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对内群体的忠诚并不一定意味着对外群体的敌意，甚至可能并不意味着存在与之相对立的外群体。
在一项未发表的研究中，大量成年人在接受采访时被要求列出自己所能想到的全部所属群体。每个成年人的所属群体列表都很长，家庭被提及的次数最多，人们提起的时候也最富有感情。紧随其后的是由地理区域、职业、社交（俱乐部或朋友圈）、宗教、种族、意识形态所定义的群体。
在完成所属群体的列表之后，被试们被要求罗列“你认为与你所认同的群体直接对立的，或让你的群体感受到威胁的群体”。只有21%的被试在回答中提及了一些外群体。而剩下的79%无法列出任何符合条件的群体。那些被列出的外群体主要是以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为定义范围的。
被提及的外群体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来自美国南部的一名女子将新英格兰人、没有大学教育经历的人、有色人种、外国人、中西部人和天主教徒并称为不友好的外群体。 一位通识图书管理员认为，专项图书管理员们是外群体。营养实验室的一名员工认为楼上实验室的血液学家们是不受欢迎的外人。
因此，很显然，我们对内群体的忠诚有可能，但并不必然涉及针对与之对立的群体的敌意。在第2章中，我们认为爱的偏见（尤其是当其受挫的时候）会构成相对应的仇恨偏见的根基。然而，尽管这个推理思路是有效的，但显而易见的是，正面的偏向并不一定会诱发负面的偏向。
然而许多人的确会依据对外群体的敌视来确认自己对内群体的忠诚。他们经常因为外群体而忧心忡忡、如负重轭。对外群体的拒斥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很必要的心理需求，民族中心主义倾向是很重要的。
对外群体负面态度显著的人，他们的行为能够根据不同强度而分级。在第1章中，我们按照程度，将拒斥行为分为五类：
1. 仇恨言论
2. 回避
3. 歧视
4. 身体攻击
5. 种族清洗
在本章中，我们将详细讨论对外群体不同程度的拒斥行为，并将其简化为三类：
1. 言语拒斥（仇恨言论）
2. 实质歧视（包括隔离）
3. 身体攻击（包括各种强度）
我们从之前的列表中去掉了回避和后撤行为，因为这些是对偏见的受害者伤害最小的拒斥性行为。我们还将少见的人身威胁和攻击与有组织的暴力活动及种族清洗合到了一起。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所指出的，大多数人在自己的朋友面前口头表达敌意就足够了，从未做出过进一步的行动。然而，有一些人则到达了积极歧视这一步。少数人会参与破坏行动、骚乱与暴动。1
言语拒斥在言语中流露对立情绪是很容易的。
两位有教养的中年女士正在讨论鲜切花的花费高昂。其中一位提到某场犹太婚礼上奢华的插花装饰，另一位补充道：“我不明白他们如何负担得起。他们一定在所得税退税表上动了手脚。”她的朋友回答道：“是啊，一定是这样。”
在这场琐碎的闲聊中，我们可以发现三个重要的心理现象：
（1）第一位发言者主动提及了犹太人，这本不是她们谈话的主题。她的偏见如此显著以至于不自觉地侵入了这场谈话。她对外群体的厌恶亟待宣泄，通过这种方式，她可能会从中得到满足。
（2）这场谈话完全是为维系两位女士之间的良好关系而服务的。因为她们想要维持友情。为此，她们对每一个话题都尽力达成共识。 为了巩固这个属于二人的内群体，她们贬低同一个外群体。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样，针对外群体的敌对态度虽然不是维持群体内部团结的必要条件，但它的确能够加强集体的凝聚力。
（3）两位女士的发言都反映了她们所在阶级的态度。通过这种方式，她们也是在表达一种阶级团结感。她们在不断告诉彼此，我们都是上层中产阶级的模范成员，有着一致的行事方式与观念想法。无须多言，她们并不会在头脑中有意识地觉察到这些心理机制。更重要的是，她们都不是积极的反犹太主义者。两人都有许多犹太人朋友。她们都不能容忍积极的歧视，更不会接受暴力。她们的偏见行为只是最温和的那种（仇恨言论）。但是即使是最温和的偏见形式也能透露出问题的某些复杂性。
轻微的敌意往往表现为插科打诨。一些玩笑话所隐含的偏见是如此隐晦，以至于我们将其与朋友间的幽默逗趣混为一谈。当我在讲一个关于苏格兰人一毛不拔的笑话时，并不一定是在表达对苏格兰人的敌意（苏格兰人也喜欢这样的故事）。但是，即使这些笑话貌似很友善，它们有时候却掩盖了真正的敌意，成了一种贬低外群体、拔高所属群体的方式。一个人会被笑话中黑人奴仆的愚蠢、犹太人的狡猾、爱尔兰人的好斗逗乐。故事本身的确很有趣，但故事将这些负面特质作为黑人、犹太人、爱尔兰人等的典型特质呈现，是意图证明外群体比自己所属的集体更劣等的论据。
敌意在蔑称中表现得更为强烈。像“kike①”（犹太佬）、“nigger②”（黑鬼）、“wop③”（意呆利人）这样的外号，都是基于长期、深刻的敌意所形成的。然而有两个显著的例外。孩子们常出于天真而使用这些词汇，他们隐约了解这些词中蕴含着一种力量，但并不明白它们的适用范围。此外，当更“高层次”的人使用这些词时，其中所包含的意蕴比更“低层次”的人使用这些词时要多得多。因为“高层次”的人拥有更大的词汇量，他们完全可以避免使用这些词。
如前所述，仇恨言论越是与主题无关、越是自发产生，其背后所蕴含的敌意就越强烈。
一位造访缅因州某村庄的人正与他的理发师谈论当地的家禽业，他想要多了解一些关于这个行业的事情，于是他没有多想，就向理发师打听，农民平均会将用来产蛋的母鸡留下多久。理发师用剪刀比了一个恶毒的手势，回答说：“留到它们落到犹太人手里为止。”
理发师的情绪爆发得很突然、很强烈，同时也与正在讨论的话题无关。当地家禽业的实际状况与犹太经销商唯一合理的联系仅仅是一些犹太商人会来收购家禽产品，再贩卖到市场上去。没有人强制农民们将产品卖给犹太人。理发师的答复与问题本身并不相关。
在下面这个相似的例子中，敌意表现得也非常明显。马萨诸塞州的一位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正在派发反对放宽生育控制条例法案的传单。一位路过的行人拿了一张传单，随即将它扔在地上说：“我不会投票反对生育控制。这样做只会让那些犹太佬医生的生意更好。”
这种毫无必要、突然爆发的偏见情绪，能够体现出敌意的强度。这样的例子反映出了外群体对个体精神生活的复杂影响。个体甚至都等不到恰当的场合就宣泄自己的敌意。这种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毫不相关的刺激就能够使它一触即发。
当仇恨言论到达一个很高的强度时，就很有可能演变为公开的、积极的歧视。一位参议员在国会中就反对一项补贴学校午餐的联邦法案发表讲话。在讲话过程中，他大叫道，“我们让白人和黑人在一起上学，当然会饿死”。2几乎可以肯定，在他如此激烈的仇恨言论背后一定会有歧视的行为存在。
歧 视我们经常会远离与自己合不来的人。我们这样做并不涉及歧视，只要是我们主动远离别人。歧视是指我们拒绝让特定个体或群体享有他们可能希冀的平等对待。3当我们采取措施，从邻里、学校、行业、国家中驱逐外群体成员时，就涉及了歧视行为。限制性约定、抵制、社区压力、某些国家的法定隔离、“绅士之间的协定”等其实都是歧视的手段。
让我们进一步扩展歧视的定义。当罪犯、精神病患者、肮脏下流的人想要被“平等对待”时，我们可能会毫无歉疚地拒绝他们。基于个体特质的差别待遇不应被归类为歧视。在这里，我们只对基于种族分类的歧视进行讨论。联合国的正式备忘录这样界定歧视：“歧视包含任何基于出身或社会分类而做出的区别对待，且这样的评判与个人能力或优点无关，或与个人的具体行为无关。”4这种区别对待是有害的，它没有考虑到个体的特殊性。
联合国将世界各地所存在的、由官方公开实行的歧视形式整理列举如下：
法律认可上的不平等（否认特定群体的权利）
人身保障上的不平等（出于其所属群体而对他人进行的干预、逮捕、蔑视）
居住和行动权利上的不平等（犹太区、禁止出行、禁止进入、宵禁限制）
针对思想、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的保护不平等
针对交流自由的不平等限制
针对和平集会的不平等限制
非婚生子女的待遇不平等
自由择业权利不平等
所有权规制和处理上的不平等
产权保护上的不平等
教育、能力发展、天赋培养机会上的不平等
分享文化福利方面的不平等
社会服务（健康保护、娱乐设施、住房）方面的不平等
获得国籍权方面的不平等
参与治理权利的不平等
得到公职机会的不平等
强迫劳动、奴役、特殊税收、强制穿着差异化服饰、限制开销的法律及针对群体的公开诽谤
除了上面罗列的公开和官方的侮辱性行为，个体所可能采取的歧视行为更为广泛。就业、升职和申请贷款的过程中都可能存在歧视行为。拒绝提供平等的居住机会，或是酒店、咖啡馆、餐厅、剧院或娱乐场所将某类人拒之门外的行为也很普遍。在媒体呈现方面，对不同群体区别对待的事例常有发生。教会、俱乐部、社会组织拒绝为外群体成员提供平等的服务机会的情况也很常见。这些都会大大拉长歧视行为的清单。5
隔离（Segregation）是歧视行为的一种形式。这种行为设置了某种空间边界，以强化外群体成员的不利境况。
某位黑人女孩申请了一个美国联邦政府办公室的职位。而在求职的每个阶段，她都遭遇了针对她的歧视：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她这份工作已经找到了合适的人选，另一个则称她一定不会乐意在一个满是白人的办公室里工作。通过她的不懈努力，她最终得到了这份工作。 然而，她的上级却将她的办公桌置于办公室的一角，并用屏风将她的桌子围了起来。她努力克服了各种歧视，最后却还是陷入了隔离。6
针对特定群体居住权的歧视非常广泛。在美国的城市中，黑人总是居住在特定的隔离区域中。这并不是出于自愿，或低廉房租的考虑。一般来说，“白人社区”的房租更便宜，住宿条件也往往更好。但社会压力将黑人限定在了特定的居住区域。黑人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住房合同中有时也会包含这样的表述：
……此外，任何一部分土地都不得出售、租赁给非白种人，或让非白种人住在里面。
……另外，中介公司不得将房屋出售、租赁或提供给黑人使用，除非该黑人作为家庭帮佣寄居在里面。
……不得允许黑人、印度人、叙利亚人、希腊人或其经营的公司使用该套房产。
……该地区房产不允许出售、租赁或提供给任何有黑人血统或超过四分之一闪族血统的人，包括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希伯来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叙利亚人和阿拉伯人……7
美国最高法院在1948年的一项历史性决议中裁定，这些合同条款均无法律效力。但这却无法阻止人们实际上将其作为“绅士之间的协定”来实施。对公共舆论的各项问卷调查都显示，约四分之三的白人反对与黑人做邻居。也就是说，人们对这项歧视已经达成了普遍共识。
教育中的歧视，与许多其他领域的歧视一样，大都是隐秘的。然而在南部的一些州，大多数的学校和学院（这个数字正在减少）却公然实行100%的隔离。在北部各州，歧视的形式就变得更为微妙和多样。许多大学，尤其是依靠税收支持的公立大学，在录取时不会考虑学生的种族、肤色、宗教或国籍。但是，有些大学会限制某些群体在录取总人数中的比例，甚至拒绝录取所有该群体的成员。关于上述情况的调查很难开展，但我们可以通过一项反映该州情况的研究一窥究竟。
最近，康涅狄格州的1300名高中毕业生就大学入学申请情况填写了反馈问卷。
在这里，我们只将优秀学生的案例纳入研究，即考试成绩处于前30%的高中毕业生。
私立大学（非教会学校）接受了70%的新教和天主教申请者（不含意大利裔）的入学申请， 而只有41%的犹太人申请者的申请被接受了。这个比例在意大利裔申请者中仅有30%（黑人和移民群体由于案例不足，没有被纳入研究）。
被拒绝的申请者会做什么？
（1）他们会通过申请多所大学来增加被录取的几率。一般来说，他们最终总是会被某所大学录取。意大利人似乎不太明白这个道理，然而犹太人深谙此道。后者所申请的大学数量是平均数的2.8倍。天主教和新教徒平均申请18所大学，意大利人认为申请15所大学就足够了。因此许多意大利人无法进入私立大学就读。
（2）他们可以申请公立大学。（至少在康涅狄格州）公立大学是不存在入学歧视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州（市）立大学里，犹太裔和移民学生数量如此之多。因为他们在私立大学的入学申请中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8
职业歧视也是很隐秘的。通过研究日报上的招聘启事，就能发现雇主对外群体的歧视，比如“非犹太人”“仅限新教教徒”“仅限基督教徒”“非有色人种”等。一项持续了65年的研究表明，带有歧视性的广告随着少数族裔在总人口中比例的增加而呈上升趋势。另一个研究显示，带有歧视性的广告是个敏感度很高的时局晴雨表：当经济不景气时，歧视就有了上升的趋势，反映出人们对外界的普遍恐惧；而当局势不那么紧张时，歧视便慢慢平息。9但是在未来，这个晴雨表将不太可能继续为社会科学家们所用。因为一些媒体已经开始主动禁止刊登带有歧视色彩的广告，许多州也开始着手起草法案反对这种形式的歧视。
我们没有必要为美国所存在的职业歧视进行概述。梅德尔（Myrdal）、戴维（Davie）、森格尔（Saenger）等人都已经将这个问题阐述得很清楚了。10歧视对经济效益上的损害也已经被讨论明白了。例如，我们都知道南方铁路公司为运载黑人乘客而单开了一节车厢，这样白人乘客就不必有意或无意地与黑人乘客共处好几个小时。即使应聘者是某个职位上最合适的人选，许多公司也会因为他肤色黑，或恰好是犹太人、天主教徒、外国人而放弃雇佣他。有时候，哪怕这名应聘者的工作效率是与他竞争同一岗位者的两倍，他也无法被录用。歧视者要么为了隔离而将学校、等候室、医院都设成一式两套；要么强行剥夺某个群体的权利，使其无法消费，从而也无法刺激生产。所以，歧视最严重的州的人民生活水平往往也最低，而最宽容的州所对应的生活水平也最高。11
歧视会导致各种有趣的行为模式。在我旅行时，我可能很乐意坐在犹太人身旁；如果我是一个北方人，我也可能很乐意坐在黑人身边，但同时将底线画在“不与犹太人或黑人比邻而居”上。作为一名雇主，我可能愿意让犹太人，而不是黑人进入我的办公室。然而在家中，我愿意让黑人为我在厨房里工作，而不是犹太人。然后，我更情愿让犹太人而不是黑人作为客人坐进我家的客厅。在学校里，我可以欢迎所有群体，但在学校舞会上我会回避一些人。
红十字会是凭借科学知识的帮助从事人道主义活动的组织。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地方的红十字会将黑人与白人捐献的血液分开保存。科学无法分辨不同人种的血液，但社会神话却会。无论这是否正确，红十字会的某些领导显然觉得在战时维持神话、搁置科学和效率以尊重偏见更好。12
不同形式的歧视很普遍，而仇恨言论就更加常见了。有两个例子，能够说明人们的言语（仇恨言论）经常能比实际的歧视行为造成更恶劣的影响。因为雇员们的强烈反对，雇主对想要加入工厂、商店、办公室工作的黑人或其他少数族裔所产生的恐惧就是一个常见的例子。然而即使有了法律的保障（针对就业机会公平的立法），反对少数族裔就业的雇员无法继续叫嚣后，他们依旧感到恐惧。人们不断重申，歧视做法一旦停止，就会发生严重的后果——也许会发生罢工或者骚乱。但是实际情况很少照此发展，只是人们更常通过语言表达抗议，而不是做出带有歧视意味的实际行为。
拉皮耶（La Piere）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实验，用以研究这种言语上强烈排斥，行为上却要温和得多的现象。这位美国研究人员与一对中国夫妇遍访美国各地。他们曾一同在66个旅馆过夜，在184个饭店就餐，总共只有一次被拒绝服务的经历。之后，他给这些地方的经营者都邮寄了一份问卷，调查他们“是否会接待中国人”。结果93%的饭店与92%的旅馆表示不愿意为中国人提供服务。他们并未造访之处的对照组也给出了相似的答案。提出语言和行动中哪一组表达了他们的“真实”态度这个问题，当然是愚蠢的。拉皮耶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表明了两者都是“真实”的态度，分别适合两种不同的情况。“纸面”的情境会比真实情境更强烈地唤起被试的敌意。威胁要实施歧视行为的人实际上可能并不会这样做。13
拉皮耶的研究成果已经得到库特纳（Kutner）、威尔金斯（Wilkins）和雅罗（Yarrow）的证实。14这些研究人员在纽约郊区预订了11家餐厅和酒吧。两位白人女孩先进入餐厅并坐到一个三人位上，随后一个黑人女孩过来加入她们，没有任何一家餐厅提出异议，她也完全没有遭到任何服务上的怠慢。过了几天，这些餐厅的经营者收到了一封要求订位的信，信中写道“一些客人是有色人种，不知你们是否欢迎他们的到来”。所有经营者都没有答复这封信。当接到跟进的咨询电话时，其中8家餐厅都否认收到了信，所有餐厅的经营者都在找借口推托掉这个订位要求。这样的情形是广泛存在的。第二项研究的作者们总结道：“歧视行为在面对面的情境下会降到最低。”很显然，经营者们（与其他许多人）在面对直接挑战时并不会实施歧视，但如果不用直面对方或能够逃避实际交锋，他们就会尝试将歧视付诸行动。通过这两项实验，我们可以发现在歧视已被法律禁止的西方的州和北方的州，情况可以概括为在存在明确冲突的地区，当法律与良知位于一边，而习俗与偏见位于另一边时，歧视会由直接的形式转化为间接形式，以避免面对面所造成的尴尬。
引发身体攻击的条件暴力永远是从更温和的心态中生长发展出来的。虽然大多数言语（仇恨言论）不会造成身体伤害，但身体攻击不会脱离先前的言语伤害而存在。在希特勒政权通过歧视性的《纽伦堡法案》之前，德国就有长达整整70年的在政治层面言语攻击犹太人的历史。 在这项法案通过之后不久，暴力的种族清洗计划就开始了。15这个转变和升级的路线是很常见的，仇恨言论——歧视——身体攻击。在俾斯麦时期，针对犹太人的言语攻击相对来说较为温和。而在希特勒的统治下，仇恨言论越发猖狂：人们将一切能够想到的罪行都冠以犹太人之名，从性欲倒错到颠覆世界。人们开始正式批判犹太人。
然而即使是这场批判犹太人运动的支持者们，也会为后来产生的结果感到惊愕。在纽伦堡审判中，罗森堡（Rosenberg）和施特莱歇尔（Streicher，纳粹运动的思想领袖和宣传头目）都拒绝承认自己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屠杀了250万犹太人负有责任，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会导致这样的一场浩劫。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负责大屠杀的纳粹军官霍斯上校（Colonel Hoess）则明确表示连续不断的言语洗脑使他和他的同僚们坚信，犹太人所犯下的过错使他们必须被赶尽杀绝。16显而易见的是，在特定情境下，从仇恨性的言语表达到诉诸暴力，从谣言到暴动，从流言蜚语到种族清洗，只有一步之遥。
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暴力事件发生之前，人们已经经历了以下的步骤：
（1）在经历了长期的明确预判后，受害群体早已被打上烙印。人们开始丧失将外群体成员作为独立个体看待的能力。
（2）针对受害的少数族裔群体长期的言语抱怨、怀疑与批判早已在人们心中扎根。
（3）与日倍增的歧视行为（例如《纽伦堡法案》）。
（4）受害群体成员受到外部的限制。他们可能长期遭受经济匮乏、社会地位感低，易于受到政治格局如战时限制影响，或担心失业。
（5）人们早已受够了压抑，对抗情绪一触即发。他们不再认为自己能够，或者应该去忍受失业、通货膨胀、羞辱和迷茫。反理性主义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人们不再相信科学、民主、自由。他们认可“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he who increaseth knowledge increaseth sorrow）。再见吧知识分子！再见吧少数族裔！
（6）有组织的运动吸引了这些心怀愤恨的人。他们加入了纳粹、三K党、党卫军，或者一个不太正式的组织——作为一名暴徒——即使没有正式的组织存在，他们也会设法达成目的。
（7）个体能够从这样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获取勇气和支持。他看到他的愤慨是被认可的，他一时冲动诉诸暴力的行为也会能够被他所在的组织合理化——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
（8）一些突发事件发生。零碎的挑衅已经成了过去式，如今风声鹤唳。任何可能是完全虚构的，或者刻意夸大的谣言都可能导致爆炸性的后果。（对于许多参与过底特律种族骚乱的人来说，这场突如其来的暴动源于一个四处疯传的谣言，有黑人劫持了一名白人母亲的婴儿，并将其扔进了底特律河。）
（9）当暴力活动发生时，“社会催化”在助长破坏性活动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在看到其他情绪激昂的人群后，个体也会受到交互影响，提高自己的兴奋水平，进一步投身于暴动之中。通常来说，当个体冲动提高时，他的压力会得到释放。
这些都是从言语上的冒犯过渡到公开的暴力之间所要消除的壁垒，也是针对受害者进行身体攻击所需的条件。在两个对立群体不得不密切接触的场所，这些条件很容易被满足。例如能够照日光浴的海滩、公园或住宅区的交界。这些地方都是容易产生突发事件的地点。
炎热的天气会助长暴力，这既因为炎热会造成身体上的不适和心理上的易怒，也由于在夏天人们更倾向于走出家门，来到易于发生接触与冲突的户外。慵懒的星期日下午几乎是一个现成的擂台。事实上，灾难性的骚乱似乎频繁地发生在炎热的星期日下午。夏季也是私刑的高发时期。17
在上述情况下，言语敌意可能导致暴力，这一事实提出了一个关于言论自由的问题。在言论自由受到高度重视的地方，如美国，法律当局普遍认为试图控制针对任何外部群体的口头甚至书面诽谤是不明智和不切实际的。这样做意味着限制人们的批评权。美国的原则是允许完全的言论自由，只有当有人通过实际煽动暴力而对公共安全构成“明显的和现实的”威胁时才会干涉。但是这条法律界线很难划定。如果条件成熟，那么即使是相对温和的言语攻击也可能开始不受阻碍地走向暴力。在“正常”时期，人们可以容忍更多的仇恨言论，因为其受到的阻力不仅来自外部的驳斥，还有人们内心的抑制。一般来说，大部分人很少关注针对外群体的谣言诽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通常的情况下，即使是谣言制造者也仅会止于积极的歧视行为，更不用说诉诸暴力了。但是一旦态势变得紧张，人们的歧视行为也会逐步升级。为此，一些州，例如新泽西州和马萨诸塞州就颁布了反对“种族诽谤”的法律，但直至目前，这些法律都难以适用，其合宪性也没有明确确立。18
人们注意到，参与肉搏、帮派火并、暴乱、私刑、屠杀的主要是年轻人。19人们很难想象年轻人在生活中受到的挫折竟然比更年长的人还多，但也许，他们社会化的程度更为薄弱，无法抑制他们亟待释放的冲动。年轻人缺乏长期的社会抑制，对他们来说，重拾婴儿时期的愤怒，通过释放暴力冲动寻求快感更为简单。年轻人的敏捷、精力和冒险精神也使他们倾向于暴力。
在美国，最严重的两种种族冲突形式是暴动和私刑。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暴动中，受害者会反击；而私刑的受害者则是束手无策的。
暴动和私刑大多数暴动发生在社会态势会在当下发生极速变化的地区。黑人“入侵”了某个住宅区，某个种族的成员在破坏罢工，或者移民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特定区域的犯罪率上升。以上任何一个条件都无法单独造成暴动。长久以来的敌意与既成的、包含“威胁论”的借口混合在一起，就能够导致对特定群体的打击。接着，正如我们所提到的那样，长期激烈的言语敌意总是存在于暴动之前。
人们发现，暴徒通常来自较低的社会阶层，年纪尚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可能是由于低收入阶层家庭教育的缺失所导致的低自律性（较弱的自我控制），也可能是受教育程度低使他们对悲惨生活做了错误的归因。当然，拥挤、不安全感与对生计的剥夺也是直接的刺激来源。通常来说，暴徒是些被社会边缘化了的人。
如同任何形式的种族冲突一样，暴动可能是由现实的利益冲突导致的。当大量贫困的黑人与挣扎在温饱线的白人竞争有限的工作机会时，他们会将彼此视为竞争对手。不安全感和恐惧使他们变得烦躁又愤怒。但即使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发现仅仅将不同种族的人视为威胁是毫无逻辑的。另一个白人同样会抢走你的工作，这和黑人抢走你的工作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因此，同一地区的族裔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很可能不完全是现实的。在人们将其感知为种族竞争之前，集体之间的对抗就早已产生了。
因此，暴乱的根源在于本章所列举的这一连串由情境强化和释放的偏见的先行存在。20暴动爆发后，随之而来的动荡是毫无逻辑可言的。1943年，发生在哈勒姆的一场暴动，其根源在于一位白人警察明显“不公平地”逮捕了一名黑人。然而，这场种族抗议采取了非种族形式。激烈、紧张、叛逆的黑人们像疯了一样地打砸抢烧，无论是黑人所经营的商店，还是白人所拥有的房产都遭到了洗劫与袭击。在所有形式的身体暴力中，暴动是最不直接、最不持久的，因此也是最不合逻辑的。暴动只能被比作一个愤怒的孩子乱发脾气。
暴动是美国北部和西部地区的主要暴力形式，而南部各州则以私刑为主。这个事实意义重大。它揭露了南方的黑人在遭遇歧视时，通常不会实施反击。当麻烦不断扩大时，他只能寻求庇护，直到暴风雨过去。这样的模式显然是出于“白人至上”的严格规范。人们希望黑人接受自己低人一等的设定，无论受到什么侮辱都不要寻求报复。要么是因为他自己接受了这种种姓角色，要么是因为他生活在恐惧中，总之黑人在被挑衅时不会反击。因此，当黑人群体受到的压迫太深时，暴动就不大可能发生。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我们在1943年10月的几家伦敦报纸上找到了这样的一篇事件报道：
在康沃尔郡的一个小镇上，一群美国黑人士兵造访了“酒吧”。一队白人军警以一种蛮横的态度对他们的行为指手画脚。之后，黑人士兵们返回营地取枪，并回到酒吧质问军警为什么他们不能与白人士兵享有同样的权利。经过一系列争论和射击，黑人士兵被军警制服，但军警中也有两人受伤。
与其他暴动事件不同，这个案例被称为一场反叛会更为恰当。我们可以从事件中注意到下列情形：
（1）黑人深感自己受到了歧视，尤其是他们此刻身处英国，而英国是一个讲究人人平等的国家。
（2）与大多数少数群体的暴乱有所不同，此次事件以暴力开场。
（3）相较于反叛的焦点——巨大的歧视行为这一背景和不平等的对待，此次突发事件本身是微不足道的。
（4）军人身份加强了黑人士兵的权利意识，他们认为自己有权要求公正、不含歧视的待遇。
（5）白人士兵依据长期的预判行事：即使在国外，黑人也不应有与之平等的社会地位。
（6）军事理念使黑人士兵变得大胆无畏，并教给了他们一个信念，即武力是解决争端的恰当手段。我们再次看到，任何一次暴乱的发生都只能从争端双方的背景来理解。
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私刑主要发生在歧视和隔离已经牢牢扎根的地区，受害者已经受到了严厉的恐吓。然而，私刑的发生还需要一个基本的额外条件——社区执法能力低下。私刑并不会被杜绝，实施私刑者也几乎不会受到惩罚。这样的情况反映了警察与法庭对私刑的默许，私刑成了“社会规范”的一部分——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实施私刑者的心理过程。
私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所谓的波本（Bourbon），或者可以称为治安维持型私刑。一位犯有或据称犯有罪行的黑人会在一小群有序的群众安静围观下，由一位显赫的大人物处以私刑。这种形式的私刑重申了黑人与白人之间所存在的阶级壁垒，也提醒着黑人群体必须对优于他们的白人群体完全服从、驯良温顺。美国相对孤立落后的黑带地区（Black Tie）长久以来都是这种“文雅的私刑”（polite lynching）的多发地，在这些地区，种族和阶级的差异已植根在当地人的心中。
与之相对的是暴徒私刑，这种情况更多地发生在社会结构不稳定的地区，例如那些白人与黑人需要为了同一份工作而竞争的地方。也许他们都是佃户，为生活所困。然而他们选择将现状视为一场残酷的竞争，而非谋求共同解决问题。而白人将自己的地位低下和不安全感怪罪到黑人身上。考虑到长期存在此类敌意，我们就不难理解，只需要一个无关紧要的借口就可以实施私刑。黑人对白人女性的性犯罪，或据称的性犯罪常被认为是私刑的最常见原因。然而，一项对之前65年中所有私刑所做的研究表明，在发生在南方的私刑中，只有四分之一涉及了这一指控。21暴徒们如野兽般凶残。他们都想亲手“惩处一下”黑人冒犯者，于是他们集体折磨虐待受害者，并对受害者的遗体进行侮辱。
正如我们所说，整场虐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习俗。在某些地方，在被社会边缘化的、未受教育的男人中，存在着一种狩猎人的传统（与猎取野兽的传统不无相似之处）。 “狩猎黑人”是一种受到许可的活动，无形中成了一种使命。而执法部门对这种习俗宽大处理、消极处理的态度助长了这一趋势。在私刑实施过程中，人们的情绪高涨，他们甚至会掳掠、破坏黑人的住宅与商铺。他们用黑人的家具木材作为燃料，焚烧受害者，企图用这种方式在所有黑人面前杀鸡儆猴。
私刑发生的频率已经明显地下降了。自1890年起的十年间，每年平均发生154起私刑。而从1920年起的10年内，每年平均31起私刑，到了20世纪40年代，每年只会发生2到3起私刑事件。22这一下降态势可能是由于公众舆论的力量给了执法部门压力。在过去30年中，国会始终在致力于通过联邦反私刑法。然而，南方地区的国会议员持续抵制立法通过，并认为这是北方议员对南方事务的无理干涉。他们主张州政府能够自行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看起来这的确成功了。私刑发生数量的减少其实也可以视作源于历史的变迁。在美国早期的殖民地时代，法院是鲜见的。社会稳定往往是通过宣告罪犯的恶性并处以公开惩罚来保障的。林奇法官（这个名字很不幸地被永久保存了下来）是一位弗吉尼亚州贵格会教徒。在革命期间，有保守党人由于偷窃马匹而被捕。作为治安官，他在自己的家中设立了法庭，并迅速将小偷判处鞭刑40。他的宗教信仰禁止他剥夺他人的生命。在美国的历史上，被处以私刑的白人数量其实多于被处以私刑的黑人人数。但近年来，由于黑人被处以私刑的案例被频繁曝光，人们因此对国家产生不满。
谣言的重要作用有一条颠扑不破的法则，即任何暴乱或私刑的发生都离不开谣言的煽动。谣言参与了暴力模式的某个或全部四个阶段。23
（1）在暴力事件突发前，关于外群体的误导性言论会不断累积敌意。尤其是当人们听说少数群体有可能参与了阴谋策划、存储武器弹药等活动时。除此之外，种族谣言的爆发式传播往往能反映态势的日趋紧张。评估紧张程度的最佳指标就是收集并调查社区中流传的种族谣言。
（2）当第一批谣言广为流传后，新的谣言会成为暴徒和私刑者的行动指令。他们像是在集结军队一般，高呼 “今晚在河边会有大事发生”，“他们今晚就能抓住那个黑人并杀了他”。如果警方能保持警惕，可能会利用这些谣言来预防暴力事件的发生。 在1943年夏天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谣言称大量黑人正在谋划在特定的游行节日上发动一场有组织的造反运动。我们几乎能够肯定，这样的谣言会造就一大批心存敌意的白人。 然而警方在事件发生之前，就表达了坚定公开的立场，并为黑人游行者提供了充足的保护，从而消除了一场冲突的威胁。
（3）在较少的情况下，谣言也可能是引燃炸药桶的导火索。流传于大街小巷的流言蜚语，每一次转述后都会变得更为刻薄和扭曲。哈勒姆暴动是通过将一个白人警察从背后向一名黑人射击的故事夸大（事实远没有如此夸张），从而达到谣言的效果。底特律周围流传的大量传闻使整个城市的情绪如箭在弦。在那个有如注定要发生暴动的周日的前几个月中，底特律有关种族冲突的谣言就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广播中甚至还播放了关于一车车武装黑人正在从芝加哥向底特律进发的谣言。24
（4）在暴乱持续期间，谣言让人们保持兴奋状态。基于幻觉的谣言的传播，尤其令人费解。李（Lee）和汉弗莱（Humphrey）告诉我们在底特律暴力活动到达高峰的时期，警方接到一名女子的电话求助，声称自己亲眼目睹了一群黑人杀死了一个白人。而当警车到达现场时，警方却只发现一群女孩在那里玩跳房子，没有任何暴力活动的痕迹，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该名女子的陈述。然而其他的市民，像这名女子一样，不假思索地相信了这个故事，并开始向外传播。
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假设，谣言是群体紧张程度的参照指标。对于群体成员来说，谣言只是仇恨言论、敌意的口头表达。所有针对天主教徒、黑人、难民、政府官员、大企业、工会、武装部队、犹太人、激进分子、外国政府等外群体的谣言，都毫无例外地表现出了敌意，并编造出了一些令人反感的特质，以作为产生敌意的缘由。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一家连锁餐厅里（据说是这样），站在柜台前的顾客点了一碗炖牛肉和一杯咖啡。店员将炖牛肉放在托盘上，然后开始做咖啡。当她回过头来时，发现炖肉里有一只死老鼠。与此同时，顾客也看到了这一幕，并引起了骚动。他离开了餐厅，很快就对这家经营良好的公司提起诉讼。不幸的是，在审判中，人们发现作为证物的老鼠并没有被煮熟，另一个顾客看见他从口袋里拿出动物的尸体，并在店员转过身去的时候放进炖肉中。故事的最后一句是这样的——“那人当然是个犹太人”。
在战争年代，类似的反犹太谣言有很多。列举其中一些如下：
西海岸征兵委员会拒绝征募任何人，直到被犹太征兵委员会所延迟入伍的那些在纽约、费城和华盛顿的犹太男孩被征完为止。
韦斯托弗的所有官员都是犹太人。外界人士几乎不可能在那里成为一名高级官员。
美联社和联合出版社都受到犹太人的控制，所以我们无法得知任何关于德国或希特勒的真实消息。只有希特勒才知道究竟该怎么对待犹太人。
贬低黑人的谣言要少得多。在1942年的战争期间，研究者所收集和分析的1000个传言中，10%反犹太人，3%反黑人，7%反英国人，约2%反对商业界和劳工组织。20%是关于军方的，20%是关于行政系统的。大约三分之二的谣言都是针对外群体的。其他大多反映了人们对战争进程感到的深深恐惧。25
因此，谣言似乎成为集体性敌意之状态的敏感指标。辟谣作为一种手段——可能并不主流——被用以控制集体中的敌意。在战争期间，报纸上的“谣言诊所”尝试辟谣，并且成功地使人们意识到谣言可能导致的一些危险。然而，谣言的曝光是否能够改变任何根深蒂固的偏见，还有待考证。辟谣所能做到的不过是给予那些温和的，或是仅仅出于疏忽的偏见者一种警告，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谣言的传播对国家利益而言都是百害无益的。
参考文献1. 毫无疑问，根据古特曼的可接受姿态尺度标准，这种简单的三步尺度将具有很高的“再现系数”。没有人会在不表现出歧视性和口头拒绝的情况下参与人身攻击。该量表上层的步骤均预设了下层步骤为其基础。Cf. S. A. STOUFFER, Scaling concepts and scaling theory, Chapter 21 In MARIE JAHODA, M. DEUTSCH AND S. W. Cook (EDS.),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Relations, New York: Dryden, 1951, Vol. 2.
2. Quoted from the Congressional Record as reported in the New Republic, March 4, 1946.
3. The main types and causes of discriminatio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1949, XIV, 3, 2.
4. Ibid., 9.
5. Ibid., 28-42.
6. 这个被记录的场景见于J. D. LOHMAN, Segregation in the Nation’s Capital, Chicago: National Committee on Segregation in the nation’s Capital, 1949。该报告是一个对华盛顿市住房、就业、公共卫生、教育和公共设施状况的全面记录。
7. ELMER GERTZ. American Ghettos. Jewish Affairs, 1947, Vol. II, No.1.
8. H. G. STETLER. Summary and Conclusions of College Admission Practices with Respect to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 of Connecticut High School Graduates. Hartford: Connecticut State Interracial Commission, 1949.
9. A. L. SEVERSON, Nationality and religious preferences as reflected in newspaper advertisem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39, 44, 540-545; J. X. COHEN, Toward Fair Play for Jewish Workers, New York: American Jewish Congress, 1938; D. STRONG, Organized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the Rise of Group Prejudice During the Decade 1930-40, Washington: American Council on Public Affairs, 1941.
10. See especially: G. 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1944, 2 vols; M. R. DAVIE, Negroes in American Society, New York: McGraw-Hill, 1949; G. SAENGER,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ejudice, New York: Harper, 1953.
11. 有关偏见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的讨论见FELIX S. Cohen, The people vs. discrimination, Commentary, 1946, 1, 17-22。在处于爆发式增长的1940年，歧视最为严重的各州的平均收入是300美元（密西西比、阿肯色、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佐治亚、田纳西、卡罗莱纳）。根据对多元化种族和信仰的移民的吸引力与记录在案的宽容立法的评价标准，拥有最为宽容的政策的各州在1940年的平均收入是800美元（罗得岛、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特拉华、伊利诺伊、犹他、华盛顿）。
统计报告没有表明不划算的歧视做法是否是造成低人均收入的因素，或各州由于其他原因所导致的相对贫困，使其受挫并继而导致歧视。第三种可能性使雇佣歧视和贫穷共同导致了一些深层次的条件。
12. Actions lie louder than words–Red-Cross’s policy in regard to the blood bank. Commonweal, 1942, 35. 404-405.
13. R.T. LA PIERE. Attitudes versus actions. Social Forces, 1934, 13, 230-237.
14. B. KUTNER, CAROL WILKINS, PENNY R. YARROW. Verbal attitudes and overt behavior involving racial prejudic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52, 47, 649-652.
15. P. E. MASSING. 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 a Study of political Anti-Semitism in Imperial Germany. New York: Harper, 1949.
16. G. M. GILBERT. Nuremberg Dia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1947, 72, 259, 305.
17. Lynchings and What They Mean. Atlanta Southern Commisson on the Study of Lynching, 1931. See also M. R. DAVIE, op. cit., 344.
18. 总统公民权利委员会认为这种补救办法太危险而不能被批准，因为审查一旦开始，可能会威胁到所有不被赞成的意见的表达。见委员会的报告To secure these rights, Washington: Govt Printing Office, 1947。
19. See L. W. DOOB,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Henry Holt, 1952, 266, 291.
20. O. H. DAHLKE给出了一份导致骚乱的类似情况清单，其中更强调历史和社会学因素，见O. H. DAHLKE, Race and minority riots——a study in the typology of violence, Social Forces, 1952, 30, 419-425。
21. M. R. DAVIE. Op. cit., 346.
22. 在B. Berry, Race Relations: the Interaction of Ethnic and Racial Group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1, 166-171可以找到一份关于私刑事实的简要概述。
23. 此处的记述是对G. W. ALLPORT AND L. POSTMAN, The Psychology of Rumor. New York: Henry Holt, 1947, 193-198中内容的浓缩。
24. A. M. LEE AND N. D. HUMPHREY. Race Riot. New York: Dryden, 1943, 38.
25. G.W. ALLPORT AND L. POSTMAN. Op. cit., 12.
①（美国）对东欧犹太人（Ashkenazi Jews）的蔑称，源自kikel，意第绪语（Yiddish，中东欧犹太人使用的一种土语）意为“圆圈”，因犹太移民在法律文件中签“O”（同“X”相似）而来。
②（国际通用）最初是美国英语对肤色黝黑的人的蔑称，但在20世纪初发展出双重含义。
③（北美和英国）对任何意大利后裔的种族性词语，衍生自意大利语方言的“guappo”，同“帅哥”（dude）、“大摇大摆行走的人”（swaggerer）和其他非正式名称相近，是那不勒斯男子打招呼的方式。尽管以上是该词的最初来源，“wop”还是在20世纪演变为对意大利人和意大利裔美国人的种族性蔑称，其最常见的用法是贬损性的首字母缩写（backronym）“WithOut Papers”（没有文件——即偷渡来的黑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