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权力与天堂？

古波斯文明与居鲁士大帝的联系非常紧密，如果我们想要找到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地理心脏地带，只需要将目光投向帕萨尔加德即可。在这里，波斯人取得了对米底人的伟大胜利，使波斯人开始成为中东地区的主导力量，胜利者也将自己的陵墓建造于此。几个世纪以来，许多能力出众的帝王—从亚历山大大帝到末代沙王，以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都对居鲁士大帝表现出了极大的尊敬。帕萨尔加德是居鲁士选择的首都，不论后来波斯政权由谁把持，居鲁士以及他在帕萨尔加德的陵墓总是受到统治者的尊敬。

如今，每年有大量的游客参观居鲁士陵墓，之后他们也会顺便去居鲁士的继任者大流士的陵墓参观。曾经围绕在陵墓周围的波斯花园已经消失，只留下宏伟而又孤零零的陵墓伫立在帕尔斯干旱的平原上。当然，居鲁士的陵墓也并非完全是孤零零的，在通往陵墓的一条道路边上有一所男子高中。学校门口有一个示意牌，上面用英文写着：“欢迎来到游吟诗人、信徒、哲学家及英雄的土地。帕萨尔加德高中。”这个示意牌清楚地表明现代伊朗对古代遗产的态度。文化遗产将伊斯兰共和国的年轻人与数千年来的波斯/伊朗文明成就联系在一起。诗人、信徒、哲学家和英雄被看作这个国家辉煌而悠久历史的一部分。人们认识到，包括诗人们在内的所有先祖，都为伊朗认同感的产生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今日的伊朗虽然是一个伊斯兰共和国，但是在该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有很多其他观念和意识形态曾占据主流。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观念与意识形态，但潜藏在这些观念与意识形态之下的是一种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强调伊朗本身及其独特的个性。这种认同感体现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官方宗教—琐罗亚斯德教中。在之后的伊斯兰教什叶派中，人们同样可以感受到这种类似的认同感，波斯人的角色及观念在很多方面对伊斯兰教什叶派产生了重要影响。霍梅尼革命以来，学者们进一步探讨了这种本土贡献对伊斯兰教的重要性。帕特里西亚·克罗尼最新的研究和“本土传教者”（nativist prophets）有关，这项研究特别强调了这个群体在将“伊斯兰波斯”转化成“波斯的伊斯兰”过程中的重要性。她的论文还提到了伊朗当地的本土传教者对阿拉伯人征服的抵抗，并且塑造了一种独特的伊斯兰文化，这种文化显然符合波斯民族主义的诉求。

居鲁士大帝的陵墓和帕萨尔加德高中在帕尔斯平原上距离非常近，在时间上却相隔超过两千年。尽管这个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它们却毫无疑问地被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联系在一起。“信徒与哲学家”，包括诗人在内，在该国悠久的历史中提供了一种团结的意识，这意味着对多元文化的接受。这种接受可能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并不是那么明显，但从宏观历史背景下来看则非常清晰。

图53 在居鲁士陵墓参观的伊朗游客

图54 帕萨尔加德高中

为了解释这种多元性，我们可以从相同的地理空间内两个不同的名称来观察—也就是“波斯”与“伊朗”。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名字都呈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画面。迈克尔·阿克斯沃西将其称作“矛盾”:“波斯的名称所呈现的画面是浪漫，是精致花园中的玫瑰与夜莺……闪烁着珠宝般绚丽色彩的地毯，诗歌与动人的音乐。”与此相对的，尤其是在现代媒体中，“伊朗所呈现的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画面：是皱着眉头的宗教老师，黑色的石油，黑色面纱之下的面容，极端人群焚烧国旗，口中高喊‘去死’”。1

然而，这两种画面其实并不互相矛盾，这种多元的结合也许是伊朗最杰出的个性。这也揭示了古代文明是如何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迷失，又如何一次又一次地被持有不同观念的人重新找回。20世纪80年代，造访了波斯波利斯与帕萨尔加德后，阿亚图拉·霍梅尼说道：“虽然已经过去了上千年，但这些遗址仍然是人类奇观。”此外，他还提到这些遗址是一个大宝库，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历史与人性。阿亚图拉是在一个宏观的历史大背景下说出这番话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了解隐藏在复杂性中各种清晰的主题。

伊朗这个国家的根基也许在遥远的过去，但这些与根基相关的东西，为历朝历代国家框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以这种方式，一种独特的伊朗认同感，在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被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