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一群来自平壤的男子在桥上等我的父亲。他们是「军事安全司令部」的官员。这个组织跟国家安全保卫部，也就是我们常简称的保卫部是分开的。军事安全司令部是一个监控军队的秘密员警组织。
无消无息地又过了十天。我们只知道他被拘留，有人在调查他是不是照规矩在做生意。对外，我母亲一如往常地呈现出强悍、理性的面貌。一回到家，她就会变得脆弱又爱哭。她开始做好最坏的打算。她知道很少有人能够毫发无伤地从拘留所里回来，甚至有人就此人间蒸发。我从来没有看过她这样。
就在这种坐立难安的状态下，她告诉了我一个我之前从来都没有听过的家族故事。这个故事跟我母亲最年长的姊姊，也就是老阿姨的婚姻有关。在我出生以前，老阿姨曾经结过婚，而且有过三个我都不认识的孩子。她的丈夫是韩裔中国人，是在一九六○年代晚期的时候，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才逃到了北韩。他当时认为北韩是共产主义者的乌托邦。母亲说，他是一个很友善的人，个性非常坦率又诚实。外祖母因为对方是外国人而反对这场婚姻，但老阿姨说，如果不能跟他在一起，她索性连命也不要了。因此，他们就顺利结婚了。
几年过去，他对北韩的宣传手段觉得很反感，说他想要回中国。老阿姨拒绝离开家乡，因此他只身上路，然后在国境的地方被拦了下来。如果他告诉国境员警，说自己只是想回去看看中国的家人，然后会再回到北韩，那么他也许就能够顺利地离开。但诚实的性格害了他。他告诉审讯他的人，说自己对北韩的行径已经感到幻灭。没有经过任何审判，他们直接就把他送进政治拘留营。接着，为了保护整个家族，外祖母插了手，办妥了这件事。如此一来，老阿姨就可以跟丈夫离婚，同时把三个小孩子送养。唯有这么做，整个家族才能够避免因为跟「犯罪分子」扯上关系而受罪，降低自己的出身成分，还会为世世代代的子孙带来危害。配偶被监禁时，这是常见的处理手法。
三个孩子各别都被好家庭收养。其中一个人成为了军官。在他长大成人以后，老阿姨跟他见了面，告诉他这个故事。他痛哭失声，拥抱住老阿姨，发誓他要把家庭背景抛在脑后，从此以后只把自己的生母跟手足看作亲人。
那个儿子来到了拘留营，试图要见自己的父亲，但在大门的地方就被拒绝了。监禁人的集中营有两种。其中一种是用来关被判「革命劳动教养」的囚犯。如果这些人在刑期结束之后还活着，那他们就会被释放，回到社会，终此一生都会接受严密的监控。若进了另一种集中营，那就回不去了─囚犯会在里面不停工作，至死方休。那个儿子担心自己的父亲是被关在第二种集中营里面，而且到现在都还没有被放出来。
听完这个故事，让我非常地难过。在聊到认识的人触犯了当局的法规时，我们鲜少会加以分析或评断，也不会去评论这样的刑罚是否公平。我们只会描绘出最根本的事实。北韩的人就是这样讲话的。但现在，我母亲却情感丰沛地诉说集中营如何影响了我们的家族。
没有人会公开讨论集中营。我们只会透过骇人的谣言跟窃窃私语来知道跟集中营有关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这些集中营在哪里，也不知道里面的待遇是怎么样。我只知道白岩郡，那里离惠山市不远，是一个比较不那么极端的受刑地。我们知道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里的父亲，因为在用一张从报纸上裁下来的方形纸片卷烟时，没有留意到伟大的领导人的脸孔就印在纸片的另一侧，因而举家从平壤被驱赶到白岩郡去。他们全家都被送进位在山里的10.18集体农场，过着挖马铃薯的繁重生活。
现在，我开始想像自己的父亲被送进了拘留营里。一团巨大的迷雾在我脑海中旋转，对他的憎恨转变成了一大堆错综复杂的情感。
我们还在等待消息的时候，某一天晚上，有五名身穿军服的军官大力地敲了我们家的门，鞋子也没脱就闯进来，然后翻箱倒柜地搜寻据称被我父亲藏了起来的现金跟值钱的东西。他们撬开墙壁，扯开地板，拉下天花板。在一个小时的摧毁行动之后，他们两手空空地离去。母亲跟我震惊地盯着家里受到的损害。我们家彻彻底底地被他们给毁了。
在父亲消失约两个星期以后，有人告诉母亲，说他忽然被放了出来，目前人在惠山市的医院。见到他时，她的情绪溃堤，开始放声大哭。他的外观吓坏了她。他面容憔悴，双眼凹陷，但他仍尝试露出微笑。他看起来老了很多。
他说，针对他的调查仍在持续进行。当局控诉他收贿跟滥用权力。比较有可能的原因，是他在政治上失了宠，或招惹到了某位高级干部。他被审讯很多次，对方一次又一次地命令他写下自白书。每一次，负责审讯的人都会当着他的面把自白书撕掉，然后要他重写。
母亲没问他们还对他做了些什么。她不希望让他回想起那些痛苦的过程，但她看得出来他曾被痛打，而且对方也不让他睡觉。住院期间，有好几天的时间，他都得用被单把头蒙住才有办法入眠。
就跟多数的北韩男人一样，父亲把一切的情绪往肚里吞。他们不能提到自己的感受，或提及他们正在承受的恐惧跟压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惠山市放国定假日的期间，看到喝醉酒的男人们打得难分难解。父亲从来都不喝酒，但他把情绪都藏在心灵深处。他瘦了很多，变得非常无精打采。我们现在才知道，他其实罹患了严重的忧郁症，而北韩并不承认有这种病的存在。他在惠山市的医院住了六星期。
母亲需要暂时离开敏镐跟我，好让她专心照顾父亲，每天都会到医院花好几个小时探望他。她把我们送到东岸跟戏院舅舅、他的太太，还有他们的小孩，也就是我的表兄弟们待在一起。
一天下午，戏院舅舅提早回来。敏镐与我跟舅妈还有表兄弟一起待在客厅里。他脱下鞋，走进屋里，小心翼翼地关上背后的门。
「敏英、敏镐，恐怕我得要跟你们说一个坏消息。」他说。
他的表情看起来很沉重，我们知道一定是发生了很不好的事情。他说，我们的母亲打了电话到他的办公室去。她说我们住院的父亲病况变得非常严重，已经过世了。
敏镐伤心欲绝。他跑进卧室，把自己关在里面。
我木然地走下海滩，凝望着东海。鲜明的阳光穿透云层，在黝暗的海水上照出一块块光芒。几艘生銹的货轮行驶在远方的海平面上。风平浪静。
我在心底滋养的对父亲的恨意形成了一堵墙，阻隔在我们之间。我为什么要那么做？成长的过程中，我学习到家族跟血缘的重要性。发现自己身体里没有流着他的血，让我既震惊又困惑。我把他排斥在外。一个刻意不让我知道的秘密对我造成了伤害。
我想起多年以前，在那辆开往平壤的火车上，他是怎么遇到了我的母亲。他深爱着她，就算她已经离过婚，而且还生下别人的孩子，他依然执意要娶她。回忆点点滴滴的浮现脑海，我们曾经在邻近安州市的田野上快乐地追逐蜻蜓，以及我们在咸兴市度过的家庭生活，我们一起看母亲吃冷面时的欢乐。当他来到我的朝鲜少年团入团典礼时，我是多么以他为傲。只要他在身旁，我会多么地有安全感。
我凝望着海洋，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愚蠢。
他充满关爱地把我抚养长大，视我如己出。那些自私的情绪阻挡了我，让我看不见自己有多爱他。
我跌坐在沙滩上，流下苦涩的泪水，用双手去扒沙。
可能过去了好几个小时吧，太阳西沉，我走回舅舅家。我知道自己会因为以错误的方式去对待父亲而懊悔终生。知道他至死都认为我恨他，会让我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所感受到的丧父之痛更形加剧。
对所有认识我父亲的人来说，他的逝去有如一颗震撼弹。他还那么年轻，还有好几年才满四十岁。过世时，他独自一人，无人在旁。
但在我母亲还没来得及消化他的死讯带来的冲击时，她又接到了另一则骇人的消息。医院的死亡诊断上明载着他是自杀，死因为服用过量的镇定剂丹祈屏（二氮平）。这种药物在市面上轻易就能买得到。他一定是自己去外头买的。
在北韩，自杀是一种禁忌的行为。自杀不仅被视为会对活着的亲友带来莫大的耻辱，更肯定会让死者留下来的孩子在出身成分这个体制里的阶层被重新归类为「敌对」。以后不仅没办法念大学，也找不到好工作。自杀在韩国的文化里，是一种非常激进的抗议手段。北韩政府将自杀看作是一种对国家的背叛。为了要让这种激进的抗争手段能够销声匿迹，北韩的政府就採取了这种惩罚活着的亲友的方式。
母亲因为震惊而忘却了悲伤，她立刻为了保护我们而行动。
她得要在短时间之内改写医院的档资料，虽然这个任务棘手又艰巨，但我们的未来都只能靠它。母亲的圆滑手法跟外交手腕奏效。这件事几乎让她花光了这些年存下来的强势外币，但她办到了。她贿赂了医院的高层。他们同意把父亲的死因改成「心脏病发作」。在大家都还来不及问任何问题之前，丧礼就草草地办完了，敏镐跟我都来不及从东岸赶回来，我们连跟他道别的机会都没有。更糟的是，在丧礼上，父亲的双亲严厉地斥责我的母亲，说她给他们的家族带来了厄运。
最后，负责这次调查行动的军事当局写信告知母亲，说他们已经正式开除了父亲。他们根本没有资格这么做，他们只是想要羞辱我们罢了。
父亲死后，我觉得自己跟敏镐亲近多了。彷佛这是多年以来我第一次不带任何偏见去看他。那个让我跟父亲保持距离的愚蠢谬见，也让我没办法亲近自己的手足。我开始看到真正的他─他跟我一样面临丧父之痛，跟我一样心碎难过。他是我的弟弟。
我对自己那在江边的住家也改了观。才搬到那里不久，家里就遭逢了悲剧。我不免开始认为这栋房子真的被诅咒了，而且是很可怕的诅咒。
在我们仍旧试图去接受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时，一件让举国同胞同声哀戚的事件发生了─世界各地的媒体从来没有见过规模这么庞大的哭号跟情绪失控的场面（我们也是被迫的）。这个事件对北韩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至今仍未止息。