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心理学方法
詹姆斯·戈尔德吉尔/菲利普·泰特洛克
有关国际关系理论能否以某种神秘的形而上学的方式还原为心理学的争论，应该早就消弭于思想史之中了（Waltz 1959）。除了早期一些文章（Tetlock and Goldgeier 2000; Goldgeier and Tetlock 2001），在过去几十年中还有很多其他学者（Kelman and Bloom 1973; Jervis 1976; George 1980）也不厌其烦地指出，正确的问题更为微妙而分化较小：国际层面上各门各派的理论化——结构现实主义、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应该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方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吸收各类别的心理学理论？
以此为出发点，本章的目的在于举例说明鉴于近来实证和理论方面的发展，这种彼此纠缠的不同层面的分析得以发端或可能随时启动的不同方式。我们将最有希望的概念整合选项分为四个大类：（1）确定结构——现实主义传统中互相碰撞的假设适用性恰当的限制条件（例如，各国在什么时间以及为何会追求多少有些冒险的安全政策？）；（2）确定制度主义传统中哪些元素会促进或妨碍国际制度和规范实施机制的创设（例如，各国什么时候以及为何会做出显然会减少其主权和行动自由的承诺？）；（3）确定建构主义传统中哪些元素会决定决策者和认知社群是否会按照以结果为导向的行动逻辑或以规则为导向的行动逻辑来设计议题（例如，强大的规范——比如使用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禁忌——什么时候以及为何会成型？）；以及（4）突出国际关系理论家因理论上的过度简约所付出的代价，以及在未来的理论构建活动中采取一种更加灵活和巧妙的语境主义方式的价值（例如，专家观察者什么时候最容易突然对所观察事物熟视无睹以及为什么？）。
然而，在启动这一活动之前，我们应该让那些担心心理学过于碎片化、范式性不足而无法成为一个国际关系理论修正的可靠指南的人打消顾虑。当然，与国际关系关联最为密切的心理学领域，认知、社会、人格心理学等都是有争议的。对于人类行为分别受稳定的人格倾向或变化的情景线索（Mischel 1999）的控制程度；所谓的认知偏差代表的是对理性还是对环境的适用性回应（Gigerenzer and Goldstein 1996; Kahneman and Tversky 2000;Gigerenzer and Selten 2001），关于这些基本问题，分歧持续存在。不过，在此我们不采取极端的理论立场，在我们的分析所引入的有限的重复性发现方面分歧也不大。而且，鉴于以往国际关系理论的借鉴惯例（Waltz 1979），我们猜想，如果如今事实证明国际关系理论家比那些广泛应用我们强调的许多发现（Rabin 1998; Camerer 2003; Fehr, Fischbacher, and Kosfeld 2005）的微观经济学家对心理学更为挑剔，未来的观念历史学家对此会很好奇。
1 现实主义部分是因为杰维斯（1976）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因为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误算成本太高，心理学方法对于现实主义思维的介入要比在其他主要国际关系传统的更多。通常情况下，这些研究对自己利用心理学的行为秘而不宣，它们依赖于一种对于“知觉”语焉不详的概念来填补现实主义思维的缺口。例如，沃尔特（1987）将均势理论转化为威胁平衡理论，再如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和斯奈德（Snyder 1990）采用攻守平衡观念来解释，什么时候各国会将自身与他国的命运过于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不是什么时候它们没有对国际体系中的他国给予足够帮助。
近来托利弗（Taliaferro 2004）试图将清晰的心理学理论化与现实主义理论相结合，他大量借用前景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大国经常在周边地区冒险行动，即便取胜前景黯淡而且成本攀升仍然我行我素。卡内曼（Kahneman）和特维斯基（Tversky 1979；2000）和他们的合作者开发的前景理论表明，在风险情况下个人做出不同决定取决于其是面临预期收益还是损失，当面临损失时更愿意承担风险，面对收益则希望规避风险。被调查者对于逻辑上相当但表述不同的问题（例如，可被拯救的人数与死亡人数）的处理极其不同。实验性证据表明预期损失的伤害程度接近于收益满足的两倍，而且当其禀赋被指责为道德及情感象征主义时这种伤害则更加严重（McGraw, Tetlock, and Kristel 2003）。
行为主义经济学家们（例如，Rabin 1998; Thaler 2000; Camerer 2003）大力支持以前景理论的发现来重塑其领域。即便如此，政治科学家们却不以为然。正如麦克德莫特（McDermott 1998；2004）所注意到的，该理论以有条件启动回应倾向为基础而不是以人格倾向为基础，这一点应该对国际关系中的结构主义理论家有吸引力。的确，近来的研究表明，人类使用大脑的不同部位思考成本和收益而不是像效用理论家所说的那样进行一次单一的计算（Cowen 2006），从而为前景理论提供了一种神经学基底并强调了某些简化主义研究的可行范围。
尽管质疑者强调指出很难以某种非赘述的方式明确决策者的参照点以及他们对收益和损失的计算（Tetlock 1999b），前景理论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还是得到了很大发展（例如，Levy 1992; Farnham 1994; McDermott 1998; 2004; Mercer 2005）。托利弗（2004）专注于国家对损失相对权力、国际地位或威望的厌恶作为对冒险行为的驱动，从而将前景理论对表述的重视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对相对权力的重视结合起来，而且避开了对国内政治在塑造领导人如何将问题表述为预期收益或损失的方面所起的作用而进行的复杂评估。
前景理论直接使用于现实主义内部的一场核心论争，即防御性现实主义（Waltz 1979）与进攻性现实主义（Mearsheimer 2001）之间的论争。沃尔兹及其追随者认为各国试图在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体系中实现自身安全的最大化，而该体系要求各国践行均势政治。它们的主要目标在于确保其存续，这需要通过建设军事力量或结盟而使其力量得以增长，但各国如果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自己足够强大它们可能会对现状心满意足。对于米尔斯海默来说，力量优势再大也不够大，因而各国都可效仿成为具有称霸雄心的权力最大化者。在这两种状况下，各国都必须打造对世界的精确描述并及时对大国的行动做出回应，这使它们极其警觉并容易接受有关该体系中其他国家动机的更糟糕的假设。
沃尔兹式的国家可能对自己在该体系中的位置感到满足。这种国家将是损失厌恶型的，而且不愿追求可能引发其他国家制衡行动的扩张主义政策。在米尔斯海默的世界中，各国没有获得霸权之前绝不会感到满足。如各国面临预期收益，前景理论将证明沃尔兹更加正确；如各国面临预期损失，前景理论则将证明米尔斯海默更加正确。由于安坐国际体系的头把交椅，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不愿在国外（海地、索马里、波斯尼亚、科索沃）进行的干预中蒙受伤亡，正如沃尔兹预言的，美国采取了一种高度风险厌恶的行动方式。但是，在“9·11”袭击之后，美国变得更愿意承担风险。下面引用几个极端得多的例子，其中政权类型和领导人性格的作用非常大。1939年的纳粹德国、1941年的日本帝国甘愿在其所处环境中碰碰运气，此前它们或者已经引发了巨大损失或者面临这种损失的预期，正如米尔斯海默所预测的，它们诉诸高风险的行动以扭转或避免这种命运。心理学认为现实主义内部的宿怨并不一定能够通过一分高下的方式予以解决，心理学有助于我们对边界条件进行勘查：青睐防御性现实主义可能更适用于决策者将问题表述为潜在收益的情况；青睐进攻性现实主义可能更适用于各国面临潜在损失的情况。
前景理论及相关的禀赋效应（一旦一个人拥有某项物品，他对该物品价值的评估比未拥有它之前大大提高）研究也对威慑与逼迫之间的主要区别进行了解释，也就是说，诱惑某个国家放弃其已经拥有的东西要比阻止它获取自己并不拥有的东西困难得多（Schelling 1967）。20世纪90年代的克林顿政府本应该注意这一点。波斯尼亚并不是塞尔维亚的一部分，于是1995年时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愿意就自己并不拥有的东西予以谈判解决。克林顿政府以为这一案例的经验就是稍微展示一番武力他就会动摇，到了1999年克林顿政府还认为让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偃旗息鼓不会费多少力气。但是，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一部分而米洛舍维奇为了保住已经拥有的东西愿意冒比之前为了获取新的领土大得多的风险（Chollet and Goldgeier 2002）。同样地，1950年朝鲜人向南方进攻时，美国也愿意使用武力以确保遏制能够继续，而1956年却不愿击退共产主义以解放匈牙利。心理学家们会预言在类似情况下威慑的难度可能还不到逼迫的一半，但有两个关键的例外情况：（1）目标国感觉与该领土感情深厚，逼迫的难度要比威慑高出许多数量级；（2）目标国尚未将该领土内化于其自我界定（其“禀赋”）之中，逼迫的难度可能不会明显高于威慑。考虑到前景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影响，该理论在政治科学尤其是在国际关系中尚未产生类似影响这一点有些奇怪。默瑟（Mercer 2005）曾经注意到，在最近对于卡内曼和特维斯基有关前景理论的文章（1979）的2 000例引用中，有一半来自经济学及相关领域，三分之一来自心理学，而仅有二十分之一来自政治科学；1985年至2003年之间，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对该文章的引用仅有8例。默瑟（2005，18）辩称国际关系世界中决策者所做的选择与实验室中下赌注时的选择不同，但他也在结论中指出，考虑到该理论已经在经济学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貌似人们抵触的是心理学学科而不是前景理论特有的那些问题”。
2 制度主义制度主义挑战的出现是回应现实主义者对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中开展合作的预期做出的悲观评估。基欧汉（Keohane 1984）明确阐述的制度主义的微观经济学变体认同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居于其中的是各种单一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体这种观点，但认为这些行为体能够创造出很多制度性框架，而这些框架将免费搭车者利用的恐惧降低后，将允许各行为体通过合作确保其可获得的收益。在制度主义模型的新自由主义变体中，当行为体意识到自己面临一种重复博弈状态，而且继续临时提出解决方案的交易成本居高不下时，他们相当理性地订立了一些面对各成员国均势变化而持续存在的约束性协议。关于各国什么时候以及为何试图在起初创立各种制度、各国什么时候以及为何会遵守制度性规范和原则以及制度是否以及什么时候能够渐渐地转化决策者看待自己国家利益的方式方面，心理学具有一定发言权。
透明度是制度构建中一个关键的心理学元素，它既包括了解基本事实的能力也包括得出可靠因果推论的能力。认知社群（Haas 1997）既能推进也能反映出因果透明度。在这一透明连续体一端的是由认知社群塑造的不同政策，而由于它们在梳理因果关系方面所取得的科学成就，这些认知社群具有极大的权威和威望。这一点在那些研究者能够在受控的、可复制的实验（人们对泰特洛克和伯恩敬所称的推测性反事实控制组的依赖微乎其微）中对其理论假设进行检验的领域尤其有可能。有关例子包括生物医学专家有关应对跨国传染病的正确战略（或研发战略的方法）、气候学家有关氯氟烃对大气臭氧层的影响或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对核扩散的先决条件方面近乎一致的看法。发达国家的政治精英们通常无意于对这些社群就自身专业知识提出的建议发出质疑。
但是这种尊重在那些认知社群或分裂严重或相对欠发达的政策领域却站不住脚，正如有关时至近日以来的全球变暖的源头、范围、速度和影响等。不过，随着证据的累积，正如上面提到的政策领域的情况一样，即便是那些不喜欢规章的政治精英们也变得更不情愿无视那些举证全球变暖需要国际社会协调行动的科学家了（Hansen 2006）。
现实主义者常说人们订立制度往往是因为体系中的最强大国家决意将制度作为一种更合法和/或更有效追求自身利益的手段。但是，出于心理学的原因，我们也应该预计到，人们更有可能在那些具有认知权威的专家们看法一致的领域创建制度，而且在缺少这种共识的情况下，那些妨碍国际制度构建的政治壁垒往往是难以逾越的。
制度一旦被创建出来，有关各国为什么要遵从制度的要求以及制度是否会逐渐转化为决策者看待自身利益的方式等问题就出现了（Simmons 1998）。在这里，我们认为假定一条贯穿服从到内化的社会影响连续线非常具有价值（Kelman 1958）。从服从方面看，决策者对于制度规则的遵从完全基于对回报和惩罚的功利主义算计。以服从作为遵守规则的可能性的制度，包括为反制直接威胁而搭建的军事结盟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它们为成员国降低了贸易壁垒并提供了对于违反规范和规则者进行惩罚的制裁机制。
接近这一连续线中间位置的是决策者，他们按照人们的期待行事，因为他们非常重视那些国内或国际观众的观点，他们试图在后者心目中树立特定的社会身份，而且他们也不愿承受背叛的名誉成本。这种形式的社会影响有时也被社会心理学家称为认同，与单纯的服从相比，它的情景特定性应该较小。即便遭遇巨大麻烦而认同持续存在，但它仍然无法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内化，因为一旦政策无法发挥完善理想的社会身份功能，认同将无法持续存在。这方面的例子包括那些具有不光彩的公民自由行为或可疑的环保记录的国家，它们为了成为“文明的”国际社会的一部分而签署了一些人权或环保协议，这种决策能够带来具有真正政治性后果的规范性纠纷（例如，1975年苏联及其华沙盟友签署的《赫尔辛基协定》包含三个有关人权保护的条款）。
在我们接近这一连续线的内化一端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出于它们所认为的正确原因而在做正确事情的国家。其算计受到了道德、宗教或意识形态理想的指引而不再是功利主义的，换句话说，决策者因循的是一种适当行为逻辑而不是后果导向的行为逻辑（March and Olsen 1998）。在这里，我们能想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所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
心理学有助于勾画决策者可能从服从转向内化所需要的条件。采用强制服从范式的认知失调和自我知觉研究暗示，如果决策者相信自己具有某些自由选择的因素，他们尤其有可能将与自身行为一致的态度予以内化（见Bem 1967; Larson 1985）。绝大多数心理学家都会同意各政治行为体（精神变态者除外）有可能将国际制度中内含的公平竞争规范加以内化，而且这些规范可能会独立于最初基于利益的行为。在民主国家这一内化进程应当尤其可靠，因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一旦脱离人们普遍坚守的公平竞争规范，就必须向选民做出合理解释。
规范实施的理性选择方法强调搭便车问题；不存在君主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方希望承担对规范违犯者加以惩罚的成本，因此背叛者得以逃脱制裁（Coleman 1990）。但是，实验性社会心理学以及微观经济学不断的研究已经表明，人们往往乐于做出巨大的牺牲以惩罚舞弊者以及那些未能对舞弊者加以惩罚的人（Fehr and Schmidt 1999），而且，从部分意义上讲，针对违犯共同的基本价值观（Tetlock et al. 2007）者的道义愤怒（惩戒的欲望）驱动了这种自我牺牲行为。确实，大脑损害研究表明人们从折磨规范违犯者中得到快乐（Fehr, Fischbacher,and Kosfeld 2005）。以此而论，只要各成员认为具体的规范和规范实施机构扎根于这些共同价值观之中，建立于分配公平和程序正义共同价值观基础之上的国际制度在缺少中央权威的情况下应当能够令自己永世长存。心理学并未告诉我们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很多情况下人类开展动机性推理的倾向使参与者能够“看到”所谓的作恶者看不到的作恶证据（Kunda 1999），而且人们需要精细的调解和换位思考（Rouhana and Kelman 1994）。然而，暂且将合法性的确立和维护的复杂性放在一边，规范越轨行为越糟糕，人们越乐于对越轨者以及未能对越轨者进行惩罚的人加以惩罚（Axelrod 1984; Coleman 1990;Crawford 2000）。
3 建构主义对建构主义者来说，行为体在决策时常常不使用现实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的成本收益分析这一后果导向的行为逻辑，而是使用规则导向的行为逻辑，即由既定社会秩序明确地对行为加以合法化的规范性指导原则，其中的既定社会秩序本身就是该体系中各行为体互动中新兴的副产品（Wendt 1999）。规范遵循逻辑的例子包括决斗和奴隶贸易（Mueller 1989）的消亡；包括对种族主义敏感性（Risse, Ropp, and Sikkink 1999）在内的人权规范的兴起；不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其他对战争行为的限制（Legro 1995; Price 1997; Tannenwald 1999）；以及军事干预目的逐渐的变化（Finnemore 2003）等。
从建构主义视角来看，每次政策辩论都带有一种社会——身份的潜台词：作为该政策支持者的我们宣称自己是哪种人，而该政策的反对者将我们描述为哪种人？在那场有关2003年入侵伊拉克是否为明智之举的激烈辩论中，许多支持者声称具有以下身份：有原则的国际法执行者、慎重的国家利益守护者乃至英雄般的中东解放者等。对比之下，反对者将支持者描述为追逐石油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新殖民主义者，或略微客气地说他们是一些判断力被“9·11”事件的创伤所蒙蔽的、不理性的、过度情绪化的美国人。当然，这些有关身份的说法也只是最初的一些举措：为了对事件以及对方的举动进行回应，每一方都会竭尽全力提升自己的可信性同时瓦解另一方的可信性。
从心理学视角来看，有关政策背后“真正动机”的辩论一般都会一无所获：人们最多对驱动其行为的元素有某些站不住脚的掌握，我们没多少理由可以假定人们更擅于对别人行为的驱动力进行猜测（Bargh and Williams 2006）。
简而言之，在判定哪些政治舆论大师更接近“真相”时，心理学可能无所助益。对辩论中社会——身份优势的竞争在遥远的未来会一直伴随我们。然而，心理学可能有助于我们判定在争夺身份优势的特定斗争中哪些政治舆论大师会占上风。例如，有关含蓄领导理论的心理学研究暗示我们，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人们将领导与某些坚定的原则相关联，而且，与灵活性和中途修正（Staw 1980; Tetlock 1999a）相比，他们更会坚持到底，这使乔治·沃克·布什在2004年的连任竞选中比约翰·克里更有优势。
另外一个心理学有助于人们判定谁具有修辞优势的领域是权衡论证。在对待权衡论证（Katzenstein, Keohane, and Krasner 1998; Ruggie 1998）的方式方面，建构主义与国关理论更具理性主义色彩的分支（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之间存在一道鸿沟。现实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期望各国能够理性地衡量成本和收益。相比之下，就种类繁多的问题而言，建构主义者都会预计权衡论证极其困难而且对政治有害。的确，在许多政治文化中，乐于考量不同类别的权衡这一意愿本身被视为对核心文化价值观和身份不够专注的标志。
在许多身份角逐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人们对各政策选项背后的各种类型权衡如何“表述”：常规的、禁忌的以及悲剧的。常规的权衡指人们采购并对世俗价值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比较时所使用的那种论证。如果某个权衡使某个世俗价值与某个神圣价值相对立，比如使金钱与人权保护或生态系统的保护相对立，而在道德共同体中声誉良好的成员都应该将该神圣价值当作超越金钱之物，那么这一权衡就成为禁忌。最后，如果某个权衡使两种神圣价值互相对立，例如，使濒危物种的保护与土著文化（Tetlock 2003）的保护相对立，那么这种权衡就是悲剧性的权衡。
被发现做出禁忌权衡的决策者往往受到其道德共同体的排斥，因而他们会为了将自己的决策过程描述为不具有任何禁忌权衡色彩而大费周章；与此同时，他们的反对者则试图说服关键的选民们，决策者已经踏入了不可想象之地。我们能够观察到这一辩论中的动态过程争议极大，正如对有关以色列退出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以及圣城耶路撒冷、巴基斯坦与印度在克什米尔达成妥协，或者美国国内的社会安全或医疗保险的偿付能力或在阿拉斯加的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进行开采等问题上的争议一样。
作为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心理学观点，一旦其反对者能够令人信服地将自己反对的政策描述为与禁忌权衡有关，称其将神圣价值与金钱、安逸和便利等世俗价值相混淆而使神圣价值贬值，那么他们就能够阻止妥协。那些维护对手所指与禁忌权衡有涉的政策的人必须非常卖力地说明其社会认同，不是不道德的和无原则的，而是有弹性的和合理的。那些反对这些政策的人则必须非常卖力地说明其社会认同不是教条的和狂热的，而是坚定的和有原则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禁忌权衡的反对者是占有优势的。当具有异常坚实的神圣价值守护者资历的政治领导人决然改变立场，如曾经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与中国建交或以色列强硬的阿里埃勒·沙龙总理从加沙退却，例外情况就出现了。
从现实主义或制度主义的立场来看，抗拒做出禁忌权衡（在大众当中，有时也在决策精英当中）是另外一个令人反感的难题。不因应当时的地缘政治或经济现实而进行及时的调整，例如，无法及时的就有关安全政策或农业价格扶持开展妥协，外界人士可能会觉得国家面对权衡表现出来的无知就如同鸵鸟一般。但是对某个伦理家来说令人讨厌的反常举动可能对另一个理论家而言却可能是高效的执念。
4 对于第四种视角的需要：反映主义（有关伦理家的理论化）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1953）借鉴古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Archilocus）的一首神秘的讽刺诗将思想家分为人们公认的两大类：多知的狐狸和有一大知的刺猬。将此分类与我们对于国关理论家的三重讨论交叉后，我们得出了一个共分六类的体系：刺猬和狐狸型的现实主义者、制度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
我们认为能算作真正刺猬的国关学者寥寥无几——他们与自己最喜欢的框架的结合如此紧密以至于他们会回避任何狐狸式的机会主义或向其他框架的借鉴。从心理学的视角来说，认知风格是程度问题而不是种类问题（Kruglanski 1996; Suedfeld and Tetlock 2001）。我们当中有些人更接近于理想型刺猬，忠实于自己的愿景，而有些人则更接近于理想型狐狸，时刻准备着临时拼凑最适于当前局势特性的如百衲衣般的理念汇编。
我们有理由认为，就像认知风格导向会塑造人们在其他领域的思维方式一样，它们也会对职业世界政治观察家造成影响。泰特洛克（2005）强调说有关认知风格和偏差的心理学研究非常适用于职业观察家对世界政治过去和未来可能发生情况的判断。他采用的样本包括约300名职业观察家，他们绝大部分都拥有博士学位。他对下列变量进行了评估：（1）对社会科学中各种学派（包括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的理论忠诚度；（2）认知风格（包括对回应者赋予简约性、综合性和解释性闭合的价值进行测定的刺猬——狐狸指数）；（3）对于削弱、巩固471或与理论忠诚度无关的历史反事实可信度的判断；（4）在他们有关发挥影响的背后力量的理论认识正确无误，或与其相悖的观点正确无误条件下对未来可能的发展做出的可能性判断；（5）了解到相对而言意料之中的或意料之外的事件确实发生与否后，作为回应以大致贝叶斯式的方式主动改变主张的意愿。
首先来看一下历史反事实，在此我们发现了对国际关系进行理论推理中存在某些基本认知过程的证据。认知理论使我们期待：面对历史长河的诡谲多变、纷繁复杂和路径依赖（Pierson 2004），即便是专家们也终需要简化其策略。一个显而易见的策略在于依靠自己的因果图式来强加秩序，将人们众所周知的确已经发生的事情归为不可避免项，或者至少归为概率极高项，将自己最欣赏的涵括性法则在已知前提（比如两极的或多极世界）之上运作（在此过程中大量的其他后果或历史反事实被归为不可能项或至少概率极小项）。很多专家的确就是这样做的。例如，同情结构现实主义以及核威慑理论的专家更有可能排斥暗示冷战本来很容易变成一场热战这种不和谐的反事实设想。在他们看来，结构现实主义和核威慑理论非常适于对所观察到的后果的一般模式进行解释：冷战的两极稳定态势以及超级大国都不愿在区域竞赛中激怒对方。
如果我们能让冷战这段历史反复上演几百遍，每次都对诸如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苏舰船的位置这种理论上细微的背景条件进行操纵，那么得出的后果模式都会大致相同。只有我们承认上述假设，这一匹配才能对该理论予以支持。也许专注于理论的观察家没错而这一提议也真实存在，但目前还没人发明出足以对这些或正（是的，历史会按照大致相同的轨道重现）或反（不是，历史会与我们所知道的国际现实发生巨大偏差）主张的真实性进行检验的时光机器。
专家们对于简约招人喜欢以及模糊令人厌恶的程度彼此看法不一（在两种情况下人们厌恶刺猬的程度都比他们厌恶狐狸的程度高）。因而，“刺猬们”应该尤其倾向于排斥那些扰乱了其以往因果模型的历史反事实而不论其模型究竟为何。在这里，前文所述预言再次应验。例如，具有刺猬式认识论偏好的结构现实主义者比其狐狸式的同行们更有可能去排斥暗示通过对理论上细微的前提条件的操纵——诸如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的汽车司机在最初的刺杀企图失败后是否因转弯犯下致命错误——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欧洲强国之间的某种大战）本来可以轻松避免这种反事实。
我们认为，面对暗示欧盟本就不会出现或走向消亡等反事实时，制度主义刺猬和狐狸的情况差别不大。我们对建构主义者的信心更少，因为他们大部分理论化中象征性的互动主义流动性看似与接受历史后果中对不确定性更加兼容。不过，研究一下以刺猬和狐狸的对立为特征的建构主义者，在对当今世界政治的规范图景基本特征可能因为对以往巧合事件的微调就轻易瓦解这一可能性的开放程度方面，是否存在明显差别，还是有其价值的。例如，正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认真考虑过的，如果美国曾在朝鲜使用过核武器，核禁忌还会一如今日吗？
“理论”一词带有确定性内涵：一个使人们可以从最初的前提中演绎出一条相对恒定的因果关系链的框架。因此，对于国关理论对突发事件、对有关历史上曾有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推测性反事实判断以及未来可能性的依赖程度加以深究，是件令人尴尬的事情。倘若事实证明，如果不是因为性格和时机把控方面的一些小的意外，理论可以充分解释的国际形势的许多方面可能完全是另一种可能，我们对于国关理论的信心会怎样呢？或者，再含蓄点儿说，如果事实证明我们完全不知晓国际形势中这些理应稳定的方面是否确实稳定不变，我们对这些理论的信心又会怎样呢？
从专家们对过去可能性的判断转移到对未来可能性的判断后，我们从认知理论中可以得出一系列显著的类似预测。例如，我们会期待刺猬比狐狸更有可能将一个更强大的理论秩序加诸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一点上，为了力证自身的能力，刺猬将比狐狸更厌恶模糊性（为此，考虑到政治内在的不可预测性，刺猬或不太在意理由的正当性）。对各种预测进行审视后，泰特洛克发现刺猬式的预测者确实从整体上要比对更久远的未来进行预测的狐狸式预测者更加自负。泰特洛克还发现刺猬式预测者承认错误的可能性更小，而更倾向于依据贝叶斯式的信念更新基准，尽可能地抵制改变主张。泰特洛克详细地描述了当相对的意外发生时专家们尤其是进行更长期预测的刺猬式专家们倾向于采用的失谐削减策略。
例如，对苏联的消亡感到最为震惊的专家也最倾向于接受以下勉强的反事实辩解：苏联作为国家的解体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所追求的（从正统的共产主义者视角来说）怪异的或者说鲁莽的自由化政策的结果，该国的解体甚至到了1991年8月政变即将发生时本可以得到阻止（如果政变谋划者再坚定一些而且不那么忘乎所以，他们也许可以成功地重组原来的政体）。
也许有些国际理论家认为使用心理学理论对理论家的行为进行解释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类似于人身攻击。但是，从认知视角来看，理论家也是人，他们试图了解这个既怪诞又复杂的并迫使我们每一个人依靠思辨性的反事实思维实验来推导因果关系的世界。在此情况下，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求助于简化的策略。心理学能够说明我们使用的是哪些类型的策略，以及对于这些策略的滥用是否使我们身处险境，可以说似乎泰特洛克样本中的很多刺猬都遭遇了这种情况。
5 来自真实世界的影响——以及影响真实世界的努力像其他国关理论家一样，那些极其倚重心理学方法的理论家往往会受到当代国际政治中心问题的影响。举例来说，在冷战期间，当时的决策者和学者们一样都非常害怕出现可能导致核战争的误判，特别是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当时肯尼迪总统认为发生核战的概率约有三成到五成。人们断言尼克松—基辛格制定的缓和政策是出于必须以某种方式对美——苏竞赛加以约束，于是尽管双方都力争获得针对对方的优势而双方的冲突不会加剧这一观念。
考虑到这些危险，那些利用心理学来理解冷战期间国际关系的人都专注于美苏关系尤其是危机谈判（例如Snyder and Diesing 1978; Lebow 1981; George 1983; Goldgeier 1994）。各种危机都非常适合于以心理学方法进行研究。决策者们时间紧迫而且面临巨大压力，因而他们必须弄清那些数量巨大而又模棱两可的信息。他们往往会采用那些可能合适或不合适的类推方法（Khong 1992），一厢情愿地认为有些事情就会如此发展，低估那些与自己有关对手的先入之见并不相符的信息（Larson 1985）。
冷战期间，各国领导人常常发现自己不得不做出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以474及自己国家的存续都充满风险的决策。研究冷战决策尤其是对朝鲜、台湾、古巴和中东危机嬗变动因进行阐释的学者采用心理学方法的大有人在。
在最有影响的冷战研究学者当中，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试图以理论指导并改进有关强制性外交（1971）、威慑（Smoke 1974）以及总统顾问体系组织（1980）等一系列议题的政策。他有关冷战最重大议题的研究中包含了对领导人的信念体系如何塑造其政治手段、如何在心理意义上解决价值权衡以及如何理解决策进程中掺入了扭曲的努力。他有关定性方法方面开拓性的研究延续到了战后时期（George and Bennett2005），这些研究本身绝不是目的，它们只是一种人们通过谨慎研究历史性案例对当前以及未来实质相近的政策问题加以指导的手段。
由于冷战的结束、南斯拉夫陷入暴力冲突以及苏联解体成多个民族国家，人们越来越重视认同问题，因而利用社会认同理论的研究以及有关内部群体和外部群体的研究得以复苏（Mercer 1995; Goldgeier 1997）。个人怎样才能学会即便在对外人来说要了解深度的分化为何会发生几乎不存在任何基础的情况下，在一个与其他群体不同的群体中凸显自我呢？
冷战期间，我们讨论过怎样才能最好地传达可信承诺以确保有效威慑，有关心理学问题包括确保信号的明确发出和接收，以及决策者在其观众当中具有充分的威望。“9·11”事件后，有关问题变成了自杀式袭击者能否被威慑，有人认为他们是极端的非理性行为体而其他学者则暗示对恐怖分子进行威慑也是可能的，因而冷战期间发展起来的许多老派威慑理论仍有价值（Lebovic 2006）。
最后，我们在有关错误和偏见的心理学理论背景下，思考在伊拉克发动战争的决定。在过去三十年中，我们在有关社会和市场力量的实验性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而这些力量可能扩大或者缩小对于理性的偏离。很多实验性研究者认为错误和偏见的根本原因在于普遍存在的对于简单易行的启发法的过度依赖，这种启发法使人们对自己的判断和决定产生了不合理的信心。如果正确无误，那些鼓励各行为体参与更具自我批评和反思形式的信息处理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就会具有缩小偏见的净效果。相反地，那些鼓励盲目从众、戒备以及永久性共有错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则会有扩大偏见的净效果。竞争激烈的市场压力也可以减少错误和偏见。如果选择过程转移到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在这里人们可以反复博弈、与专注的竞争对手互动以及对某人选择后果做出快速明确反馈，人们就能够纠正某些类型的错误和偏见，尤其是对单纯的（字面上的）决策规则的依赖所造成的连贯性和传递性方面的破裂（Kagel and Roth 1995; Camerer and Hogarth 1999）。
现在有可能找到一系列理想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对于决策者的错误——偏见的描述的预测性是最小的。内部咨询群体根据多重倡议规范进行深思熟虑，对于自我调节的民主政体的机构负责，并在批判性信息无时不在的政策领域进行决策。一旦犯错，就会很快受到公开的惩罚。
虽然2003年布什政府决意对伊拉克开战背后的完整故事还有待揭示，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认为当时并没有消除错误和偏见的条件。人们的抱怨已经够多了，其中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们的抱怨尤其多（Wilkerson 2006），副总统迪克·切尼和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所领导的“小集团”无视对于他们对有关这场战争及随后的占领所粉饰的太平的任何反对观点。美国国会对使用武力的授权几乎未进行过辩论，也未提出标志着理想的国内可问责网络的棘手问题。而且，就已有信息而言，我们如今知道，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就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情报向联合国的说明从核心上说几乎没什么坚实的确定性。其说明中所说与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纳向总统描述的“铁板钉钉”相去甚远，正如人们当下所说的，其当时的依据是一位精神不正常、代号为“曲线球”的伊拉克工程师所提供的证据。在其战后余波中，即便悲惨的伤亡情况不断累积而且总统有效地将其批评者说成对恐怖主义软弱，当时的错误也没有受到快速或公开的惩罚。
6 结语：超越还原主义心理学阐释研究与国际关系中更具宏观组织性、社会性、经济性和系统性的方法实现无缝链接后效果最好。如果整合得当，心理学的阐释经可以填补现有理论范畴的逻辑漏洞，并对充满激情的刺猬式的理论承诺的危险以及超然的狐狸式的折中主义的益处进行有益的提醒。简约并不是一个杀手锏：理论应该力求简单，但不能过于简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