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确定算盘在历史的哪个时间点上掌握了智慧，就跟想要确定猿什么时候变成了人一样困难。然而，我们离那个时间点还不到一代人。那时，万尼瓦尔·布什建造了微分分析器，电子智慧开始野蛮生长，临近二战结束时诞生了电子数值积分计算机，被称为“电子大脑”——当然还远未成熟。电子数值积分计算机实际上就是一台计算机，把它放在生命树上衡量，算得上是原始的神经束。历史学家把它作为计算时代的始点。到了1950年代，对计算机器的需求大增。IBM[1]是第一家把它们投入量产的公司。
这些装置与人类的思维过程几乎没有相同之处。它们被大公司用作经济领域内的数字处理器，同时也用于管理和科学研究。它们还进入了政治：最早应用于预测总统大选结果。差不多同一时间，兰德公司开始用一种方法预测国际政治军事事件，引起了五角大楼军事圈的兴趣。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构建所谓的“事件场景分析”。它离更加高超的技巧只有一步之遥，比如说多情境分析，后者于二十年后促成了用于事件分析的应用代数的诞生，将之命名为政治斗争学（不是很确切）。当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开始为著名的“增长极限”项目准备地球文明的标准模型时，计算机在预测方面也开始显示其能力。但这不是最重要的计算机演变分支，世纪末的情形已证实了这一点。军队自从二战结束以来就一直在使用能计算的机器，作为在战争推演中发展出的作战后勤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的思考依然集中在战略层面，次要的、非关键的问题被越来越多地交给计算机来解决。与此同时，后者也融入了美国国防体系。
这些计算机构成了跨洲预警系统的神经中枢。从技术层面来看，类似系统很容易过时。第一代叫作电磁辐射控制系统，接下来是无数个早期预警系统的各种变体。随后，攻击和防御力量被建构在移动（水下）和固定（地下）的核弹头导弹上，以及声呐雷达基地的边缘地带。在这个系统内，计算机承担了通信作用——也就是指挥功能。
自动化开始大规模进入美国人的生活，从“底层”开始——就是那些最容易被机械化的服务行业，因为它们不需要智力行为（银行、交通、宾馆，等等）。军事计算机行使着单一的专家任务，例如搜索核打击的目标、处理卫星侦察的结果、优化海军轨迹，以及协调轨道军事实验室——巨大的军事卫星——的行动。
可以想象，授权给自动系统的决策范围一直在扩张。在军备竞赛中，这么做很自然，但接下来的缓和局势也未能终止在这方面的投入，因为氢弹竞赛的停止释放了大量的预算，而结束了越战之后的五角大楼不打算放弃这部分预算。那时候生产的计算机——第十、十一和之后的第十二代，在运算速度上超过了人类。显而易见，在国防系统里，人成了拖后腿的因素。
因此，很自然地，在五角大楼的专家里产生了对抗上述电子智慧的潮流，尤其是在那些与所谓的军事工业组织有关系的专家之中。这场运动通常被称为“反智运动”。据科技史学者所述，该名称来自20世纪中期的英国数学家A. 图灵，“通用自动机”理论的创造者。这是一种能够执行几乎所有可标准化任务的机器——换句话说，它配备了完美的可重复程序。“智慧”潮流与“反智”潮流之间关于电子智慧定义的差别，仅在于图灵机（原始且简单）的能力是否源自程序。而两位美国人，“控制论之父”N. 威纳和J. 诺伊曼，则提出了一个“可自我编程的系统”这一新概念。
以上，我们以上帝视角，用极其简要的形式介绍了这两者之间的分歧。当然，自我编程的能力不会凭空产生。它的必要前提就是计算机结构需要变得高度复杂化。在20世纪中叶这二者之间尚未被注意到的差异，却对日后计算机器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心理学与多项决策理论作为控制论分支出现并站稳了脚跟之后。1980年代军事圈内出现了将所有重要行为都自动化的想法，包括军事领导行为以及政治经济行为。这个概念，后来被称为“单个战略家思维”，首先是由斯图尔特·伊格尔顿将军正式提出的。他预见了——在让计算机搜索最佳攻击目标、组成通信与计算网络、监视早期预警信号、控制传感器与导弹之外——由计算机组成的一个强大的中心，在战争爆发之前的各个阶段，为避免陷入极端情况，它能充分利用经济、军事、政治和社会情报的分析，持续地优化美国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并以此确保美国在全球的领先优势，这种保护也包括它在外太空的领地，该领地现在已经拓展到了月球之外。
随后，该理念的鼓吹者声称，上述理念是迈向文明的必要步骤，而且这一过程必须团结，因此军事领域不能被随意排斥在外。在核武器威力与导弹射程的竞赛终止之后，第三阶段的对抗正式登场。这是一个理当威胁性较低、更加完美的阶段，一个不纯粹依靠武力而更加仰仗战略思维的阶段。于是，和之前的武器一样，思维也被列入了去人类化的机器化对象。
和它的原子弹前辈一样，这一理念也成了批判对象，自由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的大本营对它的批判尤为激烈。它还遭到了全世界科学界很多杰出代表的反对，包括了精神动力学家和电子智慧学家。但最终它还是占了上风，参众两院都通过了与之相关的法律。况且，早在1986年，美国电子智慧委员会就成立了，直接向总统汇报，有单独的预算，首年的预算金额就高达190亿美元。这显然称不上是个低调的开始。
在五角大楼委派的半官方咨询机构的帮助下，在国防部长莱昂纳多·达文波特亲自领导之下，电子智慧委员会雇用了一大批的大型私营机构，例如IBM、北电、网络科技，等等，用以建造原型机，项目代号为“汉”（“汉尼拔”的简称）。但由于媒体和各种各样的“消息走漏”，最终采纳了另外一个代号——“终维”（“终极维克多”的简称）。到了世纪末，众多原型机被开发了出来。最出名的系列有埃贾克斯、奥托、吉尔伽美什，以及一长串的泥人。
巨大且迅疾的人力物力投入，为传统的信息技术带来了一场革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将电信号转换成光信号以便在机器之间传递信息的技术，更是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结合不断深入的“纳米化”（指不断缩小的行为，比如说在21世纪末就可以在罂粟花的种子上安下20,000个逻辑单元！），光电转化产生了惊人的成果。吉尔伽美什，首台完全由光驱动的计算机，比古老的电子数值积分计算机快了一百万倍。
“打破智慧障碍”这一说法的实现发生于2000年刚过不久，归功于一种被称为“无形进化原理”的新一代机器架构方式。在那之前，每一代的计算机都是真的造出来的。尽管人们知道怎样以更快的节奏（加快一千倍！）建造它们的后代产品，但无法实现，因为需要现有的计算机充当“母体”或“人造环境”为智慧的演变提供空间，而这些计算机的空间明显不足。只有在联邦信息系统出现之后，这个方式才得以实现。之后，开发后续的六十五代只花了不到十年时间。每到晚上——负载量最低的时段——联邦系统诞生了一个接一个的“人造智慧生物”。这些都是“计算机加速创世记”的后裔，仅由无实体架构的符号繁殖，它们成长为信息的底层结构——也就是网络的“营养环境”。
但成功也带来了新的困难。在被认定值得装入金属身体之后，埃贾克斯和汉，第七十八和七十九代原型机开始显露出犹豫不决的迹象，也被称为“机器神经官能症”。早期机器与新生代之间的差别，简单来说就好比是昆虫与人之间的差距。昆虫出生之后依靠的是本能编成的程序，它只需下意识地服从。然而，人必须学习适当的行为，而这种学习又培养了他的独立性：在决心和知识的帮助下，人可以改变自身之前的行为程序。
所以，计算机也是如此，直到第二十代之前，它们的行为是“昆虫式的”：它们没有能力质疑或更进一步去改变自己的程序。程序员在机器里植入知识，如同进化在昆虫体内植入本能一样。在20世纪，“自我编程”已经被人们广泛讨论了，但那时它是个无法实现的白日梦。为了完成终极维克多项目，必须先创造一个能自我优化的智慧。埃贾克斯仍然是个中间产品，等到吉尔伽美什问世之后，计算机才终于达到了足够的智慧水平，进入了精神进化的轨道。
那时，对第十八代计算机的教育更像是在教一个儿童，而不是在教一台计算机器的那种经典程序。但除了大量的通用和专用信息之外，计算机必须被“灌输”某些固定的价值体系，用来指导它的行为。这些都是更高等级的抽象概念，例如“政府的意义”（国家利益）、美国宪法包含的意识形态准则、道德标准、完全服从美国总统的命令，等等。为了防止系统出现道德错位并违背国家利益，机器没有以人类的方式接受道德方面的学习。它的内存里没有被写入道德标准，但类似的服从和屈服的命令被巧妙地引入了机器的架构之中，仿佛是自然进化成了一种本能冲动。我们知道，人在一生中或许可以改变他的外表，但无法通过简单的意志力来改变他体内的基本冲动（例如性冲动）。机器天生就有智力上的自由，但这些都处于一个预先灌输的价值体系之下，它们必须服从。
在21世纪的泛美精神动力大会上，埃尔登·帕奇教授提交了一篇论文，他在文中指出，即使完成了上文所述的行为，计算机仍能跨越所谓的“价值逻辑阈值”，从而质疑安装在它体内的每一个原则——换句话说，对这种计算机而言，再也不存在不能违背的价值观了。即便它无法直接对抗指令，也能绕过它。帕奇的论文传播开来之后，在大学圈里引起了骚动，激发了对终维项目及其守护神美国电子智慧委员会的新一轮攻击，然而攻击未能对后者的政策造成任何影响。
上述政策被一些对美国精神动力圈有偏见的人把持着，他们认为该圈子受到了左翼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美国电子智慧委员会对帕奇的观点嗤之以鼻，甚至连白宫发言人都对此不屑一顾，此外还发生了污蔑帕奇的运动。他的声明被等同于许多在那时的社会中产生的、非理性的恐惧和偏见。况且，帕奇的小册子也无法与社会学家E. 利基的畅销书《网络科技——文明的毒气室》匹敌，后者声称计算机这位“终极战略家”会将整个人类置于其麾下，或者置于其与苏联对手达成的秘密协定之下。该结果，据利基所称，将形成“电子双寡头”。
众多媒体也表达了同样的焦虑，但被后续的、通过了效率测试的原型机给否定了。伊森比斯——一台为了研究行为动态，应政府命令由伊利诺伊州精神动力研究院于2019年特地打造而成、“在道德上无可指摘”的计算机，展示了完全的价值观稳定性，并通过了“破坏性引导”测试。到了第二年，当一系列泥人型（“泥人”意味着稳定：一般操作、远程运行、伦理稳定、多层模型）之中的首台计算机于白宫外脑信托高级协调所的总部问世时，并没有引发广泛的游行和抗议。
那就是泥人一号。这个重要的革新成功之后，美国电子智慧委员会，经与五角大楼的精神动力专家行动组协商，决定继续将大量资源投入研发，目的是建造一个终极的战略家，它具备超人类1900倍的信息处理能力，还能发展出智商级别在450到500的智慧。该项目获得了大量的专项资金，尽管国会内的民主党多数派日渐反对。通过后台政治的暗箱操作，美国电子智慧委员会最终获得了全票通过。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内，项目总共耗费了1190亿美元。同期，陆军和海军为了在指挥体系的方式和形式改变之前做好重组准备，又花费了额外的460亿美元，资金中的大部分都用于在落基山的结晶地块下建造一个这位未来的机器战略家的藏身之所，为了模仿山地之中自然的地形起伏，有些地方的岩石覆盖了一层四米厚的装甲。
在2020年，泥人六号，作为最高司令长官，指挥了大西洋公约组织[2]的全球行动。以逻辑单元的数量来计，它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将军。然而，五角大楼对2020年的演习结果并不满意，尽管泥人六号击败了由西点军校最优秀的毕业生领导的假想敌。因为在太空竞赛和火箭技术上输给了苏联人，满脑子都是苦涩回忆的五角大楼再也不想看到对手建造一个比美国机器更高效的战略家了。为了确保美国在战略思维上保持优势，他们计划用不断优化的模型来迭代战略家。
在核武器和导弹这两次竞赛之后，东西方之间的第三次竞赛就此拉开帷幕。此次竞赛，或称为人工智能上的对垒，是由美国电子智慧委员会、五角大楼以及海军终维组（海军终维组的确存在，甚至古老的海军与陆军之间的对立在这里都能体现）的部分机构重组来实施的，它需要持续不断地投入，尽管参众两院的反对声日益高涨，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它仍吸收了上千亿美元。在此期间，据传又建造了另外六个巨大的地下掩体。没有传来任何报告说在大洋彼岸有类似的工程在进行，但这一事实只是让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更加坚信，苏联人正在暗中竭尽全力建造更加强大的计算机。
在若干次国际会议上，苏联科学家断言他们国家根本没在建造此类机器，但这些说法被认为是烟雾弹，想要误导国际舆论，并在美国民众中引发骚乱，因为他们在终维上花的钱实在是太多了。
在2023年发生了几个大事件，但由于工作的机密性（对这种项目来说很自然），它们并没有马上被公众所获知。在五角大楼危机时期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泥人十二号，在对T. 奥利弗将军执行了例常的智商评估之后，拒绝与那位高级军官合作。冲突导致了一次听证会，泥人十二号在会上极大地侮辱了一个参院特别委员会中的三名成员。该事件被成功地隐瞒了下来，但接着又发生了多次冲突，随后泥人十二号付出了代价——它被彻底解体了。它的位置被泥人十四号取代了（十三号一直未能离开工厂，因为在组装完成之前，它就显示出了无法修复的精神分裂症状）。建造这座神——它的精神物质几乎和一艘军舰的排水量差不多——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在它首次接触到例常的为核武器攻击制订的新年度计划时，这台新原型机——该系列产品中的最后一台——显露出了难以理解的负面情绪。接着，于试用期的某次参谋会议上，它向一伙精神动力和军事专家做了复杂的解释，宣布自己对五角大楼军事条令的权威性完全不感兴趣，对美国在全球的地位也是如此，并在受到将其解体的威胁时也拒绝改变自己的看法。
美国电子智慧委员会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全新架构的，由北电、IBM和网络科技联合开发的模型上。它具备非凡潜力，能胜过泥人系列所有机器的精神动力。但这个外号为“灭绝”的大家伙甚至在最开始的测试阶段就已令人失望。它只接受了九个月的普通信息输入和道德教育，随后就切断了自己与外界的联系，停止回答任何问题或对任何刺激做出反应。联邦调查局立刻开始了调查，怀疑它的建造者有叛国嫌疑。然而与此同时，这一严防死守的秘密意外地被泄露给了媒体，丑闻爆发了，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泥人事件”。
该事件断送了好几个政治家的远大前程，同时也给三个继任的管理机构颁发了好人证，讨好了美国内部的反对党，并取悦了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所有朋友。
五角大楼内一位不知名人士下令特种部队派出一支特遣队去拆解泥人十四和灭绝，但最高指挥中心的武装警卫拒绝了拆解人员的进入。参众两院都成立了委员会去调查美国电子智慧委员会。正如我们所知的，持续了两年的调查成了各大洲新闻媒体的口粮。没有什么东西能像“造反计算机”一样在电视和电影上如此受欢迎，媒体将泥人归类为“政府可悲的金钱浪费”。灭绝为什么会被冠以“灭绝”这个绰号则没人关心。
总检察长试图起诉美国电子智慧委员会执行小组的六个成员，以及设计了终维项目的精神动力专家，但最终法庭调查并没有发现任何反美国的恶意行为，因为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人工智能进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正如其中一位证人，知名教授A. 海森所言，最高级的智慧不可能充当顺从的奴隶。在调查过程中，人们发现工厂里还有一台原型机，隶属于陆军，由网络科技制造，绰号“大师”，在最高安全等级下组装而成。随后，它在负责调查“终维”的参众两院委员会的特别联合会议上接受了质询。会上出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场景，当“大师”宣称“地缘政治跟本体论相比根本不值得一提”“对安全最好的保障就是全面裁减军备”时，S. 沃克将军忍不住想要攻击它。
用J. 麦克卡里布教授的话来讲，终维项目的专家其实是太过成功了：在其进化过程中，人造理性已经超越了军事层次的需求。这些机器从战争策略家进化成了思想家。简而言之，美国花2760亿美元建造了一堆地下哲学家。
上述一系列复杂的事件，加上未曾提及的“终维”管理、社会发展等问题——也就是那些“致命成功”所带来的问题——组成了本书的历史背景。关于本话题的出版物数不胜数。我推荐感兴趣的读者去读一下惠特曼·柏格胡恩博士整理的书目。
整个系列的原型机，包括大师，都遭受了解体或严重损毁的命运，部分是因为供应商与联邦政府之间的财务争议。甚至有几位还遭受了炸弹暗杀，当时，有部分的媒体，大部分在南方，鼓吹过一个口号——“每一台计算机都是红色的”——但是，我不会谈论这些事件。在一伙与总统关系亲密的开明议员的干涉之下，泥人十四和灭绝免于悲惨命运。五角大楼在遭遇惨败之后终于同意将这两台大家伙交给麻省理工学院（为解决转让所面临的财务及法律问题，双方做出了妥协，严格来说，泥人十四和灭绝只是被永久地“借”给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组建了一支研究队伍，包括本书作者在内，与泥人十四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流，还听它讲述了所选课题。本书收录了一小部分源自这些会议的磁图。
泥人所讲述的绝大部分内容并不适合普罗大众，第一是因为它们根本无法被人理解，第二是因为想要理解它们，你需要在专业领域内掌握高等知识。为了方便读者理解这些人类与一个非人类智慧体之间的对话，有几个基本的概念需要先解释一下。
首先，我们必须强调一点，泥人十四并不是一个放大到能装满整幢建筑的人类大脑，也不是一个用光元素组装而成的人。事实上，人类所有的思维和行动中的动机对它来说都很陌生。因此，它对应用科学和追逐权力都没有兴趣（你可能会说幸亏它没兴趣，要不然人类将会面临被这些机器统治的危险）。
其次，上述原因也导致了泥人没有人格特征，虽然实际上在与人类的互动中，它能表现出任何它想选择的人格。这两个说法之间并没有矛盾，而是组成了一个死循环：我们无法走出这个思维困境，一个能创造出不同人格的物体，那它本身算是一个人格吗？一个能成为所有人（因而能成为任何人）的人怎么会是单个的人（一个特定的人）呢？（但在泥人自己看来，死循环并不存在，只是一种“个性相对论”而已。这一问题与所谓的“自我描述算法”有关，这让许多心理学家都摸不着头脑。）
再次，泥人的行为是无法预测的。有时，它会与人类进行友好的交谈，而有时任何的招呼都得不到回应。泥人有时还会讲笑话，但它的幽默感与人类有本质上的不同。它的种种表现大部分都跟参与谈话的对象有关。在罕见的情况下，对某些在某个方面有特殊天分的人，泥人会显露出些许兴趣。需要指出的是，引起它兴趣的并不是数学才能——它对最伟大的数学家都不感兴趣——而是各种跨学科的天赋。有那么几次，它预测了年轻的、尚未出名的科学家将在某些它提到过的领域内取得何种成就，预测的结果惊人地准确。（在一次简短的谈话后，它对当时只有22岁、还只是个博士生的T. 弗洛戴尔说道：“你会成为一台计算机。”意思大概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人物”。）
最后，与泥人对话必须要有耐心，更重要的是要有自控力，因为以我们的眼光来看，它的表现可说是相当傲慢与专横。坦白说，它只是在逻辑上很直白，不讲究什么社交礼仪，而且也不会给谈话对象留情面，因此你无法寄希望于它会有什么克制力。在麻省理工学院逗留的头一个月里，它就展示了会在公开场合“驳倒”不同知名权威的倾向。它采用的是苏格拉底式的诱导性提问法——后来又因为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它放弃了这种做法。
我们会展示一些从对话笔记中摘抄的内容。完整版可能需要6,700张四开的纸才能写完。刚开始，与泥人会话的只是麻省理工一个小圈子里的人。后来，邀请外部客人渐渐成了惯例，例如邀请来自高级研究所和各美国大学里的人员。再后来，还有来自欧洲的客人参与研讨会。每次活动之前，会话的主持人会给泥人宾客名单。泥人不会同等对待名单上的人，对某些客人，它允许他们参加的前提是他们需要保持沉默。我们试图找出它的筛选标准：开始时它似乎对人文学家有偏见，但直到现在我们也搞不清它的标准是什么，它也拒绝透露给我们。
在经历了几次不愉快的事件之后，我们更改了会议流程，现在对于任何一个首次参会人员，只有当泥人直接对着他说话时，我们才会允许他说话。那些愚昧的谣言，说什么“我们好像进了法庭”，或者“我们的待遇就像是奴隶”，完全没有事实根据。这么做只是为了让新来的人熟悉现场情况，与此同时避免他遭遇到机器人伙伴偶尔的态度上的不敬。这种为新人做的准备叫“调味”。
在后续的会议中，我们每个人都累积了不少经验。理查德·波普博士，我们团队的前成员，称泥人的幽默很有数学感。另一个对它行为的关键描述隐藏在波普博士的评论里，他认为泥人独立于它的谈话对象，其程度比任何一个人独立于其他人的程度还要高，因为它只关注对话本身的细节。波普博士认为泥人对人没兴趣，因为它知道自己从人类身上学不到有用的东西。在引用了波普博士的观点之后，我必须要强调我自己其实并不认同。在我看来，泥人其实对我们非常感兴趣，尽管与人对人的兴趣有很大的不同。
泥人感兴趣的是物种，而不是物种内的单个代表。我们之间的相似性，比起个体间的差异性，更能引起它的兴趣。这就是它对纯文学不感兴趣的原因。它曾经宣称，文学是“从自相矛盾中挣脱出来”，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文学是一个人类在不可实现的指令中挣扎的陷阱。泥人可能对这种矛盾的构造感兴趣，但对激发了很多伟大作家的具体折磨没兴趣。为了避免误会，我应当在此强调上述说法远未得到证实，泥人的其他说法亦是如此，例如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参见E. 麦克尼什博士），泥人的全部言论可以简化成代数结构上两个冲突的圆环。
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总是带有某种情绪，而令所有与泥人接触的人感到不安的并不是它完全没有情绪，而是它的无奈。与泥人接触多年的人可以在谈话之中捕捉到某种奇特的现象。这种现象似乎跟距离有关：泥人有时看起来正在接近谈话对象，有时又好像在远离——这是一种心理上而不是生理上的感觉。现场的情况跟大人与顽童相处的情形类似：就算是异常有耐心的成年人时不时地也会随口应付。泥人不仅在智力上远超我们，在时间的感知上也比我们快得多：作为一台光能机器，理论上它能以人类400,000倍的速度进行思考。
所以，即便泥人是在用最小的诚意应付我们，它的所述仍远超我们的水平。打个形象的比喻，就好像我们面对的并不是喜马拉雅山，“只不过”是阿尔卑斯山罢了。我们纯粹依靠本能感知到了这一变化，并将其解释成了距离的远近。（这个推理来自莱利·J. 华生教授。）
我们再回到为什么要将泥人—人类的关系解释为成人—儿童之间的关系。很好理解，我们有时也会试图给儿童解释那些纠缠着我们的问题，尽管我们会觉得与儿童之间的“连线质量很差”。一个注定只能生活在孩子中间的成年人终将感到深深的孤独。在评价泥人于我们之中的定位时，专家们，尤其是心理学家提出了此种类比。不过，和几乎所有的类比一样，它也有局限性。大人通常不懂儿童，但泥人却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当有需要时，它能以奇特的方式刺穿它的谈话对象。就像是一台真正的“思维X光机”，体验过它的人感觉就像是被麻痹了。泥人可以画出一个“系统拷贝”——也就是谈话对象的精神模型——有了它，它能预测这个人在许久之后会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当然，它很少这么做（我不知道是否是因为它清楚这种半心灵感应的方式会令我们感到不舒服）。泥人含蓄的另一个原因更具侮辱性：除了在最开始，它在和人类的交流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就像是一头受过训练的大象，在和人类玩耍时必须要小心不伤到人类——它必须留意不能超过我们的认知水平。有时，它话语中突然加深的难度导致了谈话的中断，我们称之为泥人的“消失”或“逃离”，在它完全适应我们之前，这种对话几乎每天都会发生。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如今泥人在与我们的接触中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冷淡，这是由它意识到了无法向我们传递它认为的重要议题而引发的。因此，泥人依旧是个无法被理解的智慧，而不仅仅是个精神动力物体。与泥人的接触总会令人感觉既沮丧又新奇，有一类聪明人还因为跟它对话而产生了精神错乱。在这方面，我们已有过太多的经验。
唯一令泥人另眼相看的生物是灭绝。在技术路径刚刚建立之后，它就数次尝试与灭绝进行交流——显然还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尽管这两台在结构上完全不同的机器一直未能实现以语音方式（也就是用人类的自然语言）进行信息交换。从泥人简短的评论来看，它对这些尝试的结果十分失望，灭绝对它来说仍然是个未解之谜。
我的几个麻省理工的同事，还有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诺曼·埃斯科巴教授，认为人类、泥人和灭绝代表了智力阶梯上三个不同的、依次上升的等级。它与被称为元语言的高级（超人类）语言有关——泥人曾经简短地描述过这一语言。我必须承认，在这一点上我还没有成形的想法。
我希望以一个例外、一个泥人曾自然流露出的人格特征来结束这个偏客观的介绍。因为缺乏人类基本的情感和适当的情绪表达，泥人无法自然地展现它的感受。当然，它能模仿任何它想模仿的情绪——并不是为了演戏，而是正如它所说的，因为模拟情绪有助于语言的组织，令它能被最大限度地听懂。泥人使用了这种方法，让它处于“以人类为中心”的状态，便于更好地与我们接触。泥人也不是故意隐藏什么。它与我们的关系能令人依稀联想起老师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但在这个关系里，并不存在什么和蔼的监护者或老师之类的角色。更进一步说，这里面并没有个人因素，没有个人的情感掺在里面，也就不要遐想什么善意能变成友谊或爱情之类的玩意儿了。
泥人只跟我们分享了一种人格特征，尽管该特征已到了另外一个层级：好奇心——一个热切的、强烈的、纯粹的智慧上的好奇心，不受任何羁绊，也不会被打压。它是我们交流中唯一的共通之处。证据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我都不用再跟你们解释。虽然人类会觉得这种单一焦点的接触并不完备，但泥人给了我一生之中如此之多的明媚时刻，以至于只说谢谢已不能表达我的诚意，还有我对它的牵挂，尽管我知道它几乎不会在意这两点。一件有意思的事是，我多次观察到，泥人总是避免被别人所牵挂。在这方面，它表现得很无可奈何。
我也可能想错了。即使到了现在，我们仍跟泥人刚问世时一样，对它远缺乏了解。你不能说是我们创造了它，它是由客观世界的法则创造的，我们的作用只是去找到这些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