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世界十字路口的国家，土耳其一直奉行“东张西望”的外交政策。“西望”便是加入欧盟，脱亚入欧，成为欧洲国家；“东张”则是突厥主义政策，加强与中亚突厥国家的联系，扩大土耳其在欧亚大陆腹地的影响力。而中东变局，为土耳其提供了一个“南下”的机会。随着土耳其日益壮大，重塑奥斯曼帝国的辉煌将不仅仅是一个爆炸性的设想……
欧亚大洲“翻译官”许多人认为，土耳其不是一个欧洲国家，而是亚洲向西延伸的国度。这无疑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因为在地理上，土耳其位于欧洲板块之上。此外，几个世纪以来，土耳其及其前身奥斯曼帝国始终与欧洲息息相关。这个帝国不仅曾经向欧洲扩张，而且它对欧洲历史产生的影响不亚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土耳其曾与一些欧洲列强为敌，也曾与另一些国家结盟。总之，就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土耳其的历史也是欧洲史的一部分。
欧洲人之所以将土耳其人视作异己，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土耳其人主要是穆斯林，而非基督教徒，因此不完全是欧洲人；其次，奥斯曼帝国摧毁了拜占庭帝国，而拜占庭帝国的前身是君士坦丁大帝建立的东罗马帝国。1453年，当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以后，欧洲人认为，他们是对欧洲文明的极大威胁，就像曾经威胁和摧毁了罗马帝国的蛮族游牧部落一样。对欧洲来说，土耳其是危险的局外人。
但即使是在1453年，也不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将土耳其视作不受欢迎的入侵者。当时，欧洲的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双方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其中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奥斯曼人历来对宗教十分宽容，这即使不是一种道德原则，也至少是一种政治原则。帝国的建立不只是攻城略地，还包括对当地人进行统治。奥斯曼人十分清楚，统治盟国比统治敌国更加容易。因此，君士坦丁堡沦陷后，他们给予东正教宗教自由，允许相关机构继续存在，也没有强迫东正教徒皈依。天主教对野蛮的奥斯曼人横扫欧洲感到恐惧，担心东正教在奥斯曼人的支持下，势力不断壮大。如此一来，东正教适应了新的环境，但天主教却开始退缩。然而，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虽然存在神学问题，但双方对待彼此的方式显然更加实际。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并理解奥斯曼帝国向欧洲以及其他地区渗透的情况。
奥斯曼帝国在鼎盛时期控制着北非、尼罗河盆地、红海和波斯帝国以西的土地。此外，它还深入欧洲，越过布达佩斯，来到接近维也纳和克拉科夫的地方。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扩张部分是依靠武力征服，部分是依靠本身及其盟国一起卷入地区政治。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布达佩斯都是奥斯曼帝国的城市。
布达佩斯有一座犹太教堂，距离我出生的地方只有两个街区。这座教堂名为“Dohany Utca Templom”，即“烟草街教堂”，是欧洲最大的犹太教堂。“Dohany”是土耳其语，意思是“烟草”。匈牙利人不仅借用了这一词语，其犹太教堂也沿袭了土耳其人的建筑风格。这座教堂混杂着匈牙利不同征服者的风格，其中包括土耳其式（也被称作拜占庭式，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摩尔式和哥特式等。虽然这座教堂就像各种风格的大杂烩，但如果你仔细观看，就会发现其中的土耳其风格更加明显。烟草街教堂虽然建于19世纪，但反映出如下事实：布达佩斯曾于1541年被奥斯曼人征服，并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始终处于其统治之下。奥斯曼人对犹太人实行宽容的政策，从犹太教堂的建筑风格中便可窥一斑。
15世纪流传着这样一段祈祷的经文：请主拯救我们，使我们免遭魔鬼、土耳其人和彗星的伤害。对魔鬼的恐惧可以理解，而在15世纪，一颗巨大的彗星确实曾让欧洲人心惊胆寒。但相比之下，他们更害怕土耳其人。因为土耳其人曾经扬言，要征服更多土地。天主教对此深感恐慌，而这显然是天主教的经文。但情况远不会这样简单。为了控制地中海，土耳其人与当时最大的海上强国威尼斯结盟。威尼斯人信仰天主教，而奥斯曼人信仰伊斯兰教，但战略归战略，生意归生意，双方包容了宗教上的分歧。我们在前文讲过，正是因为奥斯曼人控制了丝绸之路，伊比利亚人才开始征服欧洲。因此，奥斯曼人几乎影响了欧洲历史的方方面面。
此外，还有一点可以说明土耳其属于欧洲。就像土耳其文化融入了欧洲一样，欧洲也对土耳其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战”后，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只剩下安纳托利亚半岛、伊斯坦布尔和东部山区。“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阿塔土克采取了两项互为补充的措施：其一是按照欧洲启蒙运动设计的模型建立民族国家，取代此前的多民族帝国；其二是政权世俗化，将社会和私人区分开，使宗教成为个人生活的一部分。他对穆斯林国家的改造，恰恰反映了当时欧洲的价值观。
显然，土耳其不只是一个欧洲国家，也是欧洲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边界地带。在土耳其，这两者被融为一体。它继承了奥斯曼帝国的角色，就像一座桥梁般从经济、政治和思想上沟通了欧洲和伊斯兰世界。土耳其就像双方的翻译官，尽管它的翻译不一定有效。同时，土耳其也像一条公路，尽管这条公路迂回曲折、伤亡不断，但它仍在尽力履行自己的历史职责，并试图从这一职责中获得益处。在这一点上，土耳其与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丝毫差别。中间人的角色必须带来收益，而作为中间人，土耳其力图在欧洲和伊斯兰世界中站稳脚跟，绝不仅仅是横跨两洲，而是真正属于这两个世界。
在伊斯坦布尔的大巴扎集市上，你可以轻易看到两者的融合。集市上虽然遍布游客，但也有伊斯坦布尔的居民。你可以买到德国的商品或者伊朗的地毯。如果走进一家商店，会有人为你搬来椅子，递上香茶，然后上上下下地对你打量一番。数百年来，当地（或者说所有地方）的人们就是这样打量顾客，然后准备宰你一笔。这里是丝绸之路的终点，也是通向意大利海上航道的起点。这里既不是亚洲，也不是欧洲。这里虽然是土耳其，但任何有钱人都会受到欢迎，而任何语言也都可以使用。君士坦丁堡（即今天的伊斯坦布尔）是亚洲通向欧洲的商业和文化入口，而这一入口由土耳其把守。
奥斯曼帝国的精兵强将被称作苏丹亲兵。这支军队最初组建于14世纪，士兵均来自基督教家庭。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宗教，而在于对巴夏（昔日对土耳其高级官员的尊称）的忠诚，所以，这些士兵不仅收入可观，而且在服役期间或者退役之后还能得到提升的机会，而这确保了他们的忠诚。奥斯曼帝国的崛起离不开这些基督教出身的士兵。正是他们横扫欧洲，直到布达地区。此外，奥斯曼帝国之所以依靠基督教徒士兵维持统治，还与另外一个事实密切相关：所有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除了奥斯曼一世以外，他们的母亲都不是穆斯林，而是在后来皈依伊斯兰教。奥斯曼人正是通过这两种方法，将这个多元化的帝国维系在一起。
在过去数百年中，土耳其始终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对那些希望将土耳其视作欧洲国家的欧洲人来说，这一点最让人头疼。尽管欧洲已经普遍世俗化，但仍需摒弃基督教的影响。反抗宗教的影响，就意味着需要有一个反抗的对象。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这个对象就是基督教。在土耳其，世俗主义者摒弃了伊斯兰教。事实证明，这一点并没有成为双方沟通的桥梁，反而成为一种障碍。虽然双方已经宣布废弃宗教，而宗教的影响也正在消亡，但潜在的宗教仍对双方影响至深。
土耳其其实可以视作两部分，一部分是伊斯坦布尔，另一部分是土耳其的其他地方。尽管伊斯坦布尔已经世俗化，但土耳其的其他地区仍然趋于保守，并且以穆斯林人口居多。当然，这种说法有些言过其实。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国际性都市，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这条咽喉要道沟通了地中海和黑海。因此，伊斯坦布尔既是土耳其与欧洲之间的桥梁，也是地中海世界与俄罗斯之间的纽带。这座中枢城市被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分为二。
同时，伊斯坦布尔也是一个商业中心。这里的大巴扎集市代表了旧式的、以小商小贩为基础的经济形式。而市中心的商业区则是商业和工业的新型融合体。众所周知，伊斯坦布尔及其前身君士坦丁堡都是国际性都市。来自不同文明、有着不同信仰的人们在这里定居，并希望发财致富。因此，各个民族、各种宗教的人们由于生意被联结在一起。无论是对小商小贩还是资深的银行家来说，这座城市最体面的活动就是开展交易。正是因为这种城市骨子里就充满了包容精神，所以人们才不会小看生意人。
心酸的脱亚入欧路随着奥斯曼帝国的瓦解，这一点发生了改变。凯末尔·阿塔土克掌权后，认为土耳其必须放弃帝国，专注于安纳托利亚半岛的事务。他还认为，土耳其必须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由于土耳其在战争中输给了欧洲人，所以凯末尔希望使土耳其欧洲化。在他看来，欧洲化就意味着世俗化，从而使宗教成为个人事务，不再进入公共生活。对土耳其来说，这就意味着禁止在政府部门穿着伊斯兰教服装，并劝阻人们在公共场合穿着宗教服装。
凯末尔关于现代化的观点十分复杂。他既希望建立民主制度，又认为民主制度会为处于重重压力之下的国家带来不稳定因素。对他来说，现代化的另一种工具是军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军队是发展中国家最具现代化的部分。军队的社会组织和科学技术能够使其成为最先进的机构，而我认为，这正是凯末尔当时的想法。通俗地说，军队确保了土耳其的稳定，也界定了对土耳其来说什么才是稳定。他还认为，军队是由欧洲所谓的专业人员组成，因为他们不仅技艺娴熟，而且遵循职业道德准则。从这一点来看，他们显然强于职业政客。凯末尔认为职业政客道德败坏、自私自利，而士兵诚实可靠、忠于职守。此外，他还认为，这些欧洲专业人员也胜过土耳其社会的大部分人，因为后者缺乏专业素质。在随后的数年中，土耳其军方曾多次干涉政治进程。按照凯末尔的观点，军队既是世俗生活、国家稳定和道德准则的捍卫者，也是欧洲专业原则和精英原则的保卫者，因此军队从整体上将成为土耳其社会的典范。
凯末尔对许多国家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沙特阿拉伯统治的伊朗以及由纳赛尔掌权的埃及。土耳其建立了世俗的军事化国家模型。但从伊朗伊斯兰革命开始及其在20世纪90年代向逊尼派穆斯林中缓慢扩展，这个世俗模型逐渐受到了伊斯兰教信仰的挑战。其中最极端的例子是伊朗和“基地”组织。但纵观伊斯兰世界，世俗的军事化国家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其中部分原因在于西方的魅力不复存在，部分原因在于源自凯末尔主义的纳赛尔主义根本行不通。对一个由家族和宗派构成的民族来说，个人生活和公共领域很难截然分开，因此我十分怀疑，纯粹针对个人领域来遏制宗教影响是否能够实现。虽然基督教仍然竭力想将两者区分开来，而世俗主义更是毫无保留地尊重这一原则，但伊斯兰教从未真正接受这一区分，而凯末尔建立的国家也必然面临重重压力。
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世俗主义的发源地，但即使是在该国，情况也极其复杂。除伊斯坦布尔外，土耳其其他地区仍然趋于保守，民众笃信宗教。土耳其信奉民族主义，这种思想虽然与凯末尔主义有所联系，但又始终存在分歧。2000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宣告成立，并于2002年获得压倒性胜利。该党致力于为占人口大多数的穆斯林代言，并放宽了一些世俗主义禁令，例如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妇女不得佩戴头巾。与此同时，该党也希望加入欧盟、保护世俗主义者，并对军队进行了约束。但世俗的土耳其共和人民党担心，展现中庸姿态的正义与发展党可能建立伊斯兰政权，因此坚决表示反对。如此一来，土耳其政治呈现白热化状态，各种主张和反对之声此起彼伏。
有一次，我们来到伊斯坦布尔的恰鲁夏姆巴一带散步。有人告诉我，这里是伊斯坦布尔最虔诚的社区。一名世俗主义者甚至将其称作“沙特阿拉伯”。这个社区虽然贫穷，但充满朝气，随处可见学校与商店。孩子们正在街上玩耍，男人们三三两两地交谈争论，女人们则身穿长袍，戴着头巾。此外，当地还有一所大型学校，年轻男子可以在那里学习《古兰经》和其他宗教科目。
实际上，这个地区让我想起了布鲁克林区的威廉斯堡。我的青年时代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威廉斯堡有许多哈西德派的犹太人，还有不少犹太中学。孩子们在街头嬉戏，男人们则在店铺外交谈。我对社区十分敏感，并且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局外人，因此往日的记忆历历在目。在这里，我本应该概括一下这两个社区的共同之处，但事实是，即使同样生活在城市里笃信宗教的贫困社区，人们也无法克服不同宗教之间的重大差异。
恰鲁夏姆巴让我明白了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或者任何计划统治土耳其的政党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伊斯坦布尔，大部分地区在感情和价值观上已经欧洲化，而这些地区无疑极其重要。但恰鲁夏姆巴以及安纳托利亚的村庄和城市对本土文化仍然极其自信，如今，这一点我们同样无法忽视。
一些世俗主义者深感忧虑，因为担心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有可能实行伊斯兰教法。在专业人士的圈子里，这种担忧尤其强烈。有一次，在与一名土耳其医生共进晚餐时，他告诉我，如果正义与发展党继续这种做法，他就准备移民欧洲。我不确定他是否真的会离开土耳其，但一两杯酒下肚后，他开始变得慷慨激昂起来。他的观点即使是在世俗主义者当中也颇为激进，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清楚，正义与发展党并没有这种打算。有时我甚至觉得，这种担忧只是故作姿态，其目的仅是希望鼓动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关注土耳其政府的做法。
但我还是想起了恰鲁夏姆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世俗主义者可以对恰鲁夏姆巴的存在置之不理。但随着时移世易，如果不能使这里的学者和店主融入土耳其社会，任何党派都无法对土耳其进行统治。然而，考虑到席卷伊斯兰世界的巨大力量，这一点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些学者和店主反映了伊斯兰世界一种越来越重要的趋势。唯一的选择不是抑制这种趋势，而是适应这种趋势，否则就将面临长期冲突，而这种冲突在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方，早已不再限于唇枪舌剑。恰鲁夏姆巴虽然是伊斯坦布尔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反映了土耳其最为严峻的问题。
伊斯坦布尔位于欧洲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边缘地带，因此欧洲各宗教的价值观在那里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欧洲主义者急切地希望加入欧盟，但这不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土耳其的经济发展速度虽然正在放缓，但在过去10年中表现极为出色，在过去5年中甚至好于欧洲大部分国家。即便如此，欧洲主义者仍然希望土耳其加入欧盟。他们认为，这是土耳其世俗主义与自由民主制度的保障，因为土耳其加入了欧盟便等于承认它属于欧洲。然而，伊斯兰教徒对此漠不关心。就像世俗主义者一样，他们清楚，土耳其不会得到批准。然而，是否支持加入欧盟成了世俗主义社区的试金石。在这个问题上，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将继续玩弄手腕，因为他们几乎不会损失任何东西。
潜在隐患：库尔德分裂势力这一切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的惨败。战后，奥斯曼帝国把阿拉伯地区输给了南方，把领地输给了巴尔干半岛，但保住了帝国的心脏安纳托利亚半岛，而该地区由土耳其族控制。实际上，安纳托利亚半岛东起格鲁吉亚在黑海沿岸的边境，西至地中海的亚达那，这两点呈对角线状分布。安纳托利亚半岛以东是一片山地，土耳其在此向北与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接壤，向西南与伊朗接壤，向南与叙利亚和伊拉克接壤。
这片山地越往东走，地势越崎岖。周围的海域和山区不仅让安纳托利亚半岛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心脏地带和必不可少的核心区域，也让任何国家都难以入侵土耳其。而奥斯曼人花了一个多世纪，才占领了这座半岛。
越往东走或越往西走，不同族群之间的内部边境就变得越不重要，而民族国家之间的外部边境就变得更加重要。土耳其东部是亚洲、阿拉伯世界和欧洲的交汇地，这里不仅矛盾、暴力事件和战争此起彼伏，而且经常走到战争的边缘。库尔德自治区、亚美尼亚、伊拉克、阿塞拜疆和叙利亚都与土耳其毗邻，库尔德自治区的一部分更是深入伊拉克。因此，土耳其内忧外患不断。总体而言，从土耳其直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和欧洲，越往西走，暴力冲突就越少见，但政治动荡反而变得更加严重。
由于历史原因，土耳其边境存在各种各样的民族。其中最重要的族群是位于东部的库尔德人。他们虽然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但没有建立政权，而是散居在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和土耳其。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国家。这里无疑是该地区最脆弱的边地之一，因为这个民族分别处于4个不同的国家，必然会经常出现不稳定因素。
库尔德自治区共有大约3 000万库尔德人，其中一半以上住在土耳其。土耳其人口约为7 500万，而库尔德人占20%。事实上，他们主要聚居在该国东部，并与边境另一面的库尔德人保持着联系，因此是土耳其的心腹大患。萨拉丁是12世纪伊斯兰教一位伟大的英雄。他是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曾率军抗击十字军东征。但丁在《神曲》中甚至把萨拉丁与荷马、柏拉图和尤利乌斯·恺撒相提并论，称他是英勇无畏的非基督教徒。萨拉丁是伊斯兰教的功臣，因此基督教徒对他十分畏惧。此外，他还是库尔德人的后裔。
我之所以要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库尔德人没有自己的国家这一点让人十分奇怪。“一战”结束后，各国虽然就建立库尔德国家的问题开展了重要谈判，但最终不了了之。根本原因在于，该地区的伊拉克、土耳其和叙利亚这些大国都不希望成立一个库尔德国家。各国认为，边境地区的安全有赖于地势陡峭的山区，而库尔德国家会侵占山区的领土。如果库尔德国家成立，那么其外交政策显然无法预测，更何况库尔德人数量众多。但如果库尔德地区分裂，其中一个地区大国就可能乘虚而入，比如伊朗可能向西推进，深入土耳其，而土耳其也可能直插伊拉克。库尔德人也许会日渐强大，并危及上述三个国家。当然，由于库尔德的局势尚不明朗，它也有可能被一分为三，分别并入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
但上述三国不可能顺利实现愿望，因为库尔德人无疑会进行抵抗。由于地处欧洲边缘，该地区在许多方面有异于其他国家，但为了维护民族权力，他们同样会诉诸武力。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人开展了频繁的外交谈判。土耳其的主要库尔德分裂组织库尔德工人党，偶尔还会对伊斯坦布尔和库尔德地区发动空袭。而土耳其军队也会发起突击。该地区是一个贫困的伊斯兰教地区，并与土耳其人相互敌视。
一天晚上，我们住在多乌巴亚泽特。这是一座库尔德小镇，位于土耳其和伊朗边境附近。由于两国关系良好，当我们乘车来到镇外数英里处的边境时，卡车顺利地穿过了边境。我甚至认为，我们可以自由进入伊朗。但返回多乌巴亚泽特时，情况出现了变化。多乌巴亚泽特比埃尔祖鲁姆更加贫困，而后者是进入库尔德地区之前最后一座较大的土耳其城镇。从人行道和两旁的旅馆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变化。
当晚，我们9点就上床睡觉了，因为我们既无事可做，又不愿在夜间上街散步，这倒不是有什么原因，而仅仅是凭自己的直觉。熄灯后不久，我们就听到了两声枪响，仿佛是从几个街区以外的地方传来的，而间隔不过数秒钟。或许是有人在燃放烟火以庆祝喜事，但那里似乎没什么值得庆贺的，也没有人面带喜色。这种声响也不像汽车发生回火，而是像手枪发出的声音。甚至在我听来，这种声音就像在处决某个人。直到后来我才得知，即使是在类似凡城的一些较大的城镇，这种事情也并非不可能，但很可能不是出于政治原因。
丝绸之路仍然存在，但现在交易的商品变成了海洛因。这些毒品来自伊朗，由库尔德人走私到土耳其，然后转运到欧洲。就像所有走私活动一样，其中的规则由参与者执行。我们听到的像是处决犯人的声音很可能是因为毒品，而不是政治。正如前文所言，边境地区的走私活动由来已久，以增加价值并从中牟利。至于这些交易是哪些人在开展以及哪种生意最赚钱，我并不清楚，也不希望知道。正因如此，对于这个地区，仅了解其政治局势远远不够，还要了解其经济状况。
库尔德斯坦 (1)不是土耳其东部唯一的火药桶，因为亚美尼亚就是另外一个。我们来到了两国边界位于土耳其境内一个名叫阿尼的地方。这里在中世纪曾经是亚美尼亚的首都，而亚美尼亚是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国家，曾在中世纪占领过土耳其东部。阿尼位于一座平坦、干燥、多风的高原之上，与亚美尼亚仅有一河之隔。让亚美尼亚人愤怒的是，土耳其人正在挖掘当地的遗址。奥斯曼帝国垮台后，土耳其人为了确定疆界，不可避免地开展了种族清洗，导致大批亚美尼亚人遭到屠杀。尽管亚美尼亚人从未忘记这段历史，但土耳其人不仅拒绝承认此事，反而对亚美尼亚人的做法进行谴责。在欧洲，各国的记忆都由来已久，远远不止100年。如今，亚美尼亚的古都处于土耳其的控制之下，但它却无能为力。
从阿尼继续向西北进发，你会来到卡尔斯城。这里虽然是土耳其的领土，但建筑风格更像俄罗斯。事实上，在“一战”以前，俄国人曾经占领了亚美尼亚、阿尼和卡尔斯。“一战”期间，奥斯曼人与俄国人作战，俄国便在阿拉胡克伯·达吉拉里地区的萨瑞卡密斯部署了重兵，该地区位于土耳其境内，距离俄国边境较近，但遍布崇山峻岭。1914年至1915年冬，土耳其派出了大约9万人的军队，对俄国人发起了袭击。一天晚上，当地有人告诉我，这场战斗持续了约一个星期，近8万土耳其人丧生，但其中大部分人是被冻死的。至于这场人间惨剧发生在一夜之间还是几天之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一战”开始到“二战”结束的31年间，欧洲发生的屠杀也曾波及这里。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我们仍然处在欧洲。
我朋友的一位表亲住在伊斯坦布尔，他在距离卡尔斯大约一个小时车程的格列镇接待了我们。一天晚上，他带领我们穿过土路，越过土耳其东北部寸草不生的山地，来到一座小乡村里。据说那里有一位110岁高龄的老人。这位名叫拉兹的老人眼盲耳聋，是土耳其族的格鲁吉亚人。他们一家四世同堂，住在山冈一侧的两层楼房里。他的儿子已年过六旬，如今在镇上工作，而他40来岁的孙子是这里的村长。他的重孙只有4岁，这个小孩看到我们这些陌生人来到他的家中，感到既害羞又好奇。拉兹是高加索南部的格鲁吉亚人。在这个村子和附近的村庄里，还有许多像他一样的格鲁吉亚人。这片地区十分偏僻，曾经处于俄国人的控制之下，但现在属于土耳其。拉兹家是全村最富有的家族，他们养着50头奶牛。在这里，边界的意义不大。只要当地人的生活不被打扰，无论是谁统治这个地区，想必都会受到欢迎。
当我们喝完第三杯茶后，大门突然开启，拉兹的儿媳走了进来。这个女人也在60岁左右，看起来身材结实。她自豪地告诉我们，刚才她在外面照料奶牛，这是她的责任，而他们家奶牛的数量在村子里首屈一指。虽然已经牙齿不全，但她极有个性、待人热情，整个家庭显然都在围着她转。尽管这里地处偏远，但他们安装了卫星互联网，能够上网了解外界发生的事情。至于这位老人究竟是90岁还是110岁，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个四世同堂的家庭清楚，在这里，他们家境优裕。他们为此感到骄傲，并自豪地向我们这些来自美国的客人展示。
在这次旅途中，还有另一个故事值得讲述。参观卡尔斯和萨瑞卡密斯战役的遗址时，我们驱车经过了一座山谷。除了几个村庄外，这里几乎荒无人烟。这些村庄似乎既不属于现代的土耳其，也不像周边任何国家的村落。它们并不贫困，而是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当地既没有树木，也没有泥炭，村民的能源来自牲畜的粪便。虽然这里的牲口数量很少，但这些粪便成了宝贵的财富。人们把粪肥堆在一起，看起来就像一座座小屋。这些粪肥的上面都有凸出的记号，但我无法辨认。我记得，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而当地的老妇正在装饰粪堆。
在我们经过的每一个村庄里，都有一户人家门前停着一辆干净的现代拖拉机。这也许比粪堆更令人感到惊异。这里既没有电力和其他能源，也曾是8万名土耳其士兵被冻死的地方。我们正处于欧洲的边缘，这里的人们悄无声息地活着，忍受着欧洲人所无法容忍的事情。
除走私毒品以外，丝绸之路还被用于运输石油，而石油也涉及库尔德人。伊拉克战争让伊拉克变得支离破碎，其中一个碎片就是伊拉克东北部紧邻伊朗和土耳其的库尔德地区。尽管在很久以前人们就知道那里拥有极其丰富的石油资源，但没有人胆敢进入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开采石油。萨达姆政权垮台后，库尔德地区拥有了很大程度的自治权，而石油公司也开始在当地进行开发。
土耳其对此事的立场十分奇怪。一方面，他们坚决反对库尔德人独立。但另一方面，由于严重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他们急于寻找其他能源来源。土耳其人发现，他们可以对库尔德地区政府加以利用，以满足本国能源需求，但这无疑是为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这里的重点不是土耳其的能源战略，而是该国对库尔德政策的复杂性，以及各种利益互相冲突的方式。伊拉克与土耳其的库尔德人虽然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他们都是库尔德人。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自治权与商业潜力引起了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注意。就像过去一样，土耳其人正走上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重返奥斯曼帝国？当叙利亚爆发内战时，土耳其曾经陷入过同样的艰难处境。土耳其人敌视巴沙尔·阿萨德的政权，即阿拉维派教徒领导的世俗政府。土耳其支持逊尼派，而这一派系正在反抗阿萨德的统治。但逊尼派本身四分五裂，其中一些派系不乏极端主义者，而这些极端主义者甚至希望建立伊斯兰国家。对于这场内战，土耳其人不得不小心翼翼，以免引火烧身。
在东部和南部边境地区，土耳其人一向格外谨慎。在高加索地区、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当中，或者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当中，任何事情都不会过于简单。他们四周的新月形地带充满了动荡，有时会带来诱人的机会，有时却危机四伏。实际上，这个新月形地带只是欧洲的边界之一。它的东侧是伊朗，南侧是阿拉伯国家，两者都不属于欧洲。这里是欧洲的边缘地带，所有事情都变幻无常，并且经常会引起暴乱。这一局势正在向欧洲蔓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正与土耳其移民一起进入欧洲。
在冷战期间，其中一个最敏感的动乱爆发点位于土耳其西部，即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及欧洲大陆上属于土耳其的一小部分领土。苏联人一直想要占领这个海峡。早在18世纪，俄国人就对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心存觊觎。不过他们最终的目标是地中海，因为这里有世界上最富饶的海洋盆地，但博斯普鲁斯海峡却将俄国人阻挡在外。显然，如果能够夺取这个海峡，俄国就能进入地中海，从而摆脱陆地国家的贫困状态。届时，俄国将转变成为富有的海上强国，它的海军将与英国、法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海军一较高下。反之，如果不能占领这个海峡，俄国人将永远只是地中海的过客，等待土耳其人或者其他海上强国允许他们从这里通过。
当时，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遏制苏联，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确保土耳其和希腊不会处于苏联控制之下。与此同时，土希两国却多次因为爱琴海岛屿的控制权、塞浦路斯危机以及长期的宿怨走到了战争的边缘。
如今，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俄罗斯人利用博斯普鲁斯海峡运送石油，而土耳其人正大量购买。希腊人深陷危机之中，丧失了与土耳其发生冲突的能力。因此，在安纳托利亚半岛边界线上的一切都显得十分安宁，而这种局面似乎可以持续下去。然而，在土耳其的东北边境和俄罗斯南部边境的高加索山区，情况截然不同。目前，除了以色列和反对以色列的国家偶尔会采取行动外，地中海一片风平浪静。
然而，地中海的安宁不会持续太久。这片海域及其四周的陆地既十分宝贵，又过于棘手。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局势持续紧张，随着北非有可能重新焕发活力，而南欧处于经济衰退之中难以自制，该地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土耳其正在崛起。它虽然不一定呈直线发展，但正在逐渐变得强大。与此同时，土耳其周边的许多国家不是正在衰退，就是处于冲突之中。在土耳其，重返奥斯曼帝国的设想是一个爆炸性观念，尤其在世俗主义者当中。他们认为，这是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前兆。但无论这一观念如何敏感，不可否认的是，土耳其的实力正在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股力量不仅会对欧洲的土耳其和穆斯林移民造成冲击，而且必将对高加索地区以及巴尔干半岛产生影响。
(1) 库尔德斯坦是指库尔德人聚居或以其为主要居民的地区。在西亚北部，其范围大体从幼发拉底、底格里斯和阿拉斯等河上游起到伊朗的哈马丹为止，包括土耳其东南部、伊拉克北部和伊朗西部若干地区，以及叙利亚和亚美尼亚的一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