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沟通的问题吗

只是沟通的问题吗

存在层次越高，内在体验，或者说“内在生命”就越重要。这是与外表相对而言的，外表也可以说成是可以测量和直接观察得到的属性，比如大小、重量、颜色、动态等等。同样，存在层次越高，我们就越有可能获得某些对其他存在的“内在生命”的认识，至少在人这个层次的我们是有可能做到的。我们确信，自己的确能够发觉另一个人心里的事；甚至能认识动物的少许内心活动；而对植物的“内心”则一无所知；对所有的石头和其他无生命物体的“内心”，更是绝对的一无所知。圣保罗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1]，我们或许可以在人和动物身上看出他这句话的意思，但从植物和无机物那里却很难看出什么。

那么，让我们从其他人说起吧。我们如何得知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如前所述，我们住在一个人“不可见”的世界；他们大多不愿意让我们知晓他们的内在生命；他们说：“别打扰我，让我自己待着吧，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吧。”甚至在某人想要向其他人“袒露灵魂”的时候，也会发现这很难办到，他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他并没有有意误导的意思，却往往会说出一些不真实的事情来；绝望之余，他甚至会放弃语言沟通，而是尝试借助姿势、符号、身体的触碰、喊叫、哭泣甚至暴力来表达自己。

尽管常常有些诱惑让我们忘记这一点，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活是靠与其他人的人际关系来建立或毁坏的，一旦这些人际关系出了问题，多少财富、健康、名望或权力都弥补不了。但人际关系是好是坏，完全依赖于我们对其他人的理解能力，以及其他人对我们的理解能力。

多数人似乎相信，沟通就是倾听和观察别人的言谈举止而已；换言之，我们可以不言自明地通过别人给出的可见的信号，让它们传达出与此有关的正确图景，比如那些不可见的想法、感受、意图等。唉！其实这件事没这么简单。不妨一步一步地设想一下，假定一个人真心想把自己的想法传达给另一个人（且不考虑有意欺骗的情形），那他需要做到些什么。

第一，说话者必须准确地知道，他想传达的是什么样的想法。

第二，他必须找到可见的（包括可以听到的）手段——姿势、身体活动、言辞、语调等等——他认为这些手段足以将他的“内在”想法“外化”。这一步可以称为“第一次转化”。

第三，听者必须准确无误地接收这些可见的（以及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感知的）手段，这不但意味着他一定得准确地听到对方的话，听懂对方使用的语言，还意味着他一定得准确地把握对方使用的非言辞手段（比如手势和语调）。

第四，听者必须以某种方式将他接收到的多种沟通手段合而为一，把它们变成思维。这一步可以称为“第二次转化”。

不难看出，在这个四步的过程中，有多少内容可能会被理解错，两次“转化”更是容易出错。由此我们可以断言，可靠和准确的交流是不存在的。哪怕说话者对自己想要传达的想法一清二楚，他对交流手段——手势、话语、语调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人而异的；哪怕听者听得清楚看得分明，他又如何能够肯定，他掌握了自己接收到的那些交流手段中的确切含义呢？这些疑问十分在理。如前所述，这一过程是相当费力和不可靠的，哪怕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制定定义、例外、限制条件、解释和免责条款也是一样。这让我们马上想起了法律文档和外交文件。我们可以将这个例子视为两台“计算机”的交流，其间的一切都被简化为纯粹的逻辑：非此——即彼。在这种交流中，笛卡儿的梦想变成了现实：除了严谨、明确和确定无疑的意思，没有别的东西。

不可思议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完美的交流仍然是有可能的，而且并不少见。这种交流并没有复杂的定义、限制条件或免责条款。人们甚至可以说：“我不喜欢你的表达方式，但我同意你的意思。”这很值得我们注意。交流双方可能会有“思想交流”，对这种交汇而言，语言和手势不外乎是一种邀请的表示而已。言辞、手势、语调，这些有可能是两者之一（或者多少两者都是）——可以是计算机语言，也可以是让两位“计算机编程人员”来到一起的邀请。

如果我们与日常生活中身边的人无法实现真正的“思想交流”，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令人苦恼，形同灾难。要实现这一目标，我就必须了解身为“你”是何种感受，“你”也得了解我的感觉如何。我们双方在我称之为第二种认知领域里，都必须是可以了解的。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很少的知识能够毫不费力地让我们当中的多数人接受和理解，我们一定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要怎么做，才能获得更好的认知，从而更加理解我身边的人心里的想法？”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传统教义对这个问题给出的都是同一个答案：“你对其他存在的理解，其限度不会超出你对自己的理解限度。”自然，细致的观察和倾听也是必不可少的；重点在于，除非有准确无误的阐释和理解，否则完美的观察和倾听也无济于事，要做到正确理解，首先就要做到自知，能够正确理解自己的内在体验。用我们前面用过的话来说，就是必须要有契合，一项一项地契合，一点一点地契合。一个从未在意识上体验过肉体痛楚的人，是不可能明白他人的痛苦的。他当然能像任何人一样，注意到吵闹声、动作、落泪等等这些痛苦的外在表征，但他完全无法正确理解它们。他无疑会试着做出某种解释，他也许会觉得它们好笑、吓人或者干脆难以理解。其他存在的“不可见内容”——在这个例子中则是其内心的痛苦感受——对他来说，是无从看到的。充满人生的内在体验的巨大广度，我就留给读者自行探索了。正如我在前文强调过的，它们都是不可见的、靠外部观察难以触及的。肉体痛楚的例子很适合拿来说明问题，因为这种痛楚没有什么微妙可言。没有谁会怀疑痛楚的真实性，这一认识——公认为真实的这件事，人类存在的诸多“棘手现实”之一，却依然是我们的外部感官所无法感知的。这或许会令人感到震惊，如果只有能被我们的外部感官感知的事物才被认为是真实、“客观”、为科学所承认的，那么痛觉就会被斥为虚幻、“主观”、非科学的。而我们的其他心理活动也是一样，如爱恨、悲喜、希望、恐惧、痛苦等等。如果所有这些内在的作用力或内心活动都不是真实的，就没必要拿它们当回事了；可是如果我不拿它们当回事，我又怎么能拿它们当真，又怎么能拿别人的心理活动当回事呢？这样假设的确容易得多：其他存在，包括其他人并不像我们那样，能感觉到痛苦，也没有像我们那样复杂、微妙和脆弱的内在生命；千百年来，人对他人的痛苦表现得无动于衷，麻木不仁。而且正因为（正如J. G. 贝内特先生敏锐地观察到的那样）[2]我们倾向于首先从我们的意图来看待自己，而这些意图是他人无法看到的，同时我们又首先从别人的行动来看待他人，这些行动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所以我们容易处在误解和不公随处可见的境地。

这一处境无可逃避，除非通过对第一种认知领域勤奋而系统的教化，让我们掌握第二种认知领域，亦即其他存在的内在体验的教化所需的洞见。

要拿邻人的内在生命当回事，就必然要拿我本人的内在生命当回事。可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我必须将自己置于这样一种情境之下，好让我真正看清所发生的事，并且开始理解自己所观察到的情况。在当代，人们对人是社会化的存在，以及“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约翰·多恩语，1572—1631）这一点，并不缺乏认识。因此人应当爱邻如己，或者至少不要恶待邻人，要做到宽容、同情和理解，这样的劝勉并不少见。但与此同时，自我认知的启示遭到了彻底的忽略，只在充当刻意压抑的对象时，才会被人想起来。你若不爱自己，就不可能爱邻人；你若不理解自己，就不可能理解邻人；除非以自我认知为基础，否则就不可能认清“看不见的”邻人。这些基本的事实，就连不少国教的专业人士也会忘记。

因此，劝勉不会有任何效果；对邻人的真正理解，被矫情所取代，当然，当个人利益受到威胁，萌生出恐惧时，这份矫情也就变得支离破碎了。认知被臆断、陈腐的理论和幻想所取代。从最粗鲁低劣、号称能够“解释”他人——从来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和动机的心理学和经济学学说大行其道，就可以看出，当前人们在第二种认知领域的无能为力，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而这种后果反过来又是现代人拒绝认真看待自我认知领域的直接原因。

任何人只要公然展开一段“内在的旅程”，摆脱日常生活的无尽焦虑，进行获得真正的自我认知必不可少的某种修行，比如四念处、瑜伽、耶稣祷文或类似的方法时，都会遭到这样的指责：自私自利、罔顾自己的社会责任。与此同时，世界危机成倍增长，人人都哀叹“明智的”男人和女人、无私的领袖、可靠的顾问等太少了，或者干脆就没有。期待那些没有做过任何内在的工作，并且根本不理解这话意味着什么的人会有这样高的素质，这很难说是合理的。他们会以正派、守法的人和好公民自居，或许还会以“人道主义者”“信徒”自居。他们各自的美好梦想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就像自动钢琴一样，弹奏着机械的音乐；就像计算机一样，执行着预先编排的程序。而编程人员处于沉睡之中。当代“程序”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将宗教斥为廉价的说教、过时的繁文缛节的教条主义，因而拒绝那种力量——也许那是唯一能唤醒我们，将我们提升到真正成其为人的层次的力量，这种力量还会在必要时为我们赋予帮助他人的能力。真正成其为人的层次，是自我意识、自我控制、自我认知的层次，也是从而真正认识和理解他人的层次。

人们常说：一切都是沟通的问题。当然是。但如前所述，沟通暗示着两项“转化”，也就是从思维到手段的转化和从手段到思维的转化。沟通手段不像数学公式那样容易理解，它们必须通过对方的内心加以体验。意识不能对它们做出恰当的处理，只有自我意识能做到。比如一个手势，不能被理智的头脑所理解；我们必须用内心，用我们的身体，而不是用脑来体会它的含义。有时，理解另一个人的情绪或感受的唯一方法，就是模仿他的姿态、手势和面部表情。“内在-不可见”和“外在-可见”之间，有种奇特而神秘的联系。威廉·詹姆斯对情感的身体表达感兴趣，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称我们感受到的情绪不是别的，正是对某些身体变化的感受。

常识表明，我们失去钱财时，会悲伤难过；遇见熊时，会恐惧逃走；遭到对手侮辱时，会愤怒出击。我要提出的假说是，这种因果关系是错误的……更合理的说法是：我们感到难过是因为我们哭泣，感到愤怒是因为我们出击，感到恐惧是因为我们颤抖，而不是我们因为难过、愤怒或恐惧，所以才哭泣、出击或颤抖。或许这样才对。[3]

这种假说，尽管其原创性或许要胜过其真正的价值，却突出表明了内在感受和身体表达之间的密切关联；它指明了架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一道神秘的桥梁，并且认为身体是获取认知的一种手段。我并不怀疑，婴儿正是通过模仿母亲的姿势和面部动作，来理解母亲的好多情绪，进而发现这些身体表达是与何种感受联系在一起的。

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所有为获得自知（第一种领域）而设计的方法，都对身体姿势和手势给予了大量关注，因为对身体的掌控至少意味着对思维能力的初步掌控。无法控制的躯体的焦虑不安，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无法控制的思想的焦虑不安，这一状况会彻底妨碍人对自己的内心世界进行严肃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