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怀旧的年代，而照片则是对怀旧的积极推动。摄影是追悼的艺术，是迟暮的艺术。大部分拍摄对象在被拍下的那一刻，就已经带上了悲情色彩。一个丑陋或怪异的对象也会显得动人，因为摄影师的注目已使其变得庄严。一个美丽的对象也可以唤起悲哀，因为它已经衰朽，或不复存在。所有的照片都是mementos mori(拉丁语，意为：勿忘人终有一死。此处指提醒人死亡之存在的物品。)。摄影即是对另一人（或另一物）之死亡、脆弱与衰变的参与。通过截取时间中的某一帧，并将其冻结，所有的照片都见证着时间无情的消融。
——苏珊·桑塔格，《论摄影》
“斯拉维卡和博兰科为什么也在这里？”她说，拿过我手上的相册，细看一对正在微笑的小夫妻。
“斯拉维卡和博兰科是谁？”
“你不认识……你还小……”她耸耸肩，“天知道我为什么把他们放进来。”她喃喃自语，重音放在他们上，同时像研究珍稀植物的标本一样，研究着两人的照片。
突然——母亲像扯膏药一样，迅速揭开相册内页的薄膜，取出照片，撕成碎片。相纸受刑的声音像是空气也被撕碎了。
“好了，”她说，“反正他们已经死了好多年了。”她用一种半带和解半带怀念的口吻说，将相册还到我手上。
这个故事的开头，藏在一位女士的猪皮手袋里，这位女士带着这个手袋，还有一口行李箱，里面装着不起眼的行李，于遥远的1946年来到此处。（战后）一有机会，她就放任自己买了个新包，于是这个旧包就留在了立柜的角落里，并从那一刻起，担负起了储存记忆的职责。后来，这位女士还买过许多新包，但这个旧包在立柜一角的位置，依旧保留了下来。
再后来，这位女士还购置了新的家具：新立柜、新抽屉柜、新碗柜。买了更多更适合放照片的箱子和包袋，但那只咖啡色的猪皮手袋，依旧作为记忆的宝藏，在立柜一角永垂不朽。
在我贫瘠的战后童年里，因为什么都没有，母亲的手袋就替代了一切，成了地窖、阁楼、玩偶之家与玩具箱。我经常把里面那些不起眼的东西拿出来，兴奋又激动，好像自己正要参与某项揭秘活动。当时我不可能知道，这确实是一项揭秘活动。它揭开的是生活平实简单的秘密。
首先说一下这包里藏着什么：许多照片（大部分是我母亲的）；几封信（我父亲写的）；一枚金币；一个银烟匣；一块丝巾；一缕……头发。
母亲的照片都很有意思：有些是她戴着奇奇怪怪的帽子，有些是她穿着水手服戴着学生帽，有些是她穿着泳装（母亲坐在船上，不知哪片海在她身后闪着金光；日后，我也会看到这片海）。还有一些照片上有一对老年夫妇，应该是我的外公和外婆。还有一个年轻女人，应该是我阿姨。还有她的小女儿，也就是我表妹。这些照片对我来说意义不大，因为我与这些人都不熟。
除了拍母亲的照片（用一条丝带绑着），手袋里还有父亲的照片；还有我的照片（都是新生儿时期拍的）；还有全家福：母亲、父亲和我，在白雪皑皑、田园牧歌的布景前拍下的，好像在玩雪的照片。
手袋里的信都是1948年写的，上面是父亲的笔迹，发信地址是一个叫TB医疗站的地方（你当时在我肚子里，还没生出来。母亲曾说）。我一开始认字，就偷偷去读了这些信。上面写的东西都极其深奥：比如战后的各种票（你的票够用吗？）；链霉素（有人成功提取了链霉素，能救命）；培根（有人弄到了一块珍贵的培根）；还有爱情（不管看向哪里，我都能看见你的脸）。
金币是母亲娘家的，传给她终生保管。后来，一枚杏形金戒指（父亲送的）和一小块镶牙用的金块也会加入进来成为宝藏的一部分。这些是她唯三值钱的东西。
香烟匣子是银质的，曾经属于我外公。盖子上有一匹奔马（这是一匹奔马。母亲曾说）。我喜欢用手指勾勒这匹奔马，打开盖子，嗅闻我素未谋面的外公留下的烟味。
真丝丝巾（母亲喜欢强调它的真）是外婆随信寄来的。这块像空气一样轻、附在信里偷偷寄来的丝巾，在我未知的大门上打开了一条裂口。真丝一词像一块磁石，把其他一些含义模糊的词也吸引了过来，比如祖母绿。我以前很喜欢把这三个字放在嘴里翻来覆去地说，好像含着一块碧绿的薄荷硬糖。
包里还有一卷丝一样的头发，像小飞虫一样包在赛璐璐包装纸里——那是我的头发。我以前很喜欢拿这张赛璐璐的包装纸，举到光下，捕捉一缕缕阳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猪皮手袋越来越旧，越来越塌，边角上的皮越来越斑驳。因为这个包已经关不上了，照片就都流了出来，从包里往外，像流水一样，在立柜里越铺越开。为了恢复秩序，我们把照片叠起来，用绳子绑住，放回包里。放不下的就整理到盒子里，夹到书里，塞进抽屉里。但母亲的手袋依旧是记忆的中心。
母亲经常抱怨家里不整齐，说自己有朝一日肯定要把所有照片都丢掉，正常人家都是用相册来装照片的，像垃圾一样放在立柜里真不像样，立柜是用来摆衣服的，不是用来摆照片的。但牢骚归牢骚，一切还是保持原样：立柜的角落，角落的手袋，手袋的功能，都没有改变。
1973年，我父亲去世了。我爱他，但他去世时我很镇静，为此我还很自责。
他死后一个月，他的一张证件照大小的照片，不知从什么地方掉出来，无声无息地来到我脚边。我无意中瞟见它，瞟见那张小小的、安静的脸，立即仿佛被牵动了神经，失声痛哭起来。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以为再也停不下来。
当我终于恢复了平静，母亲走进来说了一句话，这句话的重要性，我要到很久以后才会真正明白。她说：
“我们应该买几本相册。”
于是我们买了几本相册。而那只，她于遥远的1946年随身带来的猪皮手袋，终于从立柜里被扔了出来。一摊缺乏组织、混乱不堪的生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看着那些脸，那些笑容，那些身体，那些黄的、咖啡的、黑白的景物，那些矩形相纸上模糊的光影组合——感到坐立不安，就好像看到了什么叫人难为情的东西。
有一天，我发现母亲被一堆照片包围着，苦着脸，显得很无助。
“需要我帮忙吗？”我问。
“不，”她说，“这些相册是我的，我自己来。”
手袋消失了，盒子也消失了。照片不再从书里掉出来，也不再从抽屉里探头探脑。现在，母亲小小的床头柜上整整齐齐地摞着十二本相册，从数量与质量看，都是一笔珍贵的人生财富。
“包呢？”我问。
“没了。我丢了。”她说。
我翻开相册。它们令我想起那只手袋：诚然，里面的照片都插得很整齐，但丝毫也看不出其材料组织依据的是什么原则。就连母亲自己的照片，曾经那么小心翼翼地单独摆放，单独享受用丝带扎起来的待遇，现在也跟其他人的照片混到一起了。
也许是相簿太少了，也许是照片太多。也许是她整理时难以抉择，也许她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整理。从一开始，她就没准备给照片分类。
有一天她重新整理相册，希望能依据时间来建立某种秩序，但不知为什么，这次尝试也失败了。于是，我学生时代的照片，就出现在了斯拉维卡和博兰科，那对我素不相识的年轻夫妇的照片边上。
在这个粗糙的编年体系中，母亲还试图区分级别的高下。但在取出了无足轻重的斯拉维卡和博兰科后，某对同样无足轻重的斯拉维科和博兰卡，也许还在某本相册的某一页上微笑着。
以事件的编年与轻重顺序来进行分类，之所以对母亲来说不成立，似乎是因为她内心对生活的感知方式与众不同而造成的。比如，她会花大量空间去保留某远房亲戚婚礼的照片，虽然她与这些亲戚可能根本就不走动。可能她就是喜欢婚礼照片吧。
有一次，我在相簿里看到一个小小的三联画：三张照片排在一起，分别是二十岁、三十岁和四十岁的母亲。更老时候的照片都挤到角落里插放，不在三联之列。
“我老得真快，不是吗？”
“没有啊。”我一边细看照片一边说。
三联照每隔十年一张，母亲的脸自然会有变化。她从圆脸变成鹅蛋脸，大大的咖啡色的眼睛变小了，甚至有了些吊梢，她丰满的嘴唇变得干瘪，失去了俏皮的弧度，嘴边的两条细纹从三十岁以后开始向下走，到了四十岁，脸部两侧的肉已经肉眼可见地垂了下来。更老的照片上，清清楚楚能看到她的嘴塌了，显得有点伤心。
“没有啊。”我关上相册重复道。
后来，我再看这本相册时，发现那三联照被拿走了，照片重新理过一遍，那张瘪嘴老太太的照片，永久性地消失了。
1976年，我和几个学生一起去亚美尼亚。我们行走在深红的亚美尼亚，覆雪的亚拉腊山幽灵般的影子在上空盘旋，如柴郡猫的微笑时隐时现。我们在格加尔德修道院，一座直接在山体上凿出的神奇建筑里，遇到一个修士。他以毫无必要的忙叨，分发着他毫无必要的名片。修士带我们去他的房间。房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和一个抽屉柜。柜面上——隔着相同距离——立着三张框起来的照片。
“这张我二十岁，这张三十，这张四十。”修士的语气，好像一个博物馆导览。
每只相框的前面都供着一小束用丝带扎起来的干花。
慢慢地，母亲终于把她的相册整理好了。我最喜欢的一本里，都是她在遥远的1946年随身带来的照片。发黄发霉的照片被从丝带中解放出来，四散到相册里，恣意地展示着复古的美。有些照片上是外公外婆，年轻的外婆外公与浓眉大眼的朋友在一起（都是家里的亚美尼亚朋友。母亲说），大家围住留声机，留声机的喇叭像一朵巨型莲花；年轻的外公外婆坐在草地上，旁边铺着白布，摆着一篮篮葡萄；还有些照片记录着母亲漂亮的少女时代，拍下了在海滩上的母亲、在船里的母亲、在远足的母亲、在树下的母亲、外出游玩的母亲……有张照片拍的是一群穿丝裙的少女和白裤黑衣的青年，那是一张合照，照片中也有我的母亲爱丽……
“你看，”她说，指着一个长得像灵缇的青年，“这是我的初恋……”
这张脸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因为她经常指着它说同一句话：“这是我的初恋。”
“谁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她说，用指尖摩挲着内页的薄膜，好像摩挲一只水晶球。
我去美国时，看望了一个在萨格勒布认识的人。十五年前，她跟她的丈夫，一个医生一起，来到美国，后来囿于美国乡野。他们的房子很漂亮，有两个孩子，她有信用卡和支票簿，每周去做一次瑜伽，每周去一次健身中心，还报了名学日语（记住我的话，二十一世纪是日语的天下！），她常去附近的古董店逛逛，寻找符合她家欧式风格的家具，她感恩节烤火鸡，开车送孩子上学、上网球课，在生日蛋糕上插美国国旗——她还每个礼拜将朋友们聚到一起，举办主妇派对。
我们在她家的游泳池畔啜饮冰马天尼，天南海北地聊着天。
突然她看着我，不知因为马天尼的缘故，还是突然想起了什么特别高兴的事，眼里闪着光说：“快，跟他们说说米罗斯拉夫。”
我愣了一下。我完全想不起米罗斯拉夫是何许人。
“你知道，”她敦促说，“我已经跟她们说过一千遍，她们已经都知道了……”
“啊……哈。”我模棱两可地说。我依然不知道她在说谁。然后我模糊地想起来，她结婚赴美以前，好像是跟一个叫米雷克的人要好过……
“啊……哈。”我刚要附和，她就打断了我。
“上帝，想想看，足有六尺高！”
此时我已清楚地记起了米雷克，他是一个高不过五尺七寸的男人。
“上帝啊，还有那对蓝得不似凡间之物的眼睛！来吧，跟她们说说……”
突然间，米雷克的模样如水晶般清透地闪现在我眼前，本来我是绝对想不起这个人的。米雷克的眼睛很小，是咖啡色的，脸上有麻子。
“他爱我爱得发狂……我一想起自己离开他随随便便结了婚，真的很随便……对了，他还没结婚吧？”
“没有，他没结婚。一直没结婚。”我同情地说。
在她为朋友们准备的文本相册中，米雷克的照片在她从萨格勒布到美国乡野的移动过程中被美化了。高不过五尺七寸的米雷克，变成了堂堂六尺的米罗斯拉夫；眼睛从咖啡色变成了蓝色，人从一个平凡的萨格勒布青年，变成了一位供主妇派对参与者们消遣的刻骨铭心的恋人。就像早已划过天际逝去不见的流星，在这里，在这另一片天空中，米雷克满血复活，闪耀出璀璨夺目的光芒。
后来，当我们到厨房里去洗碗时，我像共犯一样眨眨眼，刚要说些故事编得不错啊之类的话，就被抢了先。“我一直都爱着我的米罗斯拉夫，”她说，“以后也不会变……”我突然意识到，她并不是为了娱乐客人而编造米雷克的故事，虽然一开始也许确实有这个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把自己都说信了，她将美化过了的米雷克，当作了真正的米雷克。
我小口咬着一块蛋糕，为了转移话题，我说：“这些蛋糕真好吃……”“就是普通的美国蛋糕。人们叫它布朗尼。”她用谈起米罗斯拉夫时相同的语气说。
1989年6月母亲从医院出来，因为不知道还能活多久，要我给她照张相。透过佳能自动相机小小的取景口，我看到她挣扎着，想给自己惊恐的脸上换一个表情，好作为她最后的表情留下来，给我们这些孩子做纪念。我想她当时已经确信自己活不了了。她暗自努力，想让阴沉的面部变得明朗，想扬起嘴角做出微笑，却无论怎样努力，都只有一种表情出现在脸上（当然，她自己是不可能看到或知道的）——一种赤裸的恐惧的痉挛。
我强压心头涌上的情感，躲在相机后面，心中犹豫不决，既想完成母亲的愿望，又怕这愿望真的会一语成谶。
“就这样！”我说着，按下快门。
天假其便：相机坏了。母亲的病好了。
1988年2月中旬，应他不懈的要求，我飞往慕尼黑，去见刚好要在那里逗留几日的他。他在剧院酒店的大堂等我，坐在一张藤椅中，身边的大花瓶里插满瀑布般倾泻下来的白紫蝴蝶兰。他看到我出现在门口就站了起来。我们向彼此走去，就像两个身处舞台的演员，共同拉进着一段远非这几步所能覆盖的距离。
我们在酒店房间里关了两天，不去碰触彼此，只说必须的话。他木然地坚持看着电视，虽然不懂德语，我则时不时地走上阳台，在扶手的金属小牌子上紧张地摩挲我的手指，不知为何，牌子上刻着数字13（生命神秘的舞台设计员安排了这一庸俗的巧合）。
我频繁地花很长时间洗澡，这样他就听不到我的哭声。我在热水的冲淋下感觉着慵懒的疲劳与强烈的失落。好几次，我决定立即站起来，叫一辆出租车，拿起行李，摔上门，永远地离开他，但每次都被一种难以克制的既甜蜜又苦涩的不幸感所压制，而难以动弹。我觉得我们被困在了一个庸俗的玻璃球里，像一对年事已高的亚当和夏娃，回到了伊甸园的树下，有人颠倒了玻璃球，雪片落在我们身上，生死已经不重要，因为反正我们都出不去了。夜晚，我被他的哭声吵醒，那哭声像女人的哭声，像我自己的哭声。压制我无法离开的同一股力量，此时也让我无法伸出手臂，拥抱他。
第三天，我们，这两个默剧演员，起身出了门。太阳像聚光灯一样刺眼，我们走过玛利亚广场，各自背负着千言万语。空气中有热红酒、丁香与肉桂的气味，正是二月中举国欢庆的时候。我们像三流小品中的演员，被应时当令的布景围绕着。白炽的骄阳仿佛放大镜，暴露出我们脸上的每一根皱纹，我们都本能地寻找阴凉的地方躲避。
到了机场，我们坐下来，一边喝东西，一边等到了我的飞机。我们一起走向出口。在路上，我们看到一个拍立得照相亭，然后——天知道为什么——我们走了进去。我们挤坐在一张圆凳子上，被肮脏的门帘保护着，等待红灯亮起。红灯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亮起时，他突然吻了我。相机的取景音，规定了这个吻的长度。
喇叭里第二次广播出我的航班，而我还站在金属取相口边上等我们的照片。我全神贯注看着那个开口，好像那里面要出来什么终极答案。终于，一条拍立得不慌不忙地冒了出来。我拿起它，撕成两份（两张给我，两张给他）。他捏着自己的那一半，礼节性地吻了吻我，我就向验护照的队伍走去了。我一边走，一边告诉自己不要回头，但还是回过了头。他双手插兜站在那里。他的脸，几天来第一次露出了失落与不安，像相机闪光灯一样，匆匆一闪，就消失在了人群里。我团起兜里的照片，扔进垃圾桶，继续往前走。后来我想，何以生命舞台的设计员，会给我们痛苦的离别设计这样一场不真实的结尾，让我们长达数年的爱情，结束在机场照相亭里的拍立得之吻与相机的咔嚓声中，在表现不可抗拒的爱欲时，也表现了其中包含着的不可避免的死亡。
母亲的相册——她赖以整理人生现实的方式——在我眼前重现了我已经忘却的日常。这是一种摆拍的日常（因为照片中的一切都是经过布置的），然后这种摆拍的日常还经过了甄选（通过选择照片），可也许恰恰因为业余创造者的这种认为生活必须经过安排才能上升到艺术的创作冲动，恰恰因为这些相册的漏洞、失误，以及这种方式本身，它们反而显得特别真诚，特别生动。
有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到一双我的小鞋，鞋口已经剪开，暴露出战后物资贫瘠，人们购买新鞋的力量比不上人脚生长的速度，照片的主题，从大量工会活动、演讲、旗帜、先锋、小型社会主义景观，变成了我们居住的落后小镇、五月节、花果盛装游行（照片上的我穿成了一朵罂粟花！）、叠人塔、接力跑、环国长跑、举家出游……照片上的这场不见于史册的日常，是那么平凡而纯粹，它可以是任何人的生活，可能在任何地方发生，虽然这一场发生在了我们家。
1991年，当父亲曾以为能够实现的那个理想不可挽回地粉碎了以后，当为这个理想凝聚在一起的各个国家终于分裂了以后，母亲搜罗出父亲所有的奖章（民族团结贡献奖、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奖等），整整一堆，放进一个塑料袋——仿佛安放一堆人类的骸骨——伤心地说：“我不知道该拿这些东西怎么办……”
“你为什么不就放在那里别去管它……”
“可要是被人发现了呢？”
我什么也没说。
“你带走吧……”她请求道。
然而，就在同年，当所有街道的名字变了，语言、国家、旗帜与符号变了；当错误的一边变成了正确的一边，而原本的正确突然变成了不正确；当一些人开始忌惮于自己的姓名，而另一些人显然是人生第一次解除了对自己姓名的忌惮；当人们开始相互残杀，一些民族开始屠杀另一些民族；当暴军四起，而最强的一支开始横扫自己国家目力所及的一切；当酷暑导致土地颗粒无收；当谎言被编入法律，而法律沦为谎言；当人们除了流血、战争、枪支、恐惧外再也说不出别的字；当巴尔干各小国提请欧洲注意，自己也是它合法的孩子；当蚂蚁撕咬被诅咒的部落里最后一个成员尸体上的皮肤；当母亲作为自己祖国接受下来的这个国家分崩离析，而她早已失去、也忘记了自己的第一个祖国；当她在自己家中遭受遮天蔽日的热浪的炙烤；当电视机日以继夜地闪烁着恐怖的画面；当她因恐惧的折磨而高烧畏寒——我的母亲，依然坚持她每年雷打不动的惯例，去给父亲扫了墓。我相信，那是她第一次注意到父亲潮湿的墓碑上刻着一个小小的五角星（虽然它一直就在那里，而且是应她的要求刻的）——而且也可能是她第一次想到将这个五角星涂掉的可能性，虽然当时她已极度虚弱、极度疲劳。可是接着，她就难为情地摒弃了这个想法，并将父亲穿着军装的照片作为她自己的财产保留在了相册里。仿佛那一刻的母亲，因为突然与父亲姓名上的五角星对峙，而终于决定原原本本地接受了自己的一生。
她回到家后，坐在自己热得火烧火燎的家中，仿佛坐在一列火车里；没有人保卫她，她头上没有旗帜，脚下没有国土，自身可以说也没有名字，没有护照，也没有身份证明。她不时起身看窗外，想看看这次被战争摧毁的国家是什么样子，与过去看到过的有什么不同。她坐在自己家里，仿佛坐着一列火车，这列火车并不驶向任何地方，因为她反正无处可去。她的腿上放着唯一属于她的东西，她的相册，这一笔小小的，却记录着她一生的财富。
我有一个朋友，自出生起就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他的母亲曾经说，父亲是在战争的漩涡中消失的。唯一在旋涡中幸免于难的，只有一张小小的、褪色的照片。
后来，他母亲也死了；再后来，他自己成立了家庭。有一天，纯粹出于偶然，他发现他父亲其实是在战后被处死的；因为他站在了错误的一边。他再去看父亲的小照片，第一次发现它不仅旧，而且有修改的痕迹（很可能是母亲的手笔）。这里画一道，那里抹一笔，把他父亲遭人唾弃的军装，改成了一件普通礼服。
战争过去四十五年后——当错误的一边已被历史粉饰得太太平平，而新时代的摄影器材都将镜头对准了正确的一边时——我的朋友面对儿子提出的关于爷爷的问题，作出了简短的回答：“他消失在了战争的漩涡中。”然后，他给儿子看了那张小小的褪色的照片。
我从来就不喜欢拍照，讨厌背相机的游客，也觉得看别人的相册或电子相册是一种折磨。
有一回出国，我买了一台自动相机，既然买了，也就顺手拍了几张照片。过了一段时间，我重看那些照片，发现它们所记录的一切，就是我关于旅途所能想起来的一切。我试着回忆其他事情，但记忆坚持附着在照片的内容上，不肯离开半步。
不知道我如果没有拍照的话，还能记住什么，又能记住多少呢……
母亲参加完外婆的葬礼后，把她经年累月寄给外婆的一大捆我们家的照片都带了回来。其中有一张拍的是我在沙滩上。当时可能有十三岁。我在这张照片背面看到一行保加利亚文，是我表妹稚拙的笔迹：照片上的人是我，在海滩上，穿着我的新泳衣。这行字下面，有她同样稚拙的签名。
现在这张照片回到了我手上。我的表妹为什么这么做，我将永远也不会知道。对此我非常疑惑，有时甚至怀疑那行字是不是我自己写的，因为确实很难证明不是我，而那张照片上的人又肯定是我无疑，然后我想到，会不会是我用表妹的语言给她在照片背面写了一段话，模仿了她的笔迹，还签上了她的名字。这个想法令我相当震惊。
最初的紊乱、最初的甄选、最初的根据时间与重要性进行的整理与组织以及最初的修缮（丢掉丑陋的照片，丢掉斯拉维卡和博兰科）以后——母亲相册中的照片，似乎都暂时找到了自己永久的位置。
虽然如此，我注意到一股新生活的暗流，还是悄无声息地潜入了这些编制严格的相册里：写着某面霜品牌的小纸片，某个人的电话号码，一张报纸上剪下的特殊门锁和警报器的广告，一篇关于番茄有毒的文章，某人度假时寄来的明信片……这些东西好像受到相簿的吸引，要来填补那些被扔掉的照片所留下的空白。
当相册变得越来越像手帐时（曾经唯一逾规的是粘在我第一张照片旁边的头发），母亲就会把它们重新整理一遍，丢掉那些逃过她监管溜进来，对她的个人历史进行破坏的垃圾。
有时我会碰巧撞见她翻看相册。她合上手上那本，摘下眼镜，将相册放下后，总会说：“有时候我觉得我好像从没活过……”
“人生就是一本相册。相册里有的是真的，相册里没有的，从没有发生过。”我有个朋友曾经这样说。
我以前在莫斯科认识一个叫伊万·多罗佳夫采夫（Ivan Dorogavtsev）的，从莫斯科郊县弗里亚奇诺来。他翻译莎士比亚，而且是弗里亚奇诺有名的疯子。多罗佳夫采夫穿破衣烂衫，戴一顶女式假发，显然希望能在外貌上尽量贴近自己的偶像、自己放眼天下无人能及的大神威廉。多罗佳夫采夫的破衣裳上面还别着一块自制的徽章，徽章上（用西里尔文）写着：威廉·莎士比亚。
多罗佳夫采夫的文字产量很大。他把自己的翻译附在各种俗气的明信片后面（大部分是容易到手的捷克、保加利亚、波兰明信片，当然还有苏联本地的明信片）。于是我爱人的眼睛绝不似骄阳便与伯利恒礼拜堂走到了一起，《奥赛罗》选段出现在生日卡上，背面印着S dnem rozhdeniya[1]。他还用明信片做封面，自己绑小册子，于是，用蹩脚打字机打出的哈姆雷特独白就被穆欣娜的Rabochiy i Kolkhoznitsa[2]捆绑了起来。有时，多罗佳夫采夫会在翻译里加入自己的创作、想法与品评，于是，世所仰慕的莎士比亚的灵感与才华里，便也在弗里亚奇诺一个普通居民的身上，找到了势均力敌的灵魂伴侣。
多罗佳夫采夫坚持给勃列日涅夫主席写信，要求苏联政府的支持。信中，他解释了自己伟大的文化使命，坚称自己已经掌握了打开莎士比亚的钥匙，参透了莎士比亚作品中所有高超的技巧与平凡的思想。人类（多罗佳夫采夫讲到某些词时喜欢用大写）对莎士比亚的一切了解与研究，如今都可以任意地（！）弃如敝履，因为只要他，弗里亚奇诺的伊凡·多罗佳夫采夫，将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我大俄罗斯的研究，即将成为对这位宇宙第一人（当然，他指的是威廉·莎士比亚）的唯一权威的研究。
在他自制的小册子中，多罗佳夫采夫无情地批判了自己的前辈——过去曾对莎士比亚做出过译介的俄国译者。他以精确计算而得的百分比数，对他们的翻译质量进行了评估。根据他的研究，俄国最负盛名的莎士比亚译者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所译的《哈姆雷特》，正确率为0！——在这个批给帕斯捷尔纳克的0后面，多罗佳夫采夫还打上了一个斩钉截铁的叹号。
如果每一种疯狂，都像每一则谎言一样，蕴含着一丝真理之光，那么在多罗佳夫采夫身上，真理之光，是通过一张照片显现的。他曾郑重其事地给我看过那张照片，仿佛它拍下的东西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秘密。照片是处理过的，且由于拍摄者的业余创作情怀，也因为他水平有限，加之多罗佳夫采夫其人的疯狂（啊，伟大的业余艺术！），它恰好隐藏了应该隐藏的东西，而又表现出了应该表现的东西。
简而言之，照片上的威廉·莎士比亚与多罗佳夫采夫并肩站立，四目望进永恒，就像两个最要好的朋友。他们，威廉与万尼亚[3]，他们并肩站着，仿佛这是世界上最最自然的事。照片本身恰恰证实了那句原本显得疯狂的宣言：也许，弗里亚奇诺的伊凡·多罗佳夫采夫，确实掌握了打开莎士比亚的钥匙。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曾用双手把眼睛遮起来，说我不见了，然后打开双手，又说我在这儿呢。在场人听了，都会欢呼雀跃：啊，你在这儿啊！
这个幼儿时的小游戏——在我们心中建立了这样的认知方式：我在这里，所以我存在（因此，我看得见）；我不见了，所以我不存在（因此，我看不见）——还有一个成人版本。我记得小时候大家都喜欢用手做成望远镜的样子举到眼前，然后玩笑性地威胁伙伴们：我看到你啦！再大一点后，我们用纸筒代替了手。纸筒将无边无际、难以驾驭的世界，收缩进小小的圆圈，给它加了一个框。纸筒给了我们选择的权利（我能选择细看这个，或那个）。透过白色纸筒抵达我们双眼的世界，因为被分割成一个个圆形的局部，于是更瞩目，也更美。那句玩笑性的威胁——我看见你啦！——此时实现了其全部意义。没有纸筒的人只是能看见，而有了纸筒的人，便真正具有了观看的能力。在纸筒这一简单的装置的帮助下，人以自己更觉舒适的尺寸，亦即一帧照片的尺寸，看到了世界。
我第一次去纽约时（心里因为终于能看到它而隐隐激动），特别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走在街头心里竟毫无感觉。我在心里捏自己的脸，揉自己的心，但除了木然与漠然，依旧什么感觉也没有。
然后我坐上一辆出租车（车里大声放着调频广播），在挡风玻璃上，我发现了（！）一块屏幕，无数画面扑面而来，让我倒吸一口气。多亏这次普普通通的出租车之旅所营造出的影院效果（它的颠簸移动、车内的音乐，以及形似屏幕的挡风玻璃），我终于认出了眼前的城市，与这座城市中的我自己。我有了一个纸筒（我看——见你啦！），透过这个神奇的隧道，纽约带着它所有的美，涌进了我的双眼。
照片将无边无际、难以驾驭的世界，微缩成小小的矩形。照片是我们衡量世界的尺度。照片也是一种记忆。记忆的先决条件，是将世界微缩成小小的矩形。而将这些小小的矩形整理成册，本质上是一种书写自传的方法。
在家庭相册与自传这两种艺术体裁之间，无疑存在着一种联系：相册是物质的自传，而自传则是文字的相册。
整理家庭相册，其实是一种艺术创作（因为其中不乏对艺术的追求）。写自传（不管写出来的东西有没有文艺价值）同样是一种艺术创作。
相比于专业主义（想不到更合适的词了，我们姑且先这么叫吧）的艺术创作，业余主义的优势，或者说不同之处在于，它带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痛楚。一种只有业余艺术作品（像超感知觉一样）才能触及，并传递给观众或读者的痛楚。技艺精湛的所有艺术品，鲜有能触及这种痛楚的例子。这种痛楚是保留给业余艺术创作者的猎物，只有他们才有机会在无意中触及它。
我记得有天早上坐车的时候，曾看到这样一幅画面。一对年轻夫妇走出家门；丈夫穿着一套皱巴巴的邮递员制服，戴一顶邮递员的帽子；妻子个子小小的，其貌不扬。城市某居民楼的楼道口，将这对卑微的夫妇吐进了清晨灰蒙蒙的光照里。她踮起脚尖（她的脚上穿着穿旧了的高跟鞋），歪过脖子，仰起头；他温柔揽住她的腰，让她好像玩偶一样挂在他臂弯里；他热烈地吻着她，帽子歪向一边；她全身心接受他的吻，忘情到抬起了一条腿——这一切，我确定，即使是让最专业的演员来演，都不会是件容易的事（夫妇的吻，是业余的艺术创作，专业演员的表演，是对他们的模仿）。这幅由我顾自微笑着，匆匆用眼睛摄下、并记住了的早晨的画面，因为于我自身的境遇所形成的强烈反差，而在我心里激起了一种深刻的、明确的、却又是莫可名状的痛楚。
相册的整理与自传的编写，本身都是一种业余艺术创作，因其业余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要沦为二流。因为整理相册这一行为本身，就体现了我们想要从多个角度尽量多彩地展现生活的下意识的期望，而生活在这样的期望下，便被切割成了一系列死气沉沉的碎片。编写自传时，人对事件的记忆方式，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自传牵涉的事都发生在过去，可问题是，记录这些发生在过去的事件的人，却是一个现在的人。
只有一个成就，是这两种艺术体裁都有可能达成的（虽然它们都并不期望达成什么，因为它们的天性中没有算计这种东西），那就是于无意中击中某个痛点。当这样的奇迹发生时（当然，它很少发生），这件平凡的业余艺术作品，将会在艺术之外的另一种层面上取得胜利，即使是最辉煌的艺术作品，在它面前也要黯然失色。
在文学世界中，真正的作家，都会嫉妒这样一件（从失败中绝地反攻的）作品。因为这样的作品，有如神助般，轻而易举地达成了他们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达成的高度。
我以前认识一个共产主义时期曾身居要职的人，他的工作是编辑，更确切地说，他的工作是代写人事档案。由他代写的档案，都是各个机构推荐上来需要修饰一番的档案。这位编辑有一个上司，也就是他的主编，负责将档案交给上面的人，再由他们来决定给谁颁发奖章。
虽然每个人写自己的档案时多少都知道应该怎么写，但依然需要一个编辑来统一档案的风格，保持它们的平均水平。个人档案的编写，不仅有选材与措辞上的规定，而且在自我介绍一栏也必须套用既定的官话。
“但这个人的家庭背景明明不是工人阶级！这里写得很清楚……”编辑抗议道。
“就按我说的写。”他的上司说。
“那所有的人就都一样了！那上面怎么知道应该给谁颁奖章？”
“这就是上面的要求。每份档案上只准有两行跟其他的不一样。两行！”上司不容辩驳地说。
相册的整理与自传的编写，都是本着对主体的尊重来进行的（主体如此切身，怎么可能不尊重？）。指导相册整理与自传编写的手，属于一位怀旧的天使。怀旧的天使用它沉重、伤感的翅膀，扫清了一切反讽的恶意。这就是为什么，很少有致力于搞笑的相册、致力于揭丑的照片与致力于自嘲的自传。审查的利剪，正是在这两个最为真挚、最为私密的艺术体裁——相册与自传——上，也最为一丝不苟。一旦自传中出现了幽默（搞笑、自嘲等），读者便会将其归为不真实的那一类（专业的、文学的），归为另一套秩序与手法。
自传是一种严肃而伤感的艺术体裁。就仿佛在作者与读者的内心深处，天生就有着这种类型的底层编码：在创作与欣赏的过程中，自觉调整脉搏、控制心跳、放慢呼吸、降低血压……
在这个意义上，自传的创作与相册的整理，是全人类的艺术启蒙，也是唯一被全人类反复进行的艺术尝试。每一本相册，都只不过是对学校手工课上所学内容的实践：压花、拼贴、页边装饰……
自传，以及相册，总让我想起上学时那些得A的作文。
我上学那时的作文课会布置两种作文：命题作文和自命题作文。自命题作文重在检验表达的优劣，命题作文则需要知识的储备。在自命题作文上得A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自命题作文可套用的公式非常固定：通常是第一人称，开篇也很雷同。出于某种原因，A等作文都以雨开头（我坐在窗边，秋日的第一场雨敲打着窗户……），并以雨结尾。另外，秋雨似乎是最受欢迎的一种雨。最有艺术表现力的是动词飘洒与淅沥，以及省略（秋雨飘飘洒洒……淅淅沥沥……），让人联想到心跳或雨滴的节奏。这些作文中，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沉思与怀旧口吻如牙疼般挥之不去，通常都是因为一片近旁树上落下的叶子，勾起了对所谓生命无常、韶华易逝的深邃联想。
言而总之，正是这些湿漉漉的作文，奠定了人们日后的审美原则。某位浪漫的小学老师，于久远以前的某个时候，在自己学生们的心上打下了这种烙印，学生们怀着文学素养离开了学校，认为自己对美有了深刻的理解，还带着他们的A等作文，作为书面证明，这些人中，有的也成为了老师，在自己的学生心里，也打下了相同的烙印，然后他们的学生中，又有成为老师的人……
于是，当某位曾评论、译介、分析过多部杜拉斯作品的著名评论家，在她记录去拜访作家的某篇文章一开头就写到了雨，也就是说，这位批评家站在杜拉斯门前兴奋地按着门铃时，大雨正在瓢泼，我仿佛又听见了久远以前A等作文那熟悉的回响。且从那一天起，这位著名作家笔下的每一页文字，都给我一种熟悉的、挥之不去的牙疼的感觉与雨水的气味……
相册和自传作为业余艺术创作，与家庭手工作品不无相似之处，因为它们都想做得漂亮，与学生作文也不无共同点，因为都想得A（考虑到有朝一日别人会看我们的相册，会读我们的自传）。该体裁的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对什么是美也有着共同的理解。“你读过X的书吗？”“读过，不过是一系列炫技，没什么特别的……”“那你读过Y的书吗？”“读过，写得很美，很真挚……”
美与真挚——在大部分读者心中，这是两个雷打不动的美学标准。于是作者与读者双方都乖巧地顺从了这类体裁所谓美与真挚的节奏：他们不约而同地调整脉搏、控制心跳、放慢呼吸、降低血压……
一个英国朋友曾给我写过一封信。这位朋友懂不少克罗地亚语。写信时的她正好遇到了不顺心的事。信的内容令我非常触动。但我读的时候实在忍不住要笑。我朋友写信用的打字机是一台英式打字机。虽然每一句话都在迫不及待地表达着痛苦，但因为没有变音符号（上面那些小家伙也带上？美国机关工作人员在写我名字时这样问道），看在我眼里就特别好笑。而痛苦的画面，也就带上了完全相反的意味。
我读大学时，宿舍里曾搬进来一个女孩。她来自小地方，报了英语系，学习特别认真。我们共用厨房和卫生间，平时不太说话。她为人安静内向。
有一天我回到宿舍，看到她房间里有一个医生。她躺在床上，脸色惨白。因为吞了大量安眠药。大家整晚都在想办法让她不要睡过去。
最后她好了。我们都没再提这件事。后来有一天晚上，她一言不发地走进我房间，坐下来，把睡裙拉下来紧紧抱住膝盖，然后用英语——磕磕绊绊、搜肠刮肚地寻找着词汇——跟我说了自杀的原因。故事非常平淡：就是因为她跟有妇之夫恋爱了。说完后，她又静悄悄地回了自己房间，此后我们也没再重提此事。
这个女孩令我深受震动：这个故事太痛苦，太私密，她为了能讲出来，只好诉诸外语。是外语帮助她咳出了如鲠在喉的那块疼痛。内心深处的良好品味让她无法允许自己用自己的语言去讲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太平淡了（对外人来说，对听众来说），还因为，一旦诉诸语言，自己的痛苦将丧失一切意义。于是，她宁肯费尽心力去克服语言与心理上的障碍，也要用外语来讲这个故事，以保全它的内核不受损伤。
的确，我们只有躲在外语背后时，才能轻易地表达自己的痛苦与对他人的诅咒。也许正是出于与我这位文静的同学相同的原因，俄国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在自传中提到父母的章节中，才使用了英语。当然，一定也有对良好品味的考虑：透过外语的滤网，自传性文本中难以克服的怀旧意味，得以摆脱了潮湿，变得干燥、精致。
前段时间我自己也买了一本相册。设计比较静雅，有一个咖啡色猪皮封面，是我一直想要的。
不久前有一次，我拿起来翻，看到一张我自己的照片。细看之下，我发现自己嘴边有两条细纹。细纹向下走，在嘴角两侧分别形成一片隐约可见的下垂。我像扯胶布一样，迅速揭开相册内页的薄膜（相纸受刑的声音像是空气也被撕碎了），取出照片撕碎，永久性地将它遗弃在了遗忘的深渊。
在我书桌最下面一层的抽屉里，还有一大堆照片。每次打开抽屉，那些脸，那些笑容，那些身体——那些矩形相纸上模糊的光影组合——就会从里面涌出来。我把一捆照片留在信封里，绑上丝带，塞在最下面。我整理东西时不时会再看到它，我会拿出来摸，用指尖感受疼痛，但我知道还不是打开的时候。有一天，当我认为那种疼痛已经消失时，我会打开它，看看里面的照片，把它们整理到相册中去。我会小心选择，仔细安排位置，确保不出任何差错。整个过程中，我要坐在窗边，听着秋天的第一场雨，在那时敲打着窗户……
他亲手切完瓜，把瓜籽收好，用纸包起来，这才开始吃瓜。吃完后，他又让加普卡为他拿来笔墨，亲手在装瓜籽的纸包上题道：“于某年某月某日吃瓜。”如果当天有人来做客，还要写：“在座有某某、某某与某某。”
——V. N.果戈理，《伊凡·伊万诺维奇
和伊凡·尼科弗罗维奇吵架的故事》
1986年，当我穿过幽暗灰蒙的阁楼，走进莫斯科画家伊利亚·卡巴科夫明亮的工作室时，不由得在心中行了一个屈膝礼。我进入的这片领土，属于垃圾的无冕之王，库尔特·施维特斯的后裔，这个家族已经创造出了自己的秘密族群，日常考古学派，其族人还有罗伯特·劳森伯格、阿尔曼·费尔南德斯、约翰·张伯伦、安迪·沃霍尔、列昂尼德·舍伊卡（伟大的垃圾堆哲学家），等等等等。
这一族群的俄国分支始于果戈理，发展至先锋派（先锋派在登上他们著名的现代性轮船时，真的只带了果戈理），以及天天跟日常byt’（byt’一词在其他语言中可直译为此在，但它在俄语中的含义远远超过了这一范畴）死磕的形式主义者。其中最古怪的文学人物，当数被遗忘的先锋文学家康斯坦丁·瓦吉诺夫。在他的小说里，主人公梦想着成为日常byt’博物馆的建造者，新老垃圾世界的组织者，指甲、火柴、糖纸的收集者，伟大鸡毛蒜皮系统化者，或如他在《哈帕哥尼亚达》（Harpagoniada）中写的朱龙宾那样的烟头分类者。“分类是最具创造力的活动之一。”等到桌上所有的烟头都分类登记完毕，朱龙宾说。“本质上，世界是被分类形塑的。没有分类，就没有记忆。没有分类，就不可能对现实进行想象。”瓦吉诺夫的男主人公这样想道。
三十年后，预感到苏联时代即将终结，俄国先锋派的继承者，即另类艺术家们，自觉接过了瓦吉诺夫的衣钵。莫斯科艺术家伊利亚·卡巴科夫开始创作他的理解现实（Making Sense of Reality）系列，他先是画出了很多日常生活场景，就像是很久以前的报纸和苏联主题图册里的照片，或是电影海报所做的那样；其中所涉的场景，也都是消费者潜意识中已经符号化了的典型苏联生活场景。
通过这种方式，卡巴科夫将高度写实主义与社会主义写实主义令人困惑又不无讽刺地融合到了一起。在卡巴科夫的画中，苏联日常生活看起来特别逼真，但与此同时，有鉴于其社会主义写实主义表现手法，这些画面又是一种对日常byt’的元描述。卡巴科夫画的虽是当下，用的却是过去程式化了的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绘画风格。某一幅画甚至直接复刻了1937年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画展纪念册中的一幅。我们的考古学家卡巴科夫使用的（实物）材料均来自日常生活：苏联画册当然也是日常生活材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卡巴科夫的画作中，文本有时会完全代替图像。在巨型油画布上，卡巴科夫一丝不苟地复刻并放大了各种各样的苏联日常文件：火车时刻表、居民行为规范、公告牌上的通知、各种文件与表格。在复刻的过程中，卡巴科夫尽可能地不去做任何艺术干预，而只是原原本本地从苏联日常生活中进行提取：无论是交流的方式（公告栏、告示牌），还是信息的内容（居民行为规范）。将这些文件放大，也引发了不同的解读：作为官僚主义文本，可视作单纯的装饰品，而没有实际内容；作为一篇文字，可以被重新审视；而作品本身，也可视作对官方艺术规范的观念性挑衅（认为居民行为规范条例也可以是一种艺术品）。然而，卡巴科夫自己并没有给出任何解读。这些被放大到画板上的官僚主义制度下日常生活的素材，有待观众/读者自己去解读。
卡巴科夫还将过去只属于文学范畴的主体，也都搬到了他的画布上。在厨房系列作品中，卡巴科夫将某公社大楼（这种社会主义时期的苏联日常居住单位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厨房的日常生活原原本本地呈现了出来。每幅油画上都粘着一个（真正的！）厨具（一把刀、一把擦丝器或一把笊篱），并附有一段对话（这是谁的擦丝器？这是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的。看，有人留下一把刀！这是彼得罗维奇的刀！）
在《奥尔加·格奥尔基耶娃，你有东西煮开了！》中，卡巴科夫使用日常口语拼凑了一件极其古怪的作品。那是一面打开后长达四十五米的用墙纸做成的屏风，两面都贴满了用官僚主体字体写成的字条，字条的内容是某公社大楼居民说的话，这些话组成了一场漫长的交谈。各种蜚短流长、评头论足，商量搬家的事。可虽然表面上在交谈，实际上却没有交流产生，好像谁都听不见谁。卡巴科夫如纪录片般精准地复制了这些日常对话，将观众/读者引入了日常美学的残暴陷阱，引发出他们（从同情到焦虑各各不同的）复杂情绪。
卡巴科夫对苏联日常生活的深度收集，自然而然地将他引向了《从不扔东西的人》这件多媒体艺术作品的创作。整件作品可以说是一部采用了各种媒体作为记录手段的日记，一部全方位多角度记录自己的自传。卡巴科夫这件作品的作者，拟定为一个不知名的苏联市民，他有自己的世界观，自己对美的理解，自己的语言，并写下了这部不寻常的（自己的）传记。
作品一开头是一段那位不知名的苏联市民对自己的描述；接着是大量分门别类地有序地粘在或钉在巨幅画板上的实物垃圾；然后还有各种被绑住吊起来或装在盒子里的器物，每一件器物都有它自己的分类标签；最后还有数不清的练习簿、文件夹、文件、日记本。那个平凡的苏联市民，既是这些东西的作者、主人，又是这些东西所刻画的主角。
有些画板上粘着很小的垃圾，捡到每一件垃圾的日期和时间（如：3月15日晚）与垃圾被发现时的情境描写（如：起床时在床边角落里找到，因为没有扫帚，就去问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借了一把；四月大扫除时在桌上找到；当时在下雨）通常都写在画板的顶部。在每件小垃圾（蛋壳、弹簧、面包屑、指甲、头发、剃须刀片等）下面，都有一行标注（晚饭吃掉了；尼古拉给我的；剔牙所得；未知；从拖鞋中找出；当时我在做针线活；我不记得；我在吃鸡蛋；我在削铅笔；我用它刮了十五次胡子）。
在叙述过程中，卡巴科夫不仅重现了一个普通苏联市民的思想、世界观与美学品味，而且，其所采用的表现手法，也是普通的、平民化的。确切说来，他采用了对自己，一个普通市民来说，能够胜任的创作方式：制作家庭相册、拼贴画，收集记录流行文化的明信片、邮票与火柴盒。粘的东西越大，画板上的说明性文字也就越具体。比如，在一个药片的包装盒下面，他写道：弗洛迪亚头疼，问我有没有药，我没有阿斯匹林，只有扑热息痛，他吃下去好了点。而在一个空玻璃罐下他写道：这是维卡给我带蛋黄酱时用的玻璃瓶。
根植于混乱的日常byt’之中，卡巴科夫为琐碎之物书写了一部宏大的多媒体传记/自传。在名为《我的一生》的手帐集（自然，这又是卡巴科夫那位不知名的苏联市民的创作）中，各种暑假明信片、简报、便条、笔记、速写、照片、信件、证书、个人文档……原原本本地展现了一个普通市民世俗的日常生活。卡巴科夫用垃圾来书写这部传记/自传，本来就颇具荒谬（或悲剧）的意味，而这一意味，又因传主本人的缺席而显得越发深重。这位匿名公民兼传记作者的个人命运，完全是整个体制（即苏联）及其品味、观念与语言的后果与缩影。通过隐藏在普通苏联市民这一面具背后，通过以他的身份收集到的日常垃圾，卡巴科夫向我们展示体制、政治、意识形态、媒体、文化、教育对日常与私人生活复杂的渗透，并通过将垃圾置于所谓高雅艺术的主题之上，从根本上向官方文化发起了挑战。
1986年，当我穿过幽暗灰蒙的阁楼，走进莫斯科画家伊利亚·卡巴科夫明亮的工作室时，我在心中行了一个屈膝礼。我从未见过如此骇人、苦涩又令人动容的画面：一个普通人的传记/自传，被这样清晰、苦涩而赤裸地降格为事实，被如此粗暴地打满了体制的烙印。
我告别了卡巴科夫的记忆，告别了这位垃圾的无冕之王，这位苏联时代博物馆的创建者兼导览员，除了朋友或像我这样的偶然来客，他从未指望还会有什么人来到莫斯科这座明亮的工作室，即博物馆的所在。
那以后不过三年，我在纽约苏豪区闲逛，在一个画廊里偶遇了一幅卡巴科夫的作品。这幅作品很小：背景是一张从童书上撕下的插画，插画上粘了些看不出写的是什么的皱巴巴的字条。插画本身无甚意味，字条看起来对作品也没有什么加成，价格却高得吓人。想到卡巴科夫耗数年之力，在莫斯科某个到处是灰尘的阁楼中创作出的不见天日的作品即将闻名于世，我的心中泛起隐隐的失望。不知将它们暴露在空气与阳光之下，是否会摧毁它们的本质；不知用平凡生活中的垃圾所创造出来的令人心痛的美，是否会就此丧尽它所有的意义，而变成真正的垃圾。
附记
卡巴科夫用来创作传记/自传的素材，也就是那些垃圾，其本质似乎也并不是那么简单。我后来又见到过一次卡巴科夫，那是在我去他在莫斯科的工作室的整整八年以后。1994年2月，在柏林博德维宫，他举办了一场不同寻常的音乐会。卡巴科夫站在乐谱架后一盏小台灯的光照中，念着公社大楼厨房里那些不知名的居民的马拉松式对白。这是卡巴科夫旧作《奥尔加·格奥尔基耶娃，你有东西煮开了！》的舞台表演。第二男声（由鼓手塔拉索夫担任）从另一个乐谱架后加入。二人仿佛在表演一首二声部的卡农。某处，传来收音机的声音，播放着典型的苏联电台节目：甜到发腻的情歌、爱国主义的军歌、古典乐，当然还有《天鹅湖》。同时，整场演出还伴随着锅子、勺子、叉子的碰撞声，背景上，一直播放着真正的苏联公社厨房的黑白幻灯片。
这是一首唱给已逝年代的安魂曲，唱给它的悲凉、它体制的内核。词句连绵不断地打在我的身上，令我身心疲惫，令我晕眩，几欲作呕。这是一场用烙在心上的词句发动的攻击，一场声音的幻觉，一个已逝时代痛苦的呻吟。
卡巴科夫在柏林舞台上的表演深深地触动了我。我说不出自己为什么被触动。公社厨房并不是我曾有过的日常。但我还是哭了。而且觉得自己有道理哭、有权利哭。无论如何，卡巴科夫的表演确实牵动了我体内某根不知名的伤感神经，也许这根神经拥有对东欧共同创伤的记忆。“性格形成期所遭遇的创伤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我的朋友V. K.曾说过，“有些人把这种感觉叫作怀旧。”
突然间，我感到腹胃中被塞进一块冰凉的焦虑。
——米兰·昆德拉，《笑忘录》
1月9日
米尔亚娜来过了。给我做完午饭才走。米尔亚娜真好。我把儿子的干净衣服都想办法熨了熨。他应该会来拿。我得提醒他放进衣橱时要仔细叠好。他打电话给我，说布比已经安全到达。但因为她还没给我打电话，所以我还是不放心。
快十二点了，我还不想睡。我没有发烧，但时常咳嗽。他们说最近流行一种亚洲流感，为什么偏偏是我染上了呢！我准备看一会儿书，可能就能睡着了。
1月10日
我生病了，幸好波莎的病已经好了，她能照顾我和薇瑞卡。薇瑞卡问我要香烟，给她的喉咙消毒。这又是她偏方里的一颗明珠。我们的薇瑞卡，她什么都懂，没有她，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过有时，她太博学了，我们也觉得有点烦。
我的邻居波莎和斯冯科出去买东西了。斯冯科申请提高了养老金利率，波莎喜欢买东西，但斯冯科不让。每年一月，他们家就会变成一座真正的家庭剧场。很可惜我不是一个作家，不然可以来写一写。但不管怎么说，如果没有这两个邻居，我现在的境况肯定更糟。
我得去煮点茶。什么时候我的流感才能好呢？今天外面的天气好极了。
1月12日
我大概十点的时候起床，有人在敲门，肯定是波莎叫我去喝咖啡。我去了银行，想看看有多少利钱可以拿。我有五千万，够付电费和生活费了。虽然可能会过得比较紧巴，但我想，我的养老金应该能帮我撑过这几个月。
从银行回来后我到信箱拿信。有一封德米特里娜寄来的信，问了新年好，还说索科尔死了。信看了让人难过，我哭了。她说得掏心掏肺，把一切遭遇都告诉了我。居然把开膛破肚的病人直接送回家里，这我在恐怖片里都没见过，更别说是在现实中了！德米特里娜却要看着索科尔经历这一切，她自己也是好不容易才活下来的呀。
由于伤心过度，我又睡不着了。我一直想着我们家的人，想着那些已经离开了我们的人。我还记得索科尔的妈妈，也就是我的阿姨茨维坦卡。她以前多开朗！我娘家所有人都很开朗，除了外公，他喜欢喝酒，也是死在酒上。
索科尔小时候总是流鼻涕，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我不太喜欢他。后来他长成了一个英俊的男人，文明、讨人喜欢，所有人都喜欢他，他弟弟就不一样了，不过我到现在，也还是不怎么关心他的弟弟。好人没有好报啊，索科尔也是。他跟他第一个妻子米玛关系就不好，后来跟德米特里娜在一起，但只过了很短时间，真不幸。这就是好人的命运啊！
现在，家里只有两个人住在村上，帕芙拉阿姨和托什科叔叔。
我一共有四个阿姨，但帕芙拉阿姨是我最喜欢的阿姨。我妈的五个姐妹里，现在只有两个还活着：帕芙拉阿姨和娜扎阿姨。帕芙拉阿姨是五姐妹里最小也是最漂亮的一个，她嫁给了斯拉夫科，长得很帅，但是人非常笨。她不爱他，但还好他们生的孩子都很可爱。我永远也忘不了她的婚礼。因为不爱斯拉夫科，新婚之夜她要我跟她睡在一起。我回家后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她用手捂住脸；我差点儿挨了揍。这对新郎是多么大的侮辱啊！那时我才几岁？好像十二岁……我的眼睛开始痛了，我看不下去书了，但怎么能睡着，我还不知道。
1月15日
我早早地就起了床，整理了房间，弄好了午饭，等着我儿子来。他来了，我们一起吃了午饭，说的话比平常多。他出于礼貌多待了一会儿，但我知道他等不及要走。他在我面前藏不住什么，我只是假装不知道罢了，怕他心里过意不去。
这不能怪他。我自己以前也在家里待不住，只不过我父母比我严格多了。仲夏夜九点我就必须到家，那时候天还亮着，幽会什么的就更别想了！
1月16日
今天我又起得很早，把窗帘拆下来洗了，拧干后直接挂了回去。我还给家里做了大扫除。还是没有布比的消息。
1月19日
昨天晚上我又发烧了，不知道是因为流感，还是别的什么。因为起雾和天气凉，我的关节炎又犯了。布比还是没有给我写信。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一直在想佩特雅。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以前什么话都跟她说。我们一起上学，是同班同学，都住在老火车站的居民楼里。那个火车站发生了多少事啊，那里有我的一整个童年！
夏天是最舒服的季节，当所有班次的火车都开走了，我们就在站台上乘凉。我的初恋伊凡负责弹吉他，我们跳舞、唱歌……现在我也说不清，自己是爱他，是喜欢他这个人，还是喜欢他会弹吉他。但这都不重要了。那时候我们是邻居，他读中学三年级，我读小学最末一年。我那时大概十五岁的样子，现在的女孩十五岁时什么都懂了，我那时候只要看着他就够了。他喜欢爬山，我记得他曾给我带过一朵雪莲花。我还把它夹进书里收藏了很久。
佩特雅很瘦，还没怎么发育，个子很小，金头发梳成两条麻花辫。男孩都不怎么注意她，但最后她却跟最英俊的那个跑了。我还有点嫉妒呢。后来她嫁给了他，而我出了国。我永远也忘不了离开瓦尔纳的那一天。佩特雅和高沙到快开车时才赶到，手里拿着给我的花。后来我回娘家探亲要走的时候，佩特雅每次都会来送我，但每次都是最后才赶到。后来我们开始开车回来探亲，送我时她终于不用紧赶慢赶了。挺好，这一切我都还能记得。现在我们都是寡妇了。
今天晚上我觉得自己可以一直写到明天早上，可惜我的眼睛疼。
1月24日
最近我越来越懒，成天不是躺着，就是吃东西，再不就是看电视，跟邻居喝咖啡，听他们讲身上的毛病，讲粪便的软硬，讲什么茶通便，什么茶止泻。有时我分不清究竟是他们疯了，还是我疯了。他们怎么会没发觉自己一直在重复相同的事呢？有时甚至重复五遍之多，而我出于礼貌就一直听着，好像是第一次听说。
我真希望安吉卡或米尔亚娜快点来。希望能跟安吉卡好好笑一回。米尔亚娜不喜欢笑，但她有她自己叫人心安的办法，我很喜欢跟她在一起。安吉卡就像我曾经在瓦尔纳的佩特雅。
我记得佩特雅家有六个孩子，每一个都比前一个矮一个头。他们的父亲是个酒鬼，母亲经常犯头疼病，我从来没见她笑过。她不会做饭，从不打扫屋子，也许是因为孩子太多忙不过来，所以佩特雅每天都到我家来吃饭；我母亲很会做饭。
我的佩特雅喜欢我家的一切，我们家也不怎么拮据，她便成了我家的第三个孩子！我觉得我爱她胜过爱自己的亲妹妹。我妹妹比我还壮，经常跟我打架。我更喜欢佩特雅。但还是在两件事上对她产生了妒忌心。一件是她得到一条蓝底白花的乔其纱裙子，虽然我衣服很多，比这条好的也不少，但还是嫉妒她。还有一件就是高沙。但高沙真的是佩特雅生命里唯一的好事了。
这一切都过去很久了，现在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当时会嫉妒她。但那条裙子，我是真的喜欢，直到现在闭上眼我还能看见它。真奇怪。
布比还是没有给我来信。已经凌晨一点了。我准备看会儿书就睡觉。我最近在看契诃夫的短篇小说。
1月28日
今天，布比终于来信了。她很好，这让我心上的石头放了下来。
我看了电视，领导们说国家的形式很坏。我有点害怕。钱越来越少了，每样东西都贵得吓人。真不知道我们怎么过下去。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小时候就没有过多少东西，现在应该也能凑合，反正我这把年纪的人需要的东西也不多。
想想二战前与二战后十年的生活，现在就不错了。只要人们说的内战别打起来就行。上帝保佑。
我儿子明天中午来吃饭。我很高兴。
2月4日
两个月了，天一直在起雾，没出过太阳。空气像毒气。我什么都没力气做。今天早上五点我醒过来，打开收音机，轻轻地放着，听着听着，又睡着了。但九点时我还是起了床，去外面买了需要的东西，花了五百万，唯一费钱的是一公斤肉，其他都是些不值钱的小东西。我不敢每天去市场，基本上三天才去一次。有点怕日子再这样过下去会变成什么样。
如果能把屋里的什么换一换就好了，这样就不用每天都看着一样的东西，但我还是什么也没做，因为想不到能换什么。我喜欢待在家里，喜欢漂亮东西，喜欢换家具，喜欢家里窗明几净，但目前就算了吧……
我的邻居波莎和薇瑞卡都得了流感，我居然没被她们传染。每天我都听她们说相同的事，真的很无聊，无聊得我都快吐了，但我还是耐心地听着，还是继续跟她们喝咖啡。我还能去找谁呢？
2月10日
安吉卡来跟我住了三天，很开心，我们一起去买东西了，我买了一件好看的雨衣，而且还很便宜，这在目前是很重要，因为钱不多，东西又贵。
2月11日
最近都没下雨，电和水马上要限制使用了。真棒，好像我们还不够倒霉似的！
2月12日
我儿子到外地去了，今天是礼拜天。这一周也平平淡淡地过去了，我不喜欢礼拜天一个人吃饭，就宁可不吃。一整天，我都心神不宁。很想去外面转转，但不知道去哪里，而且我也不敢一个人出去。一个人在家就够难了。
还是波莎和薇瑞卡。虽然受够了她们，我还是盼着她们早上来找我喝咖啡，或者我去找她们。她们说的还是同一些无聊的事。但如果她们不在，我的心情会更糟……
2月15日
今天测了血压，高压一百七，低压一百，我的血压第一次这么高，真叫人担心。
今天晚上看了《费城修女》。不怎么样，没什么特别的。我现在要去睡觉了。我看电视不能看得太久。
2月21日
我又得流感了，比上次还严重，还好米尔亚娜在这里照顾我。昨天我们进城了，我买了几个咖啡杯，一双凉鞋，都很便宜，也都很漂亮。米尔亚娜买了靴子，也很便宜，而且漂亮。
她送给我一块自己钩的桌布。多好的米尔亚娜啊！我能送给她点什么呢？这么重的人情怎么还的清呀！
2月23日
我躺在床上听新闻。政治形势日趋恶化。科索沃非常紧张。希望上天不要让外面传的事发生。流感没有好转，这次我病得有点重。我盼着米尔亚娜快点从城里回来，这样我就不用一个人待着了。她早上出去到现在还没回来。
2月24日
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他三十二岁了，但还只是个孩子。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我给他买了一件小礼物，因为没有钱买什么大东西了。但我做了个蛋糕，他礼拜天会来吃。
我儿子三十二岁了，我女儿四十岁，我自己肯定老得不行了。有这么大孩子的人是不可能年轻的。
2月25日
今天我觉得好点了。终于下了雨，但不大。我们需要大雨，需要它成河。
新闻都是坏消息。科索沃的矿工还没有离开矿井，他们不接受食物，也不接受谈判。政治形势依旧紧张。
3月11日
我感到不安，自己也不能排遣。有时候我试着想一些小事，好赶走糟糕的念头。于是我想到以前礼拜天的时候我们经常吃煮牛肉，喝汤，蘸番茄酱。那是我丈夫最喜欢吃的东西。礼拜天早上我们一起去菜场，我喜欢跟他一起去，高高的他会帮我拿篮子，小小的我就走在他旁边。
3月12日
我看了两部好电影。已经是春天了。布比很好，她给我写了一封信。
3月13日
又是一个好天。今年好像没有入过冬。没人再给我寄三月花[1]了，真叫人难过。三月花让我想起小时候，想起春天，想起只有保加利亚人才有的庆祝春天的方式，想起太阳和爱情。我家里有很多三月花。
3月15日
我喉咙开始疼了，应该去看医生，但我不想去。最近我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致，整天感觉很累，也很困，很怕自己又抑郁了，所有症状都跟八年前一样。八年前我抑郁的理由很充分，可现在呢？现在我有什么理由抑郁？因为无所事事，因为存在之虚无？还是不谈哲学的好，只会让人更抑郁。可我除了过去还能想些什么呢？已经没有未来了。
3月20日
终于有人给我寄了三月花，居然是萨什卡，她在我心里是最不可能给我寄三月花的人了。我自然很高兴。电视新闻又开始了，我明天再写。
3月27日
今天是布比的生日，我给她拍了封电报。我都不敢相信！她已经四十岁了，虽然对我来说，她永远是二十岁。这就等于说我六十三岁了，但我一点也不觉得。我想她。最近天气一直很好，真正入春了，这让我心里暖洋洋的。
3月30日
我刚从医生那儿回来，就接到茨拉塔的电话，说薇姬卡也走了。他们家真是倒霉。一个一个都死了。
4月1日
我还是没能联系上儿子，墓也没有人扫。别的事就算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连扫墓的责任都尽不到。看起来还得我自己去收拾。等我死了，他们也会忘了我的，就像他们忘记他们的父亲一样。叫人伤心呐。
明天中午我又得自己吃饭，礼拜天独自吃饭真叫人受不了。
布比应该多给我写信的！我真希望她快点回来啊。可我连半本本子都还没写完呢！一切都那么空虚，没有意义。没有任何趣事发生。唯一的消息就是谁谁谁又死了，没什么好事，我的邻居也都病了，我自己也不太好。还有什么好写的呢？
政治形势依旧非常紧张，我们担惊受怕地活着，唯恐要出事，然而会出什么事——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不过今天的确发生了一件好笑的事情。我买了一顶帽子，我从来不戴帽子。我戴上帽子简直笑死人了！
4月4日
体检结果不是特别乐观。淋巴细胞又增多了，血糖刚好压线。不知道医生会怎么说。
我最近很烦躁，想跟人吵一架，可惜没有人可以跟我吵架。
又想出去走走，可我不喜欢一个人旅行。以前年轻时我挺喜欢一个人的，但现在不喜欢，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总是有一种孤独感，就算是身处人群之中。某种程度上我好像一直都人在心不在。
唯一还让我有兴趣的只有书和电影。我以前看这些电影不知道挨了母亲多少瞪！不过我从没挨过打，我妹妹则经常挨修理。
我们姐妹俩完全不同。母亲以前一生我的气，我就不吱声了。我是优等生，特别听话，而妹妹则不管做什么都能犯错。但我一直都觉得父亲其实更喜欢妹妹，他对我只是自豪。他叫妹妹时会叫出玛鲁什卡、玛谢、米谢等各种小名，但叫我永远只是薇特。只有母亲会叫我爱丽。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童年挺幸福的，有时候又觉得不幸。我记得第一次从瓦尔纳去索菲亚。真是一次难忘的旅行。那年我十四岁。真自由啊，终于没有人说什么薇特，站好，薇特，坐好，薇特，把你的膝盖遮上，终于没有人叫我留意跟你说话的人，小心贼，小心男人，仔细，留神。但我还是乖乖的，我把自己珍藏起来，送给了一个一事无成的家伙，但我现在不想想这件事了，想起来就难过。
总之我通过了我的第一场考验。那以后，一个人旅行变得容易起来。但现在，我连一个人去买东西都不肯了。
我还记得自己的第一次旅行，那是1946年。当时我吓坏了，但我不想让父母看出来。当海关检查行李时——我因为紧张，箱子脱了手，里面的苹果和书撒了一地，当然这些东西都不需要报关，尤其当时是1946年，但我还是吓瘫了，直到今天还能感觉到那种恐惧。我后来无数次往来保加利亚边境，每一次都像第一次一样紧张……
那次旅行的其他事情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一直在下雨，火车车窗外除了废墟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有段时间我很想回家。整个阴沉的旅途中，只有一件开心的事：有一个老人给我削了一个苹果，还用苹果皮做了一朵玫瑰花，送给了我。
还有一次旅行，我乘飞机往返列宁格勒。一路上，我紧张得直冒冷汗，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坐飞机。但除此之外，那次旅行相当精彩。
此刻我一边写，一边享受着回忆起来的每一件事。除了这两次，和每年往返萨格勒布与瓦尔纳以外，我再没有别的值得一提的旅行了。瓦尔纳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不幸的是，现在就算我想去，那里也没有人了，除了佩特雅。我亲爱的佩特雅。
4月15日
已经4月15日了，还是没有什么大的起色。政客们打得火热，但还看不到走出僵局的办法。
终于开始正正经经下雨了，天也凉快了一点。安吉卡和米尔亚娜都走了，她们在的时候我很高兴。现在又只好去找邻居波莎和薇瑞卡喝咖啡了，bonjour，无聊的生活。
我在换频道玩儿，但很快也玩儿腻了，因为电视上没什么好看的东西。
两天来我一直在干活儿，打扫了房间，现在又开始闲得发慌。
只有布比给我打电话时我才觉得开心，一整天心里都暖洋洋的。不过只能暖一天。而我多希望一年至少有三百天能这样。
明天我儿子应该会来吃午饭，如果他不去外地的话。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他不来我也不太在意了。反而他一给我打电话，我就会担心。
电视一直在重播播过的内容。我明天再写。
4月25日
昨天晚上我跟缇娜一起去看电影，我们看了《雨人》，里面有达斯汀·霍夫曼，这个电影很好看。缇娜送我上了电车，我好不容易才回到家里，感觉腰酸背疼，头晕眼花，把我看电影时的好心情都糟蹋了。
我开始打针了，但没什么用。我又开始害怕一个人上街，不知怎么办才好。我还去体检了……结果还是一样，一切都在正常范围内，但我的体感很差。还是闭上嘴忍耐吧，不然还能怎么办呢？
前天我跟蒂娜通了话，她一家很好，复活节准备回瓦尔纳。如果我能飞回去，我也想回去。要不是她提醒我都忘记复活节这件事了。我们家以前是非常重视复活节的。母亲会专门烤一个蛋糕，我们会自己画复活节彩蛋，用柳条装饰前门。
我和妹妹小时候，每到复活节，就要穿漆皮皮鞋——不知道为什么必须是漆皮的——和新连衣裙。那些漆皮皮鞋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它们总是磨脚，母亲买鞋永远可着脚买，绝不大一码甚至半码。我会忍着痛，坚持漂漂亮亮的，而妹妹则会脱下来，赤脚回家，每次都挨打。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圣乔治节。那天学校会组织郊游，我们做秋千，在头上戴花环，大人烤羊羔，开心极了。都是过去的事啦。
我不知道我儿子在哪里，他一整天都没打电话。他没提自己五一节要去哪儿。我照例准备待在家里，跟波莎、薇瑞卡在一起，没有她们我可怎么办呐！
5月2日
今天是长假第二天，一直在下雨，全国有雨。这影响了许多人出游。不过跟我没关系，反正我哪儿也不去，只可惜不能去扫墓了。
明天米尔亚娜应该会来拿养老金，我自己也要去拿。她来我这儿我很高兴。
我一直在看电视新闻。阿尔巴尼亚人开始自毁城池了，已经砸坏了普里什蒂纳所有的主要管道，不让他们成立共和国，他们是不会罢休的。他们这么想立国，大家让他们立一个不就好了嘛！
我已经没有新书看了，这让我郁闷，于是我又开始重看丹尼洛·契斯的《死亡百科全书》，我喜欢这本书。
雨总也不停，这也让我郁闷，暖气又不足，所以我还很冷。真希望布比马上回来。最近我总是想起她。
5月20日
终于出事了，最坏的事，偏偏发生在我身上。
5月31日
做了更多检查，还是在住院。我心里很害怕。
6月2日
他们把我的血糖降下来了，我不那么怕了，这周末我能回去，但很快会到周一，那天我要动手术。希望布比陪着我……
今天我需要的不是书，也不是前进：我需要命运，需要红珊瑚般沉重的哀悼。
——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第三工厂》
1989年初，即将出国几个月的我，给她买了一本花面笔记本。
“这个干吗用？”她警惕地问。
“给你写日记啊。”我说。
“我从不写日记。就是小时候也没写过。”
“那就写别的。随便写什么……笔记啦……”
“我又不是作家。我能写什么呢？”
“1660年1月1日，塞缪尔·佩皮斯写道，他起床后穿上了一件礼服和一条宽大的长裤子，近来他都是这样穿的，1669年1月1日他写道，贝克福德船长送给他一个很好的暖手炉……”
“所以呢？……”
“佩皮斯还在日记里写自己要把假发送去除虱呢……他就是记最最平常的事，但今天看起来多有趣！”我说。
“我看不出哪里有趣，”她说。“没什么好写的！”她盖棺定论似的说，就此结束了这场关于笔记本的谈话。
我回国后发现她住院了。后来她病愈、出院，有一天，她递给我那本笔记本。
“给你。”她像交作业一样说。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敢去碰那个本子的花封面。即便只是想起它也会让我心痛。然后有一天，我还是把它打开了。纸上的内容，在我心上那道依然敞开的伤口上，撒下了……盐。
我把句子修改得干净了一些，将修下来的边角与尘泥吐进手帕，用自己的唾液将它们洗净。
现在我的手心有满满一堆她误用的词汇（她把矿井写成矿筒；就像她有一次生气时本想说你们都不鸟我，却说成你们都不咬我），用错的后缀，错误的拼写……
我用句号和逗号抚平句子的节奏，移除用错的感叹号（母亲真喜欢用感叹号！），将西里尔文改成拉丁文（她总是用西里尔文写瓦尔纳），删掉经常出现却毫无必要的引号，把大写字母改成小写（她每写到长辈的称谓，必要用大写）。我留下了被她过度使用的很好一词，留下了诸如政治形势日趋紧张这样的她从电视上听来的套话，留下了那些叫我意想不到的诗意的表达，比如bonjour，无聊的生活；也留下了似乎是她对天气预报所做的那句可有可无的评价：我们需要大雨，需要它成河。
我问我自己，还能做什么？因为在这里，在我的手心里，堆放着她语言的壳儿，这是她的特色，是令人动容的她写错了的变音符号，是只有我能听到的语气，只有我明白的意义，是她随情绪改变的笔迹，是只有我能察觉到的她克制的笔触……
我思考日记该纳入哪种题材，想通过某种伎俩，让它呈现出文学效果，却因置身它痛苦的核心，如置身流沙般，无法脱身……
“有时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既然一个人会把一切都忘记，他活这一生是为了什么？”母亲问。
“记忆会背叛每一个人，尤其是我们最熟悉的人。它是遗忘的盟友，也是死亡的盟友。它是一张很小的渔网，只能网住很少的鱼，并且漏走所有的水。即使写到纸上，记忆也不足以重建任何一人。我们的百万脑细胞出了什么问题？帕斯捷尔纳克的伟大的爱之神，伟大的细节之神出了什么问题？人要准备好多少细节供选才算够用？”约瑟夫·布罗茨基说。
“哪怕是属于我的东西，只属于我一个人的东西，我也只记得一点儿了……”母亲说。
“正常人不会记得自己早餐吃了什么。习惯性重复的事，注定会被遗忘。早餐如此；亲人亦如此。”约瑟夫·布罗茨基说。
“那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既没有未来，又无法指望过去……”母亲问。
“试图回忆往事与寻找存在的意义一样，二者注定都会失败。它们都会让人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想要抓住篮球的婴儿：球会不停地从手上滑走。”布罗茨基说。
“到了最后，生活会碎成一堆零星的细节，相互之间没有联系。这样也行，那样也好，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了。我不知道在滑入虚无之前，还有什么东西是确实可以紧握的。”母亲问。
“记忆与艺术的相通之处在于，它们都长于选择，偏好细节。虽然这样评价艺术，可以说是一种褒奖（尤其如果评价的是散文），但对记忆来说却是一种侮辱。不过这种侮辱是言之有理的。记忆确实只包含细节，而没有全景；只有高亮部分，而不是一整出戏。人类对自己记忆的全面性坚信不疑，这种信念是我们赖以存续的一大根本，虽然并无根据可言。如果非要说的话，记忆就像一座图书馆，杂乱无序，也收不齐任何人的全集。”布罗茨基说。
“我读过很多书，可以说是在书堆里泡大的……我读过的一切，现在看来都只不过是一大团混乱的词语。我努力回忆我的父母，我发现自己一点也不了解他们，这让我感到羞耻。然后我安慰自己，至少我了解我的孩子……当我发觉自己其实也不了解我的孩子时，我的心一阵发冷……”母亲说。
“有时我也困扰，但通常我只是看着他们，无法理解；我已经忘记了我们之间的信号，我们过去心照不宣的小习惯现在对我毫无意义。由于我的无动于衷，大家逐渐放弃了将我记忆唤回的信念。最终他们变得无话可说。而触动我最久的其实是他们的样子：我女儿把头发甩到脑后的样子，我儿子咬眼镜腿的样子，或者，我妻子疲惫时一再伸展后背的样子。那都是铭刻在我心里的样子。然而这些样子逐渐被新的样子，或是我未曾留意的旧的样子所取代。回想过去，我感到疑惑：我对他们了解得这样少，我们何以这样共度了一生？”哲尔吉·康拉德说。
“有些事我确实还记得，比如年少时的渴望。现在看来都很傻了。比如，小时候我特别喜欢马，总梦想有一天可以骑马……连这个愿望我都没有实现。”母亲说。
“小时候，我是一个狂热的虎迷：不是美洲虎，也不是亚马逊丛林或巴拉纳河林岛上那种带斑点的虎，而是带条纹的亚洲帝王虎，只有沙场上骑战象的战士才敢与之相斗。我曾经常在动物园的虎笼前久久伫立；我看一本百科全书或自然史书好不好，只看它收的老虎漂不漂亮。（我还记得那些插图：虽然我是这样一个连女人的眉眼和笑容都会忘得一干二净的人。）童年过去了，虎老了，我对它们的热情也老了，但它们依然会不时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潜意识的乱流中，它们依然举足轻重。于是当我睡眠时，梦境的幻象令我着迷，而有时我会突然间意识到自己在做梦。那时我就想：这是梦，完全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既然我无所不能，那就让我来造一只虎吧。
“但我实在做不到啊！我的梦从没能造出一只我渴望的虎。老虎确实出现了，然而它们或臃肿，或粗糙，或奇形怪状，或尺寸不符，或稍纵即逝，或有点像狗，或有点像鸟。”博尔赫斯说。
“我觉得自己好像一生都在渴望着什么，但究竟是什么，我从不知道。一切都是那么模糊……”母亲说。
“渴望是一种激烈而持久的体验，在这种体验中，本能冲动成了情感与信息处理的主要依据，然而，这种模糊的需要在其理性一面的对冲之下，往往不会导向实际行为动……”《哲学词典》如是说。
“细想之下，我唯一真正记得的东西，是恐惧。小时候，我很怕里外翻转的手套。这东西本身没什么出奇，却能在我心里激起极大的恐惧。”母亲说。
“实际上，我体会到的恐惧都是短暂的，与其说我感到恐惧，不如说我感到不真实……”彼得·汉德克说。
“你知道，我最怕的是变老……”母亲说。
“恐惧是遵循自然法则的：意识自带horror vacui[1]……”彼得·汉德克说。
“这话我听不懂。我只是觉得，如果我生来是个男孩，也许一切会有所不同……”母亲说。
“每个女人降生于这种环境，本质上都是极其危险的。但或许有一件事还值得庆幸：那就是无需再担心未来。我们教堂赶集时，集上算命的人只对年轻男性的手相有兴趣；谈女孩的未来就像开玩笑……”彼得·汉德克说。
“谁也无法接受自己的一生被当成玩笑。”母亲说。
“生活是井然有序的，但它就像一个装有各种必需品的工具箱，并非每个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说。
“可能我的问题真的在于生而为女人……”母亲说。
“人类女性是不可理解的。人类日常极其糟糕、无意义、迟钝、死板……”什克洛夫斯基说。
“这么说来，无论是男是女，我都会一点一点地失去一切……”母亲说。
“我请求墨水、羽毛笔，以及借由它们写下的文字来见证；请求黄昏与夜晚中朦胧不定的暗色，及其所复活的一切生命来见证；请求审判之日，连同悔过的灵魂来见证；请求时间，这万物的开始与终结来见证——一切人确是在亏折之中。”梅沙·塞利莫维奇说。
“有时我觉得自己的一生平淡得吓人。而有些人活得却像精彩的小说一样。我以前总是很羡慕那种人……”母亲说。
“生活总是在尽其所能地模仿小说，因此精彩的小说大可不必模仿真实的生活。”巴别尔说。
“现在，反正一切都不重要了……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身在何处，又属于谁……”
附记
最后那句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身在何处，又属于谁是我后来加的，1991年9月20日，母亲突然说了这句话。当时我以为这会是本文的最后一句话，这个我一直在尝试的题材可以就此打住了。这句话是在两次空袭警报之间加上的。整个九月，我们往返于停电的家和防空洞之间，被警报的声音、电视上国破家亡的画面和心中的恐惧折磨着。每次去防空洞，我们都随身带着证件，以便万一炸死，别人能知道我们是谁。她在日记中曾天真而动人地希望上天不要让外面传的事发生，但那件事已经发生了，人们窃窃私中所说的那件事，已经发生了。
1946年，她来到战火蹂躏的南斯拉夫。她在战争即将结束时来到这里，错过了整个开头。如今，在她人生即将结束的此刻，她把这个开头补上了。她小时候最怕的是里外翻转的手套。如今，真假就像手套的里外两面，被彻底翻转了过来。
每次去防空洞，她都会带着……一个笼子，里面是她那只虎皮鹦鹉。她把她心中剩余的所有爱，都给了这只我一个月前不顾她反对给她买的鹦鹉。她好像并不担心她的孩子，也就是我们，甚至不担心她自己。她的整个人——这个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身在何处，又属于谁的人——将最后一口气，倾注在了这只微型的天使身上。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她带进防空洞的东西只有两件：她的身份证和她的虎皮鹦鹉，在这小小的、天使的复制品中，一颗心脏正怦怦、怦怦、怦怦地跳动着……
到了第二天，你还能记起被弄丢的东西吗？
它们曾腼腆地，最后一次请求你
（然而没有用）
让它们留在你身边。
可是掌管失去的天使，已经用翅膀轻轻一碰；
它们不再属于我们，而只是被强行留在这里。
——莱纳·玛利亚·里尔克
小小烽火台
我打开电话答录机，收听留言。有一条留言。“哎呀，布比……你去哪儿了？总是不在家……”
她每天都给我打电话。她的留言几乎毫无二致。首先会有一段沉默，接着，我感觉电话那头的人吸了一口气（她在吸烟），然后能很清楚地听到吐气声（她在吐烟）。她在拖延时间，在与自己一时的挫败英勇搏斗。她的口吻永远都是一样的：强颜欢笑，其实对一切都毫不关心。她叫我布比。她说布比时懒洋洋的，带着不确定的情感，好像在哄孩子。她说布比时，仿佛在邀请我去给她一个拥抱，又仿佛是为了说给自己听，就像走夜路吹口哨那样，是为了给自己壮胆。“布比。”她向死一般沉默的听筒说道。
然后要等很长一会儿，那句你总是不在家才会出现，这句话好像只是为了说而说，没有太大意义。她既不是真的要责备，我不在家这事对她也并非真的构成什么困扰。这句话只起到延续沉默的作用，她在听自己的声音，同时，心里有一丝小小的希望：也许我的声音，会突然在线路另一头冒出来，打破沉寂。她总是挂得突然，我能感觉到她放听筒的迅速，好像一个孩子，刚刚进行了一场恶作剧。她甚至因为我不在家而有点高兴。真的跟我说上话，也许反而痛苦；但像现在这样，她既打过电话了，又不受到任何伤害。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她的留言都一样。她总是吸烟、吐烟、吸气、用沙哑的声音发出小小的求救信号。除了我，谁也听不见这些信号。而我什么也没做。
一个吻
我时常疑惑自己为什么如此不了解母亲。她的一生在我眼中好像一块便宜的布料，别人塞给了她，而她要永远拿着，它没有弹性，不能放长，也不能缩短。她对待她的一生，似乎也真的像是对待一块布料那样：她洗它、熨它、缝补它，把它整整齐齐叠好，收在橱柜里。
我疑惑自己为什么如此不了解她，为什么我唯一了解的那一点儿，又都如此琐碎。她对我要了解的多了。她像我的房东又像一个小偷那样，掌管着我的密码，通向我疼痛的密码。我自己也不了解那种疼痛，不知道它来自何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无法战胜它，为什么每次都为了它而不能呼吸。
我只了解她的姿势，她的动作，她的表情，她的语气，这些东西我在自己身上也能看到。照镜子时，总有某些时刻、某一瞬间，好像在二次曝光的照片上一样，我看到的不是自己的镜像，而是她的样子。我看到两条线，不可阻挡地往下走，停在（目前而言还）隐约可见的松弛下垂的地方。
我越来越多地在夜半因为胸闷而醒来，越来越多地像她一样咂嘴。她午睡时，我会偷偷观察她。她的上唇上面会出现小小的汗珠。不知道我睡觉时，脸上是否也这样清晰地显出我向绝望越陷越深的样子呢？
有时我会发现自己摆起了双腿，扭动脚趾，仿佛要碾碎空气。而这是一个她的动作。
有时我会突然被焦虑席卷，好像于意想不到之时被打了一棍，不知道这样的时候，我的脸上是否也有跟她一样的无助与脆弱？我是否也会用轻咳来假装平静，就像她所做的一样呢？
有时我在自己的声音里听到她的沙哑，有时她的声音会闯入我的声音，那样的时刻，我说话就仿佛是两个人在说话，我只好像她一样不时欲言又止，把某些词的尾音拖长，耐心等待这一刻过去。
我记得很久以前——我约会归来，才刚与男孩一遍遍经历了我们的离别之吻——到家时，浑身还笼罩在肾上腺素里，脑内还下意识地重复着刚才的内容，回放着刚才的画面，结果就在母亲嘴唇上，结结实实地，像吻那个男孩一样吻了一下。这个笨拙的举动令我莫名不安。如今想来，也许因为当初我冥冥之中知道自己吻的正是未来的自己、是自己的镜像，当然，也许还有更复杂的原因。
每当我在自己身上看到她，每当她的形象浮现出来，我的眼前就会重现那个吻，那是我们的开始：她双眼睁得圆圆的，有点惊讶，眼中反射着我与她相同的尴尬表情。
姓名
“名字？”
“爱丽莎薇塔……”
“姓氏？”
“西梅昂诺娃……”
“父亲的名字？”
“西梅昂……”
“生日呢？”
“1926年8月2日。”
“出生地点？”
“瓦尔纳。”
“瓦尔纳在哪儿？”
“在黑海……在保加利亚……”
“所有保加利亚女孩都像你这么漂亮吗？”
我相信，那些年她一定经历过许多次类似的对话。在海关，在警局，在各种办事处、领事馆，面对各种灰衣的公务员和发证的无名工作者。我相信那些人在写下她平凡的个人信息前，一定都先问过她为什么离乡来此。所有保加利亚女孩都像你这么漂亮吗？这句话其实属于我的父亲，而且不是初次见面就问的，而是在后来怀着真诚的钦慕问的，至少我这么相信。“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她说。他一时的轻率，以及这句话的老套，都让她瞬间愣住了，最终的结果就是我的诞生。
1946年的那个夏天，二十岁的她，带着不值一提的过去，带着二十这一整数的圆满，带着健康与梦想的光华，从瓦尔纳出发，去往南斯拉夫。
装满苹果的箱子
她坐的是火车。从瓦尔纳到索菲亚，从索菲亚到德拉戈曼，那是她地理知识的边界，也是她即将穿越国境线的地方。就要进入南斯拉夫时，她突然害怕起来，或许是因为海关关员的黑胡子，或许是因为她此番离家的决绝。总之，她一边打开手提箱，一边在心里盘算，或许还有机会改变主意，或许还能回去，然而手提箱却从她手里滑走了，一些不起眼的行李从里面掉了出来。她记得那些在地上滚动的苹果（有很多很多很多苹果，我也不知道自己干吗带这么多）。她的记忆，停留在了滚动的苹果上。而且，仿佛是苹果，而不是她，替她做出了决定：就在她忙着把苹果都捡起来的时候，回去的火车开走了……
很多事她都记不清了。在那遥远的1946年，她乘半空的火车，颠簸着穿过一片被蹂躏的国土（一切的一切都被毁了……）。她把地上的东西一件件放回手提箱里：她的乔其纱夏裙，雅致的丝绒鞋，她的书，她的软木塞高跟凉鞋，款式是巴黎时尚杂志最时兴的样式（那年冬天，黑海从某艘沉船上给瓦尔纳港冲来大量软木塞。转年夏天，瓦尔纳女孩们就都穿上了这种软木塞做的凉鞋，脚步轻软地踏在温热的鹅卵石上，所到之处都留下海水的气息。）。她把苹果放在了最上层。
她透过油腻的玻璃窗，希望能看到什么新东西，但一切都旧了，毁了，无望至极，接着，开始下雨了，黏腻的细雨飘飘洒洒，一连好几个小时，窗外迷蒙一片。她蜷缩起来，想着自己的未婚夫，一个笑起来很好看的南斯拉夫小伙子，一个她在瓦尔纳海滨步道上遇见的水手。她想象着两人未来的家，在心里第一百次重复着下车的站名，想象他的微笑会在车站等着她，在这模糊的未来所带来的微暖中，她睡着了。就那样几小时几小时地颠簸着，昏睡着，偶尔醒来吃几口苹果。
她唯一清晰记得的（我不知道这么多事里我为什么独独记得这一件。她说，重音放在这么多事上）只有一个老人（他有一张高贵的脸），老人在某一站进了她的车厢。她给他一个苹果，他拿出一把小折刀，熟练地给苹果削皮，把皮做成一朵玫瑰。
“给你，小女士。”他说。
（真是太神奇了，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玫瑰！）
她在自己念叨过不知道多少遍的那一站下车，手里提着箱子。然而，站台上并没有人在等她，黏腻的细雨飘洒着，天已经黑了。
在那里，就在站台上，她用一块黑布，将自己的过去盖了起来。我只能偶尔从这块黑布上抽下一两根线。
第一批照片
“他笑起来很好看。”她会这样说，他的照片，是她第一批销毁的。
他是国土保卫队的水手，船在当时尚未被战争染指的瓦尔纳港抛了锚。由于这个历史细节，一些瓦尔纳女孩在战后只身去了南斯拉夫。
她会找到他，嫁给他，在新婚之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失身于他，开始恨他，几个月后离开了他，很快学会了当地语言，学会了打字（很容易学，我身边有文化的人很少），先在当地木材场、后在当地警察局找到了工作，租房，搬家，抹去一切，忘掉一切……
与此同时，被遗忘的一切，在黑布下辗转不安：那里有一间肮脏的、被遗忘的屋子，有他的谎言、誓言与乞求，有他的另一个未婚妻，一个巴黎女孩，那女孩挥舞手枪，扬言要将他杀死，有成群的苍蝇，有一个甲状腺肿大的婆婆，有一个长了一口大板牙、喜欢将自己患有甲状腺肿大的妻子放在膝盖上颠动、同时用一手揉搓她丰满的胸部的公公，有哼哼唧唧的猪，有污秽不堪，有大汗淋漓，有凝满油滴、没有窗帘的窗户，有黑夜，有她必须去拾柴禾的黑夜中的树林，有叫她小女人、外地人的当地人。她为自己身处黑暗的树林、记不清瓦尔纳的方向而哭泣，为即使能记清、自己的心里也不会更好受一点而哭泣，为周遭人们多疑的眼神而哭泣，为自己的绝望而哭泣，为潮湿的墙壁而哭泣，为煮甜菜的刺鼻气味而哭泣，为它们像苍蝇一样黏腻的视觉效果而哭泣……所有这一切凝聚在一起，固化为一种麻木的羞耻感，它像肿大的甲状腺一样，沉重地压在她的心上。由于这羞耻，由于这块肿大的、看不见的甲状腺，她在某一刻做出决定，她不会回去，她要留下来，她要留下来……
所有保加利亚女孩都像你一样漂亮吗？
那是她生命中第一批照片的起点，由此她开始记录她平凡的一生，她真正的、光明的故事，故事里有一个与她一样年轻的男人，她的男主角，新时代的青年，因为在战争中站在了正确的一方而脱颖而出的战士。从此她有了她的第一张快照。她穿着乔其纱小裙子、软木塞凉鞋举行了婚礼。婚礼的午宴上还出现了鸡肉，真正的鸡肉！
词语
那是贫瘠的年代。人们凭票领东西。唯一能买的商品只有土布。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他们吃不饱……饿的时候只能做穷人的食物充饥……
“什么是穷人的食物？”
“茴香籽做的汤。”
“只有汤吗？”
“还有包菜、土豆、小豆、炖芜菁、下水煮包菜、馄饨、面包蘸肉汁、白糖打蛋，最后这个是给小孩吃的……”
“我怀着你的时候也吃不饱。”她说。她怀着我。父亲在医院咳血。链霉素难以获得。食物难以获得。她记得自己弄到过一罐蜂蜜。早晨起来发现，蜂蜜里浸着一只死老鼠。她哭了，不知是为自己而哭泣，还是为老鼠而哭泣……大家有什么吃什么，都没有钱。“我们只好节衣缩食，把裤带系系紧。”
每天她都用碱液给租来的房子洗地。在床上找到虱子，就把床垫翻过来。她洗净大家的衣服，用开水煮透，在阳光下暴晒，熨烫，擦拭室内一切直到它们闪闪发光，因为清洁的环境是健康的一半。她用清洁来替代富足。窗户像钻石一样晶莹，床单像绸缎一样发亮，木地板是陈年的黄金，就连死一只老鼠，都以蜂蜜的琥珀裹尸。清洁的气味赶走其他一切气味。那是一个没有气味的年代。
有些词的意思我其实根本不懂，比如：碱液（用来洗东西），票（货币的替代品），床虱（一种那时的昆虫）。
有些词的意思我只能隐约记得，比如：土布，糖面包（蛋糕的替代品）。
有些词是母亲当时惯常使用的，比如：下水，肉汁，炖芜菁，糖面包，票，床虱。
1949年
我出生那年，世界的字典里包含着……一整个世界。
那一年，哈里·杜鲁门成为第三十三届美国总统，七英里长的仪仗队在华盛顿为他举行了庆典；西雅图发生一起恶性地震，媒体称损失高达千万美元；欧洲委员会在巴黎成立，由十个欧洲国家组成，是后来欧盟的雏形；大英帝国结束了配给制度，白糖限制得到放宽，十年黑暗后，伦敦终于亮起了霓虹灯；中国内战接近尾声，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迈阿密市开放了一所未来主义大学，堪称建筑技术之奇观；以色列加入联合国，同年，联合国迁入新楼，开幕典礼上，杜鲁门总统将它誉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建筑；英镑对美元汇率急剧飙升；摩纳哥公国加冕了它的新王，兰尼埃三世；伦敦修复了圣保罗大教堂；那年的夏天奇热无比；小王子查尔斯长出了一头迷人的卷发；马歇尔欧洲经济援助计划启动；柏林被分割，苏联辖区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划为东柏林，其他三区划为西柏林；一架双层民航用机，仅用九小时就从伦敦飞到了纽约；美国与苏联政府进入冷战时期；英国女王在一次皇室宴会上邀请了埃罗尔·弗林，格里高利·派克，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罗莎琳德·拉塞尔；一种新型止痛剂即将诞生，女性或可无痛分娩……
那一年，世界的字典里有一整个世界，那个世界的词典里没有我们。而我们的字典里没有世界。我出生的那天，3月27日，贝尔耶农庄的体育教育得到长足发展，维里米罗伐克公社的生产欣欣向荣，国家即将全面完成春耕计划，斯普利特的一万名妇女参军入伍。那一天，D-1消费者获准领取炼乳，一张票可以领两罐。那一天，萨格勒布的巴尔干电影院放映了苏联电影《青年近卫队》，萨格勒布市立电影院放映了苏联电影《开往东方的列车》，亚德兰电影院放映了苏联电影《布哈拉历险记》，罗马尼加电影院放映了《瓦良格巡洋舰》，也是苏联电影。
那一年，母亲的字典里，也没有世界。她的字典里只有我、一个不会死的丈夫和茴香籽做的汤。
茴香籽汤
三汤匙猪油或黄油
四汤匙面粉
一茶匙茴香籽
一升半水
盐适量
面包切粒，猪油炸过待用
加热猪油，加入面粉，炒至金黄。加入茴香籽，翻炒片刻，加水，不停搅拌。加入盐，继续烧煮十五分钟。浇在适量面包颗粒上。
玩偶之家
我们搬到有两个房间、一个大厨房、一个卫生间、一个储食间、一个门廊和一个花园的新家后（当时我应该有三四岁了），我开始探索世界（它像鸡蛋一样，是圆圆的），而母亲终于得到了她一直想要的东西，一个很大的玩偶之家。我们的乔迁，开启了一段愉快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有了许多许多的第一次。
我的父母贷款为他们的卧室买了第一套成套的家具，家具由核桃实木打造，包含一张大双人床、两个床头柜、一个像镜子一样闪闪发光的宽敞的大肚立柜，还有一个带立镜的矮抽屉柜，它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梳妆台。这套家具里很快又加入了一些厨用设备，比如一个厨房里的抽屉柜，他们的第一台煤气灶，卫生间里，骄傲地摆上了一台前所未见的烧柴禾的热水器，看起来很像后来的火箭，然而，最受瞩目的第一次，还要数我们的第一台录音机，它的名字叫尼古拉·特斯拉。我们搬进新家后，我第一次吃到了一种迷人的南方水果，叫橘子，拥有了我的第一个用印度橡胶做成的娃娃，穿着巴伐利亚风格的裙子，隐约暗示出世界上还有着其他的国家，住着穿不同衣服的别的小女孩。
后来，这一切都会再改变。我们又搬进了另一个新家，但愉快的日子没有结束，我们又迎来了另一些第一次：第一罐大规模生产的加夫里洛维奇肉酱，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留声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台大众1300家用小轿车。母亲点燃了她的第一支香烟。另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始。我们第一个家所在的地方（被称为新村）与以新村为中心的集体生活即将过去，以媒体为中心的集体生活将（随着电视机的出现）取而代之。我对世界像鸡蛋一样，圆圆的，是一个整体的印象，即将被我们的流行金曲所证实（《玛丽亚》与《穆斯塔法》），但很快又会被击碎。破碎的印象中，其他世界的轮廓涌现出来：首先，出于某种原因，我知道了墨西哥，墨西哥人，还有他们的胡安妮塔妈妈；接着，过了一小段时间，我知道了世界上还有印度人。后来，两千万南斯拉夫人共同为印度电影洒泪的事实，还会进一步证实这些其他人的存在。接着，更多其他国家开始蜂拥进入我们的视野，大部分来自非洲。它们的存在，由它们派来的代表所证实。我们挥舞小旗子，结结巴巴地念着他们神秘而佶屈聱牙的名字：恩克鲁玛、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纳赛尔、海尔·塞拉西……母亲会告诉我，在我出生前，世界上曾有过一个国家，叫俄罗斯帝国。但在一开始，我没能找到任何的蛛丝马迹，用来证明它的存在。
煤灰
煤灰是一个我出生后第一批学会的词，它就像妈妈、爸爸、面包与水一样自然。我们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工业小镇，镇上有一家煤灰厂。父亲就是那家工厂的工人。油在当时也是一个很自然的词汇。离我们镇上不远，有一个油井，煤灰就是一种从油里出来的东西。
我们住的地方被称作新村（全名为工人新村，新村里的房子（包括我们家在内）在当时都以未来的现代工人之家的理念建造。
母亲常带我去煤厂的公共澡堂洗澡（这要比在家里点燃那台现代化热水器简单多了）。工人的睫毛上沾满煤灰，就像化了妆一样，眨起眼来好像玩偶娃娃。我记得我们在冷飕飕的石头隔间里洗热水淋浴，黑水如溪涧，向四面八方流淌，渗进灰色的肥皂水里。
母亲每天都与煤灰展开搏斗。早晨，她会用一块湿抹布擦窗台。
“又下灰了……”她会说，用食指，她最精准的测量仪器，抹一下窗玻璃，然后竖起食指，用居里夫人发现放射性物质时的语气，郑重其事地说，“看到没有？”
“看到了。”我盯着母亲沾满黑色油腻粉末的手指答道。
每天她都会打开窗户，看看外面，看看天，嫌弃地撇撇嘴，再把窗户关上。
“天上又有灰啦！”
煤灰，就像第五元素。
在灰色的日子里，天空仿佛飘洒毛毛细雨一般，持续飘洒着煤灰颗粒。在出太阳的日子里，空气中仿佛飘荡着金色的小蜘蛛。我常屏住呼吸，看它们静悄悄地、不可阻挡地侵入进来。当一粒这样的小蜘蛛落在我的手上，我就会将它碾碎，金色的它就会变成一个油腻腻的小黑点。
冬天，当天上下雪时，煤灰会连夜在积雪上铺开。早晨我们会抹去灰色的脏雪，激动地看着下面的洁白一片，玩造天使的游戏，即将我们小小的身体印在雪地上。
在我的记忆中，油这个词，总是跟铁托亲自这个表达联系在一起。有一年，某油井开幕，我们的主席铁托亲自到场。石油以惊人的力量喷向天空，在场所有来宾都被淋了一身。父亲专门为那次活动做的新衣服再也不能穿了。
“连翻个面儿穿都不可能了……”母亲伤心地说。
一个玻璃球
那个年代，家里第一件没用的东西是一个玻璃球。球里有一个小村庄，小村庄上方是一片深蓝色的天空。把球倒过来，雪就会飘落在村庄上。这个球有一种魔力，让我一直转来转去，从不同角度研究它，想看看除了雪花以外，我还能从这片风景中摇出什么东西。
过了一段时间，许多魔法球被人们扔出家门（出于某种原因，它们被宣称为媚俗的产物）。
我定定地凝视着这座小村庄的风景，在我眼中，它就像另一个星球一样，渺小而遥远。我被魔法迷住了，把它翻了过来。于是，小小的雪花从大地飘向天空，和煤灰一样小……
会唱歌的公爵夫人
“不好意思，请问您还有边角料吗？”一个胖大的女人坐在那里望着我们，眼神睿智、犀利。我们像苹果一样，整整齐齐地排在她的窗前，趴着窗台往里望去。女人大手一扯，从麻袋里扯出大把碎布，像捧落叶一样捧着，给窗外的我们一人一把。
我们带着我们的宝贝，满脸绯红地跑开，迫不及待地检查起手中的东西。宝贝在我们眼前闪闪发光：带条纹的碎布，带圆点的碎布，带方格的碎布，带花、带图案的碎布，纯色的碎布，多色的碎布……
公爵夫人是我们小街最重要的人物。她就姓公爵，所以大家都充满尊敬地叫她公爵夫人。我们要她的碎布给娃娃做衣服。娃娃都是用帆布随便缝的，头和身体里塞进稻草（或破布），用tintenblei[1]（一种写出来是紫罗兰色的软芯铅笔）画眼睛、鼻子和嘴（点一下，戳一下，再画一条弧线——一个漂亮的娃娃就做好了）。然后，我们给这些没头发的娃娃，穿上用公爵夫人的破布做成的衣服。
在我们用公爵夫人的破布做娃娃的衣服时，公爵夫人也在为我们的母亲和我们这些小女孩儿做衣服。公爵夫人是一个裁缝，在那成衣还没有普及的年代，裁缝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几乎与医生一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
“我们去公爵夫人那儿吧！”母亲每次一说这句，我就会急忙伸手牵住她。
我从来没在街上见过这位胖大的女士。她好像已经在家里生了根一样，而她的家就好像一个潜伏着各种危险物种的步步为营的丛林。屋内的一切，似乎都不完全受到公爵夫人的控制，只要她稍不留神，凶猛的野兽就会醒过来。蛇一样的软尺有时会驯顺地盘踞在她的手上，有时却不知溜到哪个角落去了。线卷们没有牙齿，不会伤人，但跑得很快，经常奔奔跳跳、你推我搡。针插就比较危险，好像刺猬，动不动就竖起浑身的刺；麻袋里，鹦羽般五彩斑斓的碎布相互扭打，老是跳出来往地上滚，怎么也按不住；绸带与花边，像华丽的藤蔓，为打盹儿的小虫洒下阴凉：金属顶针箍威严地打着灰色的哈欠；时有蟑螂般的小钉扣，受到光线的吸引，穿过屋子跑去；未完成的衣服挂在衣帽架上，身上爬满了白蚁般的限位针；从每一个角落里，各种线头，带着你能想到的各种颜色爬出来，侵略着从地板到天花板的每一寸空间。
这位胖大的女士也仿佛是跟自己会唱歌的缝纫机长在了一起。二者结合起来，就是一个会唱歌的公爵夫人。会唱歌的公爵夫人用一只脚踩住自己的踏板（另一只脚永远安安静静地留在后面），一只手摇动自己身上黑色的摇轮，另一只手用力量与限位针来驯服活蹦乱跳的布料。像所有大型野兽一样，会唱歌的公爵夫人也会发出嗡嗡声、喷吐声，身上沾着各种线头，插着各种针……会唱歌的公爵夫人是这片丛林的霸主，她深沉有力的低吟，压过了其他一切声响，压过了一切叮当、哐啷与窸窣，也压过了小虫与蛇掉在地上时轻柔的钝响。
丛林一角祭着一尊躯干，没有手臂，也没有头，清心寡欲，看不见、听不见、也不关心丛林中的生活——那是裁缝的木模特。
在那个成衣尚未普及的年代，会唱歌的公爵夫人什么都做：内裤、胸罩、泳装、连衣裙、女衬衣、半裙、长裤、大衣、披肩。会唱歌的公爵夫人拿走父亲的旧外套，把里料翻到外面，帮母亲改成一件雅致的外套，有时候，余下的布料还能替我做一条半裙。会唱歌的公爵夫人还会做凯瑟琳·赫本（母亲长得像的女演员）在《非洲女王》里穿的那种衬衣和艾娃·加德纳（母亲希望自己长得像的女演员）在《乞力马扎罗山的雪》里穿的那种连衣裙。
不过有时候，不知为什么，公爵夫人也会突然变得有点强势。
“领口这里我们想几层褶皱，公爵夫人……”
“加片普通的胸饰就够了。”公爵夫人会生硬地说。女人们也就默许了。
她会直针、收针，明针、暗针，打褶、埋线，什么也难不倒她，不管是亚麻、印度纺、褶皱纱、乔其纱，还是绿呢子、抛光花布和丝绸，到了她手里都服服帖帖的。
“我们想要个波浪领，公爵夫人……”
“拉夫领才对……”公爵夫人会说。女人们也就默许了。
感谢公爵夫人，感谢她曾在瓦尔纳这样跟我们的小镇比堪称真正大都市的城市里度过的日子，感谢她对电影美术的熟悉，在那个成衣尚未普及的年代，我的母亲是我们镇上穿得最漂亮、最优雅的女人。
所向披靡的线头大军，从各个角落包围过来，从天花板挂下来，在地板上匍匐、爬行——像水蛭一样，沾到会唱歌的公爵夫人的顾客们身上。
所以会唱歌的公爵夫人在送走客人以前，总会先帮她们捡线头，在把最后一根线头像掐死虫子一样掐起来时，她会说：“有个深色皮肤的人在想你。”
如果是白线，她就会这么说。而如果掐到的是黑线，会唱歌的公爵夫人就会说：“有个金头发的人在想你。”
会唱歌的公爵夫人有一个女儿，大家因为意大利女星吉娜·劳洛勃丽吉达而叫她吉娜。吉娜真的很像劳洛勃丽吉达，简直就是她的双生姐妹，跟她一样漂亮！她的脸非常白皙，一双乌溜溜的眼睛水灵灵的，嘴唇丰满可人，牙齿皓白，腰身不盈一握。
“吉娜的腰就这么细……”女人们说着，把拇指和食指捏成一个圈。
吉娜的头发又黑又亮，剪得短短的，打着圈披在脸颊和额头上。她总是像要数钱时那样，把拇指和食指放到嘴唇上舔一舔，然后用它们把发卷润湿，熟练地卷成一个6。吉娜的脸颊上，一边至少有六个这样的6。额头上还有两个卷，就像两只黑色的大蜗牛。
虽然她长得像电影明星一样漂亮，穿得像娃娃一样好看，虽然她身上从不缺少黑色的和白色的线头，虽然照此看来许多深皮肤和金头发的男人都曾想过她，吉娜却到最后也没有结婚。
“她男人运不好啊……”女人们说。
谁知道呢，也许吉娜的不幸，其实是住在会唱歌的公爵夫人店里的那些会法术的生物造成的。不管怎么说，我有一张跟父母工会活动出去玩时与吉娜一起拍的合影。合影中，风吹起了吉娜的印度手织花布裙的下摆，衬得她的腰更细了。在她如降落伞般张开的裙摆后面，可以看见一个头发里扎着白丝带的我。在我们的身后，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烈火。那是照片拍摄地阿瓦拉山上纪念无名烈士的纪念碑之火。
菩葩阿姨
我站在被金光照得暖融融的抛光木地板上，踮起脚尖，挺直腰板，收紧小腹，抻着脖子，头上顶着一本书。我小心翼翼地往前迈了一步，黄色抛光木地板把光线反射到高高的天花板上，我深吸一口气，屏住呼吸，好像马上要跳水，再小心翼翼伸出另一条腿，书啪的一声从头上掉了下来。
“你还是拉倒吧！”菩葩阿姨大笑着说，她的笑声响亮刺耳，宛如大咳不止。
Tante Puppe[2]，她很高，很瘦，模样清爽，鼻子像细细的鸟喙，在末尾轻轻往里勾，双眼隐隐带蓝，忽闪忽闪的，总是胸有成竹地看着世界，好像什么都懂。她有一点点跛，但她走路的时候特别挺，特别轻盈，头抬得特别高，脖子抻得特别直，好像某种长颈的动物，然后用优雅的鼻孔，特别小心地嗅着周遭的空气。
她住在独栋的小房子里，有门廊和大花园。她家的房间都很大，阳光充足，把门全部打开后，所有房间可以打通，与本地的房子截然不同。进屋后得换上大大的软底拖鞋。大家在她家里走动时都没有声音，就像在俄国人的博物馆里一样。不知为什么，她花园里只种灌木植物，都特别华丽，特别花团锦簇：有种白花，像皮球一样大，她叫它们汤包，有大朵绣球，像变色龙一样会变色，还有粉朵和白朵的富丽堂皇的牡丹。我跟她一样，也喜欢大朵的花：我喜欢看上面的蚂蚁，一看就是几小时。
战前，菩葩阿姨在学校教书（她打仗前是老师哦！），她懂德文，会弹琴，谈起优雅没有人比她更权威。
她想教我走路的艺术，但失败了。她坚信用正确的姿势走路，即便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起码也能排上前几。
“你看动物，”她说，“看它们走起来多优雅！”我仔细地观察了身边能看得到的几种动物。
“那母鸡呢？”
“母鸡有母鸡的优雅。”她会端庄地说。
我记得她有一间洒满阳光的屋子，她就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用手杖叩着地板，像一个舞蹈老师。我踮起脚尖（收紧小腹！），我收紧小腹（屏住呼吸！），我屏住呼吸（现在，呼吸要轻缓……）……
我没能学好走路的艺术。我不懂怎样在收紧小腹的前提下呼吸，但为了能跟她待久一点儿，我还是尽可能地做了她让我做的一切。有时她会开恩让我在她家过夜，那时候，我就会开心得要死。
我躺在她的床上，把所有被子毯子都拉到下巴上，就这样躲着。通往隔壁的门敞开着，她的儿子从浴室走出来，皮肤像迈达斯王一样发着金光，脖子上挂着一条毛巾。收音机里放着流行音乐。他随音乐的节奏用毛巾擦拭自己，舞蹈般摇曳的身姿，抖落一地金色的水珠。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左——君士坦丁堡——右，伊斯坦布尔——进，君士坦丁堡——退[3]……
菩葩阿姨出现在门口，缓缓嗅了嗅周遭金色的空气，步履轻盈，体态笔挺，接着，她鸟喙般纤细优雅的鼻子慢慢转过来，在被子下面看到一双左顾右盼的眼睛……
你还是拉倒吧！
现在我坐在扶手椅里看书时，有时候还会突然站起来，在头上顶一本书，踮起脚尖，收紧小腹。我头顶心上感觉着书本的重量，身体隐隐感觉到一种愉悦……然后，我回到扶手椅上坐下来，拿起书，心想，正确的走路姿势里，可能确实包含着人生的秘密，人生的奥义，它就像所有其他的奥义一样，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参透的。但是菩葩阿姨参透了。
阿姨们
我经常求母亲给我讲她在保加利亚的娘家人，她的娘家人口众多，分散在五湖四海，就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
“首先是我外公米兰和外婆柳芭。”她从自己的外公外婆说起。
“然后呢？”
“然后外公米兰和柳芭外婆生了七个孩子：博古米尔、托多尔、埃克塞娜、帕夫列娜、阿纳斯塔西娅、瓦西尔卡、茨维坦卡……”
她总会略过博古米尔和托多尔，因为他们本身没什么好说的，直接去讲太外婆和几个姨婆……
“埃克塞娜小名叫阿森卡，帕夫列娜小名叫帕夫拉，阿纳斯塔西娅小名叫娜扎，瓦西尔卡小名就叫瓦西尔卡，而茨维坦卡嘛……嗯，就叫茨维坦卡。”她继续道，我听得高兴，她也就讲得高兴。
“然后呢？”
“埃克塞娜嫁给了西梅昂，帕夫列娜嫁给了斯拉夫科，阿纳斯塔西娅嫁给了凡科，瓦西尔卡嫁给了茨维坦，而茨维坦卡嫁给了列夫科……”
听到茨维坦卡没有嫁给茨维坦我有点失望，但也没什么办法补救了。
“然后呢？后来怎么样了？”
她把族谱上的各支都给我列了出来（帕夫列娜和斯拉夫科有四个孩子：鲁门，丹卡，伊尔科和米兰卡……）我则专注地听着，好像那是世界上最有趣的童话故事。瓦西尔卡是姐妹里最漂亮的，但很早就死了，帕夫列娜嫁的男人最蠢，但后来发了大财，成了家里最有钱的亲戚，埃克塞娜的丈夫最英俊，茨维坦卡的丈夫最聪明，而从不遗漏谁的命运安排给阿纳斯塔西娅的丈夫，最喜欢放屁！
“他是家里最喜欢放屁的人。”母亲似乎很高兴自己有机会说出这个粗俗的词。“他放出来一串串鸽子，震得整个房间直发颤。”她用较隐讳的说法代替了那个粗俗的词。
埃克塞娜，帕夫列娜，阿纳斯塔西娅，瓦西尔卡和茨维坦卡都是我想象中的玩偶，我的幸运符和法器（埃克塞娜会劈柴，帕夫列娜会扫地，瓦西尔卡会做饭，阿纳斯塔西娅负责锁门——而茨维坦卡，茨维坦卡就——就负责乖巧吧！），这是一些有魔法的名字，是孩子的塔罗牌，五个女士，五个从童话里走出来的女英雄。母亲说的那些细节就够用了（阿纳斯塔西娅用烧过的火柴化妆；埃克塞娜，也就是我的外婆，不到十六岁就被一个非常英俊的男人，也就是我的外公，掳走了，带到了很远的一个地方，也就是黑海的海岸边；帕夫列娜背着她那愚蠢的丈夫乱搞，上帝还是赐给了她许多漂亮的孩子）——我就用这些细节给我的娃娃们穿戴起来，缝出她们的命运，用想象给她们加上孩子，加上丈夫……
在我的童年里，有埃克塞娜，帕夫列娜，瓦西尔卡，茨维坦卡和阿纳斯塔西娅；有潘多拉和她的魔盒；有迈达斯王和他麾下军队的轶事；有阿尔戈人和他们寻找的金羊毛；有小时候偷了一只猪头，用它喂饱一家人的铁托；有郁郁不得志的美狄亚；有俄罗斯童话；有《保罗街小子们》里的内梅切克；还有美国西部片英雄奥迪·墨菲——这些人，这些故事，将会永远保存在我童年的宝藏中。
此刻我已记不得那个人口众多，如蒲公英种子般四散分离的家族了，虽然其中有一些我曾亲眼见过。真正的埃克塞娜、帕夫列娜和阿纳斯塔西娅，因为丢失了童话的光环，都在岁月中愈来愈失色。不知为什么，我唯一还清晰记得的，是那个原本不怎么重要的凡科（啊，记忆真是捉摸不透！），家里最喜欢放屁的人。虽然小时候，我只能靠想象来勾勒他的形象，但现在，相册中硕果仅存的照片之一，为之提供了足够的真实性。
所以，我记得他有一个朝天翘着的将军肚，一个鼻孔上翻的鼻子，整张脸都像是被上帝之手往上抹了一把。他穿着宽松的白裤子，白衬衣，戴着一顶带檐的白色水手帽，鼻子上架一副墨黑的眼镜，像个瞎子，手上自然也少不了一根藤杖。他正沿着金光四射的滨海大道，悠闲地散着步，身后，一群鸽子忽扇着翅膀，发出扑棱棱的声音。他转过身去，生气地用藤杖驱赶着，好像驱赶苍蝇，但鸽群依旧扑棱棱地在他身后，萦绕不去。最后他只好放弃，重新昂首迈步，迎着金光四射的太阳走去。影子——他自己的影子，藤杖的影子，鸽群的影子——仿佛一列皇家火车拖曳在身后。我们的屁国之王，又上路了。
碧娜
“你在这儿呀，”母亲会说，把一个包袱塞到我的怀里，“交给碧娜，让她给补补。”
出于某种只有捉摸不定的记忆才知道的原因，我心中的相册里，保存着一张意大利人碧娜的照片（他们是意大利人。母亲说，虽然当时我并不知道意大利人是什么）。
碧娜会补跑丝的丝袜。后来（因为破了的丝袜会直接被扔掉）再没有人说跑丝这个词（我的丝袜跑丝了；跑丝的地方得补一补），这个词也就消失了——随之消失的，还有这门技艺。
碧娜脸色惨白，话很少，笑起来总是很累的样子，一双吊梢眼，有点妩媚，整天在那里补跑了丝的丝袜。全镇只有她有一根针，特别神奇，头上带钩，所有女人只要尼龙袜（我们叫najlonke）破了，都会去找她补。尼龙袜比真丝的还稀罕，一开始的款式上有一条缝，后来缝也没有了。碧娜用她神奇的外科医生的小钩子，耐心地一根根、一圈圈地补着跑掉的丝，熟练地把令人羞耻的白色跑丝补得好像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
碧娜似乎能在这微不足道的小活计中找到某种乐趣。而她罗圈腿的丈夫成天打她，她罗圈腿的婆婆成天一边喝酒一边在附近一条小溪里钓鱼（有一天喝多了，被水鬼抓着脚脖子拖进深处，再也没有回来），她拖着鼻涕的孩子们则成天喊饿，都不能让她舒心。
每次经过他们的小房子，我都会放慢脚步。我喜欢看她（她总是坐在窗前）摇头赶苍蝇的样子，喜欢看她用疲惫的双眼捕捉一天最后的光线，手上拿一只透明丝袜，找到跑丝的地方，然后像脱昂贵的手套那样，把它从手上脱下来，套在一个木头蘑菇上，把跑丝的地方挪到当中，拿起闪闪发光的小钩子，开始一针一针地把跑掉的丝都钩回来。每次看到我，她就会对我微笑，摇摇头，赶走苍蝇，眯起她妩媚的眼睛，框在窗框里，就像一幅会动的画。
有一天午夜前后，大家都睡熟了，碧娜先把所有跑丝的袜子都补好了，将钩针别在胸前，穿着拖鞋走进了前院。她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瞥了一眼星空，接着，仿佛中蛊了一般，她缓缓走进花园，在井边停了下来。在那里，她脱下拖鞋，看了一眼井底月亮的倒影，也许是因为，在那明晃晃、淡黄色、如丝一般的倒影里，她看到一条跑了的丝，需要她去补一补，于是，她拿下针……跳进了井里。
早晨，人们在井边发现一双摆得整整齐齐的拖鞋。在她的葬礼上，她罗圈腿的丈夫、罗圈腿的婆婆，她的四个孩子，都穿着黑色的衣服，声嘶力竭地哭着，像苍蝇一样萦绕着她的棺椁，挥之不去。
我时常看到那双摆在井边的拖鞋，不知为什么，在我心里，那双拖鞋是飘着的，恰恰飘在与井台齐平的位置。那以后，每当有人说起某某某死了，第一个映入我眼帘的，依然是那双拖鞋。
天堂树
母亲的朋友缇娜家有一棵树，一棵日本苹果树。
“快来。”托米卡招呼我，他是缇娜的儿子，跟我同岁。
我乖乖地跟着他跑去。我们来到树下。树上开着深粉色的苹果花，树盖伸展，遮天蔽日。
“现在我们要爬上去。”托米卡说。我们爬上低矮的树桩，舒舒服服地坐在由枝桠构成的网中。
“看见了吗？”托米卡趾高气扬地说，指点着树下属于他的江山。
我们坐在天堂树上，藏身繁花似锦的树盖中。阳光穿透进来，在我们身上投下斑驳的小圆点。我们就这样，在这个暖融融的盛着苹果的碗里坐着，沉醉在昆虫的嗡嗡声中，沉浸在深粉色的醉人的花香里。这香气又甜又浓，仿佛被放大镜放大了一般，直逼过来。我被这甜香熏得几欲摔倒，伸手去抓一根树枝，手指在粗糙的树皮上擦破了。
粉红的擦痕渗出小小的血珠，静悄悄落到一片花瓣上。
“快把血吸掉……”托米卡轻声说。
“为什么？”
“不然你会死的……”他用一种故弄玄虚的声音说。
我乖乖地吸掉手指上的小血珠。血的味道很甜，也很奇怪。我的心莫可名状地悸动着，仿佛即将发现什么伟大的秘密。我颤抖着，深吸着馥郁的花香，好像盲人一样循着气味的线索，探究那个深不可测的秘密。死这个词好像一个金色的指环，在空中回荡，久久不去。我坐在树杈上，摇晃着双腿，看着擦破的皮肤上细小的金色绒毛和下面粉红的血肉，一只黑色的大蚂蚁从伤口上爬了过去。感觉上我很小，而蚂蚁很大。
“现在，我们来下雪吧。”托米卡说，开始晃动树枝。
下方如茵的绿草地上，下起了深粉色的暴雪。在飞旋的花瓣中，我看到了我带血的那一瓣。我们就那样坐着，小小的，仿佛坐在玻璃球中，身陷一场花瓣的雪暴，托米卡和我，独处在世界上。
边界
这个煤灰每天都要像花粉一样飘飘洒洒的安全的世界，有着非常严格的边界。边界的附近埋伏着危险，埋伏着神秘的广度与可怕的深度。
边界之一，即是轨道。轨道那边，是未知的远方。夜晚，那里闪烁着喑蓝的灯火，噪音鼓动着、蒸汽喷吐着，于噪音中，可以听到蒸汽机嘹亮的口哨声和青蛙沙哑的鸣叫声。到了早上，那未知的远方就在淡蓝色的烟雾中懒洋洋地摇晃着。就在那里，在那轨道的另一边，在蓝色烟雾的面纱所掩盖的远处，生活着会偷孩子的吉卜赛人。我经常觉得自己好像在地平线上看到了他们，我想象他们将蓝色烟雾的面纱向他们的方向收过去，把裹在这块面纱里的我也一并收了过去，然后我就永远地消失了。许多好奇心重的孩子就是这么消失的……
另一处边界比较具有欺骗性：春天时，它看起来像一条雪白的花边丝带那样诱人，到了冬天，则会变成一排长满倒刺的黑色矮灌木。藏在这条边界后面的东西，比会偷孩子的吉卜赛人可要可怕多了。这个东西的名字叫作水鬼，是一种生活在小溪中的神秘生物，许多好奇心重的孩子都是被他拖走的。我曾怀着恐惧与甜蜜的颤栗，钻过矮灌木，躲在河边碧绿的羊齿草丛后，用兴奋的手指揉搓着河泥，紧盯着黄色的河水，希望能看到它的身影……
在这两个伺伏的危机之间，我向着第三个危机进发了：我的小学第一课。
第一本识字课本
出于偶然的原因，我的第一本识字课本从一个装废纸的盒子里滑了出来。课本第一页上的四幅图深深地感动了我。我记得刚开始上学时，我曾久久地沉醉在这些图片鲜艳的色彩中（大多是蓝色和绿色），我记得自己用痴痴的凝视，给这些简单的平面图加上了景深。我倒不是在给这些图编故事，我只是在细看，想收进每一个细节。我细细凝视图画，就像水底的鱼细细凝视清澈的水。
时至今日，我仍能清楚地记起用铅笔复制苹果、梨子、乌梅，还有那些可爱的小圆圈（成串的葡萄）时的快乐；也记得在树桩上对称画出小尾巴，组成一棵松树的快乐（我曾整整齐齐地画满了一个笔记本，就像一座森林）。我记得自己还没完没了地画过一排又一排的胡萝卜、洋葱和土豆。那种不断增加所带来的乐观信念，我到现在还能真切地感受到，甚至能听到我的那些苹果和梨子，从笔记本上滚下来，填满了另一片想象中的空间。所有或粗或细的线条，所有圆圈和蜗牛，所有钩与蛇，所有圆环与小点——都窸窸窣窣或叮叮当当地，在那个想象的空间中混到了一起，它们没有消失，有一天，会有人把它们放出来，让它们变成真正的窗户，真正的梨子，真正的词语和真正的句子……
我细细看着课本上的画。当时我还不识字。只注意到各种毫无关系的物品与概念，以非常和谐的形式，被鲜艳地画在了一起：这里有一匹马和一张卡，这里是一个人和一扇门，这里是一只鸽和一辆车……每一个物品、每一种概念，都心满意足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一个男——孩——、一只绵——羊——、一头牛——……
我注意到画中的东西：老式收音机、老式钢笔和橡皮。我注意到画中对进步的激情与信仰：有一幅画里，孩子们在向一架飞机招手，另一幅画中，一家人和乐融融地围坐在桌边。而桌上摆着——一台收音机！一辆蒸汽机车向着一马平川的未来开去，河上架着大桥，烟囱欣欣向荣地吐着烟，拖拉机犁着地，大轮船犁着海。人们（我现在才注意到只有男人）积极快乐地工作：有飞行员，有拖拉机手，有医生，有矿工。女人都是些母亲。或者小女孩。
天空永远是蓝的，阳光永远普照，任何地方都没有云，也没有雨，就连在天气那一节都没有。
我开始学字母。C是cvijet（花），G是grad（城市），S是sunce（太阳）。Milića, vidi more! Glatko i svilenkasto more!（米莉恰，看大海！如丝般光滑的大海！）
我开始学句子。杰梅尔和贾福尔是好朋友。两人都是波斯尼亚人。贾福尔没有家人。他与杰梅尔生活在一起。杰梅尔的母亲很爱他，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杰梅尔和贾福尔一起去很远的地方学手艺。杰梅尔的母亲在他们每人的口袋里放了一个苹果。他们离去时，她说：好好学习，孩子们，我的生命之光。用好成绩来让母亲开心！
这些句子在我们心里刻下浅浅的痕迹，为我们尚且空白的未来勾画出共同的框架。有些字母比其他的要大上一些：D代表家（dom）；N代表祖国（narod）。（祖国就像一位父亲，按照新的计划照顾所有的儿子。）B代表兄弟（brat）。（全世界人民都是我们的兄弟，尤其是非洲人。）
在那遥远的非洲，生活着许多深色皮肤的人。他们热烈欢迎我们的水手。他们指着我们旗帜上的红星。他们紧紧握住我们水手的手，用他们的语言喊道：南斯拉夫水手是我们的兄弟！我课本上有一节这样写道。
课本上还有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他们也是同胞。全世界兄弟团结起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的意志！我的课本这样宣称。
课本的世界不是二元对立的。课本的世界里没有邪恶。那里只有善良，没有与它对立的反面。学习是好的，清洁是好的（清晨早早起/洒水又扫地），勤劳是好的（大家一起来/建设新时代），唯一邪恶的只有法西斯。通常与形容词黑暗的一起出现。
在我的课本里，祖国似乎没有疆界。课本中有普拉（给我们身在普拉的老朋友，先锋队员佩罗寄一张明信片吧），有斯拉沃尼亚人菲利普，有达尔马提亚人弗拉尼，还有我们的海（more）。但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叫它亚得里亚海。
在我的课本中，有克罗地亚名字，塞尔维亚名字，斯洛文尼亚名字，马其顿名字，各种名字的配比都很平均。有多少佩塔尔，就有多少米塔尔、乔奇、伊凡……
我课本中的世界是写实的。书中戴着干净围裙的母亲目送自己的小儿子上学的画面，与我母亲的形象如出一辙。我还记得母亲治下雪白的围裙，干净的床单、布帘与软垫，那是穷人的美学。在战后普遍的贫穷中，我们都采过野花插在家里，都用小布帘和小软点，成功地掩饰过我们贫瘠的生活。
M代表mașină（汽车）——汽车的图画，展现出南斯拉夫日常生活不为人知的篇章。我还记得那时，人人坚信每一个明天都会带来美好未来（今年我们买车，明天我们去看海）。
Milića, vidi more! Glatko i svilenkasto more!并不仅仅是用来练习字母M的一句毫无意义的话，而是一句每次我们看到大海时都会说的话。而一家人坐在火车窗前（车上用拉丁文与西里尔文清楚地写着南斯拉夫国家铁路局字样），与我们现实中举家乘火车去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的愉快旅行也完全相符。
在画着收音机的那张图中，我清晰地看到了我家的第一台尼古拉·特斯拉（我记得自己曾在黑暗中死死地盯着机体上闪烁的小绿灯不放），而图中围坐桌边的一家人在听的节目，肯定也是《船员点播》……
甚至课本中的铁托，都和真实的铁托主席一模一样。他过生日时我们会给他寄信。我记得我们会把信卷起来塞进木头接力棒里，接力跑着去送给他……
课本给了我们新的挚友。它们就是字母。我的课本上用全大写字母写着。没有这些朋友的人是要受苦的！我的课本威胁道。
我开始上学是1957年。那一年，我获得了前往古登堡活字印刷世界的通行证，同时，也获得了另一本通行证，它通往我们自己的这个民族。课本就像这个民族中几代人共用的通行证。而这几代人就是这个民族的整个历程。今天，我还能在各个地方看到我的那个民族。他们就像我刚上学时在笔记本上画的梨子与苹果，全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总是能准确无误地认出他们，即使是在国际机场这样鱼龙混杂、利于隐藏的地方。我能从他们眉梢眼角的颤动，从他们偷眼环顾的样子，从他们努力不去偷眼环顾的样子，从他们一遍遍检查行李的样子，认出他们来，即使他们要去的地方与我相反……不管怎么说，我们是一套课本教出来的。[1]
遗忘的灰色地带
“你写我，是为了你自己；我写我自己，却是为了你。”阿尔雅，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在《动物园》中写情书给她的那位女性，曾这样说道。
我写母亲，实际上是为了在遗忘的黑暗中捕猎我自己的画面。但其实我与母亲所有的画面都是共同的，即使她不在某一帧里，她也依然存在于整个情境里。
翻阅相册时，我注意到照片和记忆之间存在对称性。当我们的照片（以及同期我的照片，在校内、学校组织出游时或者跟朋友在一起时的照片）结束时，记忆也随之结束了。我不太记得之后发生的事。仿佛共同的照片才是记忆的保证。遗忘的灰色地带始于我们不再一起拍照的那一刻起（我的照片越来越多，她的照片越来越少）。诚然，我或许还记得事件的大概（比如这一年我们去了什么地方，那一年家里换了什么新东西），但具体的画面完全记不得了。
黑海
记忆这东西，现在看来，不仅是捉摸不透。它还有自己的秘道，遵循一种只有它自己才知道的对称法则。
后来，我在家乡的对岸，在敖德萨，看到过一次她的黑海（每次她给我看照片时都会说：看，那是我的瓦尔纳，那是我的黑海），当时我隐隐觉得，这个海景和这个小镇我似乎在哪里看到过。但一时间的晕眩（或者可能是记忆拐了一个合理的弯）让我无法立即想起究竟是哪一个海边、哪一个小镇。当时，我的脑中并没有联系到对岸我常去的瓦尔纳。我听着海潮，躺在恋人的怀中，心里的绝望令我感到脆弱。我也记得苹果切开后晾在空气中所发出的浓郁香气（苹果是我们好心的房东用她那双看不见的手用铁盘盛了放在我们床头的）。这种气味与绝望的感觉相混合，在我的记忆中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
许多年以后，我在纽约华盛顿高地上一个公寓里，又闻到了同样的气味。我发现这个公寓的住户是一个来自敖德萨的移民，正是她，在很久很久以前，将那个海边的房子租给了我们，还在我们的床头用铁盘放了一些半干的苹果……啊，命运的套路是多么的通俗易懂啊！
我还会在另一处地点的另一个情境下，再一次清楚地回忆起黑海。那是一个夏天，在英国布莱顿海边长长的木板道上，我买了棉花糖，裹着风衣在海滩坐下（像这里所有的英国人一样，浑身兜风，衣服扑棱棱地鼓动着，像一只鸟），呼吸着冰冷的狂风，用舌尖溶化一丝丝蜜糖。有一个片刻，我清楚地感到自己只有十八岁，有时人们叫我爱丽，而在我眼前，在海的另一边，有一个小镇，我曾作为不是我的另一个人在那里生活——那个小镇叫瓦尔纳。
名人名言一则
记忆，在我看来，是人类在愉快的进化过程中所永远失去的那条尾巴的替代品。它指引着我们的行动，包括迁移。除此之外，在回忆的过程中，存在着某种明显的返祖现象，鉴于这一过程从来都不是线性的。而且，一个人记得的越多，也就意味着他离死亡越近。
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当记忆出现卡顿时，或许反而是一件好事。然而，记忆更常发生的是蜷曲、缩卷或向四面八方舒展，这一点上，它也具有尾巴的特性；所以，一个人叙事时也应如此，即使这意味着他的叙事听起来可能无序而乏味。说到底，乏味才是存在的常态，人们不禁要问，为何致力于现实主义的十九世纪散文文学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如此之差。
但是，即使一个作家具备了准确捕捉意识最小颤动的能力，要想还原尾巴的蜷曲，让过去与过去的事自如地卷到面前，却依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进化自然有进化的必然结果。随着岁月的流逝，往事被拉直了，直到完全被抹去。没有什么能把它们卷回来，就算卷来卷去的花体字也不行。（约瑟夫·布罗茨基，《小于一》）
母亲的财富
书是母亲最大的财富，在这笔财富里，有一部分是她跟苹果一起带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她来这儿以后陆续买的。
我的出生也有书为证，那是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小说《母亲》。父亲没有读过它，但受到书名的蛊惑，认为很应景，就买下送给了刚生下我还在医院的母亲。
在战后普遍贫穷的年代，我们（除清洁的环境是健康的一半外）有一句特别流行的口号，叫书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宣传口号称，知识就是力量、书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民间俗语也有头脑领导力量，力量掀翻木桩之说，除此之外，一系列有关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家如何对自己千锤百炼的故事，也说明了书的重要性，有些人好像一天到晚在读书，比如列宁；有些人借着月光也要读，比如马克西姆·高尔基；无足轻重的农民通过教育可以将自己改造成会说几国外语、精通钢琴演奏的学者，比如铁托。（这些有关社会主义改革家的套路故事，在四十年后，当我们新的克罗地亚总统需要经营他的媒体形象时，还会再流行起来，他曾要求别人给他拍一张照片，照片上，他手拿小说，沉浸在阅读中。小说作者是美国作家约翰·艾文[4]，真是太应景了！我一边看着这张令人作呕的摆拍照片，一边想起了另外一个艾文，艾文·斯通，他在我母亲的战后收藏中，曾占有一席之地。）
我母亲对书的热情是真挚的，并非由任何外力所驱使，这种热情也感染了我，于是她小小的收藏，就变成了我们两个人的。而由于这份收藏中，面向少儿的读物非常少，只有《帕街小英雄》和《赫拉皮克的小学徒》这种，我干脆很快读起了《卢克雷齐亚·波吉亚》（教皇的私生女）和厄普顿·辛克莱尔的《石油》。《石油》是母亲的收藏中较早的藏品。我记得是父亲1946年买的，当然还是因为书名应景，因为他当时的工作属于石油工业。厄普顿·辛克莱尔、艾文·斯通和西奥多·德莱塞是母亲最喜欢的三位美国作家。后来还出过一套电影书，有一本扉页上有一张《第一夫人》的剧照，于是斯通的《美国第一夫人》就在母亲的收藏中占据了永久的位置。
母亲馆藏中的书名对考据“一战”后期克罗地亚出版与翻译状况的人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因为母亲有意识地陆续把战后文学市场上不多的出版物全都买下来了。
我们二人共同培养着阅读品味，为特里格维·古尔布兰森的《山里来的风》和《无处可逃》，罗伯特·佩恩·沃伦的《国王班底》，拉约斯·塞拉西的《死泉》，皮埃尔·拉穆尔的《红磨坊》，达芙妮·杜穆里埃的《瑞贝卡》，巴尔扎克的《小麻烦》，司汤达的《阿尔芒斯》，乔治·梅瑞狄斯的《自私的人》，克朗宁的《帽商的城堡》，马里沃的《玛丽安妮的一生》，左拉的《真理》，朱利安·格林的《列维坦》，菲尔丁的《约瑟夫·安德鲁斯》和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究竟孰优孰劣而争论不休。
1951年，母亲买了格特鲁德·斯泰因的《梅兰克莎》，我想她并没有读过。她买这本书纯粹是因为她喜欢书名里带女人名字的书：《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魔女嘉莉》《阿尔芒斯》《瑞贝卡》《露西·克劳恩》……以女人的姓名为书名，说明她可以把自己的命运与书中主人公的命运进行联系，进行比较。有时她买书纯粹是喜欢书名，比如买莫泊桑的《像死亡一样坚强》。
尽管如此，有一本书，是我与母亲都共同挚爱的，那就是1954年出版的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知识之书》是我最喜欢的书，因为这本词典有很多很多图片。我小时候没有什么绘本，没有电视、录像、电脑，书是唯一的娱乐。我饥渴、懵懂、塞满书籍、充满疑惑的儿童的大脑，会以通过母亲的小说学习生活的同样的热情，去探究《知识之书》中的那些鱼、花、蝴蝶、船、拉丁动植物名与名人介绍。
我们办了图书馆借阅卡，与管理员玛吉塔交上了朋友，她是个安静的人，酷爱阅读。玛吉塔荐书给我时没有什么标准，或者说依据她自己的标准。于是，当其他孩子都在一窝蜂地读卡尔·麦[5]时，她借给我的却是卡夫卡的《变形记》。既然小说讲的是人变成昆虫的故事（玛吉塔想），那么小孩子肯定会感兴趣的！
玛吉塔与我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与我和母亲的读书会互不相干的阅读关系，我的阅读轨迹，在不知不觉间偏离了母亲，而这，天知道为什么，又是法国人的错。
在我小时候，有许多一听就着魔的词，其中有一个，在当时意义还很模糊，那就是索邦。起因是母亲曾提到某个人，说他在索邦大学念书，说的时候，好像这是什么奇迹，而成就这一奇迹的人，当得起最由衷的褒奖。当时我念索邦的方式长期是错的，我念成了索布朗。
另一个有魔力的词是梦莎[6]。这个词听起来跟索邦一样叫人着迷，其意味也跟索邦一样模糊，但我对梦莎只在巴黎有的信念坚如磐石。但我不太确定什么地方有索邦。
于是，法语逐渐与梦莎、巴黎、索邦这些词汇联系在了一起。我曾经常把家里第一台收音机调到法语频道，开心地听里面汩汩流出的法语。我透过尼古拉·特斯拉的绿眼睛，乘着法语的河流，飘出总是下着煤灰的偏远小镇，进入一片广阔、未知的天地。我暗自发誓，一定要成为像儿童文学家米努·杜露哀一样出名的人。后来又立志成为弗朗索瓦丝·萨冈，为此还剪了个《你好，忧愁》中珍·茜宝的发型。
再后来，我又决定要找一个像让——保罗·萨特一样的男人，跟他一起住在一间梦莎里。那个梦莎里没有我母亲的位置。最后我放弃了梦莎与萨特，但法式诱惑的影响已经形成了：在属于我自己的图书收藏里，最初的几本书，都是法国文学。
口香糖的故事
她爱看电影。在我们镇子这样的小地方，一开始并没有电影院，只有一架放映机，用它在镇上的旅馆临时搭了一个放映厅。母亲每天都带我去看电影，一部电影她会看好几遍。
她订阅了《世界电影》杂志，里面有许多漂亮的图片，有影星极具趣味的生活八卦，有丑闻，有结婚，有离婚，有外遇，有酗酒，有不幸。她津津有味地读着，直到烂熟于心。
后来出了一种口香糖，包装纸上印着电影明星。曾经有个比我大的孩子，因为决定不再幼稚下去，把他搜集的整整一套，都给了我：整整一本相册，全是印着演员的口香糖包装纸。我一张张细看，对每一张上的人物，母亲都能说出一个故事：艾娃·加德纳家里是种地的，非常穷，所以大家叫她赤脚伯爵夫人，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但她的美貌并没能挽救她不幸的一生；苏珊·海沃德可爱俏皮（母亲看她的《伤心泪尽话当年》时哭了）；演过《吉尔达》的丽塔·海华斯，被誉为人间爱神，嫁给了世界上最有钱的人阿里汗王子；费雯丽古怪精灵，叫人捉摸不透，她是《飘》中美丽的郝思嘉，又是《欲望号街车》里令人难忘的半老徐娘，她嫁给了劳伦斯·奥利维尔；让·迦本是人人尊重的戏骨，从艺前是个工人，后来娶了玛琳·黛德丽；钱拉·菲利普是个爱做梦的浪漫主义者，他在《肉体的恶魔》中饰演死于癌症的青年，令人难以忘怀；克拉克·盖博饰演的白瑞德英俊非凡，留着两撇小胡子的冒险家也叫人难以抗拒；还有玛蒂妮·卡洛，莱斯莉·卡伦，神秘的米歇尔·摩根，同样神秘的葛丽泰·嘉宝，刻薄严厉的琼·克劳馥，古怪的贝蒂·戴维斯；克拉克·盖博的妻子，美丽动人的卡洛·朗白死于飞机失事；忧郁、玩世不恭的亨弗莱·鲍嘉和他的妻子劳伦·白考尔；还有斯宾塞·屈塞与凯瑟琳·赫本终生不渝的爱……
后来又有了更多明星，主要是我的偶像，比如曾获二十四块英勇勋章、善演西部英雄的美国演员奥迪·墨菲；但母亲曾经如数家珍般爱过的那些明星，以及这些明星的生活，在我们的心里永远都不会褪色。
后来有一回，那是很久很久以后了，我看了约翰·福特的《青山翠谷》，一时间时光倒流，心中闪现那本口香糖纸的画面。在玛琳·奥哈拉的位置上出现的……是我的母亲。
青松先生
放映厅的管理员，是一个捷克人，他身材很小，皮肤是咖啡色的，像个小矮人，下唇上永远粘连着一支香烟。任何时候问他你怎么样？，他都会用捷克语回答：像青松一样！同时迅速挺直腰板，展露笑容，用拳头啪啪捶胸，好像要看它结不结实。不过他终日笼罩在烟雾中的身板，其实与青松毫无相似之处。
他让我们这些孩子看白戏，还让我们坐在正式座位上，如果正座坐满了，就让我们坐在折叠椅上。周天的日场，一般只有孩子和我们那儿的一个教师的太太会来，这个女人生了一大群孩子，突然不想再做谁的母亲、谁的妻子，决定重返童年。于是，她每天都去看电影。教师太太整天神情恍惚，不去在乎周遭的人，每天，她拖着水桶腰，一手冰激凌一手糖果地走进电影院，在黑暗中响亮地嚼着硬糖，揉着糖纸。
放电影的捷克人总会在我们入场后关上门，伴着烟雾的围绕爬回自己小小的放映室，很长一段时间里，青松先生独自一人负责放映厅里所有的事务：卖票、要片子、检票、关门、放电影。
如今我有时看电影，还会觉得自己马上就要看到那幅曾经重复了无数次的画面：在狭窄垂直的光带里，青松先生的脸和陪伴他的烟雾缓缓消失，我们迫不及待地等待着，等他一步一步地，抵达他的放映机前。
许多年后我偶尔见到他，还觉得很开心。我问他：“你怎么样？”他照例腰板一挺，露出旗帜般的微笑，用早已衰老的手捶捶胸说：“像青松一样。”几天后他死了。冬夏常青的青松先生，他看完自己还结实，就放心地去世了。
玻璃球中的母亲
我用手指划着玻璃球。我将它握在手里，像握一个苹果那样，用我的手心温暖冰凉的玻璃，用冰凉的玻璃冷却我的手心。玻璃球中，坐着我的母亲，她正在舔指尖上的雪花。
我透过玻璃看着她，想着她，试图感受内在的她。我将玻璃球倒过来，爱玛·包法利，玛琳·奥哈拉，苔丝，魔女嘉莉……她们的脸纷纷划过她的面容。她们的影子，根据某种神秘的亲疏关系，交织、缠绕、联系在一起。我在她们身上看到与母亲相同的闪烁的眼睛，看到浆洗过的雪白围裙，看到发间的发卡，看到一种体态、一种姿势、一种表情、一种动作、一种说话的方式……她们被同一种力量所产生的粘力联结在一起，这力量来自女性的共同命运。她们在彼此身上找自己的影子，在彼此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我看着玻璃球中的她，我想我看见的这些女性都是内在的她，而与这些女性——与苔丝、玛琳、嘉莉、艾娃、安娜、爱玛、贝蒂这些女性在一起的她，既真实，又不真实。我看见那两条法令纹，势不可挡地往下走，伤感地结束在下垂的嘴角。我看见她忍受命运时的愁眉苦脸，这命运开始得像小说一样，却没有结束得像小说一样，它在半路停下了，它让她老去，但再没有赋予她真实而强烈的情感，有的只是衰弱，只是隐约的渴望，只是一个玻璃球。我在她的脸上看见她曾读过的小说、看过的电影，看见那些女性的命运，她们或许坚强、浪漫、炽烈，却统统听命于导演的构思而结束了一生，只有她，继续过着模糊、苦涩的日子，她曾经对未来的期许有多光明，这日子就有多灰暗。
我翻转玻璃球，突然间，我为母亲感到难过，她这么的小，这么不自由，她一定很孤独，很冷……我将玻璃球握在手里，像握着一个苹果那样，我将它送到嘴边，用我的气息温暖它。母亲在水汽中消失了。
衰老的第一张快照
我记得小时候她有时会突然大笑起来。我总是惊讶地看着她，有点怕她这样笑会噎住。通常这时候，父亲都会摆摆手，撤离现场。而这又会让她笑得更厉害。这种笑，好像能让她暂时突破内心包裹着、监禁着她的一层看不见的薄膜。现在想来，这种迅速爆发、势不可挡的大笑，其实是她对自由的短暂的夺回（她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方式），是她再回到常态之前的一次深呼吸。
她笑完，就会像开始笑时一样突然停下来，擦擦眼睛，满足而深沉地叹一口气，再余音袅袅地轻笑几次，怕又笑起来似的，放松一下自己笑得发紧的下颌，确保自己完全镇静下来，然后抱着我说：我没事，别担心，狂笑结束了……
父亲死后不久，有一次，我们与亲戚一道出去玩。她穿一身黑，半裙包得很紧，并不是适合踏青的服装。当我们在树林中安静地散步时，她突然深吸一口气，毫无理由地提起半裙跑了起来。她跑得很快、很轻盈，像小孩一样提着裙子。她跑得真快啊，她的身体向前舒展着，仿佛再过一秒、再踏出一步，她就能穿过那层缚住她的茧了。当最后气喘吁吁地停下时，她用手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动作，仿佛在擦眼泪（与她大笑过后一样），又仿佛挥挥手，在说对不起。
我想就是从这一刻起，她开始老了。
一块冰凉的焦虑
“我喜欢跳舞，我和爸爸以前经常去参加派对，但是因为他不会跳舞，觉得无聊，所以后来我们慢慢就不去了。”她说。
“我喜欢笑，但是爸爸是个不苟言笑的人，所以我慢慢就不怎么笑了。”她说，语气中丝毫没有责备。
我想，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她一定也回首望过：她的故乡不再是她的故乡，她的母亲、父亲和妹妹都死了，再也没有理由回去。她内心的地图上，瓦尔纳慢慢被遗忘的湿气吞噬，变成一抹无法辨认的湿痕。然后她举目向前：她的丈夫也不在了，她的孩子们都离开了家，她的朋友都老了，慢慢消失了，在她前方唯一的联系，只有每月第一天给她送来养老金的邮递员。这样一合计，她感到头晕目眩，无法呼吸，她觉得自己，就要摔倒了……
我想，就是从那一刻起，她开始不愿出门了。一出门，她就被突如其来的疲劳所击垮，觉得自己一定会摔倒，会心慌悸动，无法呼吸，她会大汗淋漓、面如死灰、显出惊惧的样子。“你到底在怕什么？”“我怕摔跤。”她坚持这样说。“你不会的，有我在呢。”“我会的，我会摔跤的……”
她怕去商店，怕下馆子，怕散步，怕人，怕噪声，怕汽车，怕狗，怕小孩，怕绿化，怕广场，怕集市，任何东西在她想来都能激起一阵焦虑，任何东西她都讨厌，就像一只瑟瑟发抖的野生动物，只有躲在家里才能让她安心。
她好像开始喜欢上了对自己的监禁。只有穿自己的拖鞋，她才觉得舒服，虽然她想换双带翅膀的小鞋子，已经好多年了……
一段时间以后，她又开始向外观望。慢慢地，又开始出去买东西，去看朋友，但她的世界比以前小多了，她的恐惧再也没有消失，只是被藏起来了而已。
她怕未知，怕人，怕疾病，怕死亡，怕开阔的空间，怕封闭的空间，怕坏消息，怕旅行，怕新的地方，怕可能发生的意外，怕战争，怕饿，怕街道，怕人的不友善，怕飞机，怕电话……
她创造出一些生活习惯，来约束这些恐惧，但只想到了两种办法：一种，是礼拜天跟儿子一起吃饭，一种，是定期去给丈夫扫墓。她以钢铁般的意志，坚持要我和弟弟参与到她的习惯中去。有时，她也会把这种以前从没有过的钢铁意志，用到某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上：比如，只用某种特定的塞子，只买某种特定的灶台零件，灯泡一定要是这一款，铆钉一定要是那一个……
她的血糖其实只升高了一点点，她却想象它已经高的不行了，开始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起它来。但有时候，她又会犯忌，而且每次还都要告诉我：你知道吗，我昨天吃了一点巧克力！要是我轻描淡写地说：这没关系啊，不算什么大错……她就会觉得很失望。
她又开始读她读过的书，她不刺绣也不打毛线，东西破了她不补，冬天快到了她也不囤吃的东西（囤给谁？我血糖已经这么高了！），她不养狗，不养猫，不养鸟，从来不喜欢动物（要是出远门，我拿它们怎么办？她总是这样问，但其实她从来不出远门），她没有爱好，也不去婆家走动（你爸都死了，我去干什么？），她不肯去旅游（我死也不会一个人出去！），她只喜欢她的两个老朋友，两人都是跟她一样的寡妇：安吉卡与她一起笑谈往昔，米尔亚纳则安抚她的创痛。
她所做的一切好像都不得善终。只有养在窗台上的非洲紫罗兰，在她的照顾下，还能开出大朵粉红、雪白的花来。
直到她彻底病倒了，我才第一次意识到她的孤独有多么深重。她把每天的亲友探病当作生日来过。那些花和闲谈好像让她忘了自己身在何处。终于，在长久的寂寞之后，她不再寂寞了，每个人，从医生到访客，都真诚地关注着她的状况……
“奇趣蛋”
变化来得悄无声息，几乎难以察觉。以前她就一直喜欢睡衣，花色要新，颜色要鲜，出院后更是以生病为由买了许多新睡衣。“我就放在家里，万一再去医院，我要用的……”
然后，她又说自己需要一件居家的浴袍，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必须是日式的。
“你要的那种日式缎子浴袍，不值钱的，只要两美元。”我说。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买？”
“就因为它看起来廉价啊。”
“我可不觉得。”她固执地坚持。
于是有一回，她买了一匹紫绿花的便宜缎子，叫人按日本的式样做了一件浴袍。这条浴袍她从来没穿过。又有一回，她买了一条日本进口浴袍，很便宜，人造丝做的，样子是她一直想要的那种，背后有条大龙。这条浴袍在我心中激起了愤怒与怜悯。这条浴袍她从来没穿过。
再后来，她在我的立柜里发现我出国时买的一条淡粉色浴袍，便像孩子一样赖着我，要我给她。一时间我被她幼稚失态的样子激起了恶意，任她怎么求，我就是不给。
有一天，我又出国去了，她干脆自己拿走了那条浴袍。“反正你穿也太小了呀。”她说。她说的没错。她把这条粉红色闪闪发亮的缎子浴袍放进她的立柜里。这条浴袍，她也从来没穿过。
她越来越经常地给我看她新买的套衫、半裙和衬衣，这些新衣服越买越难看，虽然以前人人都说她品味很好。
她开始喜欢去波兰人、罗马尼亚人、俄罗斯人和本地小商贩临时搭建的跳蚤市场买东西。经常买回一些用不上的床单被套，莫名其妙又多出一把的镊子，没有什么价值的钟，就这样买回越来越没用、越来越丑陋的东西，摆到她整洁的玩偶之家里。
她以前从来不戴也不买珠宝。但突然间，她开始买便宜的假首饰，假项链，还坚持要给我买金戒指，给弟弟也买一个带印章的金戒指，作为留念。
她越来越频繁地参加专为退休老人举行的格拉茨购物游，买大米，买咖啡，几公斤几公斤地买葡萄干。其他老人买的东西也一样：大米、咖啡、葡萄干。她储食间里全是吃不掉的东西。
她的邻居薇瑞卡在一个意大利牌洗衣粉里找到一个傻瓜相机的赠品，她就要我给她买意大利牌的洗衣粉，我（怀着同样的愤怒与怜悯）拒绝后，她把这个愿望告诉了我的朋友。说的时候，语气好像在逗他（我知道有点蠢，但是……），好像她正在跟他分享的，是什么甜甜的小秘密（你知道，我一直很喜欢拍照）。
这件事像一根针，深深地刺痛了我。她的天真（竟以为每一包意大利洗衣粉里都有一个傻瓜相机的赠品！），她单纯的愿望，她看见什么都想要的孩子脾气，好像在她的世界里打开了一道裂痕，透过裂痕，新的光线洒在她身上。我开始看到，也许她一直想要的不过是陌生人用苹果做的玫瑰。不过是一个奇迹。一颗在里面能找到惊喜的奇趣蛋。除此之外她什么都不需要了。只要这些，只要这一点小东西，帮她捱过难捱的日子。只要一块帽子里变出的丝帕，一只白鸽，一根魔术棒，几张活画片儿。只要玻璃球中的一场暴雪，只要苹果皮做出的一朵玫瑰。再不需要别的了。天啊，她要的算多吗？天啊，她要的只是这些吗？
苹果玫瑰
在那遥远的1946年，她乘一辆列车，驶过被战争蹂躏的国家，奔向她的未来。一个面容和蔼的老人（这是她唯一记得的细节），走进她的车厢。车窗被黏腻的细雨打湿，人坐在里面看不清外面。她给老人一个苹果，老人拿出一柄折刀，用外科医生的精准，给苹果削了皮，用皮做成一朵玫瑰。也许那一刻，陌生人裁的不是苹果皮，而是她的命运。他把它裁得小小的，很不起眼，把一个苹果，变成一朵玫瑰。
母亲小时候，害怕里外翻转的手套。而每一张算命纸牌都有正牌和倒牌，每一枚硬币都有正面和反面。也许那条被削下后像蛇一样缠绕在陌生人指尖的苹果皮，就包含了她生命的全部，包含着所有的细节，甚至也包含了四十三岁那年她在胸外科手术中挨的那一刀。
小小烽火台
我打开电话答录机，收听留言。有一条留言。“哎呀，布比……你去哪儿了？总是不在家……”幽暗中，答录机滋滋转着，然后突然仿佛很决绝地，传来咔嗒一声，接着是一声长长的哔——，最后一切复归寂静。
我在扶手椅上坐下来，包裹在寂静中，床头灯柠檬色的灯光一滴一滴地滴下来。我拿起听筒，放到肩膀与脸颊之间夹住，用冷冷的塑料听筒上摩挲我的脸。也许我应该给她打个电话，在她睡觉前跟她聊聊，用一些毫无意义的话哄她入睡，抱怨抱怨我自己的低血压，她会一下子精神起来。今天我的血压也很低！她会说。她会问我有没有去看医生，我应该把一切都细细说给她听，问她有没有去买东西，告诉她我自己去买东西了，告诉她每样东西都贵得很，太吓人了，太吓人了，她会说。我应该问问她的邻居，告诉她我买了一个新的水龙头，装起来不滴水了，她会说，不是吧，你能把它修好真是太好了，你花了多少钱？我应该告诉她我花了多少钱，天呐，真贵，真吓人，我应该问她明天准备烧什么菜，医生怎么说她的血糖问题。又高了一点，她会说。我应该显得惊讶，怎么会呢？我真的不知道，她会说。然后，我应该说一些宽心话，并祝她晚安。
可我没有给她打电话，却打给了电话报时。十一点五十五分，三秒，话筒中的声音说。我静静地坐着，把听筒贴在脸上摩挲着，用脸颊擦着冷冷的塑料，十一点五十五分，五秒，报时音毫无起伏地播报着。我张开嘴，好像要说什么，我的嘴唇噘成一个圈，似乎准备发出一个圆润的音，“十一点五十五分七秒”，对面的声音说，我无声地说，“你好，我来了，我是……布比……”圆润的声音像小气球一样飘到空中，“十一点五十五分十秒”，对面的声音说，小小的气球悬停在空中，像飞蛾一样萦绕着我……时间无动于衷地从听筒中流出来，冷却着我温热的额角……
我想象此时她躺在床上，正在读书。她感觉眼睛疼了，缓缓脱掉眼镜，合上书，把眼镜放在书上。她坐起来，在床边坐了一会儿，摆动双腿，用脚趾搓捻着黑暗。她看了看自己浮肿的手，伸到床头灯下细细检查。她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机，一再更换着频道——每个台都是雪花片。每个台的雪花片都漫出来，下在了她的房间里。她关掉电视，懒洋洋地走进卫生间。她久久地坐在马桶上，一边用脚趾搓捻着空气，一边小便。黑暗中，她听着自己发出的声音。然后，她又从卫生间走进厨房。她任由灯就那么暗着。她打开冰箱，盯着被照亮的一切看了一会儿，好像要找什么东西。白色网架上有一盒酸奶，一盒牛奶，一小块奶酪——仿佛一顿给老鼠吃的晚饭。她关上冰箱，什么也没拿。
她走到窗边，在黑暗中摸了摸非洲紫罗兰毛茸茸的叶片。她靠在窗台上，抽着烟，凝视着夜色。在她的下方，大片油亮的绿叶颤动着，发出沙沙声。在月光的照耀下，看起来都像银色的盘子。一两年后，这些闪着金属光泽的银盘将会长到她窗户的高度。阔叶乔木长得真快啊……
她听见自己的心脏，在夜色中跳动。怦怦、怦怦、怦怦……突然有些被打动了，好像那是体内一只迷了路的老鼠，出于恐惧，正在敲打她的心墙。她抚摸着紫罗兰毛茸茸的叶片，这让她的心安静下来。
临近的楼里，苍白的灯光零星亮起。在其中一扇窗前，她看到一个静止不动的身影，正在抽烟。另一扇窗前，一个女人倚在窗台上，也在吸烟。她看着那个女人，仿佛看着自己的镜像。三个烟头，三个光点，在夜色中闪烁，肥厚的叶子吸收着香烟。她突然很想跟她们招手，但打消了这个想法，在夜色的掩护下，她微微地笑了。她在想象中完成了这个动作，用手指，谨慎地发送出一个小小的讯号。并且想象那两个吸烟的人，也在向她发送同样的讯号。
[1]那套原本与我生活休戚相关的课本，很快被束之高阁。生活不回头地继续，追寻着更生动、更丰富的画面。
1991年，当最后一场南斯拉夫乌托邦解体的血战打响之时，时间画了一个圈，一切回到了最初的样子。解体各方厌弃了聒噪的媒体战争，回归到初级课本中简单、干脆的方式：约凡开始袭击伊凡，西里尔文与拉丁文对骂。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互掐，乔奇和贾福尔大打出手。课本上的绿皮飞机，带着闪闪的红星飞升到空中……我们的南斯拉夫水手开着他们的船，轰炸了我们的港湾和我们可爱的蓝色大海。没有疆界的祖国开始剌出新的疆界。我们最好的朋友书籍，被焚毁，拥有数百年历史的老教堂与铁托石膏胸像一起被炸成碎片，飞到空中。课本上的字母、数字与符号，纷纷奔赴在自我销毁的路上。乌托邦世界，像古希腊神话中的饿鬼埃律西克通一样，在我们眼前贪婪地自我吞噬，在它留下的空白里，新的课本，即将被撰写！——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