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大部分农村家庭的人情往来，都由妇女在其中穿针引线，可以说是妇女通过人情将不同的家庭给勾连起来，形成一张以家庭为中心的，有结点、边界和限度的关系网络。然而妇女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有不同：一种是参与执行，即有规有矩地按照传统的形式迎来送往，保持家庭人情的链条和范围；一种是对既有的人情规则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重构自己的关系网络和定义人情的轻重缓急。两种不同的人情实践形式，不仅反映出妇女社会地位的高低程度，而且反映出妇女最终归属的变化。
妇女地位的提高与主体性建构最突出地表现为，妇女能否打破以男性为中心构建起来的原有规则体系，并进行规则的自我界定和重新定义。
一在传统意义上，妇女不是人情实践中的行动者，人情也不由她们来建立。在河南调查时，老人讲以前的妇女都是裹着小脚，一门不出二门不踩，基本上很难有外出串门的机会，整天在屋里纺纱织布。因此，家庭的迎来送往，特别是去赶人情，多由男子负责，妇女只是协助。
另外，家里的人情亦不是妇女的人情，而是以婆家男性亲属、朋友为网络建立起来的，与妇女没有多大关系，即便是妇女的娘家人，也非妇女的一门亲戚（娘家亲戚在最本质的意义上，是婆家的亲家，是作为亲家亲戚而存在的），妇女对此发不了言。因此，妇女不是人情的主体和中心。解放后，妇女有了行动的自由，串门走亲戚也逐渐流行，她们也就慢慢分担了家庭的人情任务，成为送往者，最后垄断了这一“行业”。妇女在人情上有一定的自主行动能力，一般的送往，无须跟丈夫商量。但是人情的主体依然是男子及其家庭，人情对象的轻重不以妇女的意志为转移。
传统的血缘社会，“千百年家门，六十年亲戚”，宗亲毋庸置疑被放在第一位，再是“三亲六党”。宗亲亦分大家（庭）、房头和宗族，亲疏有差序，但宗亲在家庭关系中的位置比亲朋要重。
在三亲六党中，又以男方的亲戚为重，亲戚链条要长些，可以牵扯至很远、范围拉得很广，比如男方的女儿、姐妹、姑姑、姑婆、舅舅、舅公等，但是女方的相应亲属（除女儿外）一般就不会完全纳入进来，而且亲戚链条不会太长，如女方的姑姑、姑婆、舅舅、舅公及叔伯这样的亲属就不会被纳入家庭的人情链条中，像姐妹这样的至亲，也只有当姐妹在世时才有来往，一旦过世，两个家庭就不存在关系了。从这个人情链条中也可以看出，妇女在整个婆家家庭亲属体系中的地位不高，唯一与之有联系的是其娘家，但娘家的人情往来的范围很小，只限于父母、兄弟姐妹，再远一点就是叔伯，其他的如叔伯兄弟姐妹、姑亲姑表等，虽然在个体亲感、依恋上至关重要，但都被硬性规定在人情往来之外。而且正如上述，妇女的娘家作为婆家家庭的亲戚，被解释为亲家之亲，所以亦与妇女无关（即便妇女死去，只要有儿子在，亲家之亲就不会断裂）。这是以男性家庭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人情规则，它不以妇女个人的情感偏向、交情厚重为转移，特别摈弃了妇女的情感、喜好与其原有的关系网络。妇女即便在人情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行动者甚至决策者的角色，也要依此规则、惯例行事。
人情需要成本，特别是需要由人情来维系的亲朋关系，尤其需要花费金钱、时间乃至精力（宗亲有血缘在，即便无人情也有纽带），因此，人情的链条不能太长（当然短了也有问题），必须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如此，人情就会有个吐故纳新的机制。人情链条的吐故纳新也以男性中心的人情规则为基准。纳新当然要简单得多，多半是通过姻亲建立新的人情对象，但不能将姻亲那边的范围拉得过广，否则也有逾越规则之嫌。如新郎第一次去见岳父岳母时，肯定要到与新娘关系最近的家族拜会，一般五服上下的家庭都要走到。但是一旦结婚之后，就无须将人情之网撒这么宽了。撒宽了，你办酒席，请了这些人，人家就会有意见，说这用得着请么，会怀疑你是为了收取更多的人情礼金才请的。而且这对自己家庭来说也是个沉重的负担。所以纳新也注意分寸。
吐故的学问就很大了，里面的规则也特别多。例如，当小家庭从大家庭中分立出去后，各自因为结婚有了新的亲戚，父母老亲的人情如何处置，各地有不同的办法。
在河南农村，有分亲之说，即子辈将父母的老亲人情给分了，分到谁谁去走，这样老亲人情没有中断，又减轻了子辈的负担。但是，一旦老亲中的老表过世之后，这门亲就断了。
在湘南，老表之间人情的中断也有一定的规矩，主要的是在新年拜年中，通过回礼中将送的红糖回给老表，让对方知道以后就不用来往了，这样既不尴尬又很明确。
在湖北大冶，老亲的中断往往通过在酒席、聘书等过程中找茬，如没有招待好，仪式中忽视了某些环节等来达成，而新亲是不会注意仪式中的礼节问题的，即使有不到位的地方，也不会找茬，因为还有很长的亲戚之路。
这些中断人情的形式，都在共识的范围以内，不会给人带来很大的麻烦，或置人于尴尬的境地。人们既不能随意中断人情往来，也懂得如何去中断一些老亲：
大冶盘茶村柯楼湾的柯生汉老人，一辈子为妻弟做了很多的事，但没有得到好报，妻弟们还经常埋怨他，有数次还差点打了起来。尽管气得要死，但他只能忍受，平常的人情往来、年节的送往都按部就班地进行，因为老婆和自己都还在，妻弟们也还活着，不能随便断了亲戚，否则就不合规矩，人家会耻笑自己老婆没有娘家。
综上所述，人情的范围、人情对象的轻重和人情的吐故纳新都有一整套的规矩，并不是游移不定、朝令夕改的，亦不随个人的意志、喜好和情感转移，而是作为一套公共的规则，要求人们在人情表达、关系处理当中践行之。因此，农村人情具有公共性，实践、生产和再生产着牵涉农村各个方面的公共规则。说到底，人情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套规则体系。
二妇女是个特殊群体，在做女儿、做媳妇及当家作主等各个阶段要处理的人际关系有着很大的不同。做女儿时，妇女的整个交往都在以父亲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当中，情感的依赖也必然纠结在其中，如与叔伯姐妹（兄弟）、表姐妹（兄弟）一起成长；而做媳妇的时候，整个关系网络就要转移，重点也不会在以前那个熟悉的圈子。这种转换带来的不适应和心理感受，妇女都必须承受之。当自立门户后，自己开始张罗家庭的人情，妇女也依然不能自主决定人情的对象，以前的闺房密友、同学朋友，无论感情有多深、交往有多重，都无法主动去建立人情联系。在人情对象中，尽管妇女对娘家亲戚与婆家亲戚在感情上有所偏斜，却不能按照感情来操持人情事宜，否则会被人指责为只顾娘家、不顾婆家。这说明，妇女人生不同阶段中的社会关系是在不断转换的，转换过程必然会有阵痛，但也仍然需要按照人情的规则来行事，来处理各类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妇女得到了解放，社会地位提高了，有不少还在家庭里真正地当家作主，不仅操持着家庭事务，而且对家庭各方面的决策都有决定权。妇女地位的提高、妇女当家，本身确实是对传统男权社会制度的冲击，冲破了原先的一些禁忌和顾虑。实质还不在于此。正如上述，妇女即便在人情中有了行动的、主动的和决定的权力，若她依然是按照原来的线路、原来的规则、原来的逻辑在思维、观察、行动，那么她的一系列行为都无疑是在滋养原来的关系网络、行动结构和规则体系，强化原来的那一套制度。正如湘南的农村妇女讲的，嫁到哪里就“从”哪里，要想融入夫姓家族和村落，就必然要按照当地原有的规则行事。所以我们看到，在传统上很少有娘家人到女儿家来养老或者成长的，多是外甥到外婆、娘舅家成长的。为什么会如此？显然，娘舅家对女儿、外甥有如此的义务，为的是自家的女儿能够在婆家更好地安身立命，这是重婆家的逻辑，而不是重姻亲的逻辑。
农村妇女在家当不当“钱”的家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她如何用这个“钱”。如果钱还是用于原来的关系网络，用来滋润婆家的社会关系，这与男子当家没有任何区别；而当“钱”用于滋润娘家的社会关系时，行为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若妇女当家，“钱”既不用于婆家关系，也不用于娘家关系，而是用于自我小家庭的建构，这也与其将钱用于滋润娘家关系的逻辑一样，说明妇女已经突破了原来的规则体系。
三我们调查到，许多老人都在埋怨自己的媳妇对娘家要好些，什么好东西都往那边搬，一到过年过节，“那鱼啊那肉啊，一个劲地往娘家提”，而对公婆却没有任何表现。大冶明家巷有家婆婆过端午节，看着媳妇买了鱼肉、包子送往娘家，而自己却什么也没有收到，一气之下就喝药自杀了。农村人普遍感受到，如今生男孩不如生女孩，男孩是负担，女儿是“银行”。大部分年轻妇女也承认，自己确实对娘家那边要比对婆家这边亲些，有的则认为两边都一样看待，一碗水端平。无论是差别对待，还是同等对待，都反映出婆家与娘家的家庭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实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被冷落的是哪一边、热络的又是哪一边，而是新一代妇女当家之后，之前的人情规则、社会关系的准则被打破，妇女最终可能依照个人的喜好、情感偏向来定义家庭的人情对象，人情链条是接续还是中断都由她来规定，即一种私的规则在起作用，公的规则被肢解。
大冶盘茶村妇女主任的老公有三兄弟，三个家庭都是妇女当家。到什么程度呢，要商量公公过世如何安葬，剩下一个老人如何养老的问题，都不是由男子，而是由三个妇女在一起决定，男人不管事。
大嫂一向与小姑子不和（但与大哥无嫌隙），今年大嫂的独子结婚，就没有邀请小姑子，小姑子跟另外两个兄弟通了很多电话，希望来参加侄子的婚礼，但是大哥在家没权，大嫂又不松口，最后小嫂子只好安慰她说“还节省了几百块钱”。小姑子很委屈，据说几天都是以泪洗面。她的老公已经不在世。在当地，对妇女而言，有没有娘家与有没有生儿子同样重要，而如今娘家人又如此对待她，小姑子心里有说不尽的辛酸与苦楚。
在这里，妇女掌握家政大权，连男方最重要的亲戚之一都拒绝邀请，与当地共识相违背，破坏了原来的规则体系。这一中断人情的行为显然不在规则范围之内，一是对方不是老亲，也找不到人家的茬，二是对方是男方的胞妹，原则上人情往来到死才能中断。这一中断行为显然是妇女个人意志的结果，是其感情好恶偏向的体现。皖北农村调查发现，一些20多岁的年轻媳妇裹挟丈夫退出与宗亲的人情，退出家族、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和评价体系。
妇女的感情偏重一般是在娘家那一边，与娘家父母、兄弟要走得近些，因此往往在打破原有规则之后，娘家亲戚就要重要些，人情的范围也较之前要广阔得多。比如在东北农村，娘家的数代亲戚都被纳入家庭的人情链条。妇女因为受气、赌气，中断与娘家哥嫂的人情往来的也有不少案例。同时，妇女幼时的闺中密友、中小学同学、打工认识的朋友，也逐渐进入家庭人情的范围，相反，男子的有些朋友则被妇女拒于门外。
这些都说明，妇女已经开始按照自身的逻辑建构家庭的关系网络，这个逻辑以个人的好恶、情感、意志、性情、利益等为依归，而非传统的人情共识。妇女所践行的是一种私的规则，比如人情偏重娘家，是私的表现和感情偏向的结果，而不是普遍的共识。当感情丧失之后，娘家也可以舍弃不要。她的行为不再像以前那样结构化、模式化。
四妇女在人情、人际关系上突破原来的规则体系，意味着什么？妇女解放、地位提高的最高境界，是自己制定自己的规则，自己决定自己的归属。因此，一般谈论妇女地位的考察指标，如妇女在家庭中的决策权、受教育程度、财产权等，都只是些表面现象、量变而已，这些考察如果失去了对妇女行为内在本质差异的判断，将无法真正把握妇女解放、地位提高之程度的精髓。正如传统上，老年妇女一般对家庭、子女都有着绝对的权威，且操持着主要的家务，但没有研究者说这是妇女地位高的表现。同样，当妇女不仅当家务的家，而且当“钱”的家的时候，若她依然引领家庭在传统的轨迹上行走，遵循着传统的规则体系和共识体系，那么，只能说妇女的地位较之前普遍提高了，却不能被理解为到了更高的层次，此时的妇女仅仅是男性的代理人而已；假若她的行为已经偏离甚至超越了原来的轨道，不再遵循原来的规则，而是“我行我素”，那么事情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妇女开始在规则体系上自立自主、自我建构。
妇女自定规则（如按自己的喜恶中断与小姑子的人情）的要害在于，挑战了原来规则体系的完整性和权威性，更开了道小口子（这是男子不敢轻易开的，推脱说是女方的决定，自己不管）。一旦有人开了第一道口子，接下来就会有人开第二道口子（妇女开导丈夫说，他们家都不请，你怕什么），规则就会如此一步步地被肢解。原有的规则是依据男性为中心制定的，实际上是维护血缘社会的一套工具，此前的妇女解放都是在这个规则体系内的话语，妇女地位也只是在这套制度里头进行的微小调整（以前不让你做事，现在让你按照它设计的方式、道路去做事），并没有触及根本制度架构。灵魂没有变，变的只是形式。这也遮蔽了许多学者的眼睛，他们看到农村妇女当家之后就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用各种指标数据去测量、去预测。
真正的变化是旧有制度、规则之魂的变化，妇女打出来第一枪。农村妇女现在的变化，远比从男人身边解放出来要深刻得多。农村妇女果敢地冲破旧有的制度规范，按照自己的喜好做事。农村妇女让自己、丈夫和家庭按照自己定义的行为轨迹生活。一场巨大的革命正在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