风习，并不能由此种法律，而彻底改变。政府的权力仍过小，贵族的权力仍过大，而贵族权力的过大，适足造成政府权力的过小。封建等级制度虽然确立了，国王仍不能制服大领主。大领主，是横暴如故。他们相互间，依然连年战斗，甚而对国王战。旷野乡村的情状，依然是紊乱骚扰。
然而，封建法制雷厉风行，所不能实行的一切，却竟能由国外商业及制造业，默移潜化，而渐次成就。国外商业与制造业之兴，渐使大领主，得以其土地剩余产物之全部，而与他物交换。由此而得之物，其享受遂无须与佃农家奴共。于是，他们所得的地租，遂可由自身而消费其全价值。在古代，全为自己不为他人，简直是主人的恶德。从这时起，他们的性情变了，他们不愿再和别人共同享受了。他们从前的剩余食粮，如足养活一千人一年，他们就只有把这食粮，用来养活这一千人。现今，却不然了。他们会宁愿把这一千人的食粮或其价格，用来购买一对金钢石的钮扣，或其他珍贵物品。他们毫不迟疑的，与其保留旧有的威权，而与人共享，就宁愿逐渐舍此威权，转图此等最儿戏最平凡最下贱的虚荣心的满足。
在无国外贸易又无精制造业的国家，每年有一万镑收入的人，除了以这一万镑养活一千家人而使其俯首听命以外，也许就没有其他的消费方法。但在现存欧洲，每年有一万镑收入的人，不必直接养活二十人，不必直接使令无使令价值的仆役数人，却已可消费其收入全部。事实上，亦常如是。固然，他们间接雇用的人，也许和往昔消费方法所雇用的一样多或者更多。他以全部收入所换得的实物量，也许极为微小，但为采集制造这实物而被雇用的工人，却无疑很大。这种实物的大价格，大都出自他们劳动的工资及其直接雇主的利润。他直接支付实物的价格，即间接支付这一切工资与利润，从而，间接维持了工人及其雇主的生活。不过，他对于他们各人的贡献，却只是他们全年生活费的极小部分。他们各人每年的生活费，得之于他一个人的，少数占全部的十分之一，许多占全部的百分之一，有些则尚不及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他虽然维持了他们全体的生活，但他们全体的生活，都不一定要他维持，所以，对于他，他们就多少是独立自主的了。
在大地主以其地租维持佃农家奴时，他们是各自维持各自的佃农家奴全体。但在他们以地租维持商人工匠时，他们全体所能养活的人数也许和往昔一样多，且以施恩每有耗费之故，今所能养，也许还较多于往昔。但是，分开计算，他们每个，对于这较大人数中每个人的生活费，则所供助者，往往极微。每个商人工匠的生活费，都不得自一个顾主，而得自百千不同之家。他在某程度上，虽不得不仰给于他们全体，但不须绝对仰赖于他们中任何一人。
大领主的个人消费，就在这情状下，逐渐加大起来。因此，他所养活的家奴，就非逐渐减少以至完全斥退不可。而又为了同一原由，不必要的佃农，亦非逐渐斥退不可。农田加大了，虽有减少人口之议，然仍不得不按照当时不甚完全的耕作改良情形，使佃农人数，减至耕作所必要的程度。不必要的寄食者，是尽数的斥退了，农田的地租又在尽量榨取，因之，地主所得的剩余（或者说剩余的价格），遂渐次加大。这个较大的剩余，又由商人制造家那里，取得了个人消费的方法。但再为了同一原由，地主们且渴望所得地租，能超过现耕作状态下土地所能提供的数额。但土地要进一步改良，佃农必致增加用度，若租期之长，尚不足使他收回这追加的用度及其利润，他决不会同意于地主的要求。他定要延长租期。地主们因有此种多费的虚荣心，卒致承认佃农的条件。租期，遂于以延长。
无自由的佃农，耕作土地，虽须支给十足的代价，但决非完全隶属于地主。他们金钱上的利得，是相互的，是平等的；无自由的佃农，不必牺牲生命与财产来为地主服务。但在租期延长后，他就简直是独立自主的了；除了按照租约或习惯法，地主不要想他作一点事情。
佃农既已独立，家奴又复斥退，大领主遂不能再干涉正常的司法机关，不能再扰乱地方的治安了，他们那与生俱有的权利，于是出卖了，然而，出卖的目的，不是像伊骚那样为了饥饿，为了必需，却仅仅为了耳目玩好，仅仅为了为儿童所乐玩，非成人所宜求的宝石钻戒。因之，他们与城市的市民商人较，是一样平庸了。于是，在城市，在乡村，都设立了正常的政府。没有谁能扰乱都市的政治，亦没有谁能扰乱乡村的政治了。
下述一事，或与本题无关，但不妨在此一提。即，以大宗地产，由父传子，由子传孙，传至许多世代的世家，在商业国，是颇为罕见的。反之，在商业不盛的国家，如威尔士，如苏格兰之高地，则极普通。阿拉伯的历史，满载着贵族的世系；有一位鞑靼可汗，著了一部历史，曾经译成几种欧洲文字，其中，就全是贵族的世系。这可证明世家，在古代，是极普通的。在富人收入只能尽量用以维持他人时，他的用度往往不致于过分，他的仁爱心，似乎并不怎样激动，竟致于使他所养给的，多于他所能养给的人数。但在收入是最大部分用归个人消受时，他的用度往往极无限制；他个人的虚荣心，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所以，在商业国，即令有极严重的法规取缔奢侈，长富之家，仍属罕见。但在商业不盛的国家，即令没有法规取缔，亦多长富的家庭。像鞑靼阿拉伯那样的游牧民族，财产不易消费，故取缔奢侈的法规，亦无设立的可能。
对于公众幸福，这真是一种极重要的革命，但完成这种革命的，却是两个全然不顾公众幸福的阶级。满足孩稚的虚荣心，是大领主的唯一动机。至若商人工匠，虽不像那样可笑，但他们也只知道为一己的利益。他们所求的，只是到有一个钱可赚的地方去赚一个钱。大领主的痴傻，商人工匠的勤劳，终于把这次革命逐渐完成了，但他们对于这次革命，却是始终未曾了解，亦未预先看到啊。
欧洲大部分的商业制造业，就在这情状下，做了农村改良开发的原因，不是结果。
这种反乎自然的顺序，当然是迟缓不定的。试一比较以工商为国富基础的欧洲各国的进步，与以农业为国富基础的我国北美殖民地的急速的进步吧，你会知道，欧洲各国的进步，是多么迟缓啊。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居民数目，似乎将近五百年，不会增加一倍。我国北美殖民地有些地方，却是二十年或二十五年就增加了一倍呀。在欧洲，长男承继法，各种断分法，都使大地产不能分裂，使小地主不能增加。我们知道，小地主，所有土地有限，视听甚周，对于自己的土地，他的用心，他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他不但喜欢开发它，而且喜欢改良它。他在各种耕作者中，其实是最勤勉，最开明，最常成功的。加之，长男承继法，断分法，又使许多土地不能出卖，常使购买土地的资本，多于待售的土地，从而，使土地常以独占价格出售。购买土地所得的地租，常不足支付购买货币的利息，至若修补费，及其他各种意外用度，更不用说。所以，以小资本购买土地，在欧洲，居然是最少利润的用途。固然有些不再经营工商业了的人，为图安全起见，亦有时愿投小资本来购买土地。还有些从别个来源取得收入的职业家，亦因要使储蓄节省之物，不易散失，而喜投资购买土地。诚然，一个少年人，如果不愿从事工商业，却愿用二三千镑资本，购买一小块土地，从而加以开发，那亦未尝不可求生活优裕，但要希图大资产，就绝不可能了。并且，这样的少年人，虽无成为地主之望，但多不愿为农业家。任人购买的土地既甚少，土地的卖价又甚高，结果，有许多原本愿用来改良土地开发土地的资本，到底不能投到这方面来。反之，在北美洲，则有五六十镑的资本，便很够改良土地了。那里，未改良土地的购买与开发，既为最大资本最有利的用途，亦为最小资本最有利的用途。在那样的地方，这是最直接的致富方法。那里的土地，几可全无代价取得，即令须出代价，亦尚不及其自然生产物的价值。这现象，在欧洲绝不能有；在土地早已成为私有财产的国家，决不能有。再者，在大家庭的家主死时，所遗土地财产若能平均分配于各个儿女，则所遗地产，大都有出售之日。待售的土地增加了，土地就不能再以独占价格出售。土地的自由地租，渐足抵付购买货币的利息；以小额资本购买土地，亦将和其他用途，同样有利。
英格兰，因土壤的自然丰度甚大，因海岸线与全国面积比例而言甚长，又因有许多可通航运的河流流贯其间，使内陆各地，能有水运之便，所以，与欧洲任何大国比较，都一样宜于国外通商，一样宜于经营远地贩卖的制造业，一样宜于改良土地。但自伊利沙白治世之初以来，英国立法，每特别注意于商业制造业的利益；事实上，欧洲各国（荷兰本国，亦非例外）的法律，一般说，均更宜于此种产业。所以，商业制造业，就在这全期间，不断向前发展起来。无疑，农村的开发与改良，亦在进步；但其进步，往往远在商业制造业进步之后，而其进步，亦甚迟缓，跟不上商业制造业的急速发展。大部分农村，也许是在伊利沙白时代以前开发；且尚有颇大部分，仍全未开发，至若，未曾尽量开发的农村，就更不在少数。不过，英格兰的法律，不仅由保护商业而间接鼓励农村改良，且曾有若干直接的奖励。除了在歉收的年度，谷物输出，不仅自由，且有奖金。在收获中平的年度，外谷输入，又有等于禁止输入的关税。除了从爱尔兰来，活家畜的输入，是全被禁止，而且，准许从爱尔兰输入，亦是不久的事。在这两种最重要的土地生产物（面包与屠肉）上，耕作土地者实享有一种有害邦人的独占。像我后面讲的，这种奖励，虽到底全是幻想，但由此，至少可以推知英国立法当局，实有赞助农业的美意。而最重要者，则为英格兰法律，对于其国农民，曾竭尽所能，使其安定独立而受人尊敬。在长男承继法尚未消灭，什一税继续征收，与法律精神相反的断分法仍有时依然有效的时候，英格兰总算最尽了力来鼓励农业。但英格兰农业的情状，仍是如此。那么，设令农业，除了由商业进步而间接得到鼓励以外，即不复有法律的直接鼓励，并设令英格兰农民的处境，与欧洲其他诸国相同，则农业又将现出何种情况呢，自伊利沙白治世以来，迄今已二百余年了。这长的期间，是人类繁荣过程中常须经历的吧。
在英格兰成为大商业国以前大约一百年，法兰西的外国商业，尚很可观。照当时人所拟想，似在查埋第八往征纳蒲尔斯以前，法国的航海业，亦颇可观。但就全体说，法兰西的耕作改良事业，是逊于英格兰。法国法律，未曾予农业以直接的奖励。
西班牙葡萄牙对欧洲其他各国的外国商业，虽多由外国船舶装运，但很为不小。西班牙葡萄牙对他们殖民地的外国贸易，由本国船装运，则因殖民地富饶宏阔，尤为巨大。然而，如此巨大的国外商业，并不会在这两国，引起颇为可观的远地贩卖的制造业，甚至，这两国的土地，亦尚有大部分，未曾开垦。可惜葡萄牙，在欧洲各国（除了意大利）中，向以国外商业，被推为老资格。
由国外贸易及远地贩卖的制造业而使全国土地尽行开发改良的国家，在欧洲，似乎只有一个意大利。据鸠西亚丁所述，则在查理第八侵入以前，意大利最平坦最肥沃的农村固已开垦改良，最高最瘠的农村，亦是同样开发了。这个国家所处的地位，颇为有利，立在这个国家里面的独立小邦，又有许多。这种事实，对于全国土地的开垦，或不无小补吧。然而，这位贤明近代历史家虽是如此说，但那时意大利的土地垦作，不及今日英格兰，却亦不是不可能的。
无论在哪一国，由商业制造业而获得的资本，在未固着而实现在土地改良事业上以前，总是极不确定的财产。说商人不一定是特定国家的公民，真是不错。究在何处营业的问题，在他，似乎没有多大意义；如果他们在甲国受到了一种轻视，哪怕顶是微小，亦可使他把资本，从甲国迁到乙国。跟着资本的迁移，资本所维持的产业，亦必迁动。在资本尚未散在地面上，成为建筑物，成为土地永久改良物以前，那资本决不能说属于某一国。漠斯诸都市的大财富，哪里去了呀，除了在十三世纪十四世纪的隐隐约约的历史上，真是痕迹亦没有留下一点。那究是存在什么地方，究是属于拉丁文叫作什么的都市，亦还不易确定。但是，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意大利的颓败，虽会大减郎巴特及达斯堪纳所属诸城市的商业制造业，但所属的农村，则至今仍为欧洲人口密度最大土地耕作最良的地方。伏兰德经内战后，又受西班牙统治，那虽然逐去了安杜蒲，根特，布鲁格斯的大商业，但伏兰德至今亦仍为欧洲财富最多人口最稠密耕作最进步的地方。战争与统治上的普通变革，已可破坏以商业为唯一来源的富源。农业的改良，更为实着，由农业改良而生的富，亦更为持久。所以，除了有更激烈的由敌国野蛮国侵凌一二百年而引起的大变动（如罗马帝国崩溃前后的西欧情况），就没有其他事件，可以把它破坏。
注 释：
① 麦马克斯·浮尔马·白赤著第一版《国库史》第十章第五节第二二三页。
② 参照麦笃克斯·浮尔马·白赤所著书；并参照蒲肥尔关于休比亚王家腓特烈二世及其后继者之大事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