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世永生的可能性引发了很多实际的问题，其中就包括环境伦理学方面的考虑。环境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它指出，永生的紧迫问题在于，这些不朽的人住在哪儿？地球上资源稀缺，已经因为人口骤增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我们的人口稳定者——死神，撂挑子了，那该怎么办？
最显见的解决方案，就是从人口数量变化的另一端着手，减少甚或终止新生儿的出生，为永远不会死的老人们腾出空间。
英语语言中最伟大的政治讽刺大师就是乔纳森·斯威夫特，在其 1729 年写的著名反讽作品《一个小小的建议》中，他便提出了上段说到的这个方案来解决人口过多的问题。斯威夫特用极富个人特色的语言，提出爱尔兰人应该把穷人的孩子卖给富人当食物，以此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当然，这确实是一种办法。
犹太教改革派在救赎日纪念仪式上痛苦的冥想中，用更加诚挚的方式攻击了通过停止繁衍获得永生的解决方法。
如果有使徒告诉我们，如要永生，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停止生育；如果这一代人可以获得永生，但是世界上永远不会再有新的儿童、年轻人和初恋，也永远不会有抱有新希望和新想法并做出新成就的新人，世界上永远只有我们，不会再有其他人——你还想获得永生吗？
当然，就算生物永生的前景是完全现实的，也不会普及到所有人。世界上大多数人口连基本的医疗保障都没有，因此，按需进行纳米机器人治疗的可能性也很小。更为可能的是，纳米机器人或端粒酶疗法只有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和泰格·伍兹这样的有钱人才能享用，只有他们才负担得起永生这样昂贵的爱好。
如果这样听上去很不公平，那是因为它本来就不公平。它为“适者生存”这个概念赋予了一个全新的含义——适者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