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环境改造：重新创造我们的生态系统

第三章
环境改造：重新创造我们的生态系统

12月的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酷暑当头。我沿太平洋高速公路一路驱车而下，经过甘蔗田，穿过空旷的原始森林。黏糊的轮胎在沥青路上转动，路上热气蒸腾，单调的蝉鸣声不绝于耳。热浪猛烈地吹过平地，稀释了甘蔗田甜得发腻的味道，取而代之的是绿色粗糠柴让人沉醉的气味和桉树的刺鼻气味。从车里望出去，低矮的灌木丛如同树林一般。蜥蜴、蛇和鸟（大部分都是尸体）从我眼前飞驰而过。道路笔直，偶尔有个转弯。我就这样以稳定的每小时80千米的速度沿着柏油路一路向南。

过了一会儿，我回过神后才发现路两边的绿植变黑了。我顿觉新奇，也隐约感到了一种宁静。我继续向前开，前方烟雾四起，灰烟笼罩着烧焦的地面。道路上有许多鸟，黑色鸦科鸟类和猛禽在高速公路上盘旋，寻找从滚烫的树丛中逃出的猎物。黑鸦、黑烟和黑灰连成一片。再往前开，烟雾更浓，车外一片漆黑，我仿佛置身异界，燃烧产生的硫黄臭气很呛鼻。明亮的火光在黑暗中跳动，阴燃的火焰愈燃愈烈，直到路的尽头变成一条舞动的火河。

我担心这里可能会很危险。躲在车里的我从挡风玻璃和后视镜里看到了同样的景象：火花飞溅，浓烟四起，让人不知所措。于是我放慢了车速。

隔着车窗，我看见两边的火池越来越多，火势愈演愈烈，有连成一片之势。我甚至都能听到火的声音，像一条猛龙在咆哮怒吼。一时间，高高的火墙将我包围住，吞噬着车子周围的空气。高温令光线扭曲，火龙的吼声震耳欲聋，浓烟从紧闭的车窗渗了进来。我惊慌失措。

时间仿佛停滞了，每一秒都令人十分煎熬，周围也安静了下来。我的视线变得模糊，我的双手紧握方向盘。我猛踩油门，终于在几分钟后穿越火区。在我身后，浓烟滚滚，直冲青天，而在我前面是一片色彩斑斓的世界。我降下车窗，呼吸着桉树散发的樟脑味道，享受着绿树蓝天的美景，聆听鸟儿的鸣叫声，我的心也不再怦怦猛跳了。

在被人类驯服的人造世界里，多数情况下大自然不会给人类造成威胁，但是火仍然保持着可怕的威力。它破坏环境、毁坏财产，是一个主要杀手。困在大火中的那几分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感觉自己到了地狱。火是一种原始产物。

但世界上有一个时期是没有火的。那时，地球就像它在太阳系星云中形成时一样，由炽热的液体物质组成，无法维持火的燃烧。

在最初10亿年左右的时间里，地球上没有火是因为没有东西可供燃烧，也没有氧气来帮助燃烧。但是随着地球进化出了可进行光合作用的细菌，以及过了很久之后最初的森林的出现，地球才具备了火燃烧的条件。所有生命都要为其自身毁灭创造环境。

燃烧是一种可见化学反应：氧和燃料混合，散发出光和热能。这同我们从食物中获取能量、维持生命是一样的化学反应。但在活细胞中，这种反应被称为新陈代谢，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火焰的燃烧快如闪电，释放大量的能量。我们的祖先学会了取火，并征服了这股原始力量，为自己所用。人类率先利用火改造养育自己的环境，从而扩充了自己的生态位，永久地改变了生态和不可抗力之间的动态关系。

当人类开始有意识地获取体外能量资源时，我们就超越了生物生命的范围，开启了一种新的生存状态。丰富的体外能量使一种全新的选择性适应形式成为可能，即累积性的文化进化，这种进化决定了人类的未来。我们的祖先发展出能够利用外部能量的能力，这样一来，人类文化发展的认知和社会条件不断加强。由于大脑的发育，人类更善于社交、合作和互相学习。能源推动物种的发展，我们对能源使用效率的追求将加速文化进化，甚至能改变人类基因，让所有人都成为电子人。

所有的一切，都始于数百万年前的一场野火。

大火吞噬了森林，破坏了栖息地，切断了食物来源，但同时也为包括草在内的新植物的生长开辟了空间，改变了其他动植物在食物链上的等级。在广阔的大草原上，大型食草动物越来越多，捕猎它们的食肉动物也越来越多。

火能够改变一个环境中食物的密度，我们的祖先显然也发现了这一点。在进化到某一阶段的时候，他们开始利用火。早期居住在森林里的人类祖先和鸟类都发现，火灾过后很容易找到食物。随着原始人渐渐可以直立行走，他们更容易到达广阔地带，这些本来主要吃素食的原始人对肉类越来越感兴趣。有证据表明，在340万年以前的埃塞俄比亚，尽管南方古猿的牙齿和下巴还没进化到能够正常吃肉，但他们已经开始食用牛和山羊大小的动物了。[1]他们用石器宰杀动物，吃生肉，并敲碎动物的骨头吸食骨髓。

咀嚼和消化生肉很困难，而煮熟的肉类（和植物）更美味、食用起来更卫生，还能让人类更有效地获取热量。这是因为火能够让食物发生化学变化，变得更容易消化。吃熟食的人会更健康，存活的时间更长，从而把基因传给下一代，把获取食物的本领传授给其他人，因而生火煮食在我们的祖先的饮食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丛林大火产生的烟雾可以吸引来自远方的种群。

久而久之，我们的祖先学会了利用野火生火，让我们与火的关系又近了一步。在澳大利亚，包括黑鸢在内的一些猛禽也有传播火的文化。有一种被原住民称为“火鹰”的鸟会从野火中衔起燃烧的树枝，然后故意在其他地方点火，以便引出草丛中的猎物。不难想象，数百万年前，我们聪明的祖先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他们把燃烧的余烬从一个营地带到另一个营地。这些火种通过人手相传的方式保留下来，传递到不同的地方。因此，人类对火越来越依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变得更为亲密。

火是人类的保护伞。人类的祖先最开始为了安全而在树上睡觉，而后来火能够保护他们的后代免受食肉动物的侵袭和寒冷的折磨，他们便可在广阔的草原上睡觉。换句话说，火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火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于是人类开始改变周围的环境。当然，我们并不是第一种改变环境的动物，但其他大多数动物对环境的改变都是出于本能，也就是它们的基因促使它们以特定的方式改变环境。比如，海狸可以筑水坝，蚂蚁可以筑复杂的土丘，但海狸不能筑土丘，蚂蚁也不能筑水坝。相比之下，人类体内并没有哪类基因决定要对某种特定的环境进行改变，相反，人类创造力非凡。[2]我们祖先的基因不断进化，从而适应了由文化主导的全新环境。后来，我们完全靠两足行走，适合攀爬的双足进化成更适合跑步的平足。这种进化只有在夜间足够安全的情况下才可行，而火正起到了保证安全的作用。

接下来是生火。这是人类必须学习的技能，而且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技能。正是由于生火的技能如此重要，所以每种文化里都有精心设计的神话来描述火的起源。古希腊人说火是普罗米修斯从神那里偷来的最好的礼物。普罗米修斯因盗取天火而被永世缚在山崖上，每日遭神鹰啄食肝脏。北极的育空人说乌鸦从水中央的一座火山上偷走了火。尼日利亚的埃科伊人则说火是一个小男孩从创造之神奥巴斯·奥斯奥那里偷来的，这个小男孩教人们生火，但他因为偷窃行为而受到跛足的惩罚。

我想象中的取火非常平淡无奇。两件石器相互摩擦肯定会产生火花。这样一想，我们的祖先能生火也不足以称为一大飞跃。然而，据目前所知，只有人类能生火。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火种来自东非大裂谷颇有考古价值的图尔卡纳遗址。尽管火种保存得不是很好，但它距今已有150万年的历史。[3]

取火可以很简单，钻木就可以取火。我曾在坦桑尼亚与一群哈扎比部落的猎人有过难忘的狩猎经历，在那之后，他们教我如何取火。我坐在地上，把一块又宽又平的木头紧紧夹在两脚之间，这块木头被称为灶台木。他们先是向我展示了如何在木头上磨出一个凹槽，然后给了我一根类似铅笔一样的光滑笔直的木棍。我将木棍的尖端牢牢地插在凹槽里，用手掌来回搓动木棍，让木棍不断摩擦凹槽。几分钟以后就有烟冒出来。随后将油树皮的干木屑放在凹槽里引火。猎人们手捧灶台木，将木屑吹进火里。

其实钻木取火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我怀疑，如果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做，我自己很难摸索出这种方法。首先要确定哪里可以找到合适的木棍和灶台木，这一点看似不起眼，其实非常重要。其中一位哈扎比人把绳子绑在木棍上来回拉动，这就形成了一个钻头，很好地保护了人的手掌。他从别处学到这个方法，又把它传授给其他人。有证据表明，在法国几个尼安德特人的聚居地有一种特别复杂的点火方式，其中用到了燃点较低的软锰矿（二氧化锰）。[4]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黑色小方块，他们认为这些方块混合了引火菌粉末，需要时就可以随时生火，就像我们今天用火柴一样。但无论一个种群使用哪种方法，都会一代一代地把这个方法传递下去，这些方法[5]和生火材料一样珍贵。

小小的火苗是区分原始人与其他动物的关键。灵长类动物的文化行为很简单，而且对于聪明的个体来说，靠自己很容易实现创新。但对于它们来说生火的步骤烦琐，操作复杂。在100多万年前的直立人时代，从生火到制造工具，当时的人类已经有了复杂多样的技能，但是这些方法不可能是一个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创造的。相反，这些知识之所以能够积累起来，是人们互相学习，不断练习和记忆细节的结果。人类文化建立发展起来，我们祖先的大脑已经进化到可以学习了。

那么究竟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大、更聪明了，所以能生火，还是生火让我们拥有了更大、更聪明的大脑呢？答案是二者都有。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进化过程，进化的结果要到数十万年后才能看到，其间我们的基因、文化和所处的环境都发生了适应性变化。正如希腊人所说，火赋予了人类神一般的力量，让人类凌驾于自然。古人类成为环境的建造师，利用火改善他们喂养的食草动物的生存条件，创造适合他们需求的生态系统[6]，从而提高了生存能力。

换句话说，我们的祖先创造的环境条件有利于他们传播文化。他们越能控制和调节自己的生存环境（及他们子孙的生存环境），代代传递文化信息的优势就越明显。这就是我们创造自己的过程。

改造环境后，人类迁徙到大草原。那里能更加容易地捕猎到更大的动物，这些动物有更多的脂肪和肉，能够产生更高的热量。我们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狩猎的证据大约是在200万年前[7]，这标志着人类文化的一大进步，改变了我们祖先的身体结构和行为方式。

数百万年来，原始人主要是素食者，因文化和环境的变化，开始食用肉食，之后他们的身体也适应了肉食。到我们祖先的时候，人类已变成了有耐力的猎手，弹跳力强，脚背拱起，臀部和骨盆收窄，臀部肌肉发达，面部宽阔扁平，S形脊柱支撑着身体。我们的躯干和手臂变长，确保走路平稳。我们还拥有了投掷的新能力。尽管一些灵长类动物偶尔会投掷物体，但只有人类能够在投掷石头或长矛时可以兼备速度和准头，这是因为人类的肩膀和躯干可以支撑投掷动作，解剖学家估计这种进化发生在200万年前。[8]

人类体毛减少，汗腺数量大大增加，这让我们在太阳下跑步时，可以出汗降温，从而保持稳定的体温。体毛减少的原因可能是某个基因的改变，这让人类在所有灵长类动物中汗腺密度最高[9]，每天能够产生数升的汗液保持体温稳定。大约在同一时期，我们的祖先体内出现了一种深色皮肤的基因，保护我们免受紫外线的伤害。人类的基因随着人类的行为发生改变，我们比草原上的其他动物更长寿，奔跑的耐力比它们更强，还能用投掷的方式捕猎。

伴随着这一系列身体上的变化，人类认知、文化和社会也发生了转变。饮食方式发生转变，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变得更强（换句话说，身体进化提高了人类在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很明显，我们的基因进化已经改变了轨迹：与草原上其他的狩猎者不同，我们的身体条件一般，没有锋利的牙齿和爪子，但文化和身体结构的变化让我们成为最具杀伤力的生物。即使是在200万年前，人类的狩猎工具和武器也比其他动物的更多样化。驱赶猎物时黑猩猩只使用棍棒，海豚只使用海绵，而人类使用的工具和武器是自己制造的。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类祖先使用的是一系列的工具而不是一件工具，而且他们会对捕杀的猎物进行处理，骨头、角和毛皮都另有用处。在特定的工作中使用特定的工具比保持一身肌肉更有效。狩猎是后天形成的文化适应，步骤烦琐，经过数千代人的改进，演变成了今天的全球机械化肉类生产产业。[10]

反过来，狩猎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它带来了猎人和采集者之间的劳动分工，并且让人们在一个地方居住的时间更长。与此同时，营火成为群体生活的一部分，人们需要经常关注营火是否还在燃烧，是否需要补充木柴。这意味着，人们在只能勉强糊口的情况下，为了寻找木柴，还要频繁长途奔波，而这必然会带来额外的消耗。为了解决额外劳动力成本消耗，提高狩猎效率，人类社会出现了更大的多代群体。

换句话说，狩猎让人类变得社会化。一次狩猎可能需要三四个人合作，如果要猎杀大象这样的大型动物，就需要一个更大的团队集体作战。一个团队想要成功，每个团队成员都必须能通过想象他人的想法和观点，来预测其他猎人和其他掠食者可能采取的行动。这要求团队成员必须要有毅力，因为这个过程可能要持续几个小时，同时还要有精湛的技巧、细致的观察和灵活的策略。人类学会了识别和跟踪动物的足迹，看懂它们的行为。每一次狩猎都需要深思熟虑，并且制订出缜密的计划：人类会在脑海中想象一个未来的场景，比如几个小时后我们会非常口渴，并告诉自己同伴。于是人们在狞猎时会用袋囊或皮囊装水。人类之所以比更强壮的动物活得更久，就是因为汗液蒸发后，人类体内仍有充足的水分供给，也因为人类可通过训练提升耐力。我们有精神策略来鼓励彼此前进，让我们即使身体疲惫，也可继续前进。我们可超越生理局限和阻碍，冲破限制我们的那堵“墙”。在人体因体力消耗或饥饿而不堪重负时，血液优先流向大脑而不是肌肉，因为当我们进化到某个阶段，敏捷的思考能力比快速行动更重要。[11]

狩猎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和心理活动，对体力要求高，具有一定的风险，但是与狩猎带来的更多热量相比，它消耗的体力不值一提。这种相互促进的进化过程推动着人类前进。

合作狩猎对智力有严格要求，所以需要更大的额叶皮层，额叶皮层是大脑中处理社会行为、进行决策和解决问题的区域。这就是狮子这种唯一成群狩猎的大型猫科动物拥有高度发达的额叶皮层的原因。母狮的额叶皮层最大，它们在群体中活动的时间更长，并承担了大多数的捕猎活动。[12]研究还发现，在海豚与渔民合作狩猎时，那些与渔民合作最好的海豚彼此之间的交流能力最强。它们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增加了从同伴那里学习合作狩猎技能的概率。[13]只有当动物有足够的社交能力，而且有机会互相模仿时，新的行为才可以传播。在驯养动物之前，人类利用动物的社交能力来更有效地获取热量。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部落，人们会依赖与小蜂鸟的伙伴关系。这种小蜂鸟会回应人类的呼声，并指引他们去蜂巢。到了蜂巢之后，人类可以用烟把蜜蜂熏出来，这样人类和小蜂鸟都能采到蜂蜜，而消耗的热量只是一些狩猎采集群体所消耗的热量的15%。

不过，人类最依赖的还是人类同伴。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不同的是，人类狩猎不是只为了自己，他们会把食物带回去，分给同伴。有证据表明，200万年前人类就会将食物带回自己的居住地。专业化提高了狩猎效率，最好的矛匠可能不是最会用矛的猎人，但制矛和用矛都有利于群体的发展，可以让群体成员捕获更多的猎物。合作和食物分享让一个群体变得更强大，让成员拥有更复杂多样的技能。尽管猎人在20多岁时身体最好，但狩猎能力要到40岁才会达到顶峰，因为对人类来说，成功更多地取决于专业知识的积累和技能的熟练程度，这些都需要时间去学习。[14]在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社会中，大多数猎人在18岁之前，都找不到足够的食物来养活自己，更不用说养活其他人了。相比之下，同样以狩猎采集为生的黑猩猩大约5岁时就能养活自己。即便一个人并非完全依赖群体生存，但如果哪天被赶出群体，或是群体中没有足够的食物可供分享，他挨饿的风险也会增加。群体和彼此合作对群体和个人的生存都有很大的帮助，比自力更生更胜一筹。

人类越是能更好地利用集体生活，如照看火种、有策略地用火和合作狩猎，个人能获得的食物就越多，生活就越好，人类的基因就越有可能遗传下去。社交活动要消耗精力和时间，但它能提高人类的生存能力，因此会激发有利于发展的生物进化机制。所有灵长类动物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为彼此梳理毛发。这种身体上的交流，可以建立和维护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确保它们在群体中的阶层地位。梳理毛发能在动物体内释放天然麻醉剂内啡肽，让它们产生很舒服的感觉，因此会引发更多的社交行为。我们也会从社会交往中获得快乐。有一种神经回路[15]通过释放后叶催产素或多巴胺来“奖励”社交行为，因此人们通常会想要再次寻求这样的体验。在集体活动中，尤其是在同步进行的活动中，比如音乐创作或跳舞，我们的大脑会释放出同样的“药物”，让我们想要寻求下一次刺激。社会排斥会造成伤害，它在大脑中引起的反应就像身体疼痛一样。然而，我们的祖先并没有把宝贵的白天时间花在互相梳理毛发上，而是用火来延长一天的时间，保证在天黑后还能进行社交活动。大多数哺乳动物每天的清醒时间是大约8个小时，而成年人类每天的清醒时间要长得多，可以达到16个小时甚至更长。傍晚时分是世界各地文化“社交”的开始。

经历文化进化的人类能使用火和工具狩猎，而且颇具策略，但这一切也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东非如今只有6种大型食肉动物：狮子、豹子、猎豹、斑鬣狗、条纹鬣狗和野狗。200万年前，那里的食肉动物种类曾多达18种，包括熊、麝猫、剑齿虎以及和熊差不多大小的水獭。我们的祖先开始狩猎之后，大型食肉动物的种类急剧减少[16]，不仅是东非，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到了约11 000年前的更新世，近500万人捕杀了约10亿只大型动物。即使捕杀没有致它们完全灭绝，人类也会和它们直接竞争，争夺猎物，或者是当其狩猎成功后对其进行驱赶。与大型猫科动物不同，身为杂食动物的人类，在艰苦年代总是可以依靠觅食存活。如此多的顶级食肉动物的消亡改变了东非的生态系统，通过所谓的营养级联，使小型哺乳动物和食草动物的数量激增，降低了森林覆盖率。人类取代了大型食肉动物的位置，成为地球上迄今为止最成功的捕食者。如今，大多数大型动物都忌惮投掷物，这是对人类行为的本能反应。

人类进化的三位一体对我们居住的生态系统造成了多重影响，改变了许多动植物的进化轨迹。这进而又改变了人类自己的进化过程。食草动物数量减少，而且它们惧怕人类，导致使用长矛狩猎变得更加困难。更擅长长矛狩猎的人有了选择优势，所以历经数代，无论是从生理角度看（优秀的猎人将他优秀的基因传给后代），还是从文化进化角度看，人类都更擅长使用长矛狩猎了。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在练习这种技能，久而久之，自然会越做越好。

火是人类最重要的工具，它不仅让人类能够改变环境，还帮助人类离开了至今仍束缚着很多灵长类动物的热带地区。人类比它们自由多了，“食物群”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可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安营地点，还可改变不适合居住的生态系统。直立人是人种中走遍全球的先锋，从热带地区到严寒的高纬度地区，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几十万年后，智人部落也进行了类似的大迁徙，在罕见的潮湿时期，这些人依靠含水层的泉水补给，冒险离开非洲。这个过程很缓慢：根据考古研究和远古DNA证据显示的时间尺度，智人平均每年移动1千米，先进入中东，再继续向东迁移。

一些智人从中东一路来到澳大利亚（当时与新几内亚相连）。大约6万年前，人类大胆地进行了第一次海上航行，那是一次跨越100千米的勇敢迁徙，而起因很可能是他们看到了丛林大火产生的浓烟。[17]因为烟就意味着火，意味着那里有被植被覆盖的土地，意味着那里可能既富饶又和平（因为远离部落竞争），这是每个移民都梦寐以求的。人类的这次非凡航行得到了丰厚的回报：第一批人类到达澳大利亚后，发现了一片无人居住的广阔土地，那里只有巨大的有袋类动物、鸟类和爬行动物。

久而久之，我们的生活环境已被火“驯化”，以至需要人类进行定期焚烧。在澳大利亚，“烧荒”的农业耕作方式极大地改变了这片大陆的生态环境，形成了干燥森林和大草原，增加了袋鼠和其他食草有袋类动物的数量，同时促进了可食用水果、花卉和包括马铃薯在内的其他植物的生长。这种管理土地的方式确保了耐火性植物的生存，减少了不必要的“燃料”负荷。因此，澳大利亚如今频繁的大火是相对得到控制的。在非洲，通常每年会烧掉相当于美国本土面积一半大小的稀树草原。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持牧场肥沃，抑制灌木丛的生长。但随着生活在非洲、欧亚草原和南美洲的人的生活方式由游牧转变为农耕，烧荒就不断减少了。1998—2015年，全球烧荒每年减少24%，减少面积约70万平方千米，但同时也导致了一些濒危的食肉动物的栖息地面积的减少。自然创造了人类，人类征服和奴役着自然，现在自然的持续发展都要依赖人类。如今，世界上大部分与火有关的事情都与人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