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故事：存储累积的思想

第六章
故事：存储累积的思想

在海边的火光中，海浪轻轻拍打着海岸，有一个人在唱歌。他像是在为我歌唱，又好像不是。火光中，只看见那人来回走动着，时而蹲下，时而起身。他黝黑的皮肤已与黑夜融为一体，但是身上的油彩却熠熠生辉。当我看清跳舞之人的面貌时，不由得大吃一惊。他扮成神灵的样子，合着音乐的节奏，挥舞胳膊，跺着双脚。他眉目间神采飞扬，牙齿也闪闪发亮。他一边唱，一边敲击着彩绘的棍子。我们脚下的红土地，也随着他双脚的律动颤动了起来。另一位光彩夺目的年轻人用迪吉里杜管演奏着音乐。舞者的舞姿越发狂野，前后甩着头，手胡乱地抓着空气，却张弛有度。燃起的篝火还在噼啪作响。周围的人也都加入其中，敲打着木棍，手里摇晃着干豆荚。几个小时过去了，那位雍古族舞者还在跳着，唱着。他会一直唱下去，直到启明星在天边升起。

歌中唱的是天地万物的故事。在梦幻时代，第一批人类遵循造物主的指引，翻山越岭，漂洋过海，来到澳大利亚。这个造物主就是我们熟知的维纳斯，也就是金星（又称启明星）。维纳斯在飞行时，唱了一首有关她一路见闻的歌曲，里边描述了她途经的地标和万物起源的创世故事。雍古族舞者的歌声余音绕梁，舞蹈活灵活现，配合着身上的彩绘，令人印象深刻。即便是闭上眼，我似乎也能看到舞者的身姿。舞者脚下律动不停，敲棍声和鼓声笃笃作响，迪吉里杜管乐声悠扬，沙滩之火闪烁不停，引人入胜的歌曲不绝于耳，给所有人都带来了难以忘怀又意义非凡的体验。事实上，这样的歌曲一直没有被人遗忘过。或许从6万年前人类到达澳大利亚开始，人们就开始学习、传唱这些歌曲，口口相传至今。它们就是歌径[1]。

歌径以口述故事的方式记载文化知识，利用共通的文化背景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以一种微妙的方式重新定义家庭或社会。澳大利亚每个原住民部落都有他们自己的歌径，包含各种各样的故事，详细记录了他们的法律条文、礼节仪式、权利义务、祖先神灵和山河风光。歌径也是澳大利亚的“活”地图，绘制了这里交错纵横的无形道路。原住民通过变化的旋律、艺术作品和舞蹈表演展现澳大利亚的地理标志、草木林海、高矮岩壑、天地生灵、气候类型和水源分布，而且这些对周遭世界的认知通常与天上的星座相关。因此，歌径可以跨越语言的障碍，在各个部落之间传唱。如果你了解歌径，就会发现，一曲终了，你可以轻易地转到下一曲上，因为歌径中的每一乐句都是歌径地图上的索引。此外，英国作家布鲁斯·查特文在他有关歌径的开创性研究中补充了另一个原因：“歌径中的乐句（还）是记忆库，指引我们找到自己与世界连接的道路。”[2]

这也解释了人类的故事为何如此重要，又为何能够广泛传播。因为这些口述的故事是人类集体的记忆库，它们以叙事的方式储存着人类世界的文化信息。它们还提供了一种可靠且节省力气[3]的方法来广泛传播内容复杂、内涵丰富的文化信息。一则则故事帮助文化知识尽可能长时间地储存在人类集体记忆中，便于人类将其代代相传、不断更新。随着人类文化越来越复杂，讲故事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重要的文化适应行为，我们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还将其自发纳入认知环节。故事塑造了我们的思想、社会，甚至改变了我们和环境的互动。故事拯救了人类。

6万年前，一小队人来到了澳大利亚。[4]他们颇具开创精神，在澳大利亚迅速繁衍生息，建立起欣欣向荣的部落，同时还学习如何与独特的自然环境相处，以便更好地生存。他们发展出烧荒农业，利用各类材料制造渔叉、猎矛等复杂的工具。旱季和雨季不断交替，各个部落为了获取水源和其他资源，迁徙十分频繁。而且每到一处，他们都详细绘制了当地的地图。故事帮助人们学习知识，回忆过去，并将自己的所学传授给他人。正如一位原住民长者解释的那样：“我们没有书本，我们的历史就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从祖辈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带我们参观这些圣地，教授我们历史，通过歌曲和舞蹈给我们展示朱库尔帕信仰，也就是梦幻时代信仰。我们用舞蹈演绎故事，这些故事也融入了我们的记忆和身体中。我们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朱库尔帕信仰。”[5]通过歌径，朱库尔帕信仰在澳大利亚世代相传，人类在这里繁荣兴旺。

从本质来说，讲故事更像是一种全社会参与的事业。它需要人们思想相通，愿意搁置现实，探索虚拟时空。虽然歌径让澳大利亚的原住民部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很关键，那就是它们将这些部落连在了一起。这些关于故事、土地、人民和文化的口述地图之所以意义非凡，是因为它们不仅对保持原住民身份的独立性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使原住民免于灭绝。

约2万年前，来势凶猛的冰川时代摧毁了澳大利亚的自然环境。北半球的欧亚大陆冰盖绵延了4 500千米，海平面下降20米。同时冰盖冻结了大量水分，导致全球各地雨水稀少。随着干旱越来越严重，对很多哺乳类动物来说，地球上的环境越来越不适合生存。以澳大利亚为例，在这个时期，大型有袋类动物全部灭绝，人口数量也骤降了60%。那些设法坚持下来的原住民部落孤单地散落在广阔的澳大利亚大陆上。这种情况延续了上千年。人口数量少、种群孤立，再加上极端困苦的环境条件，使得人类基因库没有得到及时更新，甚至还有毁灭性的基因突变悄悄混入，导致人类身体素质下降。这些都给种群灭绝制造了充分的条件。

某个种群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种群隔绝了上万年，并且分化成了人数稀少的孤立群体。这些条件看似已经形成了进化的死胡同，却没有造成澳大利亚的原住民灭绝。[6]在如此众多的大型动物都灭绝的情况下，他们是怎么存活下来的呢？

是歌径拯救了原住民。面对极端险恶的环境，原住民不得不更加依赖专门的知识寻找所需资源，应对不同的气候条件以便生存。2万年前冰川时代的石臼显示，当时的人们已经擅长加工处理恩加度。[7]成年原住民臼齿化石上特殊的磨痕也表明，他们已经会加工纤维来制作渔网。这些步骤繁多、工序复杂的技艺必须要储存在集体记忆库中，代代相传。即便这些技艺不再有价值，比如当某个群体生活的地方不再有恩加度，它们仍然薪火相传。也许若干代之后，人们会在记忆中重新发现这些技艺，让它们得以存活下来。

我们“自私的基因”只懂得拷贝自身，而歌径则从集体的角度出发，将其承载的整个族群的文化信息传递给每个人。在处境糟糕的冰川时期，歌径和其中描述的仪式帮助部落应对孤立无援的状态，而这种孤立也让歌径和那些仪式得以保存。如果一种文化中没有那么多持不同观点的人，那么文化变革的压力就会小很多。但是，因为歌径可以为所有人理解，所以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联系也得以加强。部落之间进行必要的基因交换时，歌径在其中做纽带。这既可以保证基因的多样性，也可以避免种群灭绝的发生。歌径保证文化和基因库都十分健康，帮助冰川时期的原住民文化在孤立和联系之间达成平衡，这是其他大型哺乳类动物做不到的。随着气候逐渐变暖，澳大利亚越来越宜居，原住民数量激增。到17世纪，澳大利亚已经居住着约100万原住民，说着300种语言。

人类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至全世界，经历着环境和社会带来的诸多挑战，正是故事将我们团结在一起，带领着我们共同面对挑战。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类的故事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讲述的内容从叙事者周围的环境扩大到了整个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故事给予全人类精神力量，让我们坦然面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革。家喻户晓的故事通常会浓缩成一句文化格言，比如，用“狼来了”的故事提醒大家不要撒谎，用“三思而后行”规劝他人谨言慎行。在过去，故事地图的应用十分广泛。有人指出荷马创作的《奥德赛》用诗歌的方式描绘了一幅便于记忆的地中海地图。[8]同时还有证据表明，大象也可以使用故事地图。与人类相似，大象的大脑体积占身体体积的比例相当大。生物进化会青睐那些记忆力更好、更善于沟通与合作的个体。象群中的母象就像人类的祖母一样，即便在干旱结束很久之后，依然会记得那个能拯救集体的遥远水源位于何处。

故事是一种强有力的适应生存的手段，因为它不仅帮我们跟随记忆回到过去，还让我们不耗费时间和精力就能在脑中想象未来。它就像精神世界的思想实验，可以让我们在头脑中模拟危险或困难的事件，并将得出的结论储存在脑中，供日后参考。其实，我们一直在下意识地做这些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前往两个不同水源地的路线，不需要真正走一遍，就能权衡出哪条路线才是更好的选择。

如果有人告诉我们，“不要靠近巨石，危险”，我们或许记不真切，也很难因此幸存。但是如果有人这样告诉我们：“我表弟曾坐在巨石旁，结果被睡在那儿的狮子咬掉了脸。”我们或许就会记得更加真切，从而保住性命。故事是文化的记忆库，因为故事提供了语境这样的“基础设施”，有助于我们理解、组织、分享和储存真实的信息。

研究表明，通过故事传递的信息比其他途径传递的信息更便于人们记忆，中间的差距有22倍。[9]这是因为，在讲述故事时，大脑的多个部分都会被激活。单纯地陈述事实只能激活大脑的语言处理区域（布罗卡氏区和威尔尼克区，即赋予单词意义的区域）。但如果通过讲故事传递同样的信息，大脑中同叙事有关的区域就会被激活。假如一个故事中提到了跑或跳，大脑的运动皮质就会活跃起来。如果提到了某人的缎质上衣，大脑的感官部分就会被激活。叙事让我们的大脑产生了身临其境的感受。通过这种方式，故事讲述者可以将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灌输给听众，让他们感同身受。研究人员对讲故事的人和听众的脑部做过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扫描结果显示，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二者的大脑会产生同步反应。神经学家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听说神经耦合”。[10]

换句话说，随着大脑不断进化，人类可以通过故事来了解世界。故事因此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化工具，加强了基因—文化的共同进化。人类的故事来源于生活。我们通过故事看清世界和自己的人生。许多人将人类的故事——这个不曾中断过的长篇故事——归功于神的旨意。

这其实是我们大脑复杂的预知系统为了人类的生存，在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一桩怪事。大脑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处理包括眼睛、耳朵、皮肤和内脏器官等身体其他部分的感官输入信息。大脑通过这些信息创造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对自我的认知和对周围世界的了解。我们将其统称为意识。人体不断地感知信息，大脑也不断地更新它的预知工具，并利用预知指导我们和周围环境的互动，帮助我们趋利避害，繁衍生息。大脑的预知系统让我们[11]意识到质量重的物体会下落，阴影中的物体看起来颜色更深，液体不需要咀嚼等。

大脑将接收到的碎片信息收集起来，选择合适的故事模式，构想合适的故事情节，创造出以碎片信息为主角的故事，帮助我们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被吃了一半的牛，再听到一声狮吼，可以轻易联想到狮子袭击了牛。有了前车之鉴，我们会修筑围栏保护牛群，以免遭受损失。如果因果关系没有那么明显，比如说牛的死亡原因不明，我们心中会有其他思量：可能是牛运气不好，可能是被村里老妇诅咒了，也可能是触怒了神灵。我们无法控制运气这种奇妙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把下咒的老妇沉塘，或者向神灵献祭，平复他们的愤怒。做完这些之后，如果剩下的牛活了下来，那故事就可以改动了：牛能活下来是因为老妇不在了，是因为神灵对献祭的东西感到满意，是因为我们时来运转。这样，我们就向人类文化知识库里成功添加了一些信仰，这些信仰虽然有用，但也会带来不少的问题。

人类也会无中生有，自己创作故事。因为故事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意义，用独特的方式回答了存在的问题。1944年，在美国进行的一项研究中[12]，34名大学生观看了一段简短的动画。视频里，两个三角形和一个圆形来回滚动，一个长方形则在一边保持不动。当被问及他们看到了什么时，34名学生中有33名都将视频中的图形拟人化，编了一个故事：圆形代表“焦虑和担忧”，小三角形代表“无辜稚子”，大三角形则代表“（人）被愤怒和挫折蒙蔽了双眼”。只有1名学生说，他看到的不过是屏幕上的几何图形。

从本质上来说，我们的大脑让我们对周围的世界产生了“幻觉”。[13]所以，只需对输入大脑的信息稍加调整，这种幻觉就会被改变。这种调整十分有效，不仅可以改变我们对外界的认知，像上文“牛之死”的故事一样，还可以影响我们的身体感受。后者是因为大脑用故事帮助我们理解和回应它从身体获得的感官体验。如果医生给了身体疼痛的病人一片药片，并告诉他，这个药片可以缓解疼痛，那么药片很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效果。疼痛之所以得以缓解，可能是因为药片随着人体的新陈代谢，逐渐被人体吸收，抑制了体内的组胺分泌，还有可能是因为大脑希望药片可以起效，从而要求身体减少组胺分泌。我们给自己讲的“药和医生”的故事足以让药片产生生化反应，即使药片只是用糖做的安慰剂。

其实，即便病人知道药是安慰剂，“药”这个字代表的强大治愈作用足以让病人相信“吃了药就可以康复”的美好故事，促使大脑产生被治愈的感觉。[14]如果想要病人得到治疗的感觉更加强烈，可以让开“药”的人穿上白大褂、在“药”的包装中塞入用药医嘱、包装外列出药品成分（有的“药”会列出空气的化学成分）或让病人通过相关仪式求药。有时，注射安慰剂比直接服用安慰药片的效果更明显，因为人们相信，生病时打针比吃药好得快。

安慰剂之所以有用，是因为药的故事深嵌在人们的文化“显影液”中。不过安慰剂发挥的作用因文化而异。相关实验数据可以支撑这种观点：在德国，安慰剂对溃疡的治疗效果比其邻国丹麦和荷兰高了一倍，而对降血压的效果远不如其他国家。[15]大脑中的化学物质会受到信念的刺激，改变我们对炎症、压力等一系列致病因子的反应。有些人认为，人的生辰年同最终导致死亡的特定身体器官相关。对这个说法深信不疑的人，他们的平均死亡年龄会比不相信这种说法但患有该病的人提前四五年。[16]这个发现令人震惊。随后，研究者又对比了同一年出生的部分美籍华裔人和美籍欧裔人的死亡率，结果证实了这个发现的真实性。部分美籍华人相信“生辰年和疾病”这个故事，所以他们将这个故事变成了现实——他们确实更容易死于相关疾病。这样一来，“生辰年和疾病”故事的可信度也随之提高。由此来看，长寿并不由基因决定，而是由相关文化故事的力量决定的。

故事能够说服大脑来治愈疾病。这种力量在其他方面也有体现。历史上曾有多次报道，青少年和年轻女性会出现大规模流行性昏厥和癔症，且无明显病因。其中一例于2012年发生在阿富汗北部塔哈尔省省会塔卢坎市的比比哈耶尔高中。该校的女生和老师随后住院接受治疗。最开始人们以为病因是塔利班的毒气袭击，但是，上百人的血检和尿检结果都为正常。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将此次事件看作一次“群体性心因性疾病”。[17]约旦河西岸也曾发生过类似事件。最初，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互相指责，都认为对方应对事件负责。但医生最后得出结论，该事件也只是一次心因性疾病。第三个例子发生在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当地的歇斯底里感染（即流行性癔症）后来还引发了塞勒姆女巫审判案[18]。以上事件中的受害者都处于十分恐怖的氛围中。对于她们即将面临的危险，她们的大脑用最真实的身体反应给出了回应。60%的病人在准备接受化疗时，会产生预期中的恶心[19]，因为她们的大脑中已经有了“化疗会让人恶心”的思维定式。

这种现象叫作“反安慰剂效应”。它与安慰剂效应相反，会对病人的身体情况产生负面影响。[20]反安慰剂效应解释了诅咒和黑魔法为什么能够起效。有些人甚至会因诅咒而亡。据文件记载，大约80年前，在亚拉巴马州，一名男性因伏都教的诅咒而日渐消瘦。将死之时，他遇见了一位名叫德雷顿·多尔迪的医生。可他认定自己行将就木，不管多尔迪医生说什么都无法改变他的想法。最后，医生决定用另外一个故事破除伏都教的诅咒。多尔迪医生给他服下了一种很有用的催吐剂，并在其呕吐时娴熟地从自己的口袋中变出了一只活蜥蜴。多尔迪医生称伏都教的诅咒就是这只寄宿在人体内的蜥蜴，并向病人保证，既然现在蜥蜴已经吐出来了，那身体很快就可以恢复正常了。结果，病人真的恢复正常了。[21]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身体对内心的感受产生生理反应合情合理。如果我们处于危险之地，如果吃下了不干净的食物，呕吐和昏厥都是一种警告，让我们尽快逃走或采取相关措施。同样，如果处在安逸的环境中，我们的大脑会认为这里可以舒缓疼痛、减轻炎症。这点在儿童身上体现得很明显。对他们来说，父母的一个亲吻便可缓解他们摔破膝盖的疼痛。像这样将感官体验与现实（大脑相信的故事）结合起来，也是大脑影响现实体验的一种策略。

为了理解世界、与世界互动，人类进化出了故事，将其作为认知世界的工具。我们做的梦是故事，我们清醒时的内心活动也是故事。我们用自己主演的故事理解世界。历史是我们的暖场表演，而广袤的宇宙是我们的舞台。很多人将人生看作“一场旅行”，我们的目标是“旅行的终点”。在人生旅行中，我们可能会“迷失”，也可能会“处于十字路口”。不论人类处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人们从小就会讲故事，这是人类的共性。在学会说话之前，我们用表情和手势讲故事：当我蹒跚学步的孩子给我看一只蝴蝶、兴高采烈地拍着手时，我知道，她正在给我讲故事。人在讲故事时将各种情绪带进了形形色色的故事中，这也是故事便于记忆的原因之一。

从几十万年前山洞和岩壁上赭色的绘画便可得知，人类祖先十分喜欢讲故事。在贫瘠荒凉的地球上，人类特意留下手印和其他涂鸦。除了表示划分领地的意思，这些涂鸦还在努力传达着别的东西。它们向我诉说着，人类不但要讲自己的故事，还要让他人知道自己的故事。正如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所言：“小说（故事）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诉说。这是我对于小说（故事）的感受。你们也是这样想的吗？”[22]从非洲南部到澳大利亚再到欧洲，赭色手印均有广泛分布。这是人类从历史早期甚至是语言产生之前就开始使用的讲故事手法，从未中断过。2017年，为抗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对杀害原住民男童罪犯的从轻判决，当地原住民在最高法院的玻璃门前印下了赭色的手印。鲜红的颜色表达着人们对正义的呼唤，也让人们回忆起最早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人们将其用作文化工具的时代。

坎塔布里亚位于西班牙北部巴斯克自治区的腹地，当地有一处名为萨尔瓦多卡斯蒂略的洞穴群。两条河流流经洞穴，河流之间坐落着三座山谷。这里是动物每年迁徙的必经之路，人类可以在这里狩猎。或许是这个原因，千百年来，尼安德特人都居住在萨尔瓦多卡斯蒂略洞穴中。后来，人类的祖先也住了进去。这里成了人类祖先在冰河时期的避难所。洞穴内部交错复杂，宛如迷宫。墙上到处都是非同一般的绘画作品。这些画由两个人种分别绘制而成，时间最早可追溯到64 000年前，但是科学家们直到最近才发现这些画，因为人们根本想不到洞穴深处的房间中还藏有这样的作品。当我参观萨尔瓦多卡斯蒂略时，我让导游把洞穴内的照明灯关掉，因为我想欣赏它最初的壮丽。

我的眼睛在黑暗中恍惚了几秒。随后，在导游手电筒的幽幽光线中，我看见洞穴顶部出现了一头野兽的影子，形象立体，若隐若现。这影子说是野牛，但又像人，看着令人毛骨悚然。当手电筒的光照到洞穴内一根三米高的钟乳石柱时，天花板上半人半兽的影子突然变大，形状也更加扭曲，影子随着光移动，走过了整个天花板。一种混沌原始的感觉从我内心升起，这感觉中掺杂着敬畏、好奇和恐惧。这令人惊叹的画面便是史前的电影画面。至少在15 000年前，一位聪明的“动画师”就用这种画面成功地吸引了观众。他利用燃烧动物脂肪的石灯和石柱凸起，将光和影灵活地应用在岩壁的图像上。“动画师”通过移动石灯，让图像动了起来，赋予了它们生命。这样讲故事会将创作者的思维传递给观众，进而启发观众的想象力。讲故事为社会的凝聚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会。大家都默许了在讲故事中可以撒谎：我们愿意以观众的身份先进入连接现实和幻想的故事世界中，再向前走进幻想世界中。

影院的多重感官体验增强了这种效果。一部分原因是影院的画面比例，即现代电影中使用的特写镜头对大脑认知面孔和人体的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每秒12帧到24帧的画面让人目不暇接，我们根本不能理性地思考什么是真实的，什么不是，我们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认识银幕上的人，所以通常会觉得电影中的人物与自己关系密切。）清晰的野牛人兽画像遍布石壁和石柱，造型各异，或许代表披着野牛皮的萨满巫师。通过这些画面，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史前山洞影院的创造者十分清楚这些画面会带来怎样的感受。那么在这个神秘的黑暗洞穴中，他们到底创造出了什么样的世界？萨满教让人们产生了怎样的幻觉，能让人们为共同的事业和信仰联系在一起？

我们利用想象出的神灵和魔力解释生活中难以解释的神秘现象。对很多人来说，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的界线并不明确，甚至也没有必要区分两个世界。幻想世界中的故事会给我们带来慰藉。对于高度依赖社会的人类来说，神灵是我们面对险境时最后的依赖。比如，地震之后，信教人数就会增多。[23]再比如，向一位普度众生的神灵祈祷可以减轻压力。祭祀这样的神灵也会让人安心，还能得到社会支持，这样的心理暗示可以说服大脑缓解身体的疼痛感。[24]信教人士会更加平和地面对自己的错误[25]，或许是因为各类宗教都有宿命论的影子，也有神灵负责事情的善后，这样就能让人们少些“事后诸葛亮”的行为，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在进化选择压力下生存下来。

不过，那些依据故事产生的习俗虽然看起来不够合理，却可以广泛流传。这是因为这些习俗实际上于人有益。以打猎为例，世界各地的打猎都有仪式，包括模仿动物、只在规定区域打猎或者沿着看来不大可能打到猎物的方向打猎。除了仪式导向的打猎外，还有一种理性打猎。理性打猎是指总结成功的打猎经验，形成固定的打猎模式并应用到以后的打猎中。不过，研究人员在分析打猎的成功案例时发现，同理性打猎相比，仪式导向的打猎是一种更好的打猎策略。比如选择打猎地点时，理性打猎会回到以前捕到猎物的地方。但问题是猎物已经学会了避开这些地方。仪式导向的打猎则会随机挑选打猎区域，帮助猎人摆脱对某地的偏爱，而这种偏爱正是人类认知的致命缺点。就拿黑猩猩来说，它们没有这种偏爱，因此它们在打猎地点的选择上就更加随意。

故事也为整个族群提供了一种保护和可持续使用自然资源的途径。所以难怪泛灵论早在狩猎采集社会就得以广泛传播，或许在语言产生之前的早期人类时代就已经出现了。[26]泛灵论下的多数宗教故事都将自然和人类联系在一起（犹太派基督教徒凌驾于自然的观点为个例）。西伯利亚雅库特的原住民会猎杀驯鹿，但是他们相信驯鹿的体内存在灵魂，驯鹿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生命，自愿成为人的食物，等待人们捕杀。每一次猎杀驯鹿都有相应的仪式，表示人类会顺从驯鹿灵魂的旨意，并感激它给人类部落带来了礼物。

人类的祖先在这些环境信仰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许多文化都认为祖先的灵魂栖息在动物身上或以自然界的其他形式存在。已故之人通常会继续在群体中发挥作用，维系代与代之间以及跨生命形式的联系。与死亡相关的习俗是文化故事的一部分，考古学家发现的诸多重要装饰品都用于装饰已故之人。只有文化不断传递下去，累积性的文化进化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即便个体去世，他们曾坚持的文化实践也必须有人继续坚持，文化才能进化。如果把关于祖先的故事和过去使用的仪式归为群体故事的一部分，将会推动文化的延续，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或许这就是关于祖先的故事和过去的仪式如此广为人知的原因。从纪念碑到玛丽莲·梦露的海报，我们现在仍用实物创造文化记忆，讲述逝者的故事。

编故事的人在世界各地都受到赞誉。阿格塔人生活在菲律宾，以狩猎采集为生。但是人类学家的调查显示，这个种群更看重讲故事的能力，看重程度是看重狩猎能力的两倍。故事讲得最好的人，家里人丁最为兴旺。[27]

故事将听众带入其中，让他们一起感受故事人物的喜怒哀乐，从而引发听众的共鸣，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火在人类的早期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延长了一天的时间，让人们之间的对话充满想象力。人类学家分析了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现代狩猎采集者间的对话。他们发现猎人们白天的对话主要讨论经济、土地权益等世俗问题；但到了晚上，人们在篝火旁对话，80%的内容都是故事。[28]我们将自己对世界的解读和自己创造的虚拟世界用故事、绘画、歌曲和舞蹈传递给他人，这是人们思想间的对话。大家共同进行的这种仪式对于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增进互信和团结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从足球场上的呐喊助威到一起吟唱的宗教赞美诗，这些一起唱歌[29]跳舞的活动绝不仅仅是几分钟的共同活动。[30]这些活动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让人们好像成了一家人。实验证明，大家一起唱歌跳舞之后，个体之间的合作会更好，会向社会捐助更多的款项，打造对人人有益的社会。[31]

对大脑的预测系统来说，仅仅创作自己的故事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要确保每个人的故事同群体的故事相一致。故事能够用共同的信念将群体内部的人们凝聚在一起，同时还可以吸引外人加入群体。所以，尽管讲故事并没有给一个群体带来食物和其他有形资源，但讲故事的技能是一种人类适应进化的表现。它在逐渐促进群体的凝聚和合作，巩固社会规则，传授文化知识。人类学家发现，在阿格塔人中，故事讲得越好的群体，合作能力就越强，而且更乐于分享。[32]阿格塔人流传的故事里，80%的内容都同合作、性别平等、平均主义、惩恶扬善等有利于群体生存的文化行为有关。如果一个群体有关合作的故事较少（相对应地，有关自然的故事可能较多），那这个群体的合作能力就会较差。

因为故事，我们的社会更加团结，社会成员间更具有凝聚力。利用故事，我们传递自己的信息、他人的信息和整个世界的信息，并学习如何与人交往、如何共情、如何规矩行事。通过故事，我们可以探索世界，了解他人的想法。这可以让我们坚定信仰，坚持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同时也有勇气挑战这些信仰和看法。尽管人类讲的语言不尽相同，但当我们听到故事时，大脑会产生相似的反应，使人们产生更多的自我意识，更能换位思考。心理学家通过扫描大脑活动发现，当把同一个故事用英语、波斯语和汉语讲给人们听时，一旦听众明白了故事的深刻内涵，他们的脑部会产生相同的脑部活动激活模式。[33]另有研究发现，阅读小说可以增强人们的同理心，即便大家来自不同的种族，信仰不同的宗教。读者越是把自己放在故事中，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同理心就越强。在某项研究中，如果研究人员“不小心”弄掉了笔，那些曾“高度沉浸于小说”中的人比其他人捡起笔的概率高了一倍。[34]另一个研究则得出结论，文学小说“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读者感受小说人物主观体验所需的心理过程”。[35]在读小说的过程中，你会感受到不同的情感。这是人们在合作型社会中要掌握的重要技能。

故事也是一种传播新观念或行为的有效途径，能让有抵触情绪的人更快接受，从而加快不同社会和制度的文化进化。故事具有集体性的特征，即分散在一个个小故事里的信息合在一起，才能完整地表达出集体故事里的信息。因此，故事及其包含的信息很难被操控和破坏。信息的分散让那些“反动”的信息得以保留，赋予弱势群体力量。[36]兰代是阿富汗的一种诗歌体裁，由两行诗行构成。人们匿名作诗，主要讲述性爱和女性解放等在极端保守的阿富汗属于禁忌的故事。兰代在普什图女性之间口口相传，比如，“当姐妹们坐在一起，她们总是夸赞自己的兄弟/当兄弟们坐在一起，他们把自己的姐妹卖给他人”，或者“用你的炸弹背心拥抱我/但不要说我不想给你一个吻”。[37]故事让人们可以涉足危险的政治或社会领域，比如会给世界带来变革的女性或奴隶解放。的确，书可以有非凡的影响力：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时至今日还在被人引用；托斯卡纳诗人但丁创作《神曲》（原名《喜剧》）时，选择用意大利语而非当时主流的拉丁语，这推动了意大利语成为民族统一语言；亚历山大大帝将荷马的《伊利亚特》看作自己征战的蓝图，据传大帝睡觉时也要枕着这本书。

史诗故事帮助人们树立民族认同感。它会告诉人们他们从哪里来，到底是谁，以及如何看待邻邦。一个个故事创造了民族共同的历史，将整个社会凝聚在一起。在很多语言中，“故事”这个词的含义等同于“历史”。通过故事，我们发展出了关于民主、爱国等观念意识，并把这些观念传播了出去。人类想要将世界改变成自己心中的样子，并想让后人从中受益，童话故事便由此而诞生。文学人类学家发现，包括《美女与野兽》在内的部分欧洲童话故事，其创作时间可追溯到6 000年前的古印欧人时期。[38]追溯这些故事的创作时期，可以揭示远古人类数量扩张和位置分布的特点，展现数千年来故事传播带来的非凡力量，比如“人不可貌相”就是一条永恒的真理。这也是为什么欧洲人现在仍在读希腊奴隶约2 500年前创作的《伊索寓言》。[39]

千年以来，我们好像一直在讲着同样的故事，只不过会根据听众和时代的不同更新故事的角色和细节。1872年，当乔治·史密斯破译了古巴比伦石板上复杂的楔形文字后，世界上最早用文字记载的故事——《吉尔伽美什史诗》，便呈现在我们眼前。故事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体现了人们对冒险和永生的追求。尽管这篇史诗已有4 000年的历史，但里面的内容给人奇妙的似曾相识之感。在其所谓的“大洪水篇”中，苏美尔水神伊亚让一位名叫乌特纳比西丁的人放弃现世的财产，另建一艘船。伊亚还让乌特纳比西丁带上自己的妻儿、村子里的工匠、动物幼崽和食物。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挪亚方舟的故事基本就是这个故事的翻版，而且肯定受到了这个故事的启发。

事实上，当刻有《吉尔伽美什史诗》的石板还没有被人挖掘出来时，一位名叫安库的埃及抄写员就指出，现在大家说的东西都是前人说过的东西。他不无痛惜地感叹道：“如果我可以说出没有人说过的话就好了！如果我说的不是祖先们说过的陈词滥调就好了！”[40]不过，故事的基本情节或许不多，但在情节有限的情况下，我们仍然编织出了无限的可能性。我们甚至不需要创作新故事，只需根据听众和时代的变化改编原来的故事就能得到新故事。我们总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向不同的人讲述相同的故事。

我们创作的都是我们需要的故事，这些故事反映着时代的文化背景，为我们了解文化变迁打开了窗口。最初，许多宗教故事与宣扬美好品德、规范行为无关。在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多数宗教中，神灵拥有凌驾于我们的权力，过着电视剧般精彩的生活。我们通过仪式和献祭安抚他们，有时会因此得到神助。羞愧也是推动我们献祭的重要因素。在《伊利亚特》中，宙斯不在乎公平正义。当时的古希腊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父权制国家。父亲在世时，即便孩子们已经成年，他们仍无法保有自身权利。

到了《奥德赛》时期，也就是大约50年后，情况有所改变。时局动荡，社会巨变，人人自危。战争和经济危机频发，阶级对立情况严重。宗族制度式微，要求个人权利和个人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对强大的父权家长制形成了挑战。希腊人似乎将自己对社会公平的要求影射到了宇宙中。《奥德赛》中，宙斯的形象更具有审判性，他抱怨人类“用自己的恶行招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宙斯拥有了道德观念，他就丧失了人这一属性，人们对古希腊众神的崇拜演变成了一种恐惧。在《伊利亚特》中并没有“敬畏神明”的说法，但是到了《奥德赛》中，敬畏神明是一种值得称颂的重要品德。[41]人们之所以改变了对待神灵的态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空气。可能当时的人们都十分害怕空气污染（其实是瘴气），结果导致净化仪式盛行。在《伊利亚特》的故事中，人们只是象征性地进行净化仪式。仪式结束后，大家就能呼吸新鲜空气了。在后来的《奥德赛》中，魔鬼成为散播瘴气的罪魁祸首。俄狄浦斯染上了瘴气，开始四处流浪。一开始，人们觉得瘴气事不关己，任由它像细菌一样随机感染他人，只要不是自己就行。但如果不净化空气，人们就要世世代代都经历感染瘴气的痛苦。被感染的人也会因此感到羞愧难当，而这种情绪要到瘴气被彻底清除时才能释怀。从这里开始，瘴气成了罪恶的象征。罪是一种意念上的疾病，大家都害怕陷入其中。于是，净化仪式多了荡涤思想的环节，形式变得更加复杂。

故事是一种异常强大的认知手段，因为通过故事，人类创造了诸如“罪恶”这样的观念，后来还让人类集体信服。这样的方法不断塑造人类的行为和社会，引起对死刑或堕胎等问题的讨论，从而影响人类的繁衍，决定人类的生存。由此，人类在文化上的发明推动着生物进化，比如它可以规定我们与谁共享基因是罪恶的。

所以，讲故事其实是人类对进化的适应，它延长了我们的思想和发明的寿命，将文化信息完整封存起来，以便忠实地传递下去。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储存非故事型的资料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谁欠了谁什么东西。从印加人的结绳记事到刮花的贝壳、刻痕的黏土，再到石板，非故事型资料通过这种物理可视的途径储存起来。上万年来，澳大利亚原住民用“信息棒”在广袤的大地上传递信息，内容涵盖邀请、贸易谈判和请求。这些约33厘米的木棍上刻有不同地区的人都可以理解的符号，同时也可作为穿越其他地区时的通行证。[42]

约5 000年前，人类发明出了一种出色、灵活的信息储存工具——文字。这是迄今为止，管理、储存和忠实传送大量信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也是累积性文化进化的关键。

但是，学会读写要耗费大量时间，而且要从孩子抓起。所以，只有能从中受益的社会才会接受读写。对于那些人数少、分布广、语言多样的狩猎采集族群来说，他们所面临的进化压力不足以让他们学会书写。土地、麦子、山羊和孩子的数量象征着“财产”，而财产的概念要在人类定居某地后才能发展起来。对很多农耕社会来说，作物的种类也是文化进化的关键。国家更容易对有固定收获季节的谷物征税，比如小麦和稻谷。收税可以推动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使书写成为有利生存或生存必需的技能。即便是这样，只有一小部分农村人口有读写能力，而且一般是担任政府官员或宗教领袖的男性。

使用和发展文字的社会通常是定居的部落（社会）。整个部落可以生产足量粮食来养活大量人口。在部落内部，大家开展贸易，还能控制诸多宗族，保证稳定，而避免打仗。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由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农民种植了小麦，粮食充足下，世界上第一批人口密集的城邦出现。从宗族部落到匿名个体组成的大城邦，这种戏剧性的社会变革影响深远。文字在变革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类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大多没有文字记载。一旦税收或贸易涉及的财产所有权，城市港口的货物进出情况，统治者的财富及他们多变的法则，胜利的战役等世俗之事被人们永久记录在石板上，“历史”就开始了。从早期苏美尔人的文字记录到如今的脸谱网账号，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记录生活的心情。信息储存和传递方式的进化让社会规模不断变大、复杂程度不断提高，最终使社会变成文化知识的集中网络。

文字可以传递更加复杂的数据（比如表示4头牛时，用符号表达取代图片表达），还可以实时传播真实的演讲内容。这两种传播不同内容的文字分别在不同的文化中发展。这一至关重要的步骤包括设立一套统一可见的符号代表语音，无数社会都已完成了这意义非凡的一步。大家还会相互借鉴彼此的符号，并最终形成自己社会的文字系统，比如古代汉字和精简版的字母表。书写系统中一个符号基本代表一个音。字母表[43]只发明过一次，而且根据古希腊人的说法，它是普罗米修斯送给人类最伟大的礼物，其地位甚至超越了火的地位。字母表一词的英文是alphabet，其词源是早期的闪米特语（即腓尼基语）。古希腊人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希腊语的字母。在希腊语字母表中，“Aα”（读作alpha）、“Bβ”（读作beta）和其后的字母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单纯的字母。但在腓尼基语中，第一个字母的写法是希腊语中的A转置到一边，该字母名为aleph，在腓尼基语中是“公牛”的意思，该词从迦南语的“alp”演变而来。腓尼基语第二个字母的写法同希腊语中的B类似，象征着尖顶屋。该字母读作beth，在腓尼基语中是“房子”的意思（如今，我们可以在巴勒斯坦的伯利恒看见这种尖顶屋子），该词则可能起源于埃及象形文字中表示“屋子”的图像。从阿拉伯语到拉丁语，腓尼基字母系统是今天使用的多种字母系统的起源。[44]

字母系统还在不断地进化中。英语在最近的几个世纪中已经丢失了6个字母，包括ð（“eth”，发音类似th在单词the中的发音）、þ（“thorn”，发音类似th在单词thing中的发音）和ȝ（“yogh”，发音类似ch在单词loch中的发音）。

现在，我们的生活已经与文字密不可分，我们很难想象城镇化的大型社会没有文字会是怎样的情形。对代代生活在黑暗中的盲穴鱼来说，它们的视力逐渐成了多余的东西，最后会逐渐丧失。同理，有些文化也会失去它们的技术和实践，而且缺失的时间会持续上百年。[45]这再次提醒我们，文化的进化没有方向，我们的发展并不一定是朝着好的方向“前进”。伴随着一系列毁灭性的侵略战争和自然灾害，古希腊进入了文化失明的“黑暗时代”。到公元前1200年，古希腊人生活在他们以前文明的虚墟中，不再具备读写能力。

但我们要认识到，正是在全民多为文盲的黑暗时代，荷马或许是在仍然重要的港口城市伊兹密尔创作出了永垂不朽的诗篇。这一点非同凡响。如同音乐，诗歌创作的目的是表演。当人们表演诗歌时，诗歌中的文字、比喻、节奏和音乐性都变得生动起来。传奇的盲人诗人荷马凭记忆表演他的诗歌，听众会自行记下诗歌，然后再背给他人听。[46]即便荷马和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目不识丁，但他们知道什么是文字。他们周围的寺庙和纪念碑废墟上刻满了文字，他们与腓尼基人等受过教育的群体通商往来。[47]荷马本人在《伊利亚特》中也提到了文字这门艺术。诗中，一名信使带着一块折叠的青铜板，上边写着：“杀了送信人。”

想象一下，你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书写文字的能力在你生活的地方已经丢失，但是在其他地方仍然存在。此时，就是最合适盲人作家的时代。荷马和他同时代的人依赖另一种认知技巧——记忆力，因为没有读写能力的人记忆力更好。[48]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对如今人类记忆能力下降的诧异不亚于我们对他们的时代书写能力丢失的诧异。像《奥德赛》这样的史诗遵循严格的格律，朗朗上口，便于人们背诵和即兴发挥；同时诗篇中还包含大量重复的内容，所以常见的短语能以合唱的形式穿插在史诗作品中。然而，当时的人们如果要像受过教育的人一样熟记上千诗行，需要一定的记忆技巧，就像现在伦敦出租车司机熟记各条街道名称和各种路线一样。记忆大量诗行对当时人们的大脑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使他们的大脑结构产生变化[49]，比如海马体变大。

希腊人发明了一套关于记忆的复杂艺术，名为“助记符号”。这是一种文化的习得技巧，其原理就如同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歌径一样，将一个个故事用风景和星座的形式固定在人们的脑海中。传说，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得斯受邀在一场宴会上朗诵自己的作品。他表演完之后便离开了会场，可他刚一离开，会场屋顶就塌了，里边的人无一幸存，他们的尸体也面目全非，无法识别。但是西摩尼得斯凭借记忆，回忆了会场大厅的情况，记起了每一位宾客的席位，从而确认了死者的身份以便安葬。据传，西摩尼得斯利用自己琢磨出的记忆技巧将记忆植入虚拟的“思维宫殿”。[50]也就是说，记忆技巧利用我们在文化和生物层面共同进化出来的用故事记忆事物的能力，魔术般地创造出了一个空间，将需要记忆的内容都放了进去。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思维宫殿里四处走动，再现某个故事。对背诵一篇公共演讲稿或一篇史诗等需要记忆大量信息的情况来说，这种方法十分适用。

当然，这对认知能力的要求很高。读写能力可以减少我们在脑力记忆上的能量消耗，转而依赖人脑外部的集体记忆。这些集体记忆储存在图书馆中，最新的方式是储存在互联网上。

同其他的文化习得技能一样，学习读写尽管没有改变我们的遗传规律，但改变了我们的生理结构。8岁左右时，受过教育的人和没受过教育的人在大脑发育上就会有所不同，因为前者已为阅读“量身打造”了视觉处理系统。这些发生在大脑上的变化逐渐连通了大脑的不同区域，提升了人在物体识别和语言方面的能力，但是降低了在其他领域的认知能力，比如人脸识别能力。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可以精准识别字词，就像狩猎采集者可以通过蛛丝马迹发现猎物的踪迹一样。阅读母语文字时，人类会一下子识别出文字组合，无意中就解读了文章的意思。

即便文字或者字母的顺序不对，也不会对阅读造成太大的影响，因为脑大可自以动调顺整序[51]。[52]我们的大脑很擅长利用上下文语境重构写作（和演讲）文本。部分原因是熟练的成年读者不会显性阅读，即不会（像孩子们一样）读出声，他们通常高效迅速地直接从文字获取内容。就英语母语人士而言，成年人的平均阅读速度为每分钟230个单词，到20岁时，词汇量约为42 000个。20岁后，一般每天学习一两个新单词。所以退休人士的词汇量要比刚毕业的大学生多得多。这样一来，依靠不断积累起来的知识，老年人可以丰富人类文化的重要资源库，使其内容多样化。

书写这个动作本身也会调动大脑的不同区域，产生广泛的认知效果。把东西写下来不仅是将信息记了纸上，还将其存在了书写者的记忆中，因为这种行为会刺激大脑底部一组负责过滤信息和集中注意力的细胞。书写可以整理我们脑中的思绪，让朦朦胧胧的感情跃然纸上，使其可以为人理解，与人分享，让深不可测的事物也可为人所见。文本的英文“text”的词源是拉丁语的“texere”（编织），因为组织语言就像编织纺织品一样。

受过教育的新兴市民和商人阶级将各类信息大众化，再加上印刷机的发明和廉价纸张的供应[53]，推动了来自社会各界的作家和读者的产生。现在，从11岁的儿童开始，阅读已经是人类在读写社会中学习新知识的主要方法。由于文字可以得到广泛传播，所以它的影响力很大，我无须和我知道的作家一一见面，但他们的文字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就好像他们在我耳边喃喃低语一样。现在，人们没有必要再记那些可以快速搜索到的信息。人们需要学习的是在哪里可以获得信息，从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分辨出哪些有价值，就好像我们需要明白谁才是值得模仿的人一样。

比起口头故事，书籍在保存文化信息上更加可靠，储存时间也更长，同时给累积性文化进化提供了新的机制。一方面，书籍的写作建立在作者本人的学识之上，另一方面，作者也会参考其他作家的著作。《死海古卷》中的故事可追溯到公元前250年，其内容同所谓的《列宁格勒抄本》中的故事基本相同。后者写于前者成书后的1 000年左右，由抄写员忠实地抄写前者而成。书中的故事是根据人们口头传唱了1 000多年的故事编写而成，时间最早可追溯到大卫王时期，当时希伯来语还没有形成文字。

书写不仅改善了我们储存和传播信息的方式，还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因文化形成的集体思维模式，提升了人类处理信息的能力，减少了人类自身的能量消耗。这个大进步将人类社会和技术带向了更复杂的阶段。哲学观点、逻辑推理、抽象概念、高等数学的发展都得益于诸多思想家的努力。不过，思想家们需要将他们思考的过程写下来，最后得出相应的观点。这样，每一个观点都有据可循，还为新观点奠定了基础。同时，与言辞争论相比，人们可以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理解、分析纸质记录的观点。因此，社会上的独立实体，比如政府、公共服务和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体，可以变得更加复杂。如此，书写的发展带来了人类组织体的发展。

尽管很多人预期纸张会退出历史舞台，但目前来看，纸张的使用依然很广泛。现在，数字化的信息储存模式不再根据数字化的音素或字词发音进行分类，也不是根据用于我们书写的、数字化的字母表进行分类，而是根据二进制下1和0的排列组合，将信息储存在硅基芯片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本身就像能量和物质一样有物理特性；操作、储存、传播信息需要消耗能量，而“忘记”信息——比如清空磁盘——的难度和代价都很大。在未来几十年中，我们将会利用生物进化意义上的终极信息储存系统来储存信息，那就是DNA。[54]现在，人们已经利用DNA的结构，解码了构成生命的蛋白质的遗传信息。正是这种生物系统创造出了有视觉、创造力和技术文化的人类，人类开始用自己的身体储存自己的思想。

我们创作的故事为不断累积知识提供了一个集体记忆库，促进了文化的忠实传播，扩大了文化的传播范围，同时让社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故事减少了文化进化的能量消耗，帮助人类更好地生存下去。讲述故事和不断地使用故事成为人类意识进化的一部分。这种意识进化会塑造人类的思想、社会以及与环境的互动模式。语言宛如货币，是使用语言的人交换故事的桥梁。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