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狗屁工作对创造力的扼杀

在做出总结以前，我们先回到精神暴力这个主题。

这个世界上，很难想出有什么事，要比米纳口中“违抗你的个人意志、逼你施行专横官僚残暴行为”这样的事更摧残人心的了。充当你所憎恨的组织的打手，成为一个怪物。我注意到，在流行文学中，最令人恐惧的怪物并不仅仅是威胁着要撕毁你、折磨你或者杀了你，而是把你也变成怪物。想想吸血鬼、僵尸、狼人，他们之所以可怕，是因为他们不仅可以摧毁你的身体，还可以摧毁你的灵魂。这大概也是青少年如此迷恋这些作品的原因。青春期正是我们人生第一次面临如下挑战的时候：如何坚持自己，如何避免沦为我们厌恶的怪物。

伪装成公益事业、实则无用甚至有害的工作或许是最糟糕的，但是本章提及的几乎所有工作都以不同的方式摧毁着我们的灵魂。狗屁工作常常引发绝望、忧郁和自我怨恨。这些精神暴力向我们袭来，抹杀着我们作为一个人最本质的意义。

如果我在上一章谈论的人类灵魂的完整性，乃至人类身体的完整性（虽然两者不可以完全分离）是与一个人同他人的关系、同他是否感到自己可以影响这个世界相关联，那么狗屁工作就纯粹是精神暴力，别的什么都不是。

但是这并不代表灵魂毫无抵抗的方法。现在我们有必要谈谈狗屁工作引发的属灵的战争[1]，以及人们为了使自己不发疯所做出的种种尝试。通过对引发的属灵的战争的关注，我们可以总结本章的内容。狗屁工作从事者通过各种方式或投身其他事业，来避免自己发疯。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游击战意志”（guerrilla purpose）。那位临时雇员罗宾，把计算机界面弄得跟在编程似的（其实是在浏览网页），通过这个办法赢得做自己事情的时间，比如做一些免费的编辑工作，编辑一些他管理的（显然也包括介绍我的）维基百科页面，来帮助自己获得除金钱以外的其他做事动力。还有一些人开始自己创业，有写电影剧本和小说的，还有偷偷运营性感女佣业务的。

然而，有些人选择了用幻想来逃离，沉浸在沃尔特·米蒂式的白日梦之中[2]，这是那些注定在枯燥的办公室中度过一生的人常见的应对机制。那么出现如下的变化或许也算不上什么巧合了：现如今许多人的白日梦已不再是成为一战时的王牌飞行员，也不再是嫁给王子，或者成为校园大众情人，而是想要一份更好的（好得多得多的、好到不可思议的）工作。我们不妨看看鲍里斯的白日梦。鲍里斯在一家“大型国际机构”工作，负责写些报告，都是些狗屁报告。下面是他的（显然是颇为自嘲的）一份“报告”。

鲍里斯：我做的显然是一份狗屁工作。因为我什么都试过了，读鸡汤书，时不时偷偷跑到厕所躲一阵，或者打电话和老母亲哭诉一番。我意识到自己整个人生的选择就是一坨屎，但我还是没有辞职，因为我得付房租啊。

现在这个状况搞得我经常抑郁，有时候轻点，有时候很严重。而且因为这份狗屁工作，我还被迫推迟了我人生真正使命的达成时间，即成为詹妮弗·洛佩兹或者碧昂丝的私人助理（单个或者一起来都行）。反正我工作很努力，做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所以我觉得我肯定能搞定。给卡戴珊家族的成员做私人助理我也愿意，尤其是金·卡戴珊。

虽然如此，但是大部分人的反抗方式都集中在了创造力这一点：凭借顽强的毅力，许多人努力追求艺术、音乐、写作、诗歌，这些成了他们“现实”生活中那份能带来收入但毫无意义的工作的一剂解药。显然，这里会存在样本偏差的问题。我收到的反馈大部分来自我在推特上的粉丝，我的粉丝群总的来讲关心艺术和政治的比例要比平均数高。所以我不会推断通过投入创作来躲避狗屁工作的痛苦这个现象有多普遍，不过某些有趣的模式还是显露出来了。

比如，许多人因为某项技能而被录用，但是上班后却发现并没有使用这项技能的需求，一旦他们发现自己手头有空闲时间，很少会有人偷偷去使用这项技能，他们几乎把全部时间拿来做其他事情了。在第三章我们已经发现，拉马丹，这位曾经梦想工作在科技前沿的工程师，当发现自己的工作其实就是整天坐在办公桌前弄些文书工作之后，他就直接放弃了。他并没有偷偷去研究什么科学项目，而是沉浸到电影、小说和埃及社会运动史中。这种操作很有代表性。一直想着写本《如何身处公司却依然保持初心》小册子的费伊则转向了音乐领域。

费伊：内心深处的我是个不得志的音乐人。当我每天困于公司办公桌的时候，心中这位音乐人会想出各种办法来默默学习音乐。我学习了一阵子印度古典乐，学会并吸收了其中两套节奏体系。印度音乐表达方式是抽象的、数字的、非书写的，这方便我在大脑里默默练习，不被人发现。

这意味着虽然上班的时候我人被困在办公室，但是我的心却可以进行即兴音乐创作，甚至可以在创作的过程中将我身边发生的事情融入进去。无聊的会议没完没了开个不停的时候，我可以跟随挂钟的嘀嗒声在心中“歌唱”；枯燥的电话号码可以变成有节奏的诗歌；把公司里的行话一个一个音节地拆解开，编成具有嘻哈感的音乐；将不同尺寸抽屉的文件柜阐释为复合节奏。

通过这些方式，我才能抵挡住工作环境中扑面而来的用言语根本无法描绘的密密麻麻的无聊。几个月前，我甚至还给朋友详细介绍了如何使用节奏游戏来缓解工作环境中的无聊感，示范了如何在枯燥乏味的会议中提取出元素，然后进行疯克乐（funk）创作。

在波士顿一家金融咨询公司工作的刘易斯自称“伪投资银行家”，他正在进行戏剧创作。当意识到自己在公司扮演的角色几乎毫无意义之后，他便失去了工作动力，这让他没办法集中注意力。虽然每天本来就没什么真正的事情需要做，但还是有一两个小时的工作量，可是丧失了工作动力的刘易斯，连这一两个小时的工作都没办法集中注意力。刘易斯的主管是个对工作“时长”和工作“状态”要求很高的人，而对工作“效率”则漠不关心：刘易斯具体在做什么她不管，只要刘易斯比她下班晚就可以。然而刘易斯表示，自己有中西部美国人常有的那种负疚情结（guilt complex），这种情结不允许他继续这么低效下去，于是他想出了改善的办法。

刘易斯：很开心的是，我的办公桌可以自动升降，高度可以在坐着工作和站着工作之间转换。除此之外，我还拥有大把虽然会有一点点内疚但确实没什么事情可做的空闲时间。因此，在过去三个月的时间里，我用这些空闲时间写出了我的第一部戏剧。很奇怪的一点是，这个文学创作与其说出于渴望，不如说出于我的需要。因为我发现每当构思完一段情节或者想完一段对话之后，我的工作效率就会大大提升。为了能完成当日必须完成的70分钟左右的“真实工作”，我必须搭配三四个小时的文学创作。

费伊和刘易斯只能算是特例，更多的人则是抱怨他们被困在办公室里无事可做的时候，很难想出办法来有价值地打发这些时间。我们可能会觉得，数百万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每天没有什么实际工作可以做，却连接了互联网（在互联网这个宝库，几乎所有的人类文化和知识都有可能被找到），那是不是就有可能激发出某种文艺复兴？并没有，现实情况相差甚远。并没有什么新的文艺复兴，取而代之的是诸如脸书、YouTube、Instagram（照片墙）、推特等社交媒体的全面开花，也就是那些在假装工作的时候适合使用的电子媒体，不管是产出内容还是观看内容。我相信，这正是社交媒体兴起的主要原因，你只要想想越来越多的狗屁工作，以及真正工作的不断狗屁化就能明白了。正如我们已经观察到的，不同的狗屁工作之间有着这样那样的区别，大家的处境很不相同。有些狗屁工作从事者工作的时候始终被别人盯着，而另一些狗屁工作从事者只需要稍稍假装在工作就可以了，基本上没人管。大部分人的处境介于两者之间。然而哪怕是工作处境最为宽松的那些狗屁工作从事者，他们也要随时待命（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找，这种紧张感怎么也得耗费些许精力），也要表现出假装在工作的样子，不能过于专注自己的事情，以免被人看出来，因此也没有办法和他人全力合作工作之外的项目……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形成全员上网来打发时间的氛围：不管是玩电子游戏、上YouTube刷视频傻笑、制作“觅母”图片，还是上推特和网友骂来骂去……而20世纪中期福利制度氛围下蓬勃发展的那些消遣方式，比如摇滚、毒品诗歌、“实验戏剧”等，在现在的环境下则不大可能再度活跃。眼下兴起的那些由办公室工作者产出和消费的流行文化，只可能发生在零碎的时间，在那些哪怕没有任何工作要做，但还得假装有工作要做的时候鬼鬼祟祟地进行。

有不少反馈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大家纷纷抱怨在狗屁工作的环境下，根本没办法进行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创作。毕业于爱尔兰某艺术学院的帕德里格，在毕业后被引领着来到了一家外国科技跨国公司，从事一份毫无意义的工作。帕德里格表示，之所以会做出这个就业选择，是因为爱尔兰复杂的福利和税收体系。他说，在这个体系下，个体经营基本上没戏，除非你已经很有钱。没办法，帕德里格只好放弃了自己本来的人生追求。

帕德里格：其实最让我抓狂的不是上班的时候，而是下班之后。我在下班后自己的时间里也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没有办法作画，无法跟着我的创作念头在画布上画下灵感。我没有上班的时候，作画是高度专注的。可是不上班就没有钱。现在我有钱了，可是没了时间，没了精力，没了创作的源泉。[3]

不过帕德里格还是成功腾出了时间和精力，活跃在政治议题上。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决心摧毁这个剥夺他追寻真正人生目标的经济体制。与此同时，作为纽约的一名法律助理，詹姆斯则默默地进行着他的抗议。

詹姆斯：整日整日身处枯燥乏味的办公环境之中，我的大脑已经完全麻木，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只能刷着毫无意义的社交媒体……是的，我时不时地会对这一切感到非常沮丧——孤立、徒劳、疲乏。我能想出的小小的反抗方式，不过就是每天上班时别上一枚红黑色五星胸针，但他们根本没发现过它！

最后，我们来看一位英国心理学家的故事。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20世纪90年代发起的高等教育改革令哈里被解聘。哈里被解聘之前是一名教师，被解聘后又被聘请为“项目评定专员”，专门评定这项解聘教师的工程效果好不好。

哈里：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在上班时间做别的事情在心理上很难过得去。如果我把做狗屁工作的时间用来做别的事情，比如试着写写小说什么的，我会感到非常内疚。我总觉得我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上班时被分派的工作，哪怕我明确知道这些工作完全没有任何用处。

大卫：你知道，我在看大家给我的反馈时，发现这一点总是被提及。那些明明应该算是超级完美的工作，就是那种钱多活儿少甚至都不怎么管你上班在干什么的工作，反而会让人发疯，因为大家已经找不到办法来让自己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其他事情中了。

哈里：这让我想到一件事，可以佐证你刚才所说的。最近我在一家公共汽车停车场担任培训经理。当然，这个工作没那么有魅力，但却实实在在，是真正有用的工作。我现在下班之后，感到更有精力和心情把我的自由职业（写短篇小说和文章）作为消遣了，比之前做那些无趣乏味的狗屁工作时更容易进入状态了。

大卫：我们或许发现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哈里：没错，真有意思。

所以，身处狗屁工作，然后利用“多出来”的时间去做其他事情并不容易。因为工作时间大都是在“枯燥乏味的办公环境”（用詹姆斯的话来讲）中度过的，我们所拥有的都是碎片化时间，哪怕回过头来发现其实有时也是一大段时间，但用这些时间去投入地做那些需要思考和创造力的事情则需要一个人足够足智多谋，并且具有坚定的决心。那些成功做到的人，他们有限的创造精力（一般来讲总是有限的）也已被消耗殆尽，单单为了想出办法他们就损耗了不少脑细胞：在大家都忙着做猫咪“觅母”的氛围下，怎样才能创造条件来做些稍稍有点抱负的事情，至少比猫咪“觅母”要有抱负一些。我并不是说猫咪“觅母”有任何问题，我见过好多“觅母”做得棒极了，但是我们对年青一代的期待总不能仅仅是这些吧。

在收到的反馈中，我觉得基本克服了狗屁工作带来的精神伤害的，只有那些通过某种方式把每周从事狗屁工作的时间集中到了其中一天或者两天的人。不用说，这种操作难度很大，往往不可实现，不管是从金钱角度还是从职业发展角度考虑。汉尼巴尔是其中成功做到的一个反馈者。读者可能还记得他，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汉尼巴尔给营销机构撰写狗屁报告，一份就收取12000英镑。他努力把从事这份狗屁工作的时间控制在每周一天以内，如果做得到的话。剩下的时间，他则用来从事一些事业。汉尼巴尔很看重这些事业，觉得它们极有价值，但同时他也知道仅靠自己的钱是支撑不了这些事业的。

汉尼巴尔：我从事的其中一个项目是为发展中国家的结核病患者提供服务。我们致力于做成一个图像处理算法，从而帮助结核病患者读懂诊断试纸条上的检测结果（诊断试纸条很便宜）。结核病是全球最大的致死疾病之一，每年都会造成150万左右的患者死亡，感染者总数维持在800万人左右。结核病的诊治依然是个难题。因此，如果能够改善这800万感染者中哪怕仅仅1%的患者的治疗情况，那么每年就可能有好几万生命被拯救。我们的项目已经开始见效了。这个项目对参加的所有人都很有助益：技术上很有挑战性，涉及难题攻克、团队协作，但它正朝着我们共同相信的伟大目标前进。这个项目完全是狗屁工作的反面。不过，这个项目的经费筹集非常困难，只能筹到很少的钱。

汉尼巴尔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游说医疗领域的高层，试图说服他们这个项目或许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利益。尽管如此，他还是只筹到了项目本身所需的花费，根本没有多余的钱来犒劳项目的参与者，包括他自己。于是汉尼巴尔只好通过给营销机构写些狗屁报告的方式，来赚取资金资助一个真正能救人性命的项目。

汉尼巴尔：碰到合适的时机，我会问大家怎么看待此种情况。有时候问公关行业的从业者，有时候问全球制药企业的从业者，他们的反应很好玩。如果我问的人资历比我浅，他们大都以为我是在测试他们，是在给他们挖坑，让他们承认自己做的工作毫无意义，然后把这个情况反馈给他们的老板，好让老板开了他们。如果我问的人资历比我深，他们大都会以“欢迎来到现实世界”这种台词作为回答的开始，搞得我好像是个中途辍学的中学生，还没有“领悟”到现实世界的规则，也没有接受自己以后是不可以继续宅在家里整天打游戏的。当然我得承认，我中学那会儿确实经常宅在家里打游戏，但我现在已经不是中学生了啊。事实上，我问的这些对象常常要支付我大笔费用来换取我写的狗屁报告。所以很多时候，我问的对象会有一瞬间走神，看他们的表情似乎是在问自己，现在到底是谁没有“领悟”到真相。

汉尼巴尔是业界翘楚：他是颇有成就的研究员，是那种在公司走廊里可以昂首阔步、走路带风的成功人士。同时，他也明白，扮演好自己在职场的角色是最重要的，因为形式总是大于内容的。根据种种迹象我们可以推断出汉尼巴尔在职场很好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而且技艺精湛。[4]因此，他可以把自己从事的那些狗屁工作基本视作某种欺诈行为，这是他在职场游刃有余的表现。他甚至可以把自己看作当代罗宾汉，在这个世界仅仅“做点有价值的事情就会显得极具颠覆性”（汉尼巴尔的原话）。

汉尼巴尔的情况算是最好的了，另一些人则转向了政治激进主义，这对于狗屁工作从事者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是非常有帮助的。[5]比起更传统的各种创作，政治激进主义的活动往往更适合碎片化的上班时间（至少对网络世界中进行的政治激进主义而言）。尽管如此，若要平衡好“有意义的兴趣追求”和“狗屁工作”这两者的关系，心理上耗费的精力和情绪上的波动还是相当大的。我们之前已经说过狗屁工作给努里带来的健康问题，这一问题在他开展办公场所的工会组织工作之后有了显著改善。当然，这依然需要付出心力，但是和狗屁工作所需的心力，以及在公司高压环境下有效开展毫无意义的工作所需的心力相比，就少得太多了。

努里：曾经，我想要进入工作状态，就不得不“精神失常”，是真的精神失常——把“我”完全抹掉，变成一个能做这些工作的“东西”。狗屁工作进行完之后，我往往需要一天的时间才能恢复，才能想起我是谁。（如果没有恢复，我那就会伤害我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使自己变成一个尖酸刻薄、吹毛求疵的人，一点点小事就能让我暴跳如雷。）

因此我不得不想出各种办法来让我的工作在精神上可以忍受。最有效的两个办法就是“截止日期”和“怒火”（比如，我假装自己被怠慢了，那我就会想，要“给他们瞧瞧”我有多出色、工作有多高效）。可这样操作的结果就是，我被拆成了不同的部分，这些不同的部分很难协调统一，“我”的这些组成部分很快就散落一地。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开始做工会组织工作以后，我能熬夜专注好几个小时在这项工作上面，比如，指导同事准备和公司谈判的材料、编写程序，以及项目管理的相关工作……在这样的时刻，我完完全全是我自己，我才思泉涌、逻辑在线、完美协同，一直工作到犯困才去睡觉。

和汉尼巴尔一样，努里也体会到在从事有意义之事时，自己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是的，努里并没有像汉尼巴尔那样，是和整个团队协作项目。但是他觉得，只要是在为有意义的事业而奋斗，那破碎不堪的自己就能够重新黏合在一起，重新形成和谐和统一。并且他渐渐地找到了同道者，一个和他一样的独自奋战的工作场所组织者，找到一群志同道合者也似乎开始成为可能。

努里：和别人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开始介绍自己平日里是程序员，不过真正的事业是工作场所组织者，编程工作则是为了资助激进主义这份事业。

最近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人，他跟我的情况非常相似，我们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上周起，我发现进入工作状态、找到“工作区”变得比以前容易多了。我想这是因为我找到了能够理解我的人。对所有其他的“亲密”朋友来讲，我只是一个积极倾听者，是回声板。他们根本不懂我在乎的事情，我只要一提政治激进主义，他们就会走神，眼神放空。

不过哪怕是现在，在开始工作之前，我还是必须把自己放空。我会听席格若斯乐队的Varðeldur，它是我这位新朋友推荐给我的。听的过程中我会进入某种冥想状态，入定。一曲结束，我的脑子就放空了，然后就可以相当专注和高效地工作了，而且思路敏捷。

在救赎的声调中结束阴郁的章节，永远都不失为一个好主意。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发现，哪怕身处糟糕的狗屁工作之中，还是有可能找到目标和意义的。但同时我们发现，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还需要做大量工作。在某些工人阶级传统中，英国人口中的“逃避劳动的艺术”或许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甚至还能得到人们的赞美；但是传统意义上的逃避劳动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得有真正实在的劳动供你逃避才行。身处纯正的狗屁岗位，你往往根本弄不清楚自己究竟要做什么；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的或者没在做的什么可以公开说，什么不可以公开说；你不知道你可以询问谁，询问的内容又有什么样的讲究和限制；你不知道装样子工作需要装到什么地步，私底下偷偷做哪些事情是可以的，做哪些是不可以的，你心里也完全没有底。这真是非常悲惨的处境。这种处境对于一个人的健康和自尊往往会有毁灭性的打击，会让这个人的创造力、想象力逐渐走向枯竭。

在此种处境下，施虐受虐型权力模式通常就会出现。（事实上我想说，所有漫无目标、自上而下的处境之下，施虐受虐型权力模式必然会出现，几乎没有例外，除非采取公开的措施来杜绝，而公开的措施有时候也未必管用。）我把狗屁工作带来的影响称作“精神暴力”并不是没有理由。这种暴力已经对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感受力造成了影响。最重要的是，这种精神暴力影响了我们的年青一代。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年轻人（全世界范围的年轻人也有这个趋势）正在接受一种心理上的准备，那就是从事毫无意义的工作是正常的。我们的年青一代被教导着如何假装工作，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被引领着进入狗屁岗位，开始从事那些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毫无意义的工作。[6]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在这副局面又是如何走向“正常化”，甚至被鼓励的？我们将在第五章探讨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必须讨论这个问题：因为狗屁工作，一道深深的疤痕已刻在我们的集体灵魂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