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必须对问题的另一面给予应有的重视，这可能不是质疑这些事实，而只是质疑我们对事实的解读。我们的整个权力精英概念必然会遭到一系列反对，但这个概念在本质上只与权力精英成员的心理有关。自由主义者或保守派可能会愿意用以下方式提出这个概念：
“在谈论权力精英时，这不是在用出身和关联性来描述人的特征吗？这种特征描述难道不是不公平和不真实的吗？人们（尤其是这类美国人）难道不会随着提高自己的高度而满足他们的工作要求吗？而他们以自己的人类弱点所知道的，难道他们不会达成一个代表国家整体利益的观点和政策线路吗？难道他们不仅仅是一些做了自己本职工作的可敬的人吗？”
我们该如何回复这些反对声音呢？
1．我们肯定是认为他们是可敬的人。但什么是荣誉？荣誉只有在满足人们认为可敬的准则时才有意义。不存在我们所有人都认可的准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如果我们是文明人的话）不会杀掉所有与我们意见不一致的人。问题并不是：这些人是不是可敬的人？问题在于：他们的荣誉准则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些准则是他们所在圈子的准则，是他们所服从的那些人的准则。不然还能是什么呢？这是那种重要的不言自明的真理（即所有人都是人类以及所有人都是社会动物）的一个含义。至于真诚问题，它只能被反证，从来不能被证实。
2．关于他们适应能力（指的是他们超越他们在工作和经历中获得的行为规范的能力）问题，我们必须回答：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他们不可能超越，至少他们大多数人在所剩不多的岁月中是不可能超越的。期望他们能够超越就是假设他们的确是奇怪的和考虑自身利益的：这种超越规范的灵活性实际上会涉及违反我们所称的他们的品质和正直。顺便提一下，难道不是恰恰因为早前类型的美国政客们缺乏这类品质和正直，才使他们的威胁不像拥有这类品质的那些人一样大吗？
如果假设军官们在将军装换为便衣的时候就丢掉了他们的军队品质和观点，那么这种假设就侮辱了军队的有效训练和教导。与公司高管们相比，这种背景可能在军队的例子中会更加重要，因为军队职业培训会更加深入和更加全面。
“缺乏想象力，”杰拉德·W·约翰逊（Gerald W．Johnson）曾经指出，“不能与缺乏原则相混淆。相反，一个缺乏想象的人常常是一个有最高原则的人。而麻烦之处在于，这种人的原则符合了康福德（Cornford）的著名定义：‘原则是一种无为准则，它给人们提供了不在具体情况中采取行动的、正当的一般原因，而无原则的直觉可能会认为在这个情况下行动是正确的。’”
例如，在心理学事实中，那种真的认为查尔斯·欧文·威尔逊（Charles Erwin Wilson）能代表除企业界外的所有人或所有利益的想法难道不是荒谬的吗？这并不是因为他不诚实，而是因为他可能是一个拥有像美元一样坚挺的正直品质的人。他就是他自己，不能完美地成为任何其他人。跟他的同事一样，他是政府内外专业公司精英中的一员。他代表了高级企业界的财富。他代表了企业界的权力。而且在他被一再引用的话语中，他由衷地相信“对美国有利的事情就是对通用公司有利的事情，反之亦然”。
对于那些批准这类人担任政治职务的令人同情的听证会来说，它们揭示的并不是对法律以及对它们所显示的处于权力中层的立法者们的冷嘲热讽，也不是这类人处理个人股票时的不情愿。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类人怎么可能放弃自己与整个企业界（尤其是自己公司）的接触呢？与企业界有深入交集的不仅有他们的金钱，还有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利益和他们的训练（简言之就是他们的生活）。当然，处置股票仅仅是一个净化仪式。这里重要的并不是在某个企业中有多少财务或个人利益，而是与企业界的身份认同。要求一个人突然放弃所有这些利益和情感，几乎就像要求一个男人变成女人一样。
3．对于他们的爱国主义以及要求为整个国家服务的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回答：跟荣誉规范一样，爱国主义情感以及关于什么是对整个国家有利的观点都不是终极事实，而只是各种不同观点存在的基础性事项。此外，爱国观点也根植于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且要借此维持下去，而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则取决于他如何生活以及跟谁生活在一起。这并不是说社会环境能机械地决定个体性格。这是现在社会研究的主要传统中已经确立的一个复杂过程。而我们好奇的只是为什么更多的社会科学家并没有在进行关于政治的推测中系统地使用这个过程。
4．精英真的不能被看作是那些仅仅做本职工作的人。他们是那些确定自己职责以及自己下属职责的人。他们并不仅仅是遵从命令：他们是命令的发出者。他们不仅仅是“官僚”：他们对官僚体系发号施令。他们想象自己是传统的工具，并且他们可能会用这些传统来对其他人和他们自己隐瞒上述事实。但存在很多传统，他们必须选择自己将服务的那些传统。他们面临抉择，但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传统。
现在，这些答案加起来得出的总和是什么呢？得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关于那些趾高气扬地坐在位子上的人或小团体的动机和特征的知识来寻找关于公共事件和历史趋势的原因。反过来，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被下述指控吓倒：即我们是在通过用自己的方式提出问题，抨击身居要职的那些人的荣誉、正直和能力。首先，这并不是关于个人品质的问题。其次，如果我们发现的确是此类问题，那么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说明白。同时，我们必须根据权力标准以及当权者作为决策者所做的事情来评判当权者，而不是通过他们是什么人或者他们的私生活情况。我们的兴趣点并不在此：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的政策以及他们施政的结果。我们必须要记住：权力精英中的这些人现在占据美国社会结构中的战略职位，他们控制着一个优势国家的优势机构，而且作为一群人，他们处于一个能做出对世界人口带来可怕后果的决策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