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太聪明了而失掉了智慧

我们太聪明了而失掉了智慧

契合这一真理肯定了这一点：没有恰当的感觉器官，就什么都感知不到；没有恰当的理解器官，就什么都理解不了。如前所述，在无机物层次，人的主要识别工具就是五种感官，另外还有大量精巧的器具，可以辅助和扩展这五种感官。可它们能够看到可见的世界，却看不到事物的“内在”，也看不到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这些基本的能力。谁能看到、听到、触摸、品尝或闻到生命本身？生命没有形状、颜色、特定的声音、纹理、味道或气味。可因为我们是能够识别出“生命”的，所以我们一定有能做到这一点的理解器官，这个器官与外部感官相比，更内在、更“高级”。在后文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个器官等同于我们内在的生命，等同于我们躯体的种种下意识、植物般的处理进程和感觉，它主要位于太阳神经丛。同样，我们能够用我们自己的意识，直接识别出“意识”，我们的意识主要位于头部；我们还能用自己的自我意识识别出“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既是在象征意义上，也是在可以通过切身体验证实的意义上，位于心脏区域——人最内在，也“最高级”的中枢。（许多人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自我意识，他们不能从别人那里辨别出这种能力，因此只把人当作“高等动物”而已。）

因此，不得不说“人了解外部世界的手段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就是：“是他所拥有的一切，是他的鲜活的躯体、他的头脑和他那具有自我意识能力的灵。”

自笛卡儿以来，我们倾向于相信，我们完全是通过以头部为中心的思考得知自身存在的，即我思故我在。但每个手工艺人都知道，他的认知能力不仅包括头脑的思考，还包括身体的智能。比如他的指尖知道的事，他的思维一无所知。正如帕斯卡所说：“心有其种种理由，而理性对这些理由一无所知。”人有许多识别手段的说法或许是一种误导，因为事实上，人本身就是一种手段。如果人相信，唯一值得拥有的“资料”，就是他通过五种感官获得的那些，而且是所谓“资料处理单元”——大脑在处理的那些资料，那他的认知就会限定在一种存在层次里了，他的五种感官与这个层次是契合的，这种层次主要还是无生命物质的层次。

英国天文学家阿瑟·爱丁顿爵士说过：“在理想状态下，我们对宇宙的全部认识都可以只通过视觉获得——实际上可以通过最简单的、不能分辨色彩的、非立体的视觉形式获得。”[1]倘若这句话是真的（很可能是这样），倘若我们对宇宙的科学认知是只运用视觉取得的成果，只运用了“一只色盲的眼睛”而已，那我们就不能指望如此获取的图景，能给出比一个抽象、毫无意义、贫瘠的机械系统更丰富的内容。契合这一真理教导我们：限制运用多种识别手段，难免会让现实变得狭隘和贫瘠。由此引出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当然谁也不想得到这样一种结果；那又该如何解释，这样的狭隘是如何产生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再次提到现代发展之父——笛卡儿。他并不是一个缺乏自信的人。他说：“真正的原则可以让我们据以获得最高等的智慧，并且包含了人类生活至高无上的善，它们都被我写进了这本书里……迄今为止，人已经……有了太多的见解；他从未获得过‘对任何事物确凿的认识’……但现在，人类进入了成年期，变成了自己的主人，能够将一切调整到理性的水平。”于是笛卡儿声称要为一种“令人赞叹的科学”奠定基础，这种科学是以“最容易领会、最简单、能用最直接的方式呈现的思想”为基础建立的。[2]最终发现，最容易领会、最简单、能用最直接的方式正是阿瑟·爱丁顿爵士阐明过的测量仪器上的“指针读数”。[3]

仅限于单只色盲眼睛获取的视觉，是人的识别手段中最低级、最外在、最肤浅（亦即流于表面）的手段，每个正常人都能获得，计算的能力也是如此。毋庸讳言，要理解这些感官资料的重要性，离不开某些更高级的，因而也更少见的思维能力；但重点在于，一旦提出了一个理论——也许提出者是个天才——只要肯花一些工夫，任何人都能对它进行“验证”。因此，可以从“指针读数”上获取的知识，就变成了“公共知识”，任何人都能学会它们。它们准确、不容置疑、易于核实、易于交流，最重要的是，不会被任何观察者的主观性所玷污。

我在前面说过，要获得没有掺杂观察者头脑中任何想法、修正或变动的纯粹事实，往往是很难的。但是头脑能往单只色盲的眼睛获得的指针读数上，增添些什么呢？它又能在计算上增添些什么呢？如果将我们限定在这种模式的观察中，我们的确能够排除主观性，获得客观性，但一重限制会招致另一重限制。我们获得了客观性，却未能获得将客体视为一个整体的认识。我们动用了这些手段，只获得了最“低等”、最肤浅的片面的认识。而令人觉得客体有趣、有意义、重要的所有内容，我们都没能把握住。无怪乎通过这种观察方法获得的世界图景，是“令人反感的一片荒芜”，在这片荒原中，人只是一个离奇的宇宙事件，没有任何重要价值。

笛卡儿写道：

只有数学家们发现了无可置疑的证据……我很确信，我必须从他们考虑过的相同事物着手……几何学家为了实现其最困难的证明，惯于采用的、由简洁明了的理性分析组成的长长链条，让我有理由相信，所有事物都会以同样的方式，逐一被人们所认识……不可能有什么事物太过遥远以致无法接近，或者太过隐蔽以致无法被发现。[4]

显然，笛卡儿所梦想的这个世界的数学模型能够处理的，只有能用相互关联的数量来表达的数据。同样明显的是（尽管纯粹的数量是不可能体现出来的），这些数量因素只在最低的存在层次里是至关重要的。而越是在存在之链的高处，量的重要性就越发减弱，质的重要性则越发增加。建立量化数学模型的代价，就是牺牲了质的因素，可是质恰恰是最重要的。

西方人的兴趣经历了这样的变化：由“可能从最崇高的事物中获得的最微妙的知识”（托马斯·阿奎那语），到对相对无足轻重的事物的精确数学认识——“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知识更诱人和有用”（克里斯蒂安·惠更斯语）。这一变化标志着科学由“理解的科学”到“操纵的科学”的转化。前者的目的是启发人的心智，让人获得“解放”；后者的目的则是获得力量，弗朗西斯·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而笛卡儿还曾许诺要让人成为“大自然的主宰和主人”。甚至在后来的发展中，“操纵的科学”险些难以避免地从对自然的操纵，发展为对人的操纵。

“理解的科学”常常被称作“智慧”，而“科学”这个名字被保留了下来，专指我所说的“操纵的科学”。奥古斯丁等人做出了这样的区分，艾蒂安·吉尔松将其见解重述如下：

两者区分开来的真正原因，源于其研究目标的性质。智慧的目标能通过浅显易懂的说理，让人不做任何恶行；然而科学的目标常常处于为贪心所俘获的危险境地，因为它只注重实利。因此我们可以对科学做出两种安排，全看它是服膺于欲望，只把自己当作是自己的目的，还是服膺于智慧，被人引导，趋向至高无上的善。[5]

这些观点至关重要。当“操纵的科学”服膺于智慧，亦即“理解的科学”时，科学就是最有价值的工具，不会造成任何损害。但如果人们不再对追求智慧感兴趣，智慧随之消失的话，科学就不会如此服服帖帖了。这正是笛卡儿之后的西方思想史。古老的科学，即“智慧”或“理解的科学”，首先趋向于“至高无上的善”，或真善美，这种学问能够带来幸福和救赎。新科学主要趋向于物质实力，而这一倾向竟发展到了如此地步：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提高，被人广泛当作第一要务，也成为科研经费的主要支出理由。古老的科学将大自然看成是上帝的作品和人类之母，而新科学倾向于将它视为有待征服的对手或有待开采的矿场。

但它们最大也是最有影响的区别，在于科学对人的态度。“理解的科学”认为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是最光荣的造物，因此“负责掌管”世界，因为这是高贵者的义务。而“操纵的科学”不可避免地将人只看成是进化的偶然产物、高等动物、社会化的动物、研究对象，可以用研究世间其他现象同样的方法，“客观地”来研究。智慧这种知识，只能靠头脑中最高等、最高贵的能力来运用；“操纵的科学”则相反，这种知识除了严重残障人士，人人都能运用，主要就是指针读数和计算，无须理解公式为什么成立，只要知道公式的确管用，就足以实现应用和操纵的目的了。因此这种知识是公共化的，是用普遍有效的语汇来表述的，这样一来，只要正确地描述出来，所有人都能看得明白。这种知识的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实用性，在更高的存在层次的知识里是找不到的，因为它并不是用人人都能掌握的语汇来表达的。据说，只有能经受公众不断检验或可证伪的知识，才能称得上“科学的”和“客观的”；其他的都被斥为“不科学的”和“主观的”。这些术语被严重地滥用，因为所有知识都是“主观的”，原因是知识只能存在于人的头脑里，而无法存在于别的地方。将知识划分为“科学的”和“不科学的”，这一做法很不严谨，对于知识，唯一有效的问题应该是它是真是假。

“理解的科学”或智慧从西方文化中渐渐消失，把迅速积累且积累速度还在不断加快的“操纵的知识”，变成了最严峻的威胁。正如我在另一部作品中所说的：“我们如今已经变得太过聪明，又同时处在没有智慧的情况下，我们已经难以幸免于难了。”我们的聪明劲儿再这样发展下去，绝不是什么好事。人对“操纵的科学”所抱的稳步增长的兴趣，至少带来了三种十分严重的后果。首先，没有对“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善与恶？”以及“什么是人的绝对权利和义务？”这类问题的持续研究，文明必然会深深地陷入痛苦、绝望和欠缺自由的境地。不论人们的生活水平有多高，或者延长寿命的“健康服务”有多么成功，人们都会渐渐地失去健康和幸福。人不能只靠面包活着。其次，将科学的努力系统化地局限于世界最外在、最物质化的层面，导致这个世界显得如此空虚、没有意义，就连那些看出“理解的科学”价值和必要性的人，也无法逃避呈现给他们的那幅据说是“科学的”图景那催眠般的力量，已然失去了请教“人类的智慧传统”，并从中受益的勇气和意向。自科学研究取得成果以来，科学以其系统化的局限和对更高层次的全然无视作为基础，未能发现任何更高层次存在的证据，结果却导致信仰非但没有被当作引导智力理解更高层次的向导，反而被看作是反对和排斥智力的，因而遭到了排斥，且愈演愈烈，因而所有的回头路都被堵死了。最后，人不再使用高等能力，无法创造智慧的知识，以致它们变得萎缩，或者干脆消失了。结果，需要由社会或个人来解决的所有问题，都变得无从解决。人们更加疯狂地努力工作，但没有解决或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尽管财富也许还在增长，但人的精神质量却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