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个走不出去的“福山困境”
我们想知道是否存在着一种类似“进步”那样的东西，而且想知道，我们是否能够建设一个连续的、有方向性的人类普遍史。
——弗朗西斯·福山
每一个经济或政治学者，都在内心急切而不动声色地等待着一个时刻的到来：在事实发生突变前的一刻钟，突然大声地喊出一嗓子。这个声音也许什么也无法改变，但是，却成为历史的一个记忆点。
在这本书中，有好几位这样的幸运儿，比如1996年的保罗·克鲁格曼、2000年的罗伯特·希勒。在1989年，这个好运的“苹果”也曾砸在一位36岁的日裔政治学家的头上。
这一年的2月，刚刚从兰德公司离职、转任华盛顿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副主任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受邀去芝加哥大学发表一个关于国际关系的演讲。他是一位苏联问题专家，就在1988年12月7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的一次演讲中宣布，苏联将不再干涉东欧卫星国的事务。福山谈到，这可能是冷战结束的开端。
他的演讲引起了一位听众的注意，他是《国家利益》杂志的编辑，他建议福山专门写一篇文章。1989年的夏天，这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发表，福山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紧接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在多米诺骨牌倒塌前的一瞬间，福山喊出的这一嗓子，让他从此名垂青史。
一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出版于1992年，成为发行量最大的当代政治类作品之一，迄今常销不止。
福山保持了西方学者一贯的血脉正统——一切的叙述都从希腊开始。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由欲望、理性和精神这三部分构成，到了黑格尔，他又把“获得认可的欲望”提炼为驱动人类进程的基本动力，进而指出，真正能使人满足的并不是丰富的物质，而是对其地位和尊严的认可。
现代政治的所有道德逻辑，都建立在这一论述的基础上：到底怎样的政治安排能够让人们觉得受到了公平的对待和有尊严感。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抑或我们认定的邪恶组织，其凝聚人心的起点都是一样的。
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的冷战，前后持续了整整半个世纪，它可以说是两种意识形态的政治竞赛，全球的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都自动或身不由己地分列于两大阵营，以相互的遏制和血腥的暴力斗争来捍卫自己的主张。
在这场竞赛中，自由民主国家常常被人们看成是效率低下的一方，因为它需要保障一定范围内的工人权利而明显削弱了国家的权力。相反，专制制度则寻求使用国家权力去剥夺公民的私人领域，个人自由支配的领域所失去的权利，将在国家利益的层面上得到弥补。
而在1989年冬天所发生的事实，令竞赛突然结束。福山所宣告的“历史的终结”，便是对此的总结陈词——自由民主制度用一种获得平等认可的理性欲望，替代了那种希望获得比别人更伟大的认可的非理性欲望。 历史因此而终结。
在书中，福山表达了对未来世界格局的乐观预测：随着冷战结束，主要大国集中在一种单一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上，国际关系的“共同市场化”将出现，世界将会实现内在平衡。
二
人人都想在自己的手上终结历史，从恺撒、秦始皇到希特勒，也包括黑格尔和马克思，但直至今日，无人达成。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不但没有终结争论，反而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之后20年，他一直纠缠其中，陷入了一个走不出去的“福山困境”。
福山的理论受到两个事实的挑战：2001年的“9·11”事件和东亚经济模式，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崛起。
柏林墙倒塌的仅仅10年后，另一堵“愤怒之墙”再度轰然出现，它可追溯的历史更为久远，可以从1096年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算起。在“9·11”事件中，本·拉登（bin Laden）用两架飞机宣告了伊斯兰世界的不满，它证伪了“历史的终结”，并让人们重新记忆起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20世纪60年代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很显然，在人类的某些民族中，召唤祷告的钟声，永远比汽车、冰箱或选票美妙和重要得多。
福山在后来也承认：“在东西方冷战终结后的90年代，美国的确具有压倒性力量。但一国变得如此强大本身就是罕见的……对‘9·11’恐怖事件的过度反应扭曲了美国的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这扣下了意想不到的恶性循环的扳机。”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让福山再次找到了理论自信，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实是，埃及重新恢复了原有的统治，利比亚、也门及叙利亚陷入无序状态，与此同时，伊拉克出现了新的极端伊斯兰运动。战火一直持续至今未歇。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不但没有终结争论，反而让他陷入了走不出去的“福山困境”。
福山显然无法用历史终结论来解释这一切，在2015年的新书《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中，他有点无奈地写道：“如果阿拉伯世界在面对IS [7] 的暴行时，无法克服部落纷争和宗派分歧，那么我们也无计可施。”
三
东亚模式，是福山遇到的另外一个很难跨过去的理论跨栏。
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他以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为代表，论述了东亚的经济增长模式。作为一个日裔学者，他对亚洲的态度似乎更为复杂。
他认为市场导向的专制主义国家集中了民主制度和共产主义两者的优点，他们既能够对其人民强行推行一种比较高度的社会纪律，又能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以鼓励发明和应用最现代的技术。
工业化和自由民主之间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们的关系非常复杂，至今没有任何理论能予以适当的解释。
同时，他警告说，这种稳定性和发展效率，可能以牺牲收入再分配公平和社会正义为代价。
在2011年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一书中，福山以更大的篇幅继续论述了自己的思考。
他把国家、法治和问责机制视为现代政治体制的三组基础性制度。以中国为例，他认为，中国是最早的“韦伯式”国家，很早就建立了精英化的官僚体系，但是，“历朝的法律规章都是执行皇帝旨意的成文法。毫无疑问，中国也没有建立起正式的问责制度”。
中国的这种治理方式成为东亚其他国家的范例。这一政治特征的后果有两个。
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几乎所有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威权体制都分布在东亚地区。其次，这样的政策会导致严重的寻租和国家俘获现象。最终的结果是东亚的体制与欧洲、北美以及西方世界的其他国家存在差异。
自从在1989年的夏天发表了那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后，弗朗西斯·福山就成了一个拼死护卫宝盒的战士，从任何角落射出的一支冷箭，就够他手忙脚乱一阵子。
其实，“福山困境”的本质是一个人类困境：“获得认可的欲望”的确是一种根本性的动力，但是，它本身无法被量化和“一致化”，因而，历史也无法被终结。
阅读推荐
西方知识界对当代世界秩序的解释，一向以美欧文明中心论出发，并没有太大的分歧，推荐：
《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萨缪尔·亨廷顿 著/张岱云等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