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威尔逊主义的惨败

第十八章 威尔逊主义的惨败

1919年7月10日，在把《凡尔赛和约》的文本提交给参议院时，威尔逊用了极其夸张的语言。“舞台已经准备好，命运已经揭晓。事情的发生并不是我们计划的，而是上帝之手将我们带到了这里。我们不能再回头了，只能往前，睁大我们的双眼，鼓起我们的精神，沿着我们所看到的路走下去。我们在诞生之初，描绘的就是这样的场景。事实上，美国需要为大家指明道路，光芒流淌在我们前方的道路上，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我们或者其他任何自由的人民，在接受这个伟大的责任时，怎么能够犹豫不决呢？”“我们怎敢拒绝，让整个世界心碎呢？”[1]这些语言十分夸张，但威尔逊倒并没有夸大其词。战胜者和战败者都将美国视为新秩序的中枢。6月26日，就在威尔逊准备离开巴黎的时候，劳合·乔治最后给了他一封几乎绝望的信件，恳求他“为了世界的重建，任凭各国使用”美国政府的贷款。[2]然而，不仅财政的重建取决于华盛顿，法德之间的和平也依赖于伦敦和华盛顿方面共同提供的安全保证。在亚洲，日本的原敬首相的外交政策取决于华盛顿，而中国则希望在国际联盟进行补救。德国人也是一样，他们意识到，尽管威尔逊让他们失望了，但只有付出签字的代价，他们才能进入这个国际框架，由此才可能修改可恶的《凡尔赛和约》。

然而，当威尔逊回到美国的时候，他显然需要面对参议院里激烈的斗争。从他开始作为一名政治思想家时起，美国政治体制中相互对立的力量就是他所关注的问题。驱使他投身政坛的，是他觉得美国的民族国家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需要更具创造性的领导人。从1913年开始，威尔逊就以新的方式施展自己作为总统的权力，推动国会采取行动和调动舆论。他建立起一种国家经济治理的新机制，排在首位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联邦储备委员会。战争使国家介入了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1919年时，将要受到考验的，不仅是国会能否批准和约，还有威尔逊的整个政治构想。除了白宫与参议院相互疏远造成政府瘫痪之外，此时的美国还面临着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危机。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曾经因为经济衰退与群众运动而伤痕累累，但这次危机比那时候以来的任何危机都还要严重。这个灾难时刻所揭示出来的，不仅是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核心角色，还有美国国家作为这一新秩序中枢的脆弱性。美国历史不再是一出国内的戏剧了，战后美国的政治与经济危机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影响。

一

威尔逊的宣传者们将“和约斗争”描绘为总统先生的理想主义与“旧政治”的犬儒主义之间第二回合的较量。[3]第一回合是在巴黎，第二回合则在国内展开。从一开始，威尔逊就处于不利位置，他对日本和协约国做出的让步从根本上破坏了《凡尔赛和约》的合法性。威尔逊在左翼的朋友不再抱幻想，离开了他。即使是进步主义的新共和党，也不承认这份和约。1919年9月，共和党在参议院的领袖亨利·卡伯特·洛奇通过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对威尔逊穷追猛打。为了加强他对总统的打击，洛奇向美国每一个心怀不满的少数派别寻找证据。他甚至利用了年轻的威廉·布利特，这位感到失望的威尔逊主义者将威尔逊与其国务卿罗伯特·兰辛之间的尴尬分歧公之于众。[4]这是一场消耗战。受到高血压困扰的总统先生可以说是把命都押上了。为了能在与参议院的斗争中迂回取胜，同时重建起他与美国民众的个人联系，威尔逊不顾舟车劳顿，开始在全国进行演讲，为和约辩护。在秋老虎的高温中，9月26日，由于严重的中风，总统在西部各州的路线被压缩了。这之后他又出现了几次严重的中风。到11月参议院对和约进行投票的关键时刻，威尔逊已经偏瘫，只能躺在病床上了。

对于总统先生的批评者来说，这一英雄式失败的描述本身就体现了威尔逊对现实理解的偏差。在威尔逊失败之后，洛奇的主要证人布利特躺到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沙发上，寻求安慰。布利特和弗洛伊德合写了一本著名的心理传记，分析失败的总统先生，认为他被困在了一个想象的世界里，而这个世界是由他的父亲——一位专横暴虐的长老会信徒——的语言编织成的。[5]对于愿意做出妥协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来说，总统先生太执拗了。参议院里大多数人都打算通过条约，但选票需要达到三分之二。毫无疑问，总有一小部分无法被说服的孤立主义者，但让威尔逊失去和平的并不是这些人，他真正危险的对手是共和党主流派别的领袖，这些人不能被合理地看作孤立主义者。他们在战争中所持的立场比威尔逊要激进得多。1919年8月12日，即使在对参议院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抨击盟约时，洛奇也用与威尔逊一样强烈的语气说，美国是“世界最美好的希望”。[6]与泰迪·罗斯福一样，他也常常考虑与英国和法国建立一个三方联盟。1919年时，其他一些地位显赫的共和党人仍然是国际联盟积极的支持者。三分之二多数的议员本来是愿意持保留意见通过和约的，其中包括像洛奇这样的主流国际主义共和党人以及温和民主党人，他们的保留意见主要是针对《国际联盟盟约》第10条，这一条要求当国际联盟成员遭到外敌入侵时，各国应联合提供帮助。他们所要求的，是在采取联合强制措施时，国会必须有最后的决定权。这份措辞模糊的盟约很容易就能朝着这一方向解释，因此，最终给双方的妥协造成障碍的，正是威尔逊自己。他坚持要求和约要么被整体完全接受，要么就不接受。

11月19日，在参议院举行的第一轮关键投票中，共和党人否定了和约。于是，在威尔逊的指示之下，民主党少数派阻止了有保留地接受和约的动议。在接下来的五个月中，参议院饱受其苦。但在1920年3月8日，威尔逊再次强调他绝不向共和党多数派做出任何让步。于是，3月19日，在参议院的投票中，无论是原始和约还是修订后的和约，都无法获得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选票。

不可否认的是，哪怕是修订版的和约也没能通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威尔逊造成的。但即使总统先生愿意做出让步，洛奇等人提出的保留意见能否被协约国接受，也很难说。[7]从这个意义上说，第十条显然并不是主要的症结所在。英国人与洛奇一样，不愿意被国际联盟理事会呼来喝去。洛奇坚持认为，美国不能被一个大英帝国拥有不止一张选票的决议所束缚，这可能产生更严重的问题。洛奇还想要否决日本对山东的要求。想要避免1919年秋天的这一僵局，唯一的办法就是共和党人也应该参加在巴黎的谈判团队。威尔逊自己带领美国代表团奔赴巴黎，并将任何难对付的共和党人排除在和谈之外，他因为这一做法而饱受诟病。再一次，个人的虚荣心在这里起了作用，但1916年和1918年选举期间不断升温的论战也让人无法想象两党能携手组成一个代表团。在这两次选举中，外交政策都被前所未有地政治化了。

然而，和约斗争带来的风险要大大高于党派冲突。威尔逊与共和党人之间的分歧并不同于自由国际主义者与守旧的孤立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但这些分歧仍然是真实存在的。威尔逊认为美国监管着全球秩序，而共和党人对和平的看法在几个关键性问题上更接近欧洲人。与其接受《国际联盟盟约》中语焉不详的承诺，洛奇更愿意美国将战时与英国甚至是法国结成的联盟继续下去。如果美国想要承担更加激进的新的外交责任，它就必须现实地考虑到自身政治体制的制约。战时联盟所包含的强有力的政治合理性已经被再三灌输给了反复无常的美国民主选民。[8]相比之下，国际联盟的相关规定则含糊不清。一些强调法律精神的共和党国际主义者，比如伊莱休·罗脱，比威尔逊的本意更加严谨地对待盟约的文字。[9]他们认为，美国被威胁要对一个组织承担一系列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而这个组织自身的原则却十分模糊。根本就不应该要求国会对第十条中规定的可扩充的广泛义务表示赞同，这说明威尔逊事实上恰恰是把国际联盟当作使美国摆脱协约国盟友掌控的一个手段。在8月中旬白宫的一次午餐会上，他向参议院的领导人强调，第十条的全部意涵只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10]然而，如果美国从一开始就直接强调自己的主权，那么它就丧失了引导全球舆论的能力。[11]

当威尔逊从中风以及参议院第一次拒绝通过和约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之后，1920年年初，他表露出了各种迹象，想重新获得领导角色。1919年10月7日到30日，所有在凡尔赛得到承认的大国——意大利、大英帝国、法国和日本——都批准了对德和约。但这只是开启了漫长而复杂的执行过程而已。此外，亚得里亚海地区的问题以及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都还有待解决。尽管参议院没有批准对德和约，尽管美国并没有与奥斯曼帝国交战，但威尔逊还是再一次要求扮演仲裁者的角色。确实，随着与参议院的对抗进入最后一个回合，对威尔逊来说，这似乎就更需要在面对外部世界的时候，表现出不容置疑的权威性。

1920年2月，总统先生强行否决了英国和法国在阜姆问题上促成的妥协方案，他觉得这个方案过于偏向意大利，威胁说要完全与欧洲撇清关系。威尔逊随即说明自己并不赞成英国在土耳其所奉行的侵略性政策，但他的压力主要是施加给法国的。3月9日，总统先生给参议院少数派领导人吉尔伯特·M. 希契科克（Gilbert M. Hitchcock）写了一封公开信，后者正在准备最后一次尝试让和约获得批准。在这封信中，总统先生似乎觉得，颇具争议性的《国际联盟盟约》第十条既是要防止德国，同样也是要防止法国军国主义再起。尽管巴黎方面和参议院的反对派都提出了抗议，但威尔逊并没有改变他的立场，即使在四天之后，德国——而不是法国——爆发了一场军事叛乱之时也是如此。尽管卡普政变显然让人忧心忡忡，但华盛顿方面还是不顾巴黎方面的反对，同意了德国的要求，向鲁尔区增派魏玛防卫军和自由军团，以镇压赤卫军。4月，当法国报复性地占领了法兰克福之后，威尔逊的反应是从参议院撤回了能保证法国安全的条约，而一些参议员曾希望用这个条约来取代未能通过的和约。[12]

对于伦敦和巴黎方面来说，威尔逊的外交突然再次表现出这种独断专行的色彩，让人瞠目结舌。事后回看，我们知道威尔逊遗留的问题注定要失败。但似乎在他自己看来，1920年3月参议院第二次否决《凡尔赛和约》以及与法国的冲突，都只是一场正在进行的斗争中的一部分，在这场斗争中，国内战线与国际战线一直是相互联系的。破产的条约使他有可能在欧洲发挥影响力，总统权力与国会之间的疏远则是美国政治制度内在的可能性。[13]在危机时刻，威尔逊相信，总统的角色就在于说明美国人民的真正意愿，同时要支持这种个人愿景，来对抗国会的党派之争。在第一次与参议院发生冲突之后，威尔逊曾认真地考虑过，要迈出前所未有的一步，向参议院内的反对集团发出挑战，迫使他们全体辞职，这样就可以经由一场决定和约问题的选举，启动全民公决。正是由于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未能付诸实现，威尔逊转而将1920年的普选看作一场“伟大而庄严的全民公决”，将决定美国未来在世界中的角色。[14]在这件事上，他不仅低估了自己给国际舞台注入的不稳定性和不安全因素，在国内，他也过度消耗了自己的个人魅力，悲剧性地高估了自己的身体状况。然而，更根本的问题是，他想依靠选民来帮助自己渡过难关，这就没能理解战争遗留下来的、急剧增长的社会和经济遗产。1919年秋天，不仅是威尔逊的外交政策，他对美国自身未来的看法也都开始瓦解。

二

1916年，在他进步主义热情最为高涨的时候，威尔逊曾经承诺创建一种新型政府，将超越迄今为止这些只关心政治的政府，坚定地聚焦于人民日常生活的物质需求。[15]认为聚焦于经济和社会问题就能让公众生活去政治化，这即使在最好的时代也是不大可能的。1919年，战时动员的后遗症加上紧锣密鼓的党派宣传，使工资水平、对工业的控制，以及农业的状况都成了激烈争论的对象。1919年7月，当威尔逊从巴黎回到美国时，就在离白宫几个街区的地方，整个非洲裔美国人社区都在暴力中燃烧，15个人被打死、击毙或烧死；在芝加哥，死亡人数达到了38人[16]；1000个非洲裔美国家庭无家可归。1919年夏天爆发了内战以来范围最广的种族暴力，共有25个美国城市陷入动荡。白人流氓以战时的社会变化的标志——非洲裔美国军人与北部城市中的新移民——作为攻击的目标。

威尔逊本人是有种族观念的，但他绝对不赞成这种暴民行为，同时他知道，这会让人们严重质疑美国想要成为进步主义领袖的主张。一年之前的1918年7月26日，在私刑现象危险地激增之后，他以总统的名义向各州检察官发出呼吁，谴责暴民统治是“对法律秩序和人道公正之核心的打击”。[17]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威尔逊曾撰文为最早的三K党（Ku Klux Klan）辩护。但它的形成是内战结束初期的自卫行为。威尔逊认为内战是一段没有法律的时期，而国会中那些愚蠢的罪犯——激进民主党人——则是导致这一局面的帮凶。[18]在正常时期，“正义的法庭敞开大门，国家和各州的政府时刻准备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时就不再有什么借口了。“无法无天的激情”正是美国想要在欧洲击溃的东西。威尔逊说：“德国自行剥夺了它在各国当中的权利，因为它无视神圣的法律义务，让执行私刑的人组成它的军队……如果我们让自己的民主蒙羞，证实它根本无法保护弱者，那我们还怎么要求其他民族接受民主呢？”每一次私刑都是送给德国宣传机构的一份礼物。“他们至少可以说，这样的事情在德国不会发生，除非是在革命时期，因为法律已经被打倒了。”[19]

面对1919年全国范围的种族暴乱，全国平等权利联盟（National Equal Rights League）将问题直指威尔逊。威尔逊“强迫波兰和奥地利保护其少数族裔”，美国的黑人少数族裔也要求得到同样的保护。[20]但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威尔逊所呼吁的，只不过是适当加强法律而已。美国际联盟邦调查局认为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不是起诉那些种族主义的罪魁祸首，而是追捕黑人激进派，破坏他们试图进行国际颠覆活动的计划。[21]1919年夏天，种族恐惧与“红色恐怖”混在了一起。

1918年，共和党的中期选举活动激起了反布尔什维克的骚动。1919年2月西雅图爆发的全城大罢工轰动了整个国家。美国当局感到到处都是敌人。2月19日，一位持枪男子在巴黎打伤了乔治·克列孟梭，这为美国特务机关提供了借口，他们开始在国内疯狂镇压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nternational Workers of the World）和主张妇女参政的激进分子。[22]1919年6月2日，一枚炸弹炸毁了总检察长A.米切尔·帕尔默（A. Mitchell Palmer）家中房屋的前廊。[23]与此同时，在其他六个城市也发生了爆炸事件。整个夏天，全国都处于躁动不安之中。骇人听闻的群众暴力行动指向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积极分子。1919年7月30日，帕尔默建议威尔逊不要释放德高望重的社会主义者、反战活动组织者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他在1918年因煽动性言行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帕尔默强调，如果释放德布斯，“就会被很多和约的反对者利用，作为我们对激进主义违法者过于宽大的证据……”这会“让很多人对和约中自由劳动力的条款产生偏见”。[24]帕尔默没有采取宽大政策，相反，他带头展开了一场调查、逮捕和驱逐的运动。1920年1月2日，这场运动在一次史无前例的围捕中达到高潮，在美国33个城市，有大约3000名在国外出生的激进人士遭到逮捕。[25]

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威尔逊政府原本可以重新确立他们的进步主义目标，而不是像这样转向保守主义。帕尔默本人就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劳工律师。与劳工组织的联合一直是1912年“新自由”纲领中的关键因素，而在1916年竞选时，威尔逊能够险胜对手，更是多亏了这一联合。从1917年开始，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ur, AFL）在其领导人塞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的带领下，为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在国家和私营企业中，劳工组织似乎都能获得新的位置。[26]1919年夏天，有人提出民主党应在全国范围内通过一部承认工会组织的法律，以巩固这种关系。人们都在谈论着“工业民主”和“重建”，威尔逊也不反对利用民众压力来加强国家对关键部门的控制。1919年7月，他向前妻的兄弟塞缪尔·E. 亚克森（Samuel E. Axson）坦言，“有些商品应该成为国家的财产，煤炭、水力，恐怕还有铁路。我这么说，恐怕会有人管我叫社会主义者了”，但这没有让威尔逊退却。[27]然而，美国的实业家与他们的共和党朋友却觉得有问题。如果雇主提高赌注，让联邦政府感到可能引发严重的国内冲突，民主党人还会与劳工组织携手并肩吗？

企业的反击从战争结束后就开始了。早在1918年12月，像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这样的一些公司取消了过去18个月中做出的让步；战时工业仲裁机构停止工作，随后转向反对工会。工会对此表示抗议，发动了美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罢工浪潮。1919年，每五个工人中，就有一个参加了罢工。但他们成功的机会很小，在反工会主义的大堡垒——钢铁产业里更是如此。自从载入史册的1892年霍姆斯特德（Homestead）大罢工以来，这个产业就坚定地反对承认工会为谈判伙伴，并在整个战争中坚持这一立场。1919年8月底，尽管威尔逊总统亲自求情，但美国钢铁公司的“法官”埃尔伯特·亨利·加里（Elbert Henry Gary）仍然拒绝公共仲裁。政府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公开冲突，于是分别做双方的工作。为了平息紧张态势，威尔逊承诺召开一次工业会议，来讨论“整体上改善劳资关系的根本办法”。[28]但随着雇主的地位日益稳固，9月22日，第二次钢铁工人大罢工开始了。到周末的时候，36.5万工人都不在岗。雇主回之以暴力手段。以工业为主的宾夕法尼亚州出动了25000名私人保安人员，协助严厉的警察进行镇压。美国钢铁公司所在的印第安纳州加里（Gary）市则实行了军事管制。[29]在紧张的恐吓活动中，10月11日，威尔逊召开了工业会议。会议充满了激烈的谴责，气氛严重一边倒，以至于一向温和的美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龚帕斯愤而离场。

同一天，在华盛顿，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大罢工，在劳工部部长的命令之下，煤矿工人与煤炭巨头坐在了一起。但这次谈话也破裂了，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 UMW）号召在11月1日举行罢工。此时的威尔逊仍然只能躺在自己的病床上，他越来越受帕尔默的影响，批评煤炭工人的罢工是“违反道德与法律的严重错误”，是想在寒冷的冬天来临之前敲诈勒索。[30]帕尔默动用了通常认为在停火之后就不再有效的战时权力，禁止矿工联合会组织罢工，这使得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AFL-CIO）愈发采取对抗的立场。它们公然蔑视帕尔默，对响应罢工号召的39.4万名矿工表示支持。但来自帕尔默的法律压力是冷酷无情的，而美国的劳工运动与英国的劳工运动一样，并不想冒险进行全面对抗。11月11日，矿工联合会被迫做出让步，声称“作为美国人……我们不能反对自己的政府”。在劳工部部长出面干预下，同意直接增加14%的工资后，矿工便回去工作了。

煤矿工人的成绩要比钢铁工人好得多。在20人丧生，并获得了1.12亿美元的补偿之后，钢铁工人的罢工在1920年1月8日宣布结束，美国钢铁公司大获全胜。这对美国劳工运动是一次巨大的打击，之后再也没能复原。[31]人们不再谈论工业民主，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劳资关系”管理方法与企业工会主义[*]。[32]1912年和1916年给威尔逊带来胜利的民主党与劳工组织之间的联合宣告破裂。

三

1919年年末，总检察长帕尔默在新年前夜发表讲话，承诺将与威胁着美国整个社会秩序的“红色运动”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受到威胁的不仅是美国钢铁公司的巨头。“这个国家有2000万人手里握有自由债券，”帕尔默提醒自己的听众[33]，“赤色分子想要夺走这些债券……1100万人在银行中有储蓄账户，1860万人在国家银行有存款，这些都是赤色分子的目标。”这种夸张的煽动性言论很快就让帕尔默沦为了笑柄。1920年，“红色恐怖”就像罢工浪潮一样，迅速失败了。

然而，无法轻易驱散的是几百万美国家庭的存款所面临的实实在在的威胁，造成这一威胁的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或来自外国的激进分子，而是不可名状的、无孔不入的通货膨胀。到1919年10月，即使是受战争冲击最小的美国社会，生活成本也比1913年上涨了83.1%。[34]直到1917年年底，工资水平依然严重滞后；1918年，在战备的压力下，工资水平算是跟了上来[35]；但随着1919年通货膨胀速度加快，实际工资又被抵消了。你可以用军队或私人保安队对付罢工，法庭的禁令可以轻松打败工会领导人；你也可以做出让步，甚至同意八小时工作制；总检察长帕尔默承诺严惩囤积居奇者和投机倒把者。[36]但所有这些都不能解决数千万人的不满，他们的生活质量因不断上涨的价格而受到影响。1919年5月，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人向身在巴黎的威尔逊发去电报，提醒他“美国百姓希望你回来，帮助他们降低昂贵的生活成本，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比国际联盟重要得多”。[37]但他们的请求无济于事。到1919年年底，如果想过上舒适的“美国式”生活，每年需要花费大概2000美元。在罢工时，标志着基本生活保障的1575美元工资，美国钢铁公司的非技术工人都要使出全力争取。[38]正是上述事实，而不是布尔什维克的颠覆活动，导致了1919年的罢工浪潮。根据记载，共有500万美国工人参加了3600次不同的劳动争议。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导致社会与经济混乱状况的原因并不是颠覆活动或道德败坏，而是战争遗留下的财政失衡。最后一笔自由公债——胜利贷款，在1919年春天发行，政府希望借此吸引剩余购买力，改善政府财政状况。它带来了45亿美元。然而，与战争期间一样，这笔钱多数不是来自存款，而是来自银行信贷，这只会加剧通货膨胀的压力。1919年，流通的纸币量增加了20%。面对如此严重的通货膨胀，工人们只能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生活质量。

金融市场也有躁动不安的迹象。整个秋天，财政部想尽一切办法，想通过短期票据再筹集30亿美元。[39]市场不愿意接受长期贷款，因为人们都预期货币状况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觉得这个变化很快就会发生了。在1919年最后一个星期，不仅是总统与国会，或者工会与总检察长之间产生龃龉，财政部与联邦储备委员会之间的紧张态势也达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高度。为了吸引长期投资者并冷却市场，美联储纽约分部一直嚷嚷着要求提高利率。[40]然而在1919年，由于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美联储的黄金储备不断流失，财政部自始至终拒绝采取行动。这里的困境在于，只要大幅度提高利率，那么利率只有4.25%的自由债券未清偿票券就会贬值；如果提高新贷款的利率，那么自由债券的转卖价值就会下跌，从而使那些用自己的存款支持战争的人遭受损失。财政部副部长拉塞尔·莱芬韦尔在1919年9月4日明确告诉美联储委员会，如果自由债券的价格降到了90美分以下，就会在国会造成巨大反响，让政府感到棘手，债券市场则会出现恐慌。这是空前规模的债券及其发行时难以支撑的低税率引发的后患。联邦政府之前从来没有处理过如此规模的公债。在战争之前，最多也就只有几十万富有的投资者会持有政府债券，而现在，好几百万美国普通家庭都押上了他们的资产。1919年下半年，尽管需要新增货币，但财政部还是花费了9亿美元回购未清偿票券，从而稳定自由债券的价格。[41]

从欧洲的角度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美国或许是唯一没有受到影响的世界金融中心。在国际主要流通货币中，只有美元还有黄金作为稳定的支撑。但通货膨胀使人们更愿意把美元兑换成黄金，到1919年年底，在美联储纽约分部，黄金储量与流通纸币的比例已经降至40.2%，与法律所要求的最小值就只差一点点了。面对即将来临的危机，纽约美联储的主管人员以投票方式决定，在十天的宽限期内暂停对储备金的要求。但美联储全体委员会拒绝批准这一极端措施。纽约美联储的最高主管小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 Jr.）火冒三丈，正是由于财政部不同意及时提高利率，才导致纽约的银行陷入险境。他会“忠实地”执行财政部和美联储的指令，“但之后他会辞职，而不是继续执行这样的政策”。[42]

1919年11月26日，美联储委员会在华盛顿开会，莱芬韦尔出人意料地对斯特朗进行了人身攻击，指责他企图“惩罚财政部，因为美国财政部没有听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管人员的指挥”；莱芬韦尔断言，斯特朗“与英国人勾结，操纵跨大西洋的黄金流动，使之不利于美国”。直到1920年1月15日，财政部每两周就需要借款5亿美元。在这之前，提高利率的事情连想都不要想。[43]财政部对斯特朗是否忠心充满了怀疑，以至于去向总检察长帕尔默确认，如果纽约银行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采取单边行动，他们是否有权解除斯特朗的职位。

事情并没有发展到那一步。从长远来看，财政部无法继续实行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1920年1月2日，财政部发放了第一批为期12个月的国库券，利率提高到了4.75%。三个礼拜之后，莱芬韦尔完全改变了他之前的立场。财政部现在十分确定，“只有将商业票据大幅度提高至6%，才能缓解目前的状况”，美国“十分危险，快要放弃金本位制了……”现在轮到纽约美联储提出反对意见了。将利率突然提高近50%是“不合理的”，它会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认为要么是“美联储已经手忙脚乱了，要么是情况极其糟糕”。这不会让市场冷静下来，反而有可能引发恐慌。但莱芬韦尔还在斗气：“如果纽约爆发恐慌，他可就高兴了。”财政部部长卡特·格拉斯投下了决定性的一票，利率一下子被提高到了6%。[44]到6月，纽约的贴现率达到了7%。美联储刚刚成立七年，在20世纪的其他时间里，它再也没有尝试过如此高强度的紧缩政策（图2）。

通货紧缩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突然收紧信贷让美国经济跌下了悬崖。1920年上半年，通货膨胀率持续增长，达到了一年25%；而在这一年的下半年，物价却突然以15%的年率下跌。在美国宏观经济的所有记录中，这一倒退是极其罕见的。在大萧条时期，通货紧缩更为严重，但也没有发生紧随其后又出现快速通货膨胀的情况。1920年，由于价格下跌，工业产值直线下降，失业率直线上升。到1921年1月，全美工业会议委员会（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Board）估计工人失业率高达20%。

然而损失最为惨重的是农业。美国农民的贸易环境土崩瓦解，在20世纪剩下的时间里都没能恢复。19世纪90年代，一场类似的破坏性通货紧缩所激发的农民运动曾严重动摇了美国的政治建构。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控制了民主党，如果在1896年总统选举中获胜的话，他可是承诺了要让美国摆脱金本位制的。人们认为1913年威尔逊所进行的体制革新让那些魔鬼安静了下来，而“新自由”加上降低关税政策——出口导向的农民和工薪阶层消费者得以从中受益——以及美联储的新型管理方式，使美国资本主义重新调整，向着进步主义的方向发展。1919—1920年的倒退揭示出，在战争造成的巨大压力面前，这些新机构是十分脆弱的。发生暴乱的不仅是工人，随着棉花价格暴跌，农民开始用“蒙面夜骑”的方式，纵火焚烧那些低价收购棉花的轧棉厂和货栈。新一代民粹主义在跨党派的“农业集团”（Farm Bloc）中被组织起来，他们攻击威尔逊的美联储，说它应该为“1920年的罪行”负责。即将组建的共和党国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成立了国会联合委员会来调查农业状况，以此羞辱即将离开的民主党人。[45]与此同时，威尔逊从前的货币监理官约翰·斯凯尔顿·威廉姆斯（John Skelton Williams）宣称，对危机的错误处理与农产品价格的崩溃是华尔街的阴谋，这激起了农民抗议的风潮。[46]

在整个南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农业危机推动了三K党的第二次发展。遍布美国心脏地带的民众不满情绪与高额物质回报的招募体系为其发展提供了动力，三K党的成员从1919年的几千人猛增到了1924年的400万人——三K党宣称，在每六名符合条件的白人男性中，就有一人是它的成员。[47]在其巅峰时期，数千名新人在高举火把的鬼魅仪式上同时加入。在北佛罗里达，整个城市都看不到黑人居民；1923年，在得克萨斯、亚拉巴马和印第安纳，三K党成员又返回了参议院；南伊利诺伊则因白人对白人的“三K党战争”而动荡不安；俄勒冈的政治完全受制于当地大魔法师（Grand Goblin）[†]的魔咒；在俄克拉荷马，三K党在立法、司法体系和警察队伍中都有强大的影响，以至州长被迫宣布实行戒严。

1920年，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先后上演，令人目不暇接，为民主党在选举中的惨败做好了准备。沃伦·G. 哈定（Warren G. Harding）代表共和党参选，他以60：34的成绩击败了自己倒霉的民主党对手。失败之后，萎缩的民主党沦为了三K党在全国扩大影响的工具。在1924年民主党的选举大会，即臭名昭著的“三K党炮制大会”（Klanbake）上，三K党的党团会议差点让民主党完全脱离正轨，他们拼命阻止将反对私刑的天主教徒阿尔·史密斯（Al Smith）提名为总统候选人。阿尔·史密斯最后以创纪录的103票打败了三K党支持的候选人，而这位候选人正是威廉·吉布斯·麦卡杜，伍德罗·威尔逊的女婿和战时的财政部部长。[48]

四

威尔逊还会继续留在华盛顿，一直到1924年2月去世。然而，在他离开白宫之后，就像我们所熟悉的那个故事里所说的，美国第一次国际主义浪潮也就宣告失败了，接下来进入了孤立主义的时代。但这样的话语就将当时的论争变成了对历史的误解。反过来，如果我们认识到威尔逊究竟是什么人——世纪之交高度民族主义的拥护者，鞠躬尽瘁地坚持美国应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优势地位的美国例外论——我们就会发现，在他的政府与继任的民主党政府之间，有着显著的连续性。1920年5月，在经济衰退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沃伦·G. 哈定在波士顿发表讲话，他套用的这句话不仅定义了他的竞选活动，也定义了他的总统生涯：“美国现在所需要的不是豪言壮语，而是治疗与康复；不是灵丹妙药，而是正常状态。”但他又加上了有力的一句，他所呼吁的“不是要在国际性中沉没，而是要维持民族性的胜利”。[49]胜利的民族主义既适合形容20世纪20年代共和党政府的政策，同样也适合形容威尔逊自己的政府。胜利的民族主义并不是要转向内部或孤立主义，它显然是在对外部世界讲话，只不过它使用的是单方面的、例外论的语言。

考虑到当时围绕美国的种族构成、对外国颠覆的焦虑，以及不断增长的失业率而进行的尖锐斗争，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早在1920年秋天，国会就在积极讨论，要制定一部“真正的百分之百美国式的移民法”。[50]在就职典礼几周之后，哈定就批准了一部法律，将移民数量从1920年的805,228人削减到了1921—1922年的309,556人。来自南欧、东欧和亚洲的移民大大减少。1924年，上限再次被降到每年15万新移民。几个世纪以来，新大陆一直向富有冒险精神的移居者敞开大门，限制跨大西洋移民的做法标志着，在19世纪自由主义现代性与20世纪民族国家管理中不断增强的向心性之间，出现了决定性的断裂。

一个并不新鲜但同样关键的自由主义逆转出现在贸易政策当中。威尔逊曾经试图以低关税政策为基础建立起美国的领导地位，而1921年5月27日，哈定签署了一项紧急法令，一年后又出台了《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Fordney-McCumber Tariff），将关税平均值提高到了60%。[51]在非歧视原则的名义之下，联邦政府被授权可以威胁实行惩罚性关税，从而使主要贸易伙伴做出让步。[52]哈定的继任者还特别向法国施压。当然，美国的保护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但如果我们想到法国不仅对美国有贸易赤字，其政府还欠美国纳税者30亿美元时，《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的全部意义就非常清楚了。

美国充满自信的民族主义如何与其在国际经济中的中枢地位保持一致呢？如果协约国内部债务需要偿付，如果德国要支付哪怕是适度数额的赔款，那么整个世界所需要的，就不是保护主义，而是美国要成为全球贸易的火车头。如果美国不想过多纠缠其中，那么很明显，正如凯恩斯所坚持的，美英等净债权国就应当取消或者削减债务。但这又会遇到当时另一个全新的问题。1912年，联邦政府的债务刚刚超过10亿美元；7年之后，1919年，联邦政府的债务负担总额已经膨胀到了300亿美元。考虑到美国经济的规模，这个数字并不多，但其中有三分之一事实上是外国的战时债务。政府间的债务对于美国国内的讨论来说并非无足轻重，它是战争所造成的新世界的一个明显特点。1919年8月，威尔逊政府单方面宣布协约国可延期偿付两年的债务。劳合·乔治政府反复恳求威尔逊与英国一起实行更加全面的债务减值，但终告徒劳。

与此同时，从1919年年底到1920年年初，威尔逊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惨败立刻影响了美国与欧洲的债务。美联储突然提高50%的关键税率，这给整个世界经济带来了通货紧缩的冲击。在1919年输出了2.92亿美元的黄金和数十亿的贷款之后，1920年，新的外国贷款停止了，大约8亿美元的黄金涌回美国。更加重通货紧缩压力的是，1918年至1924年，美国贸易盈余126亿多美元。[53]在政治危急时刻，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没有扮演全球贸易火车头的角色，而是实行了大规模的单边挤压政策。尽管威尔逊在这个画面里是一个被击垮的形象，但美国地位的上升在20世纪初期已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

[*]企业工会主义（company unionism），指与资方妥协或被资方收买的工会。——编者注

[†]三K党内部级别的名称，掌管一个区域。——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