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为女权辩护》的翻译，机缘是朋友的抱怨。朋友是译言的资深译者，当时翻译了夏洛特·吉尔曼讲述一个只有女性的世界的幻想小说《她的国》，还推荐译言组织了一期女性文学专题，也就是古登堡计划的第七期“她的国”，《为女权辩护》也收录其中。没想到，专题计划刚推出，就引起了争论，有人评论：“那么多重要的文学题材，能够开阔中国人的视野、提升中国人的思想，为什么偏要汉化没有营养对社会没用的女权主义作品……”朋友对此自然是义愤填膺。这一类观点恰恰说明，这样的专题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人们对“女权主义”一词的误会也还太深。我听她说了此事，并看到她为之努力，写文章、接受译言的访谈，自己也深受触动，决定参与相关专题的翻译。
我会选择《为女权辩护》这本书，首先是因为曾经读过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的《女权辩护·妇女的屈从地位》，那个译本有些艰深，中学时的自己根本就没有看完。后来中央编译出版社虽然又有过一个比较通俗的版本，但只是选译而非全本。我问过不少对性别问题感兴趣的朋友，他们几乎都没有读过或读完这本书。作为一本不仅是影响了性别平等的发展，更被公认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著作，它实在应该拥有更多的华语读者。
这本书或许也有助于视“女权主义”为洪水猛兽的人破除这样的偏见，因为作者写作的年代，根本还没有“女权主义”(feminism)这个词语，她所使用的说法是“女性的权利”(rights of women)，所谈的也是教育、婚姻、生活中最常见的那些对两性的区别对待，及其造成的对男女双方的恶果。而“女权主义”追认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为先驱，也因为这种种基本“权利”的不平等，正是女权主义的出发点。“男权/父权社会”指的是男性享有特权和主宰的社会，而“女权主义”是对这种不平等的反抗，批判特权、提倡平等权利，而非反过来建立女性的特权。“女权”的“权”是“权利”(rights)的“权”，指的是平等的人权、是人的基本权利，而不是指“权力”(power)或者特权。
也许因为政治权力斗争的漫长历史，中国人对“权”这个字分外敏感，很容易联想到你死我活的权力，而不是自由平等的权利，据说这也是一部分学者使用“女性主义”来翻译feminism的原因。当然，“女权主义”随后作为一种政治/社会运动以及学术思潮，因为不同时代、地域及参与者的特点，而有了种种不同的流派，甚至互相冲突的见解。但是回到最初，在《为女权辩护》写作的年代，作者仅仅是从一种非常朴素的理性立场出发，质问这个社会：“当男性为他们的自由而斗争、在关于他们自己幸福的问题上，能够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时，压制女性是不是自相矛盾和不公平的呢？”无论如何，我希望误会“女权主义=大女子主义”的人，能够在读过这本书之后，意识到女性所要求的，不过是“和男性一样被当作有理性的人来看待”。也希望那些宣称“人权问题比女权问题重要”的人，意识到这种说法对女性的贬低。
翻译这本书，对我而言是学习的机会，也是很大的挑战。翻译过程中我不断为作者的妙语打动，更深深感到作者指出的许多当时的、法国或英国的问题，却也同样是今天的、中国的问题。这些精彩的洞见，相信读者也会在书中发觉。而我在开始翻译此书后不久，又有了另一个工作，负责一份关注华语区当下性/别运动发展的电子刊物《酷拉时报》，加上自己的研究生学业、助教的工作等，时间非常紧张。多亏项目负责人常莹不断耐心地鼓励我，协调统筹大家的时间，书稿才得以最终完成。另一位合作译者刘荻更是怀着身孕工作，让一个可爱的新生命随着译稿诞生，翻译中分享宝宝的成长，给我们很多欢乐和鼓舞。这本书写于200多年前，英语句法比较复杂，文风又多变，翻译起来格外不易。我们三位业余的译者共同努力，也花费了比原本想象的长得多的时间，才完成译稿。其中，第一章到第三章、第十二章及最难的项目协调统筹工作，是常莹完成的；刘荻完成了最多的章节，包括前言、第六章到第十一章及第十三章；而我翻译了作者小传、比较长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并为全书做了注释。我们也共同进行了多次交叉校对和全文通读，希望能够尽可能减少翻译中的纰漏。
在200多年前，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作为“一介女流”能够得到主流知识界的承认，并使《为女权辩护》成为对社会影响深远的畅销书，和她的博学多识、文采斐然有很大的关系。我暗暗希望自己能够还原她的才华，因此努力发挥自己作为历史专业学生的考据癖，对她每一个引经据典之处，都尽可能地注明出处。尤其是她对同时代流行作家的引用，以及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对于《圣经》的处处化用，都充分体现了此书写作的背景，和作者观点的脉络。虽然我业余的翻译未必能够胜过前贤，但希望新增的大量注释，可以作为对之前两个译本的补充，令读者更好地了解作者、了解此书的价值。
最后，感谢译言提供平台让我们能够分享美好的智慧，感谢这两年合作中始终鼓励我并教给年纪较轻的我很多经验的常莹、刘荻，感谢所有为本书的最终完成付出辛劳的工作人员！
本书译者 典典
2014年6月 于穗禾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