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希特勒的“生存空间”
在其作品《我的奋斗》（Mein Kampf ）中，希特勒描述了他对世界未来的设想。这本书写于巴伐利亚的兰茨贝格[1]监狱，当时希特勒因为参与了1923年11月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2]，正在该地服刑。在囚室中，这个前哈布斯堡帝国子民发誓要对抗所谓犹太人主宰世界的阴谋，并提出建立一个能为雅利安种族在东欧提供“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德意志帝国。希特勒只在监狱里待了一年。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他的纳粹党也掌握了大权，这让他拥有了足够的资源来实现自己的计划。希特勒于1923年首次提出的理念对整个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就这些理念所造成的毁灭性冲击和悲剧性后果而论，很少有地方能与乌克兰比肩——希特勒心目中“生存空间”的中心正是乌克兰。
德国人的“生存空间”理念并非希特勒首创。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经成型，设想了德国在全球各地攫取领土的前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令其突破英国控制的海路进行殖民扩张的计划变得不可能，于是希特勒发现：只有东欧还有扩张的空间。“在欧洲通过军事斗争来扩大领土，比在海外发动战争夺取地盘要更加现实。”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1918年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3]承认了处于德奥军队占领下的乌克兰从俄国独立出来，为德国向东扩张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然而希特勒对东方的民族建构毫无兴趣。他的目标不在于此，而是打算消灭远至伏尔加河的所有现存人口，将东欧（尤其是乌克兰）的肥沃土地变成德国定居者的家园。“健康的农民阶级是民族共同体的基础。我们亟须采取足以维持这样一个阶级存在的政策。这种需求太过重要，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我们社会中现存的许多罪恶完全源于城市人口和农业人口的比例失调。”
希特勒心目中的德国人农业乌托邦不仅需要攫取更多的土地，还需要对新的领土进行去城市化和去人口化。他对东欧的设想与由布尔什维克们引入、由约瑟夫·斯大林推行的计划完全不同。两名集权者都打算使用暴力手段来建设他们的乌托邦，也都需要乌克兰的国土、沃野和农业来达成目标，然而他们对待城市和当地人口的态度则相去甚远。在1941年到1944年被纳粹德国占领的3年中，乌克兰将会从现实中认识到这种差异，并对两个强权之间的不同程度做出评估。在1914年之前，乌克兰享有“欧洲的面包篮”的美誉，同时也是欧洲犹太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因此，它将成为德国扩张主义的首要目标，也将跻身于纳粹德国的主要受害者之列。从1939年到1945年，乌克兰将损失近700万公民（其中近100万是犹太人）。这个数量比其战前人口的16%还要多。只有白俄罗斯和波兰（希特勒的“生存空间”中的另外两个国家）的人口损失比例超过乌克兰。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设想了与英国结盟击败法国、与俄国立约摧毁波兰的前景。在这份蓝图中，最终俄国（或者说苏联）将向希特勒提供他想要的东西：定居所需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些土地和资源将让德国变成一个大陆帝国，而英国海军将无法动摇帝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联系。与英国的联盟从未变成现实，然而在1939年秋天，希特勒的确与苏联达成了协议，并摧毁了波兰。
1939年9月1日，德国向波兰发动进攻，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此时希特勒和斯大林已经基于不到10天前签署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4]就瓜分波兰领土达成了一致。斯大林延迟了苏联参战的时间，因为他担忧英国和法国的反应，同时也受到正在蒙古上演的苏日冲突困扰。德国外交官们打出了乌克兰这张牌，以促使苏联早日进攻波兰。他们宣称，如果苏联继续拖延对波兰的入侵，德国将别无选择，只能在约定划归苏联的土地上建立新的国家，而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出现一个由德国撑腰的乌克兰人国家是斯大林最不愿意在这一地区看到的事。斯大林最终派遣军队越过了波兰边界。他的军队所打的旗号是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同胞”们提供保护。
1939年10月初，遭到两大强邻夹击的波兰军队已经不复存在。苏联俘虏了大部分波兰普通士兵，随后又将他们释放。然而波兰军官们则遭遇了不同的命运。苏联将近1.5万名波兰军官被扣押在三个羁留营中，其中一个在乌克兰，另两个在俄罗斯。1940年春天，这些被俘军官中的大部分人会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Katyn Forest）和其他屠杀地点被杀害。然而，最初很少有人猜到苏联人的意图，那些非波兰族群尤其如此。苏联红军在机械化程度上无法与德军相比，却展示出远远高于波兰军队的装备水平。他们拥有新式坦克、飞机和现代化的枪械，这些都是斯大林的工业化努力的成果。许多人没有想到的是，苏军官兵多半着装粗劣不堪，伙食也相当糟糕，以致波兰商店中相对丰裕的食品和货物就让他们大吃一惊。当地人发现苏联军官都受到意识形态的灌输，没有什么修养，也没什么头脑。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他们都会反复讲述红军军官的妻子们把睡衣当成晚礼服，穿着它们上剧院的传说。然而前波兰国家的非波兰裔族群却已经准备好接受这群武装精良的土包子“解放者”——只要后者承诺改善他们的生活，而这些“解放者”一度似乎也真的会这样做。
红军在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夺取了利维夫和其他重镇之后，就开始在当地举行苏维埃式的选举，组成了西乌克兰国民大会。大会旋即请求基辅和莫斯科将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并入苏维埃乌克兰。新获任命的乌克兰共产党第一把手尼基塔·赫鲁晓夫坚持认为：包括布列斯特城在内的北波利西亚也应划归乌克兰，然而斯大林决定将这片土地交给白俄罗斯共和国。新政权允许当地乌克兰人和犹太人进入政府机关，担任教育、医疗以及其他在波兰人统治时期他们无法获得的职位。他们对待本地犹太人还算得上友善，但往往拒绝那些被德国人逐出波兰的犹太人进入边境。当局发动了一场全面的乌克兰化运动，要求那些使用波兰语的大学、学校、剧院和出版社都改用乌克兰语。他们还将大地主的地产收归国有，分配给贫苦农民。各个共产主义和左翼党派组织的成员本就有浓厚的亲苏倾向，如今这种倾向变得更加强烈。
然而苏维埃政权与当地乌克兰人之间的蜜月关系没能持续多久。在前波兰共和国，有组织的宗教是乌克兰身份认同的制度基础，然而苏维埃政权对其从无好感。它没收了希腊礼天主教会的地产，并试图限制传统教会（包括东正教会和希腊礼天主教会在内）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苏维埃当局对待西乌克兰共产党的前领导人和普通成员的态度更加令人震惊：这些人往往被怀疑为民族主义者，并最终成为苏维埃秘密警察关注的对象。同样的怀疑很快就落到了那些在本地政府和教育机构中升至高位的乌克兰干部头上。
占领当局在1940年对当地人群展开了大规模的逮捕和驱逐。驱逐的目的地包括极北地区、西伯利亚和中亚。在当局的“人民之敌”名单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来到这里的前波兰政府和警察机构官员、波兰政党党员和武装定居者占据了前列。1940年2月，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5]执行了对第一批近14万波兰人的大规模驱逐行动。近5 000名被流放者在途中死于寒冷、疾病和营养不良，没能抵达他们的流放地。从1939年秋天开始，到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为止，苏联秘密警察将总共近125万人驱逐出了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还对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展开搜捕。包括斯捷潘·班德拉在内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袖们逃往德国占领的波兰地区。斯大林将这些人视为对其政权明显而紧迫的威胁。
1940年5月，巴黎落入了德军之手，令斯大林大为吃惊。他开始认为希特勒会很快将矛头转向东方，对苏联展开进攻。苏联当局必须将对其新获领土的控制变得更加稳固，消灭那些潜在的“第五纵队分子”。他同时决定对《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划给他的东欧势力范围进行全面占领。这些地区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也包括了含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在内的罗马尼亚部分地区。1940年8月，这位苏联领导人将有大量乌克兰人定居的南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并入了苏联。与其早些时候在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实施的政策一样，苏联当局在这些地区实行土地国有化，提拔非罗马尼亚裔的干部，并对各种机关进行乌克兰化。逮捕和放逐接踵而至。
斯大林开始防范来自希特勒的攻击。他认为进攻会在1942年发生，然而德国人的行动比他的预计早了一年，令这位苏联领导人措手不及。希特勒急需苏联的资源，包括乌克兰的小麦和煤炭。在他与英国作战时，这样的需要变得愈发紧迫。英国已经成为不列颠群岛上的困兽，但它的身后是更大的美国——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德意志帝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入侵苏联无法解决德国的任何问题，只会让德国经济流血，然而希特勒不顾他们的劝阻，悍然对苏联发动了进攻。此外，德国军方高层更倾向于与苏联而不是与西方作战，希特勒乐得满足他们的愿望。
1940年12月，希特勒签署了准备向苏联开战的直接指令。行动代号是“巴巴罗萨”[6]，其名得自那位领导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12世纪日耳曼人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巴巴罗萨最后淹死在一条河里，因为他身穿重甲，却选择涉水过河，而不是跟他的部下一样使用桥梁。这无疑是一个不好的兆头，然而此时“巴巴罗萨计划”的知情者们并不在意历史上的先例。与在他之前的巴巴罗萨一样，希特勒已经准备好走一条捷径，并不惮于承担风险。计划制定者们的目标是在一场不超过3个月的战役中击败苏联人，将他们驱赶到伏尔加河以东。希特勒希望他的军队首先夺取列宁格勒，随后拿下顿巴斯的煤矿，最后再攻下莫斯科。德国国防军在没有为士兵们配备冬衣的情况下就把他们送往前线。这个策略最终被证明是个错误，不过它在短时间内起到了误导斯大林的效果——斯大林不相信德国人在没有做好冬季战役准备时就发动进攻，因此在德国人入侵时毫无防备。
1941年6月22日凌晨，入侵行动在北至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战线上展开。德国及其盟友（包括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投入了380万兵力。德国南方集团军的攻击目标是乌克兰。他们从波兰境内的驻地出发，沿着喀尔巴阡山脉北麓和普里皮亚季沼泽之间的古道进军。罗马尼亚人则在更南方发动攻势，他们进入乌克兰的路线位于喀尔巴阡山脉南麓和黑海之间。5世纪的匈人和13世纪的蒙古人都曾通过这些路线入侵中欧，此时的入侵者则反向而行。他们脚下仍是那些未经铺设的道路，但这次扬起烟尘的不再是骑兵，而是机械化部队。德国人在苏联前线上集中了约4 000辆坦克、超过7 000门火炮，空中则有4 000多架飞机执行掩护任务。制空权几乎全在德国人手中，因为大部分苏联战机还未能起飞，就被突袭的德国空军炸毁。
红军在苏联西部边界上的兵力人数大致与德国相当，坦克、大炮和飞机的数量则比德国人多出不少。然而苏联人的装备在先进程度上与德军的新式装备无法相比。此外，率领苏军加入战斗的军官们也缺乏经验（他们刚刚取代了那些被斯大林清洗掉的富有经验的指挥官），以致出现了指挥官遗弃自己的部队的情况。士兵们也士气不振——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在饥荒和集体化运动中劫后余生的农民。德国人利用突袭优势，以惊人的速度攻占苏联领土，给后撤中的苏联部队造成巨大伤亡，这让苏军的士气每一天都变得更加低落。苏联在《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署后获得的新领土曾被斯大林视为他的胜利，如今却被证明是个陷阱。在德军入侵之前一个月，斯大林为保卫新的国界，已经将自己的军队调拨到此前10年内修筑的防线以西。现在苏军不得不保卫一条根本来不及设防的边界。与闪电战战术制定者们所设想的一样，德军的装甲部队撕破了苏联人的防线，将苏联红军团团包围，并在红军后方大肆破坏。
红军指挥官们在西乌克兰的卢茨克、布罗德[7]和里夫涅发起了一场大规模反攻，将他们全部的坦克编队送上了战场，却被一支小得多的德国国防军坦克部队以策略击败。此后局势每况愈下。德国国防军在三个星期之内向东挺进了300至600千米。苏军不仅将他们刚刚占领的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拱手相送，还丢掉了右岸乌克兰的大片土地。苏军的2 500多辆坦克和近2 000架飞机在战斗中被摧毁。人员伤亡则难以估计。8月，德军部队在波多里亚城市乌曼附近包围并俘虏了超过10万名红军战士。然而，下一个月在基辅附近德国人又取得了他们的最大胜利。考虑到基辅重要的象征意义，斯大林不顾包括总参谋长格奥尔基·朱可夫[8]在内的红军将领们的建议，拒绝从基辅地区撤军，因而导致了也许是整个战争期间苏联所遭遇的最大军事失败。
红军部队的指挥官是出生于切尔尼戈夫地区的米哈伊洛·基尔波诺斯[9]将军。红军面对德国的机械化部队，虽然竭力抵抗，却无能为力。1941年9月19日，基辅落入德国人之手。第二天，基尔波诺斯将军在洛赫维察[10]附近阵亡。在基辅包围圈中，德国国防军围困并俘虏了超过66万名红军战士。10月，同样的命运降临到南乌克兰梅利托波尔[11]和别尔迪扬斯克[12]之间的10万名红军头上。另外10万人于11月在克里米亚的刻赤附近投降。截至当年年底，红军已经被迫放弃了几乎整个乌克兰，超过350万名官兵成为战俘。撤退中的苏军采取了焦土战术，从他们即将离开的地区带走工业设备、牲畜、给养和人口，总计将约550座大型工厂和350万名熟练工人带往东方。
在1941年夏天，许多乌克兰居民欢迎德国人的到来，盼望就此终结苏联占领当局在战前岁月中实施的高压政策。不仅新近被苏联控制的西乌克兰地区如此，就连中乌克兰和东乌克兰也是一样——那里的人们从未原谅饥荒和集体化造成的恐慌。一些人期待“民族社会主义”可以带来真正的社会主义，另一些人则只希望能够提高生活水平。由于人们从苏联政府领到的薪水连买双鞋都不够，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会怀有错误的期待，会想象“从欧洲来的”德国人将会改善他们从莫斯科的掌控下“解放”出来的人们的生活。许多人还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奥地利人，也记得1918年德国人对乌克兰的占领——跟斯大林的高压政策相比，当时的德国人算得上是相当温和。一些人将德国人的再次到来视为恢复乌克兰国家的前奏——正如统领帕夫洛·斯科罗帕德斯基统治时期那样。不论他们出于何种原因相信德国的占领会带来更好的生活，怀着这种期望等待德国人到来的人们很快就被证明犯了错误，而且往往是致命的错误。
担任德国东部占领区事务部长的是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13]。他是一名波罗的海德意志人[14]，在包括莫斯科在内的多个地方接受过教育，是德国关于乌克兰的计划的始作俑者。他打算支持乌克兰人、波罗的海人、白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和其他苏联民族对独立国家地位的追求，以打击苏联。在他的设想中，一个独立于俄罗斯的乌克兰政治体可以和波罗的海联邦、白俄罗斯和芬兰一样，成为第三帝国的傀儡。事实上，罗森贝格手下的专家甚至鼓吹将乌克兰领土拓展到伏尔加河。然而罗森贝格在这场政治角力中输给了德国安全部队首脑和后来的内政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15]、国会议长和航空部长赫尔曼·戈林[16]，以及其他急于实施他们的种族理念，急于从新征服领土上榨取最后一点经济资源的纳粹领袖们。1918年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中关于由德国控制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东欧诸国的设想在1941年夏天被另一种模式取代。这种模式植根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其特点是殖民肢解和殖民剥削。
德国人将他们控制下的乌克兰领土分割为三个部分：加利西亚被并入曾经的西加利西亚和华沙地区，组成一个被称为“总督府”[17]的行政区；从西北部的沃里尼亚到东南部的扎波罗热之间的大部分乌克兰地区加上平斯克[18]和霍梅尔[19]周边的白俄罗斯南部地区组成了乌克兰总督辖区[20]；而在东乌克兰，从北方的切尔尼戈夫到南方的卢甘斯克和斯大林城（Stalino，即尤兹夫卡，也就是后来的顿涅茨克）仍属于军事管理区，因为这里过于靠近前线，无法设立民事管理机构。德国人对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进行了分割，并将沃里尼亚并入第聂伯乌克兰，这反映出德国人对这一地区的观念仍基于18世纪晚期建立起来的那条俄国-奥匈帝国边界。这样的划分并非那些先前深受苏联之苦的乌克兰人的唯一失望之处。他们很快就会发现：1941年的德国人和1918年的德国人没有丝毫共同点。
第一批在纳粹统治下尝到失望滋味的人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们。1940年，就在其最激进的领袖之一斯捷潘·班德拉于1939年9月大摇大摆走出波兰监狱之后不久，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发生了分裂。班德拉掀起了一场反对老派组织骨干的运动，很快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最大派别和最激进成员群体的领袖。1941年2月，他的组织与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21]）达成协议，在支持者中组建起两支特别行动队。其中一支代号为“夜莺”（Nachtigall），是在当年6月29日首批进入利维夫城的德军部队之一。第二天，“夜莺”参加了班德拉派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举行的宣告乌克兰独立的活动，这为德国人与班德拉支持者之间的合作画上了句号。对乌克兰有完全不同计划的德国人开始清算这些前盟友，逮捕了包括班德拉本人在内的数十名班德拉派成员，并要求班德拉谴责独立宣言。班德拉拒绝了，随后被送往萨克森豪森[22]集中营。班德拉在那里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部分时间。他的两名兄弟同样被逮捕，并死于奥斯威辛[23]集中营。
一夜之间，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班德拉派从德国人的忠诚盟友变成了他们的敌人。以安德里·梅尔尼克[24]上校为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温和派试图利用德国人与其竞争对手之间的冲突，向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地区派出自己的远征队，在那里建立组织网络，对占领当局对乌克兰骨干分子的选拔施加影响，并在当地人群中进行教育和宣传活动。1941年年底，随着德国占领当局对乌克兰总督辖区的控制愈加严密，这一派的活动也戛然而止。纳粹警察在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镇枪杀了数百名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到了1942年年初，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两个派别都陷入了与德国人的冲突之中。
对于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居民而言，纳粹对待苏联战俘的做法则释放出另一个信号，再度证明1941年的德国人与1918年的德国人没有任何共同点。如果说1918年的德国人仅仅是占领者，1941年的德国人则是不把被征服者当人看的殖民者。
战前，斯大林曾拒绝签署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25]：这份公约对如何对待战俘做出了规定，然而苏联是一支革命力量，不愿遵守资本主义者制定的行为规范。他在1941年夏天改变了主意，然而为时已晚。德国人不同意向苏联战俘提供他们给予西方战俘的待遇。德国人对待西方战俘还有几分尊重，承认对方的军阶，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也提供定量的食物和衣物，却拒绝给予苏联战俘任何上述优待。此外，并不是每个愿意投降的人都能活命——许多人被直接枪杀。1941年6月6日，也就是德国入侵苏联之前两个多星期，德军总部已经下令各部对俘获的红军政委、政治军官、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和犹太人执行当场枪决。不能证明自己的割礼与犹太教无关的穆斯林往往因此送命，而被俘红军指挥官遭到处决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活下来的人则被送往各个临时集中营。这些集中营有时是废弃的工厂，有时是学校，有时则只是用带刺铁丝网圈起来的空地。
在被迫前往这些集中营的死亡行军中，看守会射杀那些因负伤、生病和疲劳而无法继续行走的俘虏。当地人努力为疲惫的战俘送来食物，并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人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儿子、丈夫或父亲也在战前被征入红军，很可能正经历着同样的苦难，而他们期待也会有别人喂饱和帮助自己的亲人。进入集中营之后，俘虏们往往得不到食物和饮水，陷入饥饿，甚至饿死，最终导致人吃人的惨剧。那些靠着一点点可怜的配给勉强活下来的人又难逃疾病的魔爪。纳粹的宣传将苏联战俘描述为一群野蛮人，然而他们所得到的待遇堪称真正的野蛮。意识形态的差异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德国人从未打算接收数十万乃至上百万战俘。在战争开头的几个月里，死掉的战俘越多，德国国防军的压力就越小。直到1941年11月，第三帝国经济上的管家们才开始考虑把战俘当作劳动力来使用的问题——当时德国正面临劳动力的短缺。在整个战争期间，东线战场上的战俘有60%死于牢狱之中。
与其他受苏维埃统治的苏联西部民族成员一样，乌克兰人在战俘营中受到的待遇普遍要好于俄罗斯人和穆斯林。一开始德国人甚至允许他们离开，认为他们不像俄罗斯人那样有威胁性。基于这样的考虑，纳粹在1941年9月发布命令，允许释放战俘中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罗的海人。如果他们是来自某一特定地区，或是有亲人来认领，这些囚徒就可以离开集中营（以致一些妇女将陌生人认作自己的丈夫）。这一政策在11月被废除，然而也许有数万（甚至数十万）被征入红军队伍并在1941年夏秋之际被俘的乌克兰人因此得以渡过劫难，与家人团聚。到了战争后期，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罗的海人也比俄罗斯人更容易被召入治安部队接受训练，以保卫那些因本地居民被清除而被德国定居者占据的东欧土地。当第三帝国领导层意识到那应许给德国人的东欧殖民天堂的到来已经无限期延迟之后，纳粹还让其中一些人担任了位于波兰的集中营和灭绝营的看守。
在纳粹占领区这个扭曲的世界里，大屠杀将曾是苏联战俘的人从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在最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第一批死于毒气室中的人就是苏联战俘——德国人在1941年9月用他们来测试齐克隆B型毒气[26]的效果。后来，又是那些从战俘营中招募来的卫兵（他们在特洛尼基[27]受训，被称为特洛尼基人）帮忙把抵达集中营的犹太人送进毒气室。先期抵达的囚犯中被挑出来的犹太人则负责对死者的衣物进行收集分类。在集中营里，活下来往往也意味着参与对同类的毁灭。德国占领之下的乌克兰就是一座规模更大的集中营。与在那些真正的集中营里一样，在乌克兰，抵抗与合作、受害与共谋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清晰，然而也不是完全无法分辨。每个人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而活下来的人必须在战后面对自己的抉择。许多人能够坦然，一些人永远生活在痛苦之中，然而几乎每个人都为幸存者的负罪感所折磨。
被纳粹占领期间的乌克兰发生了无数恐怖的事件，然而大屠杀无疑是其中最骇人听闻的事件。许多成为受害者的犹太人根本没有抵达奥斯威辛或其他灭绝营。在由德国占领当局组建的地方警察的帮助下，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别动队”[28]在这些犹太人生活的城市或村镇外将他们枪杀。在德国国防军从撤退的苏军手中夺取的地区，枪决的做法从1941年夏天开始得到全面执行。到1942年1月，也就是纳粹高官们在柏林郊区的万湖[29]讨论如何协同实施“最终解决方案”（彻底消灭欧洲犹太人）[30]时，纳粹别动队已经杀害了近100万犹太男女和儿童。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执行这样的行动，有时甚至公开行刑，而且行刑地点几乎都在当地非犹太居民能听见枪声的距离之内。乌克兰和其他苏联西部地区发生的大屠杀不仅毁灭了当地的犹太族群及其社会生活（与整个欧洲范围内一样），还重创了目击者的心灵。
每六个死于大屠杀的犹太人中就有一个来自乌克兰，总计达近100万人。其中最著名也是牺牲者最多的，无疑是发生在基辅郊外的巴比亚尔[31]（乌克兰语发音为“巴比恩亚尔”，意为“老妇谷”）的屠杀事件。在德国和当地警察的帮助下，第三别动队的第4a特遣队（Sonderkommando4a of Einsatzgruppe C）在两天之内用自动武器枪杀了33 761名基辅犹太居民。这起枪杀事件发生于1941年9月29日和30日，下令者是基辅的军事长官库尔特·埃伯哈德[32]少将。战争结束后，此人在被美国人关押期间自杀。
埃伯哈德下令实施这场大屠杀的用意在于打击苏联特务的破坏活动。9月19日，即基辅落入德国人之手5天之后，苏军撤退前埋下的炸弹被引爆了，摧毁了基辅城中的几座标志性建筑。不出意料，当时的德军指挥部正设于这些建筑中，因此爆炸导致不少德国高级军官丧生。纳粹在宣传中声称德国人在东方的战争是为了打击犹太人社群——这些宣传者指的是苏维埃政权，因为他们将犹太人的起源与其部分早期领袖的共产主义思想联系了起来。在德国当局眼中，苏联特务与犹太人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他们已经在利维夫、克列梅涅茨以及其他西乌克兰城镇让这种联系显露无遗。在离开这些城市向东撤退之前，苏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射杀了数百名囚犯，其中许多人是当地乌克兰人和波兰人。当时德国人曾鼓励实施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反击”苏联人的暴行。然而，从8月开始，德国人改变了政策。党卫队（SS）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业已授权对犹太妇女、儿童进行屠杀，对犹太社群实施整体毁灭。反犹迫害已经不够了。犹太人必须灭亡。
“基辅城区及周边的犹太人！”9月底在基辅城中散发的一张传单上写道，“你们必须在星期一（9月29日）早上8点之前，带上自己的财物、文件、细软和御寒衣物到多洛霍兹希茨卡大街的犹太公墓旁集合。未能到场者将被处死。”此时基辅的犹太市民大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因为男丁们已被征召入伍。他们以为这次集合是为了迁居，不会受到伤害。第二天是犹太人的赎罪日（Yom Kippur）[33]。响应传单号召的人们被带到犹太墓地大门口，被勒令交出他们的文件和细软，并脱光衣服，随后被枪杀在一条山谷的斜坡上——每10人一组。巴比亚尔大屠杀在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它是欧洲首次对一个主要中心城市的全部犹太人社群采取的灭绝行动。然而，在巴比亚尔大屠杀之前和之后，都有许多规模惊人的屠杀事件发生。8月底，一支德国治安部队枪杀了2.3万多名犹太人，其中大多数都是来自匈牙利统治下的外喀尔巴阡地区的难民。10月，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近1.2万名犹太人在城郊的一个山谷中被枪杀，屠杀的发生地在后来成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大学的校址。12月，哈尔基夫的约1万名犹太人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们遇难的地点是哈尔基夫拖拉机厂——苏联工业化事业的明珠。
罗马尼亚的独裁者扬·安东内斯库[34]夺回了斯大林在1940年迫使他交出的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并将敖德萨和波多里亚的一部分置于自己掌控之下。他对犹太人的蔑视和野蛮程度与他的纳粹主子如出一辙。1941年10月，在苏联人炸毁敖德萨的罗马尼亚军事指挥部驻地建筑，杀死一名罗军高级指挥官之后，安东内斯库为了反击，对巴比亚尔大屠杀如法炮制，下令处死了1.8万名犹太人。在罗马尼亚人占领敖德萨及周边地区期间惨死的当地犹太人总数约为11.5万到18万之间。此外，还有约10万至15万名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犹太人死于罗马尼亚对希特勒的大屠杀的效仿。与居住在总督府地区的波兰犹太人一样，大多数加利西亚犹太人在纳粹下令修建的贫民窟中度过了几个月的隔绝生活之后，在1942年纷纷死去。在德国治安长官们的命令下，他们被犹太人和乌克兰人组成的治安部队聚集起来，送往各个灭绝营。当地人往往会试图从自己的犹太邻居们的不幸遭遇中牟利，或向当局告发他们，或抢夺他们的财产——这样的行为与其说出于反犹主义，不如说出于贪婪。不过，大多数人只是选择袖手旁观。
在乌克兰发生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还有一点与中欧和西欧的大屠杀不同：在这里，试图搭救犹太人的人不仅会被逮捕，还会遭到处决，他们的家人也不能幸免。虽然如此，仍有许多人努力搭救他们的犹太邻人。截至今日，以色列国已经将超过2 500名乌克兰公民认定为“国际义人”，因为他们在大屠杀期间保护了犹太人。这份名单并不完整，还在增长之中。乌克兰天主教会的都主教安德烈·舍普提茨基就是被这份名单漏掉的人之一。他曾将数以百计的加利西亚犹太人藏在自己的居所和修道院中。1942年2月，他还向希姆莱写信，抗议德国使用乌克兰治安力量来围捕和灭绝加利西亚犹太人。这封信并没有起到作用。代希姆莱向这位都主教传话的人告诉舍普提茨基：如果不是因为年迈，他也难逃被枪决的命运。几个月之后，舍普提茨基发布了他最著名的一封主教信——《不可杀人》，就人类生命的尊严进行了讨论。这封信在所有乌克兰天主教堂中被人们诵读，并被视为他对大屠杀的谴责。舍普提茨基的名字没能出现在“国际义人”名单上，因为他在1941年夏天曾欢迎德国人接管已被苏联人占领两年的加利西亚。无论舍普提茨基和他的同胞们对德国统治抱有何种期待，这些希望都很快就成为泡影。
在希特勒的乌克兰“生存空间”中，占领当局的残酷程度根据地区的不同而有差别。罗马尼亚人根本不想要敖德萨及其周边地区，只想用它来交换匈牙利手中的北特兰西瓦尼亚，因此他们只管从南乌克兰地区掠夺一切他们能得到的东西。相比之下，德国人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更为温和，而生活在军管区和前奥属乌克兰地区的乌克兰人得到的待遇也更为人道。
乌克兰总督辖区的情况最为糟糕。纳粹的乌克兰总督埃里希·科赫[35]正是乌克兰纳粹占领当局所犯下的一些最可怕罪行的罪魁祸首。科赫时年45岁，是东普鲁士地区的纳粹党首脑。他身材粗壮，言语粗野，留着希特勒式的唇髭，以残暴和办事果决闻名。在乌克兰时，他被委以掠夺这一被征服地区的资源并削减其人口的任务。他对待当地乌克兰人的态度与欧洲殖民者对待其海外殖民地上的黑人和亚洲人的态度没有两样。科赫曾言：“这些低劣民族永远不值得任何一个德国士兵为他们牺牲。”他不希望乌克兰人接受超过小学四年级程度的教育，并关闭了大学和其他15岁以上学生就读的学校。“如果我发现有哪个乌克兰人竟有资格和我坐在同一张桌子旁，我必定让他死在枪下。”他曾在某个场合这样说道。他的部下们也的确枪杀了许多人，其中一些处决就发生在巴比亚尔山谷，也就是几个月前德国人屠杀了近3.4万名基辅犹太人的地方。到1943年11月德军对基辅的占领结束时，在巴比亚尔死于纳粹屠刀之下的冤魂又增加了6万人，其中包括苏联战俘、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苏联地下党员和罗姆人。
科赫将他的总部设在沃里尼亚的里夫涅城。这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属于波兰。在2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里夫涅已经是那个被称为“乌克兰”的政治体的第三个首都：苏联人在20世纪20年代选择了高度俄罗斯化的工业城市哈尔基夫，而不是被他们视为“民族主义堡垒”的基辅；德国人则偏爱地处乡野的里夫涅，而不是那个规模庞大、如今已严重苏维埃化的基辅。陷于封锁和饥饿中的基辅出现了1933年以来的第一场饥荒。纳粹的“生存空间”想象包括对乌克兰的田园化，也包括对乌克兰各大中心城市的清除——否则他们就不得不供养这些城市人口，并导致第三帝国及其军队所需的资源流失。因此纳粹的政策正是让这些城市陷入饥饿：一旦城市居民被饥饿驱往乡下，就能成为一支生产力量，不仅能养活自己，还能为帝国提供粮草。德国人没有触动那些集体农庄，而是从这种榨取农村人口资源的苏联发明中牟利。他们拒绝对大型企业实行私有化，而是通过新设立的银行、新发行的殖民地货币和价格控制来规划残存的乌克兰经济。至于人口的流动，他们则使用身份证制度来管理。
从1942年开始，纳粹对乌克兰资源的掠夺就不再限于农产品，而开始包括强迫劳动。就在这个月，第一列运送所谓“东方工人”（Ostarbeiter）的火车离开基辅前往德国，车上都是受到工作承诺、优越生活和游历欧洲等机会诱惑的乌克兰年轻人。“德国在召唤你！美丽的德国在欢迎你！”基辅一家报纸上的广告如是说。一份海报的标题是“高墙已经倒塌”，描绘了乌克兰人通过那道将苏联同欧洲隔绝开来的高墙上的裂缝向外张望的画面，地平线上是德国城市的天际线。“斯大林在你们周围筑起了一道高墙，”海报上这样写道，“他很明白，任何人只要看到墙外的世界，就会完全明白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可悲状况。现在高墙已经打开，去往更新更好未来的道路已经开放。”对年轻一代来说，这是一个离开乡村去看世界的机会。许多人表露出了他们的兴趣，甚至是热情。
然而这些广告被证明是个陷阱。无论这些年轻的乌克兰男女是在德国人的工厂还是家庭里做工，他们最终都成了奴工：他们被迫戴上写着“OST”[36]字样的牌子，被德国当局和德国社会中许多人视为低等人。他们在德国受到血汗剥削的消息传到乌克兰后，占领当局每个月征召4万名乌克兰劳工的任务愈发难以完成，于是他们开始随意抓捕当地人，将他们强迫送往德国。从1942年到1943年，总计有近220万乌克兰人遭到逮捕，并被押送去德国。其中许多人死于营养不良、疾病，以及盟军对他们所在的兵工厂和军需厂的轰炸。那些幸存下来并在1944年年底和1945年被红军解放的人（战争结束时，只有12万人被登记为流散人口）往往被视为叛徒，其中一些人被直接从德国人的集中营送往苏联人的古拉格[37]系统集中营。乌克兰并非德国人实施奴工抓捕行动的唯一苏联地区，但它无疑是这些“猎场”中最大的一个。整个战争期间，德国人从东欧占领区掠往德国的所有“东方工人”中，乌克兰公民占了近80%。
到了1943年夏天，原来那个在乌克兰建设德国农民天堂的计划几乎已成泡影。1942年夏秋之际，希特勒在乌克兰逗留了不少时间。利用苏联战俘的苦役，德国工程师们在乌克兰文尼察附近的松林中为希特勒建起了他最东的一座指挥部，其代号为“狼人”[38]。1943年春天，希特勒仍在这里逗留，然而他在当年9月15日最后一次离开“狼人”，再也没有回来。这一天，他下令乌克兰的德军后撤到第聂伯河防线。一周后，苏军从基辅以北渡过第聂伯河，第一次打破了希特勒的东方防线。德国人将在1944年春天从这一地区撤离时将“狼人”的整个地下结构全部炸毁。
那个关于征服与“生存空间”的幻梦已经破灭，然而它释放出的恐怖仍未消散。乌克兰成为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人、俄罗斯人、犹太人和波兰人的坟场（此处仅仅列出了最大的几个受难族群）。大部分乌克兰犹太人在大屠杀中死去。在南乌克兰和沃里尼亚定居的德意志人和门诺派教徒也消失无踪——如果他们没有在1941年被苏联人遣送出境，如今也只能跟随撤退的德国国防军逃之夭夭。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的波兰族群也受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攻击。红军在1943年7月的库尔斯克会战中取得胜利，随后开始挺进乌克兰。此时苏联领导层面对的，是一个与他们在1941年夏天和秋天匆忙抛弃的乌克兰完全不同的国家。城市变得空空荡荡，其中的工业企业已被夷为平地。
活下来的人将红军视为解放者，热烈地欢迎他们。然而苏联官员们却不信任这些幸存者的真诚。欢迎者在敌人的统治下活了下来，在苏联掌控之外生活了那么长时间，这足以让他们对斯大林主义的体制产生怀疑。东正教信徒们已经习惯了希特勒带给他们的唯一自由，即信仰自由。那些原先不太从民族角度定位自身的人也开始转变——毕竟，在纳粹占领期间，族群问题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以上这些情况都对取得战争胜利的共产党政权构成威胁。直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公民仍需要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回答诸如自己或自己的亲属有无在德占区生活过之类的问题。此类问题在表格上紧挨着那些关于个人犯罪记录的问题。
[1] Landsberg，即莱希河畔兰茨贝格（Landsberg am Lech），今德国巴伐利亚州西南部城市。
[2] Munich Beer Hall Pustch，德国纳粹党于1923年11月9日在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勒啤酒馆发动的失败政变。
[3] Treaty of Brest-Litovsk，常被简称为《布列斯特条约》，是苏俄政府在1918年3月3日与同盟国在今白俄罗斯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签署的和约。和约终止了俄国与同盟国的战争状态，承认芬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独立。
[4] Molotov-Ribbentrop Pact，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于1939年8月23日在莫斯科签署的协议，即著名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5] 此即“NKVD”（俄语Народный комиссариат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拉丁字母转写为Narodnyi Komissariat Vnutrennikh Del），成立于1934年，解散于1946年，是斯大林时代主要的政治警察机构，其下辖的国家安全总局是克格勃的前身。
[6] Barbarossa（1122—1190），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一世（1155—1190年在位）。“巴巴罗萨”这个名字来自他企图统治的意大利北部诸城，意为“红胡子”。他于1189年发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在1190年溺毙于今土耳其境内的格克苏河。
[7] Brody，今乌克兰西部利维夫州城市。
[8] Georgii Zhukov（1896—1974），苏联军事家、政治家、元帅。他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优秀的将领之一。
[9] Mykhailo Kyrponos（1892—1941），苏联红军上将，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担任西南方面军司令，在1941年9月的基辅战役中阵亡。
[10] Lokhvytsia，今乌克兰中北部波尔塔瓦州城市。
[11] Melitopol，今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城市。
[12] Berdiansk，今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城市。
[13] Alfred Rosenberg（1893—1946），纳粹德国理论家，在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中以战犯身份被判处绞刑。
[14] Baltic German，指波罗的海东岸地区的德裔居民。
[15] Heinrich Himmler（1900—1945），纳粹德国重要头目，曾担任内政部长和党卫队领袖，被认为对欧洲犹太人、同性恋者、共产党人和罗姆人的大屠杀负有主要责任。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企图与盟军单独媾和失败，服毒自杀。
[16] Hermann Göring（1893—1946），纳粹德国重要头目，曾担任空军总司令、盖世太保首长、国会议长和普鲁士总理等职务，并曾被希特勒指定为接班人。他在1946年纽伦堡审判中被判绞刑，但在行刑前服毒自杀。
[17] General Government，全称波兰被占领区总督府，简称总督府，指德军所占领的波兰领土中未直接与德国合并的部分。
[18] Pinsk，今白俄罗斯西南部布列斯特州城市。
[19] Homel，今白俄罗斯东南部霍梅尔州城市。
[20] Reichskommissariat Ukraine，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占领乌克兰后在当地设置的管理政权。
[21] Abwehr，意为“防御”，是存在于1921年至1944年间的德国军事情报机构。
[22] Sachsenhausen，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奥拉宁堡的纳粹集中营，在1936—1945年间主要用于关押政治犯。
[23] Auschwitz，纳粹德国时期最主要的集中营和灭绝营，位于今波兰南部小镇奥斯威辛。
[24] Andrii Melnyk（1890—1964），20世纪乌克兰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军事和政治人物，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中梅尔尼克派的领袖。
[25] 《日内瓦公约》是1864年至1949年间在日内瓦缔结的关于人道对待战争受难者的一系列国际公约和议定书的总称。
[26] Zyklon B，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勃发明的氰化物化学药剂，原为杀虫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曾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使用它进行大屠杀。
[27] Trawniki，波兰东部村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在这里设立了特洛尼基集中营。
[28] Einsatzgruppen，意为“特别行动队”，是纳粹党卫队中执行行刑任务的组织。
[29] Wannssee，柏林西南部地名，因1942年1月20日在此举行的讨论“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万湖会议而著名。
[30] Final Solution，德语为Die Endlösung，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针对欧洲犹太人的系统化种族灭绝计划。
[31] Babi Yar，基辅郊区山谷。1941年9月29日至30日，3.3万多名犹太人在这里被杀害。
[32] Kurt Eberhard（1874—1947），纳粹德国党卫军和陆军军官。他在1945年11月被捕，于1947年9月自杀。
[33] 希伯来历提斯利月第十天，是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圣日。信徒们会在当天全日禁食。
[34] Ion Antonescu（1882—1946），罗马尼亚军人，在1940年至1944年间任罗马尼亚总理，是罗马尼亚事实上的独裁者。他在1946年被枪决。
[35] Erich Koch（1896—1986），德国纳粹党官员，曾任东普鲁士纳粹党总管（1928—1945年在任），并在1941年至1943年间担任乌克兰总督。
[36] 上文中“东方工人”（Ostarbeiter）一词的缩写。
[37] Gulag，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简称。
[38] Werwolf，意为“狼人”，是纳粹德国的元首总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