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四部曲”：一位欧洲共产党员的历史书写

“年代四部曲”：一位欧洲共产党员的历史书写

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往何处去，我们只知道，历史已经将世界带到这个关口，以及我们所以走上这个关口的原因。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霍布斯鲍姆（1917—2012）的人生似乎是为“历史学家”量身定制的：动荡、激情且长寿，缺一不可。

他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况最惨烈的1917年，是一个犹太人。他的出生地是埃及亚历山大城——曾经世界上最大的海港城市和第一家图书馆诞生地，父亲是俄国犹太后裔，母亲来自中欧。童年时，他生活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后来又到了德国柏林。

青年的霍布斯鲍姆目睹了希特勒的上台，1933年，他随父母迁居英国，中学毕业后进入剑桥大学历史系就读。他在大学期间加入了英国共产党，至死没有放弃这一政治身份，应该是党龄最长的欧洲共产党员。他是英国共产党的活跃分子，这让他在学术界的存在一直十分艰难。

1961年，在伦敦大学当历史课讲师的霍布斯鲍姆着手写一本关于法国大革命和英国革命的书，没有料到，这竟成为一项绵延长达30年的创作计划。他先后完成了四部一脉相承的通识类史书：

《革命的年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1789-1848）

《资本的年代：1848—1875》（The Age of Capital：1848-1875）

《帝国的年代：1875—1914》（The Age of Empire：1875-1914 ）

《极端的年代：1914—1991》（The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1914-1991 ）。

他的“年代四部曲”，被公认为“英语作品中近现代世界史的最佳入门读物”。

2012年10月，他在伦敦的家中安静离世，享年95岁。此时的欧洲和世界，与他出生时相比已面目全非。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从容完成了自传，书名宛如一篇语文课堂上的作文——《趣味横生的时光：我的20世纪人生》（Interesting Times: A Twentieth-Century Life ）

一

霍布斯鲍姆把1789年当成是文明新纪元的肇始之年，他把那一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称为“双元革命”。这样的定义，呈现出欧洲在政治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同步突破。

比霍氏稍长一辈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过“世界时间”这一概念，他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并不均衡地发生在地球的每一个地方，相反，它只出现在少数的两到三个地方，而这些地方所呈现的景象代表了那个时期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平。在《革命的年代》中，霍氏描述了发生在法英两国的革命是如何酝酿、爆发和蔓延的，最终为日后世界的转轨提供了激进民主政治的所有语汇和问题，以及经济大跃进的全部动能。在这一激动人心的大图景中，几乎没有涉及中国和日本，印度和埃及则是以被殖民和被改造物的面貌出现。

《资本的年代》和《帝国的年代》，描述了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世界历史。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替代贵族和神权，成为文明社会的新主角，火车、汽船等新科技将场景从欧洲拉至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掌控资本与科技的胜利者，主宰了抱持传统的失败者。大批农民远离沦为商品的土地，流向城市、工业，在无垠的环境里缓慢凝结其工人意识。

在经历了1875年的经济危机后，资本与权力妥协和勾结，世界史悄悄滑入了帝国的年代。其后的半个多世纪，是真正意义上的“欧洲人的时间”，从1876年到1915年，地球上大约1/4的陆地，是在六七个国家之间被分配或再分配的殖民地。英国统治了亚非拉的诸多土地，号称“日不落帝国”，法国的领土增加了350万平方英里（1平方英里≈2.59平方千米），德国、比利时各获得100万平方英里。

作为一个受过严格历史训练的左翼学者，霍布斯鲍姆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叙述力和感性的同情心，这让他的文字充满了逻辑思辨和动人的底层关怀。他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对革命抱持了讴歌和警惕：革命带来的后果远远超过最初革命的倡导者和煽动者（的预期），这点上，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

与此同时，他尤其强调经济在社会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如他的英国同行晚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评论的：“霍布斯鲍姆的作品优雅、明晰，同情小人物，喜欢讲述细节。我和他都认为，是经济变化塑造了现代世界，他站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一边，我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

二

在“年代四部曲”中，字数最多，作者也自视最重的是最后一

部——《极端的年代》，霍布斯鲍姆在前言写道：任何一位当代人欲写作20世纪历史，都与他处理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不同。不为别的，单单就因为我们身处其中。

他把19世纪称为“漫长的世纪”，而20世纪则是一个“短暂的世纪”——它分为陷入全面战争及其威胁的灾难30年、两极冷战对峙但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30年，以及全球混乱无序的危机20年。霍氏所谓的“极端”，即显现为大规模战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冷酷性，同时更包含着“历史意识的萎缩与退却”。

据他在自传中的记载，《极端的年代》一书是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授课期间完成的，这对于一个英国历史学家和欧洲共产党员而言，很有点隐喻的意味。

这本书所记录的20世纪的历史，就是他所信仰的主义经历考验的一百年，也是他所在的英国和欧洲由历史演进中的主角重新向配角滑落的全部过程。1890年，欧洲GDP的全球占比为40%，到2010年时已经不到20%，与1700年的水平大致相当。

这自然让霍布斯鲍姆百味杂陈。

他对美国有着非常复杂的微妙感情，在政治立场上，他是美国体制的批判者，他嘲讽说：“美国的制度被套上了一部由18世纪宪法织成的紧身衣，再加上两个世纪以来由律师们——亦即合众国的神学家们——宛如注释经典一般所做出的牵强解释，结果在2002年时几乎比世上任何国家的制度都要僵硬。”

但是，他对美国在这一百年里的进步和磐石般的作用却不敢轻视，他看到了有别于老欧洲的创新精神，以及洋溢在新大陆的对人性解放的宽容。就个人而言，他是爵士乐的疯狂爱好者，还专门写过一本《爵士风情》（The Jazz Scene ）的小书，他感慨道：“如果我们对美国的认识来自其他任何方面的话，那就是科技和音乐。”

三

作为一个“至死不渝”的共产党人，霍布斯鲍姆的政治身份，让他既颇受排挤，也更为引人注目。在二战后的10年时间里，他当过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主席，他的私人信件常被拆看，教职升迁遭到拖宕，直到1987年，美国政府坚持不给他发护照。

不过对霍氏本人而言，他对共产党员的历史观、立场和身份，做了很清晰而微妙的区隔。在“年代四部曲”中，唯物史观——他自称为新社会观，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学术视角，在立场上，他始终站在工人、农民的一边，而至于党员身份，他有时候会自嘲是“历史学家的怪诞的癖好”。

关于他终身不曾放弃的信仰，霍氏认为：“有两种社会主义，一种是作为宣传的社会主义，任何经济体都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是一个奋斗的目标，而不是现行机制；另一种是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包括中国，它不是事先规划出来的，而是一点一点‘生长’出来的。”

霍布斯鲍姆曾于1985年到访中国，在社科院与中国学者有过交流，其间，他正在写作《极端的年代》。这部书中部分关于中国的章节，在翻译引进时被悄无声息地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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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英国共产党员写出了最好的近现代通史，而关于当代欧洲最好的历史读本，推荐出生于伦敦而执教于纽约大学的托尼·朱特的作品：

《战后欧洲史》（全四卷）/托尼·朱特　著/林骧华等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