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希区柯克式悬疑片类似，大卫·马梅（David Mamet）编导的《西班牙囚犯》（The Spanish Prisoner）中，情节走的是相同的方向：受虐者并不知道自己被操控，又有当暴力变得特别明显时，才在外力介入下看清谜团。剧中主人公的关系始于迷人而诱惑的气氛，结束于可怕的精神失常行为。不过施虐者留下的线索，直到时过境迁后才得以解释清楚，那时受虐者已部分脱离掌控，也了解被操控的过程了。
前面我们看到了受虐者是如何在第一阶段瘫痪的。在下一阶段，他会被毁灭。
退缩一旦掌控关系确立后，在彼此不知情的情况下，两个“对立者”会退缩以避免冲突，施虐者以间接的小动作狡猾地进攻，不激起公开冲突便能扰得受虐者不安宁。受虐者则担心公然失和会让关系破裂，所以也会退一步忍让。
这些回避技巧使冲突行为暂时平息，对可能引发冲突的状况却是治标不治本。起初的退缩维持了两人的关系，但其代价是受虐者受到严重伤害。双方之间存在着不言而喻的盟约。精神虐待的受虐者以出自错觉的利他姿态，委曲求全地接受虐待行为。他即便抱怨伴侣的负面态度，也会理想化其性格的某些方面，比如他很聪明、是个好爸爸，等等。
由于受虐者肯屈从，两人关系便在此基础上无限延伸下去：其中一人越来越抑郁，人格被泯灭，另一人却越来越嚣张，对自己的掌控权越发有把握。
混乱受虐者在完全被掌控后陷入混乱，他或是不敢或是不知该如何抱怨，仿佛被打了麻药，头昏脑胀，无法思考。他的人格确实遭到破坏，有部分已经丧失，内在的活力与自发性也变得麻木。虽然感觉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却因为不知所措而无从回应。除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否则面对精神虐待者，最后的决定权不可能在受虐者手上。唯一的出路是归顺施虐者。
困惑会产生压力。生理上最大的压力来自失去行动能力且极端不确定的情况。受虐者常说，最大的痛苦不见得来自直接的虐待行为，而在于不确定自己是否要为受虐负部分责任。施虐者若撕下假面具，受虐者表示会感到安慰。
他说了这么多，我便相信他可能是对的，是我不正常和歇斯底里。他经常如此，有一天同样带着憎恨的眼光来找我，用冰冷的声音说，我对任何人都毫无价值，一无是处，我应该去自杀。那时我的邻居刚好在我家,而他没看到。她吓坏了，鼓励我去告他。我为此放下心中的大石头。总算有人了解我的状况了。
这显示了不受任何一方影响的中立目击者在场的重要性。“失去行动力”实在很难描述，其症结在于它是慢慢形成的：先把受虐者的内在忍受度拉到极限，再瓦解这一限度。这让受虐者几乎不可能指出暴力及虐待行为的确切起始点。
在这场心理战中，受虐者的人格遭到严重创伤，自我认同也被侵蚀。他在自己和施虐者眼里已失去全部自尊，施虐者可以无所顾忌地丢弃他，因为他现在是个“空心人”。
怀疑当暴力化暗为明，但仍在节制的伪装下时，它打击的是已在掌控阶段被麻痹、毫无防御力的心灵。接下来发生的事几乎令人匪夷所思。受虐者与最终目击者不敢相信自己亲眼所见，因为除非同样身为施虐者，否则没人能想象如此没有怜悯之心的暴行。你以为施虐者会感到内疚、难过或自责，但是他完全没有这些感觉。受虐者难以理解，整个人会崩溃；因为没有准备好接受这宛如晴天霹雳的事实，他不承认自己不解的真相。不可能发生那种事，因为那是不可能的！
受虐者虽在口头上否认，却感觉受到对方强烈的拒斥，他试图去了解并向自己解释，但不得要领。他找寻虐待行为发生的原因未果，信心全失，变得暴躁易怒。他频频自问：“我做错了什么，要受到如此对待？一定有什么原因。”他需要合逻辑的解释，可是虐待行为自行发展出的过程是不合逻辑的，仿佛与实际情况或与他们均无关联。受虐者经常问施虐者：“告诉我，你对我有什么不满，告诉我，我该怎么做才能改善我们的关系。”他则强硬地回答：“没什么好说的，事情就是这样。反正你什么都不懂。”无力感和挫折感是最糟的结果。
就算受虐者承认对发生的暴行也有责任，他也不是不知道，单是自己的出现便会成为暴行的理由。施虐者必然没错，罪责均由受虐者背负。脱离关系在此阶段几乎不是选项，因为先前的打击已牢牢埋下令人坐立难安的罪疚感。受虐者曾被指责犯了错，尽管那与事实无关，他还是负起维系关系的责任。他把受到的威胁攻击内化了。
周围的人也陷入混乱，很少有人知道该如何不带批评地提供援助，反而常加深受虐者的罪恶感。有时，旁人的解读严重失误，还会说出这样的话：“你应该更加如何如何……你是不是在火上浇油？他如果那样，一定是因为你惹恼了他……”
我们这个社会把罪恶感视为消极情绪的：人不该精神堕落，人必须永远显得超脱。基于“无风不起浪”这句话，人们往往认为，会感到内疚一定是因为做了错事。在外人看来，造成受虐者愧疚感的并不是施虐者。
压力强大无比的内在紧张，是屈从虐待行为必须付出的高昂代价：不许自己触怒对方，对方烦躁时要安抚他，强迫自己不做出反应。如此紧绷必然会带来压力。
有机体对压力的反应是进入警戒状态、分泌某些激素、免疫力降低以及神经递质修正。刚开始这些调整可以对抗外来攻击，不论其来源是什么。压力如果定时出现，个人也应付得了，一切就会回归正常。然而，当发生紧张情况的时间延长，或是间隔很短便重复发生，被触动的神经系统就会持续作用，使得受虐者的调适能力疲于应付。长期大量的激素调整，会导致慢性病的症状出现。
视个人的承受力而定，压力大的初期症状是心悸、闷压感、呼吸困难、疲倦、失眠、神经质、易怒、头痛、消化系统疾病、胃痛及焦虑等身心症状。压力危害的程度因人而异。专家长久以来都认为它与遗传因素有关，但是他们现在也知道，长期受虐者的易受害程度有可能逐渐累积。
冲动型的人对压力较敏感，而恶劣的施虐者好像对压力免疫。他借着让别人痛苦，释放本身的冲动。这种人通常不会罹患战争暴行引起的精神官能症，这种症状在越南战争中很常见。
施虐者把本身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受虐者，借以逃避压力或内心痛苦。受虐者无路可逃，因为他不明白进行中的虐待过程。当矛盾层出不穷，他又抓不到证据，就没有一件事解释得通。他拼命想找出答案，却力不从心，反而使暴行加剧，自己身心俱疲，最终会危害神经腺体的功能。
由于虐待行为的压力持续很久（数月，有时数年），有机体的抵抗力会渐渐衰弱，继而出现慢性焦虑。鉴于上面提到的神经激素系统受到打击，便可能发生机能与器官失调。
经过一连串失败后，受虐者感到灰心，也预期灾难会再次降临；这加重了他的压力以及伺机而动的无望感。
长期压力可能表现为广泛性焦虑、恐惧或难以控制的恐慌，以及持续的紧绷和高度戒备状态。
恐惧精神虐待者不管有没有达成目的，都会引起受虐者不想体验的强烈感受。处于这个阶段的受虐者都表示，自己陷入恐惧状态。他会不断“提高警觉”，对伴侣察言观色，看看他是否姿态僵硬，或者以冰冷的语气掩饰不明的攻击行为。他害怕伴侣的反应，还有自己不符合对方期待时的严厉或无情；他也预期会有伤人的言语、讽刺、轻蔑和鄙夷。
无论是什么情况，吓坏了的受虐者无论是否顺不顺服都不对。假如他顺服，施虐者——或许还有双方身边的人，会说他天生注定要受虐，要不然就会突显他“紧张兮兮”的精神状态。不管真相如何，双方关系失败以及所有其他的事都是他不好。
为避免这类攻击，受虐者会倾向于越来越客气并退让。他心存幻想，以为恨意会融化为爱与友好。可惜他没有那么幸运，因为对施虐者越宽大，受虐者就会被虐待得越惨。好心相待以及转过另一侧的脸给对方打，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受虐者的道德层次，自然又会激起暴力。要是受虐者因此怀恨在心，施虐者还会高兴，这正好应验了他所说的：“不是我恨他／她，而是他／她恨我。”
孤立受虐者在面对所有虐待行为时都会感到孤单。要如何向外人诉说自己过去及现在所遭受的待遇？那些言语难以形容的暗中伤害与压迫——充满恨意的表情、非语言的暗示以及影射中显现的暴力要怎么解释给别人听？唯有受虐方才知道其中的痛苦。朋友怎么能想象得到会有这种事？就算他们愿意知道虐待行为的真相，也会感到难过与惊吓。通常连最接近虐待行为的人都不愿被牵扯进去：“我不想卷入那种事！”
受虐者怀疑自己的直觉，以为一定是自己大惊小怪。当攻击发生于目击者面前，一心护着伴侣的受虐者还会认为是对方一时反应过度，为避免火上加油，而出现为施虐者辩护的矛盾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