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的成立会使欧洲人获得期盼已久的和平吗？事实上，欧盟成立之际，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地区发生了两场欧洲大战。而自欧盟成立之后，欧洲爆发战争的次数甚至比1945～1992年更加频繁。最终，我们不得不认为，欧洲的战争并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与欧盟的崛起而结束。
南斯拉夫内战《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起草、签署和实施旨在使欧洲迎来一个和平时代。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欧盟成立之际，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地区发生了两场局部战争：波黑战争以及车臣战争。在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冲突中，约有25万人丧生；而在高加索地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兵戎相见，导致11.5万人遇难，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尽管《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并没有引发这些战争，参战的各方也不是欧盟成员国，但欧盟成立之际也是战争爆发之时，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实际上，在欧盟成立之后，欧洲爆发的局部战争甚至比1945～1992年更加频繁。
许多欧洲人有意回避这一现实。他们认为，南斯拉夫只是个例，无法反映当代欧洲的现状，而高加索地区并不真正属于欧洲。过去的历史让欧洲渴望寻求某种能够引以为傲的事物，渴望证明除了帝国主义和大屠杀以外，欧洲还有某种卓绝超伦的东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欧洲人已经得到了教训，由于战争得不偿失，他们规划的欧洲社会已经摒弃了战争。同时，他们认为自己即将作出某种壮举，从而垂范世人。随着欧洲逐渐恢复昔日的繁荣，和平是否能够持久成为欧洲复兴的关键因素。欧洲人拒绝承认这两场战争属于欧洲，这一点在他们看来非常重要。但事实恰恰相反，并且它提醒着人们，和平其实脆弱不堪。
此外，欧洲人还有一种回避事实的态度。在科索沃战争中，北约向塞尔维亚发动了袭击，美国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一些北约盟国也参与了战争。在欧洲人看来，这场战争从心理上很快转变为一场美国战争。他们既强调集体安全，又认为战争中的实际行动属于他人，比如美国，从而否认这是一场欧洲战争。
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地区都属于欧洲的边境地区，而这两个地区内还藏着更多边境地区，仿佛层层相嵌的俄罗斯套娃。每一个边境地区都比上一个更小，但令人惊异的是，总是有更小的边境地区出现。最终，就连弹丸之地的村庄也被划分为不同家族和派系，历史和冲突进一步加深他们的分歧，而这种宿怨永不磨灭，他们也很难握手言欢。
毫不奇怪的是，这两场战争都发生在山区。那些蕞尔小邦之所以能够在战争与征服中得以存活，有赖于崇山峻岭的屏障和庇护。但山区难以建立国家，因为绵亘不绝的群山既可以遮风挡雨，也会让当地变成一盘散沙。在山区，家族和宗派的势力甚至比国家实力更加强大。千山万壑间往往隐藏着国家的雏形，即前现代的社会实体。在这些实体中，不同的宗族被共同的语言和宗教联系起来。
山区经常是法网不及之地。如果征服者不能彻底铲除四分五裂的小国，就根本不可能在当地推行法律。这些小国仍然维持着独立，所以能够自行执法。但在山区，这就意味着执法权掌握在家族和宗派手中，他们的法律常常由当地的习俗构成。一旦遇到困难，除了附近山区的盟友，他们没有其他人可以求助。由于地处偏僻，山区的人们性格坚韧，骁勇善战。在这些地区，各大帝国相继兴起和衰亡，其重大地缘政治力量固然会对山区部族产生影响，但从未泯灭其存在的现实。因此，山区充斥着人数较少、凶猛彪悍又四分五裂的民族，而能够遏制各派矛盾的压力稍有松懈，它们就会爆发出来。
苏联解体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后爆发的战争还有一个特点：它们都发生在欧洲各国边境地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混杂的地方。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是穆斯林地区，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是基督教地区；阿塞拜疆是穆斯林地区，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是基督教地区。苏联解体后，最初几场战争都发生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这些战争预示着，伊斯兰教与欧洲之间的矛盾将重新出现。这种冲突与其说与宗教有关，不如说与民族有关，但仍不属于新型战争，而是旧式战争的复兴，也是昔日的火药桶死灰复燃。
巴尔干战争不仅更加血腥，而且令举世震惊。“一战”结束后，巴尔干半岛西部被更名为南斯拉夫。就像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这个国家由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历史上有着深仇宿怨的共和国组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战胜国将这些国家组成了联盟，并认为联盟可以克服彼此的矛盾。但1991年，也就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的同一年，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简称“南联盟”）解体，从而表明，欧洲人曾经信以为真的一面已经消失不见。
许多人认为，巴尔干地区不是欧洲真正的组成部分，那里发生的事情也不能代表欧洲。然而，将巴尔干半岛逐出欧洲的想法固然令人欣慰，但并不正确，因为它不仅是欧洲的一部分，而且对欧洲历史十分重要。我们不应忘记，1888年俾斯麦曾经说过：“假如欧洲再次爆发战争，一定是巴尔干又出了什么该死的蠢事。”
父亲过去经常告诫我远离巴尔干地区。他说，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你会因为口袋里的零钱或者不经意的一瞥而丧命。在“二战”前的法国，“巴尔干”一词会让人联想到暴力和野蛮，人们甚至把暴徒称作“巴尔干”。但我认为，之后的情况有所好转。在冷战期间，南斯拉夫被公认是较为开明的共产主义国家。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人，至少南斯拉夫地区的巴尔干人，开始再度声名狼藉。
巴尔干半岛位于三个大国之间：其东南部是土耳其，东部和东北部是俄罗斯，西北部是日耳曼国家。虽然欧洲的几个帝国都曾在这里展开对峙与角逐，但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在在这里久留。它们只是借道巴尔干半岛前往更加重要的地方。换言之，巴尔干半岛就像一座防御堡垒或者跳板，而不是大国争霸的目的地。14世纪，奥斯曼帝国经过这里，前往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布斯堡王朝也穿越这里，将奥斯曼人击退。20世纪，苏联人希望夺取亚得里亚海的港口，但遭到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阻挠和严词拒绝。最后，苏联人只得绕道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在经过巴尔干半岛时，这些国家也留下了各自的印记。这里既有穆斯林，也有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就像一个宗教与民族的大杂烩。在巴尔干地区的崇山峻岭间，新的征服者在留下自己印记的同时，却没有能力或兴趣抹去旧的印记。其结果是，对于这里诸多人口较少、相互仇视的民族之间所形成的地缘政治问题，一批又一批征服者并没有进行干预。因此，这些民族变得愈发坚韧强悍，被征服的次数越多，他们就越冷酷无情。想要彻底将其铲除不仅难以实现，而且过于棘手。
外界压力一旦不复存在，巴尔干火药桶就会爆发。随着苏联解体，美国漠然置之，德国忙于统一，土耳其相对封闭，巴尔干地区不再处于压力之下，南斯拉夫获得了自建国以来最大的自由。巴尔干半岛外部压力的缺失与其内部战争存在某种联系。冷战期间，北约和华约组织都试图将南斯拉夫置于势力范围之内。南斯拉夫畏惧苏联的统治，而北约可以成为制衡苏联人的力量，但南斯拉夫只有在铁拳之下才能团结一致。苏联垮台后，北约对南斯拉夫失去了兴趣，而铁托早在10年前就已辞世。压抑已久的仇恨再度浮现，南斯拉夫的火药桶突然爆发。
南斯拉夫境内存在许多边缘地带，几乎所有的事情对于不同的人来说都有不同的意义。就连一座小桥也会成为导火索。波斯尼亚人伊沃·安德里奇曾经因其著作《德里纳河上的桥》（The bridge on the Drina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这本书中，作者通过德里纳河上的一座桥描述了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生活：
我们可以看到，对镇上的居民来说，他们的生活就是在这座大桥和“卡皮亚”（桥中央加宽的部分，人们可以在此聚集）四周或者与桥有关的地方，不断流淌和展开……基督教儿童出生在德里纳河的左岸，他们从人生之初就开始过桥，因为在降生的第一周，他们就要被抱过大桥接受洗礼。但出生在右岸的其他孩子和穆斯林儿童不需要接受洗礼，他们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就像他们的祖祖辈辈一样，都是在大桥附近度过。
在这段文字里，安德里奇刻意传达出了井然有序与太平安宁的感觉，但不无反讽的意味。他清楚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以及他们之间的新仇旧恨。边境地区总是令人不寒而栗，而位于边地之内的边地更加令人恐惧。因为即使躲过其中一场冲突，你还是会来到一个更加危险的地方。由于担心失去自己熟悉和热爱的东西，这里的人们紧紧团结在一起。但这种莫名的恐惧让他们对大桥另一面的人感到愤恨，他们恐惧的对象不只是远方同样惶惶不安的人，还有那些高枕无忧或权势亨通的人。与此类似，在世界各国的边境地区，生活从来都不是那样轻松，恐惧之情也并非不合情理。
我们已经多次看到，这种仇恨与恐惧在欧洲引起了共鸣。1912年，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与希腊结盟，对奥斯曼帝国发起了攻击，当时奥斯曼帝国仍盘踞在巴尔干地区。战争很快结束，奥斯曼帝国继续进行长达一个世纪的撤退。1913年，战争再次爆发。这一次，出于对上一场战争结果的不满，保加利亚向马其顿发起了袭击。希腊也与保加利亚结为盟国，一致对抗马其顿。罗马尼亚和奥斯曼帝国也参与进来，与保加利亚一同作战。总之，这些小国及其内部四分五裂的派系组成了各式各样的联盟，如万花筒般不断变换。1914年，塞尔维亚秘密组织“团结或死亡”成员加夫里若·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刺杀了斐迪南大公夫妇，从而引发了一场欧洲战争。此后，人们互相恐惧，并作好了最糟糕的准备。显然，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
“一战”结束后，战胜国决定在西巴尔干建立一个多民族国家。信仰天主教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和马其顿，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们认为该国民众信仰伊斯兰教，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口为塞尔维亚人，信奉东正教）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国家，但它们统一的原则本身就充满矛盾。这些国家全都不是单一民族，而且都拥有许多飞地。这些飞地中的人口属于其他民族，并且信仰其他宗教，所以都想独立出去。
欧洲对巴尔干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建立联盟，希望借此打破俾斯麦的谶言。该联盟成立于1918年，最初被命名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其分裂程度从名字便可窥一斑。奇怪的是，在这个国王已经丧失权力的时代，欧洲却决定由塞尔维亚国王掌管这几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于是，亚历山大在此实行独裁统治，直到1941年德国入侵。随后，该联盟在外界压力下解体，所有潜伏的仇恨重新出现。其中的一些群体与德国人结盟，另一些与其对抗，还有一些对德国人视而不见，专注于内部争斗。
“二战”结束后，该联盟恢复统一，各方的冲突被另一个政权镇压下去。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元帅领导的共产主义政权用铁腕手段对国内冲突进行镇压，并作出了慎重妥协，从而建立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但他继续让南斯拉夫处于苏联的统治之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南斯拉夫比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拥有更加自由的经济政策，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该国经济在共产主义世界最为活跃，但这也许无法说明什么问题。
但1974年，当我前往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和卢布尔雅那时，我发现，这几座城市与华沙或布拉格的对比十分鲜明，与苏联城市的对比则更加明显。尽管受到地理条件和意识形态的约束，巴尔干半岛的这些城市仍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此外，我还记得，尤利安山脚下有一座美丽的小镇叫布莱德。在其他东欧国家，我很难见到这样安逸舒适的生活情景：有人在湖边漫步，也有人在可以俯瞰山光水色的餐厅里用餐。餐厅的价格不菲，甚至连我也负担不起。一开始，我认为在里面用餐的都是南斯拉夫的上流人士。但是，当我与他们交谈后，我才发现他们不过是一些中层官僚和小商人。当时，我住在当地一座价格低廉的小型寄宿学校，里面有羽绒床垫和精美的窗户。店主们住在其他地方，他们还拥有好几栋房屋。奥地利与这里仅有一山之隔，两国之间有无数条地图上没有标示的小路。南斯拉夫人不在乎哪些人会离开境内，但奥地利人却担心有人潜入国境。1974年，在一个共产党统治的边地国家，这种情况不能不令人瞠目结舌。
1980年，铁托逝世，之后南斯拉夫岌岌可危。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决定不让任何人接替铁托，而是成立了由8人组成的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轮值主席之职。这也是各方能够达成的唯一方案，该方案消除了自成立之日起将南斯拉夫合为一体的君主制和独裁制。现存的民族差异为社会所认可。
1989年，随着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趋于瓦解，南斯拉夫潜在的矛盾被释放出来。苏联解体后，当局丧失了道德威信，只剩下南斯拉夫的几个联邦以及联邦内相互仇视的社会群体。当时，该地区的许多家庭都持有武器。20世纪70年代，我站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的一座火车站，看见许多士兵带着从家中拿来的武器，正准备离开这座城市。战后的南斯拉夫曾经是个由游击队员建立的党派国家，其道德规范也存在于军队中，并激起了战火。当地盛产梅子白兰地，这种烈酒足以让人的肠胃翻江倒海。此外，许多家庭都在前厅的洗手间里藏有自动手枪。以上种种因素让各方切实存在的矛盾迅速演变为暴力事件。
1991年，昔日的敌国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兵戎相见，在相对和平的联邦内展开了小规模的屠杀。双方的仇恨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二战”期间，克罗地亚对纳粹主义较为友好，而塞尔维亚则是抵抗法西斯的中心。长期以来，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一直与欧洲国家十分默契，包括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和德国。究其原因，部分出于文化渊源，部分在于克罗地亚始终对面积更大的塞尔维亚提心吊胆，因此需要结交盟友。众所周知，塞尔维亚人信仰东正教，甚至就连共产主义者也认为他们与俄国的东正教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共产主义者试图超越民族主义的界限，所以克罗地亚的非正规军乌斯塔沙开始追捕他们，并且与纳粹分子沆瀣一气。尽管这些共产党员大多都是塞尔维亚人，但也仅占后者的一小部分。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发生了许多不可原谅的事情。这些问题从未解决，也从未消失。
20世纪70年代初，我曾与萨格勒布大学附近的几名马克思主义者彻夜长谈。他们不是斯大林主义者，而是新左派成员，即当时所谓的“实践派”，但这种称呼的由来着实令人费解。这些人中既有男性，也有女性，他们全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精通哲学。他们显然自认为是启蒙运动的继承者，有责任把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带给南斯拉夫，因为这种思想比南斯拉夫当前的政治体制更加人道。但实际上，即便是南斯拉夫当前的政体，也比当时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或者苏联的政体更加开明。
几杯梅子白兰地下肚后，我谈起了自己在贝尔格莱德遇到的一些人。毫无疑问，对方的情绪渐渐发生了变化。最后，一位声名显赫的哲学家朝地板啐了一口，开始咒骂这个城市和国家。此外，他还坚持要对塞尔维亚人的畜生进行诅咒。从表面上看，这个人与美国的大学教授没有什么区别，但酒过三巡，他早已醉意醺醺。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不禁真情流露。事实证明，他只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克罗地亚人，既不会原谅，也不会忘记塞尔维亚人对他的祖国所做的一切。午夜过后，启蒙运动的影响渐渐远去。
你尽可以去挖掘这种仇恨背后的原因，但最终他所热爱的还是他所拥有的一切以及自己的身份。祖祖辈辈的记忆就是他的记忆，因此无论启蒙运动能够产生多大影响，这些记忆都不会被磨灭。在巴尔干半岛，就像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一样，人们的回忆往往是可怕的，而且总是会带来愤怒与怨恨。尽管这些回忆可能被独裁统治压抑下去，或者被经济繁荣暂时平息，抑或与启蒙思想格格不入，但随着这些力量逐渐消失，往日的记忆就会再次浮现。
战争终将演变成无休止的多边斗争和错综复杂的谋略，即使是精通对弈的南斯拉夫人也会手足无措。其结果不仅是导致长期内讧，还有集中营。这些集中营虽然在工业效率上不及德国的集中营，但在制造饥饿和使用暴力方面没有太大分别。在波斯尼亚，穆斯林、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陷入混战，但位于波斯尼亚北部的塞尔维亚人最为强悍。这些塞尔维亚人甚至南下萨拉热窝，包围了穆斯林的这个首都。如果不是出现了连天的炮火，那么他们制造的局面让人仿佛置身于中世纪。
在巴尼亚卢卡市被围困14年后，我曾经前往此地参观。作为波黑塞族共和国的首都，巴尼亚卢卡显得和平而繁荣。一个周日的下午，我在市中心的街头漫步，恍若置身上流社会。在公园里，两名棋手正在移动巨大的国际象棋棋子，旁边还有十几名聚精会神的观众。当地的冰淇淋味道颇佳，旅馆餐厅里的年轻人也都衣着得体。我在绿树成荫的街道上信步游荡，无意间看到一座挂着毕马威会计事务所标志的建筑。尽管波黑塞族共和国已被宣布为非法，但其首都仍然悬挂着该国旗帜，而非波斯尼亚的国旗。令人惊叹的是，这里甚至还可以发现现代文明的重要迹象，即美国一家大型会计咨询公司的名称。
这里的大部分标志要么是英语，要么包含有英语，对此我已经见怪不怪，这一点不能不令人惊讶。当我还年轻时，波斯尼亚的第二语言是德语。虽然美国在这里将叛乱镇压下去，但现在，所有的外部迹象都显示，当地居民正满腔热情地希望与美国冰释前嫌。
从巴尼亚卢卡向南有两条平坦的大道，山路沿途许多建筑工程正在施工。显然，有人认为，巴尼亚卢卡和萨拉热窝之间的道路上一定生意兴隆。在接近萨拉热窝的地方，人们正在大规模地修筑公路、兴建办公楼。即使在下午3点，通向镇上的干道也交通繁忙。道路旁边就是一条河流，河水缓缓流向这座古老的城市。当地的建筑古色古香，街道曲折迂回。夏日的夜晚，山脚下的人们仍然十分活跃，他们一边享用美食，一边聆听音乐。
十几年前，波黑塞族共和国领导人拉特科·姆拉迪奇在巴尼亚卢卡登台掌权。当时，通向南方的道路上挤满了军用车辆和大炮。这支队伍直奔萨拉热窝，对这座城市狂轰滥炸。然而在此之前，欧洲发生过更加惨烈的战斗，但这次事件无疑是1945年至今最可怕的一幕。
波斯尼亚的重建工作令人惊异。它不仅清理了废墟，而且让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人们经常会说，某地“饱受战火摧残”，但这个短语也许不只适用于某个地方，而更适用于当地民众。那些刚刚经历过战火的人大多看起来面容憔悴，但巴尼亚卢卡和萨拉热窝的民众是个例外。对他们来说，曾经大兵压境的道路也不过是一条道路而已。然而，即使他们已经清扫了战场，即使每逢傍晚在萨拉热窝清真寺里祈祷的人们与其他欧洲人看起来没什么两样，他们和在巴尼亚卢卡下棋的人们一样没有忘记过去，也不会原谅对方。对他们来说，500年前或者1995年发生的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他们的确想要遗忘，但记忆却不会轻易丧失。
欧洲认为南斯拉夫正在倒退，仿佛它是某个与欧洲无关的史前国家。在欧洲人看来，欧洲各国之间不会再发动残暴的战争，也不会再因种族歧视而将人们送往集中营，更不会再成为令全世界憎恶的对象。既然南斯拉夫在1995年作出如此行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并非真正的欧洲人。无论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其所作所为显然与欧洲精神格格不入。然而，1912年，巴尔干战争爆发时，人们也说过同样的话，但欧洲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要远比巴尔干战争更加可怕。
我们住在萨拉热窝一家小旅馆里，店主是一位上了年纪、教养良好的妇女。她体型偏胖，让我联想起自己的几位姑妈。为了让我们住得舒适一些，她总是不停地忙碌。我们几经试探，她犹豫再三后，终于平静地谈起了萨拉热窝遭受巴尼亚卢卡军队轰炸的日子。我告诉她说，如今毕马威会计事务所也进入了巴尼亚卢卡，就足以说明这里不会再发生战争。她悲伤地笑了笑，并向我保证，在这里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与金钱无关。战争必将卷土重来，她说，但“眼下至少我还有一家旅馆”。让她感到欣慰的不是和平，而是暂时的休战能让她高高兴兴地开一家旅馆。她的期望虽然不高，但也是对现实的一种警告。
这一轮巴尔干战争的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战争的后果。此次战争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许多人惨死沙场。虽然各方在美国的调停下达成停火协议，但最终还是就科索沃问题与塞尔维亚开战，因为科索沃省主要由阿尔巴尼亚人和伊斯兰教徒组成，而塞尔维亚人认为科索沃对自己的民族认同至关重要。人们没有忘记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它的意义在今天与600年前同样重要。
欧洲人未能防患于未然，也未能阻止战争的发生。几乎毫无意义的是，他们只是在战后进行了巡查。战争之所以能够结束，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所有各方无论是在体力上还是感情上都已经筋疲力尽。但正如过去一样，这次战争仍未解决任何问题。人们曾经以为，南斯拉夫不会再发生类似1912年和1913年的流血事件，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种幻想。敌国仍是敌国，即使他们不得不生活在别国的国旗之下。许多人认为，只要加入了欧盟，所有这些都会画上句号。我不清楚人们为什么会相信这种观点，但的确有人对此深信不疑。当然，也有人认为另一轮战争即将爆发。因此，欧盟的支持者越是满腔热情，与我交谈的那些人们就越觉得战争迫在眉睫，而我更认同后一种看法。
西巴尔干本身就是一个火药桶。此外，由于土耳其再次崛起，俄罗斯重新成为地区大国，德国日渐强大并有可能脱离软弱无能、动荡不安和多民族的欧洲，巴尔干遂成为此间的危险地带。在南斯拉夫境内，任何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而维持和平的诸多因素正逐渐消失。那些一度被人遗忘的大国正重新崛起，而巴尔干地区既是它们开展贸易的通道，也有可能成为发动战争的起点。对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不要忘记，美国曾向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派遣军队，而这支军队已经在那里停留了数年之久。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殇高加索山脉是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的大陆桥，连接了欧洲大陆、安纳托利亚半岛（又称小亚细亚半岛）和伊朗。
高加索山脉由两大山系组成，北部是大高加索山脉，其中包括欧洲海拔最高、最险峻陡峭的山脉，例如厄尔布鲁士山的海拔就高达18 510英尺。高加索山脉南部是小高加索山脉，此处地势相对较低，但与巴尔干地区的山脉一样崎岖不平、易守难攻。这两大山系之间是一片平原，西部绵延起伏，东部地势平缓。这片平原由库拉河冲积而成，河流从土耳其东部的山脉发源，向东注入里海。平原向西延伸到黑海，沿岸地带向西部凸出。在三个外高加索国家中，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位于该平原之上，而亚美尼亚的大部分国土位于南部山系。
高加索地区被三个大国包围，其中西南的土耳其和东南的伊朗位于巴尔干半岛的边缘，而俄罗斯位于北部。这三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都曾经试图控制高加索地区，但大多数时候，该地区处于这三个国家的同时控制之下。崇山峻岭为此处提供了绝佳的掩护。只要能够占据立足之地，至于在哪里划定边界，对该地区来说并不重要。即便小高加索山区也十分险峻，任何军队都难以长驱直入。对俄罗斯人来说，大高加索山脉必不可少，因为北部是一马平川，既难以进行防御，又是欧洲平原的尽头。一旦有人深入此地，就可以直捣俄罗斯的心脏。尽管苏联已经解体，穆斯林也在车臣和达吉斯坦发起了抵抗，但俄罗斯人并不打算退出高加索地区。
实际上，俄罗斯人需要尽可能南下，以阻挡其他国家的进攻。19世纪，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已经不堪一击，俄国人得以穿越库拉谷地进入小高加索，吞并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俄国革命爆发后，这些国家暂时获得独立，但苏联故伎重施，将这三个国家并入本国版图。当时土耳其和伊朗都十分软弱，对此无计可施。
这一举动让苏联人一箭三雕。首先，他们不会再失去对大高加索地区的控制。其次，他们通过小高加索建立了一条通道，这一点在冷战初期尤为关键，因为当时苏联担心美国从土耳其和伊朗发动袭击。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苏联人能够获得欧洲最大的石油产地，即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从而使苏联得以实现工业化。假如没有巴库的石油，我很怀疑苏联人是否能够赢得“二战”。希特勒同样认为，如果他能够攻克巴库，德国就会稳操胜券。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目的正是为了打开通向巴库的大门，但德国人被苏联人和崇山峻岭阻挡，最终功亏一篑。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高加索地区险峻的地形。
事实上，苏联解体是从高加索地区开始的。盖达尔·阿利耶夫是苏联政治局委员，曾经担任阿塞拜疆的克格勃头目。在遭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排挤后，他返回阿塞拜疆，认为苏联必将葬送于戈尔巴乔夫之手。回到阿塞拜疆后，他一边等待时机，一边建立政治基地，最终带领阿塞拜疆毫发无损地退出苏联。
大约同一时间，阿塞拜疆还发生了另一起鲜为人知的戏剧性事件。阿塞拜疆某地区的州议会要求，在得到莫斯科的允许后，脱离阿塞拜疆，加入亚美尼亚。对此，戈尔巴乔夫表示强烈反对，因为他担心其他地区群起效尤，从而导致苏联边境出现变化。在历史边界问题上，斯大林经常随心所欲、轻率变更，以致苏联的许多边界本身就含糊不清，因此戈尔巴乔夫担心，这种做法从整体上会成为苏联的不稳定因素。
问题的根源在于苏联的政策。苏联人曾经重新规划了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边界，导致其居民四处迁徙，有时甚至会出于政治和战略需要将大批民众驱逐出境。“二战”期间，阿塞拜疆人被赶往中亚，高加索地区的居民经常变动不定。因此，亚美尼亚人得以大批进入阿塞拜疆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属于阿塞拜疆的地方成了亚美尼亚人的栖身之所。
亚美尼亚要求阿塞拜疆交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管辖权，但遭到戈尔巴乔夫的拒绝。然而，随着苏联的衰落和解体，反对变得毫无意义。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成为主权国家后，双方的矛盾与日俱增，以致许多阿塞拜疆人在亚美尼亚丧生，而不少亚美尼亚人死于阿塞拜疆。1992年冬，大约在巴尔干战争爆发的同时，亚美尼亚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发动了袭击，双方拿起苏联的武器刀剑相向。最终，80余万阿塞拜疆人和25万亚美尼亚人沦为难民，同时约有3万阿塞拜疆人和6 000亚美尼亚人遇害。虽然双方于1994年停战，但问题并没有解决，矛盾仍在恶化。目前，双方仍在边境地区布置狙击手，并对联合国的决议置若罔闻。
这场战争结束十几年后，我初次来到阿塞拜疆，受到一名政府官员的接待。他立即将我带往一座缅怀那些为了阿塞拜疆独立而牺牲的人修建的纪念碑，并让我敬献了鲜花。他们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上的立场。这是我首次来到阿塞拜疆，虽然我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但并不清楚它所激起的情感。除非身在其中，否则你很难理解这些事情。我只好作出了模棱两可的回答，但表示赞同双方遵守联合国决议。坦率地说，我很好奇为什么会有人关心我对此事的立场。
这次采访和我接受的其他一些访谈的内容被贴到了互联网上。出乎意料，我很快遭到了亚美尼亚人的攻击，他们指责我受到阿塞拜疆人的收买，因为我首先造访了阿塞拜疆，并对巴库大加揄扬，但巴库的确是一座引人入胜的城市。亚美尼亚人断章取义地认为，这一言论意味着我被阿塞拜疆人所收买。虽然两国都呼吁美国解决这一问题，但最终解铃还需系铃人。
人们很容易认为，其他人的政治热情不可理喻或是受人误导。一般来说，我们对自己的爱恨一清二楚，因此对这种情感极为重视，但认为其他人的爱恨微不足道，甚至难以接受。事实上，我们都有自己的回忆，但只有那些最强大的国家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而这些错误很难被改正。对巴尔干地区来说如此，对高加索地区来说亦是如此。如果不能理解其他人的感情，我们就会犯下严重的政治错误。但其他人关心的事情并非总是合情合理。在高加索地区，我终于清楚，什么是回忆和感情。在此声明，我从未接受过阿塞拜疆人的贿赂。
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地区对欧洲人关于新欧洲的表述发出了挑战。当欧洲步入正轨之际，这两个地区却战乱肆虐，其中包括2008年的俄格战争。迄今为止，1945年前曾对欧洲产生重大影响的感情，仍然在欧洲十分活跃，尽管这些国家并未加入欧盟。例如，巴尔干战争就发生在欧洲。
一些欧洲人反驳说，这些冲突都发生在欧洲的落后地区（例如巴尔干半岛），或者并非真正属于欧洲的地区（例如高加索地区）。然而，无论巴尔干半岛落后与否，我们都不应当忘记，“一战”就是从那里爆发的，而俄罗斯仍在大高加索、车臣和达吉斯坦镇压伊斯兰教徒的叛乱。如果对这些冲突置之不顾，我们就需要对欧洲进行重新定义。最终，我们不得不认为，欧洲的战争并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与欧盟的崛起而结束。不可否认，欧盟内部没有发生战争。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欧盟能够成功地遏制欧洲人对战争的欲望。但这种观点也引出另外一些疑问：如果欧盟崩溃、分裂或者停止有效运作，结果将如何？如果欧盟的体制能让欧洲实现和平，那么这一体制一旦出错或者失灵，什么才能约束欧洲？
我早就表示，欧盟难以解决目前所面临的危机。欧盟正在衰落之中，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够恢复自身的平衡。但我认为，欧盟不可能重获平衡，因为它的问题是结构性的，所以必然导致失败。如果欧洲一体化真的能够消除战争，而在没有加入欧盟的地区，就像在巴尔干地区和高加索地区那样，冲突会重新出现，那么欧洲的未来将与多数人的期盼大相径庭。
以上就是笔者的论断，接下来我将对潜在的危险地区进行逐个分析。欧洲有许多老传统，其中之一就是某些地区的冲突会一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