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 水平的菲利普斯曲线？

8.2 水平的菲利普斯曲线？ 8.2.1 菲利普斯曲线已经失效

现在常说菲利普斯曲线已经失效，我们的经济进入了名义工资增长率为2%～3%，实际产出增长率为1%，通胀率为1%～2%的新常态，也就是说，把最近的状态向未来进行了无限外推。

这种推断没有任何理论基础。另外，菲利普斯曲线不可能消失，因为它反映的是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理论上，这种平衡在极限情况下会回到凯恩斯早期分析的反L形曲线上，但实际上这基本不可能。菲利普斯曲线的形状和斜率可能由于还有待评估和理解的原因而改变，但是它不可能凭空消失。

8.2.2 预期才是主导？

正是（部分）因为没有考虑预期的作用，最初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才变得十分不稳定。但是现在，我们经常强调预期是唯一重要的因素。有时这意味着，只要把通胀预期“锚定”在央行的目标水平上，工资增长和通胀也会大致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上。

但是从理论上讲，这是错误的。一旦每一个潜在的工人都被雇用，对劳动力需求的上涨就会表现为更高的通胀率。并且，由于产业和劳动力的异质性，在实现全面就业之前，增长的瓶颈和通胀的上升几乎肯定会出现。

“充分锚定”的通胀预期让人们认为对通胀目标的偏离只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因此，当2009年和2010年价格下降时，人们认为这一现象不会持续，反之亦然，如在2008—2009年英镑贬值几年后，英国的通胀超过目标时（人们也认为这不会持续）。这确实会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变得更加平坦，但是其本身不会改变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位置或垂直性。如果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保持在原来的位置，那么过去10年就业率的持续下降理应导致通胀率持续上升，但是这并没有发生。

林德和塔拉邦特（Lindé and Trabandt，2019）认为，非线性的菲利普斯曲线可以解释2008—2010年“消失的通胀”以及之后的缓慢恢复。“换言之，即使经济在深度衰退后可能恢复增长，价格和工资的通胀也只会温和上升，直到经济的疲软被充分吸收”（第3页）。但是鉴于美国、英国和日本的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除非自然失业率早已改变，这就把我们带到第8.2.6节的讨论。

8.2.3 成功的货币政策

麦克利和滕雷罗（McLeay and Tenreyro，2018）在他们的论文《最优通胀率和菲利普斯曲线的识别》中指出，货币政策的意图是把通胀稳定在目标水平上。如果所有的冲击都是针对需求的，那么通胀和产出将共同变动，如果政策在稳定通胀方面是成功的，那么，根据定义，通胀将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还受其他结构性因素影响的失业率与工资或价格通胀之间的相关性将为零。尽管劳动力市场缺口与通胀之间潜在的结构性关系（菲利普斯曲线）可能保持强劲和稳定，但情况依然如此。如果影响经济的是供给侧冲击，如油价变动、间接税、关税和（外部驱动的）汇率变化，那么政策就必须权衡产出缺口和未能达到通胀目标带来的损失。为了在这种共同冲击下识别菲利普斯曲线，我们需要评估和量化供给冲击或货币政策失误。[5]

这并不容易。我们知道的是，与之后相比，1970—1990年的供给侧冲击更为普遍，例如1973—1974年、1979年和1986年的石油冲击，货币政策的失误也更加明显，尤其是与1992—2005年的大缓和时期相比，当时所有的宏观经济指标似乎都保持稳定。因此，之后计算出来的失业率（或产出缺口）与工资（或价格）通胀的斜率变小可能是更好的货币政策和更少的供给侧冲击造成的，并不能表示潜在的结构性关系发生了变化。果真如此，那么对于单一货币区的不同地域，由于统一货币政策无法抵消区域性差异，计算出来的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应该（负的）更大。[6]当前的一些实证研究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例如McLeay and Tenreyro,2018;Hooper，Mishkin and Sufi[7]）。

8.2.4 就业结构的变化

马克思认为“产业后备军”会压低工资。[8]现如今更准确的说法是，老年产业后备军在限制工资增长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就业的流入和流出分为两极，一极是工作和失业，另一极是从工作到退出劳动力市场。20～55岁黄金就业年龄段的工人主要在就业和失业之间移动，而55～70岁的老年人倾向于在工作和不工作之间徘徊，比如以提前退休为幌子。

正如第3章所述，由于近些年来工作机会的增加（尽管美国的增加极其有限），许多国家的劳动参与率迅速上升，尤其是老年女性。在面对相对合理的工资时，他们有极高的弹性回去工作以应对职业岗位的空缺。事实上，莫洪和拉戈（2019）证明，如果把老年人从计算中剔除，调整后的菲利普斯曲线拟合得更好。

这一发现有几个启示。首先，只要有相当数量的老人在工作和退休之间转换，菲利普斯曲线就会变得更加平坦，因为雇主可以从这一来源（以及移民）填补职位空缺，而不是被迫提高工资。其次，老年产业后备军的存在意味着自然失业率会下降，因为只要有后备军起到安全阀的作用，经济就可以在更高的需求压力下运行。

但是这有一个极限。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会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一些不能，而另一些不愿意。劳动参与率的进一步提高可能会缺乏弹性，也更难实现。当产业后备军全部应征入伍后，我们不得不再次缓解需求压力。

8.2.5 全球因素的权重不断增加

克里斯汀·福布斯（Kristin Forbes，2019）有一份详细的研究《全球化改变了通胀过程吗？》，但她更多关注价格而不是工资的通胀。以下是她在第30页的一个结论：

随着时间推移，全球因素的冲击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是CPI和通胀的周期性成分。例如，在菲利普斯曲线和趋势—周期框架中，过去10年全球产出缺口和商品价格变化对CPI和通胀的周期性成分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胀模型不仅要更仔细地关注全球经济的变化，还应该让模型中的系数随时间推移而动态调整。

与此类似，斯托克和沃特森（Stock and Watson，2019）主张使用周期敏感通胀指数（CSI），以降低国际上（可能计量不当的）商品价格的权重。因此，在文章的第90页，他们总结道：

CSI指数为通胀率的变动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因为CSI指数倾向于将权重更多地赋予价格由国内决定的部门，从而提供了一种办法将国内决定的价格与受国际环境严重影响的价格分开。

通过使用通胀成分和滤波消除趋势变动来更多地关注周期性变化，就可以得到稳定的菲利普斯曲线。尽管通胀和产出缺口之间的标准加速关系变平缓了，但加权的通胀周期性成分和周期性活动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更加稳定。

8.2.6 自然失业率的变动

在婴儿潮一代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凯恩斯需求管理的成功、不断上升的抚养比，增强了1945—1980年劳动力的相对议价能力。有同样效果并且起辅助作用的是（私人部门）工会的成员数量的扩大、战斗性和力量的增强。要衡量这种战斗性，可参见美国和英国工人因罢工而减少的工作天数和罢工人数（图8.6）。

很难察觉到的是这种趋势会导致自然失业率持续上升。尽管平均失业率在20世纪60年代轻微上升，并且在70年代上升得更多，政客和选民一直都低估了自然失业率，之后通胀加速上升。直到沃尔克、里根、撒切尔夫人、劳森/豪（Lawson/Howe）暂时放弃了设定总需求目标，代之以货币总量目标，才遏制了通胀的螺旋式上升。

本书上半部分的主题是，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口结构改变（例如抚养比的改善）以及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等因素的结合，戏剧性地将时代大背景从通胀变为通缩。同时作为辅助原因的是（私人部门）工会成员人数减少和战斗性减弱。与上一时期（1945—1980年）一样，只不过方向相反，当局以及为他们提供建议的宏观经济学家没能意识到，自然失业率和工人的议价能力一样变得越来越低。

但是，现在工人们已经在投票站而不是谈判桌上采取了报复性行动。正当人口因素转向对工人有利的时候，全球化也被民粹主义遏制。与此同时，那些将过去的经历外推到未来的人忽略了长期的力量，却断言我们会继续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

缓慢移动的钟摆将再次回摆。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我们认为可能会有更低的失业率和稳定的物价，但这不会长久。本章的观点是，不仅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会垂直于自然失业率，而且由于长期的人口、政治和经济力量，自然失业率的位置也在不断地、系统地变化。忽视这些因素的后果是人们所做的预测会出现系统性和片面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