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散步和思考是亲密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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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和思考是亲密的伙伴

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恺郭尔宣称：“散步能让我进入最佳的思想状态。”克尔恺郭尔以在哥本哈根长距离散步闻名，但他也代表了很多的哲学家，也代表了那些践行刻意休息的人。自古以来，散步和思考就是亲密的伙伴。这种关系可以从我们把从事哲学研究的人称为“追随者”中窥见一斑。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圣·奥古斯丁，还有其他古代和中世纪的思想家，在他们身上以各种形式体现出“致知在躬行”（solvitur ambulando，即通过散步解决难题）的理念。散步是个绝佳的例证，说明我们能意识到通过自然而然的行为适应新情势的需要。对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来讲，散步为他们提供了时间来让头脑清醒，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问题。散步可以是独自一人，也可以是多人一起，这给思想家们提供了一个与自己或者他人交流的机会。散步让你走出办公室，散步也可以变成移动会议。

对于很多思想家和实干家来说，散步每日不可或缺，既能锻炼身体，还能独处。托马斯·杰斐逊建议他的侄子用散步来让头脑得到放松、增强身体的耐力，而且还说，“绝对不要想着带上一本书什么的。散步的目的就是放松头脑，让周围的东西转移你的注意力”。杰斐逊自己身体力行，早饭前就去散步，“借此从睡眼惺忪中清醒过来”。他在担任驻法国大使期间，要在巴黎走上5英里。后来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下午的时间都留出来散步或骑马。C. S. 刘易斯在准备牛津大学入学考试的时候养成一个习惯：早上长时间学习，下午去散步。散步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独自思考，而不用和他人交流。他写道，“散步和交谈是人生两大乐事，但把二者混为一谈就错了”。《思维的艺术》一书的作者格雷厄姆·沃拉斯一天要走上好几英里，他把散步当作写作或备课后的休息方式，或者是在大英图书馆读一早上的书后，让血液循环、舒缓身体的方式。艾丽丝·门罗每天要散步三英里。给查尔斯·狄更斯写传记的诸多作家中就有一位说，对于狄更斯来讲，“每日散步与其说是给自己定的规矩，还不如说是一种乐趣和必需”。狄更斯散步的距离很长——通常是10到12英里，烦恼的时候他会在下午走上18英里，陪他散步的是一条保护他的大型犬，穿过伦敦那些乱糟糟的地方的时候，这条狗可就派上了大用场。一天忙得不可开交，还要花三四个小时散步，好像散步的时间有点多了，但他说：“如果不这样，我的健康就无法得到保证。”优步前CEO特拉维斯·卡兰尼克一周要在位于旧金山的公司总部的室内跑道上走40英里。这段路程可不算少，特别是对他这样一个可以随时随地叫车的人来说。但正如商业作家托尼·施瓦茨所说，很多高管都深知如何保持旺盛的精力，他们会在下午用散步来让自己恢复精力。

实际上，现在“步行会议”非常盛行，它在硅谷企业家和CEO当中颇受欢迎。硅谷的崛起就是以人们长时间工作、健康受损为代价的。匪夷所思的是，现在却开始热衷于步行会议，就像人们突然热衷于穿连帽衫或开电动汽车一样。但一名高管指出，“一个软件工程师的大部分工作不应该是坐在那里写代码，而是解决问题、思考问题、探讨问题、尝试不同想法”，步行会议就大有裨益。众所周知，史蒂夫·乔布斯喜欢在帕罗奥图铺满落叶的街道上散步。领英的员工经常喜欢到公司总部外的海岸线公园的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上散步。谷歌山景城总部里人行步道交织其间。脸书总部位于加州门洛帕克市，由弗兰克·盖里设计，2015年初投入使用。这是一座大型的开敞式建筑（据说是世界最大），加盖了一个面积达9英亩[1]的花园屋顶，其特色就是有一条半英里的人行道。[2]一些公司做出规划，在公司园区铺设30到50分钟的步行路线，让员工可以在上班时和安排项目进度时有“步行会议的空间”。

凯萨永久医疗集团健康中心主任泰德·伊藤医生在十年前就开始热衷于步行会议。他认为，现代化的办公室让我们坐的时间太长，这影响到了我们的心血管健康，我们的身体变得虚弱，头脑变得迟钝。伊藤指出，在步行会议期间，你的身体机能会受到激发——虽然散步半小时只达到行走一英里或一英里半的锻炼效果，但是你的大脑会更加活跃。与大家的直觉相反，步行会议同样可以是很私密的，特别是在你的办公场所是开放式的情况下：城市的街道可以防止你被人窃听，而且远离同事可以让你免受他们的打扰。人们发现，散步的时候讨论一些私密的或敏感的事情会更容易些，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种环境更让人放松，没有了办公室里面对面开会时那种令人不安的感觉。步行会议同样也能把那些离了幻灯片和办公室就没法工作的下属和那些能够边走边思考问题的人区分开来。

对高管来讲，步行会议还有特别的益处。杰夫·韦纳指出，步行会议“从本质上讲消除了干扰，因此我觉得以这种方式来安排时间要高效得多”。像很多高管一样，韦纳在领英一天的工作时间（他是领英的CEO）被分成短小的时间段：几十年前，管理方面的专家就估计，通常情况下，CEO在一个问题或任务上只会投入几分钟，然后就得切换到其他问题，而且这还是在电子邮件出现之前。步行会议给他们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可以用更长的时间来关注一个问题。最后，步行会议使他们有机会展示个人魅力或驾驭一场艰难的谈判：史蒂夫·乔布斯特别擅长通过散步来赢得那些摇摆不定的盟友的支持。而且，据报道说，马克·扎克伯格会和重要的新员工以及脸书想要合作的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开创者一起散步。

或许历史上最重要的步行会议发生在1938年，当时霍华德·弗洛里和厄恩斯特·钱恩决定致力于研发青霉素抗生素。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人们看到由机关枪、大炮和氯气造成的伤口深处的感染，对抗感染药物的需求非常急迫。在20世纪20年代，科学家已经发现，细菌自身拥有“化学武器库”，它们可以相互作用。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青霉素能有效地抵御致病菌。弗洛里和钱恩就想，是否可以人工合成这些抗菌制剂并用来治疗人类的感染。弗洛里的导师查尔斯·谢林顿建议他住的地方要远离实验室，这样“来回穿梭才能得到足够的锻炼，在户外让思维‘焕然一新’”。在步行穿过牛津大学公园的时候，弗洛里和钱恩为研究项目出谋划策。弗洛里和钱恩在1939年开始致力于青霉素的研发。到1941年，他们已证明其应用于人类的功效，然后政府开始了批量生产。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青霉素广受赞誉，它挽救了数以万计的生命，弗洛里和钱恩因此共享194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成果。

其他一些人有意识地把散步作为提升创造活力的一种方法。比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从家步行一英里到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办公室。他的女儿凯瑟琳说这段路被称为“思考的时间”。当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致力于研究DNA结构的时候，他们经常于午饭后在剑桥散步，探讨早上完成的工作，考虑接下来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当丹尼尔·卡尼曼、阿莫斯·特沃斯基和理查德·塞勒在斯坦福大学访学的时候，他们会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背后的山上长时间一边散步一边探讨各种想法，这些观点最终为行为经济学奠定了基础。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3]早上工作前会散步一小会儿，而且下午还会出去散步两小时。他的哥哥说：“散步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创作，他会构思出作品的主题，仔细琢磨作品结构，并草草记下基本的主旋律。”贝多芬每天下午也会在维也纳周边的树林里长时间散步。据说，他创作田园交响曲的时候，灵感正是源于此。作曲家林-曼纽尔·米兰达星期天早上带着自己的狗狗在公园里长时间散步的时候写出了音乐剧《汉密尔顿》的歌词，还能脱开在家创作的乐谱来段即兴演唱。

对物理学家来讲，散步给他们提供了一种既能让头脑清醒，又不至于完全忘记研究问题的方法。尤金·维格纳因为在核物理与粒子理论方面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人们经常看到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园里漫步。他说：“在屋子里待上几个小时，我的思维就会陷入停顿。但是散步的时候，我的思维马上就开始了自由翱翔，本能地思索我研究的问题。不需要召唤，点子在脑海里犹如泉涌。很快，在一片杂乱中，最佳答案浮出水面。我知道我能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也知道我必须摈弃什么。”理论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26岁就被授予剑桥卢卡斯数学教授——获此殊荣的还有艾萨克·牛顿、查尔斯·巴贝奇和史蒂芬·霍金。狄拉克在星期天的时候，整天都在散步。他说，散步期间：“我刻意不去想我的工作，但我发现这个时候非常有利于新思想的迸发。”

散步能让思维放松，有助于转移注意力。建筑师、神经学家珍妮·罗主导的研究推动了这个理念。在爱丁堡大学，她将脑电图扫描器连接到受试者的头皮上，记录下他们步行时大脑的活动。仔细查看这些数据的时候，她发现可以从受试者的脑电波中辨别出他们什么时候正穿过公园和绿地，什么时候正置身于繁忙的商业区。从商业街来到公园的时候，他们的大脑会更加平和，但是也没有完全走神。无须刻意引导，自然风光吸引了我们的一部分注意力：它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占据了我们的意识，而让潜意识自由行走。

有时候，散步不仅放松了对创造性思维的抑制，还能让潜意识产生深刻见解。遗传学家芭芭拉·麦克林托克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长时间散步的时候确定了植物脉孢菌的染色体。她说，散步的时候，“脑子里全是强烈的、潜在的思想”。突然想到这个困扰其他遗传学家长达20年的问题的答案的时候，“我跳了起来，迫不及待地回到实验室。我知道我马上就可以揭开谜底了”。19世纪爱尔兰数学家威廉·卢云·哈密顿和妻子散步经过一座桥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他最著名的四元数代数的独到见解，于是就把它刻在了桥上。当夫妻二人沿着皇家运河散步的时候，“在我脑子里，一股思想的暗流在涌动”，“思想的火花突然闪现”。伟大的法国数学家亨利·庞加莱在描述是如何发现富克斯函数的时候，多次提到了“啊哈，原来如此”这样的时刻，这些顿悟就发生在他乘公共汽车的时候、在卡昂附近的海边悬崖散步的时候和在巴黎街道上闲逛的时候。

1927年一天深夜，沃纳·海森堡在哥本哈根散步的时候想到了不确定性原理。他提出的方程式能准确预测粒子的动量，但不能准确预测其位置。海森堡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他在费勒公园散步的时候，突然想到：如果数学计算和模型都没错会怎样？如果这种不确定性就是粒子的属性怎么办？厄尔诺·鲁比克在沿多瑙河散步期间做出了一次设计上的关键突破才造就了魔方。当时任教于布达佩斯应用工艺美术学院的鲁比克想制作一个魔方，它的各面都可以沿三个轴自由旋转。显然，魔方得由一些小的正方体组成，但他不知道怎么才能把它们固定在一起。一个春日，鲁比克出去散步，“看着水流如何围绕鹅卵石不断回旋”，当时，这些鹅卵石后面的漩涡给他以灵感，他想出了在这些小的正方体角上或者边缘用支架加以固定的设计。

这些突发奇想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仔细研究之后发现，所有这些事例都遵循沃拉斯的模式，也就是先有准备期、酝酿期，然后才有顿悟。麦克林托克接触到脉孢菌几年后，正是在一周紧张的实验室工作之后的散步期间，突然想到了它的染色体结构。在鲁比克的那次散步之前，他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思考三个月，他的公寓里摆满了好几百个魔方雏形。庞加莱想到富克斯函数之前也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发现错误、研究解决、陷入僵局，如此反复。海森堡在那次意义重大的公园散步之前，已经花了差不多两年致力于不确定性原理的研究。哈密顿后来写道，四元数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至少15年”。在所有这些事例中，长时间的准备期和酝酿期最终触发了灵感的突然迸发。

有些人并不认为散步会激发创造力，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散步司空见惯，我们每天都会散步，所以，总有人会在散步过程中顿悟一些东西。贝多芬和达尔文每天长时间地散步，或者说鲁比克和麦克林托克在散步过程中想到了关键突破。这些并不能说明散步和顿悟之间有必然联系。毕竟，还有人说，他们在洗澡时也会顿悟。斯坦福大学博士后玛丽莉·奥佩佐说：“委员会中一名委员问我，‘你为什么不研究淋浴过程对灵感迸发的影响’。我告诉他们，在他们淋浴的时候对他们进行研究，那可无法获得伦理委员会的批准。”2014年，奥佩佐和教育学教授丹尼尔·施瓦茨就散步对创造力的影响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章被广泛引用。据可靠说法，他俩在校园里散步的时候想到了这个研究课题，当时他们意识到有很多奇闻逸事都表明散步能激发创造力，但还没有人尝试对此进行测试，也没有人确定到底是散步、走出办公室或置身大自然还是其他什么因素激发了创造力。

奥佩佐和施瓦茨设计了4项实验，运用了标准的心理学工具来对创造力进行测试，并且这些实验都可以在人们行走时操作。在第一项实验中，学生完成两个测验：吉尔福德的替代用途测验和复合远距离联想测验。前者测验的是创造性发散思维，后者则测验聚合思维。在替代用途测验中，研究者测验受试者在规定的时间内能想出一个常见物品多少种其他用途，并且还要测验这些用途的可行性有多大。比如，被要求说出筷子的其他用途，如果你的答案是可以用来支撑iPad，或者用来压住书页，那么这样的用途在可行性上得分就高；如果你的答案是把筷子当作宇宙飞船，尽管这个答案非常富有想象力，但是在可行性上得分就很低。在复合远距离联想测验中，研究者给受试者三个词语（比如，business、calling和graphics，或者cheese、school和pine），受试者需要想出第四个词语，这个词语要和这三个词语都有联系（你们也可以花上一分钟来想想这两个问题）。他们给出答案的速度可以衡量他们是否擅长想到一些不可能的联系，这就是创造力的一个特征（顺便说一句，上面两个问题的答案分别是card和board）。奥佩佐和施瓦茨之所以要选择这两个测验，是因为这两个测验分别强调了创造力的不同方面：替代用途测验是开放式的，因此需要想象力，而复合远距离联想测验则需要提出具体答案。

奥佩佐和施瓦茨首先让学生坐在一间普通的房间里做替代用途测验和复合远距离联想测验（就是依照这样的顺序——如果先做复合远距离联想测验，这项测验你得分较低，那么就会影响你接下来测验的成绩）。然后他们都上跑步机，找到舒适的步速，之后再次完成替代用途测验和复合远距离联想测验（但这次测验的题目不一样）。让学生自己设定跑步机的速度，而不是让所有学生的步速相同，这一点很重要。奥佩佐解释说：“不舒适的步速会降低注意力，某些任务的得分就会下降。”

测试结果令人吃惊。在第一项实验中，替代用途测验方面，81%的学生在跑步机上步行并完成测验得到的成绩比坐着接受测验的成绩更高，但复合远距离联想测验方面，只有23%的人成绩更高。实际上，学生从坐着切换到步行，在复合远距离联想测验中平均分有一点点下降。很多研究表明步行对那些需要集中精力和关注细节的任务会产生负面影响。奥佩佐说：“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张跑步机办公桌，因为它或许只有利于几种特定类型的思维方式。”

但是，或许分数的提高只是因为人们有机会步行，而不是步行本身。在第二项测验中，奥佩佐和施瓦茨把测验打乱。有些学生在跑步机上步行的时候先完成替代用途测验，然后坐着再完成一次（先步行再坐着组）；其他学生先坐着完成替代用途测验，然后再在跑步机上完成一次（先坐着再步行组）；为了排除运动对成绩的影响，第三组坐着完成两次测验（两次都坐着组）。

测试结果也体现出运动和创造力之间的显著关系。两次都坐着组第二次测验的成绩有所下降，这说明这种做法不仅没有提高分数，还起到了反作用。先坐着再步行组的学生在第一次取得的分数和两次都坐着组相同；他们走上跑步机后，分数提高了。真正有意思的测试结果来自先步行再坐着组。他们第一次的答案比那些一开始就坐着的人的答案更富有创造力（在一个0到15分的评分表中，他们的分数大约是12分，而坐着组的分数大约是4分）。当他们坐下来后，答案质量有所下降（下降到大约9分），但是，他们第二轮的成绩和先坐着再步行组的分数相同。换句话说，步行对创造力一开始就有显著影响，而且，即使他们坐下来，这种影响也会持续。

奥佩佐和施瓦茨在户外进行了第三项实验。跑步机办公桌可能会深受干劲儿十足的高管青睐（尽管一直在走却又原地踏步的样子看起来更像是查理·卓别林而不是查尔斯·科赫），但我们大多数人散步时是随处走动的。因此，这次他们又招募了另一批学生——谢天谢地，湾区的大学生足够多，并且把他们分成四组：两次都在室内坐着组、先在室内坐着然后户外步行组、先户外步行然后在室内坐着组、两次都户外步行组。这次，先坐着然后步行组在替代用途测验上的答案的创新性有了显著提高，从平均分4分上升到10分。和第二次实验中的结果一样，先步行然后坐着组第一次分数高，第二次有所下降（从10分降到9分）。两次都步行组上升幅度不大，从8分上升到9分。

那么两次都坐着组呢？他们的分数在4分和5分之间徘徊。

最后，在第四项实验中，奥佩佐和施瓦茨再次把学生分成四组。一组在室内办公桌上工作（室内坐着组），一组在室内的跑步机上步行（室内步行组），一组在校园内步行（户外步行组），还有一组则是坐在轮椅上被人推着在相同的校园小路上走（坐轮椅户外移动组）。每组学生都完成一个测试创造力的测验——象征等价性测验（Symbolic Equivalence Test，SET），在这项测验中，你需要为诸如“随风摇曳的树叶”这样的表达式想出一些对等的意象。该测验的发明者弗兰克·贝伦指出，比如“面对武装入侵的平民百姓四散奔逃”和“被吹风机吹得到处飘的手绢”就是对等的表达。

步行的人的得分再次比坐着的高。但有趣的是，在跑步机上步行的人和在户外步行的人的得分十分接近。那么认为户外适度的、些许的分神能够让思维放松并让人更富有创造力的说法就不能解释为何在跑步机上步行的人，即便面对光秃秃的墙，在象征等价性测验上成绩同样优秀，也无法解释为何在跑步机上步行的人的成绩会超过那些坐在轮椅上被推着在户外走的人。

奥佩佐承认：“我们发现，空荡荡的房间，即使户外还有建筑噪声，也会有益处，这让我们很惊讶。这个房间不大，仅仅能放下一张办公桌和一个跑步机，而且还没有窗户，看到这样的测试结果，真是令人吃惊。”就像我们大多数人那样，受试者先前也认为环境在激发人的创造力方面的作用很大，而且一个舒适的环境会让人受益，一间煤渣砖砌起来的房间不会有此效果。毕竟，奥佩佐和她的导师的工作方式就是边散步边交流思想。

但是，尽管当学生在户外步行时发散思维测验上的得分要高于他们坐着的时候的得分，而且他们在户外步行时的得分也比在室内坐着的时候高很多，但是他们在户外步行时的得分和在跑步机上步行时的得分相差无几。

换句话说，并非是置身于户外激发了创造力，而是步行本身有助于提高创造力。

那么，为什么步行有此效果呢？目前还没有人知道准确的答案。奥佩佐说：“有可能是心情，或者说步行需要足够的关注度，一些看似无关的可能性成了我们关注的焦点，抑或步行可以让更多的奇思妙想涌现出来。”

富有创造力的人有意识地将散步囊括到他们的创作中，如果对此还有怀疑，那么你想想，他们这些人在散步的时候都会刻意地随身揣上一本笔记本。柴可夫斯基的很多作品都源于他在树林里散步时匆匆记下的笔记，他一回到家就对这些笔记加以完善。贝多芬在长时间散步的时候都带着稿纸和铅笔。对他俩来讲，边散步边创作能让他们勾勒出创意的框架，然后安然地将其放在一边，再次释放自己的思想，让它自由翱翔。同样，心理学家汉斯·塞里也随身带着一本笔记本，以此释放思想，让思想免于受到“信息污染”的干扰，即不受那些不重要的细节和任务的干扰，并且可以让他“最大限度地”思考一些更重要的问题。威廉·卢云·哈密顿“在兜里揣着一本袖珍笔记本”，这样，在散步的时候，他就可以把迸发的灵感记录下来。每个星期天早上，林-曼纽尔·米兰达也会边散步边为《汉密尔顿》填词。导演比利·怀尔德也随身携带一本黑色的笔记本，在笔记本里他记录了关于对白、人物角色、故事情节的一些想法，有些东西在十年后融入了他的电影。比如，《桃色公寓》就源于他在十多年前看完大卫·里恩的作品《相见恨晚》后在笔记本上的一次速记。伟大的西班牙大厨、分子美食学之父费朗·亚德里亚说：“我总是随身带着一支铅笔，它都快和我合二为一了。”即便是在斗牛犬餐厅的厨房，即使他总得站着，“我也要做些笔记，记下我的想法”。

即便是那些没有随身携带笔记本的人，也有解决之道。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散步的时候会带一根手杖，手杖的把手里内置了一个墨水瓶，这样垫着板子就可以在纸上书写了。伟大的德国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在散步的时候也会记录下他的想法，但他不用笔记本，他在花园里装了一个带顶的黑板，这样他和助手就可以在花园里散步或者工作的时候记录了。

奥佩佐和施瓦茨在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以及珍妮·罗在爱丁堡大学的研究都表明，散步可以激发创造力是禁得起实验验证的。尽管它对于需要集中注意力的分析思维能力的提升效果不是很明显，而且关于散步和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仍有很多未解之谜，但是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散步已成为哲学家、作曲家、作家、画家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还有当代寻求创新的高管（或者他们仅仅是关注健康）。散步看起来不像是一项智力活动，而且很多时候，完全就是为了放松，但是我们却可以学习利用它来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

对散步和思考的描述很多都来自那些践行散步多年的人，这就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其实散步是通过学习加以掌握并将其益处为我所用的。实际上，就像刻意休息的其他形式一样，也有一些对散步和思考的描述表明，通过散步获取创造力的技巧是可以培养的。芭芭拉·麦克林托克的经历表明，我们可以学习如何将散步为我所用。麦克林托克对她的传记作家说，她小时候就发现她的注意力可以非常集中，以至于忘记自我，甚至达到一种忘记自己名字的境界。在读研究生期间，她学会了把这种集中注意力的超强能力运用到科学研究中，并且开始学习如何识别在什么时候她的潜意识在解决问题。麦克林托克后来说，在斯坦福散步是她第一次感觉到她可以掌控这个过程。发现脉孢菌的过程让她知道，她可以用散步激活潜意识，“用它为科学发现服务”。麦克林托克说，在这之前只是偶尔有用，但在斯坦福的研究之后，她可以做到“招之即来”。在冷泉港实验室整个漫长的研究工作中，她才华出众，复杂的项目她一干就是几年，还可以一边散步一边从容地解决科学难题，这些都为人们所熟知。麦克林托克散步时对潜意识的驾驭能力帮助她成就了革命性的发现——“跳跃基因”，也就是DNA序列可以在染色体内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这个发现让她赢得了198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就像克尔凯郭尔一样，她学会了用散步使自己拥有最好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