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民国NBA：出球星算啥，出将军！
guo theory
民国NBA：出球星算啥，出将军！
“打篮球，日本人不行。打仗，日本人更不行！”
老辈儿传下的单口相声里，有个关于军阀张宗昌的段子。说民国时张宗昌视察齐鲁大学，看见一帮学生打篮球，看了半天，他看不下去了，找到校长就是一通训斥：“教育经费都让你贪污了吧，十几个学生抢一个球玩儿，成何体统？明天上我府上支点儿钱，多买点儿球，一人发俩，让他们玩儿个够！”
当然这是大家编出来的笑话。民国早期，篮球还不叫篮球，叫筐球。会玩儿的人不多。
为什么叫筐球呢？
因为这项运动最早就是要把球投到一个筐里的！筐球场上挂着的筐有底，球投进去以后就留在里面了，球员必须得登上梯子，把球从筐里取出来，非常麻烦。
筐球是美国一个教会学校的体育老师在清光绪十七年（1891）发明的，这位老师看到孩子们总聚在一起，玩儿一种把桃子投进筐里的游戏。这个游戏启发了他，他结合足球和曲棍球的特点，自编自玩儿，弄出了一个筐球游戏。
这个游戏推广开以后，大家把桃筐改成了铁圈，又增加了中线、中圈和罚球线，规定了参加人数为每队五人，开始有了后卫、中锋、前锋这些位置的区别。
玩儿得久了，竞赛规则也越发详细，不允许拿着球跑，不允许有抱人、推人、绊人、打人等行为。筐球不但在全美国普及，还传到了墨西哥和法国、英国等很多国家。筐球传到我国是1895年，很快就从天津、北京等大城市普及到全国。
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黎莉莉主演的电影《体育皇后》特别火，讲的是爱好体育的富家女成为短跑运动员的故事，这部电影提出了一个口号：“为了体育的真精神，我们只有奋斗。”
在这之前，中国电影流行的女性形象多半像阮玲玉那样纤弱、幽怨，《体育皇后》上映后，黎莉莉矫健的身姿立刻引领了时代风潮，阳光、健美、充满生命力的明星们开始备受追捧。其中代表人物有在电影《大路》中扮演筑路工人的朝鲜裔演员金焰，用今天的话说，那就是“行走中的荷尔蒙”，还有在《渔光曲》中扮演女主角小猫的王人美，野性不羁、热情似火，也深受观众喜爱。
这些电影在20世纪30年代掀起了一股体育救国的风潮，《体育皇后》的女主角有一句著名的台词：“我知道为什么中国不强了，第一个原因就是身体不强！”
这句话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小时候看过的《霍元甲》，一句“东亚病夫”戳了多少国人的心！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就像筛米一样，要找出落后、挨打的原因，“教育救国”“科技救国”“音乐救国”“医学救国”等口号层出不穷。孙中山先生就曾提出过“富国强种”的主张。伟大领袖毛主席也在1917年，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体育之研究》，认为体育具有“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使人“身心并完”的作用。毛主席说，国家提倡体育，对个人来说，则可以“养生”；对国家来说，则可以“卫国”。他主张通过发展体育，走救国救民的道路。
举国上下统一共识：必须强健体魄。
怎么强呢？
有功夫的人开武馆、学武术；没功夫的人，就踢足球、打篮球。
1914年举办的第二届全运会上，篮球被列为男子正式竞赛项目，1924年，篮球在第三届全运会上被列为女子正式竞赛项目 [1] 。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这三所高校不但培养出许多科技、文化方面的人才，还培养出不少优秀的体育人才。
194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最新篮球术》，作者董守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篮球专业的留学生。1923年至1925年，董守义赴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学院，专攻篮球学科；后师从“篮球之父”奈·史密斯，进一步学习篮球知识，成为后者的得意门生。回国后，董守义受聘于南开大学，一手培养出了“南开五虎”。遗憾的是，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时，“南开五虎”正在南洋参加表演赛，错过了选拔赛，未能成行。几十年之后，“南开五虎”之一的唐宝堃任八一篮球队的第一任教练，唐宝堃也因此被誉为八一男篮之父。
唐宝堃旗下有一名了不起的队员，名叫余邦基，余邦基效力八一队多年，并于1959年开始担任八一男篮的主教练，带领当时的八一男篮多次获得冠军。
由于成绩出色，贺龙元帅还指定让八一队代表国家队出战，余邦基也就顺理成章地从八一队教练变成了国家队的主教练。贺龙元帅当时笑称：“全国有十大元帅，现在又多了你一个篮球元帅。”从此，“篮球元帅”这个名字就不胫而走。余邦基后来还发掘出了穆铁柱等篮球人才。
余邦基1927年出生在四川省涪陵县，在16岁那年，还在念高中的余邦基参加了国民党青年军201师，从此开始了与军队的不解之缘。1946年，余邦基的长官决定在部队里组建一支篮球队，余邦基就此走上了篮球之路。这位长官的名字，我们在此暂且不说。
董守义还有一位同在斯普林菲尔德学院就读的中国校友，名叫舒鸿，史称“中国奥运第一哨”。在世界级赛事充当裁判，这在当时是极大的殊荣。1936年，第十一届德国柏林奥运会，篮球项目第一次成为奥运会上的正式比赛项目。最后，美国队和加拿大队闯入决赛。由哪个国家的裁判来执法奥运会历史上第一场篮球决赛呢？国际篮联犹豫不决。
最终，在“篮球之父”奈·史密斯的建议下，中国队助理教练舒鸿应邀出任裁判员。他不负众望，公平、公正地完成了裁判任务。舒鸿当时任教于浙江大学，他回国时，浙大校长竺可桢还组织师生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
舒鸿还是民国影星舒适的八叔。舒适和女影星周璇共同主演过《长相思》《清宫秘史》，还在电影《红日》里饰演了国民党军抗日名将张灵甫，总是戴着白手套，身姿挺拔。
说到国民党抗日名将，有个人的名字，不能不提。
此人在大学期间，就和日本人面对面较量过，而且还把日本人打败了。不过，当时他们较量的场地，不是战场，而是篮球场。
1921年，第五届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上海举办，中国男篮连胜日本、菲律宾数支劲旅，获得冠军。参赛的中国男篮队有来自清华大学的孙立人，北平师大的魏树桓、王耀东等人。王耀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华体育总会陕西分会主席，他回忆说，孙立人虽然外表如文静书生，话语也不多，但性格刚毅，很能鼓舞全队士气，一副“天生就是指挥官”的样子。
这个篮球健将孙立人，就是日后在缅战中击毙三万余名日军，被誉为“丛林之狐”“东方隆美尔”的抗日名将孙立人。
就读于清华大学时，孙立人不但爱打篮球，还会打排球、踢足球、打棒球、玩儿手球，他曾因为严重运动伤害被迫休学一年，以至于在清华念了九年才毕业。
有人就问了，他受的是什么伤呢？说起来也是有点儿可爱，据知情人士透露：孙立人在清华大学期间，曾和同学做跷跷板运动，因上课铃响，该同学突然跳离踏板，孙将军在另一端高起之踏板上，顿时失去平衡，急速下降，坐上踏板，尿道受伤，因此只能延后毕业。
孙立人受伤后，入院接受治疗，医生本来要他多住几天，可是他着急考试，出院过早，结果输尿管收缩，只好再次入院，又动了一次大手术，住了一个多月的院。
原本成绩优良的孙立人病愈回校后，更加痴迷于打球，以至于被老师在年终成绩报告书上写下了“该生品学均无进益，应加猛醒”的评语，然而有得有失，因为积极运动，孙立人原本病弱的身体开始变得强壮，球技也大有进步。
孙立人出身世家，他不但是书香二代、学霸二代，还是官二代。他本是安徽庐江人，五岁时母亲去世，其父孙熙泽在光绪甲午年参加“江南乡试”中举，当时二十六岁，后来历任登州知府、山东审判厅长等职。父亲对他因伤耽误学业一事并无苛责，反而鼓励他强健体魄。
清华大学是美国政府于1911年退还中国庚子赔款后，清政府在北京清华园创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学制非常特殊。该校按照各省分摊的赔款数额多寡，来定量考选各省的学生，一旦考中，不但可以接受中等科和高等科各四年的学业，毕业后还能作为大学预科生，去往美国大学深造。由于能够提供留美的机会，清华大学声名大噪，孙立人听了同乡的推介，也跃跃欲试。
当时清华每年只招收80多名应届学生，分配到安徽省，只有五个名额，还要考生到安庆去考，孙立人欣然前往安庆，参加考试。成绩出来后，孙家上下喜气洋洋：孙立人以安徽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土木工程系。
这放在今天，就是“高考状元”！
和他同系的学生还有大名鼎鼎的梁思成，梁后来成了新中国优秀的建筑学家。清华采用的是美式教育，所以特别注重体育，梁思成就常跟学生们谈起：“别看我现在又驼又瘸，可当年是马约翰（清华体育教授）先生的好学生，有名的足球健将，在全校运动会上得过跳高第一名，单双杠和爬绳的技巧也顶呱呱的。”“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使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
咱们说回孙立人，孙立人病愈后，虽然考试成绩进步不大，但突飞猛进的球技引起了体育主任布莱斯博士的注意。本来孙立人的足球水平极高，但布莱斯博士发现了他的篮球潜质，开始怂恿他专注于打篮球。孙立人身高一米八五，不但比一般人高，控球也非常灵活。和他一起打过篮球的人说，孙立人速度快，脚步灵活，善投射及篮下小勾手。很快，他就当上了篮球队队长。
这位孙队长，渐渐显现出了带兵的潜质。他规定：平时练球，凡是缺席达一星期的，就不得上场参加比赛。由于他制定的规则很详细，执行又公平严格，渐渐地，大家也就服从他的调度了。
可以说，早年参加的这些体育赛事，不仅培养了孙立人的尚武精神，也锻炼出了他的“统驭”才能。在篮球场上学到的战术、领导能力、组织能力，是孙立人的军事能力最早的证明。
不过，清华大学的学子个个都是人中龙凤，也有不那么服气孙立人的，场外吃瓜群众也没少给这位队长制造难题，这其中就包括未来的大文学家梁实秋。
清华大学特别注意运动选手们的营养问题，所以经常给他们特别加餐；有些同学看到这些选手整天大鱼大肉，不免心生嫉妒，或是对此表示不屑，梁实秋当时也跟着参与了议论。不巧被孙立人听到了，年轻气盛的孙立人马上就要去找梁同学算账，好在梁实秋认怂认得快，两人最终没打起来。
后来孙立人打仗带兵，也特别注意官兵们的营养、体能问题，大概种因于此。
由于出色的球技，孙立人成为大家心目中的“飞将军”，加上他领导有方，很快成了全球队的灵魂人物。1921年五六月间，第五届远东运动会 [2] 在上海举行，孙立人担任了国家篮球队的先发主力后卫。他们要应战的第一支队伍，就是最大的夺冠热门菲律宾队。
菲律宾队此前一直是本项赛事的冠军队。虽然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都不能与中国相比，但菲律宾当时是美国的殖民地，篮球运动非常普及，全队接受了整套的美国训练方式，教练员也是美国人。商界也对屡屡争光的菲律宾队十分支持，所以菲律宾队在以往几届远东运动会上一直所向披靡，从没遇到能与之抗衡的强大对手。
而孙立人率领的中国队，不但队员是临时拼凑来的，也没有得到任何商家的赞助，他们的参赛费用是募捐得来的，为了统一着装，每人只分得一双布鞋、一件背心和一条短裤。
虽然整体实力稍逊一筹，装备也远远不如上届冠军菲律宾队，但中国队占据了主场优势，且以孙立人为首的队员均来自各大高校，头脑灵活，善于分析。他们经过精密的战术分析，决定扬长避短，从菲律宾队相对薄弱的两翼发起快速进攻。
这场比赛的情势空前激烈，刚一开场，双方就陷入了白热化的对攻，在上千名热情观众的呐喊助威声中，中国队士气高涨，双方比分交错上升，咬得极紧。上半场结束时，菲律宾以17球对15球的成绩暂时领先，下半场中国队渐入佳境，全场结束前半分钟，主力前锋王耀东连续两次投中，改写了中国队逢菲必败的历史！中国队最终以30:27的成绩锁定胜局！
曾经获得四连冠的菲律宾队被中国队击败了！一时间人声鼎沸，场上场下的中国人陷入欢乐的海洋，孙立人也兴奋得与队友拥抱在了一起。
接下来，中国队要面对与日本队的鏖战。
虽然日本队的名气不及菲律宾队大，但仍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劲旅。而且，自从甲午海战后，中日关系降到了冰点，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抵触情绪极大，前来观看这场比赛的观众，竟然比来观看亚洲劲旅菲律宾队的数量还多。运动场的十几级木质看台座无虚席，挤得满满当当，还有许多买不到票的观众，就站在场外焦急地等待最新战况。
为了满足场外观众，某报社甚至搭了一个极高的脚手架，记者站在上面，手执话筒，对场外观众进行“现场直播”，虽然“直播”条件如此简陋，但现场火热的氛围可见一斑。
由于前一天刚刚战胜了上届冠军菲律宾队，中国队员的情绪一时还没有稳定，加上对日本队的风格不了解，失误较多，上半场结束时，日本队竟以20:19领先。
观众情绪有轻微的不稳定，有观众指责中国队比赛态度不够认真，主力队员魏树桓被教练换下后泣不成声，孙立人急忙与教练共同帮助队友平复情绪，魏树桓再次被换上场时，心态踏实了很多，中国队连连反攻得分。经过一番破釜沉舟式的苦战，中国队不负众望，以32:28战胜日本队，从而获得了这届运动会篮球赛冠军！
这是民国期间中国篮球队获得的唯一一次冠军！也是中国队有史以来第一个篮球冠军！1949年以前举办的十届远东运动会中，九次篮球冠军都落入菲律宾队之手，孙立人和他的队友们能够虎口夺食，抢得这块沉甸甸的冠军奖牌，委实不易！
在场的中国人被激发出了巨大的荣誉感，场上的球迷发出了震撼人心的欢呼。不少报刊对中国篮球队夺冠予以赞美，认为此次夺冠，等于将东亚病夫的帽子丢进了太平洋。上海《申报》更对孙立人做出这样的评价：主力后卫孙立人打满全场，行动灵活、飞驰跳跃，赢得“飞将军”雅号。
孙立人由此说过一句话：“打篮球，日本人不行。打仗，日本人更不行！”
清华的求学生涯和篮球场上的训练，以及远东运动会上与日本人的对抗，给了孙立人很深的影响。毕业后，他投笔从戎，考入了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成为一名职业军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孙立人参加淞沪会战，屡立战功。
1942年，孙立人率领新一军进入缅甸，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日军第18师团死伤过半，狼狈逃出胡康河谷。据日军战史记载：“在九州编成，转战中国，素有把握的第18师团，与中国军战斗最自信，岂料胡康河谷的中国军队，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战术、技术，都完全改变了面貌……使我军损失惨重……全军不禁为之愕然。”
孙立人去世后，遗体上覆盖了两面校旗，一面是清华大学校旗，另一面是弗吉尼亚军校校旗。
注释：
[1] 说到女子篮球，我们得插一段国学大师季羡林老先生的逸事。1930年至1934年间，季羡林就读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修德文，他不但喜欢看小说，还喜欢看校园里的姑娘，看完还写到日记里头。年轻的季羡林曾在《清华园日记》里写道：“说实话，看女人打篮球……是在看大腿。附中女同学大腿倍儿黑，只看半场而返。”我们不去评论这段日记，但它从侧面展示了当时篮球运动的普及程度。
[2] 原名“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是20世纪初菲律宾、中国、日本发起和参加的一个地区性国际比赛，最后两届又先后有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参加，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洲际国际竞赛。由于当时西亚、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的运动水平还很低，因此，“远东运动会”就代表了整个亚洲的运动水平，被看作“亚运会”前身。远东体育协会和远东运动会于1920年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为了与奥运会协调，远东运动会于1927年后改为每三年举办一次，1930年后又决定每四年举办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