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秋，在我请金斯伯格大法官主持我的婚礼之前，我带未婚妻劳伦去最高法院和她见了一面，好让她对劳伦有所了解。她仔细聆听了劳伦对自己当时工作的描述，劳伦是一名文化人类学教授，研究加纳的法律和宪政民主危机。金斯伯格大法官专注而坦率地谈到了自己对南非宪法的钦佩，她在2011年曾向埃及的宪法起草者们推荐南非宪法，她认为南非宪法是比美国宪法更好的模板。南非的宪法文件纳入了对堕胎权、医保和收入不平等最小化的明确保障。
谈话结束时，她同意在自己的办公室主持我们的婚礼。一个月后，在我们回到这里举行婚礼之前，她给我们发来了她为其他朋友主持婚礼时用过的誓词草稿，言下之意是我们在准备自己的誓词稿本时或许能参考其中的一部分。草稿一开篇，大法官就将婚姻描述为一种平等人之间的伙伴关系，就像她自己和马蒂·金斯伯格长达56年的婚姻一样。
你们的承诺植根于对彼此才华和经验的深切欣赏。你们已经学会了耐心的重要性，幽默的重要性，以及给彼此带来快乐的重要性。愿你们对彼此的爱能永远魔法般地让你们比各自独身时更明智、成熟和幸福。
誓词范本以传统的祝词结束：“杰弗里，你可以亲吻新娘了。”
我们把这些建议融入了我们的誓词稿本中，还添加了几首祝祷我们婚姻的诗歌。然后我们就把稿本发给她审阅。
金斯伯格大法官是有口皆碑的文字编辑，她从不拖稿，而且会以严谨、准确而快速的方式纠正最高法院同僚们草稿上的拼写错误和用词。收到我们这份稿本的几个小时后，她就把稿件连同追加的修改一同发了回来。她把最后那句话作了如下编辑：
杰弗里，你可以亲吻新娘了。以及劳伦，你们可以拥抱彼此来享受你们的新婚初吻了。
这一修改体现了她对细节的密切关注，以及她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中支持不断扩大的性别平等愿景的决心。她曾经传达过数百次更为传统的祝福，但再次读到这里时，她决定作出修改，并以此来反映一种更为平等的愿景。她（在最高法院的这个开庭期[1]之初用了几个小时来）仔细地修改这份稿本，显示了她铁一般的自律，她对于用正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重视，以及她对朋友、家人、同事和她曾经代理过的诉讼当事人的个人生活细节的温情关怀。
所有这些品质都在她和马蒂·金斯伯格的传奇婚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两人于1950年秋天在康奈尔大学相遇。马蒂在校园里见到了鲁斯，于是说服正在和鲁斯朋友约会的室友给他们安排了一次约会。出于对古典音乐的共同热爱和对彼此才智的尊重，他们很快就确立了关系。“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关心我有没有头脑的男孩……”鲁斯后来如此宣称，“他真是太聪明了。”1马蒂在他们结婚初期，也就是他在法学院的第一个学年结束之后就应征入伍，到俄克拉何马州的锡尔堡给炮兵教了两年课。1955年，他们的女儿简就出生在那里，彼时距马蒂和鲁斯一同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还有14个月，法学院院长欧文·格里斯沃尔德曾在一次开幕酒会上问鲁斯：“你为什么要去哈佛法学院，占据一个本属于男人的位置？”鲁斯的回答是，了解丈夫的工作对妻子来说很重要。2马蒂毕业后去纽约找了一份工作，鲁斯则转投哥伦比亚大学去完成她在法学院的最后一年学业，在那里她是班上的并列第一。此后，他们的儿子詹姆斯于1965年出生。马蒂的税务律师生涯方兴未艾，鲁斯则先后成为罗格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教授，同时还担任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女性权利项目的负责人。每次詹姆斯惹出什么麻烦，学校都会叫她过去，她则回答说，这孩子有两个家长，你们也该让马蒂去一下。（据她说，在提出这个建议之后，学校每学期就只会叫她去一次了。）学校并不在意让一个女人放下她的有偿工作，却会犹豫是否要打扰一个在工作的男人。
从一名辩护律师到成为一名法官的那些岁月里，金斯伯格一直坚信一点，那就是只有当男女在育儿方面承担起同等的责任时，他们才能真正实现平等。她早在1972年就写道：“不同于生育，养育孩子并不涉及某一性别独有的身体特征。”同时她还指出瑞典家庭政策委员会当时已提议将既有法律赋予职业女性的6个月“分娩”休假权改为8个月，父母任意一方可以休假，或者可以在两者之间分配这8个月的假期。3
多年以来，与金斯伯格夫妇共度的那些时光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快乐，他们对彼此的爱宛如昨日，让我深受触动。马蒂会用他那奇思妙想的幽默逗得鲁斯和其他人哄堂大笑，而这种幽默常常是基于一连串的插科打诨，事实上这也使得他和自己的妻子一样出名。比如有一次他就告诉自己的孙辈，美国国会大厦顶上那座雕像就是他；当鲁斯在歌剧院受到观众起立鼓掌欢迎时，他又低声说自己真没想到城里会有这么一个税务律师大会来为他喝彩。
在1995年的一次名为《对最高法院婚姻状况的反思》的演讲中，马蒂开玩笑说：“仅凭24个月的经验，我敢说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配偶只有一个职责，那就是避免在公开场合出丑。这可不总是个容易完成的任务。”说着他又拿出一封通用格式信函，这是他为妻子起草的，以便寄给所有请求她帮助的来信者。
为了让大法官能喘口气，我们会尽力解释她为什么做不了您请求她做的事。请根据最符合您需求的标题来参考以下段落。
最爱的食谱。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大法官就被自己那两个好吃的孩子赶出了厨房。她以后就再没做过饭了，她年轻时做的一道菜，金枪鱼煲，也没人爱吃。
照片。金斯伯格大法官对索要她照片的人如此之多深感荣幸，实际上是大吃一惊。她现在62岁了，可想而知照片断供了。
我们是亲戚吗？大法官父母的本名是巴德和阿姆斯特。很多同名的人都来过信，提供了自己的身世和移民的细节。虽然这些信息非常有趣，但您和她可能没有任何合理的血缘关系。
说完这番话，马蒂又总结道：“鲁斯的秘书们把我的信给否决了，你们肯定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但奇怪的是从那时起他们就有办法来应付了。”4
我最后一次见到马蒂是在华盛顿国家歌剧院，那是2008年，他的癌症复发后不久；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诙谐，说了一句很好笑的俏皮话，惹得大法官和我都笑出了声（希望我还能想起来那话是怎么说的）。2010年6月，马蒂得知自己的癌症已无法靠手术治愈，于是给鲁斯写下了这封感人肺腑的情书：
我最亲爱的鲁斯：
你是我一生中唯一爱过的人，暂且不论父母、孩子还有他们的孩子。几乎从我们在康奈尔大学第一次相遇的那天起，我就一直欣赏和爱慕着你……
看着你走上法律界的顶峰，我高兴坏了。
我估计会在JH医疗中心待到6月25日（周五），这段时间里，我会好好想想自己残存的健康和生命，权衡一下接下来是硬挺过去，还是放弃生命，因为生活品质上的损失已经难以忍受了。
我希望你会支持我的决定，但我知道你可能不会。我对你的爱不会减少半分。
马蒂5
写完这封信后的周日，也就是6月27日，他在家中去世。
金斯伯格大法官在第二天就回到了最高法院的工作岗位，因为那天是当年度开庭期的最后一周。仅仅几周之后，我在阿斯彭思想节[2]的舞台上采访了她。陪同她旅行的外孙保罗也坐在前排。
★★★
罗：你能来到这里真的非常坚强。你刚刚失去了至爱马蒂，我们亲爱的朋友，我想代表在场的所有人对此表示哀悼。我第一次见到你们俩大约是在20年前，你知道他对我和所有认识他的人来说是多么励志，他是一位真正的楷模，为我们示范了平等伙伴关系中完美丈夫的样子。他掌握了好多令人敬畏的技能。首先，他的厨艺炉火纯青，他做的甜点和晚餐简直不可思议。在那个不时兴让男人带孩子的年代，他也承担了养育孩子的责任。他还非常爱开玩笑，只要你们在一起，他总能让你笑出声。最重要的是，你们都着迷于对方。你们显然处于热恋中，只要在彼此身边就始终是一种快乐。大家都想知道这段格外幸福的婚姻有什么秘诀。你能分享一些吗？
金：我和马蒂一起幸福地生活了56年。在我被提名为大法官后不久，一位记者向我女儿问到我们家的家庭分工：“好吧，跟我说说你们家的生活是个什么样？”我女儿说：“嗯，我父亲负责做饭，我母亲负责思考。”事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马蒂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男人。马蒂把他的厨艺都归功于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母亲，另一个是他的妻子。
罗：这是个让人焦虑的时代，政治体制出现了严重的极化，男女两性都在思考应该怎样和另一方互动。对于如何进行文明的互动，你有什么建议？另外我还想请你分享你给很多夫妻都提过的那条婚姻建议，并且说明你从中获得的教益，因为这相当深刻，而且极具智慧。
金：嗯，我有一位了不起的婆婆，马蒂的母亲。我是在丈夫家里结婚的，就在婚礼之前，婆婆把我拉到一边说：“我想把幸福婚姻的秘诀告诉你。”
我说：“我很愿意听听。”
她说：“亲爱的，在任何美满的婚姻里，偶尔做个小聋子是有必要的。”
这不仅是我在56年的婚姻生活里一直在遵循的建议，而且直到今天，我在当前的工作场合里也是如此。如果有人说了不友善的话，你不理会就行了。
罗：这是深刻的一课，告诫我们永远不要在怒火中烧时作出反应，始终要保持冷静，如果别人发脾气，你也不要发火。
金：是的，像愤怒、懊悔和嫉妒这样的情绪都没有任何建设性。它们达不成任何目的，所以你必须把它们控制住。在我还是一名火热的女权主义诉讼律师的日子里，我从不会对那些提出无礼问题的法官说：“你这头性别歧视的猪。”
我告诉你一件事吧。我曾经在新泽西州特伦顿的一个由三名法官组成的联邦地方法庭为一起案件进行辩论，一位法官说：“嗯，近来女人们都做得很好。她们在任何地方都有平等的机会。即使在军队里，她们也有平等的机会。”
我回答说：“法官大人，飞行训练不对女性开放。”
他答道：“哦，别跟我说这个。女人一直都在天上飘着。我跟老婆和女儿打交道的经验早让我了解了这一点。”
所以我是怎么回应的呢？“我见过一些男人，他们的脚也没有牢牢踩在地上。”
像那位法官这样的评论如今已经很少能听到了。但在70年代，在法官们都知道开种族主义的玩笑已经不合时宜的时候，女性仍然是他们开玩笑的对象。
罗：你和马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什么吸引了你？
金：桑德拉·戴·奥康纳谈论过我们成长的那个时代。马蒂是最不同寻常的。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关心我有没有头脑的男孩。他总认为我比自己想象的更好。
我的意思是，他就是这样一个男人——顺便说一句，他在军队服役了两年，他在法学院读了一年之后就入伍了。两年后，当我们重返法学院时，马蒂去读二年级，我读一年级，那时简已经出生了。我是在简14个月大的时候进入法学院的。当时的法学院院长是欧文·格里斯沃尔德，你们很多人都认识他，他是一位伟大的法学院院长，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联邦首席政府律师[3]，但向别人介绍我或是在社交场合介绍我时，他说我和马蒂是在法学院结识的，马蒂比我早一年毕业，所以我才转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去读三年级。有天我终于忍不住对他说：“格里斯沃尔德院长，你这样说让我很难堪，因为我从法学院毕业时简都4岁了。”不过兼顾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业和母亲的身份这样的事还是超出了人们的理解。我在哈佛的那个新生班级里有九名女性和五百多名男性，相比马蒂的班级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他的班里有五名女性和五百多名男性。在法学院接受严格训练的同时去照顾一个婴儿——这两者在这位院长心里是没法调和的。
罗：不错，这些问题都是性别平等的核心，你几年前是不是也因此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放了或曾经放过这样一张照片，你女婿抱着你外孙的照片。
金：那是我外孙保罗两个月大的时候拍的。他和父亲待在一张床上，父亲怀着如山的爱注视着保罗。这就是我的理想：一个孩子应该有两个关怀他的家长，如果每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共同陪伴下成长，而且他们都爱孩子，都照顾孩子，那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罗：你在提到那张照片时曾经跟我说过：“那是我对未来的梦想。”起初我以为这就是一句陈词滥调。我当时并不理解你在说什么。但我后来意识到你所说的对未来的期望就是让男人在育儿方面承担起和女人同等的责任——这样女人和男人才能真正实现平等。
金：是的。这张照片是我女儿拍的。父亲对孩子的爱在这张照片中得到了如此美妙的传达，它一直都放在我办公室里最好的位置上。
罗：谈到男性和女性在照看孩子方面要承担的同等责任，你认为我们现在比10年前或20年前做得更好了吗？
金：我们已经做得好多了。我在法学院的最后一年，也就是我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时候，我女儿还不到4岁。那整片地区只有一家托儿所。他们会在（上午）9点到12点或（下午）2点到5点照看孩子。我女儿后来也成了一位母亲，她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任教时，那片地区已经有了20多家全日制的日托机构。我的几个法官助理都休了育婴假，而且是男助理。这种情况比以前更普遍了。
我在最高法院工作的头一年就有一名为我工作的法官助理，他以前在特区上诉法院也曾和我共事，他的求职申请很吸引我。为什么？因为他写到自己以前都是在晚上去乔治敦大学学习法律，原因是他的妻子是一名经济学家，在世界银行有一份很好的工作。还有一件事，他提交了自己在法学院一年级时的写作练习作为他的写作样本，主题是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中阐明的契约论。[4]
我问过首席大法官——那是很久以前，1993和1994年的事了——法官助理能否在家访问万律法律数据库和雷克斯法律数据库（法律研究服务系统）[5]。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表示不行，只要有必要，法官助理就必须待在工作场所。第二年，所有法官助理都可以在家里访问这两个数据库了。
罗：你对男女共同承担育儿责任的前景有多乐观？汉娜·罗辛[6]为《大西洋月刊》写了一篇封面故事，名为《男人的终结》。6她指出，在社交智慧、公开交流和专注力这些在今天最为宝贵的特质上，男人并不占优势。她特别提到冰岛在2009年选出了“全世界第一位公开女同性恋身份的国家首脑，她在竞选活动中明确地反对那些在她看来摧毁了国家银行体系的男性精英，并发誓要‘终结睾丸激素时代’”。你也曾逐步说服最高法院接受性别平等。你会不会像汉娜·罗辛那样乐观地认为女性正在超越男性，而男性则会主动承担起育儿的责任？
金：我认为男人和女人肩并肩，共同努力，这样才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就像我不认为男性是一个更优越的性别一样，我也不认为女性是一个更优越的性别。我认为我们已经开始利用起各行各业的所有人的才华，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拒人于门外，这很好。
罗：你对女性的成就满意吗？我的意思是，这篇文章中有一些相互矛盾的统计数据：一方面，女性占所有大学毕业生的60％，也占所有硕士学位拥有者的60％；而另一方面，在财富500强的首席执行官中只有3％是女性。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吗？
金：我们当然还有更长的路要走，但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进步是缓慢的，我们必须保持耐心。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说瑞典的育婴假制度时的情形。他们早在我们之前很久就有这个制度了。有人评论说：“但只有10％的父亲会休这个假。”我说：“好吧，10％也比2％好。”坦白说，这比我一开始想的要多。我认为就是这种制度塑造出了如今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男性都在分享抚养下一代的快乐和重负，但这需要时间。在我还是一个火热的女权主义者的日子里，我发现和一定年纪的男性打交道的最好办法是让他们想想自己的女儿，想想他们希望女儿生活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
罗：而且规范正在改变。汉娜·罗辛报道说“妈妈路线”正在让位于有大学文凭的男女对弹性工作时间的需求。这是一项宝贵的工作福利，能够拥有一份灵活的工作时间表，这是男女都想要的。
金：而且你可以想到这在电子时代要容易得多，比如你在家里轻敲键盘就能拥有整座法律图书馆。
2013年9月，我在国家宪法中心采访了金斯伯格大法官，她提到了自己在前一周主持的另一场婚礼。
罗：你最近在华盛顿主持了一场历史性的婚礼。给我们讲讲这件事吧。这是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主持的第一场同性婚礼。
金：对，那是肯尼迪中心的负责人迈克尔·凯撒[7]和他相濡以沫的伴侣举办的婚礼，后者的名字恰好是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和我们的首席大法官同名。这是一场简单美好的婚礼。对我来说，仪式的高潮就是哈洛琳·布莱克韦尔[8]演唱的《你是安宁》（Du bist die Ruh），美妙至极。双方都去了很多家人——很多罗伯茨和很多凯撒。这是两个深深相爱的人的婚礼，而且终于将他们的共同生活升华成了合法的关系。
罗：作为主持这场婚礼仪式的大法官，你有何感想？这对美国来说又有何意义？
金：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宪法精神的又一个范例。如果我问你：我们的宪法在草创之初，谁能算在“我们合众国人民”（We the People）之中？对吧，并没有很多人。我肯定是不算的。那些被奴役的人肯定是不算的。甚至大多数男人也是不算的，因为你还必须是有产者。所以你想想我们的国家和宪法在两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我们合众国人民”这一概念已经变得越来越包容兼蓄。那些曾经被排除在外的人、曾经是奴隶的人、女性、印第安人，他们起初都没有被算在内。这种包容性是各项宪法修正案（例如，三项南北战争修正案[9]）和司法解释带来的结果。有一个理念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平等。然而你就是翻遍你那本袖珍宪法也不可能在宪法原文中找到平等这个词，即便平等就是《独立宣言》的一个重大主题。平等一词是通过第十四修正案才成了宪法的一部分。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宪法和社会的精神就在于——我们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变得比当初更加包容兼蓄。
注解：
[1]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开庭期始于当年10月，终于次年6月，除去最后两个月不听审，大法官每个月会选取几天开庭听审，每年度听审39天左右。——译注加编注
[2] 阿斯彭思想节是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举办的为期一周的活动，内容包括研讨会、座谈会，以及记者、设计师、创新者、政治家、外交官、总统、法官、音乐家、艺术家和作家的专题报告。
[3] 联邦首席政府律师，其主要职责为确定联邦政府的哪些案件需要提交给联邦最高法院复审。如果相关案件被最高法院受理，联邦首席政府律师、其助理或其他政府律师将代表联邦政府在最高法院出庭参加言辞辩论。该职位十分重要，因此也被称为“第十位大法官”。——译注加编注
[4] 《尼伯龙根的指环》是德国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作曲并编剧的一部大型乐剧。
[5] 万律法律数据库是全球使用量最多的法律在线检索数据库之一，包含了美国法律法规、各级法院官方公布的裁判文书以及精选的合同文本和期刊、书籍；雷克斯法律数据库则收录了美国联邦和州政府的案例、联邦和州法院的案例及判决书、50个州的法规等内容。
[6] 汉娜·罗辛，美国作家，电台主持人。
[7] 迈克尔·凯撒，美国国家表演艺术中心（亦称肯尼迪中心）总裁。
[8] 哈洛琳·布莱克韦尔，美国女高音歌唱家。
[9] 指的是南北战争后的1865年到1870年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十三、第十四和第十五修正案，也称为重建修正案（Reconstruction Amendments），这些修正案将宪法保障的权利扩展到了全体男性公民，包括此前的奴隶及其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