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摆弄着一件毫无价值的纪念品，那是我们唯一的合照。照片左起（是左起吗？）第一个应该是黑眼睛的奴莎，然后是宽脸庞的多蒂，她的眼神总是很锐利，接着是伊凡娜，她的脸上带着如水的微笑，再是古铜色的阿尔玛，再是严谨、可靠的玎卡，最后是我，人们都说我有一张娃娃脸，有一具我丰满的祖先通过嗜权如命的基因传给我的身体。尼娜和汉娜不在照片里，那晚她们没有来……
我将另一张照片放在我们空白的合照边，这张照片我虽不了解，但总带在身边。它摄于本世纪之初，已经泛黄，它仿佛一盏守在模糊的玻璃窗后的灯，又好像一个神秘的手势，鼓励我去复原那张空白的合照。召唤回忆这类亲密的仪式，如果没有法器，是很难践行的，尤其当回忆只对回忆的持有者有意义的时候。
我们空白的合照是几年前一起吃饭时拍的，我想要记住那次晚餐。但也完全有可能，这张照片从来也没有被拍下来过，也许根本就是我的杜撰，也许那白色相纸上所投射的脸都是我的想象，也许我所记录下的一切，都从未发生过。
因为在我手中的，说到底，也不过是一张空白的相纸罢了……
“于是，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年轻人阿尔弗雷德被带进来，
他纤弱精致，淡蓝色的肩膀后扑扇着一对翅膀，
翅膀上，点缀着涟漪般玫瑰色的光，仿佛两只在天堂嬉戏的白鸽。”
——伊扎克·巴别尔
我们由奶酪舒芙蕾开始……
我们的第一道菜，奶酪舒芙蕾，是阿尔玛带来的。
“嗯……真棒呀……”多蒂响亮地咂了咂嘴。
“简直是神迹呐……”伊凡娜说。
“完全没有塌啊……”玎卡说。
“我做的总是塌……”奴莎说。
“噢，算了吧……你做的怎么总是塌……”阿尔玛说。
“你做的肯定也不会塌。”我说，伸手去拿第二块。
我真的是这样想的。因为奴莎这个人，是个完美主义者。有一回，她甚至为我们办了一次粉红晚餐。每样东西，从盘子、蜡烛到餐巾甚至所有食物，都是赤褐色调的。我到现在还记得，前菜有红鱼子酱和玫瑰虾，主菜是迷迭香和牛奶做的三文鱼，甜点是淡橘色焦糖布丁……最后还有珊瑚色的桃仁小糖球，每一颗都是奴莎自己搓的，还配了一支进口粉红葡萄酒。
诚然，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奴莎擅长轻食，玎卡则恰恰相反。去玎卡家吃饭是正儿八经的吃饭。玎卡会给我们上kulen，一种热香肠，还会上一种小号的香肠，我们戏称是kulen的小妹妹（出于姐妹情谊，我们特别喜欢这些小妹妹），玎卡会拿出她自己做的脆烤猪皮和手工香肠、火腿、胡椒白奶酪，还有重磅斯拉沃尼亚系的甜点，这种甜点深得甜点精髓，面粉放得很少，但加入了大量鸡蛋、核桃和罂粟籽。
每次去贝尔格莱德，伊凡娜都会带当地的特产乡村奶酪和kajmak[1]回来。我们就就着伊凡娜自己烤的热面包全吃完。
汉娜从萨拉热窝来看我们时，总会带一大盒眼花缭乱的土耳其甜品。汉娜的盒子里有baklava（千层酥）和玫瑰花瓣做的升级版baklava，有裹着糖浆蜂蜜柠檬汁的urmašice（土耳其油稞），还有将前述一切解构重组的kadaif，在酥脆的底坯上，铺满各种甜馅料，还裱上了甜甜的裱花。
阿尔玛是我们公推的面食女王，而我做的东西里最受姑娘们欢迎的，大概就只是色拉。
只有尼娜不喜欢做饭。她对生活不可缺少的烹饪丝毫不感兴趣。她自己吃得很少，很多东西不吃，就像一只猫。
我们还有一道大师级的甜品，多蒂偶尔会做，全世界独一无二，我们称为多蒂的篮子。首先要用面坯做出篮子（多蒂会直接用手捏，而不用模具），烤熟后静置一到两天，让它们休息。然后在篮子里填上特制巧克力酱，再在中心放上一颗红得发黑的酸樱桃。就是这颗樱桃，这颗跳动在酥脆面点篮和甜蜜巧克力之中的苦涩的心，总是令我们沉醉到发狂……
中年是一场与胆固醇的战役
我们的晚餐由奶酪舒芙蕾开始，过渡并停留在杏仁粒淋橘酱烤鸡上，最后以多蒂的篮子结束。用完甜点我们转移到玎卡的客厅中，一个个像半死不活的锦鲤般四下里瘫倒。
“女孩们，我们来摆牌阵吧？”阿尔玛懒洋洋地说。
谁也没有动一动。
“我们可以来反思一下，我们为什么越吃越多……”伊凡娜叹了口气说，语气中半带责备。
是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聚会越来越像胡吃海塞的饕餮大会。虽说越吃越多，但我们也确实在越来越频繁地节食。同时，我们都越来越热衷于探讨各种可能的节食法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可行性，但对实践它们却没有太大的兴趣。我们对一经获得，概不退换的脂肪细胞了若指掌，深知以大米为主的饮食、以香蕉牛奶为主的饮食、根据月相调节的饮食分别有什么好处，也明白只吃肉或只喝蔬果汁的危害。当然，我们中也不是每个人都对这个话题感兴趣。阿尔玛、尼娜和奴莎就对这些事一无所知，也许这是因为她们身上好像还都没有长什么脂肪细胞。
“女孩们，我觉得，我们都快到与胆固醇作战的年龄了……”
我们自称女孩，其实我们早都不是那个年纪了。多蒂说得没错，我们的确该认真考虑与胆固醇作战的事了。更直白地说就是：我们的确已届中年了。
中年的我们，每一天都在与日常的失调战斗，无论怎样努力，战役都愈演愈烈。我们的白天好像变短了……从隐喻层面上说，中年好像一艘漏水的船，我们忙于阻塞漏洞，谁也不去想这艘船有一天是要沉的。相反，我们都乐观地相信，我们通过努力不仅可以让船看起来焕然一新，而且能让它真的成为一条新船。我们的中年就像日常不断遭到的恐怖袭击，天天有一堆事等我们去处理：电视机又坏了，洗衣机又不转了，孩子马上要考试，丈夫坐骨神经痛，你自己要准备会议文稿，文稿的一半已被电脑侵吞，而你母亲要你带她去水疗……中年的我们还在告诉自己，一切尚能接受，虽然偶然会在这里看到一条皱纹，那里看到一条褶子，虽然上楼时喘气的声音比以前粗了一点，衣服的尺寸比以前大了一点，但还没大到加大，还没那么难为情，所以，一切尚能接受，还在可控范围。不要紧，虽然有点焦虑，有点不详的预感，虽然脸上有时也有恐惧像老鼠的影子一般滑过，但总体而言一切尚能接受，还在可控范围。没关系，虽然有各种东西要粘，要缝，要补，要擦，要修，要堵，要上光，要兼顾，但除此之外其他的一切，感谢上帝，多少可以说泰然无事……
“说真的，同学们，我们来摆牌阵吧，不然我要睡着了……”奴莎说，打起了哈欠。以前我们都没发现，原来奴莎也会一连打好几个哈欠。
我们曾是大学女孩
我们都曾在大学工作。玎卡、阿尔玛、多蒂和我就职于萨格勒布大学，伊凡娜来自贝尔格莱德一所文学学院，曾到美国去读了个硕士学位，汉娜在萨拉热窝教书，尼娜则是某省大专院校的老师。
我不记得我们的“姐妹社团”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了，也许是二十年前念研究生时。我们每两到三个月聚一次，有时聚得更勤。我们像青蛙蜕皮一样蜕下一切：密友、丈夫、情人、家庭生活、孩子。我们轻装上阵，卸下一切包袱，以自己最好的样子，出现在彼此面前。我们像洗桑拿一样享受那些夜晚，用自己蒸腾出的热量来温暖自己。我们说很多话，像生日派对上的孩子一样笑闹得满脸通红，我们串闲话，交换琐碎的事，零星的想法，聊电影、聊书、聊话剧、聊时尚。我们分享生活信息，所以我们的发型师、美容师、形体老师和裁缝都是同一批人……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定的对象，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我们的理想中的自己。但这个对象是不固定的，会像洗牌一样换来换去。一开始，多蒂最喜欢的是奴莎，因为奴莎与她恰为互补，尼娜似乎只跟阿尔玛交心，汉娜与尼娜的联系比较多，阿尔玛与伊凡娜跟玎卡比较要好，而我最喜欢的是伊凡娜……
我们之间唯独不聊政治。多蒂自己有一段由来已久的政治故事。阿尔玛对政治完全不关心。奴莎对旧帝国有一种朦胧的、因此也便十分美好的怀旧之情。这种怀旧之情的根源，也许是奴莎外公外婆的浪漫故事。他们在大革命后从俄国出逃，途径萨格勒布，决定留下。玎卡认为议政是傻子才做的事。事实上，我们所有人多多少少都认同这一点：像政治这样枯燥无趣的活动，当然肯定是傻子……和男人才会做的。
“快点啦，玎卡，把牌找出来，我们来摆牌阵吧……”阿尔玛说。
“摆牌阵干吗，反正我都已经知道了……”奴莎有点情绪地说。她心情不好倒不是因为生活，更多是因为吃多了。
我们走在地表之上十厘米处
在我们生活的小镇上，家宅都很小，天花板都很低；人们生死都在同一个家里，都像蝾螈一样，喜静不喜动；家家都把自家的历史，像廉价纪念品一样保存起来，也像清理廉价纪念品一样，为它们除尘，连过时的旗帜也不肯扔掉，因为谁也不知道，也许什么时候它们又会有用……我们生活周遭的人有着非常简单非常明确的基因信息：生存。在我们生活的小镇里，人们走起路来永远有点溜着墙根（看起东西来永远有点斜着眼睛，就像兔子一样），他们的脸颊永远警惕着，因为他们永远不知道耳光会从哪一个方向扇过来。在我们生活的小镇里，人们侍养仇恨就像侍养家中的假花（丑陋，积灰，常青）。在我们生活的小镇里，到处是阴暗的角落，生命如草芥，因而消耗得很快；恨意从不曾彻底消解，爱意则总是波澜不惊；这里的窗帘永远是拉上的（这样我们的邻居就无法偷看我们晚餐吃了什么），这里的窗帘同时又总是留着一条缝（这样我们就可以偷看到邻居的餐桌）。在我们生活的小镇上，生命不过是一份又一份的个人材料，而生命中的重大事件，不过是材料中的一个无足轻重的亮点。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走在地表之上十厘米处。在我们那里，这句话将两种人区分开来：当大部分人都努力脚踏实地的时候，我们则坚持为这十厘米的权利奋斗着。许多年里，文学对我们的这种脚不沾尘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后来我们则纷纷落回了地面。因为如你所知，所有妄图征服地心引力的人，都终究是要失败的。
“好吧，同学们，既然大家都不摆牌阵，那我就要回去了……”多蒂说。
我们摆了牌阵
我们之所以要摆牌阵，似乎也是出于对抗日常地心引力的目的。塔罗牌是一部关乎生活、生存障碍及最终奖励的童话，一本鲜艳的成人绘本，其乐趣并非源于同一个故事的反复重述，而是各种可能的大量组合。在这个意义上，塔罗牌也是一种文学，在这种文学中，文本的力量取决于解牌人的功力与聆听者的想象。
摆牌阵的惯例最先是玎卡兴起的（名字则是我们自己取的），我们都觉得延续下去挺不错。汉娜来萨格勒布玩时，还会带来一种新的维度：咖啡渣算命。汉娜还会看手相（不过我们觉得看手相是严肃的事，因此不拿它玩乐），她还懂一些东方的茶叶算命（我们很想试一试，但我们不喝茶），她还会撒豆算命（这个就比较有……偏方之嫌了）。
要说谁真的相信有灵异世界，那其实只有多蒂一人。但由于我们对这个话题都感兴趣，阿尔玛有段时间去看过精神分析师，奴莎参加过灵修，学过脉轮、曼陀罗，后来又都不玩了。至于伊凡娜，连圣诞老人她都归于灵异范畴，她觉得圣诞老人很有意思，这主要因为它总是给人们带去欢乐。
我们觉得星座比较俗，所以我们不聊星座。
有一段时间我曾迷恋过俄罗斯先锋派作家多伊夫伯·列文。这个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像他的很多同代人一样被时代吞没了，他的小说《忒奥克里托斯历险记》也失传了。列文同代人中活下来的人都能证实这本书的存在。所以，我在疯迷列文的那段时间里，曾游说我的这些女同学们去研究研究招魂术，理由是这对我的学术论文有好处。
“想一想，如果我们能与曼德尔施塔姆、皮利尼亚克、布尔加科夫这些人取得联系，将会学到多少！？”
结果令我大失所望，姑娘们都充满厌恶地驳回了这一提议，好像我要她们去研究的不是招魂，而是haruspication，一种用刚屠宰的动物身上取来的新鲜肝脏进行占卜的方法。
只有对塔罗牌，我们是一致、全心拥护的，就连新纪元运动光临我镇这样闭塞的小地方时所带来的一些新式灵异占卜法，也没能撼动它的位置。
在我们之中，摆牌阵的人永远是玎卡，阿尔玛会帮她一起解牌，我们其他人只负责听。玎卡的牌阵永远是凯尔特式的。连她给我们每人发的宫廷卡，几年来都从未变过。唯一改变的是我们向命运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对摆牌阵的热情。
一开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摆牌阵很有热情，当时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有很多，关于爱情，关于生命，关于死亡，或者诚实地说，就只是关于爱情。后来有过一段时期，我们的问题转向了是否能拿到博士学位（看看我博士能不能顺利毕业！）再后来，问题开始涉及家庭生活、孩子及现实性问题……此后又有一段时间，突然间我们都没有了问题，那是一段想象力匮乏的时期，可能我们匮乏的是恐惧，谁知道呢，但是为了牌阵能继续摆下去，我们就杜撰一些问题出来。只有伊凡娜永远在问同一个问题——她能不能有孩子——由于她总是诚心在问，我们也都试图保持各自的热情。多蒂也有一个长期在问的问题——她能不能拿到护照——后来，不知是纸牌还是当局屈服了，她拿到了护照。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潦草。玎卡不再用心解牌了。摆牌的目的不再是算命，而仅仅成了娱乐。当权杖牌出现时，她会说：“纸牌说得很明白了。你们很快都会有艳遇了……”
这都是因为那个阶段……那个与胆固醇作战的阶段。在那以前，我们对现实充满期待，总是很容易就能把纸牌上的图案、色彩与符号与现实联系在一起。而现在，那个现实已经干涸了，也许它从来就是干涸的，只不过现在的我们已经丧失了为它注入水分的想象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知道了生活的套路，它总是给出最廉价的解决方案，而我们自己也已无力再用内心的光和热去照亮纸牌上的图片与文字。除此，我们也更喜欢去相信表面之下的意味，从黑暗的、逆向的角度去解牌，而不再相信它光明的一面了……
“咚咚咚！”“谁呀？”
“天堂来的天使！”
“怎么说？我们是摆牌阵呢，还是回家……？”阿尔玛最后拍板问道。
“我们先算谁？”玎卡机械地问，拿起纸牌。
“我没什么好问的，结果总是一样……”奴莎推却说。
就在玎卡洗完牌，正在切牌的瞬间，突然停电了。
“见鬼！……”玎卡生气地说。
“不会又限制用电了吧？”伊凡娜低声说。
玎卡找出蜡烛点燃，回到牌垛前。她重新将牌洗过。
“那么，谁第一个来？”
“我来……”伊凡娜提议。
这时候，就在玎卡将牌垛切成两半，将上一半与下一半对调时，房间里突然刮起一阵穿堂风，吹走了她手里的牌。纸牌在房间里飞舞。
“真是活见鬼……！”玎卡尖叫道。
然后整个房间都沐浴在了一种仙境般的蓝光里。
“耶——稣——啊！”多蒂喊道，打了个喷嚏。
一个美貌的年轻人站在门口。
看到他，我们都忘了呼吸。从我的眼角看出去，我发现我们所有人，就像士兵一样，整齐划一地在同一时刻做了一些小动作，这些小动作暴露了我们即时当下不自知的一些心理活动。奴莎微微眯起了自己美丽的黑眼睛，阿尔玛的脸上露出迷人的微笑，多蒂捋了捋头发，伊凡娜直起肩膀，我收起肚子，玎卡双唇微启地看着年轻人。
“你是谁？”她结结巴巴地问。
年轻人颤抖了一下。
“你怎么进来的？”玎卡气都喘不过来了。
“呃……从门……”对方用沉静的男高音喃喃地说，听起来十分诱人。
“你从哪里来？”
年轻人指着天花板。
“从伊凡切斯家来的？”
年轻人摇摇头。
“从图尔科维奇家来的？”
年轻人使劲摇摇头。
“楼上没有别的人家了……”玎卡转向我们说。
“茨尼达尔西奇……”年轻人喃喃说道，又指了指天花板。
“这个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阿尔玛说，突然忍俊不禁地笑起来。
年轻人点点头，甜甜地笑了。
此时，多蒂又响亮地打了个喷嚏。
“还真是啊？”奴莎不以为然。
我们被访客捉弄了
我们问出了访客的名字，阿尔弗雷德。他是个天使，原本下界是为了阻止一场车祸的，有位波兹卡·茨尼达尔西奇要在马克西米尔路上开车撞上一辆卡车。任务失败了，但马克西米尔路就在不远的拐角处，意外发生后他在绝望之余看见某窗后面还亮着灯，那是街上唯一一盏灯，突然他决定来看看，所以就来了……
虽然故事过于魔幻，但我们的访客毕竟是个美貌的年轻人，有着栗色的小卷发，大大的杏仁眼，丰满的嘴唇，唇色如新鲜树莓般鲜艳欲滴。他穿着一件淡蓝的T恤，及膝的短裤，蓝色的跑鞋，兜里塞着他的手套，膝肘上都绑着皮护具，手里还突兀地拿着……一块滑板。乍一看他与同龄人类没有什么区别，似乎就是一个普通的青年，半夜出来在空旷的镇广场上练滑板。唯一不同的是他的胸口别的徽章。一块是南斯拉夫国徽，一块是铁托像，一块是南斯拉夫国旗，还有一块是锤子和镰刀。这种徽章现在连党代表出席庆功会或纪念会这样正式的场合时都不戴了。
“嗯……所以你是一个天使？”玎卡说完，闭口不言，好像再也找不出话来问了。
年轻人礼貌地点点头。
“那你的翅膀呢？”奴莎揶揄地问。我们都看着她，都对她的口吻有些意见。
“在玄关……”年轻人的回答很简洁。他消失片刻，回来时，手里提着一个小包，看起来像一把便宜的折叠伞。年轻人撑开翅膀，翅膀白得耀眼，轻若无物，也许帝王孔雀的尾羽与它不无相似之处，但也只能描摹其万一。
“你有翅膀为什么还要滑板？”奴莎依然不服气，继续用揶揄的口气问。
“啊——嚏！”多蒂又打了个喷嚏。
年轻人收起翅膀，放回玄关。
显然，多蒂也想加入对话。她谨慎小心地从衬衣里拖出一条链子，链子上有一枚小小的十字架。她又捋了捋头发，要年轻人尝尝她的巧克力篮子。
“别审问啦！这个年轻人肯定饿了……来……随便吃一点吧……”
年轻人似乎没有注意到多蒂露出来的小十字架，倒是被小篮子吸引过去了。
“嗯……阿尔弗雷德从来……从来没下过天界……”年轻人喃喃地、满足地说，伸手又去拿第二个篮子。
“他是天使才怪呢！你看他的吃相……”玎卡悄悄对阿尔玛说。此时，年轻人已经在伸手拿第五个篮子。
“你为什么总是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奴莎又插进来问。
“阿尔弗雷德不知道……什么叫第三人称……”年轻人谦逊地回答，拿起了第七个篮子。
“那你至少知道你T恤上的徽章是什么意思吧？”奴莎像警方的调查员一样逼问着。
“阿尔弗雷德有备而来……”年轻人说。
“这个人在捉弄我们……”玎卡悄悄对阿尔玛说。
“也可能他就是……傻……”阿尔玛悄悄对玎卡说。
阿尔弗雷德不是冒牌货
与此同时，我们似乎都在搜肠刮肚地回忆我们关于天使的一般印象。但我们的阿尔弗雷德实在与扬·范艾克、梅姆林、波蒂西尼、多雷、佩鲁吉诺、勃鲁盖尔、布雷克、达·芬奇、拉斐尔、丢勒所画的天使大相径庭……除了一对不无可疑的翅膀外，阿尔弗雷德没有任何可以拿来证明自己是天使的东西。
“那你能站在针尖上吗[2]？”奴莎又突然发难。这一次我们都点头赞许，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阿尔弗雷德不是冒牌货……”年轻人平静地回答。
伊凡娜决定亲自验证一下，她走去厨房，拿来一罐面粉，将面粉倒在地上。
“来，”她不由分说地说，“走上去……”
“什么……？”
“走到面粉上去……”
阿尔弗雷德走了一步，两步……
“看！真的没有脚印！”伊凡娜尖叫道。“这就是证据。他果然不是人，所以不会留下痕迹。”她得意地说。
“嗯……但如果他能给我们看点神迹，变个戏法什么的，就更好了……”阿尔玛轻声说，依然心存疑窦。
天使不会用
于是，阿尔玛准备自己来仲裁天使的真假，她严厉地问道：“你有肚脐眼吗？”
“肚脐眼……？”
阿尔弗雷德撩起T恤，扯下裤腰。他没有肚脐眼，但是，由于裤腰也被扯了下来，他的小分身也就裸露在了空气中。
“哦——！”我们异口同声地惊叹道。多蒂又打了个喷嚏。我们都凑了上去，着魔似的凝视着阿尔弗雷德的分身。这可能是他身上最不似人间的东西了。自不必说，我们这些地球人自然谁都不曾见过这样的：它像一支玉杵，搁在散发着珍珠光泽的绒毛里，像蜂鸟一样微微震动着，散发着神奇的蓝光。
“我的……天呐……”阿尔玛失神地说。
“阿尔弗雷德有时候自己也很惊讶……”阿尔弗雷德低头看着下面说。
“那你知道这个怎么……用吗？”玎卡问。
“阿尔弗雷德不知道……这个怎么用……”阿尔弗雷德说，穿上了裤子。
我们都入定一般地站着，突然都感到精疲力竭，也许这种精疲力竭源自于一种失落感，虽然我们也都说不出究竟丢了什么。如果不是阿尔弗雷德突然看到了纸牌，谁也不知道我们还要这样站多久。“阿尔弗雷德会摆牌阵。”阿尔弗雷德甜甜地说。
天使摆牌阵
阿尔弗雷德捡起纸牌洗了洗，然后，不像玎卡平时那样把牌摆在地上，阿尔弗雷德将牌往空中一丢，纸牌一张张地自己排起队来。
“啊——！”我们都大声惊呼。
卡片在空中直立着，好像被粘在了一块竖直放置到玻璃板上，或是一张看不见的幕布上。我们眼看着纸牌变得透明，两面透光，好像一整块蔚为壮观的钢化玻璃窗。阿尔弗雷德调整着塔罗牌的位置，仿佛他的手里有一只看不见的鼠标。
“嗯……嗯嗯……嗯……”阿尔弗雷德喃喃自语。
“怎么样？牌怎么说……？”我们都紧张得不敢出声。
阿尔弗雷德并不理会我们，继续看着悬在空中的纸牌，顾自说着什么，时而叹息，时而啜泣，时而像土著人般咂巴着嘴。他仿佛一下子碾碎了数千只签饼，现在要把里面的签条拿出来读一样，开始向周遭抛洒语词。
他制造的声场仿佛一场催眠。我们感到自己一下子听到了人间所有的声音，丛林的声音，沙漠的声音，海洋的声音，星辰的声音。由于所有的声音都混在了一起，能够分辨出来的就只有只言片语。这些只言片语中，有世界文学经典中的名句（其中有很多本身就很像是签饼里开出来的签语），也有《圣经》这类典籍中的句子（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也有先知、佛家、道家的箴言。阿尔弗雷德引用犹太教的《塔木德》与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又加入一些新纪元运动关于生命真谛的名言。社会主义口号（不劳动者不得食）里混着西藏神秘咒语。当我们在这无始无终的经文的洪流中，突然听到漆黑的通道中亮起闪闪的五角星，我们终于醒悟到阿尔弗雷德说的有备而来是怎么回事……
阿尔弗雷德对我们下了咒语。我们失去对时间的感觉，被他天使的呢喃攫住了心神。阿尔弗雷德像魔术师从礼帽中变出丝绸手帕一样源源不断地变出语词，像暗黑说唱乐手般掌握着每一句话的节奏，不时穿插猴子、飞禽、海豚等动物的声音……
“……有耳之人且听，是非无常，左右无定，无耳者无明，如猪狗、巫蛊、淫媒、凶手、鹰犬，不见居高者落魄，仰首者问鼎。故汝之所见，当悉数录下，防假变作真，真变作假，伟大反为渺小，渺小反成伟大，有耳之人且听，须防以丑为美、以美为丑之行，待他日，龙吟虎啸，尸骨还魂，父辈索债……他们都来采樱桃，他们不把我来叫，独自一人多寂寥，独自一人多渺小……”
“姑娘们，他在背约万·约万诺维奇·兹马伊！”多蒂打断了阿尔弗雷德的吟诵。她说的没错，那最后四联的确是兹马伊的《采樱桃的人》。这位天使竟在萨格勒布市中心援引一首塞尔维亚儿歌，多蒂简直忍无可忍。
阿尔弗雷德难为情地脸红了，纸牌消失在空中，又整整齐齐地在玎卡脚边堆成了一垛。
“你看你呀！你干吗打断他！他本来一直都在努力传达给我们信息……”伊凡娜喊道，几乎要哭了。
“可是他已经啰嗦很久了啊。”奴莎不满地说。
“上帝，你们怎么突然都变得这么蠢了？他引用兹马伊又有什么呢？你们难道看不出他一直在传达对我们大家都很重要的事吗……”伊凡娜怒火中烧地说。
我们从没见过伊凡娜的情绪如此激动。她的泪水已经盈满了眼眶。
“他不是偶然来的！他不是无缘无故就从天上掉下来的呀……”她说。
“好，可能我们真的做了蠢事吧。”多蒂以重归于好的语气说，接着像母鸡啄米一样，迅速吻了吻胸前的十字架。
阿尔弗雷德选了伊凡娜
就在这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虽然整个晚上其实都很意想不到。阿尔弗雷德走到伊凡娜跟前，将自己的额头温柔地贴在她的额头上，好像要在上面盖一个天使的图章。他一边如此，一边用双手捧住伊凡娜的脸，闭上眼睛，好像在读取她的意识，他又缓缓地用自己的额头轻擦伊凡娜的额头，从右往左，从左往右。伊凡娜也闭上自己的眼睛。两人温柔相对，俯仰摇摆。我们看着他们，都忘了合上嘴巴，两人看起来俨然在跳某种不属于人间的舞。我们都嫉妒伊凡娜。多蒂红着脸低下了头，玎卡不敢直视，阿尔玛咬着指甲，奴莎勉强地保持着她标志性的脆弱的微笑。
阿尔弗雷德又发出他解牌时那种含混的呢喃，听来叫人脸红心跳。
“嗯……”阿尔弗雷德低吟着。
接着，他贴着的额头慢慢离开伊凡娜，他的双眼直视着伊凡娜的双眼。伊凡娜笑了，笑容如水般洋溢开去。她甚至动了动身子，好像出于感激行了个屈膝礼。
“现在，阿尔弗雷德得走了……”阿尔弗雷德认真地说。
“可你才刚来呀……！”多蒂真的气坏了。
阿尔弗雷德要走时，我和大家一样，也感到一阵难过。然后我突然想到在来玎卡家的路上，我正好去取了送修的相机，就提议大家合影留念。我们让阿尔弗雷德坐在当中，奴莎、多蒂、伊凡娜、阿尔玛、玎卡花团锦簇地站在周围……我把相机调到自动对焦，按下拍摄键，也加入到照片里。相机发出滋滋声，咔嚓一声，闪光灯亮起，阿尔弗雷德点点头，又说：“现在，阿尔弗雷德得走了……”
我们站在那里，像酒店员工欢送贵宾一样，满面笑容地送着阿尔弗雷德。
“嘿，别忘了你的翅膀……！”多蒂说。
然后，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阿尔弗雷德从翅膀上扯下几根羽毛。
“阿尔弗雷德谢谢大家……”他甜甜地说，微微俯首，给每人发了一根羽毛。奴莎有，伊凡娜有，阿尔玛有，玎卡有，多蒂也有。大家拿到羽毛后，也都纷纷微微鞠躬。
然后，阿尔弗雷德举起一根手指，像指挥家举起了指挥棒，突然间，我们都飘了起来，离地足有一尺，头几乎碰到了天花板。
“耶稣基督……”多蒂轻声惊叹。
阿尔弗雷德迷人地耸了耸肩，好像道歉似的说：“小公寓，天花板低……”
“是你要看戏法的，现在看到了吧……”玎卡抱怨说。
“只要他别忘了把我们放下就行……”多蒂轻声说，紧紧握着她的十字架。
“我倒挺喜欢待在空中……”阿尔玛说。
“这是不是说明你更轻了……？”奴莎问，必须承认，这也是我的第一个想法。
伊凡娜凝视着天花板，仿佛已经来到了第七层天堂。
然后阿尔弗雷德把我们轻轻地放下，微微一笑，戴上手套，举起手，在头上挥了挥……就消失了！一切发生得这么快，仿佛《星际迷航》（人物只要说一声转移我或者传送就会突然消失），我们连惊讶都来不及。阿尔弗雷德走后，星尘还在空中飘了一会儿。我们屏住呼吸。似乎直到这一刻我们才真正相信，刚才来的那位确实是天使……
当最后一粒星尘消失不见时，我们都同时打了个哈欠。看到彼此张大嘴巴的样子，我们都笑了。然后阿尔玛看了看表，说她得回家了，伊凡娜已经拿起了包，奴莎正在门口穿鞋，多蒂的手已经抓在了门把上。
“嘿，你们急什么……”
然而我话未说完，女孩们都已在忙着离开了，玎卡也没有要留我们的意思。我们几乎像阿尔弗雷德消失时一样迅速地散了。在发生了这么多事以后，此时的现象才是最古怪的。我们竟都没有留下来聊一聊发生了什么……
一支轻若遗忘的羽毛
玎卡关灯睡觉前，突然在桌上看见一支奇怪的白羽毛。她微笑着，好像那是一只萤火虫，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手心，带到卧室，又小心翼翼放在床头柜上。黑暗中，羽毛好像在发光，她想着羽毛居然会发光，觉得很有趣，就睡着了。
奴莎回到家，直接走到儿童房。她轻轻推开一扇门，又吱呀一声推开另一扇门……儿子们都睡着，睡得舒展而深沉。空气中弥漫着雄性幼兽健康的气息。
奴莎走上露台。她嗅了嗅温暖的空气，在夜色下俯视自己的这片产业。谁也别想夺走这一切，她突然这样想，继而因为自己竟然这样想而打了个冷战……
奴莎进屋拿烟。她回到露台，点起一支烟，在烟盒的塑料外包里看到一支小小的羽毛，卡在盒子和包装中间。她将羽毛拿出来，伸直纤细的长手臂，细细地看它。在墨绿色的夜里，羽毛似乎在散发一种不属于人间的光泽。
“好奇怪啊……”奴莎自言自语，又将羽毛插回到塑料外包与烟盒之间，就上床睡觉去了。
伊凡娜回到家，手里拿着一支小小的羽毛，发现丈夫穿着睡衣睡裤，坐在桌前，丝毫没有注意到通往露台的敞开的门里，不时有飞蛾像风一样扑进来。他在看电视，读报纸，吃三明治。
“怎么样？”他问，眼睛不离开报纸。
“老样子，好玩。”伊凡娜说。
丈夫一边嚼着三明治，一边望向电视。
“你要我烧点东西给你吃吗？”她问。
“不用，谢谢。”他说，又把目光收回报纸。
伊凡娜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杯矿泉水。
“你要一点吗？”
“什么？”
“水。”
“不用，谢谢。”丈夫说。
伊凡娜端着杯子走回来，在桌前坐下。通往露台的门敞开着，蛾子疯了一样满屋子乱飞。丈夫在读报。伊凡娜伸出手，用羽毛挠了挠丈夫的鼻子。
“嘿！”丈夫恼了，挥挥手，好像在赶一只苍蝇。
伊凡娜定定地看着丈夫，然后——连她自己也不知为什么——突然把羽毛塞进嘴里，用舌头把它卷了起来，像一只蜗牛。羽毛的尾端从她的唇间露出来，闪着荧光……
她的丈夫惊恐万状地瞥了伊凡娜一眼，用手捂住嘴巴，冲进卫生间。与此同时，伊凡娜平静地端起水杯，以不同寻常的优雅，缓缓将杯中的水喝尽。
阿尔玛回到家时，她的丈夫已经睡着了。阿尔玛坐下来，看到了报纸，翻开的刹那打了个喷嚏。她伸手到包里拿纸巾，带出一支神奇的羽毛。阿尔玛先擦了擦鼻子，再捡起羽毛，奇怪它怎么会落进自己的包里。
接着，阿尔玛带着羽毛脱衣上了床。月光从敞开的窗户照进来，丈夫温暖的身体在身边沉静地呼吸着。阿尔玛拿着羽毛，在丈夫身上勾勒着，满意地发现它依然年轻，依然光滑，她拿羽毛在他的乳晕上打圈，在乳头上轻轻地挠着，接着又向肚脐眼划去，又一直向下……在那里，丈夫的分身已经非常配合地迫不及待起来……
多蒂到家时已经非常晚了，但她还不困。母亲睡在客厅里，丈夫睡一间房，女儿睡一间房，于是多蒂走进卫生间，那是家里唯一她不会打扰到别人的地方……
她在马桶上坐下，正不知在想些什么时，丈夫冲了进来。他看见多蒂坐在马桶上，手里把玩着一小支奇怪的羽毛。在卫生间昏暗的照明中，多蒂看到自己的丈夫——一个昏沉沉、汗津津的男人，穿着一件汗衫，一条短裤。这次照面仿佛一次新发现，仿佛对整个神经系统的冲击，仿佛直到多年以后的此刻，他们两人才第一次相见。多蒂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笑出了眼泪。她在马桶上坐了很久，手里拿着羽毛，几乎要笑到噎住……
我傍晚到家，偶尔想起去窗台给花浇水……突然一种强烈不可抑制的绝望剧痛般贯穿我的全身。我和衣躺下，拉过床罩盖上，看着窗台上花草的轮廓，像一只石化了的蝙蝠一般，一动不动地睡着了。我梦见自己不想醒来。
早晨我给她们一一去电
早晨，阿尔玛在床边的地板上找到一支漂亮的小羽毛。她把它捡起来，一边奇怪它是从哪儿来的，一边将它放进了一口乌木盒里。
早晨，奴莎在烟盒外包里意外发现一支羽毛。她将它卷起来，放进胸前的项坠里。
喝咖啡时，多蒂突然注意到冰箱上面，母亲插的一瓶孔雀翎里面，混着一支可爱的白羽毛。她拿下羽毛，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掀起墙上的木十字架，将羽毛粘在了后面的墙上。
“这样就好多啦。”她满意地说。
早晨，玎卡在床头柜上意外发现一支白羽毛。她拿起来，放进她最近出版的《隐喻史》中，插在104页与105页之间。
醒来后，伊凡娜感到渴极了。半睡半醒间，她走到冰箱前，拿出一升装牛奶一饮而尽。她没有注意到丈夫正要出门上班。后者见妻子睡眼惺忪地喝下了整整一盒牛奶，吓得脸色惨白，走时摔上了门。
早晨，我给她们一一去电。她们都不记得天使的事了。
“吃一点维生素B6，多喝橙汁。可以解宿醉。”阿尔玛建议。
接着我出门去最近的照相馆冲照片。路上，我买了一份报纸。回到家后翻看后，果然看到一个叫B. Ž的人，在马克西米尔路上开车与卡车相撞，享年三十一岁。我们访客所说的波兹卡·茨尼达尔西奇并非子虚乌有。而B. Ž与自己的守护天使，也真的没有缘分。这么说，阿尔弗雷德是交通警察了，他就是通俗画里那些最平凡的守护天使，总是追着开车马虎、不会游泳却偏要下水、自寻短见、走路不看路的糊涂蛋。
我冲到电话前，想告诉大家我发现了B. Ž的事，但决定还是不必了。然后我又想到可以打电话给尼娜和汉娜，告诉她们昨晚的事。最后却只是采纳了阿尔玛的建议，拿了一片维生素B6，用一杯橙汁送了下去……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何以前一夜我们匆忙分开而没有就我们的访客做出讨论。因为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大家把一切都忘了。天使消失的刹那，就抹去了他来过的痕迹。然而我也在那里，我也亲眼看见了他！天使为何不用他遗忘的羽毛也碰一碰我，这依然是个迷。
年轻人微笑着，举起戴着黄手套的手，在头上挥了挥，突然消失了。保安嗅了嗅空气。空气中有烧焦的羽毛的气味。
——丹尼尔·哈尔姆斯，《令看守惊讶的年轻人》
我认识一个贝尔格莱德心理学家，战争伊始，因为觉得时局百态令人作呕，忍无可忍之下带着丈夫和孩子一起离开贝尔格莱德移民了。在欧洲兜了一圈后，她去了美国，停在了缅因州一个森林环抱的小镇上，在那里的精神诊疗所找了份工作。这个人流亡期间带的东西很少，但就在这不多的一些东西里，却有一本据说是出于职业需要而保存了多年的日记，日记里记的是她的梦。
如今，在冰天雪地的缅因州，在这个她说要度完余生的地方，她读自己的日记。她说，每天与真正的精神病相对，这反而令她感到安慰。
“我发现自己其实多年来一直在梦到战乱，以前还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种梦。我梦到过的事情全都发生了。”她告诉我。
所以究竟是她梦见了战乱，而后战争才发生，还是战争已在未来发生，而后她才梦见了战乱呢？
有些人很喜欢做梦，他们做起梦来都不是做自己的梦，而是代表大家做梦。人们会不会集体做梦呢？“会的，”人们说，“这就是我们做了整整一千年的梦。我们的梦想实现了。”也许他们就是大家公认的解梦人，只有他有办法向人们显示他们做了一千年的梦究竟是什么。但实际上，梦与现实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呢？
也许梦与现实之间并不存在边界，也许两个世界都是真实的，唯一的不同是，梦中的现实要更魅惑，更危险，因为它更真实，而这又恰恰因为它尚未实现？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在他的Res Gestae中，写到一个叫马尔居利亚斯的人，据说他被叫作司梦，专门到处打探、审问、偷听大家都做了什么梦——然后告诉皇帝。许多人因此丧命。司梦的消息传开了：谁也不肯承认自己睡过觉，更别说做过梦了。聪明人都后悔自己没能生在阿特拉斯山下，传说在那里，人们从来不做梦。
司掌战争的人，司掌梦的人……解梦、算命与占卜的魅力，并不在梦的文本本身，而在于对文本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文本，即使是一份奶酪舒芙蕾的制作方法，都可以被当作一种现在对未来的预言，并在未来成为对既成事实的预言。占卜师与领导人、帝王与密探、政客与精神分析师都深明此理，故此，这些人之间其实是有很密切的联系的。
阿尔弗雷德却不在此列。后来我才醒悟到，他对塔罗牌的解读，并不在他说出的文本内容里，而在他呈现文本的方式中。他夜访后不久，周遭一切都陷入了喧嚣（一如他解牌时那番名言与俗谚的大杂烩！），变成了一场词不达意的声音与怒火。
我们那个有访客降临的聚会，其实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聚会，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那以后，梦中的现实在我们眼前缓缓拉开序幕。
在此我不想再用语言重述这场可怕的现实，不想再重现它局部的世界末日的样子，亦无意再用现实的画面对阿尔弗雷德签饼中的签语做出什么证明。我所说的这番现实，迄今依然在有据可循。一个人去南欧看看解体后的国家，或看看1991年至1995的电视节目、报纸与照片，自会明白。
我说那个现实迄今依然有据可循，是因为很快它也会被青草覆盖。瓦砾上会盖起新屋，一切死的都会被新的掩埋，很快消失为一个梦、一个故事、一个占卜师的预言。存在与梦境之间将再次建起严格的边界。诚然，会有过来人，会有目击者，他们不会承认这样的边界，他们用自己噩梦中的经历来证明事情真的发生过，但没有人会再听他们说的话，然后久而久之，这些人也会被青草覆盖。
战争开始之前，我曾梦过一个至今还记得的梦。我在萨格勒布的家里，门铃响了。我打开门，人像河水般流进来：女人、孩子、男人、老人……他们进来时默不作声地进来，各自在四下里安顿好，有的睡在我床上，有的坐在书桌前，有的走进厨房，有的打开冰箱，有的在我的浴室里洗澡，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说话的人……天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少人，又是怎么挤进我这么小的公寓中的。这是我家！我喊道，你们怎么敢就这样进来，我抗议道，我要打电话给警察了，我威胁道。大家都不来注意我。我好像是透明的，他们听不到我的声音。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过相似的人流，再后来我流浪世界时，也遇见过与梦中相同或相似的人。这也就是说我已经不在萨格勒布的家里住了。我在萨格勒布的家也不再是我的家了。如今我所有的东西就只剩下一个行李箱了……
我说我所有的东西就只剩下一个行李箱了，并不是对流亡的隐喻。我真的只有一个行李箱，它是我唯一真正拥有的东西。就连护照上积累的印戳都不足以说服我这些旅行是真实的。是的，箱子是我唯一的锚点。其他一切都是梦，或者，也许连我也是一个梦，我是别人梦出来的。不管是不是，都不重要了。我的行李箱里装着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包括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和一张过曝的空白照片。
那是我们唯一的合照。照片上一片空白。照片左起（是左起吗？）第一个应该是黑眼睛的奴莎，然后是宽脸庞的多蒂，她的眼神总是很锐利，接着是伊凡娜，她的脸上带着如水的微笑，再是古铜色的阿尔玛，再是严谨、可靠的玎卡，最后是我，人们都说我有一张娃娃脸，有一具我丰满的祖先通过嗜权如命的基因传给我的身体。尼娜和汉娜不在照片里，那天晚上她们没有来……
我将另一张泛黄的照片放在我们空白的照片边上。这张摄于本世纪之初的老照片仿佛一盏守在模糊窗玻璃之后的灯，又好像一个神秘的手势，鼓励我去复原那张空白的合照……
此时我想到，真是不可思议啊，在这么多年的交往后，我对她们的了解，竟然这样少……经过一番努力，我在相纸上描绘出她们的样子，奴莎的脸只是一片糊涂，旁边的只是一个姿势，再边上只是一个脸的轮廓，第四个位置只是笑容，第五人有着整具身体，但已与我记忆中的截然不同……
空气中有烧焦的羽毛的气味……
奴莎，权杖女王
1990年，当山雨欲来，但还没有多少人觉得可能演变为战争时，奴莎曾说过一句当时听来不切实际的话：“我觉得每一家都应该出一个人去保卫祖国。”
1991年秋，第一批被送上前线的人中，就有她十八岁的儿子。
我们第一次去奴莎家时，那孩子才刚出生……
可爱的奴莎……奴莎是我们中最漂亮也最有女人味的，在这方面谁也比不上她。她高挑，骨骼精致，非常苗条，举手沉静，投足轻盈。她有白皙的皮肤和乌黑的眼珠，面容上总是染着一层淡淡的轻愁。微笑就踟蹰在她唇边，随时准备模模糊糊地浮现出来。这表情看起来，好像她正要去揶揄谁，又像是她自己刚刚受了唐突。
很长一段时间里，奴莎身上都带着婴儿与婴儿皂的香味。第一个后她又有了第二个儿子。
奴莎搬新家时我们也都去了。房子在山上，露台俯瞰一片绿坡。整个山坡都是奴莎的。山脚下有一棵刚种下的小树，看得我们有些感动。它似乎在英勇保卫着奴莎，不让她受恶灵的侵蚀，似乎在祝愿她一生和谐美满，并写完关于俄国符号主义的博士生论文。因为有了小树的加持，那天我们没有摆牌阵。
奴莎通过关系把儿子从前线调回来送进一所大学。然而，他很快就自己回到前线去了。人们说这是对战争上了瘾。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叫人成瘾……据说她的父母先后死了。丈夫也越来越不肯回家。白皙的奴莎脸色越来越黑。
那片绿坡简直变成了树林。一开始，奴莎还会听取一位景观园艺师的建议。世界上有景观园艺师这个职业我们还是从她那里知道的。但现在，据说奴莎沉迷于种树，经常把树种拖回家种起来。她知道什么树长得最快，于是就只种那些树。人们还说，奴莎已经把树种到了露台边……
顺便说一句，我打听过了：世上长得最快的树是白桦。
阿尔玛，星币女王
阿尔玛经常翻到好牌。可能因为阿尔玛对待人生也是如此，所有人生大事对她来说都是竞技游戏，她要做的就是赢，就是保持领先。
新时代降临伊始，她准备指认父亲，一个已故的旧党将军，为杀人凶手，好像已经感觉到正确的一方很快就会变成错误的一方，而错误的一方很快就要变得正确了。
“他不是凶手又是什么？”她带着坚定的信念这样说，得以独善其身。
有一回，我在柏林买了一份克罗地亚报纸，看到她的名字。报上有一个请愿书，倡议归还居民购买国有住房的权利。我知道她不会轻易就放弃市中心的那套将军府。再说她凭什么放弃？阿尔玛很清楚，革命从来不是为了正义而发生的，革命的发生是为了房子，为了效益，为了地皮，为了领土……父亲获得那套海边的房子，是因为效忠了某个理想；在新的历史时期，还会有新的杀人凶手，以忠于新的理想之名，搬进那套房子。
“男人不懂怜悯……”有一回她说。
其实她心里知道，没有人懂得怜悯，因此她严阵以待。她申领了两本护照，在家附近的街区又买了一套房子，从西城搬到更安全、更欧化的城区。她把儿子远远送到另一个欧洲国家，好让他没有被禁足的后顾之忧。她把一切都安排好，不给偶发事件留下任何余地。就好像她是我们中唯一明白自己在与虎同眠的人……
诚然，她对许多事也不无厌恶。她的邻居出门度假，有前线归来的克罗地亚士兵携家带眷占住进来，邻居回来后只能流落街头。这件事叫她义愤填膺，久久不能平息。搬进来的那户人，那群新的革命者，连衣服都不让邻居回去拿，更不用说别的东西。动物性是人类的第一天性，其余一切不过是有条件时的良心发现。那些不多的理想、教义，别管是什么，是什么都不重要，不过都是些包装，不过是为了将人的粪便包起来，别让臭气熏到了天。这也就是为什么，有脑的人都懂得见风行船，在黑暗时期变得铁石心肠，成为一种新的人类品种：胸襟缩小、眼眶增大。
诚然，她对许多事也不无厌恶，但她无意成为英雄。何况她比任何人都明白英雄的下场。短短几年前，她才刚去父亲出生的小村，在一所以父亲姓氏命名的学校里，参加了父亲雕像的剪彩。她本不必去，但还是去了。不过几年后的现在，雕像很可能已被推倒，学校的名字（那也是她的姓氏啊！）也换了。
阿尔玛的美独树一帜。她有雌雄同体的中性味道，古铜色的短发又柔又亮，颧骨线条分明，嘴唇宽厚，笑容开朗。她出门总是穿戴得非常整齐。随着时间的推移，古铜的发色变深了，变成一种更美的栗色。她身边总有两个男人，一个是她的丈夫，一个是她的情人。她坚持认为，对女性性爱与情感世界来说，三角关系是最自然的关系。这与她早年就知道男人不懂怜悯而且看了《祖与占》不无关系。她平均每七年更换一个情人，丈夫则经年不变。所有阿尔玛的情人至今还都单身。
她从不屈服于人。据她说自己祖上是亚得里亚海盗，祖先留下的基因不许她向任何人屈服。她要像军人一样生活，定期做形体训练，定期做美容，定期做心理治疗，定期去看牙、美发，每个冬天她都去滑雪，每个夏天都要去海滩，每一季度去的里雅斯特给衣橱换季。阿玛尼，莫斯奇诺，米拉舍恩，费拉加莫，克里斯奇……高雅富贵的阿尔玛只穿最贵的丝绸长筒袜，只戴货真价实的珠宝。
阿尔玛明白，只有对自己的心严加管控，她才能够享用到某些特权。她文论写得越来越精彩，却鲜有人知。但她不在意。她已经放下芥蒂，接受了学院、学术、文学、文化领域的高位永远属于男人的现实——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都一样。
在日本度过的一年里，她还联系了位于北海道的斯拉夫语学院，多亏有阿尔玛，八竿子打不着的克罗地亚人与日本人，竟被她的文学学术项目联系到了一起。
我想象在日本，有这样一位充满绅士风度的大岛博士，身量矮小，专门研究俄国诗化散文，被阿尔玛迷得神魂颠倒。携带海盗基因的高挑白种女人，大刀阔斧地粉碎了他瓷器般脆弱的心脏。在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大岛博士都深深地迷恋着阿尔玛。
尼娜，星币侍从
尼娜在一个亚得里亚滨海小镇教俄国文学。小镇靠山，山上住着塞尔维亚人，山下海边住着克罗地亚人。1991年，她的一些学生拥进山里，回到自己人身边。后来对小镇的轰炸也有这些学生的参与，这一点不无可能。而尼娜，她不喜欢谈这些事。
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尼娜彻底将生活搬进文学里了。她沉浸在别雷、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的海洋里，完全不想靠岸。我还在萨格勒布时，她给我打过几次电话……
“你听到了吗……？”她会突然说到一半停下来。
话筒中，我能清清楚楚地听到枪炮声。
“他们又在打了。好像今天的指标还没完成。”她平静地说，仿佛只是在聊天气，只是在说下雨。
“那是你的学生在向你开枪……”我会开玩笑说。
尼娜轻轻地笑了，笑声喑哑，像一个老人。
“那些开枪的都是些傻子，不是我的学生。”
“你干吗不走？”
“我干吗走？”她总是以决绝的语气结束这个话题。
尼娜本来大可以回萨格勒布。她的父母都在这里。我怎么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待在那个小镇里，与她刚融入不久的镇民们一起面对战争的命运。好几个月里，她住的地方没有灯，没有水，也没有暖气。而她非但不离开——这个矫健纤细、轻盈柔软、绿眼睛、猫脸型、永远绑着一个发髻、永远穿着黑衣服的尼娜——还养了一只猫。
“贝西摩特比中央供暖还暖和。”她说。
那些个月里，尼娜通过卫生间与世界取得联系。她将电话机带进卫生间，那是她家里唯一安全的地方，然后裹上睡袋，躺进浴缸。她在浴缸边放了一张小桌子，在上面准备好烟缸、香烟和酒，然后轮流给每个人打电话，阿尔玛、多蒂、奴莎……
我永远都不会知道她为什么坚持待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小镇上，待在自己学生的射程内。她的学生有些已经入伍，有些加入的是我们的军队，有些加入的是他们的军队，大部分人因为战争而停止了学习……我只能认为尼娜是为了遵从生活的安排，因为生活将她带到了那里……而贝西摩特也习惯了她的陪伴，她的邻居，乃至于其他一些人，都需要她的帮助……
久而久之，她就像一株植物一样，长在了浴缸里，长在了过去只在小说里读过的战争的日常里，并最终长在了她的自由里。她终于不用再对别人解释自己为什么喝酒了。她们说她越喝越多。她们还说，当禁足令放宽后，她曾来过萨格勒布，参加一个斯拉夫主义者集会。大家都觉得非常尴尬。阿尔玛、玎卡和多蒂，她们自然都站在了她这一边，对此谁也无法否认，但她们也都不约而同地在心里将她除名了，她不再属于她们的小圈子，况且她本来就难以相处，让我们的外国同事看见她这个样子也着实难堪。
有时候我想应该打个电话给她。但很快又会打消这个主意。主要因为我没有她的号码。我想她应该能告诉我一些汉娜的近况。只要情况允许，尼娜是经常给萨拉热窝的汉娜打电话的。不知为何，我确信她们至今仍有联系……
汉娜，权杖侍从
波斯尼亚境内一开打，多蒂就紧张地给汉娜去了电话，欣慰地发现她还活着。但她对汉娜对政治的无知很有意见，至少多蒂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你怎么样？”多蒂问。
“他们在开枪……”
“谁在开枪？”
“每个人。”吓坏了的汉娜说。
“如果她还不能说出这是塞尔维亚人在开枪，那我真的看不出还有什么必要再打电话给她了。”多蒂结束了有关汉娜情况的汇报。
此后一段时间，汉娜被遗忘了。再后来，萨拉热窝的情况越来越糟，电话线被切断，进出都遭禁止。然后，某个与萨拉热窝有关联的人突然想起汉娜，说她小时候曾是共产党，另一个人点头称是，说实际上汉娜一直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又有人说汉娜的丈夫虽是塞尔维亚人，却不帮自己山里的同胞而替萨拉热窝打仗。于是，汉娜又复活了。更有甚者，恰恰由于她已远离了我们的生活，她的形象反而比过去更亲切了。我们似乎在利用她来修补我们之间的裂痕，好像她的名字能够打开一条通道，通往一段已不存在的共同的时光。“汉娜怎么样？”“你跟汉娜联系了吗？”“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我们确实做了点什么，虽然有时，我们对汉娜的关心与其说是为了汉娜，不如说是为了我们自己能有共同的事情可做。我们给她寄有官印的信件，寄国内外学术会议的请柬，我们请国外的同事帮忙……有一天，汉娜的妹妹来到萨格勒布，预计只待一小段时间，此前她已经同丈夫和孩子们一起在布拉格作为难民生活了一段日子。我们聊了很久，想知道如何才能帮汉娜和女儿离开萨拉热窝……
1993年2月，我收到一封汉娜的信。我没有回。当时我即将离开萨格勒布，正带着一种自杀性的高昂情绪，准备抛弃我的永久地址，奔向充满各种临时地址的未来……
我希望你能原谅我，因为这里的事，对外界的朋友，我真的有些说不清。有时我觉得自己好像丧失了口头表达能力，落于书面自然更难了。尽管如此，有时一个友善的举动却能叫人重新找回生活的动力，这多么神奇啊……比如我妹妹告诉我说，在萨格勒布，你们接待了她的事。
请替我感谢所有为我的证件奔走的人。我们，萨拉热窝人，我们每一个都像老鼠一样，掘地三尺地寻找着出去的道路，但我们同时又都知道，离开诚然能保全性命，但这性命自此将毫无意义。在发生了这么多事之后，一个萨拉热窝人一旦离开萨拉热窝，他所感到的将不是宽慰，而是羞耻。我不知如何向你解释这种错综复杂的感情，这种动物求生欲与爱国主义的混合交织，这种情感我们在书中读过，也曾以为只有书中才有……我试图说明的这件事，其实不说也罢。但既然现在我已切实考虑要离开，我想还是说一说，我想知道自己还活着。你们的邀请给了我合法离开的希望，这希望一来到心里，就由不得我不去想它了。主要是因为伊妮丝，她已经十一个月没出去过了，天天睡在食柜里，此处没有一户人家未遭到炸弹的轰炸，也没有一个地方不随时面临着被炸弹轰炸的危险……我们街道只有她一个女孩，她的五个朋友都是小男孩。他们每天一起到四楼、三楼或五楼玩两个小时，冻得像冰棍一样回来吃晚饭——幸运的话，我们六个能分食一个美军丢的救援包，但也有吃不到晚饭的时候……
要我怎样来描述这种在自己的家乡当流亡者的感受呢？去年四五月间我们还住在家里，后来不得不离开了。我的家现在成了前线。我的母亲仍然住在那里。每两个月我们与她联系一次……要我怎样来描述这种历尽千险只能走出家门五十米，而再往远去则根本不可能的生活状态呢？在这样的生活中，一个人无法打听到至亲的状况，无法再走过那座已经走过千百次的桥……唯一能做的就是小心地看看窗外，寻找生命的迹象……
我能对你说什么？在我的身后，有萨格勒布路上一个防空洞里可怕的记忆，有萨拉热窝街道上鲜血淋漓的场面，有我为许许多多朋友哀悼的日子……我们依然生活在恐惧中，我们不知道这场死亡之舞什么时候会停下来。
与此同时，我们自己也变了。我们习惯了过一天是一天的生活。觅食、寻找柴禾与水，成了我们最重要的活动。我们回到了以物易物的年代。我们已经不记得什么是土豆与洋葱，但我们学会了用奶粉做奶酪。我们用大米做肉饼，还能用大米做波斯尼亚传统馅饼。无中生有是我们用来烹饪波斯尼亚美食的秘诀。我们自己搭灶台，我们学会了劈柴烧火。我们已经砍倒了街上和公园里所有的树，我们并不为它们惋惜。我们没有电，蜡烛也早就用完了。我们自制了油灯与利用各种能源照明的灯具。我们无权抱怨时代倒退了。过去萨拉热窝曾自诩为多重文化交流的大方之地，如今我们只能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明与之最伟大的产物即将消失的地方。
我日常的工作也许与过去毫无关系了。每周，如果有条件，我会去两次大学。我所有的书都在占领区内，即使有一天能回去，大概也都找不到了。战前我刚出过一本书，但应该连打样都没能留下。有一天我鼓起勇气进了艺术系楼，它恰恰落于前线战场上，是萨拉热窝遭毁坏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我溜进本来是我办公室的碎瓦砾堆中，找到了一个副本。对了，我现在开始写诗了，不写理论了……
好了，我已经写了很长的一封信，虽然一开始我还以为自己写不出来。我希望它没有太冗长、太词不达意。盼望听到你的消息。在这里，收信是大事。信被送到镇上各种匪夷所思的地方。邮政活动封锁了，但胆大的人、救援工作者、犹太社区的朋友和七日复临会会员还在继续送信。我们也托外国记者带信，可以说用上了一切可能的渠道……
希望我们在萨格勒布重逢。我挺想去萨格勒布，但只能是一小段时间，而且必须是在能回到萨拉热窝的前提下。一切都结束的可能还是有的，虽然还会有一段时间，生活将继续如地狱般可怕下去……因此，我想离开一小段时间对我来说是好的。向奴莎、阿尔玛、玎卡问好。爱你们的，汉娜。
1993年秋，我已经置身国外时，听说汉娜终于想办法离开了萨拉热窝，到了萨格勒布。但不知怎么的，汉娜在萨格勒布时，多蒂家太小，阿尔玛家有客人，玎卡因故无法接待，奴莎正好不在城里。而且，奴莎当时自己也有一堆麻烦事。事实上，每个人当时都各自有麻烦事……大家心里都感觉到有压力，相互通电话，都表示愿意帮忙，看在上帝的分上，她们怎么会不想帮忙呢，大家都很热忱，也都很快厌倦了各自的热忱，而且说到底，谁又关心过她们？玎卡的父亲刚刚过世，母亲正在病中，奴莎的儿子又上前线了……接着，时间也出了问题，或者，也许只是她们的时间出了问题。不知为什么大家怎么也抽不出时间去见她，于是就没有去见她，但是感谢上帝，汉娜很好，反正她也不能久待，最后办法也想到了，她借住在了她们的同事家里。这个同事大家都认识，但从来没有邀请过。谁也说不出为什么从来没有邀请过她……
我理解这个有关汉娜的故事。那几个月中所发生的一切，其实是一场对每个人、每句话的背叛……而个人的背叛，一旦躲在集体的背叛身后，就微不足道，更容易被原谅了。有人摧毁了房屋，有人杀死了住民，有人搬走了家具，有人拿走了剩下的一切，有人怀着兴趣观看这一切，有人怀着厌恶观看这一切，有人闭上了眼，有人干脆离开了……这就是整件事的全过程。
我在国外遇见过许多将去萨拉热窝的记者，也遇见过许多即将回到萨拉热窝的萨拉热窝人。我本可以给汉娜寄信，我本可以给她寄面霜、围脖、手套、钱……这并不难，但我没有这样做……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为她做这些事，毕竟我为了一些对我来说不如她重要的人，都曾做过这些事。
我的书，我的照片和我的很多东西都已经不在我身边。我喜欢轻装前行，天性不爱为超重的行李埋单……但仍有两三样东西是我走到哪里都一直带在身边的。其中就有汉娜的信……
玎卡，宝剑女王
天知道总是为我们解牌的玎卡是否预见到了这一切。我一直觉得她对我们要比我们自己对我们更了解。虽然我也能凭记忆清清楚楚回忆起阿尔玛的活泼、奴莎的沉静和尼娜像猫一样的脸型，但想到玎卡和她的纸牌，浮现在脑际的却不是面容，而是气质。严肃、可靠、谦逊……
“那是因为我长得像土豆呀，而且我气质也像土豆！”她开玩笑说。
男人们都爱玎卡。我想他们爱的是她的独立，和她有自己的房子。玎卡是避难所，是哭泣时倚靠的肩膀，是无需承诺与永恒就能获得的干净的床。她当然不是真的像一颗土豆，但她确实是一个无意于维系任何长期关系的人。
我想玎卡或许是一个害怕正式关系的人。她的第一个丈夫四十岁不到就死了，她后来交往的一个我们不认识的恋人，据她们说骑摩托时出车祸死了。玎卡从不提这件事。也许她的这种干涩、喑哑的气质，源自她对情感的严格控制。
她长期与一个已婚男人保持着关系，对方的身材尚有着清晰的线条，有一颗又圆又亮的秃脑袋，每天给玎卡买一束花。由于这些玫瑰，我们至今还记得这个人。玎卡对他十分重要。对我们亦然。她是一个你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可以去讨主意的人，她自己有事则从不找任何人商量。故此，我们特别喜欢去玎卡家玩。不出意外的话，我想奴莎和阿尔玛至今还会去玎卡家玩。
玎卡知道时代不景气，因此总是希望把一切纳入秩序。大学是令人安心的机构，文学是令人安心的职业。我相信她什么都看在眼里，只是不说。每天都有人把在她隔壁办公的老师的名牌从门上拿走。那位有着塞尔维亚姓氏的老师到她办公室诉苦，说自己快疯了，你来，你自己看看……不必看。她当然早就看见了，她只是不说。她心里想，时局如此，确实很难捱，但她的同事一定是能捱过去的，说到底，他的不幸微不足道。如今正值战争时期，成百成百的克罗地亚士兵正因为塞尔维亚人的轰炸而丧命……接着她又想到，如果是自己的名牌被不断摘掉，自己会怎么样呢……但她立即转移注意力，去想别的事情了。
多蒂，宝剑骑士
我想多蒂可能是我们中唯一一个将自己的生活当作命运专门写给她的剧本在演绎的人。仅就我们这几个人的生活来说，真实显然并不取决于事实本身，而取决于我们对自己的想象，以及我们所持信仰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多蒂是不可战胜的。
多蒂出生于斯拉沃尼亚的一个小地方。据说“二战”结束后不久，她的父亲就被乡人用草叉叉死了。因为他打仗时站错了队。多蒂将父亲彻底从自己的生平故事中抹去了，至少看起来是如此。
多蒂少女时，爱上了一个英俊的黑眼睛男孩，他后来成了她永远的也是唯一的爱。人们说他们各自的家世也都很相似。男孩的父亲同样是在“二战”后期的黑暗中被吞噬的，人们说，他父亲遇难的地方在德国。
七十年代，多蒂与丈夫来到萨格勒布，分别进修哲学与文学。多蒂的丈夫生性好斗，不知是签了一份本不该签署的声明，还是说了什么本不该出口的话，不得不出国避难。多蒂因此也成了政治流亡者。她在国外学习，为一份微薄的薪水在工厂里洗瓶子，写了许多交织着苦涩和甜蜜的爱国主义诗歌，演绎着命运写给自己的剧本，暗自觉得不无乐趣。当她的同侪在萨格勒布过着灰色的生活时，她则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丈夫，当然，更深深地爱着自己美丽、悲伤的难民故事。
多蒂对无政府主义者、恐怖分子及各种现代体制的殉道者有着共鸣，欣然将自己也看做这些媒体的反派明星中的一员。她喜欢把自己想作乌尔丽克·梅茵霍芙。不过，由于多蒂的美学标准经常发生剧烈改变，后来她又摒弃了梅茵霍芙，开始把自己和丈夫想成邦妮与克莱德，这是一对美国电影中著名的银行抢劫犯，同时也是夫妻。但在多蒂自己的电影里，她与她的克莱德并不抢银行。他们要毁掉南斯拉夫联邦，并在任务完成后牺牲，浑身打满南斯拉夫警察的子弹，嘴里喃喃念着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名字。
多蒂除了有这许多天真的幻想外，还曾真的做过一件天真到难以理解的事。三年的流亡后，她主动咬钩，为接受南斯拉夫联邦某文学评委会授予她诗集的奖项，回到了萨格勒布。奖确实拿到了，但夫妇俩的护照也在一入境时被警察没收了。
而这，开启了多蒂人生篇章的第二阶段：殉道。
多蒂身上确实带着政治殉道者的光环，但这种在当时还很迷人的光环，却因她过于积极的个性而大打折扣。而生活这个爱开玩笑的家伙，也在不知不觉间逐渐消解了她悲剧境遇的价值。多蒂在大学找到一份工作，买了一套房，生了一个健康的女儿。就连她的克莱德也在一所中学找到了工作。但多蒂则认为，这是新体制下一切都在倒退的最强有力的证据。因为这份中学教员的工作，在她看来，是对她丈夫这个高级知识分子的极大浪费。的确，她的丈夫时不时地还会被逮捕，尤其是在铁托造访萨格勒布时，但只要他一走，警察也就因为找不到继续拘留这位好斗分子的理由而让他回家了。虽然多蒂不肯承认，但对警察这样无耻地剥夺了丈夫成为悲剧英雄的机会，她其实是有点失望的。我们理解多蒂，甚至有些嫉妒她。虽然我们都有护照，但我们没有命运写好的剧本。
多蒂的样子，令人想到某小镇大婶偶遇上帝之鞭阿提拉的产物。你第一次见到多蒂时，很难确知她究竟是马上要拿起棒针平静地打一件套头衫，还是要跳上战马去打下半壁江山。这其中自然有她眉眼比较像亚洲人的因素，但更多是因为她那头狂浪不羁的头发。它们看起来像从六十年代开始就没有被剪过，又长又黑，多蒂甩动这头黑发，就像甩动一条战鞭，当头发挂到前面时，她就像小孩一样把它吹开。
多蒂的脸很有意思。它给人一种暗自较劲的印象，总是挂着一副酒店接待员式的、混合着善意与歉意的表情，仿佛是多蒂精心安排的。多蒂总是保持着它，只在特别罕见的时刻，某些不同的表情才会因为失控而出现。这时，多蒂会毫无理由地脸红，仿佛说谎被捉了现行，然后迅速换回原来的表情，好像那是她的制服。
我们在奥帕蒂亚开会时，发现有一类人特别喜欢多蒂。当时有一个不知是从中国还是韩国来的商务旅行团，一直跟着多蒂，像被施了魔法。后来，多蒂说，这群不知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的旅客，在她酒店的套房门口转悠了一晚上。
多蒂认为文学是观念与思想的集合，她喜欢研究各种语言之间的勾连，喜欢研究文学乌托邦。她用思考的能力，弥补自己阅读量的不足。
多蒂酷嗜写信；多蒂真正的自我也许都体现在了她对书信的酷嗜上。她经常给我们写信、写便条，虽然我们都有电话机，虽然那天我们刚刚见面长谈过，虽然翌日我们还要再见面长谈。多蒂喜欢在书信与便条里为自己之前谈话过程中的某些无心之言而道歉。然而她的信都晦涩难懂，很难看出她究竟要说什么、那些注脚中所指的又是什么。尽管如此，多蒂的书信癖也有过一段比较光明、有建设意义的时期，那时她总是给工厂写信，一旦买到的东西不合她心意，她就写信投诉。社会主义的工厂对顾客投诉这种现象极其陌生，很快会给多蒂重发货物。因为爱写信，多蒂的电费、煤气费和电话费都降低了。我想那些被信件轰炸到喘不过气的公司，大概到最后都不得不举手投降。多蒂当然也写信给权力机关，索要自己和丈夫的护照。而只有权力机关，面对多蒂的这种书信表现主义，能够岿然不动。
我乐于想象多蒂人生的第三章是从那天晚上阿尔弗雷德出现后开始的。当然，他的出现，与她发现线人，确实发生在同一时期。多蒂发现自己家的楼里常年住着一个警方的线人，而且就住在自己隔壁，现在已经是个管道工人；整个故事并不有趣。
“偷窥的猪猡！”多蒂说，眼里闪出一种隐藏至今才爆发出来的新的光芒，显示她人生的新篇章就要开始了。我们都不太懂，何以重要的事情这么多，她却要为一个以前做过线人的管道工人大动肝火，决定将其归咎于警方长期以来对她施加的创伤。
多蒂之所以能查出这位密探的底细，是因为代替原共产政权执政的新党从旧政权手中接过了它所有成员的档案。而与此同时，多蒂的丈夫加入了新党，对它忠心耿耿，效尽犬马之力。多蒂自己也全心支持新政权。当地媒体一天到晚在宣传该党的事迹，称其实现了克罗地亚国民做了一千年的梦。这也是多蒂的梦。唯一奇怪的是，梦想成真后本该平静下来的多蒂，却燃起了另一种过去不为人知的疯狂。
啊，多蒂……后来的事，至少在我们看来，发生得太快，如今已经很难理清头绪……发现密探后，多蒂在家中书架上的斯宾格勒与康德后面发现了两枚手榴弹和一把手枪。于是我们也就都知道了——因为多蒂什么事都告诉我们——原来掌权的新党不仅给党员们提供了旧党成员的名单，还给他们提供了武器。父辈的阴灵真的来索债了，就像我们不同寻常的访客阿尔弗雷德说的那样。不过在当时，我必须说，我所认为他们真正索得的偿还，是一份每个执政党党员都能享用的三千马克的长期贷款。“我现在至少可以去给自己买个像样的祖坟了。”多蒂说……
是的，后来的多蒂变了。她又活跃起来，她的胸中又燃起了正义的火焰，她绝不轻易原谅，决不允许哪怕是一丝疑点。人们说她那几个月里一直在废寝忘食地搜集每个教职工的个人材料，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画加号与减号。我无由得知她的心意，只能猜测加号代表克罗地亚与忠诚，而减号代表非克罗地亚与不忠诚，两个减号可能是塞尔维亚与密探。她这样做是为了保卫克罗地亚人的千年梦想，为了保卫克罗地亚共和国的独立与完整，为了保卫一个她一生都在为之默默奉献与牺牲的理想。冥冥之中，她父亲，那个五十年前站错了队的人，他的阴灵一直注视着她。是的，多蒂要替父亲的惨死索债，要替自己无父的童年索债，要替自己失去的护照索债，要为因此而无法去那些我们都去过的外国而索债，要为自己也为丈夫索债，与此同时，她也绝不放弃对自己伟大与正义的命运的信仰。
啊，多蒂……她开始越来越多地滥用我们这个词……她将自己对南斯拉夫及铁托的恨意化作了对他的复制品、铁托的将军与追随者、新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的爱意。仁慈的失忆症让她完全看不到二者之间有任何联系。不久后，当她看到克罗地亚军队开拔前线时，她会竖起胜利的手指，比任何其他人都更仇恨那些野蛮、好斗、嗜血、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她会继续写信，以个人名义寄给许多外国的政客与公知，在他们中寻找听众，有时，她还真的能找到听众……
啊，多蒂……我想着第三章的人生，无疑是她对自己人生故事的一次捍卫。我去萨格勒布时见过她一次，在电视上。“我很高兴，我们的胜利是干净的。”她就一系列克罗地亚的伟大胜利，面对摄像机这样说。我注意到她的头发剪短了，她穿着正装，脖子上的金十字架大得突兀，闪着自以为是的光。某一刻，或许是由于电视画面突然的闪动，又或许是我的想象使然，一瞬间我突然看到了许多个多蒂的重叠，被她的自相矛盾与二元统一惊呆了……那一刻的多蒂既像由男性变装而来，又仿佛一个复仇天使，真叫我说不清是哪一个。
那次短暂的萨格勒布之行中我亲眼看到了一些早就知道的事，看到了成百上千人被赶出家门无家可归，看到那终于替人民实现了千年梦想的权力机关目无法原则、暴力执法，看到了大规模裁员，看到了贪婪、不知餍足、犯罪、发国难财的人，我得知许多村庄被烧毁，村民被驱逐……也知道了许多从前并不知道的事。比如，我得知在此期间萨格勒布有近千人自杀，大部分是克罗地亚士兵和老人，前者帮我们获得了干净的胜利，后者本来可以继续活下去，但已没有足够的养老金供他们生活……
当然，我还得知了多蒂频频获得的新的荣誉、新的功勋。由于她加入了正确的一边——因为她这个人是永远不会站错队的——自然也就成了文化政治生活中每每被人提及的标杆人物（文化与政治当然是不可分割的），成了这个协会、那个团体的会员，这本刊物、那份报纸的主编……忠贞不渝的多蒂不仅要高举自己的旗帜，还要高举丈夫不慎落马时掉落在地的旗帜：新政权将多蒂的丈夫作为外交官送到了他父亲五十年前被黑暗吞噬了的国家。他父亲的阴灵显然也降临在了他的心里，一如多蒂父亲的阴灵降临在了多蒂心里一样。他开始酗酒，开始像训练有素的警犬一样到处嗅闻，人们说后来大家都受够了他，因为怕惹上麻烦，他们把他调走了。是的，多蒂要为自己，也为丈夫正名。
有时我觉得多蒂真实的本性就隐藏在她所写的洋洋洒洒的信里，这些信总是在道歉、总是在要求……我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苏联时期，有个穷人经常做同一个梦，梦中斯大林叫他早上七点去他那里开会，而他却到了八点才醒，醒来后，这个穷人挖空心思，想为自己的迟到找一个借口。如今我想，或许多蒂脸上永远挂着的抱歉的表情、她对写信的酷爱、甚至她涉足文学本身，似乎都是为她迟到了一小时而找的借口。可她究竟在怕什么，又究竟在恐惧谁呢？恐怕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了。
不过我知道，在画满加减号的系教员名单上，我的名字后一定有一个、甚至两个减号。多蒂的减号。而我想，曾经我在女伴圈里，是多蒂最喜欢的人。
后来我在柏林时，还有一次想起了多蒂。朋友寄来的信里夹了一张报纸上剪下来的访谈，上面有一张很大的多蒂的照片。访谈中，多蒂聊到了自己的新书，聊到了作为命运的文学，或是作为文学的命运，接着她抨击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道德沦丧，呼吁在国民生活与文化中恢复道德准则的地位——并在呼吁中，又一次驾轻就熟地使用了我们一词。“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新的、道德伦理下的后现代社会。这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也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责任。”她说，接着她提到了我，我的名字真的大写加粗地出现在了访谈报道里。多蒂谴责我像许多后现代人一样缺乏道德底线，然后以一句模棱两可的话结束了访谈。“柏林墙虽然被推倒了，但一堵新的墙，已经在我们心中竖起。”她说。据我对多蒂的了解，这句有关柏林墙的话是对我说的。这一次，她躲在她神圣的我们身后，公开对我进行了处决。
我为照片中她的脸感到惊讶。它看起来沉静如水，波澜不惊。她显然有些发福，但照旧穿正装，丝衬衫，戴十字架。但一切终于不再冲突。她的表情与她的脸终于和谐了，是的，多蒂终于做成了真实的自己。我看着她在报上的照片，几乎感到妒忌。这是一张再也不会做噩梦的脸。多蒂不再叫人想起那个总是梦见去斯大林处开会迟到的穷人，而开始变得像梦见穷人来自己这里时迟到了的斯大林。
伊凡娜，帝王
那天晚上回到家吞下了羽毛的伊凡娜可能不知道，在许多古老的信仰中，女人在吞下苍蝇或飞蛾后会怀孕。巴尔干地区有一种飞蛾叫作女巫。许多人相信，女人摸过这种女巫，就会怀孕。至于吞羽毛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那天晚上后，整整过了九个月，三十八岁的伊凡娜诞下了一个儿子。
十年前，伊凡娜在贝尔格莱德遇见并爱上了一个萨格勒布人，她出去某文学学院里的教职，抛下写了一半的博士论文，离开父母、亲友，跟着他搬到了萨格勒布。
伊凡娜有一颗宽广的心。与伊凡娜在一起的每一天，无论是去电影院看电影，还是外出购物，上咖啡馆喝咖啡，都像过节一样快乐。她就是有这种让一切热热闹闹的天赋。她嗜书如命，文学品味极其敏锐，善下棋，学语言奇快，口才超群，电脑到了她手上也服服帖帖，不得已时，甚至几天就学会了开车，虽然她其实一直有点怕车。
终于，她也想要一个孩子了。第一次怀孕后，她在床上躺了四个月，以流产告终。她怀孕的时候我们好像在露营。她会躺在客厅沙发上，把脚抬高，周围堆满书，我则根据她的指示去厨房给她拿吃的；我们吃着东西，撒着碎屑，笑闹着，有时毫无理由，一连几小时地聊这聊那……每次伊凡娜怀孕，我都要长上好几磅肉。那几个月里——不知是因为她心里的希望，还是她的荷尔蒙使然——伊凡娜周遭的空气总是轻盈馥郁，令人沉醉，好像香槟酒。伊凡娜自己，也像香槟一样，升腾着、弥漫着幸福……
最终，伊凡娜生了一个异常俊美的男孩。突然间，生活变得醉人，充满了光明，虽然有时出门她会看到（贝尔格莱德车牌的）车上被吐满唾沫，虽然信箱里时有匿名信，上面写着：塞尔维亚娼妓，滚回家去！
伊凡娜用萨格勒布车牌换下了贝尔格莱德车牌。生活依然充满了光明，虽然去贝尔格莱德时，她的车还是会被吐满唾沫，虽然信箱里时有匿名信，上面写着：克罗地亚娼妓，滚回家去！
1991年9月，当萨格勒布人纷纷搬进地窖、防空洞躲避可能的空袭时，伊凡娜带着儿子回到了贝尔格莱德。很快，在相隔四百千米的萨格勒布与贝尔格莱德之间，所有的联系都被切断了。伊凡娜从萨拉热窝给丈夫打电话。当时人们都学会了对付体制的办法，懂得继续保持通讯应该打什么号码。伊凡娜的丈夫定期就会消失几天，不让任何人知道他的去向，坐客车经由匈牙利进入贝尔格雷德。这种客车是屡禁不止的，卫生条件也很差。伊凡娜也坐同样的客车，同样凄惨而半地下地带着孩子从贝尔格莱德溜进萨格勒布。这些时刻表与车费都由司机自己决定的客车，总是装满了不幸的人，装满了他们各自不起眼的几件东西，载着他们如幽魂般赶来赶去，不知何时才能安稳下来。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的边哨长官阴沉着脸，对乘客极尽羞辱之能事，而匈牙利边境的匈牙利官员给乘客的护照盖章时，脸上都挂着同情的表情……
有一段时间，伊凡娜无所畏惧。唯一害怕的是她的儿子在客车里可能当着大家的面因为突然受到惊吓而哭闹。她怕自己无法控制他胡乱挣扎的小身体。然而，小孩仿佛知道她有此一怕，坐车时总是闭上眼，好像外面太亮，他要将外界隔开，或用手捂着耳朵，好像嫌外界太吵。
除了儿子，伊凡娜没有怕的事。她接受羞辱，一次次穿越国境，来回在争执不下的世界、城镇与人之间，帮助它们和解，在人们的伤口上打上绷带。她轻描淡写地掠过仇恨，仿佛掠过清水……人们说她的孩子不太正常。他降临在这样一个世界，人在他的眼前摧天毁地——城镇、人口、记忆，一切都遭破坏——他会记住这一切，当然，是以孩子自己的方式。世界对他来说仿佛一本目录，罗列着毫无关联毫无意义的数字、字母、符号、语词，当然，也许他的看法是对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时他的母语——这个他即将要学习的语言——正被迫一分为三，孩子若无其事地迅速学会了三种相差无几的语言，自然，是用孩子自己的方式。尽管如此，他说得最好的词，全都来自一个不属于他的语言，当然也许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语言是属于他的——那些词来自英语，是伊凡娜跟他玩时教他说的。当身份一词仿佛神旨般人人称道，当人们以此圣名理所当然地杀戮时，孩子拒绝说我。他看待自己——如果我没有想错的话——就像看待别人，需要的时候，他自称以自己的名字……
孩子没有什么不正常，不正常的，是这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孩子自出世起就不断想要离开。伊凡娜知道离开地球是不可能的，因此她想尽办法修缮一切，磨圆它的棱角，用自己的气息温暖它，把它装饰得仿佛天使的巢穴，试图说服孩子来到世上。她开始用一种奇特的方式大笑，也许她的目的是驱散恶灵……有时她也会感到精神不支，这时她会跑进卫生间，打开所有的龙头。水声遮掩了她的哭泣。
那个独独我还记得的晚上，伊凡娜已经忘了。否则，我想她也会像我一样觉得似曾相识：有时，伊凡娜的儿子会走到她跟前，将自己的额头温柔地贴在她的额头上，好像要在上面轻轻地盖一个图章，他用胖嘟嘟的小手捧住伊凡娜的脸，左右摇摆着额头。伊凡娜沉醉在他摇摆的节奏中。他们贴着额头，闭着眼睛，摇摆着身体。看起来，俨然在跳某种不属于人间的舞蹈。孩子轻柔地呢喃着，有时含混，有时仿佛鸟鸣，有时又特别低沉……
“姆……妈妈，妈——妈……”
然后他松开小手，回到他自己的角落里，去玩别的东西了。伊凡娜冲进卫生间，打开所有的水龙头。
我，愚者
我呢？整个故事之所以存在，看来都是因为这个我将要在最后说明的原因：不知是疏忽还是出于本意，天使忽略了我，没有给我羽毛。不管原因是什么，天使在给她们羽毛的同时，也赠予她们遗忘，只把斑驳的记忆留给了我。就好像他不知道他这件事做反了：他应该把记忆留给她们，把羽毛和遗忘赠予我。这样有朝一日，我便能从这个遗忘中——踮起脚尖努力回忆——创造出现实。因为创造现实，正是真文学的本职工作。
是的，阿尔弗雷德抹去的不仅仅是我照片上的图像，还有她们的记忆。女孩们什么都不记得了。此事我只勉强对尼娜提过一次，那是在很久以后的一个夜晚。
“嗯，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你也清楚我主要研究的是恶魔的力量。”专研布尔加科夫的尼娜说，她醺醺然躺在浴缸里，裹着睡袋抱着贝西摩特取暖。
或许天使历来如此，或许无影、无形、无名的天使，就喜欢在这里那里留下零碎的印记，好有人据此来描写他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阿尔弗雷德大概没有赶上加西亚·马尔克斯，所以才来找了我。另外我还想到：俗谚有上帝转身或上帝说晚安之说，用来描述一个地方将被上帝遗忘。我想，上帝总不会派天使去一个自己即将说晚安的地方吧。
也许上帝不会，也许他就是会，谁又说得清呢……天使毕竟是成年人编造出来的东西，好让日子不要那么难捱。作家则是成年人之中尤其喜欢编造的一群人。所以我才给她们一个天使，一个让生活不要那么难捱的小东西……虽然这个东西的力量微乎其微……天使的能力，说到底，是作家的能力决定的。为以防万一，我还给她们每个人留下了一支羽毛，这样真正的天使，或许就可以在那片可怕的神圣的黑暗中，找到她们。
是的，她们的世界黯淡了，她们的心似乎也黯淡了。她们一点点被自己的房间所吞噬，她们的头渐渐像家里养的花一样低垂下来，她们沉默了，更匆忙，更忧伤，更少反抗，她们像窗帘吸收油烟一样，吸收了时间的尘埃，她们长在了自己的家里，长在自己的家具上，家庭回忆上，她们越来越多地在夜半醒来，心里闪过不详的预感，她们自我放弃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心引力变得越来越沉重，于是她们试图马虎一点，得过且过一点，因为日子必须得过下去，诚然，世界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她们试图忘掉这些不愉快，也越来越善于忘掉这些不愉快，是的，她们沉默了，她们被迫噤声，新的一代来了，他们声势浩大，从十九世纪的旧仓库里搬出一切条框，一个个年轻人，成为了二十世纪末的共产政委。有时她们觉得，时光可能倒流了，只是她们没有注意到，再说，谁还能说得准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倒退呢？这个时代就像一切时代那样，也会过去，也许当它过去时，她们还会相遇在某个新的时代，而那个时代，也会同样的似曾相识。是的，世界被分裂了，世界上唯一还能确定的事情只是：每个人都变了……
每个人都变了，我也变了。我也像她们一样，变得沉默，忧伤，匆忙，不再反抗。我的生活变了：我去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在别的人之间生活。就连我对天气的偏好都改变了。自从阿尔弗雷德从天而降又匆匆回去后，我这个亚得里亚海的女儿，开始喜欢下雪。
下雪时，我走出室外，沉醉地望天。我像磁石一样吸引着雪花，我啜饮雪水，仿佛啜饮忘川。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这具我丰满的祖先通过嗜权如命的基因传给我的身体——变得轻盈了。然后，突然间，我用力挥了挥手，看见雾气弥漫在上空的玻璃穹顶……羽毛落在我身上，羽毛般的风雪卷裹着我，包围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