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后的第一次宏观调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必要使用这种手段。如果经济增长过热或出现通货膨胀，只要命令工厂停产或者改变其产量就可以了。现在中国正在试验一种新体制。”
“这是试验性的并且是有风险的，”冷继续说道，“一旦软着陆成功，最大的好处是向人们展示新体制的优越性。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每一个人都可以购买和享受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新产品、新货物和新服务，这更加证明了新体制的优越性。这是江泽民所取得的一个大突破。” 对于邓小平“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指示，江泽民列举了当前的三个问题：腐败、收入不均和通货膨胀。前两个问题将长期存在。“加快发展必须以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为前提。”他说。
然而，江泽民还是把自己摆在邓小平理论的主要诠释人的位置上。在实践中，他领导着经济改革。在理论方面，他布置了一系列传播邓小平思想的研讨会。在军事上，他在一次同军队战略家们举行的秘密会议上说：“邓小平军事思想应当被视为人民解放军的‘支柱’。” 可邓小平本人表明了在他看来纯属对他进行个人崇拜的厌恶。他对吹捧“邓理论”感到不悦，对颂扬他的展览表示不安，对给他塑像的计划感到不自在。“不要讲什么‘邓小平理论’十分伟大、绝对正确、包罗万象，”他说道，“它既不是博大精深，也不是完美无缺。有些方面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改进和修正。”邓补充说，“我不是谦虚，仅仅是实事求是。” 1994年8月，当江泽民去邓小平家庆祝他的90岁生日时，这位最高领导人抱怨说，许多组织正在搞颂扬他的活动。“我们不该那么做。”邓语气尖锐地下令。他不是故作谦虚或出于礼貌。“不许他们那么做。”他重复说道。
1993年春季，江把大约30名顶尖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组织在一起，让他们在北京西北郊玉泉山一个受到保护的、与外界隔绝的宾馆内为政府献计献策。在一系列的讨论会之后，15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应运而生，江希望它们能成为改革的新基石。
作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江是制定经济政策的创议人。他也想取得知识分子的帮助，让他们参与国家管理。最后，通过为政治和经济理论设定议程，江加强了自己作为邓小平接班人的地位。在中国，人们通常认为最高政治领导人也应当是首屈一指的政治理论家。毛就是兼而有之，邓也一样。大约从这时起，江泽民思想将变得越加重要。
江授权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加强对媒体和艺术界的领导。媒体不能不受限制地自由报道敏感话题，“自由派”的影视作品将受到严格审查。按照江的指示，丁要求媒体多做“正面”报道，避免涉及那些会给党造成负面影响的事情。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继续向世界开放示好。6月，江泽民写信给国际奥委会，重申北京将申办2000年奥运会。（这次申办后来没有成功：美国和另一些国家投了中国的反对票。）
几乎同时，江在会见泰国佛教领袖时，概括了2000年的中国佛教史，显示了他的博学。江重申中国宪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他支持中国和海外的教徒开展交流。
4月，江泽民授权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相应组织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高度透明的双边会谈。这次史无前例的会谈是几十年来大陆和台湾最高层次的正式接触。
在类似的方面，围绕香港拟于1997年回归中国展开了一系列活动。1993年7月，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访问中国，来处理一场由港督彭定康所支持的“民主改革”而引发的外交争执。在重申了中国的立场后，江呼吁英国和香港商界注重常识。江主席告诉赫德，香港繁荣和稳定的最终保证是中国内地的巨大市场。在此之前的1月份，江对来访的香港客人说，“我们将信守我们的承诺。我们将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是可信赖的。” 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信号是越来越多的选美比赛。虽然1988年江在上海当市长时被迫取消了一场选美，但是这种比赛近几年来在全国各地却越来越流行。选美曾一度被贬为“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象征，而今在全国各地50多场选美比赛竞相登场。什么都可以编成一个头衔，诸如礼仪小姐、葡萄酒王后、空姐等等。深圳在5月份举办了自称是第一场全国性选美活动。这场选美表演是一种传统服装、奢华的晚礼服、T恤衫和紧身短裤的奇特混合。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33节 “银河”号事件
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与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迎新茶话会上。
夏天，美国情报的一次失误显示了美国政府对江泽民的态度。中国的集装箱船“银河”号在前往中东的途中，被怀疑运载用于制造化学武器（神经毒气）的违禁化学制品。出于对中国违反防扩散条约的怀疑，而货船的目的地又是伊朗，华盛顿方面指令美国海军战舰尾随货船，在彻底搜查前禁止其卸货。
一番你来我往的尖锐交锋后，江不得不出面告诉来访的美国人，“银河”号上没有违禁化学制品。当时研究东亚问题的美国情报官苏葆立透露：“这个信息没有传达过来。”虽然美国驻华大使芮孝俭通过渠道报告说：“江的声明应该是可信的，因为如果经搜查证明他错了，他的声誉就会大大受损。”但是，据苏葆立说，“华盛顿对江的声誉不感兴趣”。美国情报界的防扩散专家组织了这次行动，决定让中国公开出丑。他们仍然认定自己的情报而不顾江的声明。
敏感谈判的结果是同意由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组成的小组对“银河”号进行搜查。美国专家不能登船，但可以向沙特人提出建议。用整整1周时间检查了全部782个集装箱后，美国人签署了一份船上没有违禁化学制品的证明。
几周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把中国和伊朗、伊拉克、缅甸以及朝鲜归为“反对国家”，即为威胁“民主圈”的国家。他毫不通融的对策是“在外交、军事、经济和技术上孤立他们”。在中国，莱克的讲话被看作是再度证实了华盛顿对北京的纯粹敌视态度。苏葆立评价说：“中国国内对美国对华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存在争论，莱克的讲话打破了争论双方之间的平衡。”于是中国的战略分析家得出结论，美国已经设定遏制中国的政策，以防止中国成为世界强国。
与此同时，江正面对指责，有人批评中国在“银河”号事件上“反应软弱”。江泽民抬出了邓小平“不寻求对抗，不挑起对抗，不回避对抗，不害怕对抗”的方针。他力图坚持邓的路线，与美国开展建设性的合作，但这点正变得日趋困难。正当江主席即将和比尔•克林顿总统会面时，中美关系已经朝错误的方向走去。
1993年11月17日，江乘坐中国版的“空军一号”专机离京赴美访问。这是“天安门事件”发生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访美。江的目的地是西雅图，他将在那里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并与比尔•克林顿总统举行精心安排的首次高峰会。数月前，江已告知中国驻外大使和外交部官员说，中国的目标是“把与美国的关系全面恢复到1989年6月4日以前的水平”。
江泽民不顾来自两方面的反对，决定访美。在美国，国会中批评中国的人认为美国总统承认一个向示威学生使用武力的政府的合法性是错误的。在中国，人们没有忘记克林顿在1992年竞选总统时曾批评他的对手乔治•H.W.布什总统“纵容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者”。
用苏葆立的话说，江的计划是“复杂而近乎不可能……他既要显示自己是个强硬而意志坚定的领导人，反映国内领导集体对美国怠慢中国越来越强烈的愤怒，捍卫中国的立场（尤其在敏感的人权话题上）；同时又要鼓励美国领导人对中国采取更为中庸的长期策略，和他本人建立某种和睦关系”。国会女议员南希•佩洛西是国会对华工作小组的组长，她极力主张克林顿和江泽民在西雅图初次见面时，“不要对江过于热情地微笑或打招呼”。
但中国主席头脑里考虑的不只是外交。他渴望对外展示不断增长的中国经济和招徕新的投资。当江在旧金山作短暂逗留与工商界领袖聚餐时，他鼓励他们看中国时要把眼光放远些。“我确信，”他说道，“美国工商界具有强大的实力和丰富的经验，不会让机会从自己手指缝间溜走。” 江直接从西雅图机场来到了波音公司。在庞大的埃弗雷特工厂，他称赞这个飞机制造业的巨人是推动中美关系改善的先行者。他告诉3000名员工，中国是波音公司在美国之外的世界上最大的客户，以反击人们对中国在对美贸易中获得不正当顺差的普遍抱怨。到那时为止，中国已经承诺购买或租用234架波音飞机，价值90亿美元。
出于自己独特的个性，江泽民提出想访问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波音公司安排33岁的装配工卡里•奎勒斯接待中国领导人。当江抵达奎勒斯家时，他用英语向他们一家打招呼，在而后的交谈中，他也不时地用英语说上几句。江对奎勒斯说：“我听说你有4次被评为‘本月最佳职工’，你的工作一定很出色。”然后，江接二连三地问了许多问题：他是哪儿人，什么时候开始在波音工作的，上下班通勤时间有多长，夫妻俩是否拥有他们的房子，等等。
奎勒斯的妻子梅拉妮为客人上茶，并请江品尝她亲手烘烤的小甜饼。江送给主人的女儿一个玩具大熊猫。她回赠给客人一幅自己画的画。“为您画的是一幅‘睡美人’。”梅拉妮•奎勒斯解释道。“真漂亮，”江说道，“我要把它送给我的孙女，她也喜欢画画。”江从口袋里掏出他孙子孙女的照片，自豪地给屋子里的人传看。临走前，他送给这家人一些中国纪念品，包括一幅猫咪刺绣，他说这是即将到来的感恩节的礼物。
江主席与克林顿总统的第一次会晤远不是那么热情友好。双方对外均声称90分钟的会谈是“积极的和富有建设性的”，但事实上，这次峰会的气氛非常冷淡，令人沮丧。克林顿据称是“阴沉而呆板”，江泽民则是“紧张”。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34节 不卑不亢
1995年10月23日，江与他的老师、93岁高龄的顾毓琇教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重逢。
在克林顿致欢迎词后，江主席拿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措辞强硬的稿子，照本宣科15分钟，简直像给对方上课，而不是双边会谈。江指责美国不理解中国的人权状况，不尊重两国间的差异。他还声明，一国不能干涉另一国的内政。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说：“克林顿马上进行回击，向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有必要在人权领域作出改善。” 当克林顿当年早些时候批准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时曾表示，只有在北京改进其人权状况后，他才会再次延长这一待遇。现在他向江开列了美国要求改进的5个方面：红十字会有权探视监狱，释放“政治犯”，与达赖就西藏问题展开对话，对“劳改产品”进行调查，以及允许“持不同政见者”的家属移民海外。
江没有给予正面回答。相反，他指出亚洲人“更加关注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特权”。在武器扩散问题上，江表达了中方对美国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的愤怒，但同时也认识到美国对中国向外出售武器的关切。
当江送给克林顿一支上海制造的萨克斯管时，气氛转变了。江还建议自己用二胡，两人来一段二重奏。但是这个提议，可能是由一场误会引起的。杜林认为，事情的起因是一位中国翻译不经意间听到克林顿对自己的助手说了一句玩笑话。“我应当把我的萨克斯管随身带着，来这儿练练。”据说美国总统当时是这样说的。翻译没有搞清这句话的意思，他告诉江：“克林顿先生说他想用萨克斯管为您吹奏一曲”。
在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试图给这次会晤增添点亮色。“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两国关系有些疏远，”他以这句话作为开场白，“然而事实是，今天我们举行了会晤。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个积极的信号，表明双方对解决各自关心的问题感兴趣。”克林顿对江的回应作出了谨慎的评论，“我想我们已经开始对话了。今天就说这么多。” 江承认中美在人权问题上存在分歧。“我认为给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是冷战的残余，应当摒弃。如果我们承认我们之间的差异，就能够互相尊重……双方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江又说：“一些美国人在人权问题上谴责中国，他们只着眼于极少数的违法者，这些人危害国家安全，从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理应法办。每个国家都会这么做。” 为了积累积极的势头，江邀请克林顿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向外界表示：“克林顿先生说他期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成行。他说这是他从孩提时代起就想做的事情。”
尽管克林顿和他的顾问们认为这次会晤很平淡，但江的表现在北京却赢得了声誉，因为他能够“既从克林顿总统那里获得改善中美关系的保证，又没有在人权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军委副主席张震发表评论说：“他不卑不亢，全军指战员都为江泽民同志感到骄傲并深受鼓舞。” 3天后，当江泽民从西雅图飞往古巴，他所受到的欢迎要热烈得多。他是自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发动革命以来访问这个加勒比岛国的第一位中国国家主席。在那个风云突变的时代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已经所剩无几，卡斯特罗对这位来自兄弟国家的元首给予了热烈欢迎。这次访问是有意做给美国人看的，旨在表明中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江泽民极为欣赏20世纪初的作家鲁迅所写的一句话：“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是对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1993年，在一次接受采访中，江引用了这句话，并在随后说：“我们决不屈从于外来势力强加给我们的无理压力。” 11月中旬，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市场”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如今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正式方向。同月，江适时地在一次庆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的学习会议上发了言。第三卷共收邓的119篇文章，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江高度评价了文选的出版：“为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帜和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柱。” 12月，江领导中国共产党庆祝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作为这次百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中国的中央文献部门开始出版毛泽东的手稿———包括题词、信件、文章草稿、电报草稿、批注、备忘录、读书笔记、诗作和古典诗词作品。江泽民为该书题写了书名。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的纪念，”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对1万名与会者发表讲话说，“就是在（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把他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35节 坏事变成了好事
1994年“外界对中国有很深的误解”
1994年，消费者的恐慌和工人的不安加速了通货膨胀，这成了江泽民要对付的主要问题。粮食短缺的谣言引发惊惶失措的抢购和疯狂的囤积，使粮价一下子提高了50%。全国通货膨胀率在经济爆炸性的膨胀下高达22%，创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糟糕的纪录；受房地产建设的暴利驱动，城市的通货膨胀甚至更厉害。生活困难的工人索求生活费，国家银行被迫以“稳定团结贷款”为名贷给陷入困境的工厂，而且毫无收回的希望。江对银行家们说这笔钱是“给工人们过年时包饺子吃”。
“如果放开控制，价格就会上升，”经济学家厉以宁解释说，“计划经济体制下就是这样。就像把一个球按在水里，一松手，球就会马上浮起来。”江泽民访问了北京市和山西省的农贸市场。“老百姓开门7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江说，“小小的‘菜篮子’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而改革和发展又离不开稳定。”在一个肉摊，江问了价格，然后又怀疑地问道：“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来才临时降了点价？” “要保持价格稳定，我们就必须非常重视农业这一块，”江在天津视察一处农贸市场时说，“在大城市周围要建立蔬菜生产中心和大型养猪场。要增加农业投资在整个投资中的比重。”
副总理朱镕基制定了一系列紧缩措施，政府开始实施严格的信贷和固定资产投资限制。春天，江开始巡视全国，告诫地方官员必须把“国家整体利益”放在地方利益之上。
尽管这一措施初见成效，然而财政困难的国有企业却苦不堪言。当江泽民听说像许多国有企业一样，上海益民食品厂因照顾退休职工等包袱过重而濒临破产时，心里很痛苦，那可是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在这件事情上，江不想让市场按自然规律发展。于是，他要求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采取“积极措施给予帮助”。江说：“你绝不能让它倒闭。” 但是江泽民相信邓是对的：发展中国经济的道路不是走回头路，而是更加着力于改革。他主张进一步放开价格，取消定额，实施新的税收和银行政策。他的目标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他的经济方案针对三个问题：我们的发展能有多快？我们能承担（或容忍）结果吗？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吗？
《解放军报》刊登一条消息，报道了江泽民承诺要把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建成“维护社会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谈到他们所进行的防暴训练时，江泽民说，“我们应当具备这种能力，尤其是在大城市里……”
“经济建设，没有稳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是不行的，”他继续说，“必须时刻警惕某些渗透进我国搞颠覆活动的外国势力。必须把任何危及社会稳定的迹象消灭在萌芽中。这是人民武装警察的职责。”
江一心关注着军队的要求。他授予19名解放军高级军官上将军衔，包括中南海警卫部队的指挥官。他以自己特有的精力，与军队各级指战员保持接触。实际上，每次当他到下面的省市视察时，他总要抽时间走访当地的驻军。他会在那里接见高级军官并与普通士兵拉家常。他走访军营和医院，了解衣食供应情况。视察军事基地的食堂几乎成了江的惯例，下令给解放军每人每天的伙食费增加1元。他还把部队的薪饷调高到超出同级地方干部的20%，因为他知道地方干部容易挣到外快。在视察军队时，江总是穿着橄榄绿的毛装。他不像毛或邓是军队出身，所以他要是穿上解放军的军装可能会显得过分自炫。而另一方面，他如果穿西装打领带又会显得太西化，从而与他想要交往的军队官兵显得有点格格不入。这些活动总会有军队刊物进行报道，通常也会成为全国性的新闻。
国防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军事学府，每年到此视察三四次是江优先考虑的事情。江喜欢给学员们上课，和高级军官聊天，以及和教员们一起用餐。他尽可能多地参加解放军的活动，不管是像军官晋升这样的正式仪式，还是像音乐会和义演这样的社会活动。在空闲时间，江学习一切可以学习的军务。他并不满足于读简报，而是喜欢阅读重要军事文件的全文，品味技术细节。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花在阅读军事文件上的工夫可能比花在读党内文件上的还要多。
8月，江得到来自军队的坚决拥戴。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在党刊《求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盛赞江“非常重视继承和发扬军队的优良传统”，并把江尊为毛和邓当之无愧的接班人。这一拥江的表态意义重大，因为张在高级将领中关系最广，威望最高。
江泽民对军队从不管得过细。他的座右铭是，“尊重从事专业工作的专业军人”。每当张震上将开出人事要求的单子，江都会立即批准。双方的默契是：在管理军队方面，江给予解放军军官前所未有的自治权；而军队对其领导地位给予支持。
当“天安门事件”5周年临近之际，江提出了一个有争议的观点：“坏事变成了好事。”他说：“结果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更快。”国外媒体批评江似乎要把使用武力合理化。然而，10年之后，许多知识分子和商界人士，甚至参加过1989年示威的那些人，不管多不情愿，也不得不承认江所说的是事实。政治稳定确实加速了经济复苏。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36节 “智囊团”
江泽民还尖锐地指出，克林顿的中国政策就是企图把中国变成西方的“附庸”。这是异乎寻常严厉的定性。但是，这样说有助于他对自己人提出不留情面的批评，并向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一个坚定的告诫。他说，只有两种危险会导致亡党，那就是如果中国的经济不能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或者是如果腐败继续蔓延。
为实现经济均衡发展，党决定让国内最富裕的地区支援最贫穷的地区。江怀着这一目的视察了广东和福建，这两个省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在视察福建的时候，他再次强调了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接着又辩解似地加了一句：“在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它们仍然发挥着带头作用。”他指责那些主张加速私有化的人，继续说道：“我们不应该对国有企业失去信心，把它们看成是国家的负担。” 1994年夏天的某一时刻，根据英国外交部的小道消息，江泽民曾“大发脾气”，原因是改善中英关系的努力遭到挫折。问题出在香港。港岛的回归规则早就已经定得清清楚楚，但在距香港回归只剩3年的时候，据江说，英国却想改变其政治架构。英国自己在香港实施了150多年的帝国主义统治后，竟突然对香港实现民主表示出兴趣，这看起来是多么伪善。
在与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华伦•克里斯托弗讨论中美关系时，江泽民用了一句俗语：“一口吃不成个大胖子。”《远东经济评论》试图如此解读这句意义深奥的话：“是呼吁从目前的最低点一步步改善中美关系，还是以蔑视的态度把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区区的200年历史，跟中国悠久的四五千年历史作一比较？” 为了在面临挑战的时刻有人辅佐，江主席有一个由能力超群且富有献身精神的专业人士组成的“智囊团”。他的主要政治顾问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他的主要私人助手是他长期的秘书、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的贾廷安。办公厅是中国管理体制中的神经中枢，控制着日常事务，负责联络，处理文件，召集会议，委托研究，提出政策建议，以及向下属机构传达指示。现在江有两个得力助手进入了军政的信息流通中心和活动指挥中心，这两个中国最有权力的机构。
曾培炎，江长期以来的同仁，专注于国内政策，主持党的财经领导小组的工作。曾培炎个子很高，表情严肃，颇有知识分子风度，同时具备商人的敏锐和学者的严密。他强调分析要严谨，政策要有持续性。他作报告总是胸有成竹，引用大段的数据，陈述结构清晰，结论合情合理。尽管他与曾庆红没有亲戚关系，但两人经常被合称为“江的二曾”。
还有一个人是由喜贵，负责江的个人安全。由喜贵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一直在北京工作。他喜爱穿军装，有一张犹如斧劈刀削般的粗犷面庞，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
江的讲话撰稿人和从事研究工作的主要助手是滕文生，一个在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有着广阔背景的知识分子。
9月，江泽民对俄罗斯、乌克兰和法国作国事访问，此行主要是为增进友谊。他签署了各种各样的互不侵犯条约和贸易协定。在俄罗斯，他与鲍里斯•叶利钦总统举行的峰会在两个大国之间“正式确立了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他们同意不相互制约，建立仅次于双边同盟的关系。双方同意互不将核导弹瞄准对方，采取不首先发动核打击的政策，解决恼人的边境争端，这些都象征着双方正在建立互信。
在俄罗斯，江访问了托尔斯泰的故居，在那里他对这位伟大作家的名著作了即席的文学分析，这让俄罗斯导游大为惊讶。他还参观了宇航控制中心，与飞行中的空间站宇航员交谈。江称赞他们在自动操作失败后，使用应急手工操作方法成功地使补给船与太空舱对接。
在法国，江有机会讨论他对民主的看法。“外界对中国有很深的误解，”他对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说道，“他们认为中国不想实行民主。事实上，中国人民为了争取国家独立、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实现民主，奋斗了100多年……根本就不存在一种固定的民主模式，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今天，中国实行政治改革，就是要建立和完善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或许江此次出访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他夫人王冶坪的随行。这是她第一次陪同江参加高规格的出访活动，在共产党中国的历史上，这也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二次带夫人出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
当时，王冶坪被香港的一份刊物描述为“内向、仁慈、善良、热情”。文章介绍说，王天性好静，“她做事情执著认真，不好声张，过着平淡的生活，衣着朴素，不用化妆品”。和她喜欢交际的丈夫正相反，她喜欢“平静的日子”。她与各条科技战线的老朋友、老同事都保持着联系，并且利用这些联系，使江了解到国内外高科技的最新发展动态。
“老有所为”是王冶坪的座右铭之一，尽管颈椎病给她带来痛苦，并妨碍了她的日常活动。她认为陪同丈夫是一种“负担”，因为她说她有点“力不从心”。她从来不喜欢“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她说，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不符合她的个性。
对她来说不幸的是，中国外交部已开始认识到向国际媒体展现国家领导人正面形象的重要性。其中可以使中国的形象人性化的一个方式，就是领导人带夫人出访。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个带夫人（赖莎）出国访问的苏联领导人，她的优雅风度使世界改变了对改革中的苏联的印象。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37节 16字方针
在中国，李鹏总理出国访问时总要带上他的夫人朱琳，这提高了李的外交家形象。在电力部门搞管理的朱琳透露说：“李鹏没有一丁点大男子主义。不管是当普通干部，还是部长，甚至在当了总理之后，只要有空，他都会帮忙做家务。”
当江的飞机降落在莫斯科机场，抵达欧洲之行的第一站时，他对他妻子将如何应对乱哄哄的大批记者的担心，可能超过了他对在边界和核武器问题上如何与俄方打交道的担心。
在俄罗斯、乌克兰和法国的10天时间里，王冶坪扮演了中国第一夫人的角色，仪态端庄，泰然自若。虽然她对这些完全不感兴趣，她成功地扮演了这个角色。尽管有身体上的病痛和心理上的不适应———在巴黎的国宴上，她忍受病痛长达3个多小时———但她勇敢地时刻伴随在江的身边。她的丈夫感到高兴，不仅是为了中国的形象，而且他真的喜欢见到多年来与他患难与共的妻子在国际舞台上受到应有的尊重。
随着1994年的这次访问，党的媒体政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党的一项内部指示要求中国的新闻机构“适度地报道江泽民同志夫人在国外访问时的有关活动”。过去，新闻媒体总是避免触及高级领导人的个人生活。
1994年9月下旬召开的党中央全会着眼于“党的建设”，作出改革干部提拔制度的决定，包括使用民主选举的方法等。全会召开之际正是人们讨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交接之时。虽然没有正式的文件，邓已经指示家人、工作人员和助手，他不再积极参与政治。6周后，11月11日，他告知身边的人说他不再参与政治问题的讨论和决策工作了。他告诫说领导人决策时必须谨慎行事，他担心自己年纪大了会犯错误。邓小平说，现在是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为中国担起全部责任的时候了。
10月1日，中国国庆节那天的下午，邓小平乘车来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人们把他扶下车，又把他搀到一张轮椅上坐下。他曾在2月作了最后一次公开露面，那是在上海为一座桥梁题字时，当时已能明显看出他的老态。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正式活动。那天晚上，他设宴款待一批退休的党的领导人。这是90岁高龄的邓第一次坐在轮椅上与同事们见面。公开发表的邓的最后一张照片是他在观看国庆焰火。尽管照片上的邓显得迟钝而老迈，但是他对同事们的谈话却是清晰而富有远见的。
邓小平委托出席晚宴的薄一波（中国的“长寿元老”之一）代为宣读他的致词。“有个我一直在考虑怎么才能解决的难题，”邓告诉薄，“在党内以及在国内外，我个人的作用和影响被认为是特别巨大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这不是一件好事。有一天如果我真的死了，这可能会给党和国家造成动荡。我希望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中央和省一级领导班子能统一思想，下定决心，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薄一波在《人民日报》撰文称，从邓到江的过渡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确立毛泽东为第一代领导人，以及1978年改革开始时确认邓小平为第二代领导人有着同样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必须拥护江泽民作为唯一的核心。”薄写道。
这段时间前后，江把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调到北京，担任负责日常党务并拥有广泛权力的书记处的书记。这样，吴将协助胡锦涛处理党务工作。敏锐的观察家们指出，1992年已进入政治局的53岁的吴和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及政治局候补委员温家宝，将成为新一代的领导人。吴邦国和胡锦涛都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又是同年入党。据说他们彼此十分熟悉，“怀有共同的理想”，并遵循同样的路线。
与此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就同江泽民一起工作的上海市市长、新上任的市委书记黄菊，进入了由21名委员组成的政治局。
11月，江主席飞往印度尼西亚第二次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他也将第二次与克林顿总统会晤。雅加达的气氛显然要比在西雅图时轻松得多，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广泛的议题，包括人权、北京向巴基斯坦和所谓“无赖国家”转让导弹和核技术问题以及朝鲜的核开发。
克林顿提出：“在人权问题上取得更大进展对于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的全面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江回答说，中国正在社会内部扩大人权，但是不以牺牲稳定为代价，稳定始终是中国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他强调，在处理包括人权在内的任何问题时，中国的主权都不容侵犯。
克林顿承认各国间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但是他说他将“毫不愧悔”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努力影响亚洲国家的人权政策。“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民都渴望受到尊重，发表自己的意见，在选择领导人时拥有发言权，”出发前他在乔治敦大学发表演讲说：“我并不认为我们必须在增加贸易与促进人权及开放的社会之间作出选择。” 至于中国方面，江泽民提出了在中美之间建立新型建设性关系的五项原则：要有长远观点；维持友好的同时相互尊重各自的国情；充分利用各自经济的优势；在国际事务中进行合作；增进高层接触。这些原则都很宽泛，并不具体（如此往往易于达成协议），江再度重申了改善双边关系的16字方针。
尽管工作繁忙，江还是会抽空过问他一生热爱的科学事业。1994年晚些时候，在天津视察时，江中断了原定行程访问了南开大学，因为他想了解一下基础物理研究中的某个领域。一位教授送给他几篇学术论文后问他：“您这么忙，会有时间阅读这些材料吗？”江回答说：“会的。这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个人的兴趣所在。现代科学发展得这么快，我必须加强学习以跟上形势。” 随后，江信步来到图书馆并和中文系的学生进行了交谈。他当众背诵了王勃的《滕王阁序》和苏轼的《中秋见月和子由》，令学生们叹服。当江和大家告别时，他对学生说：“我很羡慕你们有这么漂亮的学校。我真希望能到这儿来学习。”
“江主席所受的理科训练和多年当工程师的经历使他的逻辑思维特别好。”赵启正说道。赵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上海时起，他就在江泽民身边工作。
“他还通晓许多学科。我学的是核物理。在其他人面前谈论科学时，我很有自信，但在江主席面前我得十分小心。”
12月，江泽民决定让政治局委员听法律讲座，特别是有关国际贸易和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方面的法律问题。演讲者是上海的著名教授曹建明。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这像是上法学院的第一天（也只有在这里，教授会比学生更紧张）。安排课程的是曾庆红，他陪同曹来到江主席的正式会议室，那里铺着红地毯，是传说中为全国制定政策的中心。他们绕过配有32张座椅的、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时，曾庆红鼓励曹建明说：“随便讲，大胆讲，告诉我们你的真实想法。你就把我们当作你的学生。” 首先发言的是江泽民，他先介绍了曹建明，然后发布了坚定的指示：每个人都必须懂法，相信法，守法和依法治国。曹作了热烈而精彩的演讲，讲解理论和法规时穿插了真实的案例。他没有回避中国的问题。他说，大规模地窃取知识产权不仅使外国公司十分愤怒，而且还伤害了中国人的创造性。他又解释说，过高的关税促成走私活动的猖獗。讲到这一点时，江插话问道：“外经贸部的领导来了吗？”看到有一人举手，江说：“你应该仔细听，好好学习这些观念。” 讲座结束后，疲惫的曹花了一点时间收拾他的书和物品。直到江的一个助手悄悄告诉他：“主席在等你。”他这时才注意到江一直耐心地站在门口。“谢谢你，教授，”江说，“今天我们向你学了很多，你让我们大家受到了启发。”
12月底，江泽民集中精力抓文化工作。他说，弘扬中国的民族艺术对于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以及激发民族精神都是很重要的。他呼吁设立更好的艺术学校和高等学府，更多地关心民间艺术，改善艺术家的生活条件。他还赞美了传统的中国艺术形式。12月20日，为期1个月的京剧艺术节在北京开幕，江泽民也是观众之一。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38节 自主角色
1995年“精神文明”
江泽民正在逐渐进入自主角色。元旦那天，400名要人在人民大会堂出席茶话会。会上，江发表了以“精神文明”为题的讲话，强调要协调好市场经济下的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集体主义之间的关系。江对理想中国社会的这种“精神”追求，并无任何宗教含义。相反，它将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中国文化融合的产物，在日益商业化和物质化的社会中，这将有助于提高道德水准和重塑传统价值观念。
在中国动荡的转型时期，“精神文明”还将担负起重树党的威信的重任，并将使江泽民成为中国的头号政治理论家。“精神文明”这一用语为邓小平在1979年末率先使用，此次江泽民又为它注入新的活力。这一概念将决定此后两年的政治议程。
主要的问题之一自然是经济增长过热。例如各省官员被夹在中央政府和所辖各级政府之间，进退两难。上面要求控制通货膨胀，下面吵着要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经济改革要取得成功，北京亟需合作、整合与长远规划。
毛泽东、邓小平经常可以发号施令，几乎所有人都会贯彻执行。而江泽民要与人达成共识。他的办法是把有关领导召集到一起，推出新政策，让大家讨论，鼓励提出修改意见，只有在他和他的下属确信此项建议能被接受和成功执行时，才制定成新的官方政策。
但这一次经济过热十分严重，江泽民下定决心要管一管这些地方大员。在1994年底的一次省长会议上，他和李鹏、朱镕基众口一词，痛批地方保护主义。江首先为谈话定调子，他问一位省长他管辖的省份里“1斤鸡蛋多少钱？”省长答：“3元多一点。”朱镕基插话说：“我看不是。几天前我还在那里，价格是5元多1斤。” 这一插曲是“山雨欲来”的预兆。江要求各省报告其1994年的通货膨胀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并对1995年的情况作出预测。
江泽民点名批评了没能支持中央政府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他说对缺乏诚信者，要免去职务。当晚，江让他的工作人员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措辞强硬的社论，要求地方“自觉维护中央的权威”。江和朱还与每一位省长进行了单独谈话。他们要求这些人表态拥护中央及其经济紧缩政策，但省长们却要各自去面对如何处理地方的反应这一难题。然而总体来说，这种会议大多是和风细雨的，它成为江泽民一直坚持的领导方式。
对于新闻媒体，江就不那么含蓄了。当年年初下达了一份名为《关于新闻管理的十二条规定》的文件，这份文件是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计划的一部分。规定包括：禁止国外对中国报纸进行投资；禁止中国记者为国外出版物撰稿；重要新闻应该通过官方的新华社集中播发，而不能由地方作出解释；对重要人物进行采访应事先征得批准；禁止有偿新闻报道等。媒体应该“补台而不是拆台”，江说。他又补充说，媒体应当“团结所有社会力量而不是造成不和”。
在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就媒体应否报道的内容提出了“二十点指示”。根据江的指示，不应报道的内容包括各种“负面现象”，应该报道的内容自然包括反映“团结和稳定”的报道，他认为这种报道对塑造“新时期”的公众舆论至关重要。
春节期间，江提出了将在未来几年中决定对台政策的“八项主张”。这篇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既承诺了保持经济繁荣，又威胁不放弃采取军事行动。
江说：“解决台湾问题无非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的方式，一种是非和平的方式……”
他接着向听众保证：统一不是大陆吃掉台湾，也不是台湾吃掉大陆。
他承诺，外国在台湾的投资及台湾与其他国家的民间交往不会受到影响，岛内将享有立法权和独立的司法权，可保留自己的军队并独立管理其党、政、军系统。江还称大陆不派军队或行政人员驻台，而台湾人还将被允许在中央政府内任职。尤其重要的是，他强调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容违背和无法通融的。
与此同时，台湾岛内近期出版的一些书籍借机利用台海日趋紧张的局势。其中一本还对中国大陆“入侵”台湾可能使用的作战方案作出了详细预测。有人将该书送江时，江不表态。他说：“台湾市场上有很多这样的书。我一本都没有读过。”接着他又补充说：“我是中央军委主席，这些计划连我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存在呢？” 江泽民的反腐行动导致了舆论的分歧。1995年2月，庞大的首都钢铁公司香港分公司总经理周北方因“重大经济犯罪”被捕。对有些人来说，这条消息意味着江泽民对于打击腐败是动真格的。而对其他人来说，周的被捕其实是中央政府控制有独立倾向的企业的一次行动，而不是为了惩治腐败。
在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江的日常生活成为媒体报道的一个内容。他说：“在北京，我一般都围着中南海转，要不就去人民大会堂，到京西宾馆参加军队会议，或是到钓鱼台（国宾馆）参加国事活动。就是从来没机会到王府井百货商店或燕莎（汉莎）购物中心去转转。第一是因为我工作太忙。第二我也不想打扰大家。” 江泽民说他读书时曾学过游泳，但没学会。“文革”时他才有了这样的机会：被打成“走资派”“靠边站”，他有了很多时间在武汉的东湖练习游泳。江说，现在游泳是他的主要运动项目，他几乎每天都要游600米。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39节 “腐败斗士”
3月下旬，江总书记视察江西省，在那里他专程赶往前任总书记胡耀邦的骨灰安放地。此行中，胡的遗孀请求江为她丈夫立一块纪念碑，上刻“光明磊落，无私无愧”。江当即同意。江说，胡耀邦生活俭朴，两袖清风——这表明他的无私。
4月10日，陈云去世，象征着老一辈领导人逐渐淡出。一些人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更为稳固，而实际上，由于作为总书记的江泽民日趋强大，那些改革已毋庸置疑了。
就在同一个星期，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在京郊偏远山区向自己头部开枪自杀。王宝森曾指示一家银行为某私营电信公司贷款10亿元（约1.2亿美元），死前正接受审查。
新华社只在英语节目中播报了这令人不安的新闻。除此以外，国内没有报道这一事件，这使人们纷纷推测其中必有重大丑闻。有传言说，市委书记陈希同及其同伙都卷入了王宝森的违法活动——王被称为“陈的钱袋子”。
关于陈及其亲信的贪婪和傲慢的传闻在北京比比皆是。他们腐败至极，收取贿赂肆无忌惮。“疏通关系”明码标价，审批同意要价更高。为支持申办2000年奥运会而筹集的资金不翼而飞；主管基建的副市长将利润最丰的项目交给了其兄弟开办的公司；甚至出租汽车司机也说，北京的市政资金被用来包养情妇和妓女。
恶事终有了结之日。一桩发生在遥远的无锡、涉案金额达3.8亿美元的集资丑闻经查证与陈希同“帝国”的组成部分——北京首都钢铁公司有关。反腐人员从1992年就开始关注这个非法集资骗局。1994年，他们在收集到确凿证据后开始收网。因案件涉及陈希同且存在重大腐败问题，曾庆红开始亲自坐镇调查。
陈在倒台前也作过一番挣扎。王宝森自杀后，他曾大谈反腐败。陈说“王的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并将这个副市长的罪行归咎于“丑恶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1995年4月底，陈希同被免职。1997年，他因收受贿赂和挪用公款被判处12年监禁，他的名字成为腐败的同义词。“希同”在中文里和“系统”是同音词——而“陈系统”正代表了江试图铲除的那一类明目张胆的腐败官员。
陈的倒台自属罪有应得，但从中可窥见江泽民的政治敏锐性。为此他和曾庆红想方设法获得了每一位相关领导人的同意，从党内7位元老到政治局的同事李鹏和乔石，以及身体欠佳的邓小平的家人。尉健行全面负责调查腐败问题，并成为取代陈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首要人选。
在北京，几乎没有人同情陈希同，奢靡的生活使他声名狼藉：别墅、游泳池、情妇、看家犬和挥霍无度的开销。一名昔日参加过示威的学生调侃说：“如果政府允许游行，人们会到街上去跳舞。”
江泽民在有北京市委领导参加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宣布免去陈的职务，此时，他既要强调遵纪守法和根除腐败的必要性，又要鼓舞那些心存畏惧、不知所措的官员的士气。
陈的出局使江“腐败斗士”的形象更加鲜明，也给那些屁股不干净的官员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江在陈被捕后不久说：“生活腐化、乱搞女人的干部不得提拔。”他警告任何以下5个方面不检点的官员——贪求权力、贪求钱财、贪求女人、贪求名望以及利用关系谋取不义之财——都将被免职。不过，江并不因此得意。在就这个案件公开发表意见时，他就事论事地说：“中央负责处理王宝森和陈希同案，在党内外都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因此，反腐败工作正在全面展开。” 1995年5月是历史、艺术和科学的一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抵达北京，重申在中日这两个宿敌之间建立“面向未来的”关系。村山首相对北京郊外的卢沟桥——1937年引发侵华战争的冲突发生于此地——进行了隆重的道歉式的访问，对曾因日本侵略中断学业的江泽民来说，这一刻他的个人恩怨也得以了结。
5月初，江在朱屺瞻105岁寿辰这天看望了这位国画大师。几周之后，江主席就艺术家和作家发表了一次讲话，称他们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这篇题为《弘扬民族艺术，振奋民族精神》的讲话中，江鼓励所有艺术家热爱祖国，不断创新。江同时也告诫他们：“要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风气，绝不能不惜降低艺术品位甚至降低人格，去迎合一些人的低级趣味，导致庸俗化倾向。” 5月末召开了同类会议中规模最大的年度科技工作会议，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博士负责安排议程并帮助准备江主席的讲话。数月前，宋博士就已感觉到，中国已准备好迈出将科技提升为国家核心战略的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第一步是发展乡镇企业的星火计划，这一计划历时10年并取得了成功。第二步启动高科技公司的火炬计划也正在取得进展。宋博士称，当前亟需的是将这一战略制度化。
宋回忆道：“在我与江主席商定后，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上的日期是1995年3月14日，信中建议确立‘科教兴国’的国家战略。”
由于宋博士的这封信，江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并通过了这项提议。因此，在5月的会议上，江主席正式宣布了“科教兴国”的宏大国家战略。在讲话中，他指出应鼓励创新以促进科技进步，随后还强调了正确的教育的重要性。江曾多次说过中国传统的“应试教育”体制必须加以改革，向“素质教育”转变。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40节 海军演习
6月，江泽民偕夫人王冶坪前往吉林省视察工作。在长春，他们参观了第一汽车制造厂，见到了老朋友沈永言。而沈也看到，对于江的家庭来说，高层的生活并不轻松。王冶坪向沈坦言道，他们的家根本不像个家。丈夫总是要开会或者参加各种活动，常常很晚才回来。她的母亲和他们住在一起，而老人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
王冶坪说，他们夫妇的两个儿子和他们的家人也不常回家，因为他们不想被看成自己在利用父亲的职位。她说，他们想依靠自己获得成功。王冶坪告诉沈永言，她能感觉到丈夫没完没了的工作压力，有时候她看到丈夫办公室里的文件摊得到处都是。
在公开场合露面始终让她作难，稍微动弹一下她就浑身痛。沈私下里对江说：“你和妻子一起出国访问的时候，你好像总是抓着她的胳膊拽着她走。在电视上，这样看起来有点别扭……”
江无奈地回答说：“我怎么办？要是我不扶着她，她就走不动。”
1994年王冶坪（随同江泽民）出访法国时，在一次国宴上，她自始至终都忍受着剧痛。她对沈永言说，她以后要尽量避免出国，而且再也不想参加宴会了，除非礼节上要求她非出席不可。但她仍然甘愿担负起必需的责任。沈感慨地说：“她变得那么坚强，真是不容易。” 江视察期间，沈永言邀来了江以前的几位同事，一起唱了几个小时的京剧。沈回忆说，“我把这一段录了下来”，并把磁带送给了江。“他非常喜欢；他紧紧握住那盘磁带，好像那是一份国家机密一样。到现在我已经为他安排了两次‘京剧节目’了。对江来说，这是整个行程的高潮——也是他放松的最好方法。” 这种心情轻松的时刻少之又少。6月初，台湾李登辉在他的母校——纽约州北部的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中美关系随之恶化。李登辉是第一个访美的台湾“首脑”，美国批准其入境激怒了中国政府。尽管李此行被冠以“私人访问”之名，但看起来这是迈向台湾“独立”的一步，也代表着美国政策的根本转变。李登辉似乎在利用这个机会撒播“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种子，江认为这种煽动性的言论悍然侵害了中国主权。在动身前往美国之前，李登辉还观看了军事演习，这显然并非巧合。
江泽民认为这是美国总统的欺骗行为。区区几周前，在莫斯科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的仪式上，中美领导人曾谈及台湾问题。据江说，克林顿承诺决不会允许李访美。江引用克林顿的话说：“美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坚持只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但是，克林顿回到美国之后没几天就亲自批准了李的访问。
江在一次与外交部官员的会议上指出：“美国的政客们不守诺言。即便是一个强大国家的总统也能够当面扯谎。我们对美国的政治局势和政客们缺乏足够的了解，所以很容易上当受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江的分析是正确的。他的政府有着克林顿政府所没有的绝对权威。国会在众议院以396票对0票、在参议院以97票对1票通过了允许李赴美访问的提案，克林顿政府在国会的压力下改变了政策。但事实依然是美国总统作出了一个他不能履行的诺言。中国受到了侮辱，江感到愤怒。几乎每一次讲话，不管是对国内听众的公开讲话还是对国外领导人发表的私下评论，江都把美国的对华政策称为“混乱和傲慢”的政策，并指出“美国必将因为粗暴践踏中国主权而付出代价”。
在与解放军高级将领进行的秘密谈话中，江暗示了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他说：“‘台独’活动已经失控，我们不能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加强我们的军力和战备。”一幅江在黄海与解放军海军部队在一起的照片使人联想起毛在40年前的一幅相似的照片。来自军队的压力要求他更加强硬，他一度每天收到800封解放军军官愤怒抗议李登辉访美的信件。中国召回了驻美大使，取消了与美国官员在武器扩散方面的会晤。江泽民于7月访问德国，在斯图加特的梅塞德斯—奔驰汽车厂，奖励性地批准了与戴姆勒•奔驰公司而非美国汽车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在慕尼黑和波恩，中国国家主席宣称中德关系正处于“全面繁荣”时期，令东道主喜出望外。
克林顿总统试图通过一封致江的私人信件修复与中国的关系，但中国国家主席认为李登辉访美是对他领导能力的一次考验，是美国和台湾试探他处理危机能力的一次挑战。江断言，他唯一的回应是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这样才能防止敌人得寸进尺，同时使国内的批评者相信他能够维护国家利益。
年迈的邓小平发出了一条指示。他说：“要理性地处理中美关系和海峡两岸关系。”后来一篇报道引用邓的话称：“我们决不能让台湾分裂出去。”
7月21日至7月26日之间，中国军队向距台湾北部仅80英里的实验区域内发射6枚地对地弹道导弹。台湾股市一日内暴跌4.2%。第二轮的军事演习在8月中举行，其中包括在东海进行海军演习。台湾股市再次受到重挫。
至9月初，局势平稳下来，政治分析家称江是“大赢家”，而台湾是“潜在的输家”。中国国家主席向世界表明他并不惧怕采取行动。10月，江观看了一次由导弹驱逐舰、护卫舰和潜艇参加的海陆空三军联合实弹演习。他在海上的一艘指挥舰上观看到导弹、鱼雷纷纷击中目标，他说“新的局势对海军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江强调说：“海军建设必须‘加快’，以促进国家统一大业的完成。”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41节 《同心曲》
江主席有一个习惯，每次出访总要看望一下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他在驻德国使馆侃侃而谈，不像一位国家主席，却更像一位贤能长者。他教诲说：“不管你是干什么工作的，都应该把功名利禄看得淡一些。一个人跟一个民族是一样的，如果只崇拜物质财富，没有精神追求，就不可救药了。”江引用了陆放翁的诗句：“利欲驱人万火牛，江湖浪迹一沙鸥。” 在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江把孔子——他称之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作为勉励自己学习的楷模。江引用这位中国伟大的先贤的名言说：“学，然后知不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江在中国驻芬兰大使馆说：“不懂装懂是不行的。我不管到了哪里，都要想方设法学点新东西。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学习是无限的。学的东西多了，人的精神境界就高了，精神境界一高，人也愉快了。”
在9月28日举行的一次党的会议上，江深化和发展了他的政治理论。为纪念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这篇著名讲话，他发表了论述中国“十二大关系”的讲话，探讨了相互对立的社会和经济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其中包括：改革、发展、稳定，速度和效益，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中央和地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多年之后，这次讲话仍然为人所铭记。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说：“在我个人看来，江主席‘十二大关系’的讲话至今仍在指导着我们。他为实现两个重要转变作出了贡献：他帮助指导中国从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粗放型经营转为集约型经营。” 江在国有企业这一看似毫无出路的棘手问题上取得了进展。在副总理朱镕基的帮助下，制定了一套“抓大放小”的方案。政府使用银行贷款和投资来支持大约1万家最大的国有企业，而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则被允许以各种方式民营化。这项政策使政府能够维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同时也能繁荣经济，使经济改革继续前进。这项政策是好的，但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秋季发生了一次小小的外交危机，显示出中美关系并未得到完全修复。10月24日，联合国召开了有史以来与会世界级领导人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纪念其成立50周年。但在此盛会举行之前的几个月中，中美官员都为一个问题绞尽脑汁：克林顿是否将借江主席在美国逗留之际邀请他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
中方要求正式的国事访问，但是美方举棋不定，他们建议江进行一次远非隆重的“工作访问”。克林顿总统不愿冒险遭受已经充满敌意的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或言辞激烈的“人权活动”分子的攻击。
最终，江泽民同意与克林顿总统举行“一次工作峰会”，但外交部长钱其琛指责美国缺乏以国宾礼仪接待中国国家主席的“政治意愿”。江出于自尊拒绝前往华盛顿，因此双方的会晤改在纽约。
在联合国，每个大国的领导人都有5分钟时间向大会发表演讲。江主席利用这个机会为主权国家反对世界超级大国的权利进行了辩护。虽然他没有点名，但很清楚他指的是美国。他说：“有的大国常常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侵犯别国主权”，“制造借口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终将自食其果。” 尽管江的讲话十分咄咄逼人，但人们所期盼的两国领导人会面顺利得令人感到惊奇。当天下午在纽约的林肯表演艺术中心，中美两国元首走进接待大厅，互致问候之后，双方就座，并在正式开始会晤之前忍受着各种相机射来的强光。首先是中方记者拍照，随后是白宫记者单独拍照。
根据计划，两位元首之间的私人交谈将持续半小时，只有几名助手陪同参加。之后将再进行半个小时规模稍大的会晤。然而私人交谈的气氛变得非常积极，会谈竟然持续了90分钟。
尽管涉及一些常规话题——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人权、台湾，但会谈的重点还是集中在恢复高层接触和互访所需的具体细节步骤上。江提议双方携手打击跨国犯罪、贩毒和恐怖活动，在改善环境方面进行合作，这是从克林顿在联合国的发言中得到的见解。克林顿重申华盛顿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并承诺台湾官员访美的次数将“很少”，并且是“私人”性质的。
据会谈时美方记录员苏葆立讲，“江讲话沉着自信，没用文字稿，不断与克林顿作目光交流，以期与他进行真正的个人对话。他直截了当地谈论有争议的问题，偶尔用幽默的插话来缓和气氛，有时还讲英语”。两位元首的会晤中，这是第一次这么放松，两人的“谈话不完全是预先拟定的议题”。克林顿事后评述说：这是他第一次把江泽民作为一位政治家来理解和重视。
江真实的个性起了作用，那是在两天前当江和克林顿在联合国初次见面时。中国的国家主席问美国总统：“你的萨克斯吹得怎么样？”人们看到，这两位领导人在一起开怀大笑。
在纽约时，江主席邀请当时住在费城的他以前的数学教授顾毓琇前往纽约，以江的客人身份参加联合国的一次宴会。江非常高兴能够向他以前的老师表示敬意，但使江不安的是，他只能邀请这位中国最杰出的学者之一的93岁老人来纽约，而不是自己前往费城看望他。这不符合中国的礼节。尽管自己中国国家元首的职责使他无法前往费城，他还是感到很内疚，因此当他两年之后再次访问美国时，弥补这一礼节上的缺憾在江泽民的日程上被排在优先位置。
江继续为中国外交打开新的局面。11月，他历史性地访问了韩国，成为第一位访韩的中国国家元首。扩大经济往来和推动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是访问日程中的首要议题。在对韩国国民大会发表的讲话中，江赞扬了两国之间共同的文化，并保证中国的军事力量“完全是防御性的”。
中韩都对日本采取的拒不悔过的傲慢态度（译注：指对过去的侵略行为）极为愤怒，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完全一致。此前不久，一位日本官员对记者说，日本在1910—1945年对朝鲜的殖民统治期间“做了一些好事”，虽然这位官员随后辞职，但这并未平息人们的怒火。江泽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提出了警告。他严厉指出：“邻国必须督促东京准确地了解自己的历史。” 这一年的始末都与电影有关。2月，江邀请导演谢晋到中南海讨论谢计划拍摄的关于“鸦片战争”的史诗式巨片，这部电影将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时发行。（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42年香港被割让给英国。）12月，江出席了中国电影90周年纪念活动，向200多名电影制片人、导演和演员表示了问候。当看到熟悉的面孔时，他兴奋地谈起了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出演的电影———他说自己仍然能够唱出许多电影插曲！江还提到了几部他在二战之后观看的外国电影，尤其是《卡萨布兰卡》和《罗马假日》。
随着邓小平逐渐淡出，公共场合出现了一些象征这一交接的标志。一时有多幅描绘江和邓以各种姿态在一起的宣传画。其中一幅画的是穿着西装的江泽民和穿着中山装的邓小平，两人都在微笑着鼓掌。另一幅以中国传统的水彩画描绘了两人站在一起的形象，江略微在邓后面一点，双手恭敬地握在一起。还有一幅宣传画，画的是邓拄着一根拐杖站着，江低头注视着他———新华社评价这幅作品“既有政治意义又有艺术价值”。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曾为毛和邓画过肖像的中国画家李琦，受命画一幅江泽民“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画像。这位画家说：“在作品中，我将尽量捕捉到总书记的领袖魅力，也要表现出泽民同志与普通百姓之间的和谐与融洽。”（译注：此画后来命名为《同心曲》。）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42节 讲政治
1996年“讲政治”
对江来说，“政治”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体现了建立一个道德和物质发展并重的文明富足社会的共产主义崇高使命。政治是增强党的活力和保持廉洁的机制，是一个光荣而有价值的主题。
江在1995年底的一次中央全会上说：讲政治，就是要讲“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他指出：“西方敌对势力要‘西化’、‘分化’我们，要把他们那套‘民主’、‘自由’强加给我们，李登辉要搞‘台独’，我们不讲政治行吗？不警惕不斗争行吗？” 为了在全国开展“讲政治”运动，江在准备接替邓小平的同时集中精力加强党的建设。“讲政治”也可以被解释为“关心政治”或“强调政治”，虽然表面上听起来与毛泽东“突出政治”的告诫相类似，但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1月，在对各省宣传部门负责人讲话时，穿着毛装的江泽民谴责“毒害人民的文化垃圾”。他说：“我们不能仅仅为了短期的经济发展而不顾文化与意识形态。”他还警告说，要“严厉打击”任何在意识形态上可能存在问题的出版物。
江宣布了“精神文明”建设要与“物质文明”建设同步进行的思想。他认为，建设“精神文明”靠的就是“讲政治”。同时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形成“江思想”的核心，他以此作为建设现代小康社会的指导纲领。江泽民遵从邓小平，一直把经济建设（物质文明）放在首位，但他也提出了与之平行的社会、文化和道德发展（精神文明）的任务。他说：“我们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并不意味着其他工作就不重要。” 江开展的运动使传统的共产党人感到高兴，他们对于中国一味追求物质发展而使马克思主义理想遭到削弱非常不安。这一年晚些时候，在学校、农村与工厂里，江还把党委和马克思主义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军队中，有2万名军官接受培训，使他们能够在江的理论指导下讲授毛和邓的理论。
党史学家和研究邓小平理论的专家冷溶副主任评论称：“江总书记在关键时刻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中国正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质便是竞争，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受到挑战。江主席特别提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需要建立新的平衡，‘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与‘物质文明’建设并重。这是一个大胆的举措，因为许多人认为中国要做的是不顾一切地一头扎进市场经济中去。” “那么，在市场经济中，理想的共产主义者是什么样的呢？”党的知识分子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毫无异议，新模式必定与以前有所不同。冷溶强调说：“然而，为了维护一个稳定而文明的社会，人们仍然需要一套连贯的社会准则和道德规范。”
冷溶补充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面临着西方思想和价值观的冲击。我们常说强势的西方文化‘冲击’中国文化，这与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含义相似。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要么闭关倒退，在短时间内延续其文化，要么继续实施对其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开放政策，并找到保护其文化传统的新方法。” 江泽民意识到保护中国文化十分急迫。人口众多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巨变，如果传统的信仰体系被冲垮，国家的社会结构就可能会分崩离析。他担心，借市场经济强劲的西风之力，强大的西方文化会使中国发生根本改变。冷溶在谈到江泽民的构想时说，只有“文化上具有连贯性”，中国将来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始终屹立不倒”。为了继续发展并确保独立生存，中国需要有自己的文化——但不是一种完全用反西方的术语堆砌起来的文化。
为此，江才提出了他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江本人一方面热衷于学习借鉴其他文化，另一方面推崇保持和发展自己国家的传统价值观念。这恰恰体现了他本人的哲学。
过去，共产党将“道德”一词作为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对人们的思想信仰强行改造的手段。江泽民没有这么做。对江而言，“道德”代表着中国文明的纯而又纯的形式，涵盖着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社会秩序、科学技术、音乐、文学艺术、诚实、勤劳甚至包括礼节在内的一系列崇高理想。
江泽民对自己家庭要求的标准最为严格。1996年初，他的妹妹江泽慧出任中国林业科学院院长。她整整一年都在犹豫是否应该接任这一职务。“我担心担任院长会给三哥造成负面影响，”她说，“人们会认为我是因为他才得到这个职位的。”
“你是一名科学家，”江对拿不定主意的妹妹说，“所以当院长和当中央政府的部长不一样。你得到认可是因为你的成就，当然主意还是要你自己来拿。别忘了，林业是你的专业。”
江泽慧说：“听完他的话，我决定接受这一职务。3月，我和丈夫搬到了北京。刚到这儿，我哥哥就建议我要‘继续研究学习，争取更大成就’。”
江对妹妹说：“科研是好事。但作为院长，仅仅做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是不够的。你还应当扩大你的知识面，例如了解一下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
“他一直都在提醒我这一点。”江泽慧又说。
上海市前副市长叶公琦说：“我非常了解江泽慧。她不敢向她哥哥提任何个人要求。江主席喜欢一句名言：‘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意思是说上级若举止不端，下级也会学样，结果党和国家都将遭殃。”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43节 台海危机
江泽民的妹妹说：“我们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任何人都不要为家务事而麻烦他。我们不想干扰他的工作，给他增添麻烦。当然，过节假日时，他会邀请我们去他家团聚。但多数时候三哥和我都通过电话交谈。”
江泽慧接着说：“早在我哥哥成为政府官员之前他就是我们家的领头人，他承担了很多责任。他了解每个家庭成员的情况，包括每个人的教育、生活和工作。他调到中央之后，他的妻子，三嫂王冶坪，承担了所有的家务。现在我哥哥的精力集中在江家的下一代身上。只要他们爱学习，如学习科学、外语、文化，或做正当的生意，他就为他们感到高兴。我们的家庭和其他很多家庭一样，受了很多的苦——三哥和我经常谈起我们受过的苦，这时他总要深深地叹息。” 江泽民十分喜爱自己的孙辈，常常忍不住把他们的照片拿给朋友甚至是初次相识的人看。孙辈随父母一起住在上海，有时节假日到北京来，让爷爷、奶奶喜出望外。“我孙子上小学了，”1997年江对《时代》杂志记者说，“我经常警告自己的一件事情是，不能过分溺爱他们。” 与台湾的对抗在上一年夏天一度升温，现在局势又有所激化。解放军某部移师海峡对岸的福建省，准备举行军事演习。原计划是调动整个集团军，但中央军委江主席否决了这个建议，认为“动作过大”会适得其反。最终只调动两个师前往福建省。
张万年将军全权指挥这次实弹演练。新的军事指挥体系把军区的海军舰队和空军部队整合在一起，并被赋予了“统一祖国的历史使命”。
3月8日，3枚地对地导弹以1小时1枚的间隔从福建省内的一条铁路上喷火而起。预定目标区域为台湾南部港口城市高雄以西47英里处。数小时后，中国军队领导人誓言将加大为统一而斗争的力度。在当天开幕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江重申他将继续奉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政策，但他同时也强调，中国将“绝不允许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改变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地位”。
这次为期9天的军事演习所选择的时机绝非巧合。演习于3月23日台湾“总统”选举前3天结束。自内战结束以来，台湾地区一直由国民党当政，这一统治地位正在走向尽头。在共产党人眼中，在台湾引进“民主选举”是进一步推动“台湾独立”的阴谋的一部分。更为糟糕的是，为人所不齿的李登辉（大陆媒体称其为“千古罪人”）可能当选。这是大陆自20世纪50年代炮轰近海岛屿金门、马祖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
在为期约2周的时间内，大陆军方的实弹演习，实际上切断了台湾的海上和空中航线。台湾海峡的自由航行被中断，完全依靠国际贸易的台湾经济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面对挑战，美国无法不作出反应。第七舰队“独立”号航母特混舰队开始在台湾海峡北端游弋，它拥有1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及50余架最先进的战机，还有一支由先进战舰组成的小型舰队和一艘核潜艇。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透露说，美国的一艘导弹驱逐舰、一艘巡洋舰及侦察机正在密切监视着局势的变化。克林顿总统形容中国的行为是“挑衅性的和鲁莽的”。3月10日，美国公然使局势升级，又派遣了一个载有90架战机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前往台海附近。随着紧张局势的升级，已有近40艘美国军舰开进了台湾海域。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称，这些战舰旨在观察动向和“平息怒火”，并“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
包括江主席在内的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干涉感到愤慨。主张强硬的人提出可能成为战争爆发导火索的8种情况，其中任何一条都将引发中国对台攻击，但江只对其中两种情况表示认同：外国势力干涉或入侵；台湾宣布“独立”。这两种情况均未发生。李登辉当选后，危机得以缓和。政治局同意给李几个月的时间，看看他对一个中国政策持何立场。台湾方面也暗示将做出妥协，他们减弱了要求加入国际组织的声势，并同意考虑与大陆建立直航。
1个月后，江在和日本政治家谈话时主动透露，在美国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时，命令继续进行导弹试射的人正是他。
江激动地问道：“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其他国家要派出航母？”他接着解释说，中国进行“军事演习”是为了表明“我们对于台湾独立及外国势力干涉所持的立场”。江为自己情绪激动表示歉意：“我今天说话声音有点大了。我并不是故意这么做的。一想到过去，我会不自觉地激动起来。” 实际上，虽然江非常希望实现统一，但他并不希望与台湾或美国的紧张关系升级。但他同时也要让他的国家和军队相信，他处事是果敢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此期间拜会了江，他回忆说这位中国领导人“想在不失中国人自尊的情况下化解这次冲突”。基辛格表达了对江的极度赞赏，他们之间有着长久而坦诚的关系。基辛格指出：“在1996年的危机中，江主席选择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方式让我知道事态不会失控。我告诉他，当我见到毛主席的时候，他说中国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可以再等100年。我问江主席，‘那么，此话是否依然可信呢？’主席回答道：‘不，不再是这样了。那是24年前，现在我们只能再等76年。’” 基辛格接着说：“尽管这样，江主席在台湾问题上保持了非常强硬的立场。”
随着台海危机的缓和，政治问题再次成为焦点。在定于1997年秋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之前，虽然其他政治局常委与江同样享有决策权，但是江亲自承担起人事安排的责任。
江泽民采取更倾向于中间的路线，这可能是得自汪道涵的启发。有时，江会突然造访汪的住所。这不仅仅是一种友谊，而是对汪的尊敬和对他意见的信赖。有一次，在汪前往美国访问之前，江亲自打电话给代表团的一位领导，叮嘱在访问途中要确保他这位年逾八旬的顾问能得到足够的休息。
在汪的启发下，江泽民在他最主要的政治格言“讲政治”中融入了更多的信息。他指示《人民日报》写道，这句口号的重点在于“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这个口号响应了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示，再次保证不可能重走“空谈政治和政治压倒一切的老路”。
第7章 1989--1996年 领导地位第44节 航向已确定
6月，江对负责宣传和新闻的高级官员发表讲话时说，一些“左”倾言论“扰乱了人们的思想”。他重申，邓的改革政策不会改变。江说：“我们这艘航船的航向已经确定，这将是不可更改的。”他还给党刊《求是》的一位编辑打电话，祝贺他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反击“左”倾思想的评论文章。权威性的《经济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民族主义的文章，批评外资在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暗中挑战整个对外开放政策。《人民日报》在1个月之后对此进行了引人瞩目的公开批驳，详尽论述中外合资公司不仅带来资本，同时也把管理和技术带给中国。尽管党的喉舌承认，引进外资总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断言中国“不应因噎废食”。
汪道涵则求助于他与同辈人的密切关系，其中很多人都是曾与他共过事的退休将领和党的元老，他征询他们的意见并敦促他们支持江泽民。
5月，江主席对非洲6国——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埃及、马里、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国事访问，签署了20多个经济、技术和文化合作协议。在访问埃塞俄比亚时，江在非洲统一组织总部发表了以“中非友谊”为题的讲话。所有6国都重申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6月，江泽民前往河南省视察，他选择的路线与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来这里视察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时所走的路线相似。江与农民和地方官员交谈的方式让一些观察家回想起了毛。其中的象征意义非常明显，媒体对他活动的报道也不吝篇幅。江神采奕奕，笑容可掬，身着一件开领衫，脖子上围着一条红领巾，身边簇拥着一群装束类似的小学生，每个人都在热烈地鼓掌，酷似毛1959年在湖南老家所拍的一张照片。
同月，江会见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莱克带来一揽子“讨论热点”——贸易、人权、台湾（特别在近期紧张关系发生后）。但这位中国领袖并没急于应付这些头痛的问题，而是对两人的名字产生了兴趣，“湖”（译注：英文中“莱克”是“湖”的意思）和“江”中都有“水”，他用“地道的英语”解释其词义。待谈到“计算机芯片技术、中国诗歌和哲学”，江简直兴致勃发；其实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向学究气十足的莱克（研究对外政策的专职教授和学者）暗示，至少目前中美关系相当不错。莱克看了看几位助手，耸耸肩，把带来的“讨论热点”扔到了一边。
6月末，江踏上了对西班牙、挪威、罗马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6国的访问旅途。中亚之行的主要议题是国家安全。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直是穆斯林分离主义分子袭击的目标，北京认为这些恐怖分子是由边境线另一侧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势力所援助或指挥的。这条边境线长近3000公里且地形崎岖，难以监控。
他毫不在意自嘲自己的外表。他体重大约210磅，比标准体重超出30到50磅。据说他曾妙语双关地说要把他从位子上“搬开”是很难的。当年年底，他在视察广东省的一个军事基地时更充分地显示了他自我解嘲的幽默感。在检阅部队时，他想坐在一把折叠椅上，但失去平衡，跌倒在地。随行官员和士兵们不安地注视着，担心他们的领导人会如何反应。江很快就消除了大家的紧张和不安。他说，早知如此一开始就该坐在地上，因为那样就无处可摔了。人们大笑起来。自嘲是国家领导人的一个优点，邓小平也偶尔为之。
与此同时，江对那些说他搞个人崇拜的指责很敏感。8月17日他过70岁生日时，他指示工作人员不要大操大办。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前后，江提出了他的“七大界限”理论。他探讨了包括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与消极颓废的生活方式、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与全面私有化之间等差别，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激情辩护。
江谴责那些外国批评者曲解了他的思想。他在庆祝建党75周年讲话（主要论述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中说：“国外的一些报纸和杂志歪曲事实，宣称中国重新回到了以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我们绝不会发动群众运动。”为了证实他与邓的一致性，江指示媒体加强对邓小平理论的报道，包括出版一套三卷本的著作。其中一个主题是，尽管邓提出了经济特区的改革原则，但这些经济特区却是在江的领导下才实现繁荣的。另一个主题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