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为“守夜人”划定边界
政府应该在更正市场失灵和市场局限，以及追求社会公正方面，扮演重要但有限的角色。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如果要把当世美国经济学家聚在一起，整一出“锵锵三人行”，最合适的人选，应该就是保罗·克鲁格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43—）和罗伯特·希勒。
他们都是诺贝尔奖得主，个个都是颜值担当，话锋犀利，而且得理不饶人。克鲁格曼代表市场，斯蒂格利茨代表政府，希勒代表“非理性”，抛出任何一个话题，估计都会吵到莲花朵朵开。
▲比起那位喜欢说“不”的克鲁格曼，这位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要温和许多。
斯蒂格利茨比克鲁格曼年长10岁，无论是教书还是行政阅历都要丰富得多，对中国的态度，也相对温和不少。作为在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两大巨人阴影下成长起来的中生代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思考和创作都徘徊在老师们所设定的主题和理论架构之内。
对天才来说，晚出生了30年，其实就如同错过了一生。
一
加里（Gary）是一座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西北部的小城市，全市人口不足10万。有趣的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两本经济学教材居然都出自加里人之手——萨缪尔森和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出生于1943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26岁就当上了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他的经济学见识都起源于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悖论——格罗斯曼-斯蒂格利茨悖论（Grossman-Stiglitz Paradox）：由于信息成本的存在，市场效率和竞争均衡是不相容的，价格不可能充分显示。
也就是从这个悖论出发，斯蒂格利茨在自己与货币学派之间重重地画出了一条界限。他反对罗纳德·科斯（Ronald H.Coase）的主张，认为科斯提出的“自愿联合”或“协商解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市场无法完全收集到所有个人的信息。与其自愿联合建立一个“新组织”去负责这个市场问题，就不如简化地把“现成”的政府看成是为此目标而设立的一个集体性组织，这样更能节省交易费用。
20世纪80年代之后，哈耶克的“假想敌”——计划经济无论在理论、国家治理和道德层面上，都已经破产了。在西方或东方，原教旨意义上的计划派、市场派其实都不存在了。
最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其实只剩下了一个：市场失灵与政府调控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1989年，斯蒂格利茨写出了一本小册子《政府的经济角色》（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State ），它被认为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对这一问题的最杰出的思考。此作品发表后，引起整个经济学界的大讨论，左中右各派相继卷入，多位重量级的学者——包括几位诺奖得主——都发表了赞同或商榷的文章。1998年，正处改革深水区的中国把这篇论文与其他7位经济学家的论战文章结集在一起，出版了《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一书。
在书中，斯蒂格利茨先是揭示了一个事实，美国政府的支出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而其他市场化国家，如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这一比例更高达1/2。他继而把政府的作用划分为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的作用，前者要回答“怎样生产产品”，后者要回答“生产什么”和“为谁生产”。
他的核心观点是：“只要在信息不全或市场机制不完整的状况下（这可说是全球常态），国家的干预就必然存在，以有效改善资源分配的效率。 ” [4]
如果信息不对称会造成“市场失灵”，那么，它也同样会造成“政府失灵”。斯蒂格利茨显然看到了这一事实，他对政策工具在调控中的自我约束进行了讨论，建议引入创新、激励和竞争机制，以提高公共供给的效率。他试图确立一些基本原则，来规范政府参与经济的行为。
二
“我想看看真实的世界——做一只碰壁的苍蝇。”1993年，斯蒂格利茨离开高校，去往华盛顿从政，他担任了4年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接着，又在世界银行当了3年的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2001年，斯蒂格利茨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时候，他已经重返熟悉的校园。在后来的两年里，他先后出版了《全球化及其不满》（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和《喧嚣的九十年代》（TheRoaring Nineties ）。
在这两部书中，他以简明经济史的手法回顾了刚刚发生的历史，包括超出所有人想象的高速增长、“9·11”事件、狂热的放松管制、安然丑闻、东亚金融危机及越来越严重的分配不公平。
“毁灭的种子是什么？第一个是繁荣自身。”斯蒂格利茨在《喧嚣的九十年代》中写道：“也许自从郁金香泡沫之后，市场的非理性从来没有表现得像最近这样的明显。”他批评了市场，同时认为政府没有很好地扮演平衡的角色，以至于出现了“廉价的增长”。
他再次重复了十多年前的警告：不受约束的市场远非经济繁荣的引擎，获得持续增长和长期效率的最佳方法，是找到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恰当平衡，公司和经济都必须受到一定程度的管制。这不仅仅是好的道德教化，还是“好的经济学”。
2012年，勤奋的斯蒂格利茨又出版了《不平等的代价》（The Price of Inequality ）一书，这个时候，他成了反省全球化的“斗士”。在他看来，“人均GDP可能上升，但大部分公民的生活可能年复一年原地踏步甚至过得更糟……我们的经济与政治体系承诺我们要做的事情，与它们实际做的事，两者天差地别到不容忽视的地步”。
根据斯蒂格利茨的统计，美国社会最上层的0.1%的家庭所获得的收入是社会底层90%的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的总财富超过国家财富的1/3。他把林肯总统的名言“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讽刺性地改为“1%所有，1%所治，1%所享”。
三
从斯蒂格利茨最近十多年的著作可以发现，华盛顿的从政经验对他的学术路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一个坚定的政府干预主义者，他对政府机制了解得越透彻，失望便也越深重。
自亚当·斯密以来，关于重商主义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歇过，“看不见的手”与“守夜人”之间的关系一直微妙而危险，并且从来没有达成完美的均衡，或者，理想状态的均衡根本就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经济学是从道德伦理学中被剥离出来的，而实际上，它又从来没有离开过道德伦理。
在斯蒂格利茨发表《不平等的代价》的3年后，2015年，特朗普宣布参选美国总统。以东部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斯蒂格利茨认为他是“最不够格且参选最仓促的人之一”，但实际上，他的著述却可能是特朗普反对他和他的朋友们的最佳助选文案。
斯蒂格利茨与克鲁格曼被视为美国经济学界的“双子星”，他的性格更温和，不像克鲁格曼那样“善于”得罪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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