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商人与社会
1999年，48岁的我辞去总经理之时，还面临着很多精神上的困惑。
对我而言，那是不同寻常的一年。经历了16年的创业生活后，万科已成为房地产业上市公司中的第一名；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又让我有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为了给新的总经理和他的团队留出成长的空间，我有意识地疏远，开始频繁地登雪山；从中城联盟开始，我的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了万科之外，开始从事各种社会活动。
回想起来，之后的那几年我实际在解决一个自己的问题：是不是要一辈子做企业？而内心更深的疑问是：“商人对社会有价值吗？价值是什么？”
从商之后，第一次扭转我对商人的“暴发户”“唯利是图”等不良印象的，是日本企业的产品。1984年万科开始进口日本的摄录像器材，我接触到索尼、松下等公司对产品和售后服务的态度后，对它们产生了发自内心的尊重。
后来有一次，我自己的一台在日本购买的数码相机不小心被海浪浸湿，返回日本原厂维修。得到的反馈是，维修费和新买一台的价格差不多。我决定买一台新的，但日本厂家的维修师傅却建议我修，说每台机器都有它自己的生命。相机坏了，就好比一个人生病，你治好它，生命就得以延续。当然也可以重新买一台，但那是另一个生命了。
我立刻同意修。他们视产品如生命的姿态和精神，深深震撼了我。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的那段时间，人们有一种改革会中断的担心，不知道经济特区会往哪边走。之后越来越明确了，就是搞市场经济。之后，我又看到中国改革大潮中，商人阶层扮演的角色变得略微重要。而我所做的这些事，不管喜不喜欢，确实是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1998年末，我和胡葆森、冯仑在亚布力滑雪。当时我已决定辞去总经理的职务，他们两人也知道。他们就给我提议，意思是你辞去总经理之后有大把时间，能不能成立一个行业组织，把万科的经验带到其他的企业当中。这是中城联盟（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策略联盟）的源起。
1999年12月2日，中城联盟正式成立。实际上，这个联盟所联合起来的，是一些市场化、规范化、对自己有要求的房地产公司。当时房地产业发展很快，有很多不正之风。成立这个组织，有几个目的：第一，提出要做有良心的发展商，自我规范；第二，提出要互助，因为很多企业在发展中遇到困难，比如需要贷款的时候贷不到；第三，提出联合互补，比如一个项目比较大，一家做不下来，就大家联手一起做。
对我和万科来说，当时是抱着为社会做贡献的态度来参与的。我是第一任轮值主席，当时《万科》周刊的主编单小海是中城联盟的第一任秘书长。
半年后，我们在上海发起了“新住宅运动”论坛，除了开发商联盟，参会的还有张永和等著名建筑师，茅于轼、汪丁丁等各界学者，建设部房地产司司长谢家谨等官员，超过100名记者，可以说盛况空前。有媒体评价说，这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第一次发出了市场化宣言，也是中国商人群体争取自身地位的一次尝试。
在那次的论坛上，冯仑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有一次著名的隔空对话。张维迎教授令人意外地开火：“中国的开发商90％是骗子，其中30％是大骗，30％是小骗，30％是在不自觉地骗。”冯仑提出质疑：“为什么IT企业烧钱是高科技的高尚行为，而房地产商的赚钱举动就是奸商？”
我当然不认同张维迎教授的极端说法，虽然他也对我说，万科属于那个10％。实际上，他不仅对房地产商，对整个商人群体都没有什么好看法。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态度，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家群体的现实处境。而我，一个内心对商人身份有所疑惑的企业家，在为改变这种境况而挣扎。
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不高，如果经营出了状况，其困难处境可想而知。这么多年，似乎成了习惯。那几年，我常常去探监，看望因经营出了问题而锒铛入狱的企业家。第一个去看的是南德集团的牟其中，后来又陆续看望了玉溪红塔褚时健、德隆系唐万兴、东星集团兰世立。耐人寻味的是，探望牟其中时，是当时的湖北首富兰世立陪同；多年后，同一座监狱，我又前往探视了身陷囹圄的兰世立。
那时候，我和这些企业家都没有生意往来，也不是私交很深的关系。想去看，用“物伤其类，兔死狐悲”来形容是准确的，实际上就是身份的认同。既然是同类，在他们出了问题、处于逆境时，我关心这些企业家不也就是在关心自己吗？你怎么知道你不会经营出问题呢？再说，即使犯了案子锒铛入狱，服刑后也可以重整旗鼓再出发。有远大志向的人，苦难经历是笔宝贵的财富。
这其中，最让我振奋的，是褚时健厂长。我第一次去云南哀牢山的橙园去拜访他，是2002年。他当时74岁，刚开始重新创业，兴致勃勃地给我描述六年之后挂果的情况。十年之后，创建的褚橙就像当年打造的红塔卷烟一样闻名遐迩，一橙难求。消费者热捧褚橙不仅是其品质上乘，还在感受褚时健先生逆境中再创辉煌的变不可能为可能的精神！
中城联盟成立不久，一位叫卢铿的企业家会员给我写了封信，他谈到房地产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企业家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责任，等等。对我触动很大。
卢铿是一家新加坡背景、在沈阳注册的企业——华新国际的董事长。我跟他聊，才发现他是民国的一位大企业家卢作孚的孙子，又因此深入了解到了卢作孚的经历。
卢作孚是搞长江航运的，抗日战争中，他倾尽自己企业的全部力量，调动整个船队，从日寇占领的江浙一带，把工厂设备、战略物资往重庆、四川的大后方运，为国家做奉献。这样的家国情怀，实际上超越了商人以牟利为主要诉求的局限性。
知道了卢作孚的故事之后，有一种心里终于有底了的感觉。觉得自己没必要妄自菲薄，不要跟胡雪岩去比，不要跟山西商人比，而应该跟卢作孚这样的商人比，这样就会觉得有希望。
2004年，我去无锡游访梅园时，参观了一座反映荣毅仁家族创业历史的小型博物馆。知道了荣宗敬、荣德生创业的故事。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上个世纪初他们对未来规划的胸怀和气魄。荣家当时向政府提出过一个叫“沪苏无”的概念，也就是把无锡、上海、苏州规划为一个城市圈，用京浦铁路连通，这和改革开放之后提的“苏锡常”经济圈何其相似。很感慨，如果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中国的现代化腾飞至少早半个世纪。
荣家是搞面粉、搞纺织，并不是搞房地产的，但他们按照“沪苏无”的概念，在无锡圈了一些地。在当时看，都是根本没人去的荒山野岭。现在再来看，都是“地眼”，是最好的地。参观梅园时，原来以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把荣家的私家公园充公了，或者是他们捐献出来的。听了讲解才知道，20世纪30年代建的这个梅园，一开始就是给公众建的。他们当时并不能说已经非常富有了，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公共意识和公益行为，显然比我们这一代企业家要做得更自然、更纯粹。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我们这一代企业家，还没有达到他们那一代民族企业家的水平。在他们那一代人身上，能够看到中国优良的文化传统。
荣毅仁先生去世的时候，《中国企业家》杂志找我约稿，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题目叫《梅园忆荣公》，写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后来听说，荣家挺欣赏那篇文章的，其实是我参观梅园后的真实感受。那时候万科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商，但我觉得自己的认识水平还没有达到他们提出“沪苏无”的那种高度。他们是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
看西方的资本主义史，尤其是资本主义思想史，提到工业革命中商人的角色。像福特、洛克菲勒等19世纪末崛起的那一代商人，按照现代工业模式所组织的生产，无论是炼钢、炼油、修铁路、造桥、造车等，显然都对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那一代商人创造财富之后，家族的很多钱财都用于建立慈善公益基金。像洛克菲勒基金在中国建的协和医院，至今都是最好的医院。
美国、日本的商人都经历过地位低下的阶段，但这个阶段过去之后，就赢得了尊重。不仅仅他们的产品受消费者欢迎，而且倡导了新的生活方式，企业文化也对社会也有所推动。日本“二战”之后的发展，靠的主要就是工商业者。他们成了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门前有一座阿特拉斯的雕像。这座雕像落成于1937年，当时，企业家精神这个概念在西方也是刚刚提出不久。托起天堂的巨神阿特拉斯，是纽约企业家的自我期许——“我们就是承载美国经济与社会的巨人”。从那之后，美国社会建构起了一套有关企业家的英雄叙事，正是这种英雄叙事和道德勇气，才使得美国企业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到各种公益事业中去，并赢得社会尊重。
应该说，就是在那个阶段，我才接受了商人/企业家的身份，认定自己这一辈子就是做企业了。既然要做一辈子，就不能看不起它，不然怎么把它当作一辈子的事业来好好做呢？
2004年6月，我参与发起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SEE是世界华人企业家针对北京的沙尘暴成立的一个环保NGO，因为了解到暴源之一是内蒙古阿拉善盟这个地方，在那里搞退沙还林、生物多样性保护。
中城联盟是房地产行业的互助组织，SEE则是整个华人企业圈为社会贡献力量的环保组织，可以说企业家的社会担当又推进了一步。
在SEE，会员的地域范围很广，除了内地企业家，还有一批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的企业家；而且来自不同的行业，尤其IT业，都是最早在中国办IT的那批人，像张朝阳、张树新等；也有搞工业环保比较早的一批人。
2016年，出席承礼学院伦敦晚宴
SEE实行民主选举制度，同时引进了罗伯特议事规则，企业家们对议事规则从开始不适应，到后来接受和掌握，其间有争执，有妥协，最后才有共识。这个过程体现了民主的气氛和精神，对社会进步的意义重大。
继中城联盟之后，SEE又是中国商人群体争取自身地位的一次尝试。不同的是，这次是以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去争取的。
命运共同体2004年我参与发起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之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就是开始了系统地推动环保的历程。
实际上，去世界各地登山的过程中，我已经对此有了一些感性认知。2002年2月，我去非洲登乞力马扎罗山。因为早年看过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对开头的一段话印象很深：“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5985米的常年积雪的高山，据说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所以一直很向往。但去登山时，一直到峰顶，却都没有看到雪，感到很震惊。之后，2006年初，徒步行走南极，我的队友们还在南极点附近兴奋地把上衣脱光庆祝，南极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冷。地球是否在变暖，专家们一直在争论。但作为一名户外运动爱好者，这些经历让我有了切身的感受。
在参与发起阿拉善的同一年，我在万科正式开始推行住宅产业化的实验。而住宅产业化，与环保的关系非常密切。
房地产业使用的木材，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建筑工地上的木模。先扎钢筋，再搭木模，之后浇灌混凝土，混凝土干了再把木模拆掉。这种木模，只能重复使用七次，七次之后就必须销毁，所以木材消耗量很大。
按住宅产业化的方法，在工厂用的是钢模，钢模不但至少可以使用两三百次，报废后还可以回炉再加工。这种方法下，木材消耗量立刻下降了92％，只需要用到原来的8％。而且还大量节约用水、用电，节约水泥。
住宅产业化的生产、建设过程节省木材、节约能源，符合绿色建筑的要求；而绿色建筑不仅仅对生产、建设过程有要求，也要求在建成之后，在同等舒适度下，通过合理采光、保温等等措施，减少能源消耗。两者既高度统一，又是递进关系。
必须坦率地说，万科推行住宅产业化的初衷是为了提升企业竞争力，不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后来发现推行住宅产业化能节省木材、节约能源，与绿色建筑的要求高度一致，才从不自觉到自觉，大力推行。也因此，在低碳经济时代占得了先机。
2004年发生的这两件事，参与SEE和推行住宅产业化，让我对环保的了解加深了。我原来没有深入探究过环保问题和房地产业的关系，但有了这些经历，加上登山时的感性认知，我就有了解的兴趣。一了解，才发现关系相当大。
森林捕捉、固化二氧化碳，是地球不可或缺的“肺”。但全球森林面积正在以每年730万公顷的速度消失。
进入21世纪后，全球砍伐木材的70％输入中国。输入的木材中，40％加工后再出口，60％在中国市场消费。中国市场消费的木材中，住宅房地产业是最大的消耗者。而万科，又是最大的住宅房地产商。
当我意识到这些，一下子有了紧迫感。如果不讲环保，任其发展，绿色和平组织是会来找你的。
我想，与其被动找上门，不如主动解决问题，所以2008年前后，我主动找到绿色和平组织北京办事处，希望能做点什么。对方吓了一跳，因为只有绿色和平组织出击大企业，从来没有大企业主动找上门的。
2008年7月，在绿色和平组织的安排下，我去了一趟亚马孙热带雨林。这里是地球上最大的热带雨林，有相当于美国国土大小的面积。世界上已知的一半物种都生活在亚马孙流域。然而，这里也是世界上森林消失速度最快的区域之一。
从小飞机上，我既看到了热带雨林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也看到了被砍伐区域惨不忍睹的水土流失情况。我还从专家那里看到巴西兰多尼亚热带雨林地区相隔26年分别拍摄的两张照片，一对比就能明显看出，繁茂的雨林已经变得稀疏斑驳。
在绿色和平组织的引荐下，我结束在亚马孙雨林的访问后，又去美国华盛顿拜访了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基金（WWF-US）的总部。
WWF的熊猫标志，在中国城市几乎家喻户晓。WWF于1961年成立，是全球最大的独立性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在100多个国家有机构，发起过超过12000个环保项目，其中保护野生老虎、海洋动物、热带雨林，控制象牙和犀牛角等项目已经深入人心。1996年，WWF成立北京办事处。
2008年访问了WWF-US之后，我们展开了一系列的合作，如“地球一小时”、垃圾分类回收、珠峰地区环境保护、保护喜马拉雅山地区雪豹等等。
2007年之前，绿色建筑得不到政府和主流媒体的响应。那时候的主流态度，认为西方的碳排放持续了两百多年，环境恶化他们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我们才排放了30年不到，应该“先发展、后环保”。西方向我们施加压力，是阴谋。因为花钱买西方的环保技术，会增加成本，影响我们的竞争力。
这时候，万科来推动住宅产业化，来推动绿色环保，大家会觉得怪怪的。
但2007年开始，外部环境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2007年，国家建设部公布了类似美国LEED标准的建筑指标体系——绿色三星标准。态度非常明确，鼓励做绿色建筑。也是这一年，万科的建研中心成为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
2009年，全国的住宅项目中只有万科的一个项目达到绿色三星标准。
2016年，万科绿色建筑认证面积2834万平方米，其中绿色一二星2651.2万平方米，绿色三星182.8万平方米。
按照万科2016年工业化开工面积计算，相当于减少能耗约14.7万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6.8万吨，节水3013.5万立方米，节约木材43.6万立方米，减少垃圾排放133.1万吨。
在2011年，还感觉不到住宅产业化和绿色建筑对万科的影响。2015年之后，可以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住宅产业化和绿色建筑已经成为万科的重要竞争力和利润的来源。
2012年10月，受哈佛商学院约瑟夫·保尔教授的邀请，我去为他协助授课。课上保尔教授用数字模型演示低碳技术的收益分析。我意外地发现，这个模型居然是当年麦肯锡为万科做住宅产业化可行性分析时使用的模型。据麦肯锡专家介绍，这个研究还为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做出碳强度减少45％的承诺提供了理论支持。保尔教授的模型证明：绿色建筑虽然目前成本较高，但是从长远看是节省成本的。教授的证明，让我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一直相信，中国现阶段迅速的城市化，越来越使住宅产业化成为可能，而工业化建造的住宅又将成为绿色建筑的先锋，从而极大地推动环保事业。
在中国的住宅市场上，万科的市场份额只是2％—3％。如果仅仅自己推动环保，一枝独秀，对全国碳减排指标意义不大。所以万科不仅自己做绿色建筑，还在行业内做了很多推广工作。这更多是通过与WWF合作来推动的。
2011年，WWF和万科合作，推出全球木材绿色环保认证。推动绿色供应链的作用在于，你的木材来源是不是合法的，是不是非法砍伐的。没有环保组织给你的绿色标签，我就拒绝采购。因为你是大的生产商，你不用，对他就很有影响。
中城联盟的绿色供应链，不仅仅是规范木材来源，减少木材使用，还会促进整个上游企业的环保水平，比如炼钢厂的碳排放不达标，我们就拒绝采购。
中城联盟在房地产业所占的比例大约10％。本身就不到100家，做到100家，已经包括非中城联盟企业了。同时，我们还希望再通过阿拉善推广，这样就不仅仅是房地产企业了。
就这样，在环保领域，我介入得越来越深。从个人认知的改变，到推动万科的住宅产业化变革，再通过中城联盟对整个房地产业产生了影响，最后，则是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中国企业日、世博会、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中国企业家亚布力年会等组织影响到了全社会。
从个人到企业，从企业到行业，从行业到社会，经历了这样的一个递进过程。
我第一次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是2009年底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15次缔约方会议。也与SEE有关。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有机会参加这个会议。在那次会议的一年前，我参加了由北京非政府组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组织的金沙江漂流论坛，创始人是吕植女士。那次论坛中，吕植了解到了我在环保领域的经历。
首先，作为万科董事长，从2004年开始我已经有了推行住宅产业化的具体经历；同时，我又有和绿色和平组织合作的经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从2004年开始，我参加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后有了很多相关经历，包括与美国的大自然保护国际TNC和联合国环境署都建立了联系。
正是在吕植教授积极地倡导和组织下，应联合国环境署的邀请，中国企业家组团参加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三个团员分别是我、冯仑和阿拉善秘书长杨鹏。我出席会议的身份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中国企业家亚布力年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中城联盟等四个中国企业家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是1992年通过的，有189个缔约国，是缔约国之间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的公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是1995年在柏林召开的。
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三次缔约方会议上，当时的149个缔约国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规定从2008年到2012年期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
我第一次参加的那个会议，要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即2012年后的全球减排协议。按照计划，这将是继《京都议定书》后又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气候协议书，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
在那次会议期间，我们召开了一个发布会，我代表两百多名中国企业家宣读了《中国企业界哥本哈根宣言》。
应该说，第一次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时，作为中国企业家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我们的影响力非常有限。会议期间，每天都有上百个会议同时在进行，我们的发布会只是其中一个，而且还是在租来的酒店会议室里开的。
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才出现的新局面。实际上，我们还碰到了一支中国青年非政府组织代表团“COP15”，我几次被其新闻官逮住采访。他们充满激情、理想乐观的态度，让我感觉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据统计，目前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从业人员有22.4万人。
哥本哈根会议没有达成期望的成果，全世界都很失望。但有一点非常重要，11月26日，参会的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第一次公开表态，宣布2020年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碳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40％到45％。
这是一个重大转折，承诺和不承诺是完全不一样的。之前，中国的媒体上都不大提倡宣传绿色环保、低碳经济。可预见，中国政府承诺后，主流媒体一定会积极响应、呼吁碳减排行动。万科的住宅产业化推行起来就容易多了。
很巧的是，企业家三人代表团和中国政府谈判团住在同一个酒店。连续三天早餐，我都碰到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
他见到我很惊讶，问你怎么参加这样的会议？我解释说是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会长等身份参与的，代表中国企业家发出自己的声音。他当时的态度给我的感觉是，这主要是政府间的谈判，和你们关系不是很大。你们的行为固然好，但是能起作用吗？有点将信将疑。
其中一个早上，他又问我，中国政府做出了减排承诺，要承担很大的压力，担心企业受不了，你怎么看？我说：“举双手赞成！”之所以举双手赞成，是因为以大量碳排放、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已无法持续；中国无论是从自身利益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都必须承担责任，经济也才可持续发展。改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但不改变是没出路的。听到之后他好像松了一口气。
2010年，我率企业家代表团参加了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2011年，接到解振华主任打来的电话，问那一年的多哈会议我去不去。承担大国责任的中国谈判团的官员，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在国与国之间的谈判博弈中，企业和民间NGO组织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不但邀请企业家参与，还邀请万科和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联合创建中国馆。
2013年是个转折点。这一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华沙举行。万科公益基金应发改委气候司邀请参与中国馆的规划设计与建设。作为奖励和回报，还给万科基金单独使用该馆一天时间的权利，并命名为“万科日”，来宣传环保，增加万科品牌的国际美誉度。我感觉非常良好，但建议将“万科日”改名为“中国企业日”，新的命名对参与环保事业的中国企业家会更有认同感。
首届“中国企业日”办得很成功，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际国内NGO组织联手一起来发出环保宣言和行动指南。从这一年开始，“中国企业日”成为中国馆的例牌。
2014年，北京APEC会议期间。美国“气候现实项目”团队特意安排我和该组织创始人、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见面，探讨万科公益基金/C-TEAM基金同“气候现实项目”合作环保宣传教育项目。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主题明确，碳减排的价值观一致，相谈甚融洽。当我得知戈尔下个月也会参加在秘鲁首都利马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就邀请这位诺奖获得者在“中国企业日”上做主题讲演。戈尔客气地回应说，会核对时间表，并未给出明确答复。但一个星期后，戈尔的团队回话，愿意参加并做主题发言。这确实是个意外的惊喜。
2014年12月，在秘鲁利马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企业日”非常成功，成为当天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NGO组织同时进行的上百个会议中最热门的会议，连发布会外的走廊上都站满了人。戈尔的到来，还成为会议期间的一个重大新闻。
当然，在如此错综复杂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企业日”的活动影响力还是很有限的，但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家的碳减排行动的影响力在明显增加。此届大会就2015年巴黎会议的协议草案原则上达成了一致。每个与会者都松了口气。次年将在巴黎确定的全球气候协议，将是2020年后唯一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协议。利马会议就肩负着为巴黎大会“铺路”的重要使命。实际上，真正起定海神针作用的，是利马会议举行的20天之前，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北京签订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声明首次明确，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中国则计划在2030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并计划将同年的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
2009年，我和冯仑、杨鹏等三人第一次参与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气候大会，代表了100家企业。到2013年的华沙气候大会，参与的企业增加到2000家；巴黎的气候大会举办之时，代表的中国企业跃增到了一万家。
巴黎大会举行之前，万科公益基金、C-TEAM基金团队乘2014年利马大会成果的东风，积极为“中国企业日”做准备。意外的是，就在巴黎大会召开前的11月13日晚，巴黎发生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32人死亡；法国进入紧急状态。显然，这一事件给即将召开的巴黎大会投下了阴影。计划参与代表团的企业家人数很快减少了1/3。但就在坚持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国企业家们抵达巴黎的第二天，中国企业家赛艇队仍按原计划在塞纳河上举行了比赛。
2015年，参加巴黎世界气候大会
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重申了中国此前做出的承诺，并同时承诺，中国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
2018年，美国在总统特朗普的主导下，退出了巴黎协议。但这种态度，并没有引起美国所有州的共鸣。2018年秋，加州州长杰里·布朗和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在旧金山发起了一个世界性的论坛，我在那个论坛上，了解到了他们提出的“美国仍然在”（We are still in）的口号，美国的一些州政府和市政府，表明了他们将仍然遵守巴黎协议的态度。
在旧金山的论坛上，我还参加了一个特别的活动，题为“冰与煤”的摄影展，摄影师大卫·布理谢斯（David Breashears）在记录珠峰冰川融化的同时，还广泛搜集整理未曾面世的冰川老照片档案，和他新拍摄的照片形成对比，展现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大卫不仅是摄影师，还是电影导演，曾为拍摄照片和电影四次登上珠峰。1998年他所拍摄的Imax电影《珠峰》（Everest）已经成为登山电影中的经典。
我第一次知道大卫，是2010年。当时是我第二次登珠峰，在尼泊尔的珠峰大本营，我发现有一个摄影展，就很好奇地去看了一下。当时展出的，就是他的“冰与煤”系列作品。我看完之后，还叫同行的几个队友又去看了一遍。
没想到的是，几个月后，我去哈佛上学。美国亚洲协会为了一个主题展览，安排我和他见面。聊天时他说他在珠峰做了个展览，但没什么人看。我才意识到那是他的展览，说，“我看了”。
旧金山论坛上的“冰与煤”摄影展，就是我所创办的C-TEAM和美国亚洲协会合办的。展览地点在旧金山港湾码头区的一处旧仓库里。展览空间很大，照片的尺寸也非常大，大卫在十年前就使用了超高像素的数码相机，现场效果很震撼。
摄影展的开幕现场请到了旧金山交响乐团去进行表演，同时还举办了一个青年创新论坛，以选拔应对气候变化的商业性项目为目标。台上的选手现场推介自己的项目，台下的评委和投资者直接与选手交流，并现场给出是否会给予投资的意向及原因，形式特别生动。这个摄影展也在中国的多个城市进行巡回展出。
对我个人来说，这个活动有点像我近十年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一个小结。
2009年，我第一次参加哥本哈根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时，是以轮值主席的身份，代表阿拉善组织的100家中国企业去的。
2015年的巴黎会议之前，我创办了C-TEAM应对气候变化企业家联盟。这个联盟当时有1万多家中国企业参与，以深圳企业为主。那一年，我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是以C-TEAM创办人的身份。
到2016年，参加摩洛哥马拉喀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时，参与C-TEAM的企业从1万家增加到了25万家。增加得这么快，是因为争取到了纺织业协会的支持，成功动员了22万家纺织企业。因为中国的纺织产品大量出口，并且涉及众多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并直接影响到水污染、空气污染和劳工合法性等方面。他们能遵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协定，产生了非常好的社会效应。
之后，C-TEAM一直处在良性发展中。2017年10月的德国波恩会议，C-TEAM企业从25万家增加到了50万家。2018年9月的旧金山会议，又增加到了80万家。预计2019年会达到100万家。
环境保护是时代大势。当我介入环保领域之后，感觉到自己的世界变大了。在国内很多人都说，王石我很佩服你，不是因为你是很成功的企业家，而是因为你两次登上珠峰。但在国际上，大家对我最认可的，是我在环保方面的努力，觉得非常可贵。登山对他们来说，不是新鲜事，他们只好奇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时间去登山。
除了上面谈到的戈尔，我和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也是因为环保而成了朋友。
他出任美国财政部长是2006年，我和他认识是2005年，当时他还是高盛集团的主席和CEO，同时是美国的一个NGO大自然保护国际TNC的主席。他以TNC主席的身份，我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的身份，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共同签订了TNC资助中国环保活动的协议。
后来，我带着阿拉善的会员到美国拜访环保组织时，他在白宫的财政部办公室接待过我。后来我成为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基金（WWF-US）理事之后，又以这个身份跟他见过几次面。他从财长退休之后，成立了芝加哥鲍尔森中心，也是为环保方面的事务。又因此认识了他的太太，一位鸟类保护专家。
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大卫·洛克菲勒及夫人，也是因为环保成了很好的朋友。
可以看到，他们在乎你，是因为你做环保。这些交往和支持，无疑都让我在环保方面的努力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
2011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成立50周年。总部和美国分会的两次庆祝活动都邀请我作为嘉宾出席，并安排我做主题演讲。在总部的庆祝活动中，全球70多个国家WWF基金的负责人出席，一天论坛，十个主讲嘉宾，其中两位企业家，一位是联合利华的首席执行官，一位是我。
我讲了自己在环保方面的经历，从乞力马扎罗的感受，到在万科推动住宅产业化和绿色建筑，主动联系绿色和平组织，与WWF的合作及之后的这一系列经历，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这一次年会，WWF的总部和美国分部都邀请我成为董事会成员，我接受了美国分部的邀请，成为这家机构历史上第一位外国董事。
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和2015年的米兰世博会，都有独立的万科馆，也和环保有关。比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万科馆，展览中自始至终都没有提万科的名字，也没有提房地产，它的核心内容非常纯粹。五个展厅，每个展厅讲一个真实的故事——白蚁建筑、水的故事、沙尘暴与退耕还林、垃圾分类、人类的朋友金丝猴，试图表现人、城市、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跟全世界分享我们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
对环保问题有了更深的认知之后，我还推动了万科公益基金会的一次战略调整。
这个基金会成立已经超过十年，涉及的公益领域比较多元化，包括白头叶猴和雪豹等野生动物保护、垃圾分类及循环再利用、古建筑保护、儿童心脏病救助等等。可能正是因为领域比较分散，导致基金会没有产生足够的影响力。
2017年卸任董事长后，我开始兼任万科公益基金会主席。在我的提议下，基金会把垃圾分类及循环再利用确定为主要业务。以前，这一项目可能只占基金会总预算的20％左右，现在增加到了80％左右。
垃圾分类一直是万科的关注对象，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万科馆的展览中，垃圾分类就是重点内容之一。多年以来，我就这个问题做过大量的功课，去欧洲、北美、日本、新加坡，还有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进行过专项考察。其中还有一个插曲。2005年重走玄奘之路时，我就曾经穿越过印度，但出于对印度的偏见，一直没有在垃圾分类上注意过印度。直到2018年下半年，在同事的安排下，我去印度的班加罗尔做过一次专项考察，才发现他们在垃圾分类上做得特别好，尤其是厨余垃圾的处理，做得很到位。
我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让万科公益基金会在垃圾分类领域做出自己的影响力。而作为C-TEAM的发起者，我也希望通过在垃圾分类方面取得的成绩，来影响C-TEAM的每一个成员。让大家知道，一个房地产从业者，正努力在环保领域做出自己的成绩。
我在环保领域所体会到的力量感，是商人或者说企业家的身份带给我的。而因为环保，我对商人这个身份的理解，和我少年时、50岁时，有了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