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别尽挂在那儿！飞呀！你是天使！”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用这东西我可飞不起来！”
“你行的，有翅膀要比没翅膀容易飞！”
“鸡毛翅膀可不行！”
“她说什么？”
“她说鸡毛翅膀不行……”
“玛莉昂，你要想象自己是白鸽！”
——汉德克/文德斯，《柏林苍穹下》
虽然英文您、你不分，但从语气判断，电话那头的人似乎在对我以你相称。
“你说……要采访？”
“我跟你的编辑约过……”
可我才到波士顿几天罢了。第二天，我到约好的地点等她。她选在剑桥市凯悦酒店见面。来的时候已经迟到了。她是一个很瘦的女人，几乎让人觉得她有厌食症，看不出多大，大概三十到四十岁之间，面色苍白，皮肤干燥，长着一双大大的绿眼睛，鼠灰色的头发里夹杂着几缕银丝，随意地绾成一个髻。她穿着一件浅灰色正装上衣，丝质衬衫，雅致地踩着高跟鞋，看起来既像生意人，又像《洛城法网》里的精英律师。我经常在美国看到类似的穿法：分不清着装者是不是真的属于她所暗示的那个阶级。
她为迟到，也为自己选择的见面地点而道了歉。
“这是本市唯一可以在室内吸烟而没人会来打扰你的地方。”她说，点起一支烟。她的声音纤细，有鼻音，好像长期受慢性鼻炎的困扰。她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一边吹出几口烟。
“你不记得我了吧？”
“呃……”
“我看得出你不记得了。”
“很抱歉……”
“你不用道歉。谁都不记得我……”
“你看，我这个人经常旅行……麻烦你提醒提醒……”
“没关系！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我是透明的……”
“真的很抱歉……”
“没关系。不过本来我是希望你能记得我的……”
我如坐针毡，万分狼狈，甚至没有问她名字的勇气。
“露西。露西·斯克利兹德尔科……”她说。
我对这名字毫无印象。
“对不起，露西……”我难为情地说。
“没关系……我们吃点儿什么？这顿我来请。”露西毅然地转移了话题。
我们每人点了一个沙拉和一杯白葡萄酒。
“敬我们的重逢！”她说，举杯啜饮。
露西最后终于说了我们以前见面的情形。那是大约四年前，她说，在美国某高校举办的国际文学大会上。当时她是主办方团队的一员，负责发会议文件，在酒店接待与会者。
“啊，现在我想起来了……”我说，虽然其实还有些糊涂。
“胡说八道！我都告诉你了，谁也不记得我！”露西用她细细的鼻音打断我。
我确实记得那次文学大会，虽然那些年里我对时间的认知较以往发生了变化。大会关于东欧之变，这是红极一时的议题，后来以此为题的会议还有很多。我们像由知识分子组成的马戏团，以柏林墙倒下之后为压轴，到处巡回表演。总之，我记得这场会议。那段时间我自己的生活也发生了急剧变化。我开始了流亡，或者不管它叫什么吧，反正，我开始像换鞋一样换国家生活。换句话说，我开始用生命去演绎所谓的柏林墙倒下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成了一个张弛自如的人。
“流亡是流亡者自己的选择，这样想大概心里会舒服一点吧？”露西用稚气的嗓音说，举杯啜饮。
我也喝了一口，没有接话。我能说什么呢？难道我说，这种我正生活其中、被某些人称为流亡的、越来越令人疲惫的状态，其实是庞然而不可衡量的？它虽然能用一些可衡量的事物来描述——比如护照上的图章，地理上的位置、距离，临时的地址，为取得签证与不同机关交涉的经历，为买行李箱而不知花了多少次的钱——但这样的描述毫无意义。流亡是一段离弃的历史，是不断购买又不断抛撇下的吹风机、收音机和咖啡壶……流亡是电压与千赫的改变，是一场必须依赖转接头才能避免灼伤的生活。流亡是一段临时租住的历史，是我们每到一处的第一个早晨，独自默默摊开地图，找到自己所在街道，用铅笔在上面画的那个叉。（我们用铅笔，而非小旗，重复着伟大征服者的历史。）护照上越积越多的图章，这些细小而明确的事实，会在某一刻突然变为过期无效的线条。于是，流亡者只好去心中绘制自己虚幻的、想象的地图。只有在这时，他们才真正找到了表达那庞然而不可衡量的流亡状态的正确方法。是的，流亡就像一场噩梦。像在梦中一样，突然间，我们忘却的与我们从未见过却似曾相识的面孔，都出现在了现实里，我们无疑是第一次看见的地方，看起来却仿佛曾经来过……
“流亡是精神的疾病，偏执的艺术……”我说。“所以我们才都随身带着转接头。以免灼伤。”我开了句玩笑。大概因为来的路上进了两三家电脑店问买欧版插座转接头，所以转接头的隐喻才一直萦绕在我脑际。
露西用消瘦苍白的手指紧紧捏住杯脚。她面前的沙拉一口也没动。
“我觉得我一生也都在流亡，虽然最远只到过东岸。”
“我注意到你有一个斯拉夫姓氏。你去过东欧吗？”
“是波兰姓。我父亲是波兰人，”露西阴沉沉地说，“没有，我没去过东欧，也不需要去东欧……”她打断我。接着，突然伸出消瘦苍白的手，碰了碰我的脸颊，柔声说：“我去干吗？我已经有你了……你就是我的东欧姐姐……”
我吓得往后一缩。被她的手这么一摸，我浑身都非常不自在。
“我吓着你了吗？你也被我吓着了。所有人都怕我。因为我太情绪化了，实在太容易情绪激动了。没人能受得了这么汹涌的情感……”
她说自己曾有过一个恋人。有一次，她在他面前痛哭，原因她忘了，她把他的手拉过来，一滴眼泪滴到他手上。对方一个激灵，好像被烫了手似的。“你这个蠢货，蠢货，你干吗这样……”就好像她通过眼泪，把什么恶疾传染给了他……他打她。她再也没有见过那个人。她明白了，原来人类心灵的容量是有限的。她被自己过量的情感折磨着，正因如此，她才觉得其他人匮乏。正因如此，她才喜欢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就像是她自己的小说。我的小说，写的恰恰都是她的所想。所以她才想采访我。这以前她从没有采访过别人……没错，她独居，这样更好，她从没结过婚，没要过孩子，也不想要孩子，我自己不是也没有孩子吗，干吗问这样愚蠢的问题呢？她跟男人在一起只有不幸，每一个男人都离开了她……为什么？因为她情绪化啊，太容易情绪激动了，他们没有一个能够承受这么汹涌的情感。她没有朋友，她受不了鸡毛蒜皮的对话与不咸不淡的情绪，这就是为什么她比较喜欢把时间花在工作上，她在一个小出版社里做编辑，他们社每年出的书都凑不够一打，好吧，其实她只是助理编辑，等于说她什么都得干，实际上校稿子的也是她……其他人只负责在稿子上签字和摆架子。近来她正在编辑一本译作，译者是个东欧人，我也认识的，目前流亡纽约（这人你认识，对吧？）。对了，真的译得很糟……不，她没有家人。家人带给她的只有不幸。她从他们那里继承到的只有一塌糊涂的基因。一个是疯子，一个是酒鬼。她父亲住在新汉普郡的一个农场，离群索居。这个天杀的疯子连波兰语也没有教过她……她双亲好几年前就分开了，分开前总共制造了六个痛苦的后代。她母亲是个很难对付的婊子，找了个得克萨斯人再嫁。她爷爷资助她上完了大学，她与几个兄弟没有联系。大家都四散各地。具体在哪儿？这她可说不好……她不在乎他们。他们也不在乎她。他们以她为耻。她薪水税前才每年两万，刨去租金有时都不够买烟的。她以后肯定要无家可归、冻饿而死的，这一点她毫不怀疑，反正她看不到出路……是的，她还在吃药，在看心理医生……我干吗这么惊讶，心理医生在美国又不是什么不好的词。她还喝酒，不可否认，有时会喝多，但她不吸毒，而且她这样勉强着，好歹可以度日。这个操淡的国家里，谁不整点儿什么来麻痹自己呢？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有着世界上最脆弱的国民，大家都在溃散，都即将永久地精神崩溃。这么说吧，这是一个巨婴的国度，人人需要私人教练。或者心理医生。措辞并不重要……心理医生就像我刚才说的转接头……实际上，仔细一想，她这辈子除了读书没干过别的……在她整个操淡的一生里，她什么也没干，光读书了，尤其是当代作家，她了解他们的书，紧跟他们的动态，她对文学题材的耗竭了若指掌。C.有好几年没正经写书了，B.花在自吹自擂上的时间比花在写作上的时间要长，D.自不必说，已经江郎才尽，对了，在我们碰面的那次文学大会上，D.曾在酒店电梯中把她逼到墙角，说：“我准备办了你，露西，就在这电梯里……”真的，他真的是这么说的。我对他们文人的道德水平，总不会还抱着希望吧？文学的价值已经变味了。坏东西已经切切实实地变成了好东西。她都看在眼里。虽然没有人看得见她，以至于有时连她自己也觉得自己是透明的，但这不代表她看不见别人。她一生阅书无数，要说了解什么，对书她是最了解的……她甚至能感觉到书的温度，并将它们分为温暖的书与冰冷的书。她喜欢温暖的书。时下温暖的书不多了。她不大知道术语应该怎么说。但我该明白她说的温暖是什么吧……
露西在溃散。就好像她在我们见面之前才刚把自己打包捆起来扎了死结，而现在，所有的绳结都松动了。露西泛滥成灾，我已经不明白她要说什么，她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看起来完全喝大了，她用消瘦的手指一支接一支地点烟，她苍白的脸紧绷着，她看起来像某个十九世纪小说的女主角。又瘦又小，满腹叹息。她只喝了一半的酒杯依然站在她面前的桌上。
我无话可说。这是怎么回事，我究竟卷入了什么？我暗自抱怨。到底谁在采访谁？而我又为什么要听任她说下去？我自己还有一大堆破事呢。不，你不能这样对我，露西（谁管你的姓是什么），我对你这样的人可是太了解了。你们的不幸排放出黏液，专等粗心的人踏入泥潭……
“不好意思，我得走了。”我说，尽量显出冷冰冰的样子。
她用一对充满绝望的眼睛看着我。
“我理解。我送你回去……”
“哦！不用，我坐出租车。”
露西又点起一支烟，叫来侍应生。她深深地注视我的脸，用她略带鼻音的嗓音柔声说：“你剪过头发了……你长发更好看。”
“我没留过长发。”
“以前要长点……”
“对，对，以前要长点……”我哄着她。
为了埋单，露西在包里摸了半天。然后她把包里所有的东西都倒在了桌上。我说我来付吧。她拒绝。侍应生相当耐心地等待着。终于，露西找到了信用卡。她站起身，摇摇晃晃，几欲摔倒。
“你要我扶吗？”
“不，不，不必……没事。我跟你一起走。”她说着，以令人动容的自傲站直了身子。
酒店外停着一辆出租车。我想劝她先上，我等下一辆。她拒绝。她坚持要付车钱。我拒绝。我很焦躁。一瞬间我觉得她可能要永远这样赖着我了。
“再见。”我说，伸出我的手。
她双手握住。
“你就是我来的东欧姐姐。你说呀，你说你是我姐……”她喃喃祈求着，不肯松开我的手。
“对对，我是你姐……”
“你不会忘了我吧？没有人记得我。告诉我你不会忘记我的。告诉我你会给我写信的……”
“我不会忘记你的。我会写信的……”
“你肯定会忘记我，而且你肯定不会给我写信的。我把你吓着了，谁都怕我……”
出租车司机看戏一样看着这场漫长的告别。我如芒在背。如果她再用冰凉消瘦的手碰我一下，我想，我大概会发作，也许会打她……
我坐进出租车。她伸出消瘦冰凉的手，抚过我的脸颊。我关门，挥手。出租车启动。我在出租车里看她转身摇摇晃晃回转酒店。小小的她，缩着脖子，踩着高跟鞋，几乎就要失去平衡，看起来就像一只小苍蝇。她轻盈的身体好像要挣扎着飞起，却受制于她沉重的灵魂。我本以为自己对她没有怜悯，此时却突然一阵心痛。为她感到难过，也为自己感到难过。不管怎么说，她到底是我的妹妹了。
那以后，我没有联系她。但也没有忘记她。
露西·斯克利兹德尔科。露西·小翅膀。几天后我给我认识的一个现居纽约的东欧作家打了个电话。
“我听说你见了露西·斯克利兹德尔科。”他说。
“你怎么知道的？”
“前两天她给我打了电话……”
“然后呢？”
“说了很多你的事。”
“她怎么说？”
“她说你太情绪化了，实在太容易激动了……”
每天早上，我都能看到这只健美的动物。我一起床就走到窗边，拉起白色塑料遮光窗帘，窗帘嗖的一声弹射到顶，显露出一片看惯了的风景。空旷的操场上一个光彩照人的他，又在一圈一圈地慢跑，不知已经跑了几圈。一二，一二，这位大汗淋漓的造物不知疲惫地跑着。窗户的玻璃之间，装着一层防盗窗。我透过黄褐的网格，观察着这个红头发在脑后梳成一束马尾辫的人。我想象他金色的大腿上细密地沁着汗珠。一二，一二，我将自己的呼吸调整到与他的步伐相同的节奏。我在暖气片上摸索着膝盖，将腿塞进两片暖气片之间，在舒服的位置安顿下来，眯缝起双眼。暖气片间很暖和。严霜在周遭的树上结晶。我的晨跑者周身云气缭绕。一二，一二……
一如每一个早上，我都能听见从卫生间传来的声音。墙的那一边，就在我书桌的后面，栖息着乌玛。数日来我一直在疑惑，何以这样小、这样娇弱的一个女孩子，能够制造出这样大、这样密集的声响。每天早晨，她先听清外面没有动静，然后率先冲进卫生间，在里面一待就是一两个小时。从一墙之隔的卫生间里，传来水的激荡，传来她漱口、撩水、咳嗽的声音，传来塑料水瓢撞击浴缸的声音，传来水从水瓢中倾泻的声音，然后，在片刻的宁静之后，一切声音再以同样的顺序重复一遍。
我的房间就在厨房隔壁，去卫生间必须经过厨房。我的房间在一楼，一边是卫生间，一边是厨房；我的楼上有三个小房间。房间里分别住着乌玛、苏干提，以及维嘉亚什丽，简称维嘉。我从来没上过二楼。
那种声音让我昏昏欲睡，我感觉自己变成了石头。但我还是起了身，走进厨房，用力敲响卫生间的门。我侧耳静听。乌玛就躲在门的另一边。我走回自己房间，就让门开着。很快，我听见开门声，她经过我的房间，精疲力竭又有点惬意的样子。她垂着眼睛停下来，低着头，好像在静待一顿痛骂。
“你是不是想在那个卫生间里过一辈子！？”我闷闷不乐地说，被自己的愤怒噎得如鲠在喉。
她的眼睛垂得更低了，从眼角看我，像只挨打的动物。她没回答，迅速走过我的房门，悄无声息地上楼去了。
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地，乌玛都要到卫生间里去履行她的惯例。
“你为什么不早点或晚点起来？你为什么在里面待那么久？我们都需要卫生间的呀！我要去上课的呀！你在里面一待就是两小时！响得不得了！真是难以忍受了！你听得懂我说话吗？”
她垂下眼睛，一言不发。餐桌前，苏干提和维嘉穿着印花法兰绒睡衣，静静地坐着。
“你们能替我跟她解释一下吗，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们也要用卫生间呀！她用起卫生间来就像有一只海象在里面，而不是一个女人！”
接着我怒气冲冲地走进卫生间，打开所有的水龙头，又打开了厨房洗碗池上的那个水龙头，把苏干提和维嘉请进我的房间。我关上门。整个房间震颤着，仿佛置身瀑布之下。
“你们自己听……”
她们用明亮的黑眼睛看看我，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
我关上门，几欲哭泣，我精疲力竭地坐到床边。一开始，厨房里鸦雀无声，接着，难以理解的对话又轻轻响了起来。继而出现第三个声音，那是乌玛的声音，不多时，我的这三位印度小姐，又开始用她们响亮的印度英语聊起了天，而我完全听不明白。她们的声音越来越响，仿佛一打鹦鹉正在厨房里比声音。
我猛地打开门，三人突然刹住车，三对明亮的黑眼睛看着我。我穿过厨房，走进卫生间，带上门。浴缸里，有一个塑料碗和几只塑料小碟子（她就是用这些东西在往身上浇水！），珐琅浴缸壁上挂着黑色长发。我拧大浴缸和洗脸盆上的龙头，站在卫生间窗口。窗外是一个空空荡荡的小院子。我立在厚重的水声中，脑中一片空白。水声冲走了一切，涓涓细流一扫我对过去与未来的胡思乱想。我凭窗而立，身披遗忘的声幕，记不起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做什么。
每周我离开松树大街的家三次，去高街讲课。讲课时我穿咖啡色或灰色的正装，里面穿丝质衬衣。我总是把衬衣熨得笔挺。我在正装胸袋里放一块与衬衣同色的手帕。我把头发绾成髻。我的讲义总是整齐放在一个雅致的灰色文件夹里。我总是拿上包，把讲义夹在胳肢窝下，迅速微笑，调整好表情。
我本可以待在学校给我的办公室里。我可以在那里备课、看书，那里离图书馆近，又有大书桌、舒适的扶手椅和阅读灯。我时常自问为什么我不那么做，为什么我要紧赶慢赶回到我逼仄的斗室，夹在卫生间和厨房之间，为什么我会喜欢在家备课。
或者，我也可以去对负责解决教员居住问题的人施加压力。实际上，我已经去过，已经反映了我对居住状况的不满，我是老师，我说，而她们是学生，也许我的存在对她们是一种打扰，我更加温柔地说，而且她们是素食主义者，是印度婆罗门，文化上与我有很大差异，这你们也能明白吧？明白明白，我们也很抱歉，很为难，我们看吧，我们会尽力解决的，但这学期已经开始了，现在换房比较困难，我们手头也没有空房可以换，烦请您再等一等，我们再看……
我点点头，我懂，我懂，然后我带着一丝宽慰，匆忙离开。回到我难看的斗室，置身几件寒碜的家具之间：一个书桌，一把椅子，一张餐桌。我望向窗外。操场是空的，看起来很诡异。暖气片散发着热气，我用膝盖摩挲着它温暖的叶片。我透过细网格看了看冰冷的月亮。我拉下白色遮光窗帘。我拿起一本书。四下里死一样寂静。
接着她们回来了。门开了，她们雀跃地用我勉强能听懂的英文聊着天，说话的速度很快。我听见她们在厨房狭小的空间里移动，冰箱被打开，锅盘相互碰撞，龙头被打开，碗里、碟里被注入清水，刀叉发出清脆的碰撞声……我听着她们开心的尖叫声，我给她们留了几个空咖啡罐，噢，真好，真可爱，她们喜欢瓶瓶罐罐的东西，她们可以用来装香料、谷物、面粉、大米、白糖、食盐，然后放到食柜里的架子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架子和抽屉，冰箱里有我们各自置物的区域，厨房橱柜有我们各自放锅碗瓢盆和餐具的隔间。
她们叮叮当当、乒乒乓乓地继续，把东西都收整齐了。厨房和卫生间重新闪闪发光，到处都是写着注意事项的小纸片；严禁吸烟（这条是针对我制定的），如何开煤气灶，如何开排气扇，去哪里丢垃圾，在哪里放肥皂……
她们彻底占领了厨房与卫生间。傍晚时，她们要花很长时间准备晚饭，把食物盛进无数小碟子小碗里，铺满一桌，用手指捏一撮米饭，把手弯成小铲子的形状，熟练地把食物送进嘴里。她们要在桌前坐很久。而一旦我走出房间加入，她们就集体陷入沉默。我向她们打听印度，打听印度饮食与习俗……她们尽量简单地回答着，从脸上可以看出，她们希望我立即离去。
有时候我也会报复。我买来大块牛排，花很长时间在餐盘中移来移去，再放到肉案打松，放进平底锅里煎炒。她们喷着鼻息，咳嗽着，被肉的气味赶回到她们的房间。
然后我一个人在厨房坐下，在诡异的寂静中吃我的牛排。我抬头看着天花板，听着轻轻的踱步声、撞击声与摩擦声。仿佛天花板里正有许多蛀木头的虫子在大快朵颐。
然后我回到房间，让门虚掩着。每隔几分钟，门缝里就会出现一条腿、一只拖鞋或一角轻扬的法兰绒睡衣……
有时她们会在额头上贴一些小点。乌玛与苏干提的小点是红色的，维嘉是黑的。有时她们穿上全套或半身纱丽。她们用橄榄油理顺浓密的头发。各自将黑发梳成油亮的麻花辫。最小的苏干提常把辫子甩到脑后，高昂起头，好像正顶着一个水罐。
我常疑惑自己为什么对这几个印度女孩这样关注，给自己造成这样的痛苦、这样的疲劳。说到底，她们对我是无动于衷的。我可以出去散步、去哪里转一圈、请旧相识来家中小聚，但我没有。相反，我一天天待在自己痛恨的房间里，即使无所事事，即使不知拿自己如何是好。
有时我确实也散步。我走过一幢幢带花园的房子，花园里躲着塑料的雌鹿，守着塑料的地精，有时还种着塑料的鲜花，立着小旗。我一路走到只有一棵树的小公园，公园脏兮兮的，有一块告示，说此处严禁露营。我穿过大路，大路的名字就叫大路，我绕过购物中心，走几乎无人使用的地下隧道过河，进入对岸一家叫海港公园的餐吧，像所有人一样点一杯威士忌和一份茄汁大虾。我坐在吧凳上，小口呷着酒，在茄汁里蘸着冷虾，听别人说话。一个穿高跟鞋戴细脚链的女人在我旁边的座位上摇摇晃晃地说着坚强意志的重要性，说多亏了自己意志坚强，她已经戒烟了，然后又要了第三、或是第四轮酒。
我很快觉得坐立难安，急匆匆地回去了。
我看着我们的房子。一层亮着灯，门廊也亮着灯。穿过防盗窗的网格能够看见厨房。乌玛、维嘉与苏干提坐在桌前，摇晃她们的腿。印花法兰绒睡衣的裙摆在桌下眼花缭乱地飞舞在一起。她们的辫子甩在脑后，摆着手，笑着，间或停下来，用手指捏一撮米饭，在餐盘上捏紧，投进嘴里。我在门廊停下来，她们听见我的声音，都安静了，都严肃起来，都向我的方向微微偏过头。苏干提用她明亮的黑眼睛看着我，乌玛垂下她的视线，维嘉用手指无动于衷地搅着面前的米饭。我嘟哝了一声晚上好，迅速走进自己的房间。
我坐在床上，凝视着床前的日程表，已经四月了。我起身在明天的日期上打了个叉，写上了明天讲课的题目。我拉开白色遮光窗帘，窗帘嗖的一声弹到顶，露出后面月光下的操场。树上点缀着银色的花骨朵儿，草叶在夜色中发亮。上帝，我想，时间过得真快，昨天的操场还覆盖着积雪，今天雪就化了。
厨房传来叽叽喳喳的聊天声。似乎她们白天是去地里收语词了，晚上回来，要把收到的语词，像倒谷子一样倒在桌上。每五六个词中我能听明白一个。洗涤！碗盘在她们手中相互碰撞，她们洗着数不清的容器、锅子与盘子。洗涤，水从龙头里喷涌而出，洗涤，她们浸泡、冲淋，水花四溅，洗涤，我不知道现在几点，洗涤，我不记得自己来自何处，洗涤，一阵甜蜜的麻木席卷了我，洗涤……
突然间，克罗地亚小村贝拉克的圣母雪地教堂，仿佛远天边的一颗流星，仿佛旧梦里的一个消息，浮现在我的眼前，木纹斑驳的巴洛克祭坛上，一百个木雕天使，一齐垂着头，一百颗头聚在一起，仿佛一串葡萄，每一颗葡萄上都挂着一个诡异的笑容。本堂神父说，教堂长期处在与蛀虫的斗争中。我点点头，我觉得我能听到那些蛀虫。千百只蛀虫藏在木质中涌动，天使辗转、呼吸、搏动、开裂……木工不眠不休地工作着，活动天使的小翅膀，复制备用天使，转动她们明亮的神色眼珠，在她们周身涂抹防护涂料和椰油。他们敲击、洗涤、轻叩、洗涤、活动他们的手、洗涤，他们用小小的木铲把食物投进她们永远张开着的天使的嘴里，他们用手指碾碎食物，舔舐手指，咂巴嘴唇……
我猛然拉开房门，看到三人坐在桌边，在顶灯的照射下一动不动。她们惊恐地面面相觑。我就那样站着，屏住呼吸，厨房中充满了刀一样锋利的寂静。
接着，仿佛在一场慢速电影中那样，乌玛起身，提起印花法兰绒睡袍的下摆，露出了她纤细、几乎像男孩一样的大腿，也露出了她密匝匝、油亮亮的黑色羽毛。那羽毛就像鸟羽一样。她将手指弯成镊子的形状，慢慢拔下一根递给我，仿佛要与我和解。
“谢谢。”我傻乎乎地说。我的脸红了，我接过羽毛，不知如何是好。
她像一只挨了打的动物一样看着我，垂下她的目光，微微低下头，仿佛在等待一场痛骂，放下了睡袍。
我糊里糊涂地回到房间，仿佛刚刚做了一场沉重的噩梦。我轻轻带上门。乌玛的羽毛闪着蓝光，我把它放在桌上，倒进床垫。从床的位置，我看着窗户。操场上，两个荧光黄的小点正在互相追逐着，仿佛两个巨大的火星。我看着我年轻、健美的动物，我的夜跑者。我认出了他淋漓的肌肉，扎成马尾的红头发，洒满着汗水的金色大腿。我很想跑向他，跑向我夜色下的独角兽，孤独的慢跑者，但我不能，我被囚禁了，我与外界之间，隔着一道防盗窗，而厨房里有她们，三位遗忘的黑天使。我已受制于她们的力量。
我没有拉下窗帘，我和衣躺着，月光照亮了房间。我蜷缩着，木然地看着地板。突然间，我看到一团灰絮，一只绒球，仿佛小猫。我在幽暗中一动不动地看着那只刺球似的动物。我已没有力气起身把它捡起来了，已没有力气用湿布擦地。接着我在椅子下面发现了一个，在墙角边又发现了一个……我看着它们，预感这样的毛球会越看越多……而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说到底，毛球侵略的速度，显然也是由乌玛的羽毛决定的。小猫们追逐着月色，月色散发着幽暗的荧光。人们说，那是因为月色里有星尘。这么一想，我浑身发冷……
我第一次去看外婆时，不足七岁。后来我每年暑假都去看她，就这样，几年过去了。我对她的记忆，卷成了细细的一卷，对她我只能记得几件事。
她不高。一对又大又沉的胸，挂在一个又小又圆的身体上，窄肩，突肚。一头灰色的小卷发，环绕一张宽阔的脸，上面有一对亚洲人特有的高颧骨。她有一对绿眼睛，有一点吊梢，像重病或苍老的人那样，她总有些心不在焉。在她的脸上，微笑似乎变成了一种固定的表情：她总是泛滥成灾地微笑着，不辞辛劳，毫无原因。
我不喜欢她。也许我不喜欢的，是她那没有理由的微笑，是她无时无刻不体现出来的友善，是她点头称是时她灰色小卷发颤动的样子。我感到她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是为了向人们道歉，好像她的存在是不应该的：她用微笑去讨好别人，仿佛她需要为自己的存在向每个人做出解释。
我圆滚滚的黑海的外婆……我第一次去看她的时候，她紧紧抱住我，我陷入她硕大的胸部之间。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会窒息的，我呼吸着她身上干燥的气息。她总是那样抱我，总是抱得很用力。同时用胖乎乎的手拍着我的背，而我则迫不及待要逃离她的怀抱。
后来她带我去洗了我的第一次土耳其浴。我记得她苍老、布满皱纹、而且在当时的我看来过于庞大、过于白皙的身体。她用一个小桶往我身上倒水，用一只粗糙的手套搓我的皮肤。我觉得很痛，但一声不吭，不知为什么，我感到极其耻辱。我不喜欢她碰我（她是你外婆，母亲说，快，去亲亲她，抱抱她，给她你的手……）对她我有一种说不清楚但异常强烈的生理排异。
我第一次去看她时，她的脸伴着一大盘又干又脆的小蛋糕一齐出现。因为我们要来，因为十年后她终于要再一次见到自己已经变成另一国公民的女儿，因为自己的外孙女要第一次来看她，她做的蛋糕堆成了一座山。今天我每每回忆那些蛋糕，仍无法不一并想起她皮肤的颜色、干燥质感与剥落的死皮。
我记得她坐的样子。她喜欢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两腿微微分开。她把手搁在肚子上，像抱孩子一样抱着它，拇指打着圈，好像在打毛线……
她喜欢用粗毛线打毛衣，通常不打袖子。她手动得飞快，两肘向外飞着。于是，平生第一次，有人送了我一个超大的娃娃。我和母亲离开时（外婆和母亲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或是否还会再见面），她跟在我们后面跑到火车站，一边跑，一边还在打毛线！她的两肘向外飞着，好像两只翅膀，棒针在她手里闪闪发光，在我的记忆中，她的形象变成了一只笨拙沉重、怎么也飞不起来的鸟。今天，我的想象力还给这幅画面里的棒针加上了阳光的返照，给她的发卷加上了装饰，把她的头发变成了光环。她就那样跑着，打着毛线，左右点着头，好像在跟谁说话，同时，脸上挂着微笑……
就在火车即将启动的前一刻，她踮起脚尖，往我手里塞了一双刚打完的羊毛小拖鞋，给我的娃娃穿。就好像送站的一路上，她把自己的怕、自己阔别十年后想问（却没有问或不知如何问）女儿的问题，全都打进了这双拖鞋里。
外婆一生中打了很多羊毛背心，那种穿了背不冷的东西。“这样的背心她用不了一小时就打完了，”母亲说，“没完没了地打。”她说这句话时，仿佛在说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到今天我的衣橱里还有一件外婆打的背心。“留着吧，”母亲说，“我们也只有这一点念想了。”确实。除了那件小背心和几张照片，外婆没有留下任何曾经存在过的证据。
她不打毛线时，就去打扫房间。我记得她用肉乎乎的手臂拍打数不清的软垫，把灰尘从里面打出来。我记得她身陷晒干后如云一般纯白的床单，跟它们说话，好像它们是活物，闻它们的味道，把它们叠起来，在上面洒水，把它们熨平……
她不打扫房间时，就去做饭。“外婆一生喂饱了很多人，特别是战争期间。”母亲说。我发现，就连母亲也不太记得外婆了，她的记忆也褪色了，每次说起外婆，她都像是要给故事里的每一个词打上封印，用坚定的语气，弥补记忆的虚幻。外婆的饭菜只剩下名字，我的舌头在滚动这些名字时感到快乐，但它不再记得它们的味道。
Banici，mekici，djidjipapa（这最后一个名字是我家生造的，多年以后我发现，它所指代的，其实就是普通的法式吐司），各式各样的果酱：玫瑰酱、西瓜核桃酱、樱桃酱、葡萄酱、乌梅酱（每一罐里都要放一颗剥了衣的杏仁！）、小甜梨酱……瓶瓶罐罐摆在外婆幽暗的食柜里，盖子上落一层浮灰，瓶身闪着荧光，好像有魔力。
外婆天赋的至高点（对我来说亦是儿童剧场般的存在）表现在她对banici面皮的制作技巧上。每次要做banici时，都得搬出大圆桌。我就站在圆桌边，惊讶不已地看着一个个其貌不扬的小面团在外婆技艺精湛的手里变成一张张又大又薄仿佛降落伞一样的面皮。
我记得她总是带我去附近的一个烘培坊（那里有一口真正的炉膛！）。她把准备烤的东西摆在宽大的锡盘里。然后，小个子、大肚子的她，会把锡盘像阳伞一样顶在头上。锡盘好像飘在空中，看起来飞得比她走得还快，她就在后面撵飞盘，而我则在最后踉踉跄跄地小跑。然后我们这个二人军团，会排在一个很长很长的队伍里。队伍里都是像我们一样托着托盘的人。外婆会跟他们聊天，骄傲地跟他们吹嘘我，人们听了就点头微笑。我听着周围的声音，看着人们的手势（很快学到不意味着是，而是其实是不），闻着不认识的气味（火车和大海的气味），探索着陌生的味道（钵扎，哈尔瓦酥糖）……“我们住在土耳其区。”她说。当时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回到父母家，其他小女孩会嘲笑我，叫我保加利亚妞（保加利亚妞！保加利亚妞！），就像她们在街上嘲笑吉卜赛人那样（吉卜赛佬！吉卜赛佬！）。她们说这两种称谓时，语气是一样的语气，意思也是一样的意思：外地人，跟她们不一样的外地人。
我还不满七岁时，曾见过一个跟我一样大的保加利亚妞。我觉得她是从另一个星球落下来的。她头上扎了一个硕大无朋的蝴蝶结（保加利亚语叫pandelka，是我学会的第一个保加利亚词），像一只非常大的蜜蜂，而不是一个人类小女孩。接着，我在潜意识中不自觉地总结道：我跟她不一样，我不是保加利亚妞，但我也不属于这片街区。
我还不满七岁时就接触了一些地理知识，虽然当时的我对此还毫无概念（看，往南是土耳其，对岸是俄罗斯，往北是罗马尼亚）。我总是把罗马（看，这些是罗马尼亚废墟）与罗马尼亚（美丽的罗马公主就是从这块岩石上跳进黑海的！）搞混。
我还不满七岁时，就知道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并认定了假的要比真的好。在外婆的床上，我曾见过此生最瑰丽的风景：一个刺绣软垫，软垫华美的墨绿色叶片下，挂着一串又一串的草莓。我常趴在外婆的床上，观赏这个由丝线创造的世界，一看就是半天。
我还不满七岁时，就听过斯大林，看过叫作斯大林的巨型雕像。有人还送给我一本绘本，讲一个伟大的青年如何高举自己燃烧的心脏，在暗无天日的森林中为别人照亮了前进的道路。这位青年名叫丹科，创造这位青年的人，名叫马克西姆·高尔基。
我还不满七岁时，就像盲人一样，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东欧的盲文，并在以后的日子里，每每准确无误地运用它。我认识它的东方、它的西方、它的北方和它的南方，一经学会了那些伤感的名字，我闭着眼、只靠触摸，也能知道自己是身处布达佩斯还是索菲亚、莫斯科还是华沙。
外婆死时年纪还不大。“她的心脏罢工了。”母亲说。别的人都死于中风，可一旦提起外婆的死，母亲总要搬出这个老派的说法，她是把这句话专门保留给外婆了，虽然她自己还不自知。
我不知道外婆确切是怎么死的。在我的想象中，小悠悠、圆滚滚的她，坐在小板凳上，双手抱着肚子，好像那是她所有的一切。她死得很孤独，这一点我是明确的。就像她活着时一样。她用不断的哺育、编织、打扫与微笑——这些是她唯一知道怎么做的事——来温暖在她周围越积越多的严霜。一个女儿英年早逝，另一个远走他乡。在她死后不过几年，总是沉默又不苟言笑的外公，像她抛撇下的一个孩子，没有人记得，也跟着她去了。他生命中的隐情仿佛一袭长袍拖拽在他身后，无足轻重，无人问津。
有一年，瓦尔纳市政建设部门叫人把公墓挖了一遍，要在那里造一栋酒店。“现在连坟都找不着了。”母亲说。
我不喜欢外婆。就像每个孩子都会无缘无故不喜欢（或喜欢）一样。我后来也没能与她亲近起来。就好像作为成年人的我，因为还记得那种孩子气的不喜欢，而决定要充满孩子气地把它坚持下来。
此刻当我书写这几行字时，我感到自己胸部的重量，我的脸上泛滥着毫无理由的微笑。我发现有时我心里会突然涌上一阵隐约的悸动。接着，仿佛中邪一样，我会跑到附近的商店，买面粉、白糖、鸡蛋、牛奶、核桃、巧克力……好像被催了眠似的，拼命做蛋糕，一边做，一边脸上还挂着笑容。蛋糕烤完后，我总是警醒到：烤得实在太多了。于是我开上车，把一篮篮、一盘盘的蛋糕给朋友们送去。“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就是觉得你可能现在想吃点甜的？”我微笑着说。我的朋友都已经习惯了我这样定时发作一次，唯一困扰他们的，我想，是我搞蛋糕突袭的频次有点高。
我想我之所以会这样，而且越来越频繁地这样，是因为我的外婆，这个我从来没有喜欢过的人，这个喂饱了许多人的人，她的灵魂住进了我的身体，这导致了我每月一次不得不遵循她的习惯行事。
我与天堂并没有联系，但出于某种原因，我总是把外婆想象成一个大胸部、白卷发的天使。她在我头顶的天堂里，拿出天堂的软垫，用肉乎乎的手臂和有力气的手，从软垫里拍出天堂的灰。厨房中，她边喘粗气，边拉扯云一样的面团，做出gurabiji和banici，喂饱天堂的人们。而当所有的人都吃饱了、喝足了，她就在一片小板凳形状的云朵上坐下来，膝盖微张，拿起棒针，用雾霭给每个人打一件背心。打背心时，她点着头，微笑着，好像在跟谁说话。有时候，她会抖一抖头上的小发卷。那就是天上下霜的时候，至少，我喜欢这样想。
抱歉，我在此不能使用她们的真名：她们是美满和谐的一对，就像梳齿一样嵌合得天衣无缝。所以就让我随便选两个名字吧。她们一个叫维达，一个叫珍妮特……
维达遇见珍妮特时，已经是个成熟的女人；她在美国一所高校任语言学教授，已离异，儿子已成年，她本人已拿到美国公民身份，收入殷实。珍妮特遇见维达时，也是个成熟的女人，她是心理学家，研究自杀心理与自杀行为，已离异，女儿已成年，她本身就是美国人。
两人相遇时，珍妮特用自己碧蓝如洗的眼睛看了一眼维达，很快垂下目光。她垂头看着放在腿上的双手，羞赧得仿佛正在绞动一条不存在的手帕，那是她随身带着用来擦眼泪的。而维达投给珍妮特的一瞥，既明确又锐利，仿佛罗盘的指针，指点着生活的方向。从那一刻起，从那次相见开始，维达就担起了男人的角色，而珍妮特则像一直以来一样，继续做着女人。
我第一次遇见她们时，两人都快六十岁了。维达又健壮又高大，留着短发，嗓音低沉，几乎像男性的嗓音。她说英文时有很浓重的口音，暴露出她的斯拉夫血统。她不苟言笑，穿着一身灰，别了一枚很大的塑料米奇胸针：这是唯一打破她整个调性的细节。善意的旁观者多半会将之归咎于一次小小的搭配失误，而不会觉得这是德高望重的语言学教授有意的选择。
珍妮特是个非常高的女人，比维达还高，她非常丰满，皮肤柔软白皙，棕色的头发如丝一般，在脑后扎成一个小小的发髻。拥有这样丰满、柔软、沉重的肉体的珍妮特，绞动那块不存在的手帕（那是她随身带着用来擦眼泪的）时，给人一种静谧、雍容，而又木讷的感觉。
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短暂的会面后，我从她们的朋友那里得知了一件事。原来，珍妮特经常对维达不忠（原谅我用这样过时的词汇，但我是故意的，因为它用在这里是合适的），而且出轨对象都是男人。当我遇见她们时，两人都已经有了孙辈。维达的儿子结婚很久了，珍妮特的女儿结婚也有了一段日子，珍妮特有一个外孙，维达的是个孙女。
总之，两人都是有孙辈的人了，但珍妮特还继续以相同的木讷而经久不衰的热情，欺骗着维达。这件事所有的人都知道，所有的人也都有份。因为珍妮特经常需要共犯来帮她圆谎。至少她乐于让别人这么觉得。
她在各种场合欺骗维达：座谈会、讲座、学术交流，例行会议，出差公干……可以说随时随地。珍妮特欺骗维达，却总故意留下一点小痕迹，制造一点小错误，因为这恰恰是维达最擅长发掘的。然后坚持回到维达身边，就像一条训练有素的牧羊犬，两人耗费大量时间，整夜整夜地相互指摘，哭泣，和好，发誓忠诚……
而那个著名的爱丁堡自闭症专家大卫·比尔斯，那个伯克利比萨店经理托尼·波那契，那个写了恐惧症专著的布达佩斯教授贾诺斯·扎博，那个慕尼黑侍者汉斯·波波里奇，那个阿姆斯特丹帕金森专家埃里克·范·奥斯塔耶恩，那个马赛洗车店老板保罗·拉米歇，那个圣地亚哥按摩师阿尔芒多·佩里达，他们究竟在胖大柔软的珍妮特身上看到了什么？这件事，就留给他们自己去玩味吧。
如果不是因为我认识的一个人最近告诉我她去美国时探望了嗓音低沉的维达和用情不专的珍妮特，而她们的房子简直匪夷所思，我也许已经把她们忘了。房子经过了精心布置，她说，相当骇人听闻，就像一个供奉米奇的神龛。从床罩、枕头、床单、窗帘、毛巾、厨房布品、地垫、玻璃杯、洗脸池，到扶手椅、台灯、衣架、靠垫、塑料玩具、钥匙钩、徽章——铺天盖地的米奇。就连拖鞋也是，两人的拖鞋都是米奇的头和耳朵！就连电话和维达的腕表也是，每一个整点，腕表上都会显示米奇的形象，维达买来寄给朋友的明信片也是米奇……两人的印信也一样，设计、图案也都是米奇。话说回来，这也不难，美国的幸福产业给了维达丰富的选择。
我猜四十年前维达离乡来到美国寻找自己的天使，并找到了米奇！珍妮特看起来极像一只软绵绵胖乎乎的大型儿童玩具，所散发出的气质也如玩具一样，没有主张，没有所谓，于是自然就变成了维达的米奇，维达的天使。而其他的一切，比如那所匪夷所思的房子，只是上演她内心深处幸福梦的庸俗背景。
我不想（此刻我的指尖正摆弄着维达给我的请柬，请柬的左上角印着那位迪士尼的旷世英雄）粗暴地践踏这个图腾，说米奇只是，比如说……一只老鼠。而老鼠，谁还没见过老鼠呢……诚然有些文化将老鼠作为男性生殖器的隐喻，但即便如此，老鼠依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角色。
也许，说珍妮特与维达就像梳齿一样嵌合得天衣无缝就够了。斯拉夫的维达在美国的纯真传说（一只老鼠！）身上找到了幸福，并在珍妮特身上看到了相似的东西。斯拉夫的病毒持续不断地感染着这位美国人：珍妮特睁着一双如洗的蓝眼睛，绞动手里不存在的手帕，折起又打开，打开又合上，同时，发了疯似的背叛着维达。
如今的维达和珍妮特正在一起变老。出于某种原因，我相信胖乎乎的珍妮特应该会比维达先死。也许因为她们初识时珍妮特垂下的眼帘和静置于膝头的双手，和维达如罗盘指针般明确而锐利的眼神。珍妮特会死于心脏病，病情明确而锐利，就像罗盘的指针。
而维达，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上，但还是预先定做了两口大理石骨灰罐，每口上都有一个不同寻常、像纹章一般的浮雕：一个张着两只小翅膀的米奇。观看者可能会疑惑，弄不清罐上的装饰究竟是蝙蝠，还是天使。
维达会让珍妮特——这位自己的真爱——化成灰，然后她自己也会化成灰。在这之前，维达会从珍妮特——这位研究自杀心理与自杀行为的专家——那里诱得一条专家建议：如何才能最无痛苦又最有把握地自杀。有一天，维达会吞下剂量精确、效果可靠的药片，将十几只米奇中的一个抱在胸前，沉沉睡去。
但在她永眠之前，她将忆起自己斯拉夫的童年，忆起上村里赶集时看到的一个吉卜赛人，那个吉卜赛人喊道：白色的耗子，保佑您屋子……她将沉入永睡，而在她面前的最后一帧画面上，将有一只老鼠的爪子，抓着一张写有她未来的纸片，这未来已圆满走到终点，此时预言是荒诞的……而预言本身又很准确。
最后我只想补充一件事：据J.施瓦利和A.盖博朗的《符号字典》载，许多西非部落会用老鼠来进行占卜。班巴拉族人更是将它用到了割礼中。族中女性被割下的部分会拿去给老鼠吃，他们相信，其日后第一个孩子的性别，将与吃掉它的老鼠的性别一致。
克里斯塔是我在美国某个偏远小镇逗留数月期间遇见的。
命运通过一位初出茅庐的新手房东萨丽（一个寻求政治避难的乌干达人）将我们安排在了同一套房子里，确切地说是同一个厨房里。萨丽——这位在自己心中的世界版图上将柏林与萨格勒布捏成了一个点的女人——给我们分配了汤锅、炒锅、盘子、刀叉和杯子，用这些物件正式确立了我与克里斯塔暂时的社团关系。
今后的数月，厨房将是我们共同的领土，我们暂时的家园，我们将共同乘坐这艘帆船，漂渡过去、现在与将来。萨丽对地理潦草的把握将决定期间有谁会加入我们。
我们在厨房中辗转，被逼仄的空间所囚禁，打开冰箱，在她的长凳上挤坐，双肘支在桌上，聊天、吃喝，望着窗周围一圈密密麻麻挂满了的独头蒜、洋葱、半干的茄子、红辣椒、番茄、玻璃罐，以及透过这片亦生亦死的静物画可以看到的那片毫无个性的美国风景。
我搬进去时，还来不及开行李，克里斯塔就出现在我房间门口，要我去厨房吃午饭。她人有点晃，像玛琳·黛德丽托着烟嘴一样托着她的烟，用浓郁的德国口音解释道：“我做了三十个船员的饭！”[2]
在那两个半月期间，克里斯塔为我们俩和入住的所有人烧饭，她哭泣，酗酒，跳过一次镇上的污泥河，两次差点儿引起火灾（因为抽着香烟睡着了），三次疯狂地坠入爱河。[1]
在那两个半月厨房的交集中，我知道了克里斯塔的两个噩梦。两个噩梦被一个死结打在一起，一个无可破解，另一个，至少在我想来，是可以破解的。第一个噩梦，也就是无可破解的那个，叫柏林墙[3]，另一个噩梦，也就是可破解的那个，叫家，这个噩梦并不时髦，但同样叫人痛苦。克里斯塔就围着这两个梦，将自己的生活像卷线一样牢牢地卷成一团。
我知道拿别人的故事作为谈资不厚道，用厨房中的闲谈来书写人物小传不啻于对倾吐者的侮辱（顺带一提，克里斯塔聊自己生活的频次跟聊做饭的一样[2]）。然而，虽然大多数人的生活就像一场梦——他们孜孜不倦地书写着，却仿佛总有人跟在身后，将他们写下的一切抹去——却还有绝少数人，会利用最普通的日常来书写他们的自传。克里斯塔本人就是这样一部活生生的传记。
克里斯塔生在东柏林，幼年失去了双亲（她的父亲死于自杀），进入儿童之家。后被一户好人家收养，但很快跑了出来，被另一个儿童之家收留。后来她报名上了大学，被一个四处游荡的冰岛人看上，与他结婚去了冰岛，在一艘渔船上为三十个船员烧饭，在鱼厂里杀鱼，生了两个孩子，但她很快又从这个家里跑了，这一次是与她众多情人中的第一个跑去了意大利，在那里爱了两年，逛了两年后，情人回到冰岛，克里斯塔回到德国，这次她去了西柏林（因为已被东柏林永久性地驱逐了），她在那里写诗，尝试自杀，并屡次失败，酗酒，受苦，像她曾想回到东柏林时一样，满怀希望回到冰岛，继而又放弃，发展出一种美狄亚情结（她在冰岛的两个孩子都与父亲一起在冰岛生活）。她东南西北到处周游，疯狂而徒劳地寻找着故乡的替代品，她去过很多地方，去过中国，去过巴西，去过美国，去过罗马尼亚，最后一处去过很多次，给那里的德国人送去衣服和罐头食品。
在柏林时，她每天要去柏林墙好几次，爬到瞭望台上，像鸟一样蹲着，久久望着墙的另一边。她抗议、容留逃犯、向东德难民提供食物、憎恶俄国人、为整个东欧操心、为罗马尼亚人操心、为波兰人操心、为匈牙利人操心、为保加利亚人操心、为捷克人操心、再次豪饮、抗议、憎恨、在瞭望台上对着东柏林挥舞她结实有力的拳头（在芬兰鱼厂磨炼的结果），去别处旅行后坐飞机降落东柏林，在那里的机场哭泣，痛骂面无表情的东德海关，控诉他们夺走了她的故乡。
她租的公寓离柏林墙越来越近。与克罗伊茨贝格区的土耳其人、希腊人和南斯拉夫人在一起，她才最能感到家乡的温暖，而她的家乡，她第一千次哭着说道，无疑是东德，永远是东德。
她从美国给波兰建筑工人雅内克写信，他是逃犯，比她小二十岁，曾与她一起生活。她给他写信，从瓶中豪饮伏特加，哭泣，经常给他打电话，狂热地听着话筒中汩汩流出的波兰语，虽然根本听不懂，再用德语狂热地回答根本不懂德语的对方。
在厨房里，在这艘我们共同乘坐、只能看见毫无个性的美国风景的船上，被自己的两个噩梦越缠越紧的克里斯塔，终于决定要让自己从可破解的那个噩梦中挣脱出来，为此，她开始梦想在亚得里亚海边为自己建造一个家。
我们是在厨房分别的，我们从这艘无处可去的船上下来，各自登程，心里都以为再也不会见到彼此。
两年后，某亚得里亚海岛又传来克里斯塔的消息，她终于在那里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家。在一个介于东欧和西欧之间的国家（离开被东欧侵噬的西欧城市，进入被西欧围绕的东欧创伤）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海岛（离开孤岛西柏林，去往另一座岛），安顿下来。
有一年夏天，我去看她，被她住的地方惊呆了，那里丝毫不像一个达尔马提亚小镇。她家地处偏远，环境丑陋，一棵树也没有，尽是灰不溜秋的石块，其间立着不忍直视、仿佛不属于地球建筑的破屋。尽管如此，正是在这里，她建造了一个家，放进了她的书，把厨房布置得像一个船上的小卖部，在瓦罐里种上了德国带来的小蓝花。
克里斯塔把我留在这里度夏，说自己受不了暑热，就去格但斯克找新情人避暑了。这个情人也是波兰人，在格但斯克船厂做工，可以说是一个新的雅内克（这些信息她当然也是在厨房里告诉我的）。我在那鸟不拉屎的小村里待了几天，[4]有一天，天色突变，风起云涌，大雨倾盆，我突然想到这个达尔马提亚小村落一定很像冰岛，虽然我从没去过冰岛。
离开小岛时，我又以为我们再也不会相见了。柏林墙倒下时我想到了她。然后又忘记了她。
很久以后，我收到一封从波兰某村寄来的信。克里斯塔叫人在那里造了一座小小的木房子，房子有一个花园。我想象房子一定是由不多不少正好三十个建筑工人建成的。克里斯塔给三十个建筑工人做饭，就像她曾给三十个船员做饭一样。我想象那房子一定也会轻轻摇晃。克里斯塔安安稳稳地睡在她的房子里，好像一个人，获得了进入天堂的永久门票。在波兰村庄的上方，在克里斯塔木屋的上方，一轮清朗的明月照耀着。克里斯塔在睡梦中做饭。克里斯塔在睡梦中杀鱼。她在睡梦中造房子。在她的睡梦中，一切都轻轻摇晃着。
Gute Nacht, Christa. Schöne gute Nacht...[5]以前她给过我一本德文课本，上面这样写道。这本课本曾属于雅内克，我是说第一个雅内克——在Christa下面，他画了一条线，旁边画了一颗爱心——他还没学完第一课，就跑了。很久以后，他在一张明信片上告诉克里斯塔，他去了加拿大，还找到一份木匠的工作。明信片上，有一片平淡无奇的加拿大风景。
“想想看，”克里斯塔写道，“我连柏林墙已经倒了都不知道！我一心都扑在造房子上了，而且这边的消息也很闭塞，没有报纸，也看不见人……”[3]
在闭塞的波兰村庄的上方，在克里斯塔木屋的上方，一轮清朗的明月照耀着。克里斯塔睡着有一会儿了，她在梦中孜孜不倦地说着自己曾经拒绝学习的语言：冰岛语、波兰语、克罗地亚语……自从柏林墙倒下后，克里斯塔就开始说这些语言了。Gute Nacht, Christa. Schöne gute Nacht. Schlaf mit den Engelchen ein ...[6]
附记
也许克里斯塔的故事最能体现记忆的不可捉摸性，最能体现我们虽然不知为了什么，却还要孜孜不倦地保存偶得的故事、偶得的照片与偶得的物件的这一过程。我们在神秘的生命版图上走得越远，越会发现这些被我们保存下的偶得物件，是可以（但不必）在日后显现出某种与我们自身的逻辑关联性的。偶得之物似乎是受我们自身磁场所吸引，才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比如，我们也许突然在自己的东西中发现了一枚钉子和一根绳子，但想不起来它们是怎么来到自己手上的。对它们最后也最无趣的解释永远都是：钉子是用来钉在墙上的，而绳子可以用来吊死自己。
至于克里斯塔的故事为何进入我的磁场，当时我还不知道。几年后——就在我写这个附记的此刻——在偶然的机会下，我发现了个中原因。我身处柏林，为两个噩梦所追逐，围绕这两个梦，我将自己的生活像卷线一样牢牢地卷成了一团。一个噩梦的名字叫家，那是我已经失去的，另一个噩梦的名字叫墙，那是在我刚失去的家园内新立的。在柏林时我常假想自己登上不存在的瞭望台，向着南方轻轻挥一挥我的拳头。噩梦中，我常看见自己不停造一幢房子，但每一造成就遭到摧毁。我随身带着克里斯塔送给第一个雅内克的德语课本。我的德语没有长进。在我柏林的临时居所中，我常念着Gute Nacht来哄自己入睡，也轻轻念出最后关于天使的部分。至目前为止，这些是我唯一会说的德语。
[1]分别是爱尔兰人、保加利亚人和中国台湾人。爱尔兰人拒绝继续二人的关系，因为每次与克里斯塔同床，从来都是因为二人豪饮致醉。保加利亚人也离开了克里斯塔，为的是一个美国女人，我们都记得这个女人，因为万圣节晚她钻进保加利亚人房间时，曾穿成一只红毛猩猩（那只猪，为一只红毛猩猩离开我！）。她与台湾人的爱情是柏拉图式的，纯粹为了他的美貌，她对他一往情深，直到他瓷娃娃般的中国太太出现。“那个东方美人！”克里斯塔回忆道。——原注
[2]克里斯塔喜欢做饭，而且经常做饭。她做饭时就会喝酒。切一片洋葱，喝一杯酒，切一把荷兰芹，喝一杯酒，切一块肉，喝一杯酒……她在酒杯上奏响内心的节奏，总是烧到一半就要歇一会儿，因为喝多了。
每次她真的都会烧出三十人份的饭菜。她做饭的习惯是在渔船上学的，其后再也没改过，烧饭与饮酒同时进行的做法，显然符合某种只有她才知道（或根本不知道）的内在原因。——原注
[3]我相信克里斯塔恰好是在柏林墙倒下的那一天搬进新房子的。在这点上，绝不会有别的可能。
有个年轻的德国导演，拍了一个纪录片，有关一个东德少女，她因为出车祸而昏迷了一段时间，醒来后失去了整整一年的记忆：1989年，柏林墙倒下的那一年。——原注
我第一次去里斯本前与这座城市唯一的联系是一本雷马克很久以前写的小说的标题，《里斯本之夜》。小说讲述一个早已被人遗忘的年代，那时活人没有价值，而有效的通行证却代表了一切。我是在西柏林给我的签证续签并去葡萄牙驻西柏林领事馆一处小小的办事处办理葡萄牙签证时，从小说里看到这句话的，当时我的手上，就拿着这本雷马克的小说。在我的护照中，点缀着许多许多的签证，而葡萄牙的这一张看起来，充满了别样的朝气与希望。
我去里斯本时行李带了很多，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我去里斯本时其实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失去了故乡，还没有习于这种失去，也还没有接受故土依旧、却面目迥然的事实。一年间，我失去了家人、朋友、工作，失去了在短期内回国的可能，后来又完全失去了回去的兴趣。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按下不表。总之，四十五岁的我，孑然独立于世，手上只有一个包，里面装着一些要紧东西，好像世界是一个防空洞，而我正在这里避难。过去我常与国人同胞一起在空袭警报响起时躲进防空洞避难，因此对它还记忆犹新。根据心境的不同，我有时嫌我的东西太多，有时又因它太少而感到惭愧。我常努力对比整体状况来看待自己的得失，这样多少可以帮助自己释怀。
因为，欧洲像我这样国破家亡的人其实很多，我走到哪里，都能遇到来自故土的同胞：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我们的际遇各不相同，但归根结底为着同一件事。实际上，是我自己亲手毁了我自己的家。是我自己没把战争与独裁是亲手足当回事儿（而雷马克却知道得很清楚）。是的，我写过一些本不该写的东西。必须承认的是，我那样做或许有逞强斗胜的成分，但更多是因为我无法苟同一个集体的谎言。在我这把年纪上，谎言只能出现在文学与艺术中，只在作为一种文艺手法，才可被接受，才是合理的。
而且，我也像数不清的同胞一样，害怕那种除了一本派不上大用场的护照外，没有什么可依靠的未来。如果我曾犯下重罪，也许一本护照对我也算是恩赐，可我不过是个作家。尽管如此，面对命运，我并没有太激动。我的书在外国市场上逐渐有了译本。也因此，我被邀请到了葡萄牙，去参加一个为期两天的文学聚会。
因为喜欢里斯本的浪漫，我请主办方在会议开始前几天就在那里的便宜小旅店中为我订一间房。后来我发现，这房订得也不便宜。主办方没有（按照我的预想）去订小巧、浪漫、古早味的pensão[1]，而是订了一个半新不旧、毫无个性的酒店，各方面都与东欧酒店相差无几。前台区、酒吧区与走廊上都深深沁入了陈年的烟味。我是周五傍晚到的，文学聚会要到下一周的周三才开始。体贴的主办方在酒店前台给我留了个信封，里面装着我的车马费。卡斯蒂略大道上空无人迹，一个多风、扬尘、潮闷闷的黄昏即将降临。
第二天早晨，我有一种感觉，好像看什么面前都挡着一块肮脏油腻的玻璃。虽然在遇见的第一个书报摊买了旅游手册和地图，但也几乎没有翻开。我由城市动物的直觉领着，果然走到了自己想去的地方——水边，塔古斯河畔，这是一条我曾以为是海的河。我在一个咖啡馆里坐了很久，喝咖啡，看从船上下来的人。
接着我开始散步，走到一处人生嘈杂、巷道狭窄的地方。人们就站在街上说话，争吵，相互叫喊、聊天，在他们焦黑的棚屋前搭起临时的小摊，贩售蔬菜、鱼肉和葡萄酒。摊位四周，飞舞着苍蝇，流窜着猫狗，逡巡着过路的游客、当地的居民与疯子。那是阿尔法玛。热闹嘤嘤嗡嗡地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成群的苍蝇与闷热的雾霾令我晕眩。我觉得自己好像身处地中海的心脏，心脏连着大西洋海岸，而我正在它的一个心室中晕头转向、气喘吁吁地逆行。
我乘电车爬到山顶的圣乔治堡，电车上有很多人都挂在车外，好像一串串葡萄。从城堡看去，市景壮阔，看起来像一颗熟透了的甜瓜。就连阡陌纵横着上千只飞燕的天空，看起来都是黄色的。
我循记忆穿过罗西乌广场回到酒店。在昏黄的雾霭中，我觉得自己好像不停地看到有人在卖彩票。也许卖彩票的人真的很多……回到酒店房间，我很快睡着了，睡得深沉，睡得酣畅淋漓。
傍晚，我爬到里斯本上城，想找一家旅游手册上推荐的那种便宜小馆子吃饭。我在一个个饭馆前停下来，假装研究门口的菜单。一时不能自已，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心慌，就在我一动不动地站在一家饭馆门口，仿佛脚下生了根一样时，我注意到一个青年的脸。他也站在街上，靠着隔壁咖啡馆门边的墙壁，周围有许多跟他一样无所事事的青年。他微笑着说了句什么，虽然我离他非常近，但他看来特别遥远，仿佛老照片上一张模糊的脸。我又六神无主地向前走去，并不是很清楚自己究竟要去什么地方。
他在巷尾等我。而且似乎怕我从他身边走过去，立即用英语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去喝一杯咖啡，他知道一个地方，就在附近。“现在逛上城还太早，这里的生活是从午夜开始的。”他说。
我们坐在一个广场上的露天咖啡座里。他问我从哪里来。我简短地做了回答。其实对这个问题，我过去总会掰开揉碎了讲，还要加上很多注脚。
“啊哈……Vo-lim-te[2]……？”他用询问的语气说，然后补充道，“是一个你们国家的女人教我的。”
这个人让我想起我国那群被称为海鸥的青年，六十年代的亚得里亚海边，他们用分属十国语言的五十几个词汇，娱乐了第一批去那儿度假的外国女孩。他的嗓音很特别，悦耳，沉郁。他为自己英文说得不好而道歉，虽然他说的句子都很简单，也都能达意。他从钱包里拿出一张金发女孩的照片，女孩很漂亮。
“她曾是我的未婚妻，是挪威人……”他解释说。又告诉我，他的父母现居波尔图，在那里有房子，他只身在里斯本，才刚来了几个月，虽然，他是在这里出生的，他曾周游世界，在巴西生活的时间最长，在德国也待过，当然，还去过挪威，他的公寓就在附近，是租的，他准备在这里安顿下来，他的工作是为礼品店做珠宝，而里斯本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年轻人单纯的身世感动了我。他眉目清秀忧郁，嘴唇丰满，有一双大大的杏眼，眸色幽深，黑发闪闪发亮，低低地梳着一条马尾，体格还是少年的样子。
“费尔南多·佩索阿，我们的诗人……”青年不无骄傲地说，指着一尊诗人的铜坐像。
潮闷、黏腻的黄昏正降临在残破楼宇周边的广场上。
“你要我带你逛逛上城吗？”青年悦耳地问道。
我们向街中走去时，我发现自己难以跟上他轻快的脚步。我停下片刻，想喘口气。此时，青年拐上前方一条狭窄的巷道，消失了。继而又探出头来，对我友好地招招手，说：“你在哪儿？来这里，走这边近……”
然后他伸出手来。我犹豫片刻，握住了那只手。
其他的事，我全记不清了。那天晚上的记忆仿佛一场不连贯的噩梦，一次令人晕眩的午夜疾驰。我记得一个同性恋，记得一个酒吧，一条强壮的裸露的手臂，支在一些小玻璃杯中间，法朵的乐声仿佛晚露，附着在酒客的身上，有一个喝醉的荷兰人，一个长得像灵缇的波兰裔葡萄牙人或葡萄牙裔波兰人，我的同伴往他的手里塞了一点钱，就得到了一小包大麻膏，接着又出现了一个逃亡此处的英国人，他有一个朋友，是当地的娼妓。我记得我的同伴只用一只手就驾轻就熟地卷起了一支大麻……我记得一个年轻女人拥抱亲吻他时，我心中涌起的嫉妒，记得他在我身上越来越频繁的抚摸，记得落在我脖子上越来越温柔的吻，记得他劝我趁着还不迟（是什么事要迟了？）应该去叫一辆出租车，记得自由大道上炽热、激烈的肢体纠缠，记得过往车辆不断投在我们身上的灯光，记得他的吻，热烈、湿润、柔情万种。我记得前台向我们投来的黠笑，记得夜半醒来眼前几乎如珍珠般散发着荧光的男人的脊骨，记得他少年般窄小的臀，他散开的柔亮的头发。我记得自己映照在卫生间镜中，记得自己乍见之下倒抽了一口凉气，我真的老了，我想到。这个想法令我心痛。我绝望地回到床上。我记得自己在黑暗中伸出的笨重的手，因为胆怯而不敢碰他，早晨他与夜晚同样热烈地拥抱了我，我记得他的腰背特别挺拔，他穿上一件蓝黑格子衬衣，在门口驻足片刻，仿佛在期待什么……
“今天晚上我再来。”他头也不回地说。
他走后，我又在闷热中昏昏沉沉、半睡半醒睡了好久，最后终于爬了起来。我想到应该检查一下放在客房保险箱里的钱和我包里的皮夹。每样东西都在。是的，我真的是老了，比我以为的更老了。
整个下午我窝在昏暗的房间里看巴西肥皂剧，虽然一个字也听不懂，但我还是哭了。
我的男孩没有来。他的名字叫安东尼奥。
第二天，为了自我惩罚，我开始实地游览里斯本。我乘古城缆车上到圣塔胡斯塔，透过卡尔莫修道院年久失修的穹顶，对着发黄的蓝天看了很久，又去贝伦逛了哲罗姆派修道院，再取道反方向去看了古伯金汉博物馆，在每一个地方寻找安东尼奥清秀、忧郁的脸。
时近傍晚，我回到房间，提醒自己要清醒，用一条不存在的绳索将自己拴牢，不去上城。就这样到了很晚我才出门，一直在街上游荡到午夜，不停与乞丐、瘾君子和流浪汉打照面。我裹着黏腻、馨甜的风，沿自由大道向上走回酒店。一时间觉得自己仿佛低俗言情小说中的女主角。折磨我的是情欲，是再见的渴望……我在嘴里品尝着一颗其滋味我早已遗忘的糖果：那是羞耻的滋味，是高热的滋味，是内心的挣扎与无助的臣服的滋味。回到酒店，我用询问的眼神看了看前台，希望他能拦住我，捎给我一个口信。前台的黠笑一直送我上了电梯。
周二那天，我从凯什索德烈火车站坐车去埃什托里尔和卡斯凯什。我亦步亦趋地跟随旅游手册，好像观光客的驯顺可以压抑我再见到他的渴望。傍晚，我挣脱隐形的绳索，直奔上城。整个古城随我激动的脉搏跳动着。我在狭窄的巷道中穿行，驻足于每一家光线幽暗的酒馆前。许多酒馆中都有当地人在看电视、打扑克、喝葡萄酒。其中有一个吧台前点了一盏昏暗的灯，坐着一排老妇，墙上挂了一幅巨型油画，画上是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我被这幅画吸引住了，很快一个干瘪的老妇发现了我的凝视，仿佛噩梦中的幽灵，走到门前，看了看墙上的画，叹一口气，点了点头，指指一个胖墩墩的老妇，后者正在心不在焉地看电视。她就是画上的女孩。老妇演出的这场伤感的默剧，给予了我人生易逝的简短教训，她仿佛人生飞船中领座的空乘，在为我指明方向的同时，深深划伤了我，带给我一种隐隐的惘然。
一阵恼人的潮闷的风，更加剧了我的烦闷。我受比莉·荷莉戴的吸引，拐进一家酒馆，在吧台前坐下，点了一杯波尔多。比莉充满魔性的声音在烟雾缭绕的酒馆中袅袅绕梁。因为欲望，因为口中的波尔多，我感到意志薄弱。在另一个有许多黑人男性扭着屁股激烈起舞的酒吧里，我喝下了当晚的第二杯波尔多……而在第三个酒吧里，我在法朵的魔力中坐成了雕塑，固执地等待着安东尼奥那清秀而忧郁的脸……
当时我并不知道，原来我不仅仅是在寻找安东尼奥，更是在寻找这个故事真正的结局。就在心灰意冷，认为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时，安东尼奥出现了，他坐到我的桌前，好像这是我们约好的，亲了亲我的脸，然后用他沉郁的声音说：“我们走……”
即使是在最好的小说里，情爱描写也时刻处在沦为床戏的危险中。爱情戏的好坏似乎与作者的描写功力无关，而仅仅取决于清洁剂本身。问题是我这个故事没有什么情节。从一开始，我就像踏进捕鼠夹一样，踩进了色情片赤裸裸的程式陷阱。
安东尼奥叹了口气，我们点起了事后烟。安东尼奥吹出一股烟，皱起了眉头。
“有什么问题？”
他用一对微微上挑的杏眼看着我，苦涩地说：“我们不对等，这就是问题。”
“你说的不对等是……指什么？”我谨慎小心地问，当时我已经确信，他说的一定是我们的年龄。
“我是个有麻烦的人……”但安东尼奥却简短地答道。
一开始，这个有麻烦的人还不肯深聊，但很快就打开了心扉，我为了捋顺来龙去脉，很是下了一番工夫。他的故事东拉西扯，大起大落，时而语焉不详，时而曲折离奇，几乎具备了谎言所有的特点。他说，他有笔房租第二天必须付，否则房东就要扣押他的财物，包括他干活用的宝石和工具。这笔房租总数还不小，里斯本没有一个人会借给他这么多钱。他也不能去找父母，因为他们已经不想与他再有瓜葛。他还说，他父亲以前是法西斯主义者，萨拉查倒台后逃跑了（去了巴西？还是德国？）……感谢上帝他逃跑了，这个该死的酒鬼，他以前经常虐待他和母亲。当然，他母亲也有她的不是。其实她早就不想跟父亲在一起，正等着他能离开，让自己透口气。
“回到家，看到烟灰缸里插满了烟头的样子，真是太叫人心痛了。我母亲是不吸烟的。”他悲伤地说。
他又说，他把自己在德国挣下的房子留给了他的妻子，也不知是德国人还是挪威人。因为他捉到她跟别的男人睡觉，觉得恶心至极，摔门而去，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从那一刻起，他的生活就每况愈下。
为了更好地表现每况愈下，安东尼奥竖起大拇指，向下指着。
骗子在行骗时，如果使用的是外语，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安东尼奥说出的句子全都很简单，没有任何情绪词汇的装饰。如果他撒谎时说的是葡萄牙语，或许败露得会非常明显。但他磕磕绊绊地说着英文，就给人以一种真话的错觉。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他的谎话背后，一定也藏着一个真相，虽然这个真相我无从了解，于是我调出几天前的一个下午，在这间房间里边哭边看的巴西肥皂剧里的一些情节，用来更好地想象他真实的困境。虽然葡萄牙不是巴西，生活也不是肥皂剧，但一切都似乎融合得恰到好处，我安慰道：“世事是难料的，安东尼奥，此刻我们或许输了，但这不代表下一刻我们不会赢……”
最神奇的事是，当我在黑暗中说出这句俗不可耐的废话时，我不仅信了，还几乎被自己感动了。
安东尼奥将我拥在怀中，哀然叹息，我们热烈长吻。这段关于人生每况愈下的小插曲，丝毫没有让我们的情欲减退。而是恰恰相反。
早晨，安东尼奥动作麻利地穿上衣服，正准备朝门口走去，突然高举双臂，在我身边的床上坐下，双手托住他好看的头。
“我该怎么办呢？”他用绝望的语气说。
我们又一起把整件事捋了一遍。问朋友借行吗？他没有朋友。他在里斯本才待了几个月，还来不及交到朋友。兄弟呢？亲戚总有吧？他有兄弟，但与他们不睦。他们是不会借钱给他的。他们从来都恨他。通融几天行吗？绝对不可能，他的房东已经搬出警察来威胁他，他会坐牢的……去赚钱呢？这笔钱短期内是绝对赚不来的。当然，有那么一个来钱的办法，有几个同性恋邀他去酒吧跳脱衣舞，他以前喝多了以后出于好玩跳过一次，跳得很开心，他对同性恋毫不反感，虽然他自己是直男，问题是，就算去跳脱衣舞，那钱也不会立即到手……他看不到出路了。肯定是要坐牢了。以牢狱之灾作为每况愈下的结局，也是很自然的……
安东尼奥的话让我的心都碎了。突然间——不知是因为早晨人的情感容易脆弱，晚上我又没有睡好，还是因为栖息在我床上的这份绝望充满了诱惑——我自己也开始自怨自艾起来。我泣不成声地告诉他，我的国家发生了一场战争，我不知道能去哪儿，能做什么，我在这个世界上孤身一人，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累了，不想再强颜欢笑，我没有人保护，也没有家……这些话都是实情，虽然我并不愿意把它表述成这样，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会说这种话的人。我的事实在太像肥皂剧了，安东尼奥无法看到这些话语所隐含的事实，当然只能把它们当作一席谎言。
但这番话真正想要隐藏的事实却是：实际上我已经打定主意要拯救安东尼奥，无论他口中的困境是真是假；我的这番突如其来的倾吐，其实只是为了延宕时间。
安东尼奥什么也没说，只是同情地抱住我。我深深地扎进他的怀中，痛哭流涕。我已经很久没有那样哭了，因为没有什么机会。一手抱着我的安东尼奥，用另外一只手迅速褪下衣裤，用他的嘴唇吻去我越来越咸涩、越来越炽热的泪水。一时间，我觉得我们是这个世上唯二的两个人。他与我，我们的伤痛是相同的。接下来，安东尼奥母亲房中插满烟头的烟灰缸突然浮现在我眼前，虽然她不吸烟；再接下来，我忘却一切，倾身坠入……
后来，依然昏沉的我，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出来，走到保险箱前，拿出装着车马费的信封。
“拿着吧。”我说。
他早就知道我会松口。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我是从他收钱的姿势上看出来的。他仿佛一个有钱人，进城办事丢了钱包和支票夹，现在不过是物归原主。安东尼奥对我甜甜地笑着，说一定会在周日以前把钱还给我。他还记得我离开的日期是周日。
走到门口，他又停下来。他的腰背异常挺拔，穿着黑蓝格子衬衣。他停下来的样子，看起来好像在期待着什么。
“我晚上再来。”他头也不回地说。
我知道他不会再来了，这就是故事真正的结尾。他带上门的那一刻，我突然想到，安东尼奥可能是我此生第一个花钱买来的情人。上城那位干瘪的老妇，像人生旅途的乘务，又像人生交通的督查，又浮现在我面前……
下午，我在酒店与主办方吃了一顿工作餐。终于与自己的同类一起，站在了坚实的土地上。我欣喜地发现，自己好像已经把安东尼奥忘了。席间我们热烈地聊着天，聊书、聊葡萄牙文学、聊会议议题和与会人员。刚到机场并入住了同一家酒店的P.也来了。我们安排了翌日早晨来接我们的出租车，主办方的人就离开了。
“你好吗？”沉默片刻后，P.凝视着我的脸问。
“生活总是在尽其所能地模仿小说，因此好的小说大可不必贴近生活。”伊扎克·巴别尔曾写道。
当然，P.也在主办方邀请之列，事先我是知道的。我在名单上看到了他的名字。且曾暗暗希望他在看到我的名字后能够主动退出……是的，生活确实在努力模仿小说的情节，因为坐在我对面的，是我曾经的恋人，是我一生的所爱，是我曾不惜为之或与之共同赴死的男人。在我面前，在离我咫尺之遥的地方坐着的，是我多年的噩梦，是一场干扰了我太久的爱情高热，是我的软肋，是我从未痊愈的伤口……
那一刻我对他真是恨之入骨。“我很好，”我微笑着说，“特别好，当然。”然后，不知怎么的，我又提议说如果他没有什么安排的话，晚上我愿意带他去上城转转。
他当然什么安排也没有。
我认识一个人，曾跟我说起过他的爱情故事。他十七岁时爱上了一个同龄的女孩。两人在一起三年，后来分手了。她结了婚。自此之后两人再不相见。一年年过去了，他一直没有结婚，经常想着她。后来有一天，他听说她守寡了。听说后的第二天，他就在街上遇见了她，并发现她原来一直就住在自己隔壁的街区。她的女儿已成年。他们又恋爱了，爱得与过去一样深，至少他是这么说的。最初的日子既甜蜜又充满了烦恼，她总是怪他记错了事，把与其他女人做过的事情，算在了她头上。
“不是这样的！”她哭着说。“你说的事可能确实发生过，但不是跟我！”
他向她保证，确实是这样，自己没记错，真正的问题是：她忘了。
除了这个小小的龃龉之外，一切都没有变。手还是记忆中的手。只有气味是不同的。曾经的她闻起来是一个少女，如今，她已经是个成熟的女人了。
我常想象我们的会面。我曾想过，设若有天再见，我们之间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是否能不尴尬……
此刻，我们正坐在餐馆中研究着各自要点的菜，好像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场景，店名也颇为讽刺，叫Primavera[3]。我们谁也不敢牵扯过去的事……整个过程中，我都在揣测P.是否还记得，能记得多少，与我的记忆又相差几何。而他就像猜到了我的心思，表现得滴水不漏，不肯露一点破绽让我重提旧事。他早已带上自己的一半从我身边离去，如今再见，丝毫无意再与我那一半破镜重圆，即便只是片刻。
事实上，P.甚至连普通的日常话题也避而不谈。他不问我的近况，在哪儿生活，从事什么工作。他不问我的祖国，不问那里的战争，也不问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一切——虽然所发生的事有很多。
P.把时间花在谈他最近写的小说上，以此在自己周遭筑起壁垒——用这个词来形容是恰当的。小说很无聊，此时聊它就更显得它无聊。我一边听着他说话，一边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整个过程都像一场扭曲丑陋的噩梦。在这个梦里，P.乘降落伞从远天空降里斯本某餐馆，一边对着虾子大快朵颐，汩汩灌着葡萄酒，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讲着自己的小说。
我想P.一定是把自己的小说当成了卫生棉条一类的东西（对我是有好处的！），首先小说这个话题足够中性，但对他来说又只对亲密之人谈及，而他正在与我谈。种种迹象表明，P.认为对女性叙述自己的小说，能构成一种间接的性吸引，这样的做法与他的年龄也较为相称，而且不会令他陷入任何责任之中。
“该死的男版山鲁佐德！”我暗骂。P.的策略不仅阻止了我打开记忆匣子的计划，也打消了我这样做的想法。
“你的心呢，P.？”我绝望地腹诽着。我想着P.如何残酷地剥夺了我回忆往事潸然泪下的权利。这无疑是一场凶杀。这同时也是P.的自杀。
仿佛是为了把爱情的口香糖再嚼一会儿，为了检验它是否还延展，还有没有味道，为了嗅一嗅对方的过去，再多索取一点，压榨一点，消耗一点，摇摇对方的保险箱，拿走最后一枚硬币补偿自己……我们回到酒店，上了同一张床，就好像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就好像我们必须嗅一嗅对方的气味，看看多年后的变化，我们闻起来是香还是臭，我们的唇是否还能彼此亲吻，性器是否还为彼此湿润……我们出于放纵而上床，出于贪婪而上床，出于我们有这个权利而上床，里面或许也有一丝柔情、半刻虔诚和一点纪念的意味。我们出于恨意上床，出于好奇上床，为了让对方臣服，为了再一次征服，为了再输一次，为了看看还剩下什么，为了不伤害彼此，也为了伤害彼此……
两具身体缓慢地动作，不时停下来，疑惑自己究竟在做什么。我为P.奉上与过去一样的喘息，并不指望能真正达到些什么。我从他体内缴获了我应得的尊重，惩罚他，也惩罚自己……
然后一切就结束了。我的记忆，我曾珍藏在想象与现实的抽屉中的一半，突然间意义尽失，变成了一捆过期的笔记。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感激地发现他已经不在了。我想我与之共眠的是一具尸体，我与它之间不再有什么剩下的东西，不再有痛楚，唯剩一点恶心，也很快就过去了……
感谢主办方，我们的会议是在里斯本外面举办的。我们谈论了过渡时期文化的改变、民族文化的式微、作家的角色，以及近来热门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到了周六下午，我们与主办方告别，回到里斯本。我与P.返程的时间相近，都在第二天早晨。我再次提议一起去上城吃饭，这次席间还有一些法国同事。
哪儿都没有安东尼奥的影子。只有一个卖玫瑰花的人，沿半明半暗的巷道走来，他穿着一件晚礼服，戴着一副白手套，油亮的黑发低低梳成马尾。他仿佛没有重量，在夜色下分开空气，与花篮一起飘然前行。P.给我买了一枝玫瑰。当时我深深地觉得，递给我花的卖花人好像是个残疾。
早晨，距离去机场还有几小时的时间，我告诉P.我要去散步。一开始他提出跟我一起去，后来突然改变了主意，说自己还是更愿意在酒店大堂坐一坐。
我朝罗西乌广场的方向走去，路面闪闪发光，这几天一直在刮的风，终于停了。我本来准备去买一盘法朵磁带留作纪念，却在人行道的咖啡座上看到了我一直在找的人。他一个人坐着，面前摆着一杯咖啡。看见我时，他微笑，招手，起身，亲了亲我的脸，我打消了买纪念品的念头，与他一起沿着自由大道慢慢走回我住的酒店，就像爱情片的大结局一样。
一路上，安东尼奥告诉我，他已经付清了房租，一切都很顺利，他母亲准备来看他，他父亲也给他打电话了，说来说去，大家到底还是一家人，他的兄弟刚有了孩子，准备请他做孩子的教父……安东尼奥这个故事的天主教式大团圆结局令我兴味索然。他也没有再提还钱的事。
“你会忘记我的，对吗？”他发现我没在听他的故事，突然甜甜地说。
烈日下，我注意到他大大的杏眼周围有两条细细的眼线，他的牙齿也因为吸烟而略显焦黄……我心中突然涌上一阵悔意，也许那是一种怜悯。我把脸贴在他的脸上，我们就这样脸贴脸地站了一会儿。在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再说的话了。
当安东尼奥与我拥抱着站在一起时，我突然看见P.就站在马路对面。看起来好像也看到了我们，但他马上转移了视线，假装什么也没看到。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在里斯本，生活似乎想讲一个什么故事，至于这个故事是好是坏，就轮不到我来置评了。我的过去从马路对面经过，正如从会自己讲故事的生活中路过，假装没有看到我。我思索生活何以选择里斯本把我们联系在一起，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是偶然的（对我与P.来说都是，对安东尼奥来说，谁知道呢，也许亦是）。从这个方面来看，生活真的有在努力超越作家。
我又想，我第一天在闷热的雾霾中所看见的那个满街是彩票的里斯本，也许就是真正的里斯本。平淡的不凡之处，在于它稳定可测。而生活是难以预料的，此刻的输家，也许是彼刻的赢家。在里斯本，我其实买到了一张彩票，虽然还不知道结果如何。
我还想到，安东尼奥这位业余创作者，将我们之间简单的床戏，处理成了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它是否算一个爱情故事，但至少其中不乏温柔与激情的意味。而与此同时，P.作为职业作家，却将我们伟大热烈、旷日持久的爱情故事，缩略成了一场可怜的、磕磕绊绊的床戏。当然，这里面也有我的错。
我熟知的P.疏远了。我一无所知的安东尼奥却突然离我很近。此外，我甚至觉得我们是一样的，难道我们不都是以风一般的速度抛着小球在街上兜售彩票的人吗？我们运用的技巧都是以假乱真，我们制造的东西都是在下一刻即将成为泡影的幻觉。唯一的区别是，安东尼奥更精于此道。这在我们探讨文学的语境中，也可以这样说：安东尼奥是一个更好的作家。他更用心，也更无惧风险。因此他获得了报偿。虽然很不幸，世事不公，我能获得的报偿，似乎总比他能获得的更优厚。我给了他我的车马费，而这是他应得的。因为他叙述的技巧，因为他弄假成真的功力。是的，安东尼奥是我的亲人，在迥异的表面之下，我们有着相同的内核：我们都是世界的弃儿。
“不，我不会忘记你……”我轻轻地说。
“你去哪儿了？”P.闷闷不乐地问，没有看着我。
从语气听来，我刚才的观察应该不错：他确实出现在了马路对面，确实看到了我们，还转过了头。这一刻，是我们见面后第一次显得亲密，这语气是他的第一个破绽。
“我去散步了呀……”这谎言是我对这份亲密的回馈，是我伸出的手，是一次和解的邀请。
“我们该走了……”他忿忿地说，仿佛要为刚才的破绽道歉。
P.在出租车内陷入沉默，而我则心不在焉地与过于健谈的司机搭着话。他用他客籍劳工口音的德语向我陈述了他关于工作与秩序至上的世界观，说如果没有繁殖得像兔子一样快的百万安哥拉黑人，如果没有吉卜赛人、罗马尼亚人、俄罗斯人、波兰人和南斯拉夫人这些一身好吃懒做臭毛病的东欧人渣，如果没有这些人跑来小偷小摸、大吃葡萄牙面包，本来，这里的生活是可以很宜人的……
在闷热、肮脏的出租车里，我想象着时空如何在这一刻凝聚，想象在这位司机大放厥词而P.坚持一言不发的同时，某中子星的碎片正向海王星飞奔，我在萨格勒布的母亲正在看墨西哥连续剧；也许就在这一秒，萨拉热窝的汉娜正冒着被狙击枪击中的危险过马路，柏林的卡斯米尔正在克罗伊茨贝格闲逛，张望香气浓郁的土耳其小店……
我突然想明白了，我在里斯本买的彩票，其实中了一个罕见的大奖：我一时间悟到，自己其实什么也没失去，因此也便无需悔恨，事物就像我们自身，总是存在于某处，一时分散，一时聚合，一切都于某处妥善地保存，一切也都于某处联系在一起……在这闷热、肮脏的出租车里，突然间，我的心里小声地奏起了一首生命的赞歌……
画面在我的脑中一帧帧闪现，突然间，我看见了安东尼奥裸露的背，背停滞片刻，仿佛在期待什么。我看到自己从后面向他走去，用舌尖轻舐左右肩胛骨上散发着珍珠光泽的两条伤疤。我看到自己用同情的唾液湿润着那两个直到最近为止，还长有翅膀的地方……
我和P.到机场后很快分开了，虽然距离他和我登机都还有一段时间。P.处在一种我非常熟悉的紧张状态，那是对出关和入关的神经性恐惧。他在某柜台前反复要求工作人员再次检查自己的葡萄牙签证，我默默走开了……
“签证还有效，而且您马上就要离开葡萄牙了，不是吗？”工作人员无助地重申着。
出关前，我再次回头，P.还在柜台前，焦虑地挥舞着自己的护照。从这个距离上，我第一次发现他老了，他的头发灰白了，脸上也因为内心的疯狂而印上了黑暗的色彩。
我没有挥手，即使挥手，他也不会注意到。再说文学聚会的机会以后还会有的，至少文学聚会这东西，人们还会办下去，我这样想着，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