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基辅罗斯”： 和平的，还是阴谋的联合

“基辅罗斯”是俄罗斯国家形式的起源，这是苏联时期和现在俄罗斯的史学界毫无疑问的观点，是支撑俄国国家起源学说的核心。这个观点的最初的、最不可动摇的依据依然是涅斯托尔的《往年纪事》。因此，话也许还得从始点说起：“很久很久之前，发生了那么那么多的事……”

被请来的统治者——留里克家族在开始对诺夫哥罗德土地的治理时，是三兄弟中的长兄（长兄叫“带来和平的”，老二叫“战无不胜的”，老三叫“忠实的”）掌权的。从公元862年到879年，直至掌权者长兄去世。按照《往年纪事》的说法，留里克“把公位交给了自己的亲属奥列格，并把幼子托孤给他”。留里克的本意是，待幼子伊戈尔成龙，奥列格要“原业归宗”。但这个奥列格是个不愿只治理诺夫哥罗德土地的公，是个有着更大领土野心和权势欲的留里克。奥列格从摄政变成了当政，并且急速地开始了他觊觎于南方更广大土地的军事征战行动。

而这时的南方，已经由随留里克三兄弟而来的一支瓦兰贵族武士所占领。《往年纪事》里这样写的：

当时留里克手下有阿斯科尔德和基尔二人，他们不是留里克族的人，但也是大贵族，两人沿第聂伯河航行前往沙皇城。他们路过一座山，山上有一小城，便询问：“这是谁家的城池？”居民回答：“是基、契克和霍利夫三兄弟建的。他们去世了，我们是他们的后裔，住在这里，向可萨人纳贡。”

于是，阿斯科尔德和基尔就不走了，留了下来开始对这片土地进行统治。

阿斯科尔德和基尔统治的基辅成了奥列格最大的诱惑物。他决心征服此地，于是派遣使者前往基辅，对阿斯科尔德和基尔说：“我们都来自海的那一边，都是瓦兰人，同根同源，让我们和谈签约联合吧。”阿斯科尔德和基尔相信了这样的好话，决定打开城池之门，亲自率队列阵迎接奥列格的到来，但是奥列格的阴谋却使这场同根同源的和谈联合变成了血腥屠城之战，出演了一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悲剧。《往年纪事》里的记录也十分详尽：

当奥列格经过基辅山时得知，阿斯科尔德和基尔在此称公。于是便命令部分士兵藏于船内，其他士兵断后，自己则带着年幼的伊戈尔。当船只驶近乌果尔山时，奥列格让士兵藏好，然后派人去见阿斯科尔德和基尔说：“我们是前往希腊的商人，从奥列格和伊戈尔公那里来，我们是同族人，请来见面一叙。”二人随赴约，但藏匿的士兵跃然而起，将他们拿下。奥列格对他们说：“你们不是公，也不是我们这一族的人，而我是。”说着让人将伊戈尔请出，说道：“这是留里克的儿子。”士兵们杀掉了阿斯科尔德和基尔……于是，奥列格称公基辅，并说：“基辅将成为罗斯众城之母。”

《往年纪事》所记述的这一切毋庸置疑地表明了几点；第一，奥列格的“称公基辅”是北部的留里克公不满足于诺夫哥罗德的弹丸之地、渴求向南方向更远的地区的扩张的必然结果。第二，这种扩张实际上是占统治地位的留里克公家族与其属下的分支或贵族武士间内讧发展、深化的必然结局。第三，这种部族间的内讧是以阴谋的方式、狡诈的手段、武力的方式实现的。第四，在这种部族内部的内讧和争斗中，不仅诺夫哥罗人对事态的发展无能为力，而且基辅地区的原住民——波利安等部族的人也是被统治者；“称公基辅”的公及其掌权层都是留里克家族的成员或者亲信与亲属，是来自海外的那帮族人，而不是沿河而居的原住民——斯拉夫人。第五，奥列格的“称公基辅”并不是留里克家族内讧的结束，而是它新扩张的开始，只不过从诺夫哥罗德到基辅之路是一条“家族内讧之路”，而从基辅之始，则是一条以“称公基辅”为形式的扩张与南部更远的草原，甚至克里米亚，与西方的拜占庭帝国的部族间杀伐和军事争夺之路。

在这里，我们使用了奥列格“称公基辅”这个概念，而不是传统上的“基辅罗斯”这个概念。因为“称公基辅”是《往年纪事》的准确用语，而“基辅罗斯”这个名称在《往年纪事》里根本找不到。《往年纪事》里这段关于奥列格南下扩张的记载是十分清楚的，也是十分有趣的。这里有几点很值得人们思考：第一，它用了奥列格“称公基辅”，而没有说在基辅立国，更没有明确记载发生这一切变故的882年就是“基辅罗斯”立国之年。第二，更没有出现“基辅罗斯”这样准确的名称。翻遍《往年纪事》，这位山洞修士只用了“罗斯”（Русь）和“罗斯之地”（Руская Земля ）这两个概念，根本就没有作为一个国家概念的“基辅罗斯”。第三，不仅没有提及“国家”这个概念，甚至连“部族联合”的概念都没有，《往年纪事》里详细记载的是奥列格率军对基辅四周的其他部族的征剿、作战和强行收取“纳贡”，最后是向西，向拜占庭的讨伐——一幅扩张和征战的全景图。

《往年纪事》这本编年史成于1113年前后，这至少可证明在涅斯托尔撰写这本编年史时，并没有“基辅罗斯”这个概念。《往年纪事》所能证实的只是：882年确是奥列格“称公基辅”的年份。但是，882年这个年份却被后世的俄国史学家确认是“基辅罗斯”立国之年。与此相联系的，就是将882年留里克家族应邀来到诺夫哥罗德的那一年称为“在罗斯建立第一个王朝”的年份（在《往年纪事》里同样没有“建立第一个罗斯王朝”之说）。这样一种纪年方式事实上就是将这两个年份神圣化起来了，而神圣化的缘起，是强调留里克家族的绝对的“罗斯”起源和身份，也是强调奥列格的“称公基辅”是绝对的罗斯起源，更强调了来自北方的留里克家族对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两河沿岸各斯拉夫部族及其文明和文化的绝对优先地位和统领权威。

这种神圣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彻底否定和批驳“罗斯外族起源论”。在苏联和俄罗斯的史学著作里，为了解释这种难以接受的“罗斯外族起源”说，曾经出现过一系列的“科学论证”和“真实解说”。其中有一种说法是改变了在“基辅罗斯”中有过丰功伟绩的伊戈尔公的起源和身世。虽然《往年纪事》被奉为经典，但“必要的解释”还是与时而现。《往年纪事》明确记载伊戈尔公是第一代留里克公的嫡传，而一种新的解释是：伊戈尔公并不渊源于留里克家族，而是斯拉夫族土生土长的公，这样一来，连留里克家族也就不是“被邀请来的”了，也是“土生土长”的了。所以，“基辅罗斯”这一名称的出现就是应这种科学论证和解说而出现的，这个名称实际上应该反过来读，即应读成“罗斯基辅”，意思就是留里克家族是土生土长在罗斯的，因此他们的称公基辅也是对自己斯拉夫土地的治理，是土生土长、天经地义的事。

米·格鲁舍夫斯基大概是最早使用“基辅罗斯”这个概念的乌克兰史学家之一，不过他并没有单独使用，而是用了这么一个短语：基辅罗斯——乌克兰。现在担任独联体国家研究院乌克兰分院院长的科尔尼洛夫是这样解释格鲁舍夫斯基的基辅罗斯——乌克兰的：基辅罗斯——乌克兰这个术语在乌克兰的政治语汇中是相当常用的，乌克兰历史学家米·格鲁舍夫斯基和尼古拉·阿尔卡斯还在19—20世纪之交就采用了，为的是证明乌克兰对“基辅罗斯”的继承性以及俄国与这一术语的非特殊地位。

而在俄国，最早使用“基辅罗斯”这一名称的是俄国史学家谢·索洛维约夫，他是在对俄国历史进行分期时使用的。他认为应该将“罗斯”分为几个阶段，而他分阶段的标准是以国家的首都在哪里为唯一依据的。根据他的分期法，罗斯有四个发展阶段：基辅罗斯、弗拉基米尔罗斯、莫斯科公国罗斯和彼得堡罗斯。这只是索洛维约夫用以分期的标准，或者说是他模拟的一个符号，并不具有实质上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意义。也就是说，在索洛维约夫那里，并不是因此肯定在俄国的历史进程中存在过基辅罗斯“弗拉基米尔罗斯”“莫斯科公国罗斯”和“彼得堡罗斯”这四个相对独立的国家。

谢·索洛维约夫像。

然而，尽管如此，索洛维约夫还是在事实上为后来的俄国史学奠定了两个基础：一是“基辅罗斯”这个名称，二是“基辅罗斯”作为俄罗斯国家起源的说法。这种分期法因为强调了作为大民族的“大俄罗斯民族”的地位、作为小民族的“小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对“大俄罗斯”的依存和附属地位，而受到维护“大俄罗斯”利益和国家权威者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因而更为流传并最终定格为一种经典的国家学说。到了苏联时期，一切都源于大俄罗斯，一切都决定于大俄罗斯，一切都得服从大俄罗斯的理论是符合当时“苏联世界第一”“苏联优越于世界各国”“苏联的利益就是社会主义的利益”理论路线和方针的。因此，在1937年斯大林亲自主持并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就有了这样明确的结论：“从10世纪起，斯拉夫人的基辅公国就被称为基辅罗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论是指示性的，也是命令性的，它对苏联时期的史学和整个意识形态所起的影响和作用是极其深远的。

“基辅罗斯”源于罗斯的说法一开始就受到一些乌克兰史学家的反对。其中，系统地陈述反对意见的是米·格鲁舍夫斯基。他在十卷本的《乌克兰——罗斯史》一书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个与“基辅罗斯”针锋相对的概念——“乌克兰——罗斯”。格鲁舍夫斯基的意思是很明确的：乌克兰自古就是罗斯的土地，而这个罗斯就是乌克兰的罗斯。他认为，现在乌克兰土地上自公元1世纪就有斯拉夫居民居住了，而这一居民有着自己的、与其他东斯拉夫部族不同的特点。因此，他的结论是，所谓“罗斯”，实质上就是乌克兰国家，而不是其他部族，诸如留里克家族的国家，“乌克兰——罗斯”就是由此而来。在“乌克兰——罗斯”的含义中，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在起源和发展进程方面都是有原则性差异的。格鲁舍夫斯基所要强调的是，乌克兰才是“基辅罗斯的真正继承人”。在《乌克兰——罗斯史》中，还有一个重要之点，那就是格鲁舍夫斯基不同意俄国人所说的“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民族之分，强调的是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是平等的，不应有大小、尊贵低微之分。

自《乌克兰——罗斯史》问世后，格鲁舍夫斯基就不断遭到苏联和乌克兰官方史学的严厉批判和指责，批评者极力维护的是大俄罗斯的利益和权威。十月革命后，由于格鲁舍夫斯基曾经作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担任过乌克兰中央拉达的主席，所以对他的史学观点的批判就具有了极其强烈的政治色彩。他受到指责的观点，或者说是罪名是：捍卫“小俄罗斯”的利益，要求“小俄罗斯”的自治；倡导乌克兰的民族分裂主义，因而把格鲁舍夫斯基谴责为“乌克兰分裂主义之源”，而他的《乌克兰——罗斯史》被称为是“恶毒的造谣和诽谤”。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格鲁舍夫斯基被指责为搞阴谋破坏苏联的活动，成了一个反动集团的首领。结果是，这个集团的全部成员都遭到了镇压，而格鲁舍夫斯基却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但不久，他去南方的矿水城疗养，随后在一次外科小手术中突然死亡。格鲁舍夫斯基的声音从此消沉。“基辅罗斯”的俄罗斯国家起源说就成为苏联时期不可动摇的官方理论和史学标准。

关于“基辅罗斯”的争论实际上是一场有关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是否是同根同源的民族、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是否应该是平等的民族的争论，是一场有关“小俄罗斯民族”是否应该有自己的生存和道路选择自由的大争论。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继承格鲁舍夫斯基史学传统的史学家就愈来愈强硬地进行起了这场“争名”和“正名”的斗争。而这场斗争的实质就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新时期，谁是“基辅罗斯”的继承人，谁才有权继承“基辅遗产”？

关于这一点，2012年，基辅出版了阿列克谢·托洛契柯的《“基辅罗斯”和19世纪的小俄罗斯》。作者在书中讲述了这种“基辅遗产”之争：

基辅罗斯在乌克兰史学的构成中占有如今的地位已经是相当的晚的事了。似乎从“基辅遗产”之争的时候起，它就不是乌克兰史学的主要课题。然而，重要的是要记住，乌克兰人的历史是作为不以基辅罗斯为支撑的一门独立学科而出现和被确认的。在漫长的时间里，它是不以“罗斯”为转移的，并且充分解决了自己的任务：统一性的形成、爱国主义的培育、确认往昔岁月理性的重要意义。

书中，托洛契柯有过这样形象的描述：

基辅罗斯已经死了，没有留下遗嘱，也没有安排好后事。它死的时候，事情分崩离析，而财产则被没收殆尽。亲朋好友们把残存的据为己有，让自己脑满肠肥，无所顾忌地挥霍掉曾经是恢宏庄园的尚存的一切。随后，根据可疑的文书和与逝者不确定亲属关系的继承人纷纷出场。就像在类似情况下常见的，对权力的探究演变成了觊觎者们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讼。相互指责对方冒名顶替、对血缘、土地的呼吁、对逝者特殊的爱恋太过分了。当这一过程还在继续时，庄园已经瓦砾废墟遍地。但这恰好赶上了对废墟的时尚。

所以，托洛契柯提出“基辅遗产”是由两方面组成的：庄园的遗存和文书的遗存。他这样写：

乌克兰继承的是庄园肢躯的残存，而俄罗斯继承的是它所掌控的文书。对“基辅遗产”放至首位要追索的是什么，以及按照什么法律来继承，是按照“土地”法，还是按照“血缘”法，这场争论从19世纪末就开始了。

因此，托洛契柯的结论是：

从罗斯学科史的观点来看，这种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历史不可能（与期望相违背地）以这样的方式来“科学地”解决所提出的问题。这是意识形态、世界观、信念的问题。历史可以追踪争论是如何出现的，它因何而起，如何发展，在不同的时期给出怎样的答案。但是，这种历史已经不是基辅罗斯这个存在于9—13世纪的中世纪的国家史，而是19世纪的历史。

这种结论所传达出的信息是：争夺“基辅遗产”的争论不是学术性的，而是政治性的，是要把“基辅罗斯”这个概念强加于事实上并没有存在过的“罗斯国家”的头上。

在乌克兰的另一本著作《帝国》（诺索夫斯基，A.福缅柯和T.福缅柯著），表述了几乎一致的观点：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古老的名称——“基辅罗斯”。然而奇怪的是，他们，这些历史学家们并没有给出他们是从哪里知道这一名称的信息的。他们还特别强调了一个观点：在13世纪的一些地图上，罗斯和莫斯科公国——这是两个不同的地区。

综上所述，当今乌克兰学界和政界在“基辅罗斯”这一问题上的典型观点可以用乌克兰史家和政论家亚穆扎法罗夫的话来概括：“今天乌克兰的政治精英所特别关注的基辅罗斯的概念在历史现实中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如果我们去寻找史料，就会看到，在古代不存在基辅罗斯的称谓。这个国家叫作罗斯或者更广义些叫作罗斯之地。基辅罗斯从来不是俄国的、俄罗斯的，而是乌克兰的，乌克兰方面的这种观点当然是俄罗斯方面坚决不能认同和接受的。俄罗斯的史学家把所有这些观点都称为“当代乌克兰史学的无稽之谈”。他们所强调的主要之点有二：一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从远古部族时代起，就是统一的、不可分离的整体，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和信仰。二是，从远古以来，俄罗斯就是处于领先的发展地位，语言的出现比乌克兰要早，文化的形成源于俄罗斯，乌克兰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三是，俄罗斯从多神膜拜转为单一信仰的时期要比乌克兰早，因此乌克兰是统一信仰的后进者。四是，大俄罗斯和小俄罗斯之分不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遵从和维护这种大小之分是理所当然的。

《当代乌克兰史学的无稽之谈》（阿·伊万诺夫著）的长文首先指责格鲁舍夫斯基的理论是乌克兰的“乡土论”：

这一理论的实质就是说，早在新石器时代乌克兰人的祖先就生活在现在乌克兰的土地之上了。这一理论的主要目的就是寻找早在原始公社制度时期就存在的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之间的根本差异。而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就是试图将原始社会的部族“塞进”后来形成了东斯拉夫民族的那个土地的范畴之内。格鲁舍夫斯基理论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最大限度地把乌克兰人存在的时间框架扩大，证明乌克兰种族更古老的起源，并进而把自己说成是优越于其他东斯拉夫人民的。

伊万诺夫直率地指责这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表现，而这种民族主义趋势在当今的乌克兰史学界发展得更为猛烈：

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的特征就是力图证明自己的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并且尤其以“祖先的古老和尊贵”为依据。因此，在当今的乌克兰历史科学中正在进行如此紧锣密鼓的工作，以便寻找组成未来的乌克兰人和其他东斯拉夫人，直至整个斯拉夫民族的古老部落。例如，把俄罗斯人的根说成好像就是乌果尔——芬兰部族，而乌克兰人则是特里波利耶考古文化的部族。

伊万诺夫不同意乌克兰人提出的“还在9世纪时，就有了乌克兰部族、俄罗斯部族和白俄罗斯部族之分”。当时，在现今的乌克兰地区居住过许多的部族，通常提到的是7个部族。各部族联合，而联盟成了发展趋势，“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联盟才变得更为巩固，具有了国家形式的组成特征。而最终这些联盟（在历史文献中称为‘编年史中讲述的部族’）转变成为封建的公国，再后来就联合成了古罗斯国家。无论各个部族之间有怎样的差异，他们联盟了，最终形成了公国——所有的部族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习俗和信仰，还有一点是主要的，那就是有了相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在一篇《乌克兰化：渊源和原因》（弗·特里波利斯基著）中，同样强调：“基辅罗斯的居民接受了统一的交际语言——俄语、统一的民族名称——罗斯、统一的精神食粮——东正教。领土的统一还加上了民族起源地的相同。”作者赞同“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观点，认为将“小俄罗斯人”变为“大乌克兰人”的人是“热衷于乌克兰化的分子”。

为了证明这种统一性和“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之分说法的天经地义性，作者还引用了曾经作为乌克兰民族主义首领、哥萨克盖特曼帕·斯科罗帕茨基于1917年所写的回忆录中的一段话：

“大俄罗斯人”和我们乌克兰人以共同的努力创造了俄国的科学、文化、音乐和绘画艺术，而放弃自己崇高的和优秀的一切，去接受高卢人殷勤得如此天真地向我们乌克兰人推荐的精神贫乏简直是可笑和难以想象的……我认为必须让孩子们在家中和在学校里讲母亲教会他们的语言，详细了解自己乌克兰的历史，它的地理，我认为必须让乌克兰人来创造自己的文化，可我也同样认为，脱离俄国，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对乌克兰来讲是不明智的和致命的。只有在我们这里俄罗斯和乌克兰文化得到自由发展，我们才能发展，要是我们现在拒绝前者的文化，对其他民族来说，我们将只不过是一种陪衬并且永远也不可能创造出什么伟大的东西来。

纵观上述俄罗斯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几点：第一，不承认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同步发展是科学理论，更不用说乌克兰超前于俄罗斯的发展了。第二，不承认有独立的、单独的乌克兰文化，乌克兰的文化是附属于俄罗斯文化的。第三，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乌克兰部族，无论是“基辅罗斯”前期还是后期，作为部族、民族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包容于罗斯部族、俄罗斯民族之中。第四，因而，“基辅罗斯”这个名称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一个真实国家的存在，罗斯所以叫“基辅”，是因为它起源于来自北方的罗斯人，是作为罗斯奠基人的留里克家族创立的。最后，因此“基辅遗产”或者“基辅罗斯遗产”的继承权无疑属于俄罗斯，即俄罗斯对乌克兰拥有大俄罗斯人的特权。

虽然，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关于“基辅罗斯”及其“遗产”的争论已经越过了上百年的时间，但在苏联解体、独联体的局势发生激变、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每况愈下的状态下，一系列的学术争论就具有了愈来愈浓厚的政治色彩、意识形态偏见去不掉的烙印以及双方利益和势力争夺的激烈痕迹。

在俄乌之间有关“基辅罗斯”的争讼中，有一系列问题是很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首先，模糊了、忽略了甚或是有意规避了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形成的时间问题。在奥列格开始治理罗斯（罗斯之地）时，无论是俄罗斯民族，还是乌克兰民族都远未形成，一切都尚处在部族联合和联盟的过程之中。事实上，把留里克家族的罗斯称为国家是不准确的。当时的罗斯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它只是一个在当时所有的部族联盟中最大的一个联盟。在《往年纪事》里，既没有使用“联盟”，也没有使用“公国”这些词。“公国”（Kняжествo）和“古罗斯国家”（Древнерусскоe государствo）是后人用的。“基辅罗斯”部族联盟的出现并不等于就是有了一个统一的民族，一个可以称之为俄罗斯的民族（在乌克兰方面，是一个统一的乌克兰民族）；也不等于是说各部族的多神膜拜马上就转变成统一的信仰了。应该说，将民族形成的时期提前，并扩大已经形成的民族的作用和权威是这场争讼的基点。

其次，无限地扩大了地缘概念，用“东斯拉夫”这个部族概念替换了部族联合和联盟的概念。一种观点是，执掌罗斯权力的留里克家族是土生土长的斯拉夫人，两河（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沿岸是属于斯拉夫部族的，因此，留里克家族的权力和权威由北而南的扩展是正常的、合理的；另一种观点是，居住在基辅周边地区的各部族坚持认为自己才是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斯拉夫人，因此，罗斯的权力和权威始自于自己并应归属于自己。这种地缘概念深刻影响到了权力的掌控和权威的发挥作用，而在这种认识中，“东斯拉夫”这个概念就被家族化、权力化，最后是利益政治化。

第三，刻意地强调了在这一地区民族进化和形成过程中存在一个主体民族（对俄罗斯来说是俄罗斯民族，对乌克兰来说是乌克兰民族），并且是这个主体民族发挥了关键的、绝对的作用。因此，强调本民族的权力和权威，反对他民族的权力和权威，以否定和批驳他民族要处于“优越于其他民族的地位”，来确认和彰显自己的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也就是说，最终出现的是，以本民族的民族主义来反对他民族的民族主义，相互指责的“民族主义分子”就成了特定的政治标签。

应当说，“基辅罗斯”开始的只是一个民族融合和形成的过程。实际上，在这片土地上，随着掌权的留里克家族的征伐和扩张，一个各部族相互溶血、融合的进程就开始了。从这一点来说，自从有了“基辅罗斯”，来自西北部的、海那边的留里克家族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瓦兰人、诺曼人了，而基辅周边的各个部族也不再是原来的部族人了。仅就留里克家族而言，先后有好几个公都娶了南方部族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后代就是溶血的产物了。

最后，应当说的是，无论这种争讼具有怎样的性质和如何持续下去，但是却有几点是无法否认的：

第一，“基辅罗斯”并不是一个历史上存在的真实“国名”——部族联盟的名称，这一点不仅《往年纪事》清楚记载，而且“罗斯”的发展进程也是证明了的。“罗斯”的法典，从来没有冠用“基辅罗斯”的名称，而是用的《罗斯法典》《雅罗斯拉夫子孙法典》《莫诺马赫法规》《罗斯增补法典》，等等。在古老的编年史或者远征记中，罗斯的公都是用的“基辅公”或“基辅大公”，从没有出现过“基辅罗斯大公”这样的称谓。

第二，“基辅罗斯”的出现开始了作为一个统一民族——俄罗斯族的形成和发展进程。但是，随着“基辅罗斯”的逐渐解体、俄罗斯东北部新的公国的兴起，在基辅地区乌克兰民族也开始了单独发展的进程。这一进程历经了数百年的时间才最终完成。也就是说，直到蒙古入侵占领240年（1240—1480年）之后的伊万四世时期，才最终形成了俄罗斯族、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甚至还有黑俄罗斯族。不过，这个原先的东斯拉夫各部族却有了大小之分和尊卑之别：俄罗斯族叫“大俄罗斯”，乌克兰族叫“小俄罗斯”。这种大小称谓一直在俄国、苏联使用，在当今的俄罗斯，当俄乌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大小俄罗斯”的称谓频频出现。而在俄国的典籍上，也是从这时起“俄罗斯”一词才取代了“罗斯”一词。关于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的形成完结于14—15世纪的说法是公认的，俄乌都没有否认这一结论。霍比亚的《俄国史》是这样写的：

从6世纪起，东斯拉夫人部族开始掌控了东欧平原的辽阔和少有人居的土地。这一过程延续了数百年的时间并且成为我国历史的一个基本特点。斯拉夫人殖民的“浪潮”与巴尔提和乌果尔——芬兰族系的民族发生冲撞，但是并没有取代和消灭他们；土著居民和外来者“混杂”并且深入到各个斯拉夫部族群，而随后——扩展到整个国家的范围。这一过程在俄罗斯是极为漫长的。只是在16世纪俄罗斯人才跨过乌拉尔并开始开发西伯利亚，而这时在西欧为了土地开发的国内殖民已经在14—15世纪完成。

第三点，“基辅罗斯”不是部族间和平的联合、联盟，而是阴谋的、武力的联合、联盟。这一点也是所有的俄罗斯史学家和乌克兰史学家从没有否认过的。还是引用上述《俄国史》的文字：

被邀请来的酋长及其武士们不会满足于条约给他们所提供的权利。882年的编年史写道，留里克的继承人奥列格去了南方，占领了基辅并且开始控制“从瓦良格人到希腊人”的全部水路。奥列格在罗斯大公中第一人首先“布城”——其统治领土上的据点，并且向斯拉夫人的部族公国——斯洛温人、克里维奇人、德列夫里安人、塞维里安人、拉季米奇人“摊派贡赋”。如果说诺夫哥罗德的国家政权是在契约的基础上出现的，而在基辅——是占领来的话，那就可以说，奠定古罗斯国家基础的则是在其后的时期里出现的各种政治结构。最终形成了几个“部族公国”的军事政治联合体——古罗斯国家“基辅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