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阶层关系研究中，血缘地缘关系对阶层关系的作用不是研究者考虑的问题。因为城市是陌生人社会，阶层虽然在现实中真实存在，但在研究中是抽象的，阶层之间只有阶层关系而没有其他。即便是处在一个阶层中的人与另一阶层中的人有血缘或地缘关系，也属于个别现象，不会影响阶层关系。但在微观的、具象的村庄中，不能不正视血缘地缘关系对农民分化及农民层级关系的影响。这是中国农村特有的社会镜像。
在西方，阶层是在中世纪血缘地缘关系被破除之后形成的一种社会结合方式，因此阶层关系天生就与血缘地缘关系对立，在相关理论中，也没有给血缘地缘关系留一丝余地。而中国农村传统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血缘地缘关系之上的，农村社会的其他一切关系都是血缘地缘关系的派生物或附属。30多年的改革开放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之一，是使均质的农村社会出现了阶层分化。由阶层分化所产生的阶层关系不再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不再由后者所派生，而是对立而生，它是独立的社会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血缘地缘关系。
在既存在血缘地缘关系，又存在阶层关系的农村社会中，二者的关系及其影响是很值得考察的社会学命题。
一血缘地缘关系对阶层关系的影响。血缘地缘关系是平衡阶层分化的力量，平衡的程度和效度与其自身的强弱有很大的关系。在血缘地缘关系较强的宗族地区，制度性的宗族社会结构和观念层面的宗族意识都对村民的交往关系产生较大影响，经济等分化再大，都可能被血缘地缘强关系所融化，因此，当地农村即便在社会交往上有分化，分化也不会太大，阶层之间的关系会较为紧密。这种情况下，虽然经济收入上的上层阶层内部交往比较频繁和紧密，但这种横向关系不会肢解纵向的阶层关系，纵向关系依然很自然（无隔阂）、很紧密。若经济等分化较小，则血缘地缘关系占绝对优势，社会分化就更不明显。
若血缘地缘关系强度较小，经济等分化较大时，前者不仅无法平衡分化的力量，反而会被阶层关系撕裂得支离破碎，无法再影响阶层之间的关系。然而，在上层阶层，血缘地缘关系又会成为其内部凝聚更紧密关系的重要纽带，他们相互之间讲血缘亲情、讲人情面子。此时，血缘地缘关系不再作为价值理性而凝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作为工具理性存在，因为阶层内部由共同的利益、权力等关系凝结，血缘地缘只是加强这一关系的工具。这是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村的典型。血缘地域关系强度较小，经济等分化属于中度时，阶层关系是主要的社会关系，血缘地缘关系依然发挥一定作用，平衡部分分化力量，起沟通阶层关系的作用。这类关系在长江中上游村庄较为普遍。血缘地缘关系强度较低，经济等分化也属于低度时，前者发挥工具理性的作用，既沟通阶层之间的关系，也沟通阶层内部关系。
二血缘地缘关系的作用机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发挥作用，另一种是间接发挥作用。
直接发挥作用，是指阶层之间在发生交互关系时，相互都将血缘地缘关系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怎样行为要将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考虑在里头。如果一方没有考虑血缘地缘关系，就会受到另一方和村庄社会的指责，说他“不认人”（荆门人语）；如果两方都不考虑相互间的血缘地缘关系，完全按照陌生人规则行事，双方关系就会变得紧张；如果不考虑血缘地缘关系，又没受到对方和他人的指摘，就说明血缘地缘关系不起作用了。
间接发挥作用，是指通过一个“中介”阶层作为桥梁、纽带而沟通另两个阶层的关系，使血缘地缘关系发挥作用。这种情况发生的前提是，（多个）上层阶层与（多个）下层阶层之间有很深的隔阂或者是对立关系，双方之间无法正常沟通，但又需要发生关系，这时就需要找“中介”阶层进行沟通。这个“中介”阶层一般与两个当事阶层都有交往关系，受他们信赖。在这里，血缘地缘关系首先在A阶层与B阶层之间发挥作用，转化为B阶层的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然后通过B阶层，在B阶层与C阶层发挥作用，从而在A阶层与C阶层之间发挥作用，使A阶层和C阶层在间接交往中，由于血缘地缘关系的润滑而发生良性互动。典型的如A要借助C的超社区关系网络，但他们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于是找到B，通过B的人情面子，C决定帮A的忙；又有C要参与村庄竞选，需要拉A的选票，但其一向与A没有交往，B与A倒有很深的交往，于是C通过B去做A的工作，A则给B人情面子，投票给了C。
这个过程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A阶层与C阶层之间一般是因为阶层差距较大而有隔阂，交往不深，而作为“中介”的B阶层则肯定与双方差距都不大，才会跟两个阶层都有关系，因此B阶层就是该阶层结构中的中间/中等阶层；二是血缘地缘关系在B阶层中有个转换的过程，即A的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在A、B的交互关系中已经转换成了B的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C帮助A是因为给B面子，而不是看A的面子。
根据调研，我国农村发展的态势是血缘地缘关系正快速被阶层关系所取代，尤其是在沿海发达地区，阶层关系逐渐成为农村的主要社会关系。血缘地缘关系在阶层间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而在阶层内部扮演的工具性角色越来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