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多族群社会及其问题（上）

从16世纪开始，英国移民作为核心，组织了欧洲移民，在新大陆上建立了这个国家。这些移民从数千人到数万人，经历了几乎一百年的繁衍。及至1776年建国时，美国人口已经增长到将近四百万；除去其中七八十万的黑奴以外，都是欧洲各处进入新大陆的不同族群。从那时候开始到今天，美国的总人口到了三亿多，族群成分非常复杂。欧洲人先来后到，大致排定了先后高下的社会地位。但是原居欧洲各处的人民，在美国新大陆上还是有不同的命运。

美国立国原则，如杰斐逊所称：“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皆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宪法绪论强调，到这来的人民基于平等的原则，共同组织一个新的国家。实际上，这个理想和真实的情况之间还是有相当差距。美国曾经坚持这个新的国家是一个“大熔炉”，将许多不同来源的人民融合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实际的情况则是，新来的人都是被融合于以英语为国语的文化，而各种族群自己带来的文化成分，仍旧隐藏在各自社群之内。因此，到了20世纪的后半段，有学者提出，“大熔炉”的口号并不真实，真实的情况应当是像七彩玻璃的镶嵌。更有人主张美国的民族融合是一盘沙拉，盘中的各种成分并没有合在一起，只有表面上有一层沙拉酱，勉强将胡萝卜、白菜、洋葱、肉片等黏合在一起。

从这个角度考量，我们必须要从各种移民进入美国的历史着手观察。与英国移民进入美洲时期相距不大的，首先是西班牙移民，其分布大致是在东南沿海的岛屿和墨西哥湾中间的地区。荷兰的移民曾经占据今天的纽约和新泽西一带，纽约的旧名称就是新阿姆斯特丹。法国的移民则集中在南部密西西比河下游。英法二强争夺美洲，曾经发生过长期的“英法战争”，其战场不在欧洲而在新大陆。两雄斗争的结果是法国败了，法国移民撤往加拿大，从此，美洲新大陆成为英国人的天下。

这些史事在第二章中已有所陈述，不必再叙。我们更不能忘记美洲的原住民，那些被误称为印第安人的古代亚洲移民乃是真的美洲合法的主人。然而，他们却被驱赶、压迫甚至消灭。因此，新大陆和新国家终于成为英国族群的领土，以英国文化作为基础，接受了许多不同的欧洲族群。这是一个强力压制政策导致的结果，并不是自然融合的产物。

美国独立之前，各处欧洲移民可以自由进入美洲，并没有管制政策。荷兰人、比利时人、德国人等陆陆续续成群进入，在各处组织小的移民社会。英王的美洲殖民地政府并没有强大的约束力，抵制或是管制这些非英裔的族群。但是，前者的总人数和英裔人群相比终究是少数。这个新大陆的控制权被英国后裔取得。独立战争中，英裔移民新设立的政府得到法国的援助，才得以击败宗主国而独立建国。因此，居住在南方的法裔人民与十三州为基础的新国家，其间并没有很大的隔阂。后来“路易斯安那购地”，也就能够顺理成章地将南方这一块并入美国的领土。到了这个阶段，美国的白人人口自然而然地包含了英、法、比、荷与中欧部分的德国后裔——西班牙后裔的垦拓者和美洲的原住民，还不在美国国民之列。

在南北战争以前，大概80%的美国人口分布在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密西西比河以东，只有少数的开拓者，以匹兹堡地区为西域的大门，陆续进入内陆。在这一阶段，也就是从立国到南北战争之间，西欧白人作为主流的地位已经稳固，英语民族、英语文化成为这新国家的主流。进入这块北美大陆的新移民，因此必须接受英语民族的支配，自愿地融入英语文化之内。至于那些被掠卖到美国的非洲后裔，在立国之初只是“会说话的牲口”，不在国民之列。

《“我们”的海港雕像》，乔治·凯勒（George Keller）所绘，1881年。这张宣传华工威胁的漫画，将丑化的华裔劳工描述为自由女神，题目中的“我们”（our）也用斜体强调

自从立国以后，美国需要劳力开拓广大的内陆。19世纪后半段到20世纪之间，美国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这些发展的方向，都需要大量的劳力。因此，美国采取开放门户的政策，以吸收欧洲的移民。后来，来自东方的中国人、日本人等族群也参与了开拓西岸的工作，中国劳工更是参与了建筑横贯大陆的铁路系统。可是，这些非欧裔的移民并不受到欢迎。最著名的是《排华法案》，将中国的移民配额尽量压缩。其他来自东方的人民，命运也没有太大的不同，只是他们人数不如华人众多，不太引人注意。

这种歧视的政策，一直到1924年依然存在。那一年，联邦政府修改移民种族配额。根据所谓“优生学”的原则，减少已经大量进入美国的犹太人、南欧、东欧移民人数；大部分配额给了来自英伦三岛（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人群，每一群体进入美国的人口都是数万人；其次就是北欧诸国及德国，这些地区进入美国的移民也数以万计。上述移民人数在年度总数十五万余人中占了十一万多；拉丁语系的法国、意大利、希腊，包括东欧的捷克、波兰等国，进入美国的移民数以千计，其他欧洲族群的配额则以百计，而东方各国是以每年一个国家一百人为限额——那时候欧洲的一个小国列支敦士登，全国人口不过一千多人，配额也是一百人。这些数字直白地说明：纽约港口自由女神欢迎的是欧洲的白人，尤其他们认为优秀种族的日耳曼和北欧各族。旧金山港口的恶魔岛，则是囚禁东方人民的监狱。自由女神所谓“各处盼望自由和追逐新梦的人民，欢迎你们进来”，无非供人讽刺的话题而已。

如此严重的种族主义偏差，延续至20世纪中叶才得以修改。二战期间及战后，先是为了接纳战争期间的难民潮，继而面对战后美国经济扩张所面临的人才短缺，经过罗斯福、杜鲁门和约翰逊执政时代的努力，方才于1965年对移民法进行原则性的修正。过去按照移民母国分配名额以优惠欧洲若干国家人民，同时故意排斥犹太人、西语语系人民和东方国家移民，从此以后，这种种族偏差逐渐得以改正。目前施行的移民法，基本上是1965年制定的原则：只分东半球和西半球两个配额。在审查时则按照如下类别，例如依亲、投资、高教育或高技能原则排队循序核准。因此，从那时以来，新移民的教育程度和具有的技术能力都高于过去的水平。美国接纳了这些质量优良的新移民，获得一群有用的人力资源。

美国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三大移民潮。1820—1920年之间的一百年，形成美国持续百年的移民潮。1820年至1860年，是第一波移民潮，这些移民的主要工作是开拓美洲内陆——那个阶段正是欧洲法国大革命以后引起的剧变时期，拿破仑的兵锋所及，处处都引发民族战争和民主革命。社会结构完全破碎，兵氛弥漫，人民流离失所，很多人因此离家奔往新大陆，寻找避难之处。这些人也就是在第二章所说的开拓西部内陆的新移民。他们有的带了资产，在美国申购土地；有的经过移民公司的招募，除了耕犁和锄头以外身无长物。因为这一次的大移民，美国人口才迅速地从四五百万跃升到超过七千五百万人。这一波的新移民，就不仅是英伦三岛和西欧的族群，也有南欧和东欧的人民。他们带来了欧洲各处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以农村经济为基础的市场交换制度。在整个开拓过程中，他们一样也是以白种人的身份，驱赶、压迫美洲的原住民。这些人在欧洲，并不在精英之列；他们在美国发展，除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以外，并没有深厚的文化素养。但是，这些人很快就同化于英语文化。所以，他们也是以殖民心态，以白人身份自居来开拓新天地。文学与电影中，西部故事都充分表现了胜者为王的姿态。

第二批新移民潮，则是发生在19世纪后半段开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期间。这些事迹，在本书别处有所陈述。这一阶段需要的劳力以熟练的技术劳工为主体，以及在欧洲行有余力的资产阶层。后者带来他们的经营经验和资本，投入美国工业化的第一次大规模发展。那些劳工有些进入工厂，移植了欧洲的技术经验；有的进入新社区，参与建筑、灌溉、公共建设等项目。这些人后来成为美国中产阶层的主要成分。其中最可注目者是来自欧洲当时技术水平最高的德语族群和东欧捷克等国家，他们带来了当时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劳动自律精神。这些新移民，在美国的各处新都市和城镇，甚至于农场和村落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开启了美国社会重视技能的风气。在前面曾经提到过，我认识一位全能工程师，就是这一群人的最新一代。

第三批移民，配合着美国基础工业的起飞和新兴工业的出现，也就是前面所说的钢铁业、石油业、汽车业、电器业等重要工业飞速发展的时期。在同一时候，欧洲也进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辉煌时代。欧洲许多发明家和熟练的技工，在各处投入他们的心力开发新产品，各国之间的竞争也各有所长。这一时代的移民中，最重要的人群是欧洲的熟练技工和企业界人士，包括工程师和企业家。他们进入美国时几乎都是城市居民，或者是工厂中的劳工。这些人群，有一部分后来成为美国中产阶层的骨干，另有一些没有技能的劳动者则成为美国劳工中的主要成分。经由这些新移民带来的经验和劳动力，美国吸收了欧洲的经验，综合他们产品的长处，很快后来居上，生产出比欧洲产品更为优良的新产品。前面谈过，电报、电话在欧洲的出现，其原型更早于在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各地汽车的设计，其实也各有所长。借用了这些欧洲新移民的才干，美国才能够生产出最好的电器、最好的汽车，成为世界工业的领袖。

这第三批移民促成美国的工业大跃进，在我们自己经历的现代史上也曾经出现过。日本的汽车工业在战后综合了美国的各种厂牌汽车的长处，生产了远比美国车优良的日本产品。没过多久，日本汽车打倒了美国独占市场优势，以至于美国公路上行驶的车辆至少三分之一都是日本厂牌。在最近，信息工业和电子业成为工业的主流，中国从美国学到了技术，很快就超越了美国的水平。我们不能不感慨，历史确实会重复的。任何优势都是相对的，不会永远不变，总有某些学习者会超越自己的模仿对象。

在20世纪中期之后，美国出现了第四波移民潮。其时间持续超过半个世纪，对于美国现代的文化自觉和社会公理的自觉有极大的影响。二战期间欧洲战乱不停，更由于希特勒的排犹政策，大批犹太裔的科学家和学者不得不寻找避难之处。战后的欧洲残破凋零，美国的经济确实正在繁荣向上，欧洲中产以上的移民也大批进入美国。

在东方的世界，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得东亚处处烽烟。二战前后，美国在东方树立霸权的活动也使得战争不断。于是，二战、朝鲜战争、越战之后，华人、菲律宾人、韩国人、越南人、印度人大批进入美国——这第四波的移民潮，就不仅限于欧洲的白人了。这一波移民潮的不同之处在于，各地进入美国的新移民有许多是当地的精英，他们带来了自己文化，也具备一定程度的特长与才能。因此，二战前后出现的移民潮，将美国文化的复杂性提升了一层，同时也出现主客竞争的尖锐对立。

当然，二战以后，美国涌现的种族与文化的多元特色引发了国内有识之士的警觉。他们不仅开始认识到，美国不能只是自诩为“大熔炉”，而应当是彩色玻璃镶嵌而成的艺术品，能够容纳多姿多彩的文化共存。自由主义人士坚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以落实宪法理想的口号，开启了美国对自己的新检讨。

这个浪潮具体的呈现，首先在非裔后代的解放。美国内战虽然是以解放黑奴作为理由，其实黑人并没有完全得到与白人平等的待遇。要到1960年以后，一波一波的黑人解放运动，才将这个始终没有解决的课题不断地推到台前，提醒大众注意和社会反思。此后，从族群的平等又延伸到性别的平等——妇女解放运动，与非裔平权运动几乎平行进展。直到最近，这场运动更扩散于性别婚姻的问题。凡此现象，都是因为现实的社会问题逼迫大众注意到表面上的文化多元，底层结构仍然是白人/英语群体垄断了一切资源。

下面将以我所见到的，尤其以匹兹堡族群为例，讨论各种族群各自的特色，以及他们在美国社会中占有的地位。我选择匹兹堡为例，一则因为在这里住久了，情形比较熟悉。再者，这座城市本来就是向西开发的大门，列次移民潮都曾经在这里路过，也有些人群在此落脚定居，成为可供考察的样本。美国的基础工业大规模发展时，如前面一章所说，匹兹堡是钢铁工业的重心，因此从欧洲吸收了许多劳工进入美国。

匹兹堡市民每年举行一次民族节，最多时有三十余个族群的移民后代参与。这一数字反映匹兹堡及其周边容纳各次移民潮带来的人群中较具代表性的若干部分。我目前居住的住宅，是第五大道的五千七百多号。从匹兹堡大学的三千九百号开始，一直到第五大道末端，也就是七千多号，这中间三千余号的街区及其边街，有不少于二十家的大小教堂，几乎囊括了基督教新旧教的各种教派，以及犹太教的教堂。这些教堂本身各有各的建筑特色，颇能代表欧洲各种教派的信仰——在匹兹堡，各种族群都有相当多的人数，足以维持如此多教派的教堂。论教派的比例，匹兹堡基督教教堂、长老会和天主教教堂为数最多，犹太教的各教派也为数众多。上面所说这些例证表明，匹兹堡似乎恰可以当作美国移民图的缩小版。

在第一、二波的移民潮，也就是向西开发的新移民中，有许多就留在匹兹堡周边经营农牧业，包括多元经营的蔬菜、水果农场，以及种植麦类和玉米作为奶牛饲料。这些移民的来源，从各处小镇的风格和地名就可以知道，相当大的部分来自英伦三岛，尤其是苏格兰、爱尔兰的穷人居多。我曾经去过离匹兹堡大概一小时的小镇，那里有个文理学院，邀请匹大同仁去做系列的演讲，介绍世界各地的情形。

小镇居民很多在当地居住了三四代，甚至在19世纪初就到达这里了。这一类市镇的布局都很接近：市中心是小广场，广场的一面是教堂，另外一面是市政府或镇政府；然后是火车站，旁边是邮局，再有一家杂货店、一家酒吧。时代改变了，可是整个城镇的布局依然故我。这些城镇的老房子是木建的，后来新建的房屋才是用钢铁厂炼焦的副产品红砖砌屋。从他们谈话中可以感受到，这些人安土重迁，孩子们出去在别处发展，老人们留在原地。老一辈故去以后，有些孩子会回到原来的地方继承家业。他们的婚丧喜庆往往参加的宾客达二三百人，在距离一小时车程的辐射范围内，很多都是亲戚朋友。他们现在的收入足够开销，却也积蓄不多；在社会阶层上，很难超越下层中产阶级的底线。

《匹兹堡市区鸟瞰》，萨迪德斯·福勒（Thaddeus Fowler）所绘地图，1902年。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画面左侧是阿勒格尼河，三角处是匹兹堡市中心，而远处是文中出现的奥克兰区、波兰山等地

爱尔兰移民为数众多，大约占了匹兹堡地区16%的人口，他们现在分布各处，没有集中聚居地。爱尔兰移民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长老会的会众，来自北爱尔兰和苏格兰；另一类是天主教的信徒，来自南爱尔兰，颇多是19世纪中期爱尔兰马铃薯大灾荒后陆续进入美国的饥民后裔——天主教的教众还有意大利后裔和波兰后裔，并不仅是爱尔兰裔。

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Penn Ave）有一家圣方济会医院、女修会以及其附属的护理学校，还有一个颇具规模的墓地；继续西北转西，延伸到市中心的北面，一路都有圣方济会的教堂和学校，可知他们过去的集中地就在这一带。爱尔兰人信奉天主教，与同一信仰的意大利移民比邻而居也很合理。匹兹堡的族群中，天主教信徒不少，在匹大校区旁的奥克兰区（Oakland）有一座主教座堂，建堂于此地并不是由于奥克兰区天主教人口众多，而可能因为该地是匹兹堡文教中心。这座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双塔高耸，气魄宏伟。其旁边是主教住宅，以及教区神父和修女的工作场所；后街是教会设立的女子中学，过街则是规模不小的男子中学。这座教堂只在重要节日或大型婚丧仪式才有教徒在堂崇拜，平时无论意大利人、波兰人还是爱尔兰人，都在他们社区的教堂聚会。

上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移民，由于自己的独特文化背景，形成了各自特殊的工作动机和行为模式。这两个族群，虽然今天都是英语民族的一部分，但他们在英伦三岛上立足生根的时间，远比日耳曼语系之中条顿族“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族群为早——后者是征服者，前面两个族群可说是原住民和先到族群的混合族群，苏格兰、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的斗争历时千余年。他们居住在英伦三岛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地区，这就养成行为模式的差异：苏格兰人居住地方靠北而高寒，必须努力工作才能谋生，他们通常沉默寡言、坚毅不挠；爱尔兰人则居住在欧洲最靠西边，即英伦三岛的外围。这一地区天气潮湿，牧养羊群是他们主要的谋生方式。爱尔兰半岛上常年绿色，因此爱尔兰的族群代表色是绿色；他们的主要农作物是马铃薯，这是一种相当容易栽培的植物。爱尔兰人的谋生条件其实不差，他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这就养成他们乐天、淡泊、工作意愿不强的特性，而更为喜欢音乐、艺术。“苏爱”族群则是爱尔兰人接受了苏格兰的长老会信仰后的变种，许多文化因素比较接近苏格兰而不像爱尔兰。

从上述形容的情况，在匹兹堡附近的苏格兰、爱尔兰和“苏爱”族群，就呈现为不同的谋生方式来适应美国社会。苏格兰人信奉的是长老会，爱尔兰人信奉的是天主教，这个信仰分野比族群渊源还要深刻。他们从英伦三岛迁移到匹兹堡附近，苏格兰人群来得较早，颇有在匹兹堡附近从事农耕的条件。爱尔兰人则是之后大批逃荒进入美国的。他们到达时一贫如洗，也正好赶上匹兹堡正在发展钢铁业等基本工业的时代。爱尔兰人移民的工作，大致是进入工厂担任一般劳务，或者在新兴的城市区从事种种杂务。两相对比，苏格兰移民的后代秉承基督新教长老会的行为模式，努力争取社会地位。乘着工业化的潮流，苏格兰移民后裔出现了卡耐基、梅隆这一类的企业家，而爱尔兰人只能靠工作糊口。

我自己在芝加哥大学神学院宿舍中，结识了一位爱尔兰好友。这位同学性情善良，对朋友热心，但是在金钱方面全无观念，打工赚来五元，他可能花费了六元。他的兴趣在音乐和戏剧，暑假的时候，他们三五个爱尔兰朋友结队进入农村地带，借用谷仓表演短剧，以获取一点收入。我的孩子在匹兹堡也有一个好友，从小学到现在认识三十多年了，交情深厚。这一家人性格脾气和我那个好友的模式非常相似。在他家中，没有一日三餐的观念：谁饿了，冰箱掏到任何可吃的东西，就能够随意糊口。他们的性格却是温暖热情，一家人都喜爱艺术，他的弟弟现在已经回到爱尔兰，进入戏剧行业。三年前，舍下遭逢火灾，正值小儿出差外地，这位年轻朋友从电视知道消息后，立刻赶来现场帮助我们老两口投宿旅馆避难。

在美国大城市的爱尔兰人人数众多，又使用英语，与其他族群相比也有一定的优势。他们信奉天主教，教会组织严密、资源丰富，具有一定的凝聚力。于是，在大城市中的爱尔兰人很多进入警察行业。再者，他们人数众多，从爱尔兰人中选出来的政治活动人物，也就成为城市基层政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种职业不仅在匹兹堡形成了传统，在芝加哥、纽约、费城等处也呈现相似的现象。每年圣帕特里克节，爱尔兰族群举行游行，警察、救火队、大小政客加上老少群众，在风笛声中浩浩荡荡，数万人穿越市区，充分呈现这一族群的社会力量。

由于他们在美国政治活动中的特殊力量，在政治圈倒也具有一定地位。以芝加哥而论，芝加哥是民主党的铁票地盘，也就仰仗这些基层干部和警察群体的支持。匹兹堡的市长各族后裔都可能担任，然而在市议会中，爱尔兰帮始终拥有举足轻重的实力。

铁路开通和工业发展之后，从欧洲进入匹兹堡地区的移民，有的来自中欧、东欧和南欧。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地区，仍在市区之内，称为波兰山（Polish Hill）。这个地区的居民，分布在陡峭的山坡上，地区不大，却至少有两家天主教堂，还有天主教的学校。由此往西北，则有“洋葱头”金顶的东正教教堂。这些东欧移民进入匹兹堡，乃是配合铁路修通以后的货物运输。大量货物从山谷之中运送到河边再转运，河边上的货车站有长达三里的月台和仓库。这些波兰的工人就是从山坡上负责货运的最后一站——他们负责装卸货物，也将新到的货物包括食物，在附近的长街区（Strip District）就地买卖。到今天，这个地区还是各种食材、菜蔬的集中地。他们保持传统的风格：门口设摊，后面是货架，食物新鲜，也多选择。街区有一座天主教堂，具有波兰乡间教堂的风格，可见这一地区波兰人和巴尔干半岛的族群占了相当的成分。现在，有几家中国人的唐货市场也在此处。美国的民间笑话常常讥笑波兰人“滞泥老实”，不太知道变通。这种族群笑话也就显示，这些当年从波兰农村过来的移民质朴忠厚，还是小农本色。往市郊区寻找，也会发现一些波兰人的天主教堂，规模不大，分散在小镇市中，成为当地居民的活动处。

匹兹堡的移民中，有不少日耳曼语系的族群。虽然他们通常被称为德裔移民，但其实还包括来自中欧各处——波兰、捷克、奥地利等地——说德语的居民。在阿勒格尼河（Allegheny River）北岸，也就是面对着市区的地方，则是德语移民的居住地，号称“德国山”（German Hill）。那里有一座教堂完全以木架涂泥建造，高达四层楼，形式朴实无华。我在德国乡下常常看见类似的教堂建筑，这些都是路德会的聚会所。我家居住的集体公寓，本来也是一座路德会的教堂，在拆除改建以前，这座教堂的风格也就只是石头堆砌，平平淡淡。我们住宅的后面，还保留了教堂牧师住宅和教堂办事处，依然是石砌库房模样。

在欧洲历史上，中欧四通八达，那些道路中心的城市工商业发达，拥有良工巧匠。工业革命后，中欧通都大邑的传统作坊蜕变为近代工业企业，遂使中欧可以提供熟练技工和管理人才，这些人移民美国后也参与了美国的工业发展。这些德裔移民到达匹兹堡以后，大多是在铁路和各种工厂担任专业技工的职务。在德国山周边仔细观察，还可以找到当年技工同业公所分会的遗痕：机工、金工、水工、电工等行业的会所。美国食物里，番茄酱汁是重要的配料，生产这一配料的工厂亨氏（Heinz）就在上述教堂附近。这家企业已经传承了四代：第一代是来自德国巴伐利亚的农家子弟，最初以家庭作坊生产食品；现在这一厂牌的各种食品，多达七八十项。如今，德国后裔移民不少渐渐进入总裁阶层，分散各处中产住宅区。在匹兹堡周围数县，德裔人口占了20%，可能是这一地区最大的移民群了。

和他们同时进入美国的，还有巴尔干半岛周围国家的移民，例如克罗地亚人。他们也是在工厂之中担任蓝领的劳工，人数多后又分散到市郊，不过最多的还是居住在阿勒格尼河两岸的若干小镇。我在匹大的秘书，就是巴尔干半岛移民的后裔。她的丈夫原是独立的印刷工，有自己的工坊，应顾客的要求排印广告等印刷品。自从有了计算机以后，他的业务一落千丈，因为没有人再要印刷品了。我的秘书从中学毕业以后，接受两年社区学院的秘书训练，二十多岁就在历史系工作；我退休以后，她仍在系办公室任职，现在是历史系的主任秘书。她丈夫失业，又有意外工伤，一家人全靠一些工伤保险赔偿度日。从在我身边到现在，三四十年了，秘书的年薪还是在四万五千美元左右而已。她的两个女儿结婚，婚礼来宾二三百人，都来自匹兹堡周边一小时多车程的范围内。她这种情况相当有代表性，无论是白领的文员还是蓝领的劳工，这一阶层的移民即使来美已经一百年了，却始终滞留在中产下端，很难有人跳出这个阶层。可是，他们彼此之间的族群和亲友圈子的情谊，却是很多大城市中寂寞的群众难以得到的。

意大利移民后裔在美国人数众多，有一部分在东北各州经营农业，大部分在东部与中西部城市谋生。匹兹堡的意大利移民，居住在自由大道（Liberty Ave），号称“小意大利”。从我家进入小意大利区，也就不过十五分钟左右：那条路上，从五十街往西走直到三十街，意大利色彩明显可见。这一段街上有三座教堂，都不很大，颇似意大利本土的乡镇教堂。小意大利区每年有一次“意大利食物节”，街头到街尾大概有两个街区，排满食物摊位。匹兹堡最兴旺的饮食业，就是意大利的比萨和面店。除了饮食业以外，也有很多意大利人种植大小不等的植物苗圃，提供给客户以布置庭园。这些苗圃通常是在相当陡峭的山坡上，地价不高。他们也会应顾客要求，替顾客打理庭园、清扫裁剪。

意大利人擅于经营，颇有人事业成功，进入中产阶层以上甚至列名富豪，例如美国银行创办人阿马迪·贾尼尼（Amadeo Pietro Giannini, 1870—1949）、汽车业巨子李·艾柯卡（Lee Iacocca, 1924—2019）。纽约和邻近地区的意大利政客，也颇多当选为地方首长。他们在戏剧演艺这一行业之中，也有相当的地位。好莱坞的明星和纽约百老汇的演员中，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成名的演员兼有财富与名声，地位当然可以高居社会上层。因此，意大利人整体而论，在美国社会的阶梯上，相对前面所说的德国、巴尔干乡农移民的后代而言，占了比较优越的地位。

意大利人经营餐饮业颇有名声，匹兹堡比萨店数量可能超过汉堡快餐店。我们的集体公寓中，曾经有一户邻居乃是“小意大利”一家餐厅的女主人，当家店主亡故后，由“情人”照护餐厅。他们饭店的酒吧间会用大荧幕给当地居民转播球赛。饭店的隔壁则是工会的分会会址。这位意大利的“卓文君”家业相当殷实，只是文化修养比较“一般”。现在她的情人病故，自己也老了，已经搬离此间住在女儿家了。意大利人的家庭稳定，族群内婚姻非常普遍；家族关系相当密切，一个大家族团聚在一处，即使离家出去了，和老家的关系也始终连绵不断。凡此内部凝聚力的现象，乃是意大利族群在美国长保优势的原因。

意大利人另有一项特殊的地位：意大利半岛尖端西西里的黑手党，自从中古以来，在地中海地区就是地下社会的强大力量。黑手党的主要活动是在港口地区，他们霸占码头谋取利益，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刀口舔血，却也救苦济贫。这种黑社会有自己的“伦理”，颇像中国的江湖侠士：同一个帮派的人就是一家人，人与人之间讲究义气，重然诺，轻生死，为了朋友可以拔刀相助，舍命不辞。意大利黑手党的堂口，自称为某某“家族”；家族中的“教父”权力极大，其生活之豪华、掌握资源之丰厚，不亚于当年上海的帮会。这些人不仅可以影响当地的政治，甚至可以影响到全国性的选举。匹兹堡是一个中等城市，也还有一个中等规模的“家族”曾经相当活跃，渗透到劳工总工会和各地的分会。最近二三十年来这个“家族”已经沉潜，没有做惹人侧目的活动。前面所说的那位“卓文君”的情人，为人义气，对人热诚。他们的餐厅顾客里，颇多专业公所或工会人士；他在餐厅大约也必须有江湖气概，方能在“小意大利”立足。

南欧和巴尔干半岛的移民，也有一个集中的地区，就是在莫农加希拉（Monongahela）河的南岸，从两河交汇处往东延伸，直达今天的河前区（Water Front）。这一条街上有许多村落、饭店和小商店，临街也有住家，他们都是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处来的移民。河前区本来是美钢的厂区，从那里上山是蒙荷尔（Munhall），一个捷克人的聚落：一条主街，有教堂、学校和几家小商店，还有一连串的工具店；主街两侧一家家小住宅，旁边都是园地，种植各种家用植物。这个捷克人的地区，其景观也和布拉格郊外农村非常相像。

捷克人是值得钦佩的民族，他们在欧洲的居地夹在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中间，虽然也是斯拉夫族群的一部分，其风俗习惯却和日耳曼人比较接近。捷克人独立性强，勤劳正直，夹在两大族群之间能够生存，也就因为他们的民风坚毅，不屈不挠。在马丁·路德发动宗教革命以前，捷克的胡斯（Huss）就开始了新教运动，但天主教会将他们师徒三人在广场上烧死。捷克人信奉的宗教就源自这个胡斯教派。在东欧地区，捷克的工业水平应是最为发达的。

捷克人来到匹兹堡，是配合着匹兹堡钢铁业最盛的时候，他们担任的工作是工程师、专业技工和专业文员，例如会计师。从蒙荷尔出来的捷克人，今天还是相当广泛地分布于会计、法律、工程和银行的财务等领域。一位曾经替我办理报税的会计师，就是住在蒙荷尔的捷克人。我在匹大的一个学生身高七尺，是当年校队的大将。大学毕业后，他不愿意进入薪资丰厚的职业球队，自己考上了美林（Merrill Lynch）经营集团的基层工作。至今四十多年了，他去年刚退休，已经是美林宾夕法尼亚西部周围四州地区的副总裁。他代顾客经营财务，也管理匹兹堡本城的匹兹堡基金会——一个有三亿美元资金的地方基金会，以支持匹兹堡种种公益事务。前年开始，他已经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财务硕士毕业的儿子纳入他的工作团队，将来这个团队就会是他家的世业。因此，捷克人在各种族群之中，通常不会停留在中产以下，他们会从中产的底线逐渐进入中产的上层。

匹兹堡的犹太族群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犹太人从欧洲各处移居美国，如前面所说，三波移民潮中都有犹太人参与其中。在欧洲各处，犹太社区永远是一个与城市其他部分分隔的“隔脱”（Ghetto）——意思是与众隔离的族群居地。犹太人并不穷，可是处处被人歧视。在历史上犹太人三度亡国，最后一次是在罗马帝国时期，犹太地区沦为罗马的一省。从那时以来，要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犹太人才有自己的国家。这将近两千年的岁月，各处的犹太人都只有依靠自己的专业特长，从事例如医生、律师等工作谋生。由于各处犹太“隔脱”之间频繁交往，欧洲各城市之间的款项汇兑业务也就成为犹太人的专业。犹太人手上除了金钱以外一无凭借，所以放款、收利息也是一个谋生的方式。然而，一千多年来，犹太人获得了一个贪婪好利的恶名。对于这些在欧洲处处被嫌弃的犹太人而言，新大陆的美国是一个新的机会，也是可以开展更大的生活天地。

在美国的大城市中，银行借贷和汇兑的活动会通过犹太人兴办的银行，其他族群的财经活动也脱不开犹太人的经营。在匹兹堡的犹太人来源复杂，从波兰华沙到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都有，但以东欧城市移民为主。欧洲许多大城市中的犹太“隔脱”，都有人趁着移民潮进入美国。

他们在美国金融领域拥有无可匹敌的实力。匹兹堡最盛的时候，当地银行业据全国第四位。今天，由于市场结构的改变，所有的财团都是全国性运作——也就很难说哪家是当地财团，哪家是外来财团。在我刚到匹兹堡时，匹兹堡有个大的百货公司考夫曼（Kaufman），是实力跨越数州的大公司。今天这家百货公司已经关闭了，可是考夫曼家族的各种基金会还是匹兹堡公益活动中的重要力量。许多到匹兹堡观光的客人，大概都曾经访问过考夫曼家族在山溪水边上的一个特殊建筑——建筑师赖特设计的流水别墅。那是他们鼓吹环保的一个标志性建筑。我现住公寓的对门，曾经有一家犹太邻居与我们同时迁入，两年前才离开。这位女主人和她的丈夫都是希特勒排犹时代送来美国的犹太孤儿。几十年来，夫妻二人奋斗，拥有一家匹兹堡颇具规模的家具行，从一家小店到现在分店跨越三州。这位老邻居跟我们交谊不错，她的阅读习惯反映她的教养，她的行为也是中规中矩。她的起居室是我们公寓成员开会地点，数十年如一日。这种文化的软实力，不是其他族群可以相比的。

至于匹兹堡犹太人居住的集中地，从我到达匹兹堡以后，松鼠山（Squirel Hill）长期是他们的社区。在这个地区，有二十余家犹太人的会堂，从大型的教堂式中心以至于小型聚会的讲习所或是学习班，各自代表犹太教内众多宗派的一部分。在松鼠山的街上行走，有经验的人可以判断哪一类的服装代表哪一类的宗派。因此，一般而言，犹太人很团结，但是内部分歧也非常大。在松鼠山的街道上，不知多少家犹太食物的店家提供经过犹太教师检验和祝福的食物，以供给犹太人。他们还有一家犹太活动中心。在松鼠山上的图书馆中，如果有人阅读，无论老幼，十之七八是犹太人。犹太人好学成风，犹太妈妈对于子女的教育、监督不遗余力。因此，松鼠山的公立学校，曾经是全国著名的中学。

如此人口密集而繁荣的犹太社区，到最近十年内却被东方人逐步“侵入”：韩国人的教堂，在松鼠山上已有三四家；来自各处的华人、越南人很多从事餐饮业，今天松鼠山的一条主街上，已经有七八家亚洲人开的餐馆。这些东方人已经将犹太人逐渐排到其他地区。我家曾经在松鼠山住过两个地方，之后迁移到微风角（Point Breeze），那附近就有刚从松鼠山迁到当地的犹太邻居。现在我居住的地点是山荫区（Shadyside）的一个集体公寓，对门和楼上共十六家中大概有六家是犹太人，其中有三家是刚刚从松鼠山搬入的。

在学术圈和艺术音乐圈之中，犹太人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们传统好学，在世界的学术界，犹太人的贡献无可置疑。每年诺贝尔奖中有关学术的四个奖项，犹太人往往占有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的人数。在美国的大学中，假如抽掉犹太学者，很多科系就失去了主力。我在匹大任教时，历史系有将近三十位同仁，大概四分之一是犹太人。我在匹大的后半段是“校聘讲座教授”，据说这个项目有一定的限额，大概是全体教员的百分之二。那时有个新校长刚刚到任，曾经邀请文理学院的校聘讲座教授参加茶会，在座十二个人中有四位是犹太人。可是在美国的大学之中，他们虽然成绩优良，实际的权力却不在他们手中——他们永远是客人。我有一位好友是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社会学家，他在社会学上无疑是少数几个世界级领袖之一。每隔一两年，经由犹太同事的邀请，他会在哈佛和芝加哥大学担任客座一学期，然而这两家大学从来没有邀请过他担任常任讲座教授。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学术圈还是脱不开欧洲习惯的“排犹”传统。

来自欧洲的移民中，有一个特殊教派的后代值得一提：荷兰阿米什教派的移民后代，他们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始终坚持以农维生、自给自足，并且拒绝使用机械，更不用说现代的科技了。他们的村落没有电灯，还是用汽油灯；不驾驶汽车，还是用马车；耕田仍是采用马拉犁的方式；他们服装两百年来如一日，还是如同当年荷兰的居民一样。来访匹兹堡的旅客，常常以参观阿米什村落为观光项目之一。这种特例当然不能算多，只是说明早期移民留在匹兹堡周围的，一定程度上仍保留他们的族群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